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的第一个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评《中国的第一个行动：西安事变的故事》

詹姆斯M.贝特兰著

纽约：瓦伊金出版公司，1938年。[1]

正如作者所宣称的，这本以极为透彻的理解和非常迷人的风格写作的书具有双重目的。其主要目的是搞清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个复杂而关键的时刻，搞清那个举世闻名的对蒋介石总司令的对日政策进行武力反抗的、从1936年12月12日到1937年2月4日的59天里叛乱和反叛乱的情形。在此期间，“红色恐怖”只是一个神话，而“白色恐怖”却完全是事实。作为次要目的，本书提供了当今中国的一幅略图。这样说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因为“西安事变”几乎把中国所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势力推到了前台，各个集团的特征都在当时的恐慌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且，当今中国的略图由这位新西兰作家、著名的牛津大学罗德兹学者进行了有益的阐发。他给读者提供了对于理解前10年的中国历史潮流所必需的材料，在这个时期，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着流血的内战。由贝特兰先生作了如此巧妙分析的西安事变，明确标志着这种自相残杀的战斗的结束，同时也明确标志着抵抗日本统治和侵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始。

贝特兰实现了他的双重目的，甚至超过了预定的目标。他还附带地解剖了三种类型的在华西方居民。在诸多奔走于途的离奇之士中，有一种是传教士。“在华传教士家庭的规模对大多数旅行者来说一直是一种奇观。这或许可以在经济的基础上得到最容易的解释——往往每一个孩子都享有传教津贴。”在西安的众多传教工作者中，只有一位似乎对于这起以如此激烈的方式发生于中国西北的事件有某些真切的感受。当问到这位英国传教士对事变有何看法时，他慎重地回答：“暴力，当然，我感到遗憾。但这事引出了不少好处。我们对共产主义有了一些了解……我想蒋介石在西安也学到了许多东西——许多对他来说必要的东西。当然了，中国的真正团结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希望。”

北平的一般外侨界和典型的上海头脑，作者称之为“彼得·弗莱明头脑”，则是另两种类型。前者被认为是“一种时代错位”，或者说是“像世界大战前的佛罗伦萨外国殖民地那样”的精致遗存。对于这些悠闲的女士们和先生们而言，一份鸡尾酒会的邀请或月夜访天坛就是严重的事件。“满族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历史的误会。他们感兴趣的是作为模式的中国而非变化的中国。”相反，上海的外国出版界对西安事件是如此地兴味浓厚，以至于蓄意描绘了一幅“红色恐怖”和“红色帝国主义”的错误图画。一份寄往西安的英文报纸引出了贝特兰的扼要评论：“这是最具刺激性的想象新闻的开端。”这样的新闻，尤其是那些天中日本人的新闻报道，对于混乱局面的产生是有责任的。

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其经济和政治的自由发展长期受到阻碍。而且，正如贝特兰所指出的，它还存在着地理上的不幸，那就是与最年轻最富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相邻。日本正在恫吓要把中国变为纯粹的殖民地。“直到这个危险消除，直到民族革命完成，中国社会才能继续正常的发展。”无疑地，正是基于对这个基本问题的认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军队才采取了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抵抗日本侵略及其在华工具的政策。这一政策首先是由中国共产党提出来的，早在193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江西苏区政府就已经正式对日宣战（第102页）。共产党建议释放蒋介石总司令是与其统一战线政策相吻合的，他们希望把蒋从亲日派那里挽救过来，让他领导民族军队抵抗外国侵略者。在当时已无其他有效途径对其进忠言的情况下，总司令遭到了张杨两将军的武力扣押；但在近两个星期的拘留之后，他平安地回到了南京。周恩来，派往西安的共产党政委，一位沉着的、头脑冷静的、很有说服力的人物，据贝特兰所说，他还熟谙谋略，是“释放蒋介石的最成功的倡议者”。贝特兰认为，“只要蒋介石不得不依靠被划入‘抗日因素’的政治势力，抗日统一战线就不是不可能的”（第250页）。“他是个聪明人，他愿意服理，他也懂得争辩的力量——尤其是在致命地影响自己的政治地位的时候”（第147页）。争辩当然是简单而现实的：即把扬言要摧毁中国西北的部署在西安附近的南京军队第10师和在洛阳的200架轰炸机移交到抵抗日本对华北军事侵略的核心力量手中，当时日军侵华的焦点在绥远。(https://www.daowen.com)

西安事变的消息一传出，日军在绥东的战役突然停顿了下来。因此，南京的亲日派得到了发动内战的最佳时机。1936年12月16日，30架南京飞机轰炸了渭南火车站，炸死了许多中国工人；在附近的棉花打包厂的院子里，鲜血染红了大地。同时，“银弹”也派上了用场，年高德劭的监察院院长于右任先生拒绝乘坐一辆豪华私人轿车赶赴陕西，向杨虎城将军的前部将冯钦哉将军赠送100万元法币。正是由于这位冯将军的身份极其可疑，增加了作者和他的中国同伴在其领地内旅行时的忧虑，冯的领地处于带雪纹的黄土悬崖之间的一个狭窄河谷之中，已接近他们前往西安的极其冒险的旅途的终点。

贝特兰以其杰出的艺术家手笔刻划了自然和人物个性。病怏怏的月亮模模糊糊地在滹沱河上空蹒跚而过，朝阳在薄雾中闪烁，汾河河谷的塔影树形，太原火车站晚鸦的喧闹，最出色的是，由东面通往山西的山脉，娘子关，被他描绘成“沿着群山的肩膀弯曲的一条石工线，沿线布满了高耸入云的烽火台，低处，雪水撞击着岩石在草地上流淌”。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景物描写堪与上乘的中国画媲美。他称现已退休的陈济棠将军为“中国最最臭名昭著的贪污犯之一”，说阎锡山是“中国政治中典型的极端个人主义者”，如果说这些描写并没有多少巧妙的话，有的刻画却确实智巧之极，如把汪精卫说成是“中国革命的赝品罗伯斯庇尔”。

本书中有几个小小的错误，如把29军叫作“29路军”；把钱大春（音）拼为“陈大成”（音）。打印错误不少（第18，23，44，59，66页等），但或许这些全没什么关系。对我来说，真正感到困惑的是作者的下列陈述：他认为1925—1927年的中国革命时代可以与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时期一样看待，它们都可以看作“盲目本能的狂暴运动”（第25页）。让我们不要忘记，赝品中国罗伯斯庇尔早在10年前就窃取了政治高位。

写于旧金山，193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