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土地利用

第八章　土地利用

车里这种前封建社会一种普遍的、突出的、明显的、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生产力极为低下和人口稀少。与海拔6400英尺的昆明高原不同，车里位于海拔只有1850英尺的一个河谷中，最低温度为7℃，最高温度为38℃。这里雨季很长，长年无雪。1939年全县有8775户人家，总人口32915人，其中女子为16477人，男子16438人，男子中“仅有1152人”算是壮丁。〔61〕车里第一区只有70多个寨子，大多数寨子每寨不超过10到40户人家。

以人口较多的四个寨子为例，每户的平均人口只有3.94人，而每户参加农业劳动的人手不足2.08人。这后一个数字远远低于华中和华东的水平，甚至于低于人口同样稀少的东北各省。

从上表可以清楚看到，全部人口中只有约53%从事农业劳动。

必须注意的是，摆夷村寨中有两种户：一种是登记过并交了门户钱的，另一种是没有登记过，也不交这种税的。汉语称前者为正户，后者为非正户。在所调查的66村1900户中，82.7%是正户，17.3%是非正户。在定期分配供耕种的水田时，正户优先于非正户。1940年有90%的正户和4%的非正户耕种了水稻田，如商人之类不愿意从事农业，僧侣之类不需要从事农业，或由于家中没有成年男子而无力从事农业的户，都不分给耕地。宫廷官员家庭也不领耕地。一般说来，总户数中可以说只有75%是从事水田耕作的。此外，还有一些家庭由于缺乏男劳力和畜力而出租一部分耕地。

根据下表列出的44村的统计资料，领到耕地的户中约有73%实际得到了现有水田的68%。这表明分配是相当公平的，这73%的农户每户得到了25到50纳水田。领到耕地的农户平均农地面积为42纳，相当于华中和华东的26.5亩，或者四川的9亩。这一数字大于中国任何其他产稻区的平均水平。鉴于村寨中领到耕地的家庭占75%，所有家庭平均耕地就是31.6纳，相当于华中和华东的20亩。〔62〕

尽管分配相当平均，还是有近1/4的耕地由11.5%的家庭耕种，这些家庭每户要经管50到100纳的水田，他们肯定被视为摆夷地区的富户。

车里生长着5种稻谷。第一种也是最重要的一种是糯稻，色白而有光泽，产量占稻谷总产量的80%，是摆夷人的日常主要食品。其次是所谓的香稻，色白质软，但没有粘性，占稻谷总产量的15%，它也用作日常食品，但被看作是较次要的粮食。第三种是少量的硬稻，白色无粘性，用来做米凉粉和米干。第四种是所谓的软稻，色白富有营养，车里的汉人把它作为日常主要食粮。第五种是红糯米，产量极少，专用来制作厚米糕和薄米糕。

“软稻”既可种于水田里，也可种在山坡上。在后一种情形下，它也被称为“旱谷”。在66个受调查的村庄中有37个种“旱谷”，在这37个村庄里，约有36%的农家种这种作物。软稻、硬稻和糯稻都在5月插秧，10月收割，红糯米的生长期是6月到11月。车里有一些地方气候较温暖，每年可以种植两季作物，除稻谷外，再种一种较次要的庄稼。但大部分地方只种一季作物。这里无论怎样都不使用肥料，甚至也极少中耕除草。

按照车里县长1939年11月12日给云南省政府的报告，车里全年农业产量可列表如下：

通常，农户每年花10天时间用铁犁耕地。每架铁犁一般重3公斤左右。小犁约长40厘米，重6公斤。一架铁犁极少能使用20年；大部分农家同一架犁已经用了2年到5年。在4个有代表性的村子里，18%的农户没有铁犁。

除此以外，还有很多农户有一架犁但没有耕畜，既无黄牛又无水牛。在摆夷语言中，黄牛称作“互”，水牛称作“瓦”。水牛更有价值，因为水牛比黄牛能够更好地做农田工作。在调查过的44个村庄里，1940年共有1343户人家，其中有1008户由于没有任何耕畜，或没有足够的耕畜来做农田工作，不得不租用水牛和黄牛。从下表可明显看出，在1/4的村庄中，有40%到60%的农户租入了耕畜。

极为重要的是，这44个受调查的村庄中，有18个村庄半数以上的农户要租入耕畜。换句话说，在40%的村子里，至少有50%的农户没有黄牛或水牛。此外，车里县耕畜的总数在减少。在1940年调查过的66个村子里，有2个根本没有耕畜，其他64村的黄牛和水牛，在5年（1935—1940）之内平均减少了37%左右。这一事实显然极大地损害了摆夷地区的生产力。

在这5年期间，猪和食盐的价格没有很大的变动，但同时期棉布价格却上涨了50%；黄牛、水牛和犁的价格也同样上涨。无疑，这进一步增加了农民的负担，并会使他们的经济遭受破坏。

1938年车里及其邻县曾发生过动物瘟疫，随后从北面的思茅输入过一些黄牛和水牛，但没能完全补充供给，满足需求。据一般估计，车里目前只有4360头水牛和17540头黄牛。

1940年在曼掌宰、曼栋、曼鸾典、曼听这4个寨子里，共有168户人家。其中61.9%没有黄牛，63.1%没有水牛。水牛主要用于耕地，而黄牛也用来搞运输用。22户人家每户有一头黄牛；30户人家每户有两头黄牛；14户各有3头黄牛；两户各有4头黄牛；5户各有5头黄牛；有一户人家有7头黄牛。有54户人家各有一头水牛；6户各有两头；两户各有3头。从下表可以看到这些役畜的分配情况。

重要的事实是122家农户中，只有50.8%有黄牛和水牛，而49.2%的农户黄牛水牛都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所有有役畜的农户中有24.2%出租部分役畜，而同时全部无水牛户中多达62.3%的农户必须租入水牛以耕种田地的原因。

农业中的雇佣劳动制度还没有在摆夷社会中发展起来。在66个调查过的村庄中共有1572户在册的人家，或叫做“正户”，其中仅有82户即5%，雇用了季节性的农业劳动者。当然，一部分纳召由本寨劳动力集体耕种。其余的纳召、纳洼和纳曼则分配给农户，以100纳为单位由农户联合耕种。在这种基础上，劳动力的短缺极少发生。季节性的雇佣劳动通常与纳贝的耕种有关。在集体耕种纳召的情况下，寨子里的每个家庭出一名男子工作3天，而在纳贝和纳曼上雇用的季节工每天工资一到两元。如果按月支付，他最多可以得到15元，外加食宿。当来自山区的阿卡或裸黑受雇作季节性的农工时，他们通常随身带着自己的孩子。这样全家都可以有饭吃，此外每天还有6角钱工资，有时每天的工钱低至2角5分，这些土著到雨季就不再留在谷地中，因为那时没有农活可做。

除了一些水井外，车里的灌溉几乎全靠水渠，水渠里的水是从附近的山地和丘陵流下来的。水渠通过征工修筑，维护工作也是同样。有记载的最近的一项工程是对7英里长的景洪渠的维修，从1939年2月10日到25日，用了500人。更早些时，1937年春天，曾征用了1000多人维修这条水渠。这条水渠为9个寨子供水，这9个寨子里有相当大数量的纳召。

管理水渠的方法至少有三种。一种制度是由每个村庄选举一个官员负责照料它自己的灌溉系统，例如景洪的威青寨就是这样作的。第二种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村庄轮流管理，例如曼栋、曼留和曼令这3个寨子共用一条水渠灌溉他们的农田，管渠官轮流由这3个寨子的农户推选，任期只有一年。1940年曼栋设置了“板闷”，这是管渠官的摆夷名称。第三种制度也是由各寨轮流担任板闷，但仅限于渠尾各寨。有一组11个寨子共用一条水渠，它们是曼听、曼共、曼青勐、曼诺凤、曼英、曼川西、曼程、曼勐、景捧、曼刀和曼棉。由于曼诺凤和曼共位于水渠的尽头，所以这两个寨子各出一户人家按年轮流担任板闷的职务。

在很多地方板闷成为世袭的，有些地方当板闷的后代被认为不称职时，就选出一个新人代替他。有些寨子一直实行一年一度的选举。所有板闷的任命都要由贯——勐的议事会议——批准。在插秧季节，板闷开始执行职务，在渠头举行一次集会，杀一头猪作祭品献给那些为灌溉工作而牺牲了生命的人。所有的水界都由木板隔离，所有的水流都由竹筒引导方向，这些竹筒固定在分界线的木板上。浇灌50纳的农田竹筒直径为两英寸，浇灌100纳的农田竹筒直径为4英寸。

板闷领到一定数量的土地以维持家用，通常为70到80纳。这种土地叫纳板闷。在一些村子里，还从纳曼中划出一部分土地，专门用来供给参与水渠维修工作的村民。板闷在寨子里享有很高的威望，当他在种稻季节巡视检查时，他要找出对水利系统的损害并处以罚金。他要随时监察水渠，任何在白天偷偷用水的人都要罚款6元。如果晚上偷水，由于那时用水不紧张，罚款可以减半。这类基本的经济管理工作几乎完全由板闷担任。在西双版纳没有很长的水渠，没有大面积的灌溉，也没有一个集权的官僚机构。尽管如此，摆夷的土地制度还是属于一种原始封建社会。

简单的劳动力组织和落后的农业技术是任何原始封建社会突出的经济特征，这些因素必然导致全社会，特别是农业，生产力的低下。对曼掌宰、曼栋、曼鸾典和曼听四个村寨的调查表明，每100纳耕地出产的糯稻平均不超过152挑。每挑糯谷可以舂出20到30斤糯米。随着土壤肥力程度的不同，收成有明显的变化。肥沃的土地上稻谷的收成通常是贫瘠土地收成的两倍或两倍以上，中等肥力土地上的收成约为肥沃土地上的70%。对56个村寨的统计显示出，中等土地上每100纳的平均产量是74.5挑；59个寨子的统计表明，贫瘠土地上每100纳的平均产量是68.2挑；而62个寨子的记录表明，肥沃土地上每100纳的平均产量是108.7挑。

在上面提到过的4个寨子中，1939年共有168户人家，这些人家的1/4以上没有领到耕地。约26户每户只收获了60挑稻谷；14户每户只收获50挑；13户每户收获30挑；14户每户收获了80挑；15户每户收获了70挑。一户收获最低的只有15挑；相反，4户收获最高的每户收获了100挑。这种情况下，如同从下表中可以看到的，平均每户的收获量仅有55.5挑。

稻谷产量只达到本寨消费量的60%，换句话说，至少在这4个寨子里，正常年景（1939）的产量也远远不够能养活全寨人口。

需要注意的是，所有村民中只有72%的人家种稻，这些寨子里有许多人从事其他农业活动，特别是园艺和各种各样的副业。在曼听，园艺特别兴盛。半数以上的农户种植香蕉、荔枝、椰子、菠萝之类的水果，还有一种树叶。这种树叶，摆夷人叫做“巴”或“布”，是一种很特别的名叫“枸舍奈”的树的嫩叶。摆夷人像穆斯林一样，喜欢用这种树叶裹着槟榔咀嚼。所有这些园艺作物的产品都运往村外。

村民们现在可以在村社土地上种植果树，由此获得个人利益，这一事实说明了一个原始社会正在迅速瓦解。由于园艺作物的商业性发展，曼听已经充斥着小商小贩以至高利贷者。52户人家中，有31户不得不依赖园艺作物和作买卖来维持生计。其余的21户，尽管种植稻谷，也不得不另外寻求收入以交纳地租和维持生活。在曼鸾典，41.3%的农家有种稻以外的收入，曼掌宰这样情形的农家占94.2%，曼听有96.1%，而在曼栋高达97.1%。这4个寨子合计，全部168户人家中，有32户的收入完全来自种稻，136户，即81%，有其他收入。

如同下表所显示，这4村仅靠种植稻谷，既能付得出地租又能386维持他们自己的生计的农户还不到农户总数的20%。

在这4个寨子中，在旱地上种“旱谷”的收获是微乎其微的，每年仅有63挑。然而，比较一下现金收入（主要来自出售水果）和稻谷种植的收入，统计表明，前者相当于后者的65.7%。显然，园艺在车里具有一种重要地位，特别是在这4个寨子里。

由于生产力低下和与生产力低下同时发生的生产资料不足，车里县可耕地中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得到耕种。据说车里行政县的总面积为16700平方里，已耕地为286200亩，可耕但未耕种的土地约为101100亩。〔63〕换句话说，约74%的可耕地正在或已经得到耕作，而26%从来没有耕作过。

与华中、华东或昆明和重庆不同，摆夷地区的公墓和坟园并不构成土地问题。按照摆夷传统，有三种埋葬方式。所有死于疾病的上年纪的佛教僧侣和那些生前享有很高德望的老人都实行火化；死于凶杀、不幸事故或死于灾害瘟疫的人通常是水葬，遗体裹在竹席里抛入河中；第三种方式是土葬，需要一块墓地，但只是很小的一块，墓上没有坟堆之类建筑，只用一把纸雨伞和一盏纸灯笼标识出坟墓的位置。摆夷人没有扫墓的习惯，因而，两三年以后，雨伞和灯笼已荡然无存，几乎在同一地点，又会发生同样的过程。在我国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坟地占到了可耕地的3%到4%，而在车里和邻近的县，坟地丝毫不成为一个土地问题。

摆夷地区的土地利用问题是一个耕地抛荒的问题，曾经耕种过但现在抛荒的土地面积越来越大。据说，车里县第一区景洪约有600亩抛荒地；第二区大勐笼约有500亩；第三区橄榄坝的荒地多达10万亩。最后这一数字可能包括了一些从未开垦过的土地。然而，车里县66村统计明确显示出，当前抛荒土地约占全部土地的2%以上。洪水、干旱、缺乏肥力和劳动力不足造成了这种状况。

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抛荒地明显增加的情形。中国著名林业专家凌道扬最近指出，中国的总耕地面积，内蒙古、西藏和青海除外，是132718.5万亩，即土地总面积的11%，而抛荒地总面积竟达640808082亩，即占耕地总面积的近50%。〔64〕仅广东就有1400万亩荒地。中国西北地区的水土流失使甘肃省的耕地面积在10年内减少了32%，即从1927年的26015490亩减少到了1937年的17611980亩。无论是产稻区还是产麦区，也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前封建社会，在如此低的技术水平下，土壤肥力枯竭或劳动力不足总是会导致耕地抛荒；而这一过程一旦开始，经济落后就只会使其日益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