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调查》

评《中国的地理基础：土地及其人民调查》

乔治B.格雷塞著

纽约和伦敦：麦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34年。[1]

在出版了三版油印的待定稿之后，前上海大学教师、现为西那库斯大学一位系主任的格雷塞博士终于给我们提供了中国自然地理学的一本通俗指南。该书第一章为总论。接下去的5章仍把整个国家作为分析对象，但从地形学、气象学、工业、矿业及商业这些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考察。占本书2/3篇幅的是另外的15章，每一章描述一个独立的地区，分别以沿海、平原、盆地、丘陵、山区、干旷草原、高地、高原及边疆命名。

我们快活的作者看到了展示把人和土地联系在一起的各种纽带的“综合性的、生气勃勃的图画”。他看到“工作中的愉快的农民”（第1页）和“最良好的社会关系”（第2页）。当然，他没有期望辛劳的、痛苦的、反抗的中国大众这样快活；因为他也明白“农场是如此狭小，也没有资本来进行改进。”（第103页）然而他却不愿分析农场狭小资本缺乏的原因；因为尽管他“花了10年时间进行旅行和研究”（见前言），他却总是满足于一种十足的偏见——“人口压力”——是“所有事实的事实。”（第182页）。

格雷塞博士在一个地方说到“饥馑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口过剩”（第182页）；在另一处，他认为鸦片罂粟引起“上等农地从有益的生产的转移”，导致了严重的粮食短缺（第375页）。他建议“寻找另外的有利可图的作物”作为“解决鸦片问题的办法”（第193页），但他又承认“鸦片可以在一定的地块上获得最高的收益”（第316页）。他在一处说，“如果仅仅以生存作为目标，中国足可以为5亿甚至更多的人口提供食物和住所”（第23页）；在另一处，他坦白地指出“中国没有生产出足够的食物来喂养她自己的人口，每年从国外进口大量的食糖、稻米和小麦”（第101页），而格雷塞博士却未对此作出说明。他认识到“在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没有在某种程度上受进口物品的影响”（第142页）；然而，他又甚至断言“广大地区还继续过着明朝那样的日子”（第10页）。(https://www.daowen.com)

肤浅和矛盾容易导致错误和缺漏。当作者在第15页列表显示华北和华南的不同之处时，他没有比较农场的平均规模。这一比较当然比他所列举的诸如街道的宽狭、农舍的建筑之类意义要大得多。反驳按照大河流域对中国实行三分法的最有力的理由之一是北方和南方佃农比例的显著不同。格雷塞博士是不同意三分法的，但他的书从头到尾没有提出这个观点。他还忘记了把另一个重要的观点列入表中（第15页）：那就是，中国最大的矿物资源煤集中在北方。他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实，因为他在第113页指出，将近90%的煤藏发现于下列这4个北方省份：山西、陕西、甘肃和河南。

格雷塞博士告诉我们北方的移民方向是东三省，南方是“南洋”（第15页）；而“向南的移民虽不像移民东三省那样蔚为壮观，但在一个世纪中稳步上升”（第343页）。在他6年中在中国旅行了3万英里之后，我倒希望他能坐下来个把钟头读一读珀西尔·坎贝尔小姐的《中国苦力移民》，这本书出版于1923年，正是格雷塞博士开始其田野工作的年头。霍·W.彭伯·里夫斯把这一南向移民称作“大致是隐蔽的奴隶贸易”。B.罗伯逊爵士在其1874年的报告中说到在25年中发生了34起苦力暴动。看来格雷塞博士不理解这种使马来亚的欧洲殖民地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成为可能、甚至是美国西部迅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的苦力贸易。他不谈苦力船，而仅仅说到“无价的思想货物”，按他的说法，这些思想由中国移民带回了家乡（第368页）。

曾在一段时间内得助于苦力劳动的美国西部资本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可能，主要是由于从1840年到1860年美国政府无偿转让公有土地的举动。东三省的农民遭受着土地饥荒，但得不到无偿土地；“东三省是中国的大西部”（第222页）的说法是不对的。有些较小的错误也应当指出。引自托尔加谢夫的中国城镇人口数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全区或全县的人口（第21页），因此不全是城镇人口。两广的缫丝厂大大少于华中，正好与格雷塞博士所说的相反（第357页）。广州距香港只有3个小时的火车路程而不是作者所说的4个小时（第366页）。广州和大连是城市名而不是县名（第362页）。“潼坤”应改为潼关；“孙会”应改为新会。香山这个名字几年前就已经改成中山了。打印错误也不少；如《孙报》（第174，196，218，300，317页）应为《申报》，来州（第358页）应为柳州。不过，对格雷塞博士书中的197幅插图应加以庆贺；每幅图都具有极强的解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