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性差异

区域性差异

如果马可·波罗现在来到中国，他肯定会发现，不仅北方人不同于南蛮子，西部边疆也不同于北部和东北边疆。在古代和中世纪，西部边疆是中国国内的殖民地，即移民前往定居开始新生活的地方。在近代，特别是在铁路使东北和内蒙古得到开辟以后，来自山东、河南和河北等北方省份的大批破产农民到达北部和东北边疆，这些地方现在成为中国的国内殖民地或者新的移民区。这些新移民区的基本社会结构是与老移民区不同的。

在一个工业化的社会中，对人类各种关系影响最大的是工厂所有者和生产制度的性质；同样，在农业社会中，地主和土地制度的性质也是最有影响力的因素。现在中国各地区之间地主的类型是不同的。西部边疆的耕地属于当地世袭的政治或行政首领，而北部和东北边疆的耕地大多掌握在有势力的官僚手中，这些官僚既有军阀，也有文职官员〔1〕，不是已退休的，就是在职的。前一种情况，地主同时也是政治和经济的独裁者；后一种情况下，地主不是直接的经济统治者。因而西部边疆的农民既是政治奴隶又是农奴，他没有迁徙自由，与耕地一起属于他的领主。北部和东北边疆的农民通常是佃农，每年用现金或实物缴纳地租。

中国本土典型的地主不是像北部和东北边疆那样的纯粹的官僚，也不像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的土地贵族。他是一种4只手的动物。除了收租之外，他通常还是包税人，同时又是高利贷者和商店老板。因而，他的收入通常同时来自地租、税款、佣金、高利贷利息和商业利润。但华南和华北之间还有一个基本的差异。根据对这两个地区一些有代表性的地方所作的田野调查，粗略统计，华北57%的大地主是官僚，28%的大地主是高利贷者；而在华南27%的大地主是官僚，43%是高利贷者。此外，比较说来，华南比华北有更多的地主把他们的现金投入工业企业。

在华南、华北和中国的北部东北部边疆这3个区域中，最后一个显示出地权集中的程度最高。北满是这一区域中最有代表性的地方，在北满，以佃农和农业工人为主体的贫农占了全部农业人口的43%，而只拥有不到9%的耕地。正如中国本土和东北边疆之间的对比所证明的，人口密度不是地权集中的决定性因素。在中国本土，即华南和华北，人口的密度要大得多，贫农构成了农业总人口的68%，而仅拥有22%的耕地。

此外，华南和华北之间还有一种基本差异。南方地权明显比北方更为集中。下面两个统计表代表了根据一些田野研究所作的一般估计，对这两个表的比较显示出，华北的自耕农（相当于印度的自耕者——Ryots）比华南自耕农的处境要好一些。在北方，农村人口的62%是贫农，他们拥有27%的耕地；而在南方，贫农占人口的71%，拥有的土地却还不到16%。

人们都知道，耕地越是肥沃或灌溉条件越好，通常生产出的作物价值就越高，而土地生产率越高，地租也就越高。一般说来，华北的土地与华南的土地相比较，生产率较低，因而地租值也较低。这一点解释了华北的土地集中程度为什么比华南低，华北土地集中程度比较低也通过华北自耕农的地位更优越反映出来。(https://www.daowen.com)

华北比华南经历了更频繁的外敌入侵。战争造成的灾难反复破坏了地权的过分集中，反复形成鼓励自耕农发展的战后状态，这是南北方之间地权集中程度不同的另一个原因。近代南方的经济作物发展较快，因而货币经济（经常不断的使用现金）的影响更广泛，农村自给自足的程度也比北方更低。无疑，这种情况加速了农民破产，并使南方有更多的自耕农变为佃农。但必须注意到，在华北，一般自耕农的生活水平并不比南方的佃农更高。

另一个能够说明中国农业区域差别的现象，是由单个农民家庭耕种的农场的平均面积。中国的土地单位称作“亩”，约合0.15英亩。在西部边疆，一户农民通常耕种20亩稻田，更经常的情况下是40亩旱地。但在北部和东北部边疆，农业较为粗放，由一户农民管理和耕作的农场面积一般是40到120亩。在农业较集约的华北则仅为8到20亩。华南的土地生产率最高，普遍实行集约耕作，一个农场的平均面积小至5到7亩。

必须说明的是，华北以及北部和东北部边疆的一些土地只是部分灌溉，而华南的大部分耕地种植水稻，灌溉充分。凡是要维持灌溉的地方，农民的劳动力都会随之大量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