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经济和社会：第一部分，生产力、生产和流通过程》

评《中国经济和社会：第一部分，生产力、生产和流通过程》

K.A.魏特夫著

莱比锡：赫希费尔德出版社，1931年。[1]

作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问题的第一部长篇巨作，这部近800页篇幅的著作显然是解决中国经济和社会难题的一个崭新尝试。但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它却是一个失败。有关这个“伟大的亚洲农民社会”的可信而易懂的原始材料太过缺乏；而当我们阅读魏特夫的大作时禁不住想与埃默森一起祈祷：“上帝保佑我们永远不要有草率的念头！”

我们不仅生活于自然界，而且生活于人类社会，关于人类社会的发展理论和科学并不少于关于自然界的。曾经有过自然科学中的杰出发现的价值不被完全认同甚至在自然科学家内部引起争辩的时代。今天，几乎与上述情形相同，唯物史观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一个新发现在社会科学家中间仍是一件或被了解或被误解的事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社会结构通过人发生变化，而人在社会结构中活动。这是一个辩证的统一体。它受到生产方式（生产力和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产生于人类斗争和人类活动的关系）的制约，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光和影的相互作用一般。魏特夫著作的第一卷讨论了中国的生产方式；预定于明年出版的第二卷准备描述生产关系。

本卷分成两个部分，对中国生产力体系作历史考察的第一部分又分为两章。第一章讨论作为受自然条件如土地、气候、水、矿藏资源、水力潜能等制约的中国经济过程中的生产力；第二章考察作为受社会因素制约的中国劳动过程中的生产力，即人民。整整占有全书3/4篇幅的第二部分论述中国经济过程中的不同要素。作者论述了广义和狭义的农业；对灌溉、施肥、作物轮作、以及政府对农业的功能进行了冗长的讨论。作者详细讲述了前资本主义中国生产过程的工业方面，而蚕丝生产却只占了6页的篇幅。尽管对“亚洲的”中国的运输资本、贸易资本和生息资本的经济功能的阐述占了75页，中国的银钱业在魏特夫的著作中却受到冷遇，只有区区11页。

我们的作者一点没有阐明国家的性质，他称之为“中国农业生产的最高机构”，却仅仅叙述了在中国历史的不同阶段国家在灌溉和排水方面所做的事情。他不敢阐释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国家在总体上仅仅是控制生产的那个阶级的经济愿望的概括的表现形态的理论。他仅仅满足于复述沃纳·李以及《北京公报》的话，我们几乎阅读了50页篇幅而还没有弄明白国家为什么要在水利工作方面如此操劳不休。(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的作者指出了J.洛辛·卜凯所理解的资本概念的不适当（第365页），在这一点上他值得赞扬。他还发现这位农学家已经出版的关于工作日的统计资料晦涩难懂（第328—331页）。然而，当他试图摘引关于农场经营（第365页）、农户分类（第380页）、以及农民辅助收入比较研究（第651页）的统计数字时，他就开始变为非马克思主义者了。他完全忘记了农民不能仅仅根据农田数量，也不能仅仅根据租佃状况来分类，而应当根据他们的农业生产能力来加以分类。在这类问题上，如果我们的作者宣称，他无疑是这样宣称的，他在自己的研究中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话，他应该读一读列宁的著作，列宁在1913年10月用统计数字表明了分析农民问题的马克思主义方式（《美国的资本主义和农业》，1917年出版）。

魏特夫的著作中印刷错误极少。“Hien-Hien”（第128页）应为“Hien-hsien”。“马德加”（第292、326、380、726页等）当改为马格亚尔，正如已被一份季刊的编辑所纠正的那样，马格亚尔先生至今仍与出版该刊的那个研究所有联系。这个纠正发表于《农民问题》第1卷第2期，柏林，1928年。

近来，在欧洲尤其是在苏联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中有一种时尚，那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论亚洲社会的分散段落挑选出来，将之应用于不可信的混杂的通用材料的垃圾堆中，从而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的亚洲社会理论。马格亚尔是首先从事这项工作的学者之一，他的《中国农民经济》于1928年由苏维埃出版局出版，现在正在由俄文译成德文。魏特夫直接沿袭了马格亚尔的亚洲社会结构概念，尽管他并未给早于他的阐释者以应有的荣誉。他没有在本卷著作中发展他的理论，但承诺在将于明年问世的大部头著作中给我们一个透彻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