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爱德华·C.卡特
亲爱的卡特先生：
当您收到此信时，柯里[2]先生亦将首途返美。他在重庆只呆了20天，但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观察家而不是一个职业官僚，他自然学到和了解了许多事情。我敢肯定，他已经意识到重庆不是中国这个事实，因为那里弥漫着令人沮丧的气氛。2月23日，由中美文化协会主办，他对重庆最高水平的、有选择的听众作了一次半小时的精彩演说。他的整篇演说都强调为了民族抵抗及建立现代国家，民主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
尽管存在着包围他的企图，我还是在他前往重庆以及返程时与他见了两次面。在重庆时，他要求霍林顿·董[3]安排一次对马寅初教授的访问。过了一二天，霍利回答说找不到马教授。柯里质询他马是否被禁闭在某处，霍利却说这不可能。事实上，马现在当然被禁闭在重庆附近的某个地方，因为他批评了政府的金融政策。他建议对发战争财的人课税。
几天前，我给您平邮了一份2月15日的中国保卫同盟《时事通讯》。这期上发表的有关统一战线的文章值得一读，依我说这篇文章可以被认为是我的尚未出版的同题硕士论文的简短补充。如果您认为妥当的话，请将之转给罗辛格[4]。
《远东观察》改进风格执行现行政策，这值得为美洲委员会庆幸。我是一贯反对《观察》经常采用的那种狭窄而枯燥的统计文章的一个人。随信附去一份剪报供《观察》参考。希望有人觉得采用利姆博士的演说并为《观察》写上一篇短论是妥当的。
利姆博士在他的工作中指出了三个问题：营养、训练及运输。他的工作实际上与每一个人的工作都有关系，因为上述问题既是全国性的，也是十分迫切的。我希望自己有时间写一篇短文阐释目前的经济政策如何严重地影响了中央军队，因为这些军队驻扎后方，那里物价高昂，也没有战斗发生。游击队和其他部队大多在前线，那里的物价由于不受政府政策的影响，因而要低廉得多。他们的士气要高得多。如果真有大规模的内战发生，我估计只有十分之一的中央军能够作战。您收到2月15日出版的第28期《远东通讯》了吗？
谨致最良好的祝愿。
您的忠实的(https://www.daowen.com)
陈翰笙
1941年3月12日
[1]此信收于《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分委会对国内安全法及其他有关国内安全的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前的听证会——第82届国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第二次会议》，第8部分，陈列号：368，第2523—2524页。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年。
[2]劳克林·柯里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负责中国事务的行政助理。见《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分委会对国内安全法及其他有关国内安全的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调查前的听证会——第82届国会关于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第二次会议》，第1部分，第114和133页。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年。
[3]即董显光，新闻记者，蒋介石的传记作家。在中日战争期间，他在重庆担任宣传部副部长。
[4]劳伦斯K.罗辛格是太平洋关系学会的研究助理；同时在援华委员会工作。见《太平洋关系学会——根据第81届国会第366号决议召开的第82届国会第二次会议——司法委员会报告。关于美国内部安全的决议。》国内安全分委会于1951年7月25日至1952年6月20日举行的听证会。第157页。华盛顿：政府印刷局。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