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国王和锁链：国家的开始
过去看似优于实际，实则距离产生美感。
——芬利·彼得·邓恩
（Finley Peter Dunne）
如果你置身伦敦，只有参观一处景点的片刻闲暇，我推荐大英博物馆。穿越前门（免费！），步入宏大中庭，径直向前，走到中庭中心，这里就是卡尔·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图书馆旧址。沿着图书馆向左走，穿过一扇颇具迷惑性的低调的小门，你将迎面看到罗塞塔石碑——世界上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第四次开始的标志。
我希望我能说，一位考古学家通过细致的研究和持续不断的田野工作，最终发现了罗塞塔石碑。不，不是的；它是1799年，拿破仑的一名军官皮埃尔-弗朗索瓦·布夏（Pierre-François Bouchard）在重修奥斯曼土耳其的防御工事时发现的。值得庆幸的是，布夏认为，这块石头可能具有历史价值，就留下来给法国学者研究。1801年，英国击败了法国，因此，石碑现存于大英博物馆，而不是卢浮宫。
图6-1 世界早期国家初现的地点和时间。其中某些是否达到国家标准尚在争论之中。
罗塞塔石碑的发现，仅仅只是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Brian Fagan）所说的尼罗河之辱的起始[1]。19世纪中期之前，只要够胆搬动巨大的石块，就能在埃及考古学上占据一席之地，希腊、意大利和近东的考古学也大体如此。尼罗河被人格外关注，因为它的考古学一直都是令人眼前一亮的——金字塔、墓葬、雕像、宫殿和高耸入云的立柱。众多著名博物馆的原罪是它们通过掠夺被占领国家，或者以微不足道的代价从资金匮乏的统治者手中收购，巧取豪夺地得到它们的最精美的馆藏。[2]我必须指出，正是洗劫之宝导致了考古学的生成。礼貌点儿说，我们将其称为古物学，我们对待古物学之道，宛如每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怪咖叔叔：我们都不愿意谈起他们。
坐在你在历史长河中的位置上，看世界的历史徐徐展开，你也许觉得屁股都有点儿发酸了。但是你很快就会忘掉种种不适，因为，随着农业出现，变化来得更快、更剧烈。最近10 000年，特别是5 000年以来，发生了远多于过去600万年的变化。这是城邦、剑与矛、金银、庙宇和宫殿、道路、桥梁、珍宝、香料、马车、金钱的时代——这是人人皆被统治的时代。这是国家的时代。
对于人类学家而言，“国家”意味着至少有三个政治等级的社会：最简单的，统治阶级、行政官僚阶级和劳动阶级。更重要的是，这些等级带来了显著不同于掌控世界长达数万年的觅食者或者园艺农业社会的关系。区区数人埋葬在金字塔中，但建造金字塔却需要成千上万的劳力辛劳长达40余年。事实上，在贸易、艺术和科学的发展中，少数人获益远远超出普罗大众。少数人治人，绝大多数人治于人。此情此景，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当被震惊。
从你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远眺，最引人注目的是，10 000～5 000年前撒播在世界各地，众多渺小、沉闷的农业社会，被拥有庞大公共建筑的大都会所替代。人类学家保罗·罗斯科（Paul Roscoe）指出，有的建筑具有特定功能，诸如信仰、墓葬、商业或者行政，还有的建筑就是以“震撼”访客以及普罗大众为目的。[3]在某种程度上，公共建筑是早期农业时代的竞争性盛宴的余音。它们向访客宣示，他们面对的是何许人物。没有比法老时代的埃及更令人震撼的了。
当你参观开罗城外吉萨高原上的金字塔时，站在胡夫金字塔前，抬头仰望。你无法看到金字塔顶。三座金字塔都很引人注目，此外还有狮身人面像和不计其数的神庙。吉萨金字塔修建于公元前2550—前2475年，表面原本覆盖了抛光石灰岩（被后来的建造者挪用了），这使它们看起来闪闪发光，远隔数千米就可看见。简洁的线条使它们看起来更加夺目，但是它们构造并不简单。建筑师深谙码砌海量石块的复杂之术。比如，胡夫金字塔的中心墓室有几个悬臂屋顶，将压力沿矢量方向分散开，使墓室不至于被巨石压扁。在巨大的石块之间（这可能具有象征而非功能性意义）有着疑冢（旨在误导盗墓者，不过效果不佳）和狭缝。
你也许听过来自外太空的外星人建造了这些壮观的建筑的一派胡言。这种观点的支持者宣称，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埃及人学会了技术，在古代技术条件下，移动两三吨重的石块几无可能，金字塔只有可能是外星人制造的。他们错了。埃及人通过古老的办法学会建造这些伟大的建筑：试误法。
图6-2 埃及开罗附近吉萨平原上的金字塔，建造于公元前2600年。（Brigid Grund摄）
早在建造金字塔之前，埃及人在马斯塔巴石室墓中埋葬逝者——马斯塔巴（mastaba）石室墓是由切割的方形石块搭成的低矮的方形建筑，墓室开凿在基岩之下。第一个金字塔，由法老左塞尔（Djoser）于公元前2620年建造于开罗以南的萨卡拉（Saqqara），还不是真正的金字塔，而是阶梯式金字塔，即由一系列逐步变小的马斯塔巴石室墓叠罗汉一样码起来的。随后，法老斯尼夫鲁（Sneferu）的建筑师建成了真正的金字塔。
最初，建筑师建造了一座仰角达60°的小型金字塔，但是整个金字塔坐落在不太稳定的沙子和基岩上。建筑师扩大了它的规模，将外面坡度减少到55°。他们垒砌大型石块，这样可以使坡面内倾（这是从马斯塔巴石室墓学来的技术），但是最终导致结构不稳，因此从中段开始，建筑师码砌扁平石块，将外部坡度降低到44°。这个技巧使金字塔得到“折角金字塔”之名。不幸的是，问题并未解决，由于石块码砌不当，灰泥质量低劣以及沙质基础，斯尼夫鲁最终放弃了这座金字塔，在旁边重建“红塔”，作为他的永久安息之地。这座金字塔毫发无损，到斯尼夫鲁的儿子胡夫于公元前2550年在吉萨开始修建自己的金字塔时，埃及建筑师们的技术已经臻于成熟[4]。
这就包括了如何移动大型石块。实验显示，如墓葬壁画所显示的一样，只要有足够的绳索和人力，什么东西都能被移动（19世纪劫掠埃及遗址的欧洲人就用了类似技术）。埃及人建造了角度低平的斜坡；放置了垂直于斜坡边缘的光滑的、上油的木板；在缝隙里填上光滑的石膏。通过这样的缓坡，很多强壮的劳力可以将岩石拉到令人眩晕的高度。对吉萨金字塔的遥感研究表明，建造者可能沿着围绕金字塔建造的通道运送石块。他们再自上而下填实通道。
早在法老出现在埃及之前，人们已经知晓如何拖曳巨大石块。土耳其的戈贝克力（Göbekli）遗址有多达20处由T形柱子构成的圆形建筑，每根柱子重达20余吨，装饰了浅浮雕的牛、狐狸和鹤等形象。这些建筑中，年代最早者建于公元前9000年（农业生成早期）。英国也有建于公元前3000年的巨石阵。砂岩石块重达40吨，都是本地采集，但是较小的蓝灰砂岩每块大约重1～2吨，是从220千米之外的地表矿岩上采集而来。全英国还有数处圆形结构（有的是巨大的木圈）。
巨石阵和戈贝克力土丘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们不在社区之中，而是独自矗立于山野之间。国家崛起之后有所改变，众多礼制性建筑——神庙、圣殿、圆形剧场、学校和诸如罗马元老院的政治建筑——都涌现在社区之中，无论在暗喻意义上还是在字面意义上，这些建筑都不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早期宗教建筑给我留下更加包容、志在联合的深刻印象，国家的宗教和政治建筑则显得更加排外、志在控制，以及沟通信众和非信众。
宏大的公共项目出现在增产努力奏效、农业蓬勃发展之地。这既包括干旱地区的灌溉，也包括山地地区的削山填沟土地。阿兹特克人（Aztec）的首都坐落于广袤的湿地中部，他们依靠双手，掘出地底深处的淤泥，堆砌成被称为“浮筏农田”的沃土长屿。阿兹特克人通过收集人类排泄物，施撒在农田里，保持土地肥力。这些努力提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使人口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现代农业通过轮种灌溉土地、使用商业肥料、在农田蓄养鱼苗和改造食物基因等方式提高产量）。
产量增加不仅支持人口不断增长，也将部分人从食物生产中解放出来。这包括国家的精英和官僚，但是，对于解放劳力，使其投身国家的震慑表演而言，产量增加确有必要。修建金字塔（常常耗时数十年）的就是那些无须在农田中辛勤劳作的人。那些劳力需要得到支持，这意味着农业必须更加高产。因此，有必要灌溉旱地，平整土地。农业的要素包括土壤、水和阳光，因此，作为国家的形成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农业密集化既出现在土壤肥沃的江河岸边，也出现在温热环境的野生草类已被人工栽培、阳光充沛的沙漠地带。
早期国家中心之一就是现代伊拉克境内，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沿岸，当地的灌溉农业起步于公元前6000年。乌鲁克国家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以世界上的第一座城市——乌鲁克［《圣经》写作以力（Erech）］——著称。乌鲁克之后，其他地方的国家风起云涌（参见图6-1）。埃及的第一个国家出现于公元前3000年之后，克里特岛上的米诺斯文明出现于公元前2100年。迈锡尼的希腊文明出现于公元前1600年，城邦国家稍晚，于公元前1000年出现。在中国，公共建筑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而巴基斯坦的印度河谷则在公元前2600年。类似的礼制中心还有柬埔寨的吴哥窟和津巴布韦的大津巴布韦（国家因为考古遗址而得名）。对于有的早期国家而言，类似于乌鲁克的城市很重要，而其他国家则在提供劳力的小型聚落环绕下建立礼制中心。最终，城市成为国家的政治和贸易功能的枢纽。在很多案例中，城市都建有作为主要的防御线的城墙（可去中国西安参观一处保存完好的样本）。
国家在新大陆的出现有些滞后，可能受到缺乏驯化动物的影响，既无法提供肉食和奶制品，也无法拉犁提升农业产量。尽管如此，大型民用和礼制性中心最终涌现于新大陆。公元1000年之后不久，人们在伊利诺伊的卡霍基亚（Cahokia）和亚拉巴马的芒德维尔（Moundville）建立起巨大的平顶土质金字塔。就在同时，美国西南的人民在查科峡谷（Chaco Canyon）建立了拥有上千个房间的多层村落，并且通过宽阔的道路将村落和世界联系起来。考古学家并不认为这是“国家”，但是，它们是尾随农业步伐之后，不断增长的社会和政治生活复杂化的范例。
在墨西哥，公元前1200年，奥尔梅克（Olmec）礼制中心出现于湾畔地区，其他一系列中心接踵而至：拥有山顶宫殿的阿尔班山（Monte Alban）；特奥蒂瓦坎（Teotihuacán）内，平顶神庙占地达8平方千米，笔直的亡灵大道，数以万计的居民，以及新大陆最大的石质建筑——太阳神庙。1519年西班牙人到来之际，王朝中心已经南移至阿兹特克的首都，湖中小岛（早已干涸，墨西哥城就建立在湖泊遗址上）上的特诺奇蒂特兰。再往南，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Yucatan Peninsula）的中美丛林里和墨西哥南部的高地上建立了神庙和宫殿，在公元前250—公元900年达到鼎盛。
在安第斯山区和干燥的秘鲁海岸边，从公元前1500年开始，一系列复杂社会形式风起云涌。最后一个是印加帝国。在今天的库斯科（Cuzco），印加统治者建造了宫殿。在马丘比丘（Machu Picchu）等地点，乌鲁班巴河岸边崇山峻岭之上，巍然矗立着高第豪宅[5]。
图6-3 吉萨平原的斯芬克斯狮身人面像，建造于公元前2550年。这是埃及法老召集大量劳动力用于公共项目的证据。（Brigid Grund摄）
图6-4 伯利兹拉玛奈玛雅遗址中的金字塔，自公元前4世纪沿用到公元1世纪。（Linsie Lafayette摄）
图6-5 帕伦克玛雅遗址，公元前225年至公元800年。玛雅遗址的庙宇是标志第四次开始的公共建筑。（MariekaArksey摄）
图6-6 危地马拉提卡尔玛雅文化遗址，第四次开始的帝国中心之一，自公元前4世纪沿用至公元10世纪。（LinsieLafayette摄）
图6-7 墨西哥特奥蒂瓦坎遗址的月亮神庙，公元450年。（Tony Fitzpatrick摄）
坐在历史长河中的鸟瞰位置上，你看到从国家出现以来，科学和艺术突飞猛进。你看到巨大的建筑（比如罗马人的拱形水渠和欧洲中世纪教堂的飞拱）和由畜力或者水力驱动的脱谷磨坊。你看到数学的出现，用于进行建筑计算、天文观测和贸易记录。红铜工具出现于约公元前5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南欧、土耳其和伊朗北部。青铜（红铜添加少量锡）出现于稍晚的公元前3300年，但是在公元前2500—前1500年迅速传遍欧洲，紧随而至的是公元前1000年之后的冶铁[6]。金银加工出现的年代有些偏晚，有的金属过于柔软，不适合做真正的功能性工具，但是这也使它们有可能被制成精美珠宝，作为地位和威望的标志。车轮于公元前3500年出现于旧大陆（中欧一带）并迅速传播，公元前1400年传入中国（如果不计儿童玩具，车轮没有出现在欧洲接触之前的新大陆，主要因为缺乏可以拖曳货车或者战车的动物。但是，这没有阻止新大陆人们建造独特的建筑杰作，比如玛雅金字塔）。
无论旧大陆，抑或新大陆，统治者都供养宫廷艺人，既能提供娱乐，又能宣示统治者的权威。国家充分利用象征符号的力量，由此开启了音乐、艺术和科学的狂飙突进之路，最终带来了贝多芬交响乐、西斯廷教堂、玛雅天文学和中国紫禁城。
只要交通技术许可，职业商人有足够胆量，贸易就会日趋频密。在旧大陆，公元前200年，无畏的商人拉开了长达6 400千米的丝绸之路的帷幕。丝绸之路是一系列线路，将中国和中世纪欧洲最终联系起来，为欧洲贵族提供足以彰显身份的货物——丝绸、香料和珠宝。新大陆的贸易规模小很多，但仍算繁荣。比如，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村落里发现的铜钟、金刚鹦鹉骨架、绿松石、黑曜石和陶罐中的巧克力残渣都表明与墨西哥及中美的贸易。
贸易本身并不算新鲜事儿，事实上，它已经存在千年之久，只不过是作为物物交换或者“礼物”交换，以社交而非经济为主的非正式系统。这个系统在互相熟知、经常见面的人们之间运作良好。但是，随着人口增长，商人既需要和素未谋面的远方的伙伴交易，也需要在有待交换的货物无法汇聚于一时一地时进行交易。这给以物易物带来困扰。正式的货币解决了这个问题（最早的铸币出自土耳其的吕底亚，年代为公元前7世纪），催生了某种程度的共识（我们都认可，圆形银块的特殊标记代表几担小麦或者等价物）。延续至今，这就是现代货币和国际估值。
书写系统也在国家社会里发展起来。旧大陆有埃及的象形文字（公元前3000年）、近东的楔形文字（公元前3100年）、巴基斯坦印度河谷文字（公元前2500年）和中国文字（公元前1500年）。随后是腓尼基文字（公元前1000年）、线形文字A（公元前1600年）、线形文字B（公元前1450年）和希腊字母（公元前750年）。在新大陆，玛雅、萨巴特克（Zapotec）和米斯特克（Mixtec）象形文字出现于公元前300年。在某些个案中（比如埃及和玛雅象形文字），书写文字是公共建筑的威慑策略的组成部分，它鼓吹统治者的德行和成就，它提醒每个人，国王何以为国王。另一方面，楔形文字用于记录世俗的商业交易和税收支付（在数以万计的泥版上）。这反映了保存与相距遥远的商人或者国家收税官员之间的正式记录的必要。记录有助于维持对陌生人，特别是商业对手的诚信。在中国，公元前1300年的商代，一部分最早的书写出现在龟甲和牛肩胛骨，以及青铜礼器上；有些用于占卜，但是这些预言都与统治者的判断有关。
所有这些物质文化——计数系统、书写、科学和艺术——就是很多人所称的“文明”。这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像考古学家一样，走过帕伦克的玛雅遗存，或者埃及卢克索神庙，你会禁不住想穿越到过去，一睹现实中的这些圣地。但是，如果真的如愿以偿的话，你也许会后悔。因为所有的建筑、艺术、音乐、算术和书写，所有的香料、丝绸、巧克力、希腊塑像、多立克式立柱都在诉说一种人人皆可明白、人人皆需应对的变化。这并不是始终都令人愉悦的。
在农业和觅食者社会，甚至在被人类学家称为酋邦的大型复杂社会，亲属关系是连接人们的主要法则。在古代夏威夷，欧洲人抵达之际的社会是大型酋邦，统治者仍然将臣民视为“孩子”。在这样的社会里，亲属关系提供了指导人们如何相处的主要“规则”。研究觅食和园艺农业社会的人类学家常常通过被一个显赫家庭“收养”而进入社会。如果没有亲属关系，人类学家是……谁？社区中的人们会纳闷：我们能信任这个陌生人吗？我们能和他开玩笑？我们是不是该谦恭有礼？我们可以聊聊私房话吗？一旦他们知道对方的亲属关系，所有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如果一个人收养一个人类学家为“儿子”，所有人就知道，他们和人类学家的关系就是他们和收养人的嫡子的关系。任何人都不再迷惑。
但是，在国家社会，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亲属关联被割裂了。别误解！亲属关系在国家社会里仍然意义重大！每个英国人都知道在伊丽莎白女王之后的四五位继承者[7]。在美国，我们相信，亲属纽带不重要，总统、参议员和众议员的家谱却告诉我们，它还真的挺要紧。但是，在国家社会里，亲属关系在阶级内比在阶级间更重要。早期国家社会添加了一整套全新关系，包括与诸如政府官员、收税官或者军官等管理者如何相处的明文规定。与这些人的相处之道受到文化和法律条款制约。你完全无须为了在警察或者收税官面前表现得体，而不得不认识他们本人。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情况也完全一样。英国公民也不必为了知道该对谁鞠躬，该对谁敬称爵士、夫人、阁下或者殿下，而认识那些对象。
图6-8 中国秦始皇陵兵马俑，墓葬年代为公元前210—前209年。这样规模宏大、美轮美奂和万众瞩目的墓葬是第四次开始的证据。（全景网供图）
图6-9 中国长城。局部始建于公元前7世纪，秦始皇于公元前220年连缀重修，目前所见长城建于明代（1368—1644年）。（Robert Kelly摄）
图6-10 苏格兰唐诺塔城堡，中世纪防御工事，使用于公元7—17世纪。战争证据是第四次开始的标志。（全景网供图）
图6-11 英国伦敦塔。建造于公元11—13世纪，沿用至今。此类建筑意在提供防御，兼为表达权力，这都是第四次开始的常见目的。（全景网供图）
对于国家而言，超越以亲属关系为治国之本的转变至关重要。这个转变推动了两项重要的变化：显著的社会不平等和有组织的战争。这两项要素奠定了早期文明的成就的基础。如果他们不是你的亲属，事实上，你甚至都不认为他们是如你一样的人，那么，奴役他们、驱使他们建造金字塔或者把他们当成炮灰送上战场就会变得更为容易。我们这个时代的两个主要问题——不平等和战争出现于5 000年前。这是如何发生的？
当第1章里提到的悲观的肯塔基学生宣称“万物从来如此，万物依旧这样”时，他也许想到的是战争。我们不是一直在互掐吗？战争难道不是直立人手持石块相互伤害的延续吗？一言以蔽之，不！
如果参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考古学博物馆，你会发现世界上最早的和平条约（联合国大厦陈列着一件复制品）。这是埃及和赫梯（历史上活跃于现在的土耳其的一个帝国）于公元前1258年签署的，距卡迭什战役陷于僵持胶着已逾15年。最终，鉴于双方都无力战胜对方，拉美西斯二世和哈图西里三世决定和谈。在诸神面前，他们发誓遣返对方的叛逃者（哈图西里三世击败侄儿穆尔西里二世攫取王位，穆尔西里逃奔埃及，乞得拉美西斯的庇护）。双方发誓，对方遭袭时鼎立援助。和约如此甜蜜，就像一对恋人准备接吻、重归于好一般。
一切都那么美好，直到你想起卡迭什战役的血腥屠戮和惨重损失。双方都投入数万士卒，在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上不吝巨资。为了生产军用物资，拉美西斯甚至在尼罗河三角洲另建新都（拉美西斯亟须新盟友，因为在帝国西部边境上，他还与利比亚部落族群鏖战）。
战斗的升级令你正襟危坐。暴力也不新鲜，人们已经相互伤害数千年。但是现在，随着国家的出现，我们看到专为杀人设计的兵器：长剑、长枪、长矛，直至长弓、强弩，以及邪恶的中世纪全系列兵器。与此相应，人们也倾力于防御工程，如篱笆隔断的村落、高墙围合的城市，直至固若金汤、万夫莫开的城堡。
很多古代国家变成贪得无厌的帝国。近东地区首先崛起的是赫梯帝国（公元前1450—前1220年），随后是亚述帝国和阿契美尼德的波斯帝国，后者最终于公元前334年被亚历山大大帝攻灭。地中海一带，公元前2000年开始，且看他高楼起，且看他楼塌了：米诺斯、迈锡尼、腓尼基、伊特鲁利亚、希腊和罗马。我们可以继续走进欧洲中世纪、奥斯曼帝国（1299—1922年）以及荷兰、葡萄牙、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的殖民势力。继成吉思汗之后，贪婪残暴的统治者不乏其人：拿破仑、希特勒和波尔布特均是如此。
在中国，围合的村落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龙山文化，随后开启了夏商周秦一系列王朝。秦始皇修建了长城，统一了文字，创立了官僚体制。秦亡汉兴，随后是各自割据一方的诸多小国以及晋、隋、唐、宋等朝代。1271年，在忽必烈的指挥下，蒙古统一中国，建立元朝。元朝之后，明、清、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续登场。当然，5000年的历史风云迭起；我并不想草率糊弄中国或者任何其他文化的历史。但是，从考古学家的角度看，故事主线并没有变化：这是一场长达5000年的权力与控制的竞争。同样的剧情也在欧洲、墨西哥、安第斯中部、非洲、东南亚和中亚上演。
由于需要宣告胜利、记录税收、撰写律令，国家时代里出现了有文献记录的历史。如果历史看起来只是一幕又一幕的残酷战争，这是因为从出现的那一刻开始，国家就是这样。这样也就可以理解，为何熟读历史的人视未来黯淡无光。
一个世纪前，世界深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当时被称为“大战”，当其结束之时，被视为“终结所有战争之战”。令人悲哀的是，历史并未踏上这条道路。你有理由认为，战争永无终结。你可能会想，我们发动战争是本性使然。不可否认，暴力帮助我们度过了进化的竞争过程。这已经构成我们的部分行为指令系统。这是否意味着战争不可避免，而且将会始终操纵着被林肯称为的“人性的善良天使”呢？
尽管本章讨论国家社会，为了回答关于战争的问题，我准备回到狩猎-采集者，因为很多人认为，狩猎-采集者更接近人类本性。他们认为，如果可以重返人人都是狩猎-采集者，生活没有如此纷繁芜杂的时代，他们就可能发现本初状态的人类天性。
让我澄清一点：无论古今，狩猎-采集者都不会比任何其他人类群体更多地反映人类本质。但是，因为很多人认为狩猎-采集者展示了人类天性的本初状态，就让我们看看觅食者如何表述人类的暴力倾向吧。
关于人类本性的西方思想分为两个阵营。一方以托马斯·霍布斯为主，另一方则奉让-雅克·卢梭为宗。1651年，霍布斯在《利维坦》中脍炙人口地描述了社会产生前的生活，“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社会，最为恶劣的是，持续不断的恐惧和暴力致死的危险；人类的生活孤独、贫穷、肮脏、粗野而早夭”。但是，一个世纪之后，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里，卢梭写道：“人类的初始状态纯洁无瑕，无与伦比。”那么，这是何意？狩猎-采集者究竟是如假包换的嬉皮士还是终极版公路战士？
首先你应该知道，狩猎-采集者并没有生活在得天独厚的环境中，但是，在他们生活中，诸如斗殴的非致命侵害的比例相对偏低。这并非因为他们是“良善之辈”，而是因为小型平等社会在文化上就排斥攻击。人类学家简·布里格斯（Jean Briggs）将其1970年关于因纽特家庭的书命名为《无怒》时，她并不是说因纽特人从不发火，而是对因纽特人而言，愤怒是不应表达的[8]。在小型社会里，你会不可避免地冒犯他人，被压制的怒火随时可能爆发。由此产生的暴力纯属发泄，并无特定目标。有时，怒火会化作致人死亡的暴力，但都是无心失控，绝非精心算计之举。
战争则不同，它是精心计算的冒险。借用人类学家道格拉斯·福赖伊（Douglas Fry）的定义，战争是“群体之间非个人化的致命冲突”[9]。“非个人化”绝不意味着武士们缺乏激情。事实上，如果希望鼓动追随者们托付生命，勇往杀敌，领袖们就必须点燃他们的熊熊热情。他们必须使战争变得和每个人休戚相关。战争是肮脏的交易，为了驱动人们去战斗，战争的表面目标是复仇，而隐匿目标则是先发制人地攫取诸如奴隶、妇女、食物、土地或者安全等收益。
有时，冲突的原因听起来颇为荒唐，以至于再度证实了一个老套说法：人类为了任何鸡毛蒜皮的小事都可能大打出手。比如，1860年，北美西北海岸的雅库特特林吉特人（Yakutat Tlingit）在一场夸富宴中袭击了锡特卡特林吉特人（Sitka Tlingit），因为锡特卡人连续两年在唱歌上风光无限，技压对手[10]。对，这就是一场由歌单引发的战争！但是，歌曲其实是更重要的事实的缩影。第一次受辱之后，为了反击，雅库特人从邻居那里学会了新歌。不过，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的是，锡特卡人也从阿留申人那里学会了新歌。歌曲本身无关紧要，真正要紧的是它是联盟的标志。因为曲目更多，锡特卡人再度宣称实力碾压雅库特人。雅库特人只好先发制人，否则就得俯首甘被视为孱弱之辈。
暴力是人类实现目标的方式之一。但是，所有选择皆有其价，代价可能高昂。你可能失去你所拥有的，受伤，甚或死亡。即使最终成功，暴力仍然代价不菲，你因此树敌，耗尽了本可做他用的资源。有组织的暴力解决了眼前的问题，但制造了其他更为长远的问题。我们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人类时常决然判断，为了利益，不惜一战。为什么？
让我们首先考虑，什么会诱发狩猎-采集者之间的战争，因为战争的诱因可能不同于继续战争的动因。我们可能假设，当一个村落感到关键性资源，诸如食物、居所或者性伴侣遭到威胁时，战争一触即发。食物可能最为关键，因为须臾不可离。当狩猎-采集者的邻居们遭受不测——干旱、山火、疾病等等时，他们就会如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用脚投票。他们会收拾停当后搬离迁徙。
这是个简单的解决方案，但如果你的理想宜居之地早被他人捷足先登，那些人也同样备感压力，情形就复杂了。这意味着，随着人口压力的增长，我们可能发现战争和暴力更为频繁。这正是我在分析狩猎-采集者民族志材料时发现的。随着人口压力的提升，战争和屠戮的概率也同步提升[11]。当很多人瞄上食物基础时，狩猎-采集者就会奋起斗争。这不足为奇。暴力不是人类天性，但求生欲望却是。把任何人扔在岩石丛生的贫瘠之地，他们都会争斗——不论他们是狩猎-采集者，还是大学教授。
考古学材料似乎传递出同样的信息。我说“似乎”，是因为尝试研究史前人类的暴力需要人骨遗存，暴力通过躲闪时上臂骨骼上的伤口、陷入骨头和躯体的石箭头、头骨上的重创塌陷等等记录下来[12]。不幸的是，骨骼遗存保存不佳，随着时间推移将愈渐稀少。
尽管如此，大多数考古学家可能认为，年代最早的战争的证据出自苏丹北部公元前11000年的撒哈巴山（Jebel Sahaba）遗址。证据非常清晰。24具遗骸的躯干之中都有不少石箭头。他们都是“人肉针线包”。有的石箭头插入到颈椎之中，表明他们遭到处决。这就是战争或者类似情形。
但是，撒哈巴山之所以突出，悉因罕见。[13]考古学家乔纳森·哈斯（Jonathan Hass）和马修·皮斯泰利（Mathew Piscitelli）研究了年代早于12 000年的将近3 000座墓葬，只能发现区区4例与战争暴力相关[14]。同样，人类学家布莱恩·弗格森（Brian Ferguson）发现，在农业产生之前，事实上，在国家社会出现之前，史前欧洲几乎不见暴力的证据[15]。
在北美，考古学研究表明，在人口密度增高、承载量下降时，战争才会出现。事实上，战争证据的火花迸发在被称为中温暖期（公元950—1250年）的气候时代的几个地区，诸如大平原、加利福尼亚南部和西南地区[16]。北美原住民人口在公元1000年达到峰值。炎热而干燥的中温暖期犹如釜底抽薪，降低了人口承载量，为人类哄抢控制关键地点平添了暴力。(https://www.daowen.com)
这导致1325年，南达科塔的园艺农业村落鸦溪里（Crow Creek），以村民为主的近500人惨遭屠杀。在西南部的弗德台地（Mesa Verde），1190—1300年，种植玉米的农民迁移到难以到达的悬崖聚落。他们将粮仓安置在悬崖边上，只能通过绳索进出。在邻近地区，村民们纷纷撤离到同样难以接近的山巅。这个时期的众多遗址出现了带有暴力致死，甚至食人风俗痕迹的人头骨。
古老的狩猎-采集者和早期农民的角力各有胜负，时有盈亏（回忆一下第2章对奥茨冰人的讨论），但是战争是文化而非自然行为。迁徙游动的觅食者重视联盟和社会关联，因为他们通过迁移到邻居的营地解决问题，投桃报李，也会在自己的营地里接纳邻居。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游牧生活迫使他们相互依赖。这并不意味着狩猎-采集者一见面就相互拥抱，高唱“到这来吧”。事实上，当一群迁徙游动的澳洲原住民到达他人的土地上寻求庇护时，初次接触常常颇为紧张，双方各自展示实力。他们相互猜疑，但是文化能让双方看到合作的价值，尽管有点儿心不甘情不愿。他们被迫如此。
从迁徙营地生活转变到定居村落生活，人们被迫改变。生活的物质条件引起根本策略从一种类型的合作转变到另一种类型的合作，一种集聚力量、战胜对手的合纵连横，恰如拉美西斯二世和哈图西里三世一样。定居村民需要为实施暴力做好准备，这改变了他们的文化。人们开始褒扬战争，拉帮结派，通过暴力赢得威望。
在狩猎-采集者中，这类特征在定居类型中远比在迁徙类型中流行。在南非迁徙游动的霍安人（Jul'hoan）对人类学家理查德·李（Richard Lee）说：“当一个年轻人斩获大量肉食时，他会妄自尊大……我们抵制夸夸其谈的牛皮客，因为总有一天，他的骄傲会伤及无辜。因此，我们总是说，他带回来的肉食一钱不值。通过这个方法，我们让他的心平复下来，令他谦恭。”与之相反，一个夸夸族的人如此教育海边村落的村民们：“你们知道，每次别的部落来到我们村落（参加夸富宴），我们发出的毛毯比他们多出四五条。因此，小心，年轻的头人！否则你将失去崇高的名号；我们的祖辈们从未在流血之战或者财富之战中失利，所有的部落都应该对我们夸扣纽特人俯首称臣。”[17]
战争关系到生活的物质条件。这类环境可以创造暴力文化，崇尚和重赏战场，重男轻女。暴力文化可能心怀鬼胎，并且难以克服。但是，它的确并不仅仅反映人类本性。
不仅限于狩猎-采集者，对众多人口类型的跨文化研究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战争。数十年前，耶鲁大学的人类学家开始汇编所有民族志研究资料，形成人类关系地域档案（HRAF）[18]。人类学家卡罗尔·恩贝尔和已故的麦文·恩贝尔运用这些材料开展战争的跨文化研究。他们发现，在不可预测的事件，如食物短缺和战争之间存在统计意义的显著对应关系[19]。社会以机制应付常规、可预见的问题，诸如季节性短缺，但是不可预料的事件可能将人们推向边缘。特别寒冷的冬季或者干旱的夏季可能影响大片区域，你和邻居们都无计可施，爱莫能助，因为食物剩余太过贫乏。提高人口密度只会导致越来越糟，当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千米100人时，缺水缺食的恶果绝非人口密度仅有每平方千米10人时可比拟。
恩贝尔发现，这个模式适用于国家社会之外的所有阶段。国家社会需要大量兵力，而且常常是常备军。如果颗粒无收（比如由于旱灾和蝗虫），他们就无法供养足以征服或者掠夺邻国的军队。此外，国家社会之所以为“国家”，就是因为他们已经征服邻邦，有能力对资源进行跨地区再分配。许多古国演化成帝国，向外扩张，征服众多小国；小国则向首都提供资源和劳力。正由于拥有更广泛的资源基础，国家才更能经受意外事件的冲击。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没有暴力——事实上，恰好相反。前国家社会可能因为一名成员之死而发动小规模劫掠或者以牙还牙地杀戮一人，但是卡罗尔·恩贝尔发现，国家更热衷于暴行。事实上，在通过种种方式，如屠戮平民、虐杀俘虏、奸污妇女、公开行刑或者处决、论功行赏（如以首级计算）和毁坏圣迹（如塑像和神庙），恫吓邻邦上，国家社会运用得娴熟自如。这些伎俩不仅施加于毗邻，也用于防范国内民众。每一位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统治者都深知，臣民必须严加管束，寥寥几个绞架、断头台或者挑在枪尖上的人头就足以维持一段时间的安定。独裁者必须残酷无情，因为对他们而言，只有两个选项：手握大权、高高在上，或者如同利比亚的卡扎菲一样，在下水道里屈辱地结束生命。
国家也会炫耀战争的恐怖一面。在前国家社会里，你通过迫使对手让步或者羞辱对手而得分。拉科塔人将伤而不杀的点到为止（这意味着“我能够靠近到触及你的程度，但是我既敏捷又聪明，足以全身而退。我比你强。别打我的坏主意！”）计为一次“成就”，以此记功。在国家社会里，你只能靠惨烈战功赢得荣耀。通过褒扬战功，国家倡导了导致战争延绵不绝的暴力文化。我回想起在西太平洋雅浦（Yap）岛上遇到的一位德国老人。他安静、有礼而聪明，为驱散亡妻之痛而做环球旅行。坐在阳光明媚的沙滩上，他坦承自己曾经为希特勒而战。当时他年方十七，他最担忧的是还没来得及投入战斗，战争就结束了。他羞愧地低下头，无法置信年轻时代的幼稚。
国家的起源启动了邪恶的文化周期。国家变身帝国，残暴地掠夺人民，头人们“收买”潜在的竞争对手，与其他同类缔结联盟。结果导致大地上一轮又一轮的破坏浪潮。坐在历史长河的鸟瞰位置上的你，都忍不住闭上双眼。
作为我们建构的世界观，文化拥有一种魔力，使众多领袖愚弄自我及追随者，误以为自己为“神圣价值”而战。托马斯·杰斐逊用这个术语描述《独立宣言》，而他们实际上以此追逐物质利益，或者形成压制对手的政治优势。
有人从战争中获利，显然就是那些在古代就能获得财物、土地、税收和奴隶的领袖。在大型国家社会里，很多人从战争中获得工作和保障。但是，其他人则被说服或者胁迫参与；他们付出代价。通常，他们是无权者。越南战争被称为一个可怜人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如此[20]。
当今最令人关注的案例是宗教激进者的人肉炸弹。人类学家司各特·阿特兰研究了激进的宗教分子暴力运动，采访了圣战主义者和人肉炸弹家庭。[21]与西方世界普遍相信的大相径庭的是，男性人肉炸弹并不是受到天国之中满是处女的承诺的蛊惑。大多数人并不相信这点。相反，他们深受任何人都会认同的价值观的驱动：兄弟、忠诚、冒险和对更美好的世界的渴望。因为他们杀戮无辜民众，西方世界蔑称他们为“人肉炸弹”。但是，20世纪60年代，那些在地图上都找不到越南，对冷战时代的“多米诺理论”一无所知的美国人到那里为“自由”而战。我猜想，很多人去那里和圣战主义者自我鼓励的原因一模一样：他们不愿意在亲朋好友面前丢面子。当时，我还不到投身越南战争的年龄，但是却成熟到足以考虑，如果我被征募，唯一让我去的理由是可以取悦我的父亲。
图6-12 法国巴黎圣母院。1345年建成。这里有世界上最古老的飞拱之一。大教堂既证明第四次开始时工程的进步，也证明宗教在创造统治阶级上的重要性。（Robert Kelly摄）
图6-13 英国巴斯的罗马浴池，沿用至公元4世纪。连同众多其他远离罗马都城的罗马时代遗存，这证明第四次开始兴起的穷兵黩武之风和帝国主义文化。（Robert Kelly摄）
图6-14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公元17—18世纪的法国国王居住于此。如此奢华的建筑是第四次开始后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证据。（全景网供图）
图6-15 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公元17—18世纪。室间房间和第四次开始的其他建筑都足以证明权贵的穷奢极欲。（全景网供图）
图6-16 约旦圣乔治教堂米底巴马赛克地图，公元6世纪。这是由政治或者经济精英，或者政治权力支持的工匠技术进步的证据。（Matt Kesterke摄）
图6-17 意大利罗马的古罗马时代元老院遗迹，建于公元72—80年。罗马元老院是第四次开始时人类政治组织发生重大转变的证据，和众多角斗士最终难逃一死一样，这成为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的强有力证据。（Rachel Lau McDonald摄）
图6-18 约旦佩特拉岩面开凿的罗马建筑卡兹尼神庙。罗马人遗留下众多帝国主义证据，它们仅是第四次开始后兴盛一时的文化之一。（全景网供图）
图6-19 意大利罗马圆形大剧场。众多奴隶和角斗士为取悦观众而死于暴力，这成为第四次开始的不平等的证据。（全景网供图）
有人承担战争的代价，而有人却坐享渔利，这指出了国家社会的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要素。这是当自然选择从更新世古人类中创造出文化的动物时，进化从未预期出现的。
20世纪80年代早期，我还是密西根大学的研究生时，人类学博物馆会为师生们组织一场名为“丑物比赛”的年度活动。学生们在博物馆馆藏中寻找最离奇、最搞笑或者最丑陋的器物。某年入选的是一组被称为“斜沿碗”的陶器。此类陶器数以千计地发现于伊拉克南部乌鲁克时代遗址中，年代早到5700年前。它们都是批量生产的模制陶器，生产过程足以令亨利·福特艳羡不已。考古学家乔伊斯·马库斯（Joyce Marcus）和肯特·弗兰纳利（Kent Flannery）称之为泡沫塑料杯的史前版[22]。
有趣的是，它们有三种规格，分别为0.9升、0.65升和0.45升，或者说是整杯、2/3杯和半杯的关系。它们都是成比例关系的杯碗。我们不确定它们用来装盛何物（燕麦粥是个不错的猜测），但是它们可能是用来补偿某些人的某些东西的。某些人很有可能就是劳力，因为在乌鲁克国家中，建造神庙、宫殿、市场和道路都需投入巨大的劳力。建造者们却不能使用它们。他们身无长物。他们无法享受宫廷工匠的成果，穿金戴银或者锦衣玉食。文明的肮脏的秘密就是，它建立在奴隶、契约奴仆和农民的脊背上。在国家社会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贫穷。
不平等是如何起源的一直是个谜。如果能够回到人人都是狩猎-采集者的时代，你也许认为人人都是贫穷受害者。但是，如果世界上人人都和你一般，有些珠石，一个网兜就能装下所有细软财物，那么就无人贫穷。只有在人无我有时，在有人拥有奴役他人或者妇女的法权时，不平等才变得要紧起来。
居无定所的狩猎-采集者和众多小规模农业社会拥有被人类学家称为“平等”的社会秩序。这并不意味着人人平等。狩猎-采集者知晓，众生并不平等。有些人是更好的猎手；有些人则更擅长加工箭头或者编织篮筐；有些人是医者，熟知植物的药用功效。“平等”意味着“人人都可平等地接触关键性生活资源”：食物、水、伴侣、生活空间和获取它们的技术。唯一不确定的是个人才华和努力，这些差异带来的权力始终受到同伴压力的检视。
平等社会确保无人会自视高人一等，即使能力高超者也不敢做如此想。人们需要不断被提醒，因为我们时常都会自私，无法遏制。进化已经预设我们永远追求最佳。但是，与此同时，我们意识到，我们也需要他人。无论如何优秀，我们总需要帮助，我们可能不时被提醒（回想一下第4章提到的分享）。觅食者营地里，谁对谁做了什么，谁亏欠谁的，谁就是个怪胎的闲言碎语满天飞。进化已经设计我们关注这些小道消息，因为这涉及我们的根本利益。
流言蜚语以人们已将其内化为“自然”存在的文化价值为中心。当一个布须曼人肩负一头肥硕的羚羊返回营地时，即使他心知斩获颇丰，仍会道歉说无力发现更好的猎物。他公开地自我批评，相当于说：“我知道收获不错。我知道我比别人贡献更大，但是我绝不食利自肥！”这就是迁徙移动的狩猎-采集者的文化。这是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人也不能操控他人，不得限制他人获得基本生活所需的文化。事实上，这是那些拥有卓越才能的人可能意图施加掌控，但会自惭形秽的文化。
农业时代里，这种文化在松动，但是，农业本身不能导致变化——玉米或者小麦不会让人变成自私的牛皮客和小气的领头羊。相反，我想，定居的村落生活才是罪魁祸首。
我们可能想象，有个游荡的觅食者意外加入定居村落生活，享受广厦和美物。我们可能想象，狩猎-采集者可能迅速找到心仪之地，接近野生小麦种植地或者鲑鱼洄游点，定居下来。
但是，定居村落很少出现在史前狩猎-采集者中，即使有，也在各地史前文化序列的晚段。为什么要定居下来呢？正如我们在最后一章看到，只有在迁移成本高于收益时才会发生。这个事实推动了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的进程。
如果你不能迁徙，就需要扩展食谱，摄取低回报率食物。我们已经看到，这如何导致人类走向农业。摄取低回报率食物意味着投入更多的时间觅食，或者发现便宜劳力的来源（比如奴隶）。这意味着投入时间到收获技术，加工低回报率食物（诸如收割和脱谷技术），提升它们的回报率。很多人可能想象，迁徙游动的狩猎-采集者过着仅够活命，有上顿没下顿，食无隔夜之粮的日子。狩猎和采集固然不易，但是定居者们也没有躲过一劫；他们也得努力工作。
如果游动的觅食者通过迁徙躲避灾荒饥馑之年，定居村落怎么应付？如果所有心仪之地都被占据，万物凋零，你的首选可能是向境况稍佳的邻居求救。这就是北美西北海岸的情形。定居的狩猎-采集者极其依赖秋季的鲑鱼鱼汛，冬季的食物供给全部维系于此。大河能稳定提供大量鲑鱼，小河鱼汛则小，而且年度波动更大。问题是，居住在小河流旁的人们不时需要居住在大河河口的村落的帮助，但反之则不然。
将食物供给匀给其他村落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自己村落可得的食物量。但是，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为什么不说“何不食肉糜”呢？我宁愿相信这是人类天性中的善良天使使然，但是，真正的原因却是绝望的饥民可能做出决绝行动，比如揭竿而起，接济他们才能规避暴力。
如果你接纳他人，你可以控制他们的所得。没人迫使你均分（如果别无选择，丁点儿收获就能让他们感激涕零了）。但是，主人得解释这种不平等。他们可能指责客人浪费、懒惰或者愚笨（“谁会住在这样的小溪旁？”“为什么你们不加倍努力，储备粮食呢？”“你们不值得帮助，但是我们会以宽厚为怀，关照你们。”）。随着人口增殖，村内村外，此情此景随处可见。
我们在前一章中提到的西北海岸的夸富宴就是人们解释不平等关系的场合。散发食物和财物就是要羞辱来访者，提醒他们谁才是真正的强者。在西北海岸，村落头人在主持的夸富宴上建立声名，因为村落之中人人都知道他刚刚征服或者震慑了竞争对手。
启动了不平等关系的过程至今仍可见于世界各地。文化上，一个国家的精英需要向自我和别人“解释”为何他们应该占有更多。这就是人类学家所称的“意识形态”，解释不平等的信仰系统。它们纵容不同层面的暴力，从否定人们的基本权力到战争和奴役。为了维护有利于自身的社会秩序，精英需要认定自身比巴士底外、伦敦塔外、紫禁城外的“乌合之众”更加高贵，本性上更文明、更虔诚、更有智慧……更值得上天眷顾。考古学表明，随着国家扩张到极限，世界上任何社会都不能免于受人压迫，或者施压于人。有的人群被划分为奴隶，当婚姻用于缔结联盟时，女性就成为交易品。但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都不反映旧石器时代的我们的本质；它们是第四次开始之后才植入的意识形态[23]。它们的现实是错误的，效果却是真实的。
在国家的意识形态里，宗教发挥了全新的作用。为不平等辩护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神谕道出统治者谋求王位的心声。谁能证明拉美西斯不是神的子嗣？或者，上帝不是通过教皇发声的？欧洲历史的大部分不是天主教徒焚烧新教徒，就是新教徒焚烧天主教徒。今天，各路激进主义宗教团体都尝试控制各国政府。这也是从第四次开始以来延续至今的。
端坐在鸟瞰历史之位上，你注视着这场跨越5000年的大戏徐徐开场。它时而高贵：书写、算术、天文、物理、金属加工、玻璃术、建筑、造船——打下至今仍在改善我们生活的技术基础。时而，它也悲凉：大屠杀、贫穷、奴隶制度、囚徒、债务和战争。国家兴亡，战争胜负，帝国扩张与收缩。人们在被人奴役和驱人为奴、富贵和贫穷、胜负之间切换。
在过去四章里，我们以四次开始为题勾勒世界历史的亮点。我们以后见之明看到人类在地球之上的漫漫长路里，物质记录的显著变迁——石器、艺术和葬礼、村落、栽培谷物、华丽的陵墓、城墙、神庙、宫殿等等——都指向人类在如何相处上同样显著的变化。就这样了吗？我们走到历史的尽头了？也许古道今风各不同，但你也许会问，今风是否万世不易？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你需要仔细观察国家起源以来的进展，并且提问，从考古学视角看，是否还有另一次重要转型呢？
【注释】
[1]Fagan（1975）.
[2]看完罗塞塔石碑，可向右转去看拉美西斯二世巨大的黑色花岗岩雕像，这是1815年乔瓦尼·巴蒂斯塔·贝尔佐尼（Giovanni Battista Belzoni）为英国政府劫掠得来的，也是雪莱诗歌《奥兹曼迪亚斯》（Ozymandias）的灵感来源。向左看，你会发现我在大英博物馆的最爱——狮首女神赛克迈特（Sekhmet）真人大小的黑色花岗岩雕像。
[3]Roscoe（2009）.
[4]Lehner（1997）.斯尼夫鲁的红塔的外部角不足44°，显然是从折角金字塔中汲取教训后得到的数值。胡夫金字塔的外部角小于52°，这可能是安全的石质金字塔结构所允许的最大角度。
[5]你也许听说过，印加人在没有泥灰的情况下，可以将巨大的石块紧密地码砌起来，你甚至无法将刀刃插入缝隙之中。我特地带着折叠刀去参观马丘比丘，证明这个说法是真实的。
[6]冶金术出现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时间不同。比如，亚洲缺乏“红铜时代”，青铜工具于公元前2000年出现于中国，直到公元前1250年，才传播到东南亚和日本。铁质工具于公元前500年出现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新大陆基本缺乏金属加工，唯一的例外是南美高地有若干红铜工具和装饰（并非熔铸，而是由红铜原料冷作加工），以及金银熔铸。直到公元600年，以红铜和黄金为主的金属才出现于墨西哥部分地区，但是出现在中美洲的时间略早。
[7]告诉好奇的读者，按照顺序，继承人依次为：她的儿子查尔斯王子；查尔斯王子的长子威廉王子；威廉王子的儿子乔治王子；威廉王子的女儿夏洛特公主；威廉王子的弟弟亨利王子。王室忠粉可以告诉你随后依次的40余位继承人。
[8]Briggs（1970）.
[9]Fry（2007）.
[10]Ames and Maschner（1999）.
[11]Kelly（2013a，2013b）.人口压力通过特定族群的人口密度与该族群的环境生产力的关系予以衡量。
[12]这些塌陷通常见于左侧，因为大部分人是右利手，在短兵相接时直击对方头部会导致头颅左侧有更多的凹坑和塌陷。
[13]Wendorf（1968）.极端暴力的一个全新案例出自公元前8000年肯尼亚的纳塔如克（Nataruk）遗址；参见Mirazon Lahr et al（2016）。
[14]Haas and Piscitelli（2013）.
[15]Ferguson（2013）.
[16]参考Allen and Jones（2014）。
[17]布须曼人引语出自Lee（1979：246）；夸夸族人引语出自Codere（1950：120）。
[18]我记得早在20世纪70年代这些档案就得到运用。当时的档案由数以万计的15厘米宽10厘米高的卡片构成，分别装在数十个档案柜中。如果你希望了解不同文化的婚姻习俗，你可以走到相应的档案柜，拉出“婚姻”栏目下的所有卡片，足以写出好几篇论文。每张卡片上都是出自民族志，描述该文化的婚姻实践的若干侧面的一段话（有时会长达数页）。如果你对婚姻和生计方式的关系感兴趣，你可以拉出所有与食物有关的卡片，编辑独特的资料表，寻找模式和关联。我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在图书馆研究成千上万的卡片。我非常高兴地报告，现在这些资料已经上线，更便于使用。
[19]Ember and Ember（1992）；Ember，Adem and Skoggard（2013）.
[20]Keith（2004）描述了美国穷人如何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21]Atran（2010）.
[22]Flannery and Marcus（2012）.
[23]人类学家发现，社会不平等和性别不平等是密切相关的。随着阶级之间经济不平等变得越来越大，男女之间的不平等程度也会增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