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迎区域之形成及其与移民之关系
亲迎婚俗在近代并未通行全国，该俗在地理上之分布状态已如上述，然则古代何如？此种分布状态何由形成乎？此乃亲迎婚俗之历史问题也。
据《尚书·大传》所载，亲迎始于周。其文曰：“夏后氏迎于庙廷，殷人迎于堂，周人迎于户。”〔7〕足以佐证周人亲迎者除前引《仪礼》之文外，《诗经》有：“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8〕《列女传》据此云：“太似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嫠氏之女，仁而明道，文王嘉之，亲迎于渭。”〔9〕
论者每以夏、商、周，为历史上之三时代而不以其为同时并存，政治势力相消长之三族，实为研究中国社会史易有之错误。考当时各族文化不同，所居地域不同，某族强盛之时，虽可驱他族而占其地，但决不能尽灭其族人。虽可于政治上统治他族，但决不能于短时期中尽改其文化。故上所谓亲迎始于周者，并非谓夏，商势盛之时，绝无亲迎婚俗；亦非谓周族一旦克商，亲迎婚俗即行普遍于周族势力范围所及之地。亲迎乃周族之风俗，夏、商势盛之时，周族业已存在，故此俗亦已存在。周族得势，夏、商诸族亦未顿然消灭，不行亲迎之俗，亦依然存在也。
周代各地人民不行亲迎之俗见于《诗》及《春秋》，《诗》云：〔10〕
俟我于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琼华乎而；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琼莹乎而；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黄乎而，尚之以琼英乎而。
郑氏笺谓：“著，刺时也，时不亲迎也。”〔11〕《春秋》关于不亲迎之记载可分为四类：
一、帝王不亲迎以大夫代者：〔12〕
桓公八年，祭公来，遂逆王后于纪。〔13〕
襄公十五年，刘夏逆王后于齐。〔14〕
二、诸侯不亲迎以大夫代者：
隐公二年九月纪裂
来逆女。〔15〕
桓公三年，秋，公子翚如齐逆女。〔16〕
文公四年，夏，逆妇姜于齐。〔17〕
宣公元年，公子遂如齐逆女。〔18〕
成公十有四年，秋，叔孙侨如如齐逆女。〔19〕
三、由姑代迎者：
僖公二十有五年，宋荡伯姬来逆妇。〔20〕
僖公三十有一年，杞伯女姬来求妇。〔21〕
四、无人迎者：
成公九年，二月伯姬归于宋。〔22〕
春秋所载不亲迎者，婚姻二造必有一非周族姬姓者。故与亲迎系周族婚俗之说，并无冲突；且足证当时周族以外之人民，犹多不亲迎也。然此说与近代亲迎婚俗地理分布情形相符合乎？请先论商族及周族之地域。
商为东方民族，发祥于山东。《尚书·序》谓：“自契至于成汤八迁。”王静安先生考八迁之经过，允为信确：
《尚书·序》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正义仅举其三，今考之古籍则《世本·居篇》云：“契居蕃。”（见《水经注·渭水篇》《通鉴地理通释》引《世本》作番，疑即汉志鲁国之蕃县。观相土之都，在东岳下可知）契本帝喾之子实本居亳，今居于蕃，是一迁也。《世本》又云：“昭明居砥石。”（书正义引）由蕃迁于砥石，是二迁也。《荀子·成相篇》云：“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是昭明又由砥石迁商，是三迁也。左氏襄九年传云：“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邱，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是以商邱为昭明子相土所迁。又，定九年传，祝
论周封康叔曰：“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相土之时曾有二都，康叔取其东都以会王之东蒐，则当在东岳之下，盖如泰山之祊，为郑有者，此为东都，则商邱乃其西都矣。疑昭明迁商后，相土又东徙泰山下，后复归商邱是四迁，五迁也。今本《竹书纪年》云：“帝芬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山海经》郭璞注引真本纪年有殷王子亥殷主甲微，称殷不称商，则今本纪年此事或可信）”，是六迁也。又孔甲九年，殷侯复归于商丘，是七迁也。至汤始居亳从先王居，则八迁。〔23〕(https://www.daowen.com)
古地以亳名者甚多，故契及汤所居之亳究在何地，常成问题。静安先生以三证确定亳即汉山阳郡薄县地，今山东曹县南20余里。〔24〕商地名据《括地志》为“周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也。商洛县金废，今为商州。地属陕西，西安府。”〔25〕误也。静安先生以杜预《春秋释地》以商邱为梁国睢阳为是。梁国睢阳今河南商邱县。〔26〕故契至成汤八迁乃在山东南部及河南东部一带。汤至盘庚五迁，仲丁迁于隞，今河南荥泽县西南17里。河亶甲居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13里。祖乙迁于耿。耿据静安先生考证为古邢邱。杜注在河内平皋县，〔27〕即今河南温县。盘庚迁于殷，今河南安阳县。商族由东逐渐向西移，入居中原，移民路线颇为显然。
周为西方民族，由西而东入居中土，适与商族异向，周之起源可溯至古公亶父。《大雅· 绵》云：
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28〕
岐山在今陕西岐山县。据此可知商系山东民族，向西入于河南。周本陕西民族，向东入于河南。若与亲迎婚俗近代地理分布之状态相对照，而谓亲迎系周俗，不免发生下列二问题：
一、山东近代全部通行亲迎婚俗，何以知其非殷俗？
二、陕西行亲迎者多限于社会上一部分人士，何以谓亲迎系周俗？
苟欲维持亲迎系周俗之说，必须证明二事：
一、山东之亲迎婚俗系后起者。
二、陕西之成为半亲迎区系由于是俗之衰失。
今之山东即周代之齐，鲁。齐俗不亲迎，诗已言之。该地当时本非周族人民所据。余永梁先生论商周两民族文化之关系时，曾谓：“我们看伯禽封鲁，要‘变其俗’，就是想以周的礼俗代商的礼俗。所以‘三年后报政’。齐太公封齐，则‘简其君臣礼，从其俗’，所以‘五月而报政’。”〔29〕当时山东不从周俗，可以见矣。故齐有“俟我于著”之诗，鲁有大夫逆女之文。
山东之有亲迎婚俗，实由周族移民该地所致。周族之东迁，李峻之先生有详论，见“周代西方民族之东殖姬姓篇”。〔30〕其“东殖图”示周族移居山东之潮流颇明。至于移民之结果可于李济先生之筑城区域图中见之。李先生以筑城为华族we-group之特征。筑城区域足以代表华族势力及人民所及之地。山东于A期（鲁隐公元年或西历纪元前722年以前）并不属于筑城区域之内，易言之，即犹为异族you-group所居。B期（鲁隐公元年至汉高祖元年或西历纪元前206年）顿成筑城之中心区域矣。李先生之所谓华族虽未明指周族，但既谓筑城为华族之特征，不筑城者为异族，则居于山东而不筑城之商族为异族无疑。西历纪元前722年之前，西方民族之侵入山东犹不多，至纪元前206年已没盖全境，所移入者自多。周族带有亲迎婚俗，借政治势力压迫异族，降至今日，致有山东全境俱行亲迎之现象。史禄国教授Prof.Shirokogoroff研究亚洲古代民族曾有三图示其变迁，与上文颇有印证之处，读者可参考该氏所著之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第146—147页。
陕西，山西一带之丧失亲迎婚俗而沦为半亲迎区者，亦由于华族之东移及南迁，与北部异族之侵入。此种势力于周代之初，业已开始，于姬姓氏族东殖图中已见端倪，降至晋代异族南侵益亟，李济先生曾依当时人口之增殖率，断定华族向东南迁移之激速。〔31〕
自280年至464年，中部西北区人口反见减少，而南部人口增加五倍，其消长之原因，李先生认为在于移民。人口数字之变迁或由于登记及调查之勤惰及严废，固不足即认为移民之证。唯西北华族人口因异族之侵入而内移，实为历史上尚可征信之事实。可引江统《徙戎论》（西历299年）文为例：〔32〕
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岭长城，戎卒亿计。虽师役烦殷，寇贼横暴，然一世之功，戎虏奔却，当时中国无复四夷也。汉兴而都长安，关中之郡号曰三辅。“禹贡”雍州，宗周丰、镐之旧也。及至王莽之败，赤眉因之，西都荒毁，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马援领陇西太守，讨叛羌，徙其余种于关中，居冯翊、河东空地，而与华人杂处。数岁之后，族类蕃息，既恃其肥强，且苦汉人……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并州之胡，本实匈奴……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
荥阳句骊本居辽东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田丘俭伐其叛者，徙其余种。始徙之时，户落百数。子孙孳息，今以千计，数世之后，必至殷炽。〔33〕
西北人口，于西历299年时，已戎狄居半。亲迎婚俗果系周族所有，夷狄无之，则昔日之亲迎区，受移民之影响，自为半亲迎区矣。是则历史上民族之移动与亲迎婚俗近代地理分布状态之关系，非特不与亲迎系周族之说相冲突，抑且相佐证矣。
然则江南零星亲迎区，岂亦周族移民所构成者欤？解决此问题最直接之方法，即调查零星亲迎区域之人口是否系中原之移民。但搜集人种学及谱系学之材料目前犹属不易，故不得已，唯有以间接方法推论之矣。
李济先生曾选十姓，做华族之代表，以视其各期迁移之状况，为图以明之。十姓中陈郭刘吴及杨俱出自周族。读者可参考李氏The 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People自169页至213页之图（图略）。
根据该图吾人可见：
一、若此五姓能代表当时周族后裔，则可谓周族后裔向南移民之中心，偏于沿海诸省，以浙闽赣为最盛。
二、江南零星亲迎区域自江苏，至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所处地位与五姓南迁之路径颇相符合。二者之关系固当分别证明，但于未得充分材料时，提出江南零星亲迎区为中原移民所致之假设，亦未始不可。且与已有人种学上之材料论，亦无冲突，详见下章。
依吾人之推测，于周族后裔南迁之前，江南一带均属不亲迎区。带有亲迎风俗之中原人口，不论其为周族或已受周族同化者，侵入长江以南，有自成社会保存其中原风俗者，则为亲迎区；有杂居当地人民之间，仍维持其原有风俗者，则为半亲迎区；有受当地人民之同化者，则仍为不亲迎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