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迎区域之地理及社会限制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四、亲迎区域之地理及社会限制

苟吾人承认文化传播与移民有密切关系,凡限制移民之种种自然的及社会的环境,亦必影响于文化之传播。是以文化区域之界限,可自其地理及社会背景与移民之关系加以解释。请先论亲迎区域之地理限制。

史禄国教授曾将中国人种移动与地理关系,详加叙述,兹译其原文如下:

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占有两种不同之地理区域。江苏与安徽除后者之南部外,俱处于长江下游。浙江与安徽以山为界,自成一海岸省区。惟其杭州湾一带即亦可视为长江下游区,其余各地与福建广东同半为山岭,隔绝于长江流域。南岭山脉及西部诸山横贯于广东与湖南,江西,浙江,与江西,安徽,及福建与江西之间。此等山区人口稀少,禽兽出没其间。岭南与长江流域之交通惟有著名之五口。长江流域之中部与黄河流域亦有乖隔之山脉,为逐鹿中原者用武之地,至今犹为群盗麇集之渊薮。但此区并不十分荒凉,且通路亦多,近代由北南下及西向之移民多由铁路经此至湖北之汉口,以达长江水运。黄河近代出口于山东山区之北。不及百年前,黄河口与长江口相距颇近,惟隔一湖泽纵横之平原耳。故简言之,中部之平原实黄河与长江共同构成。大陆在海边之增长,即于史籍中亦可稽考,例如长江口现有之陆地,犹属有史之后之产物。近世尚有足以殖民之地涨成。因黄河出口之迁移,江苏北部现为一荒沙硗瘠之区,极难耕植,为昔日黄河之旧道。

长江有两大支流,江西之赣江,湖南之湘江是也。彼等俱导源于南部,故为由北向南移民的孔道。此外移民之重要路线则为海道。由海道,北部人民移殖于南部滨海之区。移民之第三路线即为上述之山地。因民族流动之压力,移民依山势作保障,沿山而进入内地。〔34〕

请依移民之观点论长江之下游。北部为南下移民之孔道,沿江东下,亦为移民之捷径。由此二途进入此区,自昔已然,且江苏近古以来,久为著名可航之海岸。高丽,山东,直隶,辽东,江苏,浙江,日本南部,及台湾环拱于中国海边,使移民便于沿海往来。故于其地时有此等海道移入人民之遗留,吾人不应忽视者也。诸省中尤以福建,广东为然。彼等与西北诸省有崇山峻岭之隔。于五口外,南北人民不易往来。广东之西江流入广西,及广西以西南诸地,亦为一移民之孔道也。〔35〕

吾人可注意者:

一、江苏北部黄河旧道为移民南下之阻,黄河多沙。沿河之地,一经泛滥即荒瘠难耕,尤以改道之后旧槽几成废地。而亲迎区域即以此为界。

二、长江与黄河之间,虽亦有山岭,然并不难通,故中原向南移民多取道于此,湖北自成移民之总站,而亲迎区域亦越过河南湖北之界而南抵于长江。

三、海道移民,自古已然。而沿海省区亦多零星之亲迎区。

四、沿海诸省与江西,湖南诸省有南岭横隔,移民不易通过。一方阻止长江流域人民之南移,一方阻止海道移民之深入内地,而亲迎区域几绝迹于江西及湖南。

由地理背景以论亲迎区域有一难决之问题:带有亲迎风俗之移民何故止于湖北而不复南下乎?自地理言,湘赣两江俱极便利,何故亲迎区域不能越长江而更南乎?于是吾人不能不求之于社会之环境矣。

移民之社会限制莫甚于人口密度。考人口之移动,原因虽不一,然能吸收移民,使其安居者有一必要之条件,其地必须能供给彼等维持生活之机会。是故荒沙横前,移民裹足。今若有一地土地虽肥美,而人口已密,外来人口,势必见拒,盖彼等之进入,将直接影响于本地人之生计也,近代美国之限制移民即为一例。故中原人口向南迁移时,南部人口之密度,实为吾人所欲知者。因南部人口之密度,即南下移民限制之程度也。

中原人口向南迁移始于何时,乃吾人之先决问题也。依李氏筑城区域之推测,华族势力及于江苏,湖北始于纪元前722年至纪元前206年,约当周末及秦代。及于安徽、江西、湖南、四川,则为纪元前206年至264年,约当汉代。〔36〕筑城区域所示者实为华族之政治势力,并不足以确定其有大批移民也。谭其骧先生研究中国内地移民史,曾将各时期客民移入湖南之人数比数,其结论如下:〔37〕

图示

分区见图2

图示

是表所指客民乃包括一切湖南省以外之人,非专指中原之移民。但据此亦可见汉代移民于长江以南者,为数甚少。吴景超先生论两汉人口移动亦得类似之结论:“第一,两汉时自动移殖的人很少;第二,两汉被动移殖的可分两种,第一种为移民实都,第二种为移民实边。”〔38〕而边境又多指西北方面及四川。故吾人可以汉代人口代表中原人口向南迁移前中国之人口分布状态。然论中国人口分布状态,即近代者犹属困难,何论乎汉代?但其大概情形,则就《汉书·地理志》所载各郡之户口统计,略可窥见一二。

中部南区即长江流域汉代之人口与中部东区为60与100之比。此种分布不均之状态下,向南移民固为不可免之结果。据上述李氏之推测在280年(晋武帝太康元年)至464年(宋孝武帝大明八年)曾有大批西北人口移至南部。然则此大批移民入居何处乎?中原移民之数目及其中心地带,现虽尚无材料可以断定,但据谭其骧先生研究湖南移民原籍之分配,其结果如下:〔39〕

江西 63.1 江苏 7.6 河南 4.3 福建 2.7

安徽 2.5 河北 1.6 山东 1.2 广西 1.0

浙江 0.8 四川 0.6 山西 0.2 陕西 0.2

湖北 3.5 湖南 10.7

中原移民唯占总数之9.5耳,余多来自长江流域。可见中原移民多麇集于沿海诸省,未能越长江而深入腹地也。考其故,盖由于:一、海道移民,故择沿海诸地而居;二、长江下游地土肥腴人口尚稀,容纳移民之力较大,故多趋之。及一旦人口繁殖,受生活程度之压迫,始扩大移民区域,西入江西及湖南。为时约在明代(1368—1643年)。入居湖南,江西者既多南部人口,故亲迎区几绝迹于该两省。

人口之密度,不唯足以决定移民之方向,且可限制文化之传播。汉代南部人口虽不及中部之密,然每县户数已有3917,且其文化程度已与中原齐趋。移民入内,决不能如周秦之际移入山东一带时之扫尽土著,横行无阻。彼等移入文化程度相等,人口颇密之人民中,如不另立新村,而欲与土著相处,则不能不谋于土著固有之社会中,得一相当之地位。势不宜自别于土著致受歧视,凡有使土著引以为奇之风俗,自不愿斤斤保守矣。此种同化于土著之事实,即在以保持中原风俗著名之“客家”中,亦能见之。《崇正同人系谱》(第4卷,第7页)谓客家以前,履行亲迎,近已无之。浙江之硖石亦然。〔40〕数十年前,率皆亲迎,近已寥寥。此皆文化传播所受社会之限制也。

若亲迎区域之形成,果以移民为其主要原因,则亲迎区域与中国人种分布,必有相当之相关性存在矣。易言之,若人种之分布与亲迎区域有印合之处,则亲迎区域形成之主要原因出于移民,又得一佐证矣。

中华民族实包括各类不同之人种而成。史禄国教授自体质之差异,将中华民族分为六或七类,其最重要者:为A类B类及△类,B类为华东,尤以江浙两省、广东及高丽为基本种类。但于黑龙江、日本、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俱有此类人种。现代彼等所操之语言,虽有绝不同者,但以其体质论,则似出于一源。故史氏认为此类即为古代亚细亚之土著。所以有现代之分布状态者,乃由于A类人种之侵入。〔41〕A类为现代华北之基本人种,尤以河南、河北、山东为最,仅略见于安徽及浙江、江苏及广东,则更少。发现于沿海诸省者常呈零星之殖民地状态,及杂居于重要之城市中。〔42〕侵入华东最有力者非A类而系△类。关于△类之材料现尚不多。但依史氏推测或系起源于亚洲中部由长江南下早期曾集于湖北一带者,或系起于华东者。〔43〕

定论虽嫌过早,但可断言其非黄河流域之中原人种也。

即此极简单之叙述,已足予吾人一极深之印象:即A人种与亲迎婚俗似有密切之关系也。然欲证实此言则舍实地调查将具有此种风俗之人种加以考察外,固无他法,但姑悬一说于此亦非无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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