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给中国农村带来新威胁

（1936年11月18日）

根据最新的估算，今年中国水稻和小麦的收成可能是1912年以来的最高产量。看来丰收将消除人们对于近几年一直给中国带来巨大苦难的饥荒的恐惧。这也会使在农产品中进行投机并以低价大批出售给主要外国顾客——日本——的商人们获重利。然而，对中国农民来说，粮食丰收只意味着从长远看更进一步的贫困。国民政府正在尽最大努力来保证公平销售，甚至在安排储备一部分粮食，但除非有一个全面出口禁令——这看来肯定会引起外交压力和向外的走私活动——很难认为这些官方措施比无害的治标不治本更好一点儿。

不寻常的好收成除了有利的气候条件之外，还由于长江今年的水位较低，因而没有发生洪灾。华北大平原也享有适于农作物生长的气候。只在几个地方，如四川的东南角，收成低于正常年景。估计全部稻作产量可有1027946000担（1担约等于133磅）稻米，超过前5年年平均产量195665000担，同时，麦类作物总产量达到458208000担，比前5年年平均产量高17463000担。用于种植这些作物的土地面积，稻谷有记载的数字增加，麦类减少：稻作共257204000亩（1亩约等于1/6公顷），比前5年年平均多9479000亩；麦类290416000亩，比前5年年平均少约10480000亩。

为什么这样明显的大丰收只会加重农民贫困，本刊前几期刊登的对农村破产的研究可以指明其原因（1936，4，25，pp.63—68；1936，10，8，pp.209—216）。更具体地说，大部分农民负债是主要因素。农民收成越多，他们需要卖掉的也越多；但他们越急于出售，他们能够从收获物中得到的价值也就越低。事实上，经常出现这种情况：农民出售大量粮食所得的钱比他出售少量粮食时所得要少。而由于高利贷扼住了农民的生计，他不可能为他自己日后所需储存起部分收成。位于浙江沿海的宁波附近农村中发生的事情充分说明了这一全过程。在那儿，去年稻米每担2.4元，今年1.9元。不得不出售稻谷的农民得到的钱可能要比去年他所得的少。明年春天当他发现需要买入稻谷供自己用时，他将不得不付出过去春季的高价格。实际上，他无疑必须比去年春天付出的更多，因为更多的出口会引起春季更严重的缺粮。

真正的获利者除国内的投机商外，就是中国谷物的外国进口商。1933年1月到1936年8月之间，日本占中国小麦出口的99%，稻谷出口的75%。具体数字可以肯定并不大，但两者的趋势都在明显扩大。今年前8个月从中国向日本出口的小麦数字双倍于1935年全年，比1934年全年高1/3，几乎是1933年全年的10倍。今年前8个月向日本出口的稻谷约等于1932—1935四年的总和。这意味着稻谷成为日本从中国进口商品中最多的一种，小麦也没有落后多少。(https://www.daowen.com)

从今年8月到9月中旬，仅从上海就有40万到50万担小麦装船运到日本和伪满洲国。这批货由8到10家日本商号收买，包括三井和三菱公司，它们在长江下游所有小麦产区都派出了中国代理商。这里不包括八九月份前所未有的由上海向伪满洲国输出的面粉。稻谷的情形与此相似。据已公布的消息，9月底前后日本政府将向一家日本公司提供一笔100万日元的津贴以从中国出口稻谷。这家新公司的总部将设在上海，它的经营范围是在安徽、浙江和江苏收买稻谷。

从这些情况看，南京政府现正采取的措施显然不啻杯水车薪。政府正在计划建立一个机构专门调节稻谷和小麦的销售，并在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广东和江苏这8个省储存粮食以备公用。将拨出200万元国币建立一个新的储粮体系，这笔款子一半出自当地或该省的商人，另一半出自财政部。以前中国有过一个禁止稻麦出口的法令，但已于1933年10月解禁。今年8月，保定商会（河北省）代表保定面粉厂，和上海面粉厂业同业公会一起，多次向财政部和实业部提出请愿，要求重新恢复小麦禁运，但部分由于中国出口商提出反对，部分出于外交考虑，这一请愿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