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致伊斯雷尔·爱泼斯坦[1]

亲爱的伊皮尔：

今天下午我刚读完您的精彩著作[2]。说它精彩，是因为作为一本历史学著作同时也作为一本通俗读物，此书写得极棒。首先，它主要是为美国读者而写的，这个目的十分成功地达到了！其次，它是用欧洲（和美国）的历史学术语阐释中国内部问题的第一部著作。第三，该书使它的读者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问题在总体上与帝国主义特别是当前美国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四及最后，材料组织如此紧凑，叙事风格和概念阐释如此生动，以至于至少对我来说，大作使我想起奥尔金1920年所写的关于十月革命的著作。由于本书的这些优点，您必将在不久的将来从某些杰出的中国组织那里获得奖章，您确实当之无愧。

我对大作几乎提不出什么意见，不过，我愿就下列尚有些含糊的几点作些解释。

1）当您说中国“摆脱了制度化的军事封建主义”（第12页）时，您实际上指的是中国比欧洲或非洲的任何国家更早地从原始封建社会进入到了封建社会。中国的原始封建社会（作为社会结构的氏族和部落没有领土基础但有少量封建因素产生）从公元前600年前后“西周王朝”末年开始走向没落。“制度化的军事封建主义”一词读者很难理解。

2）这一原始封建社会的极为漫长的时期（公元前1000—前600年）以及它的漫长的转变期（公元前600—前200年）弥漫着祖先崇拜（实在是最强大的部落组织的基础）之风。这自然导致希腊型的神的弱化，因为中国人的祖先全都是中国人的神，在商朝，所有的神喻都由下凡的祖先神灵传达。现在中国的神大多数自然是从佛教印度传入的，带有深刻的印度烙印。您说您对中国的无神论找不到令人满意的解释，这是否可算是某种解释呢？

3）论到现代历史，当您对中国没有采用满文作为第二语言的问题加以评论时（第24页），您或许没有明了满文并没有自己的字母这一事实。满族的书写语言开始于1690年之后，那时蒙古字母被采用来书写满语语音。

4）第65页上叙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最好在这里指出下述通常不为公众所知的事实：“李石曾（国民党内一个替罪羊式的人物）曾秘密请求张作霖[3]逮捕李大钊[4]（共产党领袖），后者当时正在为建立统一战线进行地下活动，他居住在苏联使馆隔壁的一所房子里。那所房子是中东铁路在北京的办事处，在李给张作霖写信之前，当局不知道他置身何处。李石曾那时已经是“西山会议派”[5]（国民党右翼）的一位成员。

5）照我看，书中有三处重要的疏漏：（A）第41页，除左宗棠之外，云南巡抚岑毓英的名字也应当被提到，他镇压了西南“回民起义”，这一起义延续了36年之久，远长于太平天国或西北“回民叛乱”。那期间云南的人口减损了50%！（B）第182页，当把鹿钟麟[6]与河北的“兵役”联系在一起描写时，最好不要忽略指出1944年他在重庆担任“兵役部长”这个事实！（C）第216页，您没有特别提出林语堂[7]的两本书（与此相关的尤其是第一本）：《啼笑皆非》和《枕戈待旦》。

6）弗兰克·古德诺（第48页）并不仅仅是一位“美国哲学博士”，他那时已是霍布金斯大学的一位著名教授。

7）另外还有六处极小的错误：

（A）第57页，注释；不是孙没有完成演讲记录的编纂，而是他根本就没有编过它们。胡汉民[8]曾有意让其追随者（后来的湖北省主席）利用这些记录为自己提供方便。

（B）第90页；杨铨从未做过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当过好几年（1928—1933）的总干事。

（C）第135页；马寅初不是“立法委员会委员”，而是从南京政府时期起就是立法委员。现在还是。

（D）第149页末尾；“东印度”应为马来亚，最好是南太平洋。

（E）第197页；海南冯白驹[9]，而不是“冯白玉”。

（F）第249页注释；蒋廷黻[10]应为哥伦比亚培养的教授，而不是“哈佛培养的”。(https://www.daowen.com)

我曾在洛杉矶遇到一些欧洲教授，他们告诉我哥本哈根、布拉格、巴黎和罗马的出版家正在寻找有关中国的书。您为什么不写信给这些地方安排您的著作的译本！这对教育欧洲人了解现状是至关重要的，不仅是中国的现状，而且也有关美国政策和美国的观念冲突。

您的著作在加拿大是谁出版的？是否有独立的英国版？如果您希望把它译成中文，我当然愿意推荐我所知的最佳人选来做这项工作。那就是香港《华商报》的编辑刘慕（音）先生。他的中文比任何其他同样也能很好阅读英文的人可读性要强得多。萨空了的中文只及刘慕的十分之一！您觉得如何？

您的

杰弗里

1947年6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