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讲　支配与领导权

第七讲　支配与领导权

这一讲的主题是社会形态中权力的组织以及支配的性质。我尤其要谈一下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理解发达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中的支配形式与斗争可能性方面所做的贡献。我不打算完整解读葛兰西的思想，甚至不会谈及他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文化研究所贡献的许多重要见解与概念。实际上，我之前的许多论点正是基于葛兰西留给我们的成果。例如，我运用葛兰西的理论完善阿尔都塞的概念，并针对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范畴的强化”（hardening of the structuralist categories）的概念提出了替代性方案，为其设定了限定范围。这一讲，我会集中讨论那些直接影响了我们对支配的理解的概念：特别是国家、意识形态、领导权（hegemony）和领导权政治（hegemonic politics）。首先，我会对葛兰西做一些初步的评论，并在他强烈的反还原主义这个更广泛的语境中，对他的领导权思想进行定位。

葛兰西是一名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激进分子，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意大利海岸之外的一个岛屿，撒丁岛。他是一名社会主义记者，一战后曾是都灵和意大利北部工厂斗争中的积极分子，所以他积极活跃于无产阶级意识高涨的时期。在一战前后，人们看到，一个先进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进步正是由资本推动的，它站立在抑制它的那些过程的最前线——开始意识到自己具有按照心目中的意象打造世界的能力。我们从席卷欧洲的许多斗争中都能看到那一刻：威尔士与英格兰的工人罢工，匈牙利革命，夭折的德国革命，法国的大规模罢工以及都灵的工厂委员会运动。当人们说马克思与恩格斯预言的欧洲革命没有发生时，我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意识到它几乎发生了。它几乎发生了，尽管是以特定的形式，至少在英国、法国以及部分程度上在西班牙和美国，这一特定形式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而是工团主义（syndicalism）。意识层面的工团主义形式突出了无产阶级的运动以及其掌握科学与工业革命的能力，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手中握着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并确信自己可以统治世界。比如，如果你读了《新秩序》（Ordine Nuovo）、《前进》（Avanti）、《统一》（L'Unità）[1]上葛兰西和其他人的文章，你会看到，它代表了自认为可以走上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当然了，无产阶级那时不能，也没有成为统治阶级。如后来的结果所显示的，那一时期并非资产阶级最后的喘息，而是它充满恢复力的阶段之一。经历了种种斗争之后，资产阶级变得更强大、更有支配能力，不过前提是它改变自我，放弃了旧的形式，通过在新的表征系统中接合自己而找到了新的形式。它做到了这一点，并延迟了当时无产阶级前进的脚步。

这个历史关头（conjunture）——一个充满了政治斗争、胜利、失败与变化的高度紧张与矛盾的时刻——使得葛兰西能够看到一些重要与深刻的事情，这些事情与马克思主义、西方工业资本主义的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与其他形式社会斗争的性质有关。我认为，葛兰西作为政治激进分子的事实、他所处的政治时期、他相关的意识与行动方式跟他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留下的遗产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在这一特定形势下，葛兰西关于许多特定场域的思想都极具震撼力和原创性。他并非一个普遍意义上思想成体系的理论家，但在相关的许多政治与理论场域，他发展了一些卓有成效且很先进的概念：首先是关于机械化和还原论形式的马克思主义领域；第二是在正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现实性与复杂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中的意识形态与上层建筑方面；第三是正视资本主义向法西斯主义堕落的时刻。当然，后者对于理解葛兰西十分关键，特别是考虑到他产生最重要的思想时所遭受的束缚：他被墨索里尼政权关进了监狱。《狱中札记》（Prison Notebooks）（Gramsci，1971；除了特别标注，本讲以下涉及的页码都是出自该文本）之所以晦涩，部分原因就是由于他发表言论时不得不考虑到审查的因素。他从监狱出来时已经是身心交瘁，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然而，我们要记住，葛兰西的工作并不是为了提供另一种解读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他也不是要提出另一套抽象的概念来限定唯物主义的分析。相反，葛兰西深知，马克思思想的总体架构在理论层面应该不断地被加以发展，被应用于新的历史条件，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可能预见的社会发展相联系，进而再通过新的概念将其扩展与完善。葛兰西所贡献的正是这种“练达化的”（sophisticating）工作。他的思想发挥了一些并非出自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概念，没有这些概念，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不能充分解释我们在现代世界所遭遇的复杂社会现象。因此，他的“理论”著作总是从更有机地参与现实政治斗争中发展而来，总是意在服务于“启迪政治实践”的目的，而非抽象的学术目的。葛兰西的研究运用理论来阐释具体的历史实例或政治问题，也就是葛兰西所说的历史“关头的”问题。因此，他的研究经常显得太过具体，太具有历史特殊性，太局限于特定的时间与语境，太过于描述性地分析。他最富启发性的思想和提法都有这些特征。为了能够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运用这些思想，我们必须谨慎地将它们从其所嵌入的具体而特殊的历史语境中发掘出来，并小心翼翼地将其移植到新的土壤中。这不同于阿尔都塞与普兰查斯试图将葛兰西不够理论化的文本进行理论化的努力，在我看来，他们的做法乃是基于对葛兰西思想的运作所处的适当抽象层次的错误理解。

葛兰西强烈反对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机械化的解释，这些机械化的解释不仅得以流传，而且仍然以理论与政治的形式被奉若圭臬（通过第二国际以及列宁与斯大林的观念与实践）。相反，葛兰西强调结构（他用这个术语代替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关系的重要性。他用复杂得多也更具差异化特征的分析形式来取代从经济决定“读取”政治与意识形态发展的还原主义方法。这不是基于“单向决定”，而是基于分析“力量关系”，旨在区分（而非一视同仁）这种在历史关头发展出来的“不同阶段或层次”。只有通过相当复杂的过程，我们才能将分析从描述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基础关系扩展到“从经济结构到复杂的上层建筑领域的关键性过渡”（p.181）。尽管他仍在使用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语言，但是，他看到了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联系及不可逆转的关系。在任何特定社会中，一旦阶级矛盾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层面得以发展，这些复杂的接合形式就不可能被压缩回产生它们的基础中。也就是说，葛兰西只从它们的相互关系最终所产生的作用方面思考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或者用我的话说，他主要考虑的是，它们是否能够对实际的社会与政治条件进行有效地再生产，以服务于资本主义方式的现实扩张与发展。虽然葛兰西自己的哲学导向是“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这跟威廉斯与汤普森的文化主义关系密切），我认为，他是以结构主义的方式来思考决定问题以及资本主义再生产的不同实践的作用。

葛兰西不能容忍并经常讽刺那些强行以工具论的马克思主义、经济或阶级还原主义的方式对待这种复杂性的做法。在他看来，那样的理论只是满足了试图揭露万恶资本主义幕后运作的揭发派马克思主义（Marxism of exposure）。它的分析基于“直接的阶级利益”（以提问的形式，谁直接从中获利？）——好像每种阶级利益都是内在于它的社会地位，而且被印刻在其中每位成员的脊背之上——并以此取代更充分、结构性地分析“经济阶级的构成……及其内在关系”（p.163）。在每一个特定场合，它都会发问，资产阶级到底能获得多少利润回报？葛兰西认为，这是一个庸俗的经济问题。资本主义在运行中，常有哪个资产阶级派别都不获利的情况，这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要求。它常常需要国家权力强行使资本做出让步，只有以此为代价，资本主义才得以继续存在。所以，有些观念认为，只要能确定从特定事件中取得经济获利的主体，便可以解开和无视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关系与斗争的复杂性，这样的观念只会造成对现实复杂性的忽略。这种观念只是看起来比较唯物与科学罢了。那种将历史视为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各种派别之间的持续剥削的观念只会得到葛兰西的鄙视；它与生产方式再生产自身的过程无关。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经济要素在历史危机与条件的发展中毫无作用呢？当然不是，只不过它的作用是“奠定基础，更利于传播某些思想，提出和解决关系国家生活整体进一步发展问题的某些方法”（p.184）。简而言之，我们只有看到了“客观的经济危机”如何通过改变社会力量的平衡关系，从而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危机，进而体现在影响民众观念的伦理-政治与意识形态斗争中，我们才能进行卓有成效的分析，这种分析植根于结构与上层建筑之间至关重要而且不可逆转的过渡中。由此，他说，任何非还原主义及非经济主义方式进行分析的关键核心就是“结构”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或者是任何有组织的历史运动经由整个社会构型从经济“基础”向伦理-政治关系领域的“过渡”。提出并解决此类问题要求我们分析社会形态中不同社会实践多元决定的复杂关系。（在此可以看出葛兰西思想对阿尔都塞的巨大影响。）

这便是葛兰西（1959）在《现代君主》（The Modem Prince）中所贯彻的规程，在那里，他勾勒了自己“分析局势”的典型方法框架。其中的细节部分很复杂，它的精妙之处也无法在这里详细展开，但是其大致梗概很值得被列举出来，即使仅仅为了把它跟更加还原主义的方法或更严格意义上的结构主义方法加以比较。他把努力“确立不同层次的力量关系”看作是在进行“初步地阐释政治科学与艺术——政治科学与艺术被看作一整套可供研究的实践规律和详细观察结果，有利于唤起对实际现实的兴趣，激发更加严格和活跃的政治洞察力”（pp.175-176）——他补充说，这种努力必须具有战略性的特征。

首先，他认为我们必须了解社会内部的基本结构——客观关系——或者“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为这些对历史发展的形态设置了最根本的限定与条件。正是从它们中产生了有利于历史朝这样或那样的方向发展的主要力量与趋力线。还原主义的错误在于，直接把这些趋力与约束视为它们具有绝对决定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作用，换句话说，将它们抽象为某种“必然性的铁律”。实际上，只有在它们规定了历史力量的运动场域这个意义上，它们才具有组织和决定作用；它们定义了可能性的视野。但是，它们始终都不能完全决定政治与经济斗争的内容，更不用说客观地决定或保证这些斗争的结果了。

其次，他在分析中区分了注定能深入社会内部并相对持久的“有机的”历史运动和更加“偶然、直接、甚至意外的运动”。在这方面，葛兰西提醒我们，一种“危机”如果是有机的，可以持续几十年。它不是一种静态的现象，而是充满了持续不断的运动、论战、抗争等，这些代表了各方势力在争取自己长期利益的前提下克服或解决危机所做的努力。葛兰西认为，理论中的危险做法在于“把实际上只是间接作用的起因当作直接起因，或者断言直接起因就是唯一有效的起因”（p.178）。前者会导致过度的经济主义；后者则引向过度的意识形态主义。（尤其是在挫败阶段，葛兰西十分关注这两个极端之间发生的关键性振荡，在现实中它们以相反的形式映射彼此。）在葛兰西看来，并不存在必然地将经济起因转变为直接政治作用的“像法则”一样的情况，而是只有当那些潜在的起因成为新的现实时，分析中的证明才是成功的或者“正确”的。以条件的时态（conditional tense）来取代实证主义确定性是至关重要的。

葛兰西接着强调，不能机械地预测危机的持续时间和复杂性，它们会随着历史时期不断发展；会游移于相对的“稳定”期和迅猛剧烈的骤变期之间。因此，阶段性就成了分析中的一个关键方面；其重要程度可以跟他对历史特殊性的强调相提并论。“正是对这些频率不断变化的‘间隔’进行的研究使人们一方面能够重建结构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另一方面重建结构中有机运动和遇合运动的关系”（p.180）。葛兰西的这一研究毫无机械或教条的色彩。

如此一来，便有了动态的历史分析框架的基础，葛兰西转而分析历史力量运动——“力量关系”——它们构成了政治与社会斗争与发展的实际场域。此处，他引入了一个重要的观念，我们要寻找的不是力量关系中的这一方绝对完胜那一方，也不是一方的力量被另一方完全收编。确切地说，要分析的是关系问题——即，要从关系上解决的一个问题，基于“不稳定的平衡”或“不稳固的平衡持续形成与取代的过程”这些观念的运用。至关紧要的问题（它不应该被转变为一种解释）是“力量关系对这种或那种趋向有利还是不利”。这种对“关系”和“不稳定平衡”的着重强调提醒我们，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失利的社会力量并没有从此就从斗争场域上消失；这种形势下的斗争也没有中止。例如，那种认为资产阶级“绝对”且完全战胜了工人阶级或者认为工人阶级的需求被完全并入资本主义的观念，完全异质于葛兰西关于支配的思想（更加与他的领导权概念不相容）——尽管在学术与政治评论中这一点经常被人误解。最为重要的总是力量关系中有倾向性的平衡关系。

接着，葛兰西区分了“力量关系”的不同阶段。他认为，这些阶段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目的论的演化关系。第一个阶段有关客观条件的评估，它安置与定位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力量。第二个有关政治阶段——“不同社会阶级达到的同质性、觉悟高低和组织程度”（p.181）。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没有推论性地设定所谓的阶级统一。我们知道，虽然阶级有一定共同的存在条件，但是在实际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它们会由于冲突的利益而被分割与分裂。因而，阶级的“统一”必然是错综复杂的，它的产生——建构、创造、接合——是特殊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阶级决不能被认为是自发与“既定”的。葛兰西激进地对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占中心地位的这种自发的阶级观念进行了历史化，同时，他进一步阐释了马克思对“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划分。他指出了阶级意识、组织与统一——在合适的条件下——得以发展所经历的不同阶段。首先是“经济社团”阶段，行业或职业集团意识到它们的共同利益，但是没有意识到更宽泛意义上的团结。然后是“阶级社团”阶段，这时阶级利益的团结进一步发展，但仍局限于经济领域。最后就是“领导权”阶段，它超越了纯粹经济团结阶段的社团制约，囊括了其他从属集团的利益，开始“在社会中传播——不仅带来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与道德的统一，并产生了各种问题及围绕这些问题的激烈斗争……从而造成了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集团的领导权”（pp.181-182）。正是占支配地位集团的利益和其他集团的普遍利益之间的协调过程，以及作为一个整体的国家生活，构建了特定历史集团的“领导权”。只有在这种“国家群众”统一的阶段中，他所谓的“集体意志”才有可能形成。然而，葛兰西提醒我们，就算是这种高度有机的统一也不能保证特定斗争的结果，斗争的输赢也取决于军事与政治—军事力量关系的关键性战术的结果。不过，他强调“政治……高于军事，只有政治才能为战斗中的机动和运动创造机会”（p.232）。我会继续探讨领导权概念，不过，首先有必要简单评论一下葛兰西的国家概念和意识形态理论。

国家的作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思想（除了列宁）中的位置最多也就是边缘的。国家概念在当代马克思主义论辩中的中心地位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葛兰西以及被他影响的人。国家是一种新型的结构性力量，它经常置身于经济或阶级力量的直接作用和文化关系之间。因此，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场域跟国家的关系应该被视为跟生产方式的关系一样密切。国家常常被葛兰西称作组织市民社会的层域。在这里，经济阶级的治理转变为政治权力；经济阶级的权力得以集中和凝缩，被赋予了国家自身的权力和权威。

此外，正是由于国家的作用，文化关系经常得以组织和重组。我们只需要从有权使用技术以及构建人民身份认同方法的角度看一下公众或大众舆论的意识形态领域跟市民社会制度——报纸、大众媒体、教育机构与教会——之间的关系，就能意识到，正是国家规定了许多文化与意识形态生产的形式。葛兰西对于国家监管功能——作为管理社会关系的代理人，作为法律与治理层域——重要性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洞见。在葛兰西之前，这一点并不被列入用来思考文化、意识形态及其他社会实践领域之间关系的马克思主义常见术语中。

葛兰西从根基上动摇了仅仅将国家当作统治阶级的强制工具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说法。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国家并不仅仅是强制的，它的非强制活动也不仅仅是真正强制机器的伪装或掩盖。葛兰西指出，国家也具有教育作用：它扩展了社会与文化层面的可能性；它使人们进入全新的领域。它必定是一个已经存在让步的充满矛盾的场域。如果没有国家的这种双重性，我们怎么可能理解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在各地采用福利制度——通过立法——的重要性？你就只能说，这实际上只是资产阶级的诡计，有些马克思主义者确实就是这么说的，然而，这么说忽视了以下事实，即无数人们为之奋斗，通过斗争从国家手中夺回本该属于他们的福利，并持续进行政治斗争以加强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制度。如果我们认为福利好像只是资产阶级用以继续剥削工人阶级的一种狡猾的方式，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些斗争？我们不可能只是以如此简单的方式定义国家，好像它只有一种工具性的强制作用，当然，这也不是说国家没有强制作用。

国家试图动员以取得文化与意识形态认可，有时是通过强制作用，有时是通过教育与监管功能，而大多数时候则是通过这两者的结合。国家关注的部分对象就是市民社会领域的公众舆论，它不能直接控制或制造但可以组织这种舆论。这使我们认识到，国家虽然一直都是充满矛盾的层域，但它和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意识形态系统以及经济中的阶级地位相接合。不过，这并不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它仅仅被资产阶级所控制；它与阶级的联系并非已经“盖棺定论”或已被保证。正如列宁所理解的，它需要自身与资产阶级的分离。在发达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通常是国家引起资产阶级的统一，它使那些在日常经济交易中自身无法统一的资本的不同派别团结起来；它为那些派别提出了使它们更加团结的政治纲领。然而，如果国家想要发挥更加多样与多元的职能，它就需要从传统阶级矛盾的直接作用中适度地分离出来，保持一定的特殊性和相对自主性。

葛兰西采用了初看似乎有些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定义，他从“任何世界观，任何演变为一种文化运动、一种‘宗教’、一种‘信仰’的哲学，任何曾经产生了把哲学当作潜在的理论‘前提’而包含其中的实践活动或意志的东西”［原文如此］出发，接着提到，“这里，人们可能会说‘意识形态’一词，但前提是在隐含于艺术、法律、经济活动和个人与集体生活的一切表现中的世界观的最高意义上使用该词”（p.328）。随后，他清楚地说明了意识形态所应对的问题或者它的基本功能：“维持通过意识形态得以凝聚与团结的整个社会集团的意识形态的统一”（p.328）。然而，即使是这样的定义也不像它看起来的那么简单，因为它规定了位于任何独特的意识形态或世界观中心地位的哲学内核或前提，以及使世界观成为意识的实践或流行形式的详细阐释之间所存在的基本联系，它以文化运动、政治信念、信仰或宗教的形式影响社会中的广大群众。葛兰西决不会仅仅关注一种意识形态的哲学内核；他总是着眼于有机的意识形态，它们“组织人民群众，并创建人们在其中进行活动，获取地位、斗争等方面的意识的场域”（p.377）。

这是葛兰西对“哲学”和“常识”进行重要区分的基础。意识形态包含了这两种不同的“层面”。一种意识形态的连贯性通常依赖于它专门的哲学阐释。但是，这种形式上的连贯性并不能保证其有机的历史作用。这种作用只有在哲学思潮进入、改变与转换人民大众实践中的日常意识时才能被看到，后者就是被他称为“常识”的领域。常识是不连贯的；它通常是“不系统与不定期的”，支离破碎，充满矛盾。在常识中，随着时间的推移，较连贯的哲学系统的踪迹“层层积淀”沉淀下来，却没有留下任何显明的清单。它自身代表了“传统的智慧或者岁月的真理”，可是，实际上，它是历史根深蒂固的产物，是“历史过程的一部分”。那么，它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它是概念与范畴的领域，人民大众的实践意识实际上正是在这一领域得以形成。它是已经形成的“理所当然”的观念的场域，如果想要塑造群众的世界观，并在历史层面产生效果的话，一种较连贯的意识形态与哲学思潮必须争夺对它的控制权，而新的世界观也必须质疑甚至改变这一场域：

每一种哲学思潮都留存着“常识”的沉淀：这是其历史有效性的证明。常识并不是某种严格的、不变的东西，它不断改变自身，用科学思想和进入日常生活的哲学观点丰富自身……常识创造未来的民间传说，在一个既定的地点和时间，它是大众知识的一个相对严格的阶段。（p.326，n.5）

正是这种对大众思维的关注使得葛兰西的意识形态思想独树一帜。由此，他认为，人人都是自己思维领域的哲学家或者知识分子，因为所有的思维、行动及语言都是自反性的，包含道德行为的意识路线，因而维持着某种特定的世界观（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专门职能）。

此外，对于自己基本的生活条件、共同所受到的约束与剥削形式的本质，一个阶级总会有其自发、生动、本能的理解，虽然这种理解并不连贯，也未在哲学层面得以说明。葛兰西把这种理解称为“健全的见识”（good sense）。不过，它需要政治教育与文化政治的进一步工作，从而修复和阐明大众思维——常识——那些混乱的建设，将其转变为更加连贯的政治理论或哲学思潮。这种“大众思维的养成”是建构集体意志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它需要知识分子组织广泛地开展工作——这是任何领导权政治战略的基本部分。在这个意义上，葛兰西提出，群众的信念不是一个可以置之不理的斗争舞台，它们“本身就是物质力量”（p.165）。

葛兰西在这一问题上的思考也包含了建构意识形态主体概念的新方式。他完全否定任何预先给定的统一的意识形态主体观念——比如，具有“正确”革命思想的无产阶级或者保证拥有反种族主义意识的黑人。他认识到，自我或者构成所谓的思维与观念主体的认同具有“多元性”，意识的多面性不是个体一个人的事情，而是“自我”和构成社会文化场域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关系的结果。他指出：“性格的构成千奇百怪”，它包含“石器时代的要素，较发达的科学原理，来自历史上所有阶段的偏见……以及未来哲学的直觉”（p.324）。通常，在转瞬即逝地表现在行动中的世界观和在口头或思维中得以肯定的世界观之间存在意识上的矛盾。这种复杂、破碎、矛盾的意识观念被当作“虚假意识”加以优先解释，这不过就是从自我欺骗方面进行的解释，葛兰西正确地认为这样的解释是不充分的。(https://www.daowen.com)

同样，虽然葛兰西认为意识形态问题一直都是集体的与社会的，而非个体的，但他也认识到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性和跨话语特征。从来不存在任何普遍的、单一的、统一的、连贯的“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而是“同时并存着许多哲学体系和思潮”。那么，分析的对象就不是能自动吸引任何事物、任何人的“占支配地位观念”的单一主流，而是要分析不同的分散的潮流，它们的交汇与断裂点：简而言之，一种意识形态的复杂、整体或分散构型。问题在于，“它们是如何被传播的，在传播的过程中，它们为什么会沿着某些特定路线、朝着某些特定方向分裂开去”（p.327）。

我认为，很明显，从这种论述的方法中，葛兰西得出，尽管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和不同的社会与政治地位相接合，但它的形式与结构并不精确地反映、匹配或“呼应”社会的阶级结构。他指出，观念“并非在每个人的头脑中自发地‘产生’：它们具有形成、发散、传播和说服的中心”（p.192）。它们的特征不是心理学的或说教的，而是“结构性的和认识论的”。因此，它们的改变或变化不是通过用另一种世界观取代已经形成的一整套世界观，而更多是通过“对现存的活动进行革新，使之具有‘批判性’”（p.331）。葛兰西明确承认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声部、跨话语的特性，例如，在描述旧的世界观如何逐渐被另一种思维模式所移置，并从内部被加工与改变时，他写道：

重要的是这种意识形态复合体所受到的批判……这种批判可能造成旧的意识形态曾具有的相对重量发生分化和改变。从前位于次要和从属地位的要素……成为新的意识形态与理论复合体的核心。由于从属要素在社会中的发展壮大，旧的集体意志分解为自相矛盾的要素。（p.195）

在认识意识形态的斗争过程方面，这完全是更具原创性和生成性的一种方式——很明显也是我能够重新解读阿尔都塞的基础。它包括了以下概念，比如现存的文化场域，这一场域由先前的历史所架构，而所有“新的”哲学与理论流派都在其中活动并必须与之相妥协；这一场域的既定结构和决定特征；影响不同话语要素结盟的解构与重建过程的复杂性；一种思维模式与另一种模式逐步解除接合（disarticulation），以及该思维模式和一系列不同的社会实践与政治立场的重新接合（rearticulation）。

在葛兰西看来，阶级的形成与国家有关；它们并不是在国家之前就已经是拥有纲领的统一阶级。国家也并不只是用强制权力贯彻那种纲领的空洞工具或渠道。如果认为我们的社会被那种简单的支配作用所统治，这样的想法倒是很省事，但是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激进地挑战了这种简单的支配观念。虽然许多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使用领导权与支配概念时，将它们视为似乎可以互换的概念，但实际上它们大有不同。当我们使用支配、文化支配或收编这些术语时，我们直接简化了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涵义。那么，在解释领导权概念的时候，从描述葛兰西没有赋予它的意义出发倒是不无裨益。然后我们就能够领会他为统治的性质、政治及支配这些概念赋予更加开放与宽泛涵义的方式。同时，我们也能够认识到，他的分析是以我们看得到的发达大众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中的现实政治形势与条件为中心的。

他的领导权概念不是指每个人都因为被意识形态形式或媒介所迷惑，因而被并入现存体制。如果认为我们生活其中的异常复杂的社会实际上是由媒介信息粘合在一起的，这不过是还原主义、工具主义和阶级幻想的立场。尽管听起来有些粗略，但是，相当一部分马克思主义文学在试图解释西方社会是如何自愿维系在一起——共识是如何建构的，为什么工人阶级不发动革命，为何历史没有遵循阶级斗争的节拍——的时候，正是基于这种立场。领导权不是意识形态的神秘化，也不仅仅是合并全部的文化支配，就好像所有矛盾与对立的力量与实践都被吞噬不见，永远消失在历史中。这样的情况或许发生过，但是，领导权中支配的实际建立更多地意味着要积极地包容、教育、重塑对立势力，使其存留在它们的从属位置上。葛兰西在领导权概念中所强调的是这种从属的工作，而不是合并全部的功绩。

领导权既不是指国家的强制权力，也不是指某个经济阶级单纯工具化的统治。领导权并不意味着一个经济阶级的统治。葛兰西感兴趣的是政治构型与政治阶级派别的多样性，正是通过这些，资产阶级得以统治。他以19世纪的英国为例指出，当它的社会关系正在成为资本主义的时候，其实际的统治体系仍然主要掌握在拥有大量土地的资产阶级，而非商人、工业或商业阶级手中。他关注的是，特定的经济阶级通过各种其他中介形式——通过特定的政党或某一特定历史集团的形成——而在政治层面发挥其支配作用。这就是葛兰西思考经济矛盾和政治形式之间非还原性关系的方式。当领导权作为一种政治统治形式被建立起来，它不是涉及整体的阶级，而是涉及一种历史集团的形成，这种历史集团为一段时期的领导权提供政治、社会、经济上的基础。这种集团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领导层和其他阶级中的下属、从属部分，中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被拉入权力矩阵或构型中的大众阶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领导权是指，一些要素能够通过动员群众力量获得支持，从而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并在意识形态上占支配地位（在特定国家的统治中）；通过动员、殖民、收编、抓取、包围或抑制那些必要的要素，从而博取或保持大众阶级的支持。领导权蕴含一个集团的形成，而非一个阶级的出现。正是某一特定历史集团或构型在整个社会上的优势地位的建立构成了领导权，只有在那个集团能够推广某一特定团体的利益与目标，使其获得类似于大众的认可与同意时，这一过程才得以完成。在这个意义上，统治的政治计划被葛兰西的术语和概念彻底改变。许多政治构型都在不能建立领导权的情况下进行统治。只有领导权能够让领导集团为作为整体的社会设定一系列的历史任务，并着手使各种不同的社会团体与制度顺应任务的方向，或者配合该任务。这任务有时是攻克某一特定的危机；有时则是为社会提出新的目标，让社会成员从事新的历史事业。因此，领导权涉及政治力量能够为了历史任务赢取或动员大众支持的方式。

领导权不会消除统治者和非统治者间的差异，它并不抹掉把从属阶层和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分开的界线。相反，它为那些位于从属地位以及被排斥的人们提供了进行政治实践的空间，使他们拥有自己的社会空间。领导权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得不被剥夺生存或被虐至默许。只要他们总是被抑制在处于从属地位的政治实践范围和意识形态表征系统中，他们就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在领导权统治的时刻，它可以和相当大范围的工人阶级的生活、组织、机构完美共存。唯一有必要牵制的是那些出现在我方与他方的意识形态分界附近的阶级意识与斗争形式。某个从属团体的场地——“我们当然是不同的阶级。我们不属于那里。我们有自己的地盘。来我们的社区，来我们的俱乐部，来我们工人阶级的文化中。看我们在自己的地方。”——可能正是被领导权领导作用支配的从属空间。从属阶级以现实社会实践、政治空间、真实机构的形式存活下来，这些形式让一个阶级得以阐释自己的生活，而它使用的语言总是他人的，所处的政治空间也总是由他人规定的。这就是一个团体在另一个团体之上建立领导权的方式。领导权（hegemony）关乎领导（leadership），而非只是关于支配。

领导权的运作并非没有阻力，因为它不能克服社会结构中的所有基本矛盾，也不能完全抑制所有那些不属于历史集团的要素。但是，它能够占据领导性的、起决定作用的地位。它能够对场域有一定的控制。它能够在社会中推广其统治，使自身成为“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说，建立对话得以开展的要点和计算得以进行的等级范围。社会得以开始运作的地方正是一定的权力平衡点，是在许多关键领域中力量的平衡点，也正是在那一点上，人们认识到领导权的形成。

当然，领导权绝不是没有强制；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废除警察力量的情况下建立其领导和权威的。共识通常是领导权得以产生的主要层域，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强制。共识总是得到强制实施与支配能力——必要时——的支持、巩固和支撑。但是，领导权绝不纯粹是强制。纯粹强制的阶段显然就是占支配地位或统治地位的团体相对不稳定的阶段。这一点使人不得不想起阿尔都塞（1971b）的“强制性国家机器”，让人们在你身后排成一排跟以下情况相比更加暴露，即你可以诉诸人们自由选举与不记名投票的权力，这总是倾向于使已经大权在握者获胜。强制与认可的环节总是相互补充、交织与依赖，而非各自分离的要素。大部分的剥削系统都是由强制与认可的双重调节得以维持的；它们总是一直在场。甚至当权力主要通过共识模式运作的情况下，强制也作为葛兰西所说的“支持系统”发挥作用。不过，我们也要认识到，各种占支配地位的社会结构在维持和再生产其支配地位的节拍与节奏上存在重要的转变。领导权并非指向推翻一种模式以建立另一种，而是指向从强制一端向共识一端的运动。例如，近来的英国历史上就有这么一个时期，随着时间在1970年代的推移，虽然现存的政治力量仍然控制着国家——在选举方面和其他方面都是如此——但是在强制与认可的平衡上出现了重大的改变。随着共识越来越难维系，随着保障共识机制运作的物质条件变得越来越脆弱并引发质疑，人们发现，国家和制度的强制要素在维持占支配地位的模式中越来越发挥重要的作用。那时，法律、“社会的监控”实践以及权威话语的作用在训导与管理社会中更加被凸显。

领导权是能够控制全局的领导权，它的意思就是掌控。它意味着持续控制某一局势。如果你要说它蕴含着不明显的强制性支配形式也未尝不可。那种认为领导权一旦建立就永远持续下去的观念与葛兰西的概念是很不相容的。维持领导权并不容易，要一直努力才能赢取。一个占支配地位的集团不得不一直努力以便争取领导权的建立和持续。它必须在社会中占领再生产其权威所需的空间，从而获得领导权和对替代力量的抑制。领导权并不需要吸收或摧毁那些力量，它有大量的空间留给那些不能存在于系统内部的力量。它完全能够包容那些边缘者与越轨者，部分以铁拳，部分用安抚。不过，那些开放空间的存在本身就是它统治能力的证明。

在葛兰西看来，只有在这种领导权的霸权阶段，一个历史集团才能掌握社会，使其符合建立、发展、扩大特定集团与经济形式的权力所需的新条件。当一个历史集团能够重塑社会形态，使它跟社会、政治实践与意识形态表征相一致，从而为新的历史任务、独特事业的发展、应对危机的能力提供条件时，它才是真正有领导权的——在道德、智识、文化、政治以及经济层面都是如此。值得注意的重要一点是，葛兰西之所以建构领导权概念，是因为他认为此前它从未在意大利实现过。这不能用缺少一个统治的阶级来解释，而是指向存在两个一直互相斗争的阶级：一个在南方，仍然强烈地依附于封建生产模式；另一个在北方，建立在混杂却主要是现代特色的经济系统之上。因此，并不是说意大利没有受到特定生产方式决定性的影响，而是说没有一种意大利社会的力量能够在被葛兰西叫作“全国人民”（national popular）的场域上建立起资本主义模式与整体民众的事业之间的同一性。于是，意大利缺少领导权统治是因为未能在国家直接施加管制之外的普通人民的常识领域进行运作，从而为将资本主义发展为全国性事业打下基础。而正是在这一环节，领导权为生产方式的真正扩张、大幅改变方向或化解特定危机创造出它们所需的条件——文化的、经济的、道德的和政治的条件。

由此可见，领导权只能被构想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而非已经完成的事物。不过，另一方面，它也不仅仅是进行中的统治与支配的维护。如果统治阶级或占支配地位的集团实际上达到了领导权阶段，那么它在“经验层面”必须是明确的。另外，因为领导权是领导地位在各种社会与政治斗争场域中的建立，那么它也包括以往被马克思主义忽略的场域，比如道德话语。任何想要掌握常识或大众意识以及实践推理场域的人都必须关注道德领域，它实际上是无数人们进行政治盘算的语言。左派很少谈及“好”与“坏”的差别被定义的那个领域；它很少力图建立一种社会道德的语言。结果，这一领域完全被留给了卫道士，留给了教会与道德多数派。葛兰西认为，一种特定的政治力量应当能够赋予人们在习语、语言、日常生活中进行必要的盘算以作出道德判断（以及社会、政治、智识判断）的能力，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的重要性，那就意味着，这种特定的政治力量（如左派）已经放弃了本应在上面进行正面交锋的战场。因此，如果在文化领域中位于从属地位，却还努力想建构一种领导权政治——认为是否进入该领域只是心血来潮的念头，这不过是想来想走都随便的地方——这样的念头是荒谬的。

想一下19世纪末的英国，那是现代英国形成的时期，也是大众民主的时期，当时还建立了以工党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劳工主义）这种特定的政治形式。同时，它也是来自过去的真正领导权（即自由主义）土崩瓦解的时期。在前一个时期，自由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哲学，是最主要的政治构型，它能够长期牵制工人阶级组织。即使在保守派掌权时，它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它规定了人们思考自己所谋之事的观念，以及他们理解英国社会形态、国家成就、历史命运和英国政治文化性质的方式。自由主义构型能够长期抑制工会运动、工人阶级社会主义以及工人群体表征。在这种构型中，每个人都各占其位，它就像一座“房间众多的大厦”。因而，激进分子不需要非得在已经确立的政党或者替代性政治力量中寻找位置。在同一幢房子里，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间，而且对于规定这一构型的关键要素，人人又都心知肚明。当这些关键要素在物质实践方面——其存在的经济条件（比如，与美国、日本、德国相比，英国竞争力的下降）——和意识形态表征方面都遭到挑战时，这种特定的领导权构型才会真正地瓦解。

建构新的领导权伴随着斗争；而那种斗争特别有意思，因为在部分程度上，所有不同方面的力量都明白，建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所采用的方式必须不同于自由主义构型内的接合方式。因此，在那个时期，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所广泛遭受的挑战都是打着被我称为集体主义的旗号。不论在左派、中间派或是右派中，人们都能看到力图接合集体主义形式的努力：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保守集体主义，参与宣告国家效率与帝国命运新时代的那些人的集体主义。所有这些都在集体主义的观念下进行运作，因为他们都不得不接受以自由主义为标志的国家观念领导权的毁灭，虽然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它进行攻击。人们只有在斗争本身中才能得到可能引向新领导权的要素。那些斗争的特定方式所产生的结果对于规定1920年代与1930年代以及在那之后发生的事情方面至关重要。当时产生了社会民主的一种特定方式，即一种特殊的劳工主义。它战胜了同时期活跃在劳工运动中的一系列其他社会主义（比如，作为一种产生全面影响的中产阶级社会主义存活下来的费边主义，以及工团主义），这些运动为寻找能代表兴起的新工业阶层工人群体的利益和更宽泛的社会范畴的新方式而斗争。并非偶然的是，这也是为争取妇女权利而斗争的时期。不能将这一时期理解为好像是只持有一种意识形态的一个统治阶级镇压并吸收所有的反对势力与差异。只有从不同群体起起伏伏持续不断的斗争中，新型领导权的实际构型才会产生。

这个例子指出了葛兰西运用领导权概念时一个重要的含混之处。一方面，像我讲过的那样，它是社会生活中非常特别、暂时，并具有历史特殊性的阶段。在现实中，这种程度的统一很少实现。而另一方面，在他之后的思想中，葛兰西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特定阶级的联盟构型之上，指出它至少是所有统治阶级的一个策略，适用于所有主要的历史集团构型。但是，这种区分被一个历史问题弄得错综复杂。葛兰西将领导权跟“东方”与“西方”构型的区分联系起来；这种区分隐喻了发生在1870年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历史转变，这种转变的典型特征是资本的国际化，现代大众民主的兴起，国家作用与组织的复杂化以及它在市民社会结构与过程中史无前例的体现。人们还可以指出其他标志着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的重大变化。但是，对葛兰西来说，关键之处在于，这些变化标志着社会对抗与权力分散的逐渐多元化。因此，支配形式需要越来越多地将其权力根植于更加复杂和自主的市民社会，根植于在市民社会的义务性机构中赢得认可的过程。由此，葛兰西认为，领导权是有特定存在条件的特定统治构造的，因此属于一个特定的历史位置（a specific historical location）。然而，有一点并不明确，葛兰西是否一直坚持这种历史特殊性，或者我们是否必须将丰富的历史实例当作必然与根本性的领导权。

葛兰西对领导权的定义不仅引发了不同的支配观念，也引发了不同的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观念。葛兰西指出了政治斗争的三个不同阶段；他并没有——像他常被误读的那样——将政治划分为两个彼此排斥的种类，就好像人们必须选择其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它们是“机动战”（或运动战）（war of maneuver［or movement］）、“地下战”（underground warfare）和“阵地战”（war of position）（pp.229-239）。当社会出现真正的分裂，不仅在阶级之间，更普遍地说在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间都出现分裂时，“机动战”就会发生。在如此深重的分裂期，由于大众力量被动员起来反对权力集团，人民群众揭竿而起对抗掌权者，社会会陷入四分五裂的境地。双方力量明显独立且可被识别，此时是权力间的直接抗争或对峙期。当社会中已经有相关的政治与经济斗争战场，而且正面交锋的抵抗不能进行时，“地下战”阶段就会开始。这不是阶级对阶级、人民对权力集团的斗争形式；而是战略性地攻击特定阶级权力堡垒的突击队的发展。葛兰西认为这是大众或人民动员的开始。最后，只有在已经充分形成大众民主的社会中才会存在“阵地战”，在这样的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其他大众民主力量已经为了争取经济、政治权力及公民权力进行了成功的斗争。这些社会在社会与政治层面极其错综复杂；在这样的社会中，市民社会的结构并非简单到可以被国家立即、轻易地征服。市民社会拥有不受国家权力直接影响的很大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它包含一些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占支配或统治地位阶级的直接掌握之外的机构。因此，被排斥的阶级与被接纳的阶级、无权者与掌权者之间的直接对抗如今受制于极其多元且被移置的政治斗争形式，这样的斗争形式在议会与民主政体中十分常见。在那些社会中，尽管不是一直如此，但是在多数时间，政治是以阵地战的形式进行的。斗争的进行可被区分为不同的形式，既有在葛兰西所说的市民社会的“‘堑壕’与堡垒”（p.243）（文化、语言、意识形态与道德）中进行的斗争，也有跟凝缩的国家权力或由资本主义阶级关系保证的经济力量的直接对峙。

葛兰西在马克思主义的论域中开启了政治斗争独特形式的可能性，甚至是必然性，这为阶级斗争形式适应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显现的资本主义历史条件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一旦“无产阶级高涨期”的热潮褪去，资本主义社会构型继续存在，这些新的构型开始获取一定程度的领导权。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重组自身。因而，斗争并不单单是被击败与阻挡，相反，斗争的形式和性质不得不做出改变，它必须要适应要求新兴、多元的大众政治形式的新场域。

唯一能够和领导权立场进行对峙的政治是领导权的政治，这是场阵地战。只有领导权的政治能够在常识的场域上组织对抗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一种领导权的政治在文化机关、道德话语、经济斗争和政治领域（包括与选举有关的斗争及其他形式）中运作，它力图占领每一条战线，并深知胜利不是以敌人的最终溃败为结束的大型战役，胜利在于在每一条战斗前线上达成力量平衡。它是在社会形态中的每一个据点都掌控着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平衡。左派中很少有人懂得这一点，但资产阶级（尤其是当代形式的资产阶级）却深谙其道，他们不会置文化、智识和道德领域于不顾。他们不会因为相对来说较少人参与学术团体就忽视它，他们也不会因为性别、社会及宗教问题不属于政治与权力场域就拒绝在其中战斗。他们明白，如果想要影响历史，就得在所有的阵地中产生影响。

当撒切尔主义在英国出现时，它在自己认为可以前进的每一个阵地中进行斗争。从以下情况中，你就知道他们的计划是要领导权，比如，教育部长特意提议，把为高等教育拨款的机构的名称从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改为社会研究委员会。毕竟，从1968年之后，人人都知道社会学不是一门科学：它是在常识领域运作的。这样一种构型意在质疑每一种观念，为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建构理论，并规定每一种社会立场。它要以最简单也最先进的形式对抗凯恩斯主义。它要告诉人们，作为父母怎么抚养孩子，作为老师应该如何言传身教，在不同时间使用何种语言，等等。它意欲在每一个环节占领和界定占支配地位的领域。它使自己区别于顺应社团主义与社会民主的家长式保守主义形式——借鉴与顺应其对立构型的“湿派”（wets）［老式保守派］——因为那些派别不是为了真正的胜利而奋斗。撒切尔主义明白，领导权需要你守住领地，并为整个社会形势规定新的参照点。它能够同时以最先进的理论语言和最日常的习语在领导权层面展开运作。比如说，它把货币主义阐释为一种经济理论（如果你相信那可能的话），同时，它又用最日常的习语来表达货币供应的复杂性：如，将国家经济比作经营家庭预算——“你不能花你没有的钱”。这些人们平日的常识性智慧形成于跟支配性力量的历史对抗中，产生于社会中占从属地位的领域中，它们可以被赢取、被殖民以及被转变，还可以用习语来表达，而领导权正是在这种领域中产生的。领导权集团总是一个激进集团。它试图对前一种领导权、协议、共识的形式釜底抽薪。它想要扭转历史的潮流，并产生新的常识。它需要把自己渗入人类实践意识的毛孔中。有观念认为，这跟文化无关，是意识形态领域之外的事情，或者认为这是由人们在文化结构中的地位规定的，这样的观念绝对是荒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