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和高利贷

第十章　商业和高利贷

16世纪初，当明朝统治者向印度支那派遣军事远征军时，曾考虑过3条路线：一是经过广西；二是取道广东；三是经由云南东南部的蒙自。〔75〕当时还不知道，最短的路线是取道倚邦和易武（第11版纳）或取道勐乌和乌德（第10版纳）。18世纪中期满清皇帝乾隆决定惩治暹罗国王时，经由缅甸的陆路和从广州出发的海路被认为是仅有的两条可能行军的路线，因为那时还不知道到达暹罗最短的路线是通过勐龙（第2版纳）和勐养（第12版纳）。〔76〕汉族商人直到17世纪中叶才进入西双版纳，迟至19世纪他们才将丝绸、锦缎、茶、铜器和鸦片运往缅甸的毛淡棉，并从那里输入象牙、麝香、鹿角和硝石，但他们没有走从车里到景迈的捷径。〔77〕尽管1837年麦克劳德上尉就访问了车里，但直到19世纪60年代，汉族商人才把西方工业品带进了西双版纳。

原始封建社会中没有独立的商人阶级，除了部分摆夷官吏外，专靠商业或高利贷为生的人数无足轻重；即使摆夷上层官员也不得不从贡赋和地租中取得他们的大部分收入。摆夷地区真正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是极少数外来的汉人。在车里，货币经济，即经常性的使用货币，是最近才发展起来的。〔78〕尽管白银自14世纪以来就被作为装饰品使用，但无论如何，到1660年银片才开始用作交换媒介。直到17世纪末，当货币用的银片才得到北京政府的承认。〔79〕

产品交换在现在的摆夷经济中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摆夷人用他们的盐制品交换阿卡人生产的原棉。他们经常从阿卡人手里拿到棉花，纺线织布，然后和阿卡人分这些布，通常是对半分。摆夷人在本族中用米换米线，用米线换米凉粉，用糯米糕换烟草。在村寨的集日，用摆夷人称作“帕”的蔬菜换火柴，茶叶换酒都是常有的事，肉和酒也可以互换。物物交换的制度在车里一直流行，一斤鸡换一斤棉花的交易几乎天天发生。

在一个原始封建社会中，像在一个封建社会中一样，家庭手工业即茅屋工业与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农业生产率普遍低下，农田劳动每年至多只占用四个月时间，农民家庭不得不从事任何一种有市场的手工业品的生产。车里的农家出卖竹席、竹椅、竹桌、竹篮和陶器之类的手工业品，仅仅是为了弥补他们农业收入的不足。

车里最大的副业生产是养猪。1939年以前，一万多户人家每年养8000多头猪，其中约3000头出售给从北边的思茅来的汉族商人。由于一次瘟疫，猪的产量极大下降。在受调查的66个村寨里，5年中猪的头数减少了一半。在作过较严密调查的4个寨子中，现在只有56%的农户养猪，而在10年前，养猪业最兴旺的时候，有83%的农户从事这一副业生产。

贫苦农户没有经营副业生产的资金；既没有市场也没有信贷上的便利能够让这些人独立经商；他们最后的出路是出雇自己的劳动力。作为农业工人他们是季节性就业，通常是3个月——从插秧到收割。在受雇期间，他们得到饭食，外加15到30挑稻谷作为工钱。他们中一些人受雇作日工，帮忙插秧，或挑水、打柴之类，他们或是每天得到3斤米而不供饭，或是每天得到0.15元的工钱。有些人在渡船上干活，在这种情况下日工资不超过0.10元。

此外，劳动力市场极为有限，就业在大多数情况下限于本村，通常在邻居和亲戚范围之内。当然，有定期的商品市场，不仅有农产品，也有手工业产品。相当一部分农户必须购买稻谷，这是商业的根本基础。在曼栋，每年有20%的农户必须购进稻谷；曼掌宰有37%；曼鸾典40%；曼听多达88%。在曼掌宰平均每户人家每年要购买6挑稻谷；曼栋15挑，曼鸾典为23挑，曼听是33挑。就这4个有代表性的寨子而言，半数以上的农户要买稻谷，每户平均22挑。每30斤稻谷一般可以舂出7到10斤大米。舂米的工作由家庭劳动力作，大米全部在家中消费。

相邻近的几个村子中有四五个地点轮流逢集成市。这种市集或在寨子里面，或紧挨着寨子边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云集于此的“商贩”们最远的来自10英里以外的地方。通常市场上的“商贩”有一半是妇女，只有1/10左右是真正的商贩，即除了赶集外不做其他事的人。一个集市上赶集的人数在30到1500之间；每个集市上“商贩”的人数一般在50到500人之间，每人（他或她）随身所带的货物通常总共只值两元。因而，货物的种类相当多，而每种货物的数量却很少。下面两个市集可以视为范例。

在景洪紧靠召片领宫廷的街上，1940年4月16日有96个“商贩”赶集。首先是4个茶摊，这4个“商贩”每人至多有3公斤的货物，价值不超过3元钱。然后是19个卖新鲜蔬菜的货摊，货物有小西红柿、青辣椒、鸡蛋、黄瓜和甜瓜等。接下来是3个卖米糕的、4个卖酒的、3个卖猪肉干巴和牛肉干巴的、3个卖咸菜的、两个卖酸橙的、两个卖土布土纱的、3个卖盐的、一个卖豆腐的、3个卖酱油的、11个卖烟草的、3个卖鱼干的、3个卖内地运来的商品的、两个卖麸皮和碎米的以及13个卖大米的。最后来的是一个卖米饭的、4个卖槟榔的、4个卖甜食的、两个卖干米线的、5个卖随时可以吃的米线的，还有一个卖当地造的纸和纸制品的。

在车里，豆腐和酱油是由几户汉族人制做的，摆夷人不做。有3个卖线、纽扣、电池、小刀、剪刀、肥皂、染料、针和布匹之类外来商品的货摊都是由外来的汉族商人经营的。汉族商贩通常每天赶集，随着集日轮流在各村周游。这3个货摊每个每天要卖出价值30到40元的货物。其他货摊由于商品的价值低得多，只能卖出这一数额的一半或1/3。

另一个实地调查过的市集是车里城中心的戛洒。这里某些日子是小集，另一些日子是大集，大集不如小集那样频繁。1940年4月24日是一个小集，有323个货摊。其中264个出售农产品，59个出售工业品。5天后在同一地点举行了一次大集，有不下于630个货摊，但其中只有76个出售手工业产品，23个出售外来的机制产品。有很多摊子出售当地产的染料，但每个摊子的染料只值1.20元。

卖同样商品的货摊都紧挨在一起，不是为了竞争，而是由于悠久的个人关系。通常在市场上卖同种商品的人都是邻居和亲戚，他们自己愿意在市场上站在一起。这种作法受到鼓励还由于村寨之间有一定的手工业分工。由于地理的或历史的因素，一个寨子可能专门生产某一种手工业品，另一个寨子生产另一种。下列10种商品可以为例，每一种只产自一个或几个寨子，而没有一种有很多寨子出产：

（1）精制竹笋，一种经过加工的美味食品，产自曼洒、曼令和曼留。

（2）竹家具，产自曼报。

（3）烟丝，产自曼听和曼真。

（4）糖，产自曼景坎和曼盐。

（5）米线，产自景东和曼栋。(https://www.daowen.com)

（6）米糕，产自曼勐、曼程和曼银。

（7）染料，产自曼丢、别格和南龙。

（8）纸，产自曼掌宰和曼赛。

（9）酒，产自回索、景德和别格。

（10）陶器，产自曼鹿和曼兜。

无疑，商业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是随着汉族商人而来的，他们被看作是外来人。在西双版纳臣属于北京的清王朝之后，17世纪中叶，汉族商人开始进入摆夷地区。主要吸引他们的东西是茶。倚邦、革登、曼撤、曼砖、曼撒和攸乐是6个著名的茶叶产区，这些商人用他们自己的马、驴和川马把茶叶从那里运往中国其他地方，包括西藏。他们在这一地区汉人文武官僚的纵容下，用低价强制收购茶叶。摆夷农民还常常被征派无报酬地运输茶叶。〔80〕

如本文前面描述过的，有几次暴动被汉族军队残暴地镇压了下去。19世纪茶叶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克拉克神父在他1886年的著作中写道：“著名的普洱茶产自倚邦的茶山……有很多江西人和湖南人在倚邦作茶叶生意……每年约有3000匹驮马经过普洱；几百匹驮马经过大理供应西藏人消费，还有大量货物从倚邦运往缅甸。”〔81〕到清末，车里附近的顶真又发生了一次暴动，暴动期间一些四川商人被摆夷人所杀。但是即使是现在，四川和云南的商人仍在普洱和拉萨之间贩卖茶叶。这种贸易中有一部分经由掸邦、仰光、加尔各答、噶伦堡和锡金进行。〔82〕

汉族商人从四川和广东运进盐和纺织品，运出樟脑、茶叶和棉花。每年约有一万头从事这类生意的载货牲畜经过车里。〔83〕汉族商人也在西双版纳收购棉花，他们常常把盐运到阿卡地区去交换那里的棉花。一般情况下，每300斤盐可以交换200斤棉花。1940年一个与阿卡人作这类换货生意的汉族商人讲述了他的生意状况。他带了3匹马去车里，回来时只剩了两匹，一匹病死了。他总共花了96元省银行纸币买了300斤盐，78元用于3匹马来时的饲料费，60元用于两匹马回程的饲料费，24元用于两匹马的“消费税”，32元付关税。这些一共是290元省银行纸币。由于200斤棉花价值400元省币，所以这次买卖的毛利为110元省币。当然，这商人自己的伙食费用必须从这笔钱中支付。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这类易货生意中，商人也并不与阿卡的棉花生产者直接接触，而是通过阿卡村寨的头人间接的打交道。自然，头人，像所有类似情况下买办所作的一样，肯定要从这样的买卖中得到好处。就像在近代，洋行的中国代理人或买办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商人一样，类似的趋势明显的出现在摆夷头人和官吏中间，他们通过与汉族商人的接触获得了商业知识。

例如，曼听的“老叭”经常买进100到200挑稻谷，然后卖出去赚钱。曼掌宰的一些“先”也做同样的买卖，每次50挑稻谷，但是，一个先要维持全家50口人的生活，全年消耗不下730挑稻谷。他的地租收入只能满足全家口粮的70%，他通过商业活动尽力弥补亏欠，并过一种按照摆夷标准相当奢侈的生活。他有一家自己的茶庄，每年输出的茶叶达400到800驮之多。此外，他还输出10到20驮樟脑。

这一地区的汉族县长，像某些亚洲和非洲的西方殖民地官员一样，不满足于勒索受贿这类公开的秘密，还热衷于商业事务。前车里县长张春晖就是一个典型。他带着他的几个儿子和侄子来到车里，他们一起组织棉花贸易。这一地区几乎70%的棉花生产都在他的势力范围之内。他们向棉农预付一笔钱，并规定一个价格，即，把商业和高利贷结合在一起。当棉花的市场价格每担50元时，规定的价格每担只有30元。而张家最终出售的棉花每担为75元，获取了暴利。

车里的汉族商人也经营洋货，欧美的工业品。由于购买力低下和运输困难，这些商品的数量和品种当然极为有限。在1894年英中签订边界协定时，从仰光经曼德勒和吉蔑到车里的铁路规划就被取消了。1910年滇越铁路完工，但从昆明经过思茅和普洱到车里的商路常受到土匪的骚扰。车里距滇缅公路比距滇越铁路更近，在最近的战争年代里，滇缅公路的运输能力极大地方便了外国商品的输入。

迄今为止车里的洋货比景栋或东枝（掸邦两个最大的贸易中心）要少得多。在后两个地方有几种进口的锄头，如从英国沃尔弗汉普顿来的圆锯牌锄头和德国来的马牌及农夫牌锄头，而车里用的锄头大部分来自四川。车里的田野里和市场上几乎看不到任何英国或德国锄头。在掸邦的市场上充斥着日本制造的铁锅、德国制造的汽灯、荷兰的棉毯、英国的阿波罗牌铁条之类的洋货；但在车里只出售一些诸如火柴、别针、缝针和小镜子之类的欧洲杂货。景栋寺庙里用的黄腊是英国工厂制造的，而西双版纳寺庙里一直使用汉人手工生产的腊。

17世纪中叶起，汉人就把商业和高利贷这对孪生兄弟带进了摆夷地区。1727年以前写的一首汉文诗叙述了车里茶农的疾苦。它描写汉族商人向他们贷放粮食，采茶时以低价收购，还要从中扣除本利。税率极高，以至很多农民不得不逃离家园。这位汉族诗人许廷勋把这种行为喻为公开的抢劫。〔84〕1826年，杨定邦，一位清朝御史，向北京上了一个奏折，为云南提出6项改革措施。在那封奏折中，他指出摆夷地区一直受到来自四川、广东、江西和贵州的商人的骚扰，商人在汉族驻军官员的纵容下进行高利贷剥削。摆夷头人和汉族商人之间一直存在着生意往来。在为继承权进行的斗争中，这些头人常常向汉人大量借债。例如，刀兴成就曾为此欠了数百元债务。〔85〕

商业和高利贷是汉人向车里进行经济渗透和剥削的双重形式，很久以来就成为一种引起崩溃的因素。它们与贡赋和地租合在一起，一直在瓦解着这个原始封建社会。在曼掌宰、曼栋、曼鸾典和曼听这4个寨子里，1940年多达28%的农户借过谷债，每户平均借入10.5挑稻谷。在1940年调查过的66个村寨全部1900户人家中，有358户，即18.8%借过谷债。

很多村寨头人都从事放谷的高利贷，谷债的利率为3月期20%，一年期100%。插秧季节租借一张铁犁的租金高达一挑半稻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