会议的进程
尽管欧洲列强中的每一个，如我们所见，出于或多或少的自私动机，都希望和平，还是需要有某一个有足够的创造性的政治才能的强国，提出一个至少能够避免战争危险，达到某种令人满意的程度的解决方法。当巴尔干战争爆发时，当德国不能确信土耳其的失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命运发生怀疑时，协约国和同盟国的任何共同行动都不是一个适当的时机。法国关于发表一个无偏无倚的联合宣言的建议自然被拒绝了。〔110〕但是，一个月之内，当门的内哥罗人占领了贝拉奈普克，希腊人占领了普雷韦扎；塞尔维亚人占领了新帕扎尔、库马诺沃、于斯屈布和伊斯蒂布、普里兹伦和莫纳斯提尔时，同盟国既愤怒又惊慌。官方统计显示出，11月份，由于战争恐慌造成的德国储蓄银行的提款甚至超过了一年以前摩洛哥危机时发生的情况。〔111〕列强在12月初举行一次会议的建议因而正合乎时宜。据说最初提议以巴黎为会址，但是奥匈帝国为了某种不可知的个人理由宁愿在伦敦开会。〔112〕
爱德华·格雷爵士的想法是让大使们在伦敦举行一次圆桌会议互相讨论问题；以便列强可以更紧密的接触，当发生意料之外的困难时，可能会减少任何一方游离于其他各方之外的危险。无可怀疑，大使会议第一的和主要的目标是使巴尔干战争局部化。为了防止战争扩散，列强之间任何可能破坏他们自己之间的和平的争议必须消除。当然，列强感兴趣的程度是随着他们的传统政策和他们的地理及经济上的联系而变化的。所有强国在一起很难达到高度的一致。但如果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亚洲部分不被列入战争区域，如果这些问题不在战争进程中提出，那么列强以他们在爱琴海岛屿和阿尔巴尼亚问题上的互相理解为条件，有可能会找到他们自己的一致之处。会议的目的就在于此。会议没有像马克·赛克斯所担忧的那样打算讨论塞浦路斯的地位。〔113〕它要为爱琴海岛屿的地位和减轻阿尔巴尼亚炎症可怕的外观寻求一个暂时的解决方式。无疑，会议还有一个目的是，帮助缔结巴尔干同盟与土耳其正在伦敦会议上谈判的和约。早在1912年12月9日，伦敦《泰晤士报》驻圣彼得堡通讯员报道说：“保加利亚期待着直接与有关政府打交道；和平谈判的难点或分歧将随着它们提交到大使们面前而得到陈述。”〔114〕
大使们在伦敦参加了在英国外交部举行，由英国国务大臣爱德华·格雷爵士主持的会议，他们是俄国的本肯多夫公爵，法国的M.保尔·康邦，德国的利希诺斯基亲王，意大利的因佩里亚利·迪·弗朗卡维拉侯爵，和奥匈帝国的A.门斯多夫-普莱-迪特里斯坦公爵。康邦和弗朗卡维拉从未被认为是反英的，而门斯多夫、本肯多夫和利希诺斯基都因帮助安排一些事务，使会议如爱德华·格雷爵士所希望的那样获得成功而著称。俄国新闻界由于本肯多夫公爵的德国血统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他与门斯多夫公爵和利希诺斯基双方的关系，而把他作为德国的朋友去攻击他。但本肯多夫从来没有表现出粗暴的态度，他一直同情和支持英国与法国。〔115〕
门斯多夫肯定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天主教徒，从来没打算成为任何救济金公文的作者。1912年11月27日，《泰晤士报》驻维也纳通讯员写道：“我认为局势的改善和军备步伐的放慢，原则上都可以归因于德国皇帝在他与弗朗西斯·斐迪南大公于斯普林会谈时提出的忠告，但部分原因也在于从奥匈帝国驻伦敦大使那里收到的一份报告。”〔116〕尽管利希诺斯基对门斯多夫在会议上代表三国同盟的领导地位不满，他一直以亲英派而著称。当同盟会议于1913年1月26日结束时，大使会议仍在继续它的议程。利希诺斯基赢得了英国的同情；大不列颠和德意志帝国之间关系的明显改善极大地安抚了由同盟磋商失败引起的恐慌。〔117〕
大使们的商谈是非正式的，不作任何许诺。这肯定是一种暗示，即列强还不能确定眼前已有了解决所有困难的方法。另一方面，列强已经能够同意开始讨论更具体的问题，这一事实可以用来证明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这样一种解决是不可能的。六强之间通常的外交联络方式包含了6个外交部长和30名大使——一个令人讨厌的、行动迟缓的36人团——我们现在有了一个伦敦大使会议代替它。伦敦是列强和巴尔干同盟对欧洲危机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干净场所。与会者并不真的是全权代表。爱德华·格雷爵士在需要时全权代表英国；但其他国家都要把在会议上提出的建议和推荐提交给各自的政府去解决。〔118〕因而会议记录不能具体化为任何正式的文件；大使们的议案只是他们政府所同意的观点的记录。阿尔巴尼亚自治的协议并没有签字，但边界议定协议是一个书面文件。〔119〕
按照切克雷斯先生的观点，加上某种理由充分的推测，“这次会议文件留下了连续争吵的痕迹，这些争吵是通过妥协或讨价还价偶然结束的。大使们会坐上几个小时或几天来分析一些日常琐事；俄国或法国的代表会严厉反对给阿尔巴尼亚一英寸的领土，尽管他知道那片土地属于阿尔巴尼亚。在很多情况下会有人故意阻止形成协议”。〔120〕大使会议的秘密性也使它自身在某种程度上成为1919年巴黎和会的模型。爱德华·格雷爵士无法使公众舆论变成大使们的观点和决定，除非通过共同的默认才有可能这样作。〔121〕
直到1912年11月21日，应否举行一次会议的问题还没有得到列强的明确决定。〔122〕12月10日，爱德华·格雷爵士告诉下议院，所有列强都诚恳地赞成下面的建议：驻某一个欧洲国家首都的大使们应该进行非正式的、不作承诺的会谈，以使列强之间交换意见更容易。〔123〕但在第二天他就报告说，伦敦就是大使会谈的地点。
伦敦大使会议于1912年12月17日正式开幕；爱德华·格雷爵士，在这前一天已被选为在圣詹姆斯宫召开的和会的名誉主席，在英国外交部主持了大使会议。会议开始时，列强通过了一个自我克制条例，以便维护他们的内部团结，他们中谁都不能利用巴尔干战争为自己提出新的领土要求。〔124〕12月20日是他们为圣诞节而休会之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但那时塞尔维亚已撤出了都拉斯，所有列强原则上接受了阿尔巴尼亚自治。
当会议在下一年，1913年复会时，1月3日讨论了同样重要的爱琴海岛屿归属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一直注意着另一个和会——土耳其和巴尔干和会的议事记录。就在大使1月6日会议前一天的下午，陶菲克·帕夏和M.达内夫两人拜访了外交部。这样就直接了解了交战国的最新观点，第二天，当大使们再度聚会时，对交战国施加压力以保证和平的可能性构成了讨论的主要内容。〔125〕1月15日，列强向土耳其发出他们的共同备忘录的前两天，大使们开始讨论在欧洲保证下的自治的阿尔巴尼亚的边界确定问题。〔126〕
大使们3月的会议几乎完全致力于解决边界问题。在亚尼纳落入希腊人手中不久，阿尔巴尼亚在伦敦的代表向大使会议递交了一封信，控诉土耳其士兵的欺压、塞尔维亚军队的掠夺和希腊对海岸线的封锁给阿尔巴尼亚人带来的苦难。〔127〕到3月10日，解决了亚得里亚海岸线的问题。通过一条国际铁路轻而易举打通了塞尔维亚到亚得里亚海的经济通路。〔128〕16天以后，就是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占领阿德里安堡的那一天，阿尔巴尼亚的北部和东北边界确定下来，并由奥匈帝国政府正式承认。斯库台毫无争议的属于阿尔巴尼亚；塞尔维亚的入海口再度得到保证；普瓦、贾科瓦、普里兹伦和迪布拉割给了塞尔维亚。由于这一边界协议，俄国和奥匈帝国军队撤到了加利西亚边境地区。
在4月，残忍的巴尔干战争继续到16日，那天战争行动在查塔尔加前面停了下来。22日，斯库台向门的内哥罗投降；第二天，在大使会议上，决定向切蒂尼埃发出一个撤退的要求。当时还讨论了同盟国对列强的和平建议的答复；莫列勋爵、亚瑟·尼科尔森爵士和阿斯奎思也出席了这次会议。〔129〕
斯库台是对大使会议力量的一个检验。因为在会议之外，俄国泛斯拉夫主义的煽动和奥匈帝国的军备使欧洲外交发生了一个危机。在5月1日星期四的会议上，意大利支持奥匈帝国的要求，即由列强立即采取共同行动迫使尼古拉国王撤出斯库台。英、法和俄国认为，只要有时间和耐心，尼古拉国王可能最终会服从欧洲的意愿，但不能通过武力的强迫。那次会议没有产生明确的结果。〔130〕欧洲有幸看到尼古拉国王在11时放弃了斯库台。他答复了列强通过英国驻策蒂涅公使迪·札利斯公爵提出的要求。爱德华·格雷爵士在5月5日的大使会议上宣读了电报。当时的建议是从封锁门的内哥罗港口的军舰上派出一个国际性的分队，占领该市并在阿尔巴尼亚政权建立之前维持治安。大使们还讨论了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之间的和平前景；爱德华·格雷爵士甚至在会议上读了条约的初步草稿。5月8日的会议讨论了阿尔巴尼亚的政体。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赞成建立一个由一位欧洲亲王治理的公国，当不再需要欧洲的监护时，阿尔巴尼亚就得到完全的独立。俄国更欣赏在土耳其领主权下的自治，她应该在一个规定的年限内，由一位列强任命的“省长”统治。〔131〕7月28日到8月1日连续举行了会议，在那一阶段，大使们同意在6个月内推荐一位阿尔巴尼亚亲王；派出一个监督委员会去组建政府。在瑞典人的要求下也创建了一支宪兵队。〔132〕
显然，结束巴尔干战争的条约初稿在5月5日宣读时就已经由大使们通过了。由于同盟国一方推迟缔结它，列强必须采取某些说服措施。因而，在5月27日的大使会议上，明确决定要促进伦敦条约的签字，3天以后在爱德华·格雷爵士的劝说下签定了该条约。〔133〕在所有列强都认为大使会议获得了成功的情况下，8月11日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上，对阿尔巴尼亚南部边界的确定总的说来取得了一致。会议两天以后，保尔·康邦和利希诺斯基离开伦敦度假，弗朗卡维拉侯爵和爱德华·格雷爵士下一天早上离开。〔134〕
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在会议之前的一个月，甚至在1912年11月28日阿尔巴尼亚独立和中立宣言之前，就已经被预料到了。伦敦《泰晤士报》11月15日报道说，列强之间一般来说已同意必须有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总而言之，要包含这个国家中完全由阿尔巴尼亚人居住的大片区域。如我们所知，对阿尔巴尼亚自治的正式承认仅仅是在大使们1912年的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在12月20日，那一次会议开了两个小时，还决定了塞尔维亚入海口问题。“阿尔巴尼亚领土上向塞尔维亚开放的港口将是自由和中立的，将有一条同在欧洲监督下的国际铁路为其服务，所有商品过境免税，包括战争用品。此外塞尔维亚还将享受免除海关税的利益。”〔135〕由于大使们的劝告，列强也接受了阿尔巴尼亚自治的原则。它将受苏丹的领主权支配，但也要受列强的监督。直到下一年4月底斯库台陷落以后，使阿尔巴尼亚从土耳其独立出来的想法才在会议上得到发展。
因此，在土耳其和巴尔干同盟和平谈判期间，巴尔干国家宣称土耳其应该放弃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的未来要按照列强的意愿来决定。〔136〕土耳其在1912年12月28日提出的反建议是，阿尔巴尼亚将成为一个自治省，有自己的议会，但在5年或更长的期限内应由一位被任命为总督的奥斯曼亲王领导她的政府。〔137〕1913年5月30日签定的《伦敦条约》没有承认这一建议。而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当时甚至还不知道大使会议上所作的决定。伊斯梅尔·凯末尔·贝说：“希腊舰队切断了电缆，这是我们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这使我们完全孤立，而且无法了解我们边界之外发生的所有事情。”〔138〕
然而，在阿尔巴尼亚之外，欧洲新闻界的评论相当丰富，它们中的一些肯定不代表它们政府的政策。圣彼得堡的《新时代报》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在与俄国友好的同盟国之间进行分割。它夸大了阿尔巴尼亚内部的敌对势力；以便使自治显得更加无法实施。英国的《周六评论》把自治看作愚蠢无聊的事，评论说：“阿尔巴尼亚人可能是很高贵的野蛮人，但本质上他们还是野蛮人，他们实际上在阿卜杜尔·哈米德领导下享有自治，因此这个国家保持了人们预期一个野蛮国应有的样子。一个土著统治者永远不会被所有部族接受；唯一存在的组织是家族组织和部落组织，没有国家或任何近似于它的东西，尽管可能有一种模糊的反对外来者的共同感情。”〔139〕这家英国报纸希望由奥匈帝国统治阿尔巴尼亚，把这种作法想象为是最令人满意的最终的解决办法。相反，罗马的一家报纸《现代意大利》认为，阿尔巴尼亚有巨大的一致的民族感情，它完全有能力组成一个严密的强有力的国家。“意大利对于在亚得里亚海、塞尔维亚和马其顿之间建立一种良好的、安全的、实际上的联系肯定有极大兴趣。它的兴趣无疑不小于塞尔维亚对这种联系的兴趣……意大利的公众舆论会谴责阿尔巴尼亚与外国的任何合并，因而支持我们的政府努力避免任何这类偶然性，因为一个自治的阿尔巴尼亚会证明是奥特朗托海峡的一个活警卫，是保护交通的一个可靠的哨兵，为了意大利和巴尔干国家的共同利益，东西方之间的大部分商业将重新经由亚得里亚海。”〔140〕
阿尔巴尼亚的岛屿领土有着巨大的意义，因为如果阿尔巴尼亚变得太小，它在将来就不可能单独生存。另一方面，如果它大到不正当地蚕食马其顿、塞尔维亚或希腊的合法的期望和目标，一直支持这些国家中任何一个的列强则无法容忍。伦敦的大使们绝对的明白这点；因而他们全体一致同意阿尔巴尼亚定界是只有列强才有资格处理的一个任务。但毕竟这是一个暂时妥协而不是相互调整的会议，《年鉴》说，正是一次列强的大使会议“负有调和殖民地及其需求的任务”。〔141〕一个江湖医生主要的工作就是包扎发炎的皮肤而不是尽力彻底地治好它。贴膏药的目的通常是掩盖丑陋的肿块并欺骗病人本人。阿尔巴尼亚定界的目的正是如此。它为了推迟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准备牺牲真正的相互调整和真正的人间正义。“我完全明白，”爱德华·格雷爵士说，“当所说的这一切来临时，任何一个仅仅是站在地方性的功过立场上，对地方性事务有所了解的人，都会在很多方面提出严重的批评。应该记住的是，在达成这一协议的过程中，首要的一点是要在列强内部保持一致，如果在阿尔巴尼亚问题上能够确保一致，为欧洲和平而作的最根本的努力也就得到了成功。”〔142〕
不管怎样，在所有列强间即使仅仅要达成一项协议也不容易。奥匈帝国决心要为新的阿尔巴尼亚夺回斯库台，因为这个天主教中心，这个教会学校的大本营所作的事业既对本地的发展有利，又对奥匈帝国的目标有用。在这一问题上，花了两个月时间才最终取得了俄国人的同意。但俄国人的作为根本不是由于阿尔巴尼亚的缘故；她坚持必须割让足够的领土给两个讲塞尔维亚语的国家：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此外，她要求这些领土中包括普克、普里兹伦、迪布拉和贾科瓦。〔143〕另一方面，奥匈帝国不打算用达尔马提亚海岸补偿塞尔维亚，意大利也不打算放弃爱琴海的某些岛屿。奥匈帝国欣然同意了普克和普里兹伦；不久以后也同意了迪布拉。
贾科瓦是北部和东北边界线上有待解决的最后一点。自治的塞尔维亚声称此地从14世纪到17世纪末一直有塞尔维亚人居住，对任何这类情况不加考虑的妥协是最不公平的行为。但事实是，到1912年，占压倒多数的常住人口是阿尔巴尼亚人，尽管在这个城市中仍然有一座东正教教堂。迟至1915年，贾科瓦人口的97%以上是阿尔巴尼亚人。〔144〕这个地理学上的论据理所当然击败了塞尔维亚—俄国人的要求。但奥匈帝国由于在阿尔巴尼亚自治问题上赢得了重大的外交胜利，可能是想到，毕竟巴尔干的政治重建只不过意味着一个过渡政权。她可能认为，多半确实认为，当时战争是不受欢迎的，果若如此，未来的利益对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迫切了。因而维也纳受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稳健态度的影响。〔145〕无论如何，对这一阿尔巴尼亚城市意义深远的割让，解决了北部边界漫长的谈判中唯一未解决的问题。(https://www.daowen.com)
普克、普里兹伦、迪布拉和贾科瓦——都是主要的阿尔巴尼亚镇市；它们现在都归属了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对阿尔巴尼亚土著当然不会有多少容忍和同情。前一年起义反对土耳其的霍蒂和格鲁尼部族及5个马利索拉部族，现在被纳入了门的内哥罗境内，这是一种极为违背人道的作法。划定的阿尔巴尼亚的新边界紧靠山脚。阿尔巴尼亚得到的是岩石和峡谷，还有山洪。夏天，丘陵可能会成为很好的牧场；但在冬天，当大地被白雪覆盖时，绵羊肯定会挨饿，无论它们如何耐寒。商业镇市普里兹伦、迪布拉、普克和贾科瓦周围是肥沃的平原，那里岩石被开采变成了房屋和城市，峡谷展宽成为河谷，河谷又成为农田，山洪到那里变成了河流，——阿尔巴尼亚失去了这一切。“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伍兹先生说，“即，山区的阿尔巴尼亚人实际上是无法生存的。以前习惯于自由自在地从他们在山区的家出发到邻近的市场上去做买卖的男人和妇女，现在为了到仍然属于阿尔巴尼亚的市场上去要被迫走很远的路，这些路程夏天通常要花四五天时间，冬天则不可能成行；或者要在现在属于塞尔维亚或门的内哥罗的镇市里冒被害或受辱的危险。”〔146〕除了商业意义和经济意义以外，这些城市还是这个国家重要的文明媒介。当它们按照自然的和人种学的权利都应属于阿尔巴尼亚时，对阿尔巴尼亚人来说，夺走它们是更为不公平的。
在大使会议签订了北部边界的协议之后，阿尔巴尼亚临时政府不再与世隔绝。三四天以后，1913年4月1日，伊斯梅尔·凯末尔·贝为了与列强会谈，乘迪尤·德·蒙庞西耶号游艇离开了阿尔巴尼亚。他从布林迪西出发依次到了罗马、维也纳、巴黎和伦敦。直到6月他才回到发罗那。〔147〕在他离开阿尔巴尼亚期间，大使会议和那一年欧洲最大的危机转向了斯库台问题。
斯库台，公元前10世纪古伊利里亚王国的首都，只是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才受到君士坦丁堡的直接统治；其邻近的山区则一直或多或少是独立的。〔148〕斯库台湖附近的肥沃平原是阿尔巴尼亚领土天然的和真正的边界。安南·布赖斯认为，门的内哥罗应该放弃斯库台而从别的什么地方得到补偿，而另一位议员，戴维·梅森，建议门的内哥罗可以仿效奥匈帝国处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问题的先例；门的内哥罗应该从阿尔巴尼亚手中购买斯库台。〔149〕无论如何，斯库台的命运成了列强之间均衡和解与均衡一致的一个组成部分。当民族自治原则恰巧可以为权力平衡的目的服务时，列强一致宣告斯库台完完全全是一个阿尔巴尼亚市镇。
交战各方心意一致的忽视了1912年12月4日的停战；因而，甚至直到1913年2月初，斯库台的战斗还在继续。与大使会议就阿尔巴尼亚边界问题进行磋商的同时，土耳其在斯库台的指挥官，有部分阿尔巴尼亚血统的侯赛因·勒扎，打算宣布该城属于阿尔巴尼亚。这个计划受到了艾沙特·帕夏·托普塔尼的阻挠；艾沙特并策划了对侯赛因·勒扎的暗杀。〔150〕在对阿尔巴尼亚北部边界取得一致意见后，摆在列强前面的任务就是把斯库台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人手中解救出来。发自策蒂涅的一份官方电报表达了门的内哥罗人对列强的态度：“为了对门的内哥罗公正起见，应该说明，门的内哥罗的指挥官在三个不同的场合给了外国人离开斯库台的机会；但他们宁愿留下来，就像奥匈帝国的领事决定留在他的职位上一样。尽管门的内哥罗现在实现了奥匈帝国关于非交战人员撤出的希望，她还是对列强宣布，她只能把奥匈帝国的要求看作对中立的破坏。门的内哥罗希望欧洲记住，她一直在与土耳其作战，她不明白列强对阿尔巴尼亚边界的任何决策怎么能改变这一客观事实。”〔151〕4月初，，当塞尔维亚应列强的要求把她的部队从斯库台城下撤回时，门的内哥罗继续独自包围着斯库台。
俄国也对尼古拉国王发出警告，如果门的内哥罗继续妨碍斯库台问题的解决，他就要承担重大的责任。门的内哥罗人的答复把某些争执归之于“完全忽略了俄国的外交政策”。〔152〕门的内哥罗是一个高傲的巴尔干极端民族主义的孩子；它正打算扎扎实实地向列强学习。它必须被迫服从他们；为执行领土问题的决定和使门的内哥罗顺从所采取的措施是一次国际海军的远征。1913年4月2日，阿克兰在下议院宣布英国军舰（战列舰“爱德华国王七世”和巡洋舰“喷射口”）已准备好加入这次海军示威，只要其他强国也作好了准备。〔153〕终于，这一计划得到了决断。甚至俄国，既是一个大斯拉夫和东正教强国，又在地中海没有战舰，也在公报中向伦敦解释她的政策说：“考虑到伦敦大使会议宣称在门的内哥罗水域进行一次海军示威是绝对必要的这一事实，俄国——尽管自己不参加……示威——的看法是，这次示威应该是国际性的，法国和英国军舰都应该加入。”〔154〕5强国的军舰于4月10日晨8时开始封锁门的内哥罗海岸。两个小时后，9艘军舰向南出发开往杜尔奇尼奥，还有两条留在安蒂瓦里，即“喷射口”和“弗朗茨·斐迪南”号。〔155〕
爱德华·格雷爵士声称这一封锁的目的是支持自治的阿尔巴尼亚；制止门的内哥罗的战争征服；解救斯库台的天主教徒和穆斯林。〔156〕但是，半个月以后，那个阿尔巴尼亚城市落入门的内哥罗人手中，变成了整个会谈的一个笑柄，并成为对于所有参与其事的强国的一种斥责。该市在半夜向门的内哥罗人投降。消息于凌晨两点左右到达策蒂涅，是通过王储发给国王的一封电报传来的。消息立即就被公开了，并受到了枪炮齐鸣和教堂钟声的欢迎。但列强的焦虑加重了。欧洲纠纷的前景曾失去其重要性，现在再度引人注目。在各种舆论动向中，有些人认为局势比以前更坏；因为现在只能通过武力驱逐门的内哥罗人，如果奥匈帝国打算单独这样作的话，就很难指望欧洲和平。另一批人认为，由于这一胜利，门的内哥罗人现在可以比较容易不失面子的达成妥协；因而局势有所改善。然而，最普遍的看法是，这一戏剧性的行动没有改变真实的情势，至少列强仍然坚持斯库台不应该脱离自治的阿尔巴尼亚这一想法。人们期待列强施加足够的压力以实现他们的愿望，而完全不必要借助于武力或鲁莽的行为。〔157〕
斯库台屈服的原因并不完全为人所知。伦敦《泰晤士报》报道了食品的短缺，特别是面粉。当这个城市被占领时，土耳其人的军火几乎消耗殆尽。〔158〕后来确定，艾沙特·帕夏是把放弃这个城市作为与尼古拉国王讨价还价的一个条件。根据某种协议，门的内哥罗将得到阿尔巴尼亚德里纳河以北的全部国土，作为回报，尼古拉斯国王将承认艾沙特为阿尔巴尼亚国家元首。〔159〕5天以后，艾沙特在阿莱西奥实际上宣布了他自己是阿尔巴尼亚国王。第二天早上，伊斯梅尔·凯末尔·贝离开巴黎前往伦敦，“为了在大使们面前强烈主张他的观点”。〔160〕列强现在肯定由于发罗那和阿莱西奥之间存在的不和而为难，并被迫为这一新的情势建立了一个机构。
同时，更为紧迫的事情是把门的内哥罗人赶出斯库台。因为如果要通过战争把这一城市从他们手中解救出来，那肯定是一场欧洲大战，无论列强是团结一致还是互相反对。当然，可能最好的出路是，如果门的内哥罗屈从于列强的共同要求，就不需要战争。为了实现这一最好的调整，不仅必须对这个欧洲的“继父”施加足够的压力，还必须对奥匈帝国施行微妙的外交策略。就在斯库台刚一陷落之后，维也纳所有的报纸都表达了一种观点，即政府应该立即针对尼古拉国王采取积极的步骤，无论有没有其他列强的帮助。〔161〕4月的最后3天，人们看到“从维也纳（到柏林）关于紧急军事行动的电报如洪水泛滥”。〔162〕德国要求维也纳不要介入，除非与意大利一起行动。俄国驻奥匈帝国大使“乞求”二元王朝避免战争，同时发誓俄国会为门的内哥罗人的撤退而尽力。〔163〕
另外，据说意大利政府竭尽全力说服她的盟友采取忍耐政策。但是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奥匈帝国不会被允许单独行动。意大利把她的利益视为与哈布斯堡王朝的利益同等重要。意大利的公众舆论迅速地转向反对门的内哥罗。艾沙特被描绘为一个“叛国者和普通的罪犯。”当奥匈帝国把她的部队集中到波斯尼亚边境时，意大利向距阿尔巴尼亚最近的意大利港口布林迪西派出了整整一个军团，再加上4艘巡洋舰和足够多的其他运兵船。如果哈布斯堡的军队打算经由黑塞哥维那进攻斯库台，意大利一定会让她的军队越过海峡占领著名的发罗那。〔164〕这种在阿尔巴尼亚进行的即使不是联合的也是平行的行动看来在这两个国家间达成了默契。甚至最好战的奥匈帝国政治家们，也准备认可意大利的核心地位，而把她排除在这一地位之外，此前一直是哈布斯堡战略家们的目标。如果当时实现了对阿尔巴尼亚的瓜分，意—奥—匈在巴尔干的边界就会是什库姆毕河。
按照利希诺斯基的看法，这次危机本来有可能导致一场世界大战。〔165〕但对于门的内哥罗和那一年的世界和平来说，幸运的是，尼古拉国王最终屈服了。就像气候在一周内突然从盛夏变为严冬一样，在哈布斯堡帝国，公众感情状态从狂热的好战转到了极端的热衷于和平。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戒严令很快就撤消了，“向阿尔巴尼亚进行一次远征的想法已被视为古代历史”。〔166〕
5月以前，大使们向策蒂涅发出了一份联合公报，要求门的内哥罗撤出斯库台。5月1日得到了反对的回答。在门的内哥罗驻伦敦全权大使M.波波维奇提出正式抗议的同时，俄国驻策蒂涅公使提出了立即从斯库台撤军的要求。俄国人劝告说，假如奥匈帝国进行干预，这个山地小国可能会看到它自己的灭亡。〔167〕此外，门的内哥罗迫切需要外国的贷款，不服从列强就意味着得不到财政援助。〔168〕尼古拉国王不顾其内阁和人民的期望，决定屈服。门的内哥罗人都应该感谢上帝让斯库台落到他们手里，即使只是这样一个极短的时间。他们国家的荣誉和军队的尊严甚至由于这一“无可挽回的国家的损失”而得到提高。5月15日早晨，阿斯奎思在下议院，莫利勋爵在上议院宣布了尼古拉国王的决定。9天以后的下午，海军中将伯尼开始对斯库台行使权力；由此结束了对门的内哥罗海岸的封锁。〔169〕
斯库台问题是1913年欧洲最大的危机，因而代表了大使会议最高的最后的努力。“对于斯库台事件我所能表达的唯一情感，”阿兰德先生说，“是一声欣慰的叹息。上星期日（5月4日）对于一位即使只是像次长那样间接有关的人来说，也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日子，而我们目前对于斯库台只感到，如我所说，巨大的欣慰，因为关于这个城市的问题不再是欧洲列强间具有威胁性的分歧……门的内哥罗政府应该为了他们自己所得的利益并不少于欧洲的利益而极大的庆幸。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他们是在大树由于突然爆炸而起火之前爬下了树，这场爆炸本来可能使全欧洲燃起烈火，而不仅是对他们自身不利。”〔170〕
斯库台撤军之后，大使会议认为阿尔巴尼亚北部边界问题已完全解决。在大使会议闭幕那天所作的决议确定了南部和东南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所划定的边界线从斯蒂洛斯角以南的一点出发，划到了奥赫里德湖，把科尔察地区留给了阿尔巴尼亚。这只不过是对希腊所要求的国境线和意大利及奥匈帝国所支持的国境线之间的一个妥协。为了使发罗那不落入希腊之手，希马拉地区割让给了希腊。奥匈帝国，尽管在斯库台问题上施加了压力，却没有做出同等积极的努力来使阿尔巴尼亚保有南部的一片辽阔领土，这是由于一个奇妙的理由，即南方的天主教派是东正教，而占支配地位的外国势力是意大利人。阿尔巴尼亚南部领土的每一点增加，在某种意义上，都会是对高度排他的奥地利势力的一种补偿。无论如何，希腊的注意力绝大部分时间都被吸引在萨洛尼卡；而土耳其在伊庇鲁斯，特别是在亚尼纳的抵抗则是长期的。所有这些共同解释了希腊和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的冲突为什么不像奥匈帝国和门的内哥罗的冲突那样明显的尖锐。
尽管科尔察、莱斯科维奇、阿吉洛卡斯特朗和德尔维诺等重要城市和著名的港口圣奎兰塔归了阿尔巴尼亚，但阿尔巴尼亚失去了肥沃的希马拉。南部和东南边界的确定并不比北部和东北部更公正或更不公正。在英国议员中，奥布里·赫伯特和瓦尔特·吉尼斯对这一不公正的定界提出了抗议。后者说：“事实上，阿尔巴尼亚的人口远远超出了具有希腊民族感情的人口。单单是阿尔巴尼亚族的人口就有225万，加上他们永恒的民族感。足以形成一个强大的、坚实的国家；但如果实施希腊的提案，这225万人口中只有50万会居住在这个新国家的境内。”〔171〕那些议员中部分人的争论会使人想起参议员约翰逊、洛奇和诺克斯1919年在所谓的山东问题上的言论。雷明顿勋爵说：“即使是一个软弱的阿尔巴尼亚也要比完全没有阿尔巴尼亚好得多。”〔172〕伍德罗·威尔逊看来对“国际联盟”有同样的想法。
1919年巴黎和会收到的成千上万份请愿和抗议电报看来有它们的参照物，模仿了6年以前阿尔巴尼亚人发给大使会议的那些电报。美国各地有3万阿尔巴尼亚人抗议大使会议对于阿尔巴尼亚北部和东北边界不公正的决议。他们驳斥“通过公民投票规定南部边界的可耻的希腊提案，因为这样一种投票表达的将不是阿尔巴尼亚人的自由意愿，而是把希腊人的意志用刺刀强加给阿尔巴尼亚人”。〔173〕他们请求大使们重新严肃地通盘考虑阿尔巴尼亚问题，给它一个公正的解决。他们的想法表达的很明确，“如果属于我们已五千多年的土地被剥夺，巴尔干将不会有和平”。朗斯代尔、罗得岛、加里、印第安纳、路易斯顿、缅因州、伍斯特和林恩、麻省，还有布法罗和锡拉丘兹以及纽约的阿尔巴尼亚人打给爱德华·格雷爵士的电报，是1918—1919年从几乎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发给伍德罗·威尔逊以影响他实行自己的“十四条”的电报之先驱。或许爱德华·格雷爵士在毫无正义可言的利己考虑方面不会落后于伍德罗·威尔逊。不顾来自布加勒斯特、发罗那、索非亚和美国许多地方的抗议〔174〕，亚尼纳根据“征服权”割给了希腊。
1913年大使们肯定很难对付富有外交手腕的希腊人。在征服之后，希腊的军官们在阿尔巴尼亚施行了高压和强制手段，以迫使土著居民签署假宣言。外国报刊的记者常常被邀请出席严密安排好的群众集会。事先由希腊官方准备好这些会议的决议，向完全不懂希腊语的听众宣读。天真的外国记者们证实了这些决议，然后把决议作为土著阿尔巴尼亚人的真实意见发往伦敦。〔175〕当时头脑简单的德国大使会上了狡猾的希腊人的当是不足为奇的。在他看来，“大部分阿尔巴尼亚人是希腊人。南部的城市完全如此；大使会议期间从重要城市到伦敦来的代表是为了实现与希腊的合并”。〔176〕
尽管会议的结果并不公正，但必须说，爱德华·格雷爵士在会议上取得了个人的成功，他与大使们的友情和他克服困难的技巧都应该包括在内。由于和平在当时既是对英国的最高要求，又是英国本身所需，由于英国不喜欢为了阿尔巴尼亚的争端发生战争，爱德华·格雷爵士把他的全副精神集中到会议事务上。他如此忙忙碌碌地把时间花费在大使们身上，以至多次不能在议会亲自回答问题。〔177〕他有足够的聪明，以会议主席的身份采取了相当中立的立场。由于他对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中间人”的说法没有引起其他列强的怀疑，它们允许他维持和平，只要和平也合它们的意。此外，爱德华·格雷爵士有全体国民的同情和支持。他可以作为一个由团结一致的人民授权的全权大使在会议上发言。全世界都知道，他不是代表这个国家的一个党派说话；这种权力使他打算做的每件事都受到了重视。博纳·劳先生说：“从来没有一个外交大臣在危机时刻受到更少的国内发生的事情的妨碍……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从他的国家所得到的支持几乎要比过去任何一位外交大臣得到的都多。”〔1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