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分化因素
战争期间，特别是1940至1945年，滇缅公路上的运输极为活跃。它是当时中国对外贸易和与外部世界直接联系的唯一开放的道路。腊戍是掸邦的一个重要交通中心，就位于这条公路上距中国边界不远的地方。从腊戍有一条汽车路直接通向另一个掸邦市镇景栋，然后骑马或驴四天可以到达西双版纳。打洛，一条河岸边的一个寨子，据守着入境处。从那里经由佛海镇两天可以到达车里。这样，人和货物在两周之内都可以从昆明到达车里。这比通过普洱和思茅的行程实际要少走一半的距离。换句话说，车里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少与外界隔绝。
这条新的商路无可置疑地加速了摆夷地区的经济活动。输入迅速超过了输出。1943到1945年之间，每年从佛海出口总值为80万元左右，而进口每年至少有135万元〔86〕（这些数字都指银元）。由于总的生产并没有明显增长，硬币从西双版纳向外流的趋势就太明显了。景栋可以被视为摆夷地区的对外贸易中心，在景栋人为的操纵汇率强化了这一趋势。
3月份是收购供出口的棉花和茶叶的季节，景栋的汇率是100卢比兑180元银元，而在同年9月进口铁、纺织品和染料的时候，银元的价值下跌到了100卢比兑换250元银元。对汇率的这种操纵，与国际贸易一起，间接破坏了车里的茶叶生产。当收购价被压至生产成本之下时，采好的茶叶常常有1/3被弃置不顾。
总的来说，谷物贸易的增长并没有增进摆夷的福利。事实上，车里的谷价要比输入的盐的价格上涨的快得多。1938到1940年间，盐价上涨了28%，而谷价上涨了40%，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捐税、通货膨胀和贸易“逆差”共同造成了银币、半元银币和辅币铜元的迅速减少。1912年，车里共有10万盎司的银币，到1940年减少到了不足1万盎司。该县1925年半元银币的总值为16万元，而到1940年只剩下了不到2万元。
封建性的汉族政府丝毫没有帮助摆夷人改善生活。它实际上是在掠夺这一原始封建社会的人民，并引起了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分化。近年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汉族商人和汉族官员的经济因素是，不仅在车里，而且在整个西双版纳都在发生农业商品化。一名摆夷区长早在1935年就开始做桐油生意。几年中他在车里及其附近共种了156000棵油桐树。摆夷头人和汉族商人种了越来越多的棉花和樟脑。云南省政府明确制定了扩大茶树种植面积的政策。
目前茶叶出口由政府垄断，所得的利润归中央政府，部分由云南省政府分享。此外，设在昆明的省政府正在通过建立新的更大的茶叶种植园，期望为它自己的独立贸易奠定基础。1938年，决定在车里东北部的南糯山创办这样一家官营茶场。属于村社和摆夷官吏的土地被宣告征用来种茶。当然，先、叭和召片领都提出了抗议，并要求定期交纳地租，或给以某种应得的补偿。政府拒绝交纳任何地租，但答应任命这些摆夷官吏为名义上的茶场职员，3年后发给薪金。因为预期茶叶要在3年后才有出产。然而，政府这个5年内在南糯山种植200万棵茶树的项目结果是完全的失败，主要原因在于市场状况不佳、劳动力短缺和管理不善。
尽管如此，政府禁止人民在这一地区开垦任何纳贝。因而摆夷人失去了大量潜在的新耕地。政府剥夺了摆夷人更多的可耕地，同时给予战时从泰国回国的汉族烟农移民的权力。1940年1月到4月之间，约有400汉族农民进入西双版纳，其中约100人定居在车里。每户授与30亩耕地，这些土地是可能成为纳贝的荒地和抛荒的纳曼。
这些移民头3年免交门户钱或田赋。3年期满后，政府要进行一次土地清丈，以后种地的农户得到一份地契，并每年交纳田赋。土地将成为属于这户农民的私有财产。当然，这种土地私有权在这一地区是一种全新的事物。它给车里和湄公河西部地区的摆夷人带来一种新型的土地私有制，一种永久占有而不只是永久租佃的纳贝。
商业和高利贷的相结合已经威胁了纳召和纳曼的存在。负债的农民已经开始抵押他们的佃权，占有纳召而又负债的摆夷官吏也开始抵押他们的地租收入。摆夷土地制度分化瓦解的过程已经开始，并且日益迅猛。村社土地不是转化为纳召，而是直接转化为平民的家庭私有财产。劳役地租正在消失，同时，实物地租的负担和范围正在扩大，以对分制为基础的分成地租正在发展，这比迄今为止纳召或纳曼实际征收的地租率都要高。所有这些发展都直截了当地加剧了社会和经济的两极分化，明白无误地破坏着这一原始封建社会的基础。
[1]本文1948年用英文写成，1949年由太平洋关系学会打印出版，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陈书梅、祁庆富译校的中译本，书名为《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删去了前面四章，第五章后个别地方也略有删节。本文自第五章起，翻译时参考了《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一书译文。本文中的“摆夷”（PaiYi）、夷（Yi）等用语是解放前汉族对傣族的称呼，解放后这些称呼已废除。《解放前西双版纳土地制度》一书即将“Pai Yi”和“Yi”均译为傣族，本书为保持原著的历史面貌，仍译为摆夷或夷。
全部注释为作者原注。
[2]1939年糯谷价格每挑0.5元。
〔1〕阿奇博尔德R.科尔奎豪恩：《在掸人中间》伦敦，1885年版，第55页。这位法国教授为这本书写过一个引言，标题为“掸族的起源”。
〔2〕H.R.戴维斯：《云南——连接印度和扬子江的链环》，剑桥，1909年版，第378页。在这部优秀著作中，作者写了一篇极为有价值的附录，标题为“云南的部族”，第332—398页。塞缪尔P.克拉克在中国传教33年，在贵州住了20多年，在他的《在中国西南的部族中》（伦敦，1911年版）一书里对夷族做了通俗的描述。在贵州，夷族称作侗家，克拉克先生写道：“在贵州到处都能见到侗家，我们相信在广西一些地方也有侗家，他们中有很多是根据他们祖籍所在的府县命名的。但必须牢记，这些人讲的语言并不是一种汉语方言，而是一种类似于掸语或泰语的语言。”第97页，另见R.F.约翰斯顿：《从北京到曼德勒》，伦敦，1908年版，第276、292页。
〔3〕戴维斯，前引书，第364页。另见陶云逵：《云南几个部族的地理分布和人口估计》，中央研究院历史哲学研究所作为其学术记要的第7卷第4期出版，上海，1938年。陶先生探讨了云南夷人的内迁。第438—440页。
〔4〕按照《中华民族的形成》（哈佛大学出版社，1928年版）一书作者李奇的说法，顺序正相反。夷人在番人之后，但在苗族和瑶族之前。罗伯特·海恩—戈登在他的《东南民族记事》（斯图加特，1923年版）一书中认为，夷族在番人之后，番人又在苗族和瑶族之后。C.C.刘易斯在其《缅甸的部族》（《印—缅人种学调查》第4期，仰光，1919年）一文中看来是把番族视为最初的土著，苗族和瑶族随后，然后才是夷族。
〔5〕杜德列出的这些数字，根据的是泰国南部传教团发表的统计和科克莱恩先生对缅甸的估计。夷族向南方的运动可以从E.H.帕克的《缅甸，与中国的关系》（伦敦，1893年版）、W.A.R.伍德的《泰国史》（曼谷，1933年版）和保尔·李·布兰格的《法属老挝的历史：编年史研究评述》（巴黎，1930年版）等书中看到。
〔6〕杜德，前引书，第170—171页。在古代中国典籍中，傣诺被称为大伯夷，傣泐被称作小伯夷。摆夷实际上是长期生活在云南最南端的小伯夷现代的名称。见丁肃：《西南民族研究》，载《边政公论》（西南边疆问题月刊），重庆，1942年3月第1卷第7—8号合刊，第69页。
〔7〕陶云逵，前引书，第443—444页。他在22个县进行了人类学田野调查，摆夷占这22县总人口的22%。
〔8〕关于汉族对摆夷影响程度的描述见陶云逵：“摆夷和汉族政府之间的关系”，载《边政公论》，重庆，1942年5月，第2卷第9—10期，第9页。杜德称这第四个区域为西普桑版纳（Sipsawng Panna），与水摆夷自己的发音并不接近。
〔9〕陶云逵：《云南几个部族的地理分布和人口估计》第443页列出这一区域1935年的人口数字如下：
县名 总人口 摆夷人口 %
车里 41159 32927 80
南峤 25106 20086 80
佛海 22314 18967 85
镇越 17604 8802 50
六顺 31238 17181 55
〔10〕戴维斯，前引书，第382页。
〔11〕泰里安·德·拉库伯里：《汉人之前的中国语言》，巴黎，1888年版，第65—66页。
〔12〕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两卷本），伦敦，1883年版，第2卷，第52页。
〔13〕同上，第2卷，第406页。
〔14〕田汝康在其8万字的油印中文报告稿本中对摆的复杂程序作了详尽的描述，其题目为“摆夷的摆”，1941年昆明云南大学社会学系印行。这篇报告由李景汉在其《摆夷的摆》一文中作了摘要介绍，载《边政公论》，重庆，1942年5月，第1卷第7—8期，第51—63页。
〔15〕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这个梵文词汇写作Chryse。见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Across Chryse）（两卷本），伦敦1883年版，第1卷。
〔16〕李拂一：《车里》，上海，1933年版，第23—31页。西双版纳及其毗连的缅甸景栋镇地区和法属印度支那的摆夷总人口1913年约为40万。见杜德，前引书，第185页。
〔17〕这一地区摆夷人所用的农业工具的照片可在A.R.科尔奎豪恩和霍尔特·S.哈勒特：《就缅甸与中国的铁路联系提交BMG和英国商会的报告》（伦敦，1887年）第83页看到。
〔18〕根据车里县长给云南省政府的一个报告，报告所注日期为1931年11月8日，现在车里县政府档案中有副本。
〔19〕戴维斯，前引书，第334页。
〔20〕戴维斯，前引书，第383页。1882年A.R.科尔奎豪恩所作的观察太一般化了，对我们的目的来说不够具体。用科尔奎豪恩的话说，“滇南摆夷的语言和外表与滇西的摆夷语和掸语极为相似，这两个地区的摆夷又在文字、语言和身材方面与掸邦的泰、寮、或掸人完全一样。”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第2卷，第67页。
〔21〕奥托·鲍威尔：《民族问题和社会民主主义》，维也纳，1924年版，第126页。
〔22〕E.冯·艾克斯特：《人类种族学和种族史》，斯图加特，1934年版，第9页。
〔23〕戴维斯，前引书，第367页。
〔24〕A.R.科尔奎豪恩：《在掸人中间》，伦敦，1885年版，第300页。
〔25〕科尔奎豪恩，前引书，第312页。
〔26〕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第2卷，第66页。
〔27〕杜德，前引书，第181页。
〔28〕根据《南诏野史》（南诏王国的非官方历史），这37个部族生活在红河河谷的南端和东面。在《弄浦随录》（Nung Pu Sui Loh）卷十二中，描写了位于今天的昆明正北的贵族封地，这些贵族剥削从湄公河谷以南地区来的摆夷。
〔29〕樊绰《蛮书》，卷七、卷九。这里的“蛮”指南诏。
〔30〕日本德川时期可能存在过一种类似的农业制度。本田正信，德川伊安最亲密的顾问之一，写道，“农民是皇朝的基础，有很多方法统治他们。首先，要明确标出每人土地的边界；然后让每个人估算出满足他一年生活必需的收成比重，让他把其余的上交作为田赋。”《日本经济大典》，淹本精一主编，东京，1928年，第3卷，第21页。
〔31〕见《南诏野史》，这37个部族中另一次早期的暴动发生在1119年。
〔32〕李元阳：《云南通志》“地理志”；曹树尧：《滇南杂志》，1810。
〔33〕《元史》，卷一七四，列传。
〔34〕同上，董文炳传。（董文炳传实际在《元史》卷一五六——译注）
〔35〕《元史本记》和《元史新编》。
〔36〕李元阳，前引书。
〔37〕冯赓：《滇稿》。
〔38〕《明清史料》，中央研究院历史哲学研究所作为其学术丛书的第7卷出版，第600页。
〔39〕毛奇龄：《云南蛮史志》；《明史》土司列传。
〔40〕倪帅：《云南史料》。
〔41〕许廷勋：《普茶吟》，1725年写，《普洱府志》。另见该志卷首1826年的皇家文告。
〔42〕《普洱府志》，“茶山事变”。
〔43〕鄂尔泰：《西林遗稿》，昆明，1774年；另见《普洱府志》卷二八，第78页。
〔44〕魏源：《圣武记》，卷七。
〔45〕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第2卷，第198页。
〔46〕薛福成：《滇缅划界图说》，1893年，第57—58页。在麦克劳德上尉访问车里30年以后，1867年一位名叫刘易斯·德·卡卢的法国人从西贡来到这里。他在车里见到了一些英国工业品，这些工业品是经过泰国北部的吉蔑运来的，还经过了曼德勒、东吁和达科渡口。见A.R.科尔奎豪恩：《横越黄金国度》，第2卷，第18和220—224页。
〔47〕G.W.克拉克：《贵州和云南省》，上海，1894年版，第16—17页。这部著作写于1886年。
〔48〕柯树勋：《普思沿边志略》。体现一个封建政府残酷性的最新的例子是南京政府最近镇压台湾1947年3月起义所用的方法。克里斯托弗·兰德，《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1947年3月21日从台北写道：“中国政府在对付他们（起义者）时的冷酷无情和背信弃义深深地震撼了所有中立的旁观者。”中国军队在几天之内至少在大街上或住宅里屠杀了5000名手无寸铁的台湾人。“这种屠杀，伴随着广泛的掠夺和严刑拷打，完全是无缘无故的。”见1947年3月24日《纽约先驱论坛报》兰德写的通讯。后来蒂尔曼·德迪恩在南京向《纽约时报》发的一份通讯说，台湾中立的见证人估计有10万人被“极为不公正”的杀害。见《纽约时报》，1947年3月29日。一位美国记者，约翰·W.鲍威尔，在这次屠杀之后不久到过台湾，他在1947年4月5日的《中国每周评论》（上海）上发表了他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说，这“听起来好象是发生在几个世纪以前”的故事。
〔49〕如同柯树勋的笔记中明确描写叙述的，这一“设流不改土”的政策是对英国人在掸邦所做之事的直接模仿。(https://www.daowen.com)
〔50〕戴维斯，前引书，第379页：“允许掸人继续拥有云南任何一处肥沃的河谷的唯一理由或许是这些地方低湿炎热，汉人认为这里对健康有害无法居住。汉人和掸人的分界线约为海拔4000英尺，在这个高度以上的河谷是有利于健康的，因而在那些地方定居的汉人数量已足够同化掸人，或把他们驱赶走。”
〔51〕根据车里县长1937年5月10日第3号指令，区公所汉族助理的现金工资是每月20元，其中15元从县政府的税收中拨付，5元作为区的附加税征收。
〔52〕引自车里县长1939年12月2日第283号指令，这一指令是下给大勐龙区长刀炳南和汉族助理周山忠的。
〔53〕这方面有一个典型的案件，大勐龙区的摆夷官吏联名向车里县政府申请革除汉人助理张某的职务。他被指控在大勐龙挨户派款，收归己用。此事发生在1937年8月。
〔54〕1932年4月8日，召片领和司廊联名报告车里县长，他们已经为景洪的一所学校征收了259元，并督促该勐征派学生。
〔55〕引自卡尔·马克思1853年6月10日发自伦敦的通信，发表在1853年6月25日的《纽约每日论坛》上。
〔56〕杜德，前引书，第190页。景栋是缅甸掸邦的政治和商业中心，有公路直通佛海。
〔57〕拉杰普塔纳至今还存在着由许多佃农耕种的大封建庄园，这与旁遮普的情况截然不同，这种差别是有历史根源的，当锡克教徒的军队征服旁遮普时，就把耕地在全体士兵中进行了分配。所以，拉杰普塔纳和旁遮普代表了两种封建土地制度。拉杰普塔纳的村头人的权力远远不如车里的寨头人波板；而拉杰普塔纳赋税沉重，统治严酷。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应该读一读希尔达·沃纳的新著《土地和水井》（纽约，1946年版）。还要注意的是，车里的纳召大部分是与纳曼一起分配给村民耕种的，而拉杰普塔纳的“官地”则由贵族地主直接出租给农民。
〔58〕车里做过调查的村寨如下：（1）阿猛（2）曼匡龙（3）曼梅（4）曼令（5）曼德（6）董老（7）回索（8）曼里（9）曼景兰（10）曼听（11）曼农（12）曼洒（13）曼栋（14）差栋开（15）青栋迈（16）曼鸾典（17）曼摸（18）曼留（19）曼青禹（20）曼南（21）摆苦（22）曼宰（23）曼英（24）曼陇匡（25）青勐（26）曼达求（27）曼湾（28）曼华（29）曼共（30）曼掌宰（31）龙混（32）曼休（33）嘎松（34）曼歹（35）曼哈（36）曼彭乃（37）曼景邦（38）曼景坎（39）曼宾（40）曼丢（41）曼奢（42）曼款（43）曼捧（44）曼亏（45）曼诺凤（46）曼川西（47）青元（48）曼龙（49）曼海（50）曼棉（51）曼匡迈（52）曼盐（53）曼肯（54）曼混（55）曼凹（56）飞龙（57）曼猛（58）曼乍（59）奥赛（60）曼程（61）曼刀（62）曼青（63）曼鸾龙（64）曼锅（65）曼盐里（66）匡沃
〔59〕S.V.尤什科夫教授：《论前封建（野蛮的）国家》，载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版《历史问题》1946年7月号，莫斯科，欧文·拉铁摩尔译。早在1940年，S.V.尤什科夫教授的《国家与法律史》就在莫斯科出版。
〔60〕保甲制实行前很久，摆夷地区就有一种十进制的军事组织制度。从下面钱古训《百夷传》中的引文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制度。该书有1398年杨大用所作的序，赵琦美1610年手抄本，1929年上海国学图书馆影印出版。该书说，“其属则置叨孟以总统政事，兼领军民。昭录领万余人，昭纲领千余人，昭伯领百人；领一伍者为昭哈斯，领一什者为昭准；……大小合有分地，任其徭赋。……官无仓庾，民无税粮。每年秋季，其主遣亲信部属往各甸，计房屋征金银，谓之取差发。征发劳役，不拒老妪。”
〔61〕这些数字引自车里县长1939年11月14日给云南省政府的一个报告，其副本由车里县政府档案室收藏。报告中的壮丁数字显然过低。实际数字可能在5000左右。有意压低数字是为了避免劳役征调达到饱和状态。
〔62〕42纳等于1.68公顷，31.6纳约为1.26公顷。
〔63〕这三个数字均引自车里县政府档案室所藏车里县长1939年11月给云南省政府报告的副本。一里等于0.57公里或0.35英里，一亩等于0.06公顷或0.15英亩。
〔64〕凌道扬：《农人的五点新政》，载《密勒氏评论报》，上海，1946年10月19日，第197页。640808082亩这一数字可能言过其实，它也许包括了一些以前从未利用的土地。但近年来，甚至在华中和华东一些人口稠密的省份战争和劳役也使得抛荒土地迅速增加。
〔65〕雷蒙德·D.布鲁克：《战时中国农业变化》，载《印度和世界事务》季刊，加尔各答，1945年4月，第8—17页。
〔66〕西德尼·佩因特：《中世纪的个人主义》，载《1942年美国历史学会年报》第3卷，第242页。
〔67〕摘自车里县政府档案室所藏车里县长1932年7月30日给云南省政府报告的副本。
〔68〕在中国西周（公元前1000年到前600年）时的前封建社会中，贵族和武士住在有城墙的城市中，享用农民生产者的贡赋，农民以户为单位纳贡赋，但不得进入祖先的宗庙。按土地单位纳税直到孔子时代才开始。侯外庐在其近著《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庆，1943年版，第98—101页）中对此有详尽解释。
〔69〕据1938年6月26日第4次县政会议记录。
〔70〕据1939年5月25日陇匡寨摆夷头人给汉族县长的报告。
〔71〕据1931年12月10日和1932年10月1日县长给召片领的指令。
〔72〕在西周之后的齐国，田赋固定为全部收成的2/3。详见侯外庐，前引书，第93—95页。
〔73〕据1937年7月16日区长王日昌给张县长的报告。
〔74〕柯树勋：《普思沿边志略》，第34—37页。
〔75〕魏源：《圣武记》，卷六，第58—59页。
〔76〕魏源，前引书，卷六，第38页。
〔77〕《论缅甸和泰国》，载《不列颠百科全书》，1876年第9版。
〔78〕在西周前封建社会时期，陕西、山西和河南已有一些商业，但没有高利贷。甚至贸易也只存在于氏族之间，而不存在于城乡之间。这种原始封建社会的货币经济从来没有发展到古希腊社会那样的程度，后者的借贷关系也已相当明显。见侯外庐：《中国古代社会史论》，重庆1943年版，第107页。
〔79〕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一二，第2页。
〔80〕《普洱府志》卷四八，第16页。
〔81〕G.W.克拉克：《贵州省和云南省》，上海，1894年版，第42—43页。这些江西和湖南的商人把茶叶通过广西西部运到广州和香港，以供出口。
〔82〕大吉岭和加尔各答都有中国茶叶代办，控制了倚邦、攸乐和摆夷其他地区生产的茶。
〔83〕据许多摆夷官员和1938到1940年车里县长张春晖的估计。
〔84〕许廷勋的咏茶诗见《普洱府志》卷四八，艺文志，（杂录）。
〔85〕《普洱府志》卷二八，第23页。车里目前现金借贷一般月息是5%。
〔86〕据佛海县政府档案，1946年前，中国政府主办的中国茶叶公司在该县一直设有一个分公司，已营业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