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赋和地租

第九章　贡赋和地租

赋税制度和土地所有制一样，是某个社会的性质及其政治结构的一种标志。每种社会的税收和财政制度都有自己的特征。以承诺为依据并通过代表制实现的税制是现代社会的明显特征；按土地征税不仅是封建主义行政体制的显著特征，也是其基本要素；按户征收贡赋而不是田赋，是原始封建社会的特点。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税本质上不同于中世纪的封建贡赋，而封建贡赋以地域单位为基础，原始封建贡赋则以村社为基础，以户为单位。因而，不难理解，车里赋税的基本形式是门户钱，即每户不论其人口多少，每年要向代表着政权或行政统治的头人交纳若干赋税。

以车里为政治中心的西双版纳，有三种主要的门户钱形式，这些门户钱形式在其他所有原始封建社会中也都存在。第一种是劳役贡赋，第二种是实物或产品贡赋，第三种是货币贡赋。第一种形式具体表现为征用劳动力修筑和维护水渠及道路，甚至包括修筑房屋和其他建筑物。由于摆夷地区没有足够的产品可供征用，所以第二种形式从来没有发达过，也不占统治地位。长时期的与世隔绝和和平环境没能加强实物贡赋的发展。货币贡赋和货币征纳主要是为了满足外来的封建主义统治的需求而发展起来。当元、明、清王朝向车里的头人或召片领征收现金贡赋（金和银）时，后者发现有必要向各户征收这种贡赋。由于这一地区生产力落后，交通困难，车里的蒙古、满族和汉族统治者们自然宁愿要货币贡赋而不要实物贡赋。目前，车里每年固定的门户钱是现金，有半元的银币和铜元辅币。中央政府和云南省政府发行的纸币正在迅速取代金属币用来交纳贡赋。

尽管中国大部分地方早已经建立起了一种按照单位面积和肥力对所有耕地征税的精密的封建主义田赋制度，但兵差形式的原始封建主义的户税仍然显著盛行，特别是在战区更是如此。在很多地方按户征收的原始封建性的贡赋远远高于征收的田赋的数量。河南省1942年的田赋和户税十分沉重，以至极大的加重了原本已很困难的农村状况，造成了当年的大饥荒。〔65〕中世纪欧洲的贵族作为个人可能享有广泛的自由，但“贵族与封建单位其他成员的关系要受封建习俗的制约”，贵族“不得挥霍采邑上的资源达到无法承担领主的劳役的地步。除了这一限度外，他可以按他认为合适的方式开发他的土地”。〔66〕当前的中国地方政府，觉察到他们正处于一个迅速崩溃的封建主义社会中，看来却并不知道对过分的赋税征派应有什么限制。

即使是在西双版纳，特别是在车里，尽管没有什么田赋值得一提，但各种各样的门户钱成倍增长，双重政府造成的沉重负担，使农业生产进一步衰退，瓦解了原始封建土地关系。原始封建和封建赋税制度的突出特征之一是：赋税负担不是由统治者转嫁给被统治者，而是官员们公开免除交纳户税。这样的免税加速了贫困化的进程，使得富者更富，穷者更穷。而这种社会差异又反过来加速了现存的社会政治结构的瓦解，并使每个村寨都不可避免地出现新的土地关系。

在车里，免税户绝大多数是选举出的官吏和世袭官吏及其亲戚。有极少数的豁免给予那些根本无力纳税的人家和其他一些受到洪水干旱之类自然灾害沉重打击的人家。有些人家免交门户钱的主要项目，另一些人家还免交附加税。下面是66个受调查的寨子1939年正税和附加税的状况。

19个寨子中约15%到20%的人家免交5项正税，17个寨子中约15%到20%的人家免交4项附加税。66个寨子受调查的1900户中，有8%免交正税，9%免交附加税。

据1931年车里县长的报告，全县实收门户钱7835.20元，免税户的数字可从下表看到。〔67〕

在所有1715户免税户中，370户属于赤贫户，223户是遭受水灾户，其余1122户都是官吏及其近亲。换句话说，所有村民中17%的人家得以免税仅仅是由于他们的封建地位或官僚地位，以及与这些官吏们的血缘关系。尽管这17%的免税户所免的门户钱仅指正税中的第一项，按这份报告所说，当年每户交纳1.60元。然而这是基本的贡赋，占车里全部贡赋的将近29%。这样高的免税百分比正是原始封建社会的一个特点。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负责征收赋税的人不纳税看来也是合乎逻辑的。〔68〕

贡赋中的5项正税以及练龙附加税是按户征收的，其余3项附加税则按村征收。每个村寨应征的这3项附加税的货币和实物都有一个确定的总数，由寨头人向纳税户征收。受调查的66村1939年交纳的所有门户附加税数量如下：

练龙　2917.30元

练囡　3031.80元和571.00挑稻谷

黑板　84.23元和122.39挑稻谷

黑斤　678.50元和54.33挑稻谷

按照1939年稻谷的市场价格，即每挑0.5元，66个村寨交纳的全部附加税共值7085.69元。从门户钱总额14522.69元中减去7085.69元，显然5项正税共7437元。由于1939年这些村寨中约1750户人家交纳了所有赋税，可知每户交纳正税4.25元，附加税4.05元。

每户平均交纳8.30元也与其他一些具体的数据吻合。曼掌宰有32户人家每户交纳了8元多，包括4.25元的正税。但除此以外，收税人每次到来，每户都要再交0.30元作为附加税，所以，1930年曼掌宰的每户人家实际交纳了10元钱。曼听寨每户人家纳税高达10.75元。

最大的附加税项目（占门户钱总数的23%）是练囡，有时称为练乃。这笔捐是为那些进强制性汉语学校的孩子征收的。此外，在县政府的要求下，还征收了一项教育税以满足这类学校的经费需求。这种教育税占门户钱总额的12%以上。换句话说，在教育的名义下，这两种税加在一起占到了门户钱的35%，甚至超过了门户钱本身。然而，识字的人的比例并不高，在曼掌宰、曼栋、曼鸾典和曼听这四个寨子里，没有一个女孩子在寺庙或学校里，识字的人只限于男孩和男人。和尚占男性人口的63%，但只占总人口的31%。识字男性不超过全体男性的14%，略超过总人口的8%。

在每户正式的直接的8.30元贡赋之外，还有一些特别的间接的捐税，民团捐、屠宰税、自治基金和渡口捐是这类捐税的4个具体的例子，它们或是特别的，或是间接的。汉族县长的警卫在1938年装备了现代的步枪，那年每户为此交纳了0.70元。“民团捐”还有一部分采用了茶税附加的形式。当地出产的每一担茶叶要额外征收1元钱的税，这笔茶叶附加税分为3份：10%作为征税的费用；10%给召片领的司廊；第三份，最大的一份，80%交给县政府。〔69〕(https://www.daowen.com)

1940年屠宰税的税率是，每杀一头猪交2.4元，宰一头黄牛4.8元，一头水牛8元。征收的屠宰税中5%由当地的摆夷官员存留作为行政开支。在小勐养（车里县第四区）的一个寨子里，稻谷产量极低，居民以种植烟草为生。尽管那里很少宰猪，屠宰黄牛或水牛更是少见，官府却蛮不讲理的向每户征收4元屠宰税。〔70〕

所谓的自治基金是中国各行政县统一征收的一种税，这笔钱预定的用途是为地方民选代表的会议提供资金。尽管多年以来这种会议始终是个虚构的东西，但这种基金在中国其他地方一直连续征收。云南省财政局从1938年6月起在车里征收这种税。在车里，这种税采取了屠宰税和烟酒税附加的形式。税率是烟酒税的30%和屠宰税的10%

过境税或通行税是典型的封建赋税。车里肯定是从很早以前封建化刚开始时即征收这种税。随着商业的发展，通行税的重要性变得不亚于典型的原始封建性的门户钱。车里第三区橄榄坝的渡口通行税的税收相当兴旺，过河的时候，每个人无论带没带东西都必须交2角钱。每匹马要交5角钱的通行税；每头黄牛或水牛4角；驮柴的牲畜每头交1元；每头猪1.2元。显然黄牛和水牛的通行税实际上不止每头4角。驮着食盐的黄牛或水牛每头要交9角通行税，而一驮盐的市价最多值3元。〔71〕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通行税高达所运输货物价格的30%。

除了这类特别的间接税外，正式的直接的门户钱负担已足够沉重。务农户每户每年交纳8到10元的货币贡赋，通常占了全部农产量的27%。再加上特别税和间接税，可能要达到全部农业收入的1/3。尽管这比孔子时代的田赋负担要轻一些，比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却要重得多。〔72〕在法国大革命前夜，如托马斯·卡莱尔所描述，法国农民为支付赋税、地租和利息，必须用掉他们收成的1/3；但现在车里的农民仅为交纳贡赋就不得不用去他们收成的1/3。

那里并不缺乏反对日益增长的贡赋的抗议和暴动。1933年3月在全小勐养，人民起来反对在多年军事行动之后很久还要征工。有8个寨子的村民全体逃到界外以逃避征工。1937年6月，先宋的摆夷人和先闷（摆夷官吏）举行了一次秘密集会反对练囡的附加税。他们通过决议，决不承认汉人县长派来的任何征税官员，只同召片领宫廷来的摆夷官吏合作。〔73〕那一年的早些时候，恰西寨还发生了一次暴动，人们要求取消为县政府服役的黑板，并免收为寺庙祭祀和世俗庆典而宰杀牲口的屠宰税。狂热的人群聚集在召片领宫廷和县政府外面吵吵嚷嚷。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种像车里这样的原始封建社会中，贡赋征收制度已经为封建主义行政管理的特征所支配。在这种关系中似乎有两点特别突出，这两点都代表了封建剥削。一是呈报的名义上的纳贡户的数量少于实际户数；二是通过赤裸裸的操纵货币，征收贡赋的实际数额远远超出正式上报的名义数额。在车里全县一共约有13800户人家，但官方记录只有8000户左右。在这8000户中，约有1300户是免税户，因而，按照官方记录，只有6700户交纳贡赋，而不是实际上的12500户。从5800户人家征收来的所有贡赋都没有上报，而是被汉族县长和摆夷召片领纳入私囊。

在1912年，即中华民国初年，车里还没有银币；只有一种圆形微凹的银片用作货币。银片、盐和米是当时实际上仅有的3种交换手段。〔74〕后来，设在昆明的省属造币厂铸造出价值半元的银币在全西双版纳境内流通。这种银币上印有摆夷文和汉文。1925年柯树勋被任命为这一地区行政长官时，云南省银行开设了一家分行，它发行的纸币进入了流通。因而，在1925到1928年间，大量银片和半元的银币流出了摆夷地区，到1938年6月，中央政府各银行发行的纸币又正式通用，市场和税收状况因此而更加复杂化。

上表列出了银币、省银行纸币和国家银行纸币之间的兑换率：

然而，实际上一银元（即两个价值半元的银币）可以兑换2.5元国币或5.5元云南银行纸币。同样，作为国币威望的标志，一元国家银行纸币可兑换两元省币或0.4元银元。

省银行发行的纸币反映了一种明确的财政上的剥削政策，而具有封建统治特征的征收贡赋时的任意性则使这种政策变本加厉。在西双版纳纸币泛滥时，摆夷人尽可能快地把它们变成耐用物品，因而纸币价值不断下跌。1938年8月，一元省银行纸币还可以换到0.6元银币，而到1939年1月就降到了0.5元银币。半年以后，又进一步降到了0.3元，到1939年底，降到0.2元银币。1940年，当兑换率降到了0.18元银币时，5种门户钱正税就只能用银币交纳，不允许用纸币交税。然而，银币太笨重了，无法把它们从车里运往昆明，所以县长上交的是纸币，他因而可以很容易的把纸币和银币之间的差价纳入自己的口袋。简单说，每征收100元钱，他上报18元，自己榨取82元。按照6700个纳税户每户交纳4.25元的正税计算，县长至少可以扣留两万元。此外还有5800户的税收没有正式登记上报；这使县长每年中饱的总数达到4万至5万元。

操纵货币还造成了一种隐形的所得税。正税征收银币，而县政府所有雇员的工资却按照一半银币，一半纸币支付。假设月工资平均40元，则实际一共发给23.60元的银币。这样一来，汉人县长就可以中饱41%，这41%成为向他的雇员征收的41%的隐形的所得税。汉族和摆夷官员的收入既被掠夺，他们就向他们下面的村民们征收更多的附加税和劳役。

赋税增加意味着地租的增长。车里全县，或者至少是第一区，60%以上的耕地作为纳召由摆夷官员占有。面对汉人的剥削，这些拥有土地的官员自然要不断增加地租。纳召有两种收租方式：劳役和实物地租。这两种中后者占主要地位。在曼景兰寨存在着典型的劳役地租，那里有350纳耕地由35户人家为召片领集体耕种。每年每户出一个男劳力在这块土地上工作3天，但没有一个人分享收成。他们的劳动成果全部由代理人送交召片领。纳召的实物地租或产品地租或以村寨为单位交纳，或由各户分别交纳。

在青德、曼鸾典和其他寨子里的情况是，纳召与纳曼合在一起分给大家耕种；通常这两种田地上的收成是混在一起的，寨头人征集起这些收成，并从中取出一部分作为纳召的地租交给土地所有者。在曼陇匡、曼匡龙和戛董等寨子，纳召并不分配，而是采取了一种村民自愿耕种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实物地租由耕种纳召的人家自己送到占有土地的官吏门上。

从41121纳耕地上征收的实物地租总数为11221挑稻谷，所以平均每100纳的地租是27.3挑。通常100纳纳召的总收成是80挑上下，显然，纳召的一般地租率是产量的34.1%。在某些寨子里，如青德、曼鸾典和南龙，每100纳纳召的地租高达30挑，即产量的37.5%。

有的时候这种实物地租折成现金征收。例如，在曼鸾龙，每户耕种纳召的人家都要把稻谷送到召片领的官邸。如果地租不能及时送到，召片领的代理人就要在谷价最高时上门征收。如果按30挑折合现金，实际的地租就上升到了收成的41%。这就是村民们通常总是极力避免用现金交纳地租的原因。

全部纳曼中约70%不交地租。30%的纳曼所征收的实物地租比纳召地租低得多。根据1940年23村的统计，交租的纳曼中约有54%是每100纳交10挑稻谷，34%交20挑，12%交22挑，平均每100纳交17.3挑，即产量的21.6%。然而，出租给其他村寨的纳曼每100纳必须交30挑。这与纳洼负担的地租率相同。纳贝不交地租，因为这些新开垦的土地既不能出卖也不能出租。总的说来，车里的地租不像贡赋问题那样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