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世无永恒：第五次开始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孔子
就是那些凝视黝黯夜空的狒狒！
人类学家认为，人类所做的一切，比如恍惚出神之际与森林之中的精灵私语，与被掘出的祖先遗骸共舞，戴着像楔形奶酪一样的帽子在足球赛场上狂野呼啸，都无新鲜可言。但是，私下里，人类学家会承认，我们不时会遭遇让我们暂时忘却自己的职业，摇头喃喃“怪哉”的事情。对我而言，这就是狒狒。
我不是指奔跑在炽热的非洲阳光之下，毛发飘飘的狒狒。不，我指的是尼罗河岸边，图纳艾尔戈贝尔（Tuna el-Gebel）地下坟茔中冰冷的、早已逝去的狒狒。
在图纳艾尔戈贝尔佩托西里斯（Petosiris）的墓葬之下，是奉献给与月亮、文字、法术和知识相关的托特神的地下迷宫。走在幽暗的巷道里，你发现墙面上满布小龛，很多放着小型木棺。你高举火把，沿着一条小道走下去，火光扫过成千上万具木棺。有的被打开，托特神的象征——长腿长喙的朱鹭的木乃伊散落出来。你知道埃及人将逝者制成木乃伊，但你知道他们也将甲虫、猫、鱼、鳄鱼、朱鹭和牛制成木乃伊吗？他们甚至制作了大象木乃伊。
最终，你走到另一条巷道前。巷道尽头有个石基座，端坐着一只双手自然垂放在大腿上的狒狒塑像。随着越走越近，你注意到墙面上的精美小龛。除开一例，所有小龛都在墙面上。这个小龛里放置了一具狒狒木乃伊，重重包裹，蹲踞在基座上。你猜想，墙面上每个小龛背后都默默地蹲着一只狒狒，永恒地凝视着无尽的夜空。“奇怪”，你低声自语，“他们在想什么？”
当然，古埃及人一点儿也不奇怪。他们只是难以想象。然而，对于考古学家而言，想象他者的世界正是他们的拿手好戏。
想象一下，15 000年前的一个夜晚，你和一个旧石器时代猎人围坐在篝火旁取暖。你指着月亮，告诉你的伙伴，有一天，人类会乘着用液氢燃料推动的金属火箭到那儿去，因为一个民主国家获选总统承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他透过篝火，望着你，问，“什么是金属？”他不仅不能想象技术，也不能理解选举、民主、总统和国家。这令我思考，什么是我们不能想象的未来。
在过去四章中，我们看到人类不断地发生脱胎换骨之变。栖居在树端的灵长类动物并无意于成为直立行走、使用工具、狩猎的古人类。这些古人类也从没想过成为使用符号、讲述故事、呼唤灵魂的人类。狩猎-采集者没有立意成为农民，农民也没有打算成为帝国一员。通观历史，我们只是竭尽全力，做最好的自己：最佳树居灵长类动物、最好的使用工具的古人类、最好的狩猎-采集者、最好的农业村落的首领。但是，这却带领我们走上另一条路。
现在，同样的事情会再度发生吗？为了成为最好的工业社会、最好的资本主义社会、防御最佳的社会，我们会变成截然不同的样子吗？
厕身其中，我们可能难以意识到新的开始。新石器时代的村民不会在一天早晨醒来，说：“嘿，我们现在都是农民啦！”但是，考古学上，我们的确有标志着一去不返的变化的记录。我们知道，过去的开始都伴随着我们对地球的显著改造，比如，石器、洞穴艺术、栽培作物和庙宇群。因此，让我们设想，一万年以后的考古学家如何看待今天；让我们以对待史前史的方式对待今天。
这样，我猜想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会提出另一个开始，始于公元1500年——欧洲殖民运动、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的开始。过去的500年波澜起伏，但是，我们得依照考古学家的方式，放宽自己的视野。我们将寻找物质记录上的变迁，显著得如同考古学家将编篮者文化和普韦布洛一期区分开来（第2章已经提及两者）一般。因此，我想，万年之后的同行会注意到人类物质记录的几处新迹象。
这些考古学家可能首先注意到海洋，人类以沉船的形式出现。通过测年，他们可能在地中海海底和中国沿海发现一些早期沉船。但是，其余数以万计的都是1500年之后的：有的西班牙大型帆船装载了白银；捕鲸船（就像1871年阿拉斯加海岸边消失的33艘船一样）；和现代船舶，如沙克顿的“坚韧号”、“俾斯麦号”、“卢西塔尼亚号”、“亚利桑那号”一样。很多沉船会在远离岸边的深海里发现，比如“泰坦尼克号”。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将这些沉船视为世界历史的全新物质记录。
考古学家也会仰望天空。天空之中，人工制品的年代不早于20世纪晚期。考古学家可能发现绕地飞行的器物。NASA（美国宇航局）保留了它们的记录：太空之中有21 000件物体直径大于10厘米，500 000件物体直径在1～10厘米，还有超过100万亿件微小物体，就像油漆斑点一样。即使这些物质在大气层中自燃，考古学家还能在月球上发现物件，包括苏联的“探月者2号”飞船、美国的月球工作站、月球车和电子设备。他们无疑会面对旗帜、相机、航天服碎片、锤子、钳子、大便、小便和呕吐物袋子抓耳挠腮，也会对表带、领带别针、《圣经》、雄鹰羽毛、标枪、两元纸币、高尔夫球和7.5厘米高的小塑像百思不得其解。在火星上，甚至在彗星上也有人类遗物。
贸易也能揭示物质交换。尽管早在1500年之前数千年，考古学家就可以找到大陆内部贸易的证据，1500年之后的证据将指向跨大陆的商品流动。西班牙产品出现在西南普韦布洛、安第斯、菲律宾和关岛；亚洲产品出现在北美、非洲和欧洲。考古学家将发现交通技术的遗存（飞机、火车和船舶），以及支持性技术的遗存（码头和机场）。他们会认为，这些有助于更经济地将大陆联系起来；事实上，他们会发现大陆被线缆扭结在一起[1]。
观察人类头骨资料，考古学家会发现，当他们检查1500年后墓葬遗存时，一度整齐的人类基因的地理排序（譬如以肤色排序）已经瓦解。深肤色人群适应热带生活，他们皮肤中的高黑色素保护皮肤免受日光伤害。但是，1500年之后，此类族群的骨骼遗存广泛地发现于从阿根廷的乌斯怀亚（Ushuaia）到挪威的特罗姆瑟（Tromsö），这是自从世界在10 000年前被狩猎-采集者占据以来，人类迁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证据。
通过分析人类骨骼中的同位素成分，考古学家会发现，公元1500年之后同样存在着地理分区的崩塌。食如其人。1500年之前，人人都吃本地食物，因此人骨包含了具有本地环境特征的碳、氮和锶同位素（这些资料帮助我们确认了奥茨冰人的家乡）。但是，自从有了进口食物，很多人日常摄入来自全球各地的产品。就在我在怀俄明写作的早晨，我吃了来自厄瓜多尔的香蕉、用苏格兰燕麦做成的燕麦卷、用放养在纽约上州的奶牛产出的牛奶制成的酸奶，佐以出自马达加斯加的香草和出自哥伦比亚的咖啡。我的骨骼的同位素分析将显示出全球，而非怀俄明一地的特征。
考古学家会发现全球战争的证据。西班牙战舰不仅见于西班牙海岸，也见于加勒比海、南美海岸线、关岛附近和菲律宾。同样，诺曼底海岸边发现的“二战”遗物也可能见于硫磺岛附近的太平洋珊瑚礁岛以及菲律宾。未来的考古学家会发现1945年之后生长的生物含有偏高的C14成分，他们可能准确地证明这是地面核试验的结果。
最重要的，未来的考古学家会看到人类足迹在1500年之后显著增加。1850年，丹佛还只是仅有数百居民的小镇，牧场一直延伸到落基山脉。短短150年后，考虑下本书覆盖的时间跨度，丹佛已经成为拥有65万人口的城市，丹佛所属的弗兰特山区跨度就达213千米，从柯林斯堡（Fort Collins）到科罗拉多泉（Colorado Springs），总人口达到450万。
未来的考古学家可能断言，2007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多数人口居住在城市而非农村。当今最为显著的物质特征之一是地球上的28个超级城市，每个都容纳了超过1 000万人口（最大的是东京，拥有3 800万居民）。
事实上，地质学家在争论，是否应该采用新标签标志我们的时代——“人类世”[2]。在世界历史上，这是人类的影响首次成为地球的主要特征。作为证据，考古学家会发现地球上利用的能量总量的显著增长——水电站遗迹、太阳能电池阵、风力涡轮和发电厂。他们会发现获取能源的矿藏：巨型露天深坑，被削平的山峰和深埋的地下矿藏。这些都是公元1500年之前未尝有的。在考古学年表上，随着英国第一个煤矿的开采，所有的特征迸发出来。
考古学家同样发现1500年之后反映人口增殖的巨型建筑。他们可能注意到公元前2500年，世界最高建筑是埃及胡夫金字塔，高达480英尺（146米）。直到1888年，华盛顿矗立起高达555英尺（169米）的华盛顿纪念碑时，这个保持了长达4 000年的纪录才被打破。从那以后，在考古学年表意义上，高大建筑几乎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从1063英尺（324米）高的埃菲尔铁塔（1889年）到2717英尺（828米）高的迪拜哈里发塔（2009年）。
他们也关注垃圾。满坑满谷，到处都是。他们会注意到，早在纽约市准备在斯塔腾岛（Staten）的垃圾填埋场填埋世界贸易中心残骸之前，这里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考古学家还会在阿拉斯加海岸边发现成吨的垃圾，推测洋流将垃圾从亚洲携带到阿拉斯加。他们可能发现，在北大西洋上漂浮着一块比美国得克萨斯州还大的垃圾岛；如果没有，他们可能在海洋中发现高密度的塑料微粒。一层塑料购物袋可能标志了考古遗址中人类世的边界，就像铱地质探针记录了6 600万年前导致恐龙灭绝和开启哺乳动物时代的陨石撞击一样。
树木年轮和其他资料来源将记录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在21世纪的攀升，达到80万年以来的峰值，而珊瑚将记录海洋酸度的提升。考古学家会在树木年轮和冰川冰核上发现全球气温的抬升，他们将化石燃料能源发电厂、内燃机和驯养动物联系起来。在后见之明的帮助下，他们将发现人类行为和气候变迁之间的牢固关联。在人类长达600万年的历史中，他们无法发现人类引起环境变迁的更早的证据。[3]
未来的考古学家也可以计算公元1500年之后，物质文化的变化显著加速。比如，想一下，公元前25500—前25000年的旧石器时代狩猎-采集者的生活会发生多少变化？——相对而言，没有。但是想想公元1500年和今天的差异。事实上，考虑下20世纪初期和21世纪初期。
当我的父亲于1925年出生于罗德岛的波塔基特（Pawtucket）时，最酷的技术是发明于1913年的打火机。当他两岁时，出现了电视和有声电影。三岁时有了青霉素。他的父亲驾驶双翼飞机在波塔基特和波士顿间传递邮件。我父亲童年时代的冰箱真的靠冰制冷，冰是用马或者车拉到家里的。他记得手摇曲柄的A型飞机。但是，他坐过协和式飞机，看到了人类在月球行走。
我父亲出生之际，尚无计算机，真空管（1910年）当时还是最新科技，后来才被我的时代的最酷的科技——晶体管（1947年）替代。晶体管又被芯片替代[4]。在研究生阶段，我用打孔卡写电脑程序，我一度认为打字机就是我需要的技术的全部了。我记得网络、手机、苹果和“云”出现之前的生活——我还没那么老！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技术每6个月更新，然而这样快速的变化只是当下这个时代的特征。
考古学家将关注人类遗留在地球上的印记中的所有变化，他们知晓自己正在审视一个剧变的时代，是继技术、文化、农业和国家开始之后的另一个伟大转型的时代，一个全新的开始。
在过去的几章里，我们看到各种进程如何造成人类社会的显著变化。我们看到在朝向既定目标的路上，人类如何不可避免地走到截然不同的终点。我们认为人口增殖是这个进程的最主要的推动力。
未来的考古学家会追寻人口增长的证据。他们会发现，到185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人口过10亿。他们也会发现，在19世纪中期，受益于医疗、公共卫生和农业产业化等降低死亡率的因素的进步，人口增长率上扬[5]。生育率却没有下降，数量众多开始起效。19世纪之前，世界人口每1 700年翻一番；1850年之后，不到50年就翻一番。
从1965年开始，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变缓[6]，但是直至世纪之末，全球人口依然保持增长态势。联合国估算，到2070年，可能还在今天的年轻人的有生之年里，全球人口将达到103亿。但是到2100年之后，随着更多国家步入发达行列，出生率下降后，全球人口将有所衰减。[7]
纵观世界史，我们发现，人口增殖并没有刺激资源竞争。600万年前，因为在散布的森林里有太多的树栖动物竞争者，某些猿类从枝头跳下地面，依靠双腿跨越稀树大草原，冒险的古人类成功了，有的人属成员扩散到非洲之外。已经拥有文化的群体成员可以创造合作联盟，帮助他们度过干旱和其他时艰，因此人口继续增长。有的离开非洲，战胜了诸如尼安德特人等其他早期人类。成功的代价是生存空间的竞争，最终导致农业的生成。垦殖将人口绑缚在土地上，有的人发现为了生存，他们需要控制其他人的资源和劳力；为了成为更聪慧的文化产物，他们提出意识形态，为武力控制世界和征服邻居辩护。
我们知道，人口增殖在过去的开始中起到重要作用，在21世纪，人口还将继续增长下去，这样就得到合乎逻辑的结论：我们将目睹人类组织上的另一场剧变。过去500年的物质证据是即将来临的变化的另一个信号。这就是第五次开始，我们所知晓的世界的尾声。但是，不用担心，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接前页］合规范的学前班和日托班，课外活动（体育、音乐、艺术）以及大学教育；妇女就业率的提高也不利于子女众多的大家庭；此外，有效避孕术也造成人口下降。
第五次开始将带来什么？有句丹麦谚语：“别预测，尤其别预测未来。”[8]这真是金玉良言，因为未来学家常常犯错。事实上，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曾经提出，“预测未来的最佳之道是创造未来”[9]。因此，我不会断言什么将会发生，但是，在广袤的人类历史的基础之上，我将描述潮流，同时指出应该的走向。
大多数人以技术界定未来：自动驾驶汽车、私人无人机、器官移植技术等，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通过DNA识别的财务账号购物［就像戴维·波尔（David Poyer）在小说《继父银行》（Stepfather Bank）中描述的一样］，或者像未来学家雷·科兹威尔（Ray Kurzweil）预测的那样，通过在血流里注入纳米机器人治疗疾病[10]。我想，与人类神经系统匹配的假体植入可能是项创举，我真的希望有个设备，能直接将信息下载到我的大脑之中（如电影《黑客帝国》）。有人期待人机合一的异形（就像电影《星际迷航》中令人不安的博格人一样）。
毫无疑问，技术将融入我们未来的生活，但是，作为考古学家，我更关心人类组织，关心人们如何相处上的变迁。真正的挑战并非来自新技术，而是组织我们自己的新方式。我们可以讨论很多事情，但是我将集中讨论一个众人提出的问题：我们会有一个世界政府吗？
通常，对世界政府的讨论常常引发可怕的联想——黑色直升机和大脑警察，雷·布雷德伯里（Ray Bradbury）的《451℉》、乔治·奥威尔的《1984》或者菲利普·K.迪克（Philip K.Dick）的《少数派报告》（Minority Report）[11]。这些场景准确吗？对于民族国家的成员而言，世界政府是否难以想象？就像金属或者空间旅行对于旧石器时代的猎人一样？
有些社会科学家已经预测，我们可能会有世界政府。他们研究了不同时代世界最大的政治体的规模才得出结论。在苏联解体之前，世界似乎呈现出稳定的趋势：最大的政治体——国家——的规模在逐步增加。沿着这个轨迹，研究者们预测，数百年或者数千年之后将会出现单一的世界政治体[12]。
但是，时间不会引起广泛变迁。正如我们在之前数章中所见，变化与技术、气候、环境，特别是人口有关。地球上的人口正在急速增长。图7-1表明过去3 000年以来，世界上最大政治体的规模和世界人口规模估算之间的关系（在此之前我们知之甚少，但我们知晓，早期政治体规模很小）。单一世界政治体可能控制1.33亿平方千米（除开格陵兰和南极洲的所有陆地）。如果我们分析世界人口不足30亿时的数据，我们就会得到一个令人惊讶的结论：当世界人口达到76亿，或者按照当前的人口增长速度，到2020年时，我们有望将人类联合起来形成单一国家。[13]换言之，就是现在！
图7-1 过去3000年人口增长和最大单一政治体规模之间的关系。世界人口达到20亿之后出现的衰减是苏联和其他国家分裂的结果。Y轴数据出自Carneiro 2004，Peregrine，Ember and Ember 2004，Taagepera 1978
但是，使用简单的经验模式预测未来是轻率的，数据将会解释：在最近的人口增殖中，最大政治体的规模却有所下降。20世纪后半叶，随着殖民力量丧失对属地的控制、苏联的解体以及若干国家的分裂（比如苏丹、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数量在稳定增长。基于独立国家在长时段意义上的增长，我们可能预测，当前的196个国家到21世纪末会变成超过300个国家。难道最近数十年颠覆了过去3000年的潮流？抑或它们只是历史长河里一朵小小的浪花？
对世界史前史的研究赋予我们辨识暗流涌动的进程的机会。这是试图维持现有适应但又蕴含转型变化的种子的进程。三项进程分别回应了20世纪相互冲突的不同潮流，都指向世界政府的未来：资本主义对廉价劳动力的追求、军备竞赛和人类文化的全球化。
资本主义是确保生存的进化主义热望的自然产物。人们通过控制生活必需用品确保生存，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这意味着利润最大化。劳动力是生产者的最大成本，资本家通过降低劳动成本获得最大收益。
降低劳动成本的方式之一就是技术。煤炭和蒸汽机推动的工业革命是技术大跃进，通过以更为便宜的机器取代工人而实现收益增加，导致工业革命所向披靡。比如，詹姆斯·瓦特的蒸汽发动机为纺织工厂提供了动力，通过取代工人而大幅提升了生产力。[14]资本主义以机械化进程和流水线起步，制造业机器人不过是这个潮流的最新一环。
图7-2 2013年，科学家正在美国国家冰川公园从冰盖中提取冰核。采集的证据有助于重建历史气候，为20世纪全球变暖警报提供证据。（Robert Kelly摄）
请不要误读我。我曾经短暂地在大学的报纸生产线上工作，一点儿都不想回到那种枯燥、重复、令人腰酸背疼的工作了！但是，取代劳工的负面影响是：卑微的劳工获取“自由”的代价是他们不得不另觅工作。被资本主义工业踢出大门的人们就像被从树上推落地面的猿猴一样。比如，在英国，公元1500—1800年，农业人口从总人口的75%骤降到35%[15]。征募更多的人服务于国家（比如作为常备军队成员）的需求也要求提升农业效率，进一步释放劳动力。多年以来，发达国家直接投入粮食生产的劳动力比率一直控制在个位数。
过去，释放劳动力的技术进步重置经济带来阵痛之后，技术进步将开辟全新的就业领域。不过，也有经济学家担心，这个趋势可能不会延续下去。2015年，美国劳动力中成年比例达到了1978年以来的新低，很多人只得到薪水微薄的兼职工作[16]。我们尚不清楚，20世纪后期从以制造业为主导转型到以服务业为主导，是否能产生充足的就业机会。
图7-3 2016年，作者站立于挪威冰川之前。冰川的显著退却成为当下亟须国家间合作的环境变迁的证据。（RobertKelly摄）
资本主义还用更邪恶的方式，包括使用奴隶、童工和契约奴役降低劳动力成本。美国南部为纺织工厂提供棉花，其经济就依赖于奴隶贸易。直到19世纪中期，童工一直是英国纺织和煤炭工业的主要劳动力。在美国，20世纪早期，拖欠商店货款的煤矿工人常遭被捕，罢工会导致激烈冲突，正如1914年科罗拉多的拉德洛一样。
劳工保护法案和工会最终赶上，提升了劳动力成本。作为回应，制造业工作被输出到劳动力更为低廉的海外。在美国，这出现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电子工业劳务外包给日本和其他地方[17]。现在，互联网甚至让非制造业劳动也输出到海外。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将账簿发给印度的会计师，世界众多呼叫中心也位于印度[18]。
尽管竭尽全力降低劳动力成本，资本主义仍然缓慢但不可避免地提升了生活标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产阶级在日本、新加坡、韩国，以及现在的印度和中国迅速扩大。随着生活标准的提升，劳动力成本也水涨船高。这样，公司只能通过向更廉价的劳动力市场转移实现利润最大化。只要还有备选的廉价劳动力储备，资本主义就能运转下去。但是，世界是有限的，这个进程终有结束的一天；廉价劳动力将会最终消失。亚洲局部和非洲大部还是尚未触及的处女地，但是在未来10年，将会迅速改变。事实上，非洲已经看到（主要来自中国的）资本蜂拥而至。[19]
也许，资本主义会转入不容易迁移的产业，比如旅游业或者服务业（育儿、护理、健康），以及通过纠错实现盈利的产业（循环、垃圾再生、安装家用可再生能源和环境重建）。但是，更大的问题是，如果世界不再有廉价劳动力，资本主义将会怎样？
军备竞赛并不是冷战的产物，早在5 000年前就出现在国家社会里了。你的敌人制造了一支矛，你就得做出一面盾；他们制造弯弓，你就得建造城堡；他们有投石机，你就得有火炮；他们有了机枪，你就得有坦克和毒气；他们建造潜艇和远程导弹，你就得有核武器了。
这样的水涨船高导致开支螺旋上升。弓箭便宜，城堡就贵了。以今天的价格计算，1944年制造的一架P-51野马战斗机的费用折合67.5万美元。这是可承担的技术[20]。但是最新款的F-35战斗机每架耗资1.35亿美元。每架B-2隐形轰炸机耗资超过8亿美元。这是消耗不起的技术，事实上，你都不敢使用。即使在军备缩减的情况下，美国维持核能力的费用每年仍超过200亿美元。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的开支接近2万亿美元[21]。武器装备和战争的开支还在上升，过去5年来一直如此。这些昂贵的毁灭性装备常常还没投入使用就已经过时。我住在美国国家洲际导弹发射场大约80千米之外——这些发射架现在已停止使用、被拆除并填埋水泥，这里还从未发射出哪怕一枚导弹呢！[22]
这些昂贵的技术震慑了侵略者，但是詹姆斯·法罗斯（James Fallows）指出，“技术是我们的军队的主要优势……后‘9·11’时代的‘长期战争’的故事就是在简易武器、宗教宿怨和新仇旧恨等等陈旧而肮脏的现实面前，美国的高科技优势造就的短暂胜利不断瓦解”[23]。我并不是鼓吹，而只是好奇，为什么我们不充分使用全部军事威力呢？为什么我们没有把伊拉克“炸回到石器时代”？为什么我们不在阿富汗使用核武器？
我们没这么做，原因有二。首先，这将留下一个昂贵的烂［接前页］员就会弃机，飞机被推下甲板，因为还有其他燃油殆尽的飞机等待降落——野马战斗机被认为是消耗得起的。摊子等待清理。其次，我们不这么做是因为西方世界的显著的文化转型。西方世界希望生活在和平之中，不再继续接受任何意外伤亡，比如为1944年诺曼底登陆日胜利所付出的代价。我们也不接受连带伤害，比如阿富汗的婚礼上或者医院里的意外轰炸。现代国家不能地毯式轰炸平民（如我们在德累斯顿、东京和越南所见），更不要说冒内政外交之大不韪，悍然使用核武器。已故的约翰·基根（John Keegan）在《战争史》（A History of Warfare）中如此写道：
祈望能不再将其誉为可取的、有效的、更不用说理性的协调异议的方式。这不仅仅是理想主义。长期以来，人类有能力协调宏大事业的收支。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拥有人性行为的记录，清晰可见人类能够判断战争收益大于支出，或者当预设的平衡遭遇冲击时，知道如何调整。现在，计算工作走向相反方向。支出明显超出了收益。[24]
现代战争机器就是耗费高昂：不能实际使用的技术、战后重建和生命代价。对他者遭遇的战争苦难的同情同理之心也代价惨重。这个潮流也许起始于越南战争——电视屏幕上出现的首例战争，时至今日，战争中的种种人间惨状仍然直观而一览无余地呈现在眼前。西方社会的生活理想（和平而繁荣）和现实（既不和平也不繁荣）之间存在着文化断裂。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家通过绘制洞穴壁画解决类似困扰。
战争的技术带来重要的卢比孔河问题[25]。我们希望坏人能被绳之以法，但是我们并不希望医院遭到轰炸。西方世界实际已被绑缚在一起：它无法在不破坏自身的文化期盼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战争不再有效。
寰球依旧危险。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后，俄罗斯总统普京表明，核武器仍然足以威慑周边邻国。普京在电视上恫吓全世界时，无人敢冒险挑战核力量，因为即使核力量最终瓦解，率先遭遇毁灭的可能就是纽约、巴黎、北京或者伦敦。另一方面，恐怖分子也表明，他们可以通过“走私”，通过劫持民用飞机撞向大楼，通过使用社交媒体鼓噪不满分子的反对等手段，颠覆军事力量。恐怖分子肆无忌惮，因为他们知晓西方世界面对的文化难题。
如果5 000年前军备竞赛刚刚开始之际，我们站在伊拉克南部的乌鲁克平原上，也许已经预见到未来的一切。我们的技术性才智使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地走到尽头，战争不能如同期许的那样解决问题。冲突仍未消弭。替代战争的问题解决之道又是什么？
这引导我们走向第三个进程：全球化的作用。2014年，苏格兰公投是否脱离英国；2016年，英国公投脱离欧盟。库尔德人希望从伊拉克中分离出来，建立自己的国家。佛兰德希望脱离比利时，有的威尼斯人也希望退出意大利，布列塔尼不满分子要离开法国，巴斯克和加泰罗尼西亚要离开西班牙，魁北克人要脱离加拿大，俄罗斯分离主义者伺机分裂乌克兰。“伊斯兰国”图谋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自己的中世纪天堂。菲律宾的摩洛人希望自治。外交家们将巴勒斯坦的两国方案看成巴以冲突的唯一解决之道。得克萨斯也不是唯一扬言退出美国的州。[26]
自治喧嚣是可以预见的对全球化的反应。回想一下，文化包含了对世界的象征性建构，对万事万物应当怎样的理解。是对是错无关紧要：文化让我们感知世界。夺人文化，就是夺人根基。如果你旅行海外，经历过文化震撼，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你隐约感到，有些事情不对劲儿；文化震撼可能导致体质症状和精神压抑。
资本主义带来的全球通信和贸易技术将西方文化传播到世界上每个人的生活之中。很多人，像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成员，会将其他文化的出现视为威胁。害怕外来文化的人们会抓住特定的差异（比如妇女的受教育权益），但在他人看来，这不过表明世界观的差异惹人烦恼。宗教常常成为暴力反抗的话语，但并不是暴力的真正缘由。[27]今天我们指责伊斯兰激进主义者，但是，不久之前（按照考古学家的时间尺度），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欧洲也大打出手。
不是只有穆斯林才恐惧“旧时光”的丧失。我们的文化对感知自身和指导日常生活都非常重要。不幸的是，这意味着任何对自身文化的批评听起来都像是鞭笞和挑战。你一定听过，“华盛顿的官僚们正在侵害我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不理解我们的价值观”。这可能指私人财产、色狼、枪支、堕胎、煤炭、同性婚姻、伐木或者液压破碎法等，但是文化价值有别是不争的事实，这构成愤怒的理由，因为文化就是我们的身份的主要部分。指责他人的文化错了，可能会招致暴力报复，因为他们就是通过文化使世界有意义的。这是全球经济系统造成他者文化信息快速而广泛地渗透的可预见结果。
在《圣战vs麦当劳世界》（Jihad versus Mcworld）中，本杰明·巴伯（Benjamin Barber）描述了这种情况[28]。这是“传统”文化和西方主导的“跨国”文化之争。这是宗教、国家和种族狂热的宣言。比如，随着印度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力量，对西方文化更为开放，民族主义在印度也冉冉上升。运动分子伺机割离祖国及据称已经攻陷它的“罪恶影响”，回到更早的“理想”世界。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希望回到哈里发帝国，茶党希望回到立国之初[29]。正如第1章所描述的，我们身处众多复兴运动之中。[30]
无论怎样，包括政治碎片化的洄流都是全球化的必然产物。因此，我们面对的挑战是：我们怎样才能在经济上、立法上和结构上使世界人民融为一体，但又不失公平，不强迫改变他们的文化呢？
隧道尽头的灯光能否不是呼啸而来的火车？当然。在过去四次开始中，人类都创造了合作新阶段：对偶制、分享、联盟和贸易。这次开始也没区别。战争日益失效，资本主义丧失了活力，全球化带来文化冲突，但是20世纪也目睹了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合作。在此，我指超越民族国家的实体，类似于人类学家称为的“共同体”（来自拉丁文sodalitat，意指“同志”）。如果我需要撰写一篇20世纪发生了什么的文章（记起第2章中的500字作业了？），这将成为我的重点[31]。
图7-4 挪威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诺贝尔和平奖之家。根据艾尔弗雷德·诺贝尔的遗嘱，“颁发给为促进国家间友爱，废止或者减少常备军力，维护和推动和平进步做出最大贡献者”，自1901年开始颁发国际和平奖。这一奖项也是第五次开始时，国家间合作日趋重要、国际化公民和消弭武力的证据。（全景网供图）
在人类学中，共同体是超越竞争性亲属组织，比如家族或者氏族的社会组织。它们包括年龄等级（同龄男女儿童群体）或者宗教组织，比如美国西南部印第安人的宗教性基瓦组织。从人类学的观点看，它们具有降低亲属群体之间分裂、创造联结纽带的功能。它们是同济会和扶轮社、兄弟会，甚至保龄球协会。组织成员可能相互竞争，但是共同体降低了竞争的潜在伤害。
过去一个世纪，全球共同体类型实体包括国联、联合国、欧洲议会、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世贸组织、国际法庭、国际货币基金、G-8（八国集团）、非政府组织，甚至全球性宗教。非洲启动了协调经济和其他关系的东非共同体。此外还有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
如果没有使人员和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流动的技术，这种组织和协议是无法出现的，因此，它们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驱动的技术进步相关，这种进步以攫取更大利益，而非促进合作为初衷。同样，它们受到协调争议、消减战争的愿望驱动，核毁灭的威胁就是关键推动力。它们也受到凝聚人生观千差万别的人们共同奋斗的需求的推动。换言之，资本主义、战争和文化全球化呼吁全新阶段的合作。
正如我在第1章中指出，进化研究者们知晓，因为竞争过程中的互利关系，利他主义和合作行为时常出现。我们为了竞争而合作，按照商业术语，这就是“竞合”。但是，资本主义孜孜以求全世界最廉价劳动力，商业变得越来越国际化，除了吞噬大量资源外，战争别无所长。全球经济已经创造了无法逃避的文化冲突，我们已经到达在合作基础之上竞争的临界点[32]。(https://www.daowen.com)
这对国家意味着什么？
若干年前，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詹姆斯·卡特赖特将军提出，“过去350年，人类核心组织结构是民族国家……（但）终将被信息时代撼动”，因为“人员、资本和信息（实现了）跨越边界的自由流动……民族国家的传统联盟祈求通过获得和维持优势，固守工业时代设计的、相对传统的组织结构，终将遭遇挑战”[33]。
对于现今充当了联谊会角色的跨国公司而言，边界意义甚微，因为战争和贫困才不利于商业（除非你从事军火生意）。全球化专家保拉格·康纳（Parag Khanna）提出，这个经济进程会将国家拆分为地区和城市，最佳的经济策略是与贸易伙伴分别协商各自关系[34]。他提出，这可能是“准国家”，或者国家中的“特别经济区”；巨型城市可能率先成为这样的地区。这已经发生，联合国预测，可能不到一代人的时间，“无国家”世界就会浮现出来。
然而，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经济上，这些小型政治实体都无力维持自身防务。假定纠纷不止，而战争又是无效的话，又有何解决之道呢？
一种解决机制来自我们的狩猎-采集者祖先：包含回避和放逐的制裁。在现代世界里，制裁必须真金白银，就像2014年美国和欧洲针对俄罗斯干涉乌克兰所实施的制裁一样。如果不发动战争，那么，对规矩破坏者（特别是拥有核武器的）“采取行动”的吁求可能会将我们带入一触即发的境地。
只有手段强硬时，制裁才会奏效，这表明制裁代价不菲。如果仅有一二国家实施制裁，代价将会过于高昂（这就是奥巴马总统一度宣称美国不再是世界警察的原因）。如果推广到多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平均开支将会降低，制裁合作才有可能。
如果国家持续分裂成为自治或者半自治地区，对协调惩罚的统摄力量的需求将会更加强烈，因为仅凭一己之力，一个独立的佛兰德又能部署什么样的军事或者金融制裁呢？换言之，如果所有国家都是小国，除了合作，我们别无选择。康纳精确地指出：“即使全新霸权国家崛起，更深入的碎片化和多样化是迈向建立睦邻友好的国家关系的长期进程的关键一步。”[35]
现存的民族国家将会抵制政治和经济进化，因为文化已经将民族国家提升到神圣的地位。在世界上的每个争端地点，你都能听到“主权国家”这样的说法。美国在入侵伊拉克后听到这个词语。［我们在美国国内也能听到。2015年，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Lisa Murkowski）将奥巴马禁止在阿拉斯加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钻探石油的决定称为“对我们的主权的悍然践踏”[36]］。
政治家会告诉你，任何国家都不能干涉“主权国家”的内部事务。澳大利亚法学家H.V.埃瓦特（H.V.Evatt）曾经指出，“主权既不是事实问题，也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从未被触及的问题。”[37]如果正确的话，民族国家的独特概念将万世永恒，但是你知道，不是的！国家只是人类历史上的晚近发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狩猎-采集者和新石器时代的农民都会觉得这个概念莫名其妙。
事实上，历史学家将神圣的民族国家概念追溯到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这就是卡特赖特将军将民族国家的影响限定在350年的原因）。《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涵盖了多个欧洲国家之间界定边界、解决纠纷、确立某些宗教的法统地位的协议。和约的遗产体现在每个在内部事务上实质性实施主权统治的政治实体的重要性上。实际上，主权观念是巩固某些人已有的政治利益的实用的意识形态，它并不能终止暴力。事实上，在随后的世纪中，暴力层出不穷（想想拿破仑和希特勒）。但是，它的确创造了这些行为万世不易的文化感。
全球相互关联和依赖修改了游戏规则。贸易失衡和政治失稳导致劳动力从穷国迁移到富国。中国、印度和美国排放到大气层中的碳影响到每一个人。有的未来学家思考，即使没有共同的敌人，也能创造出世界管理体；就像电影《独立日》中一样，共同的敌人是险恶的天外来客。气候变迁和环境恶化也可能制造出共同的“敌人”，要求人类形成全新的合作。
气候变迁就像轰隆隆地穿越我的家乡的运煤货车一样：即使刹车，仍然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最终停下来。从长期角度看，我们需要解决方案，但是在短期意义上（这是大多数人关心的），我们需要适应环境变迁效应。
气候变迁通过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和本地干旱等影响我们。全球有两亿人生活在海拔5米以下的地区，海平面上升将会导致他们流离失所。有的海岛国家，比如马尔代夫和马绍尔群岛，可能会湮没在海浪下。孟加拉和荷兰等海岸国家，纽约、迈阿密、新奥尔良、伦敦和上海等海岸城市可能会人口锐减，或者斥巨资于城市保护上[38]。你也许认为海平面上升是缓慢的，城市以逐步荒废的方式适应。但是，在海平面达到峰值之前，不管怎样，一场飓风或者海啸会一夜之间制造大量的难民（正如卡特里娜飓风的后果一样）。虽然有的地区可能降水增加（冰川融化获得降水），但是大多面临干旱。食物匮乏时，人类之间就会爆发冲突；事实上，历史研究显示，气候变化，特别是干旱和冲突之间存在密切关联[39]。美国五角大楼将气候变迁视为即将面临的安全威胁。
海平面上升和干旱可能造成人们背井离乡，战争也是如此。他们将走向何方？谁会接纳他们？就像一度居住在北美西北海岸的狩猎-采集者一样，有的需要其他国家的资源——工作和容身之所，但是，这些国家根本看不到接纳难民的益处（2015年叙利亚难民涌入欧洲就是如此）。气候和战争导致的移民激增也会增加边境控制和人道灾难预防的费用，除非世界合作，设计出为流离失所者提供庇护的计划。
世界真的能否合作？可能，但不会一蹴而就。在《人类议会》（The Parliament of Man）中，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提出，联合国是实现全球合作的最佳孵化器。在《赢取终战之战》（Winning the War on War）中，乔舒亚·戈尔茨坦（Joshua Goldstein）指出，联合国维和部队已经越来越好地履行职责，开支也仅占各国军费的极小一部分。由于在任何争端中秉持中立立场，联合国不对任何国家负责（联合国不应成为世界警察的另一个原因）[40]。
2005年，联合国通过确认“保护责任”条款，规定当国家领导者屠戮本国人民时，国际势力有义务予以干涉，从而确认了这种可能性。它界定了“主权”可以被忽略的时刻：“防止和中止种族灭绝与大规模暴行之责首先主要由所在国承担，但是不得以主权为借口阻止国际社会的介入。主权不再保护任何国家免受他国干涉。”联合国并未真正落实该条款，不过，联合国成员能以书面形式确认下来已经是重要的第一步了。
但是，如果希望联合国如期发展，如不废除，也需重组安理会。安理会设置了五个常任理事国席位（美国、俄罗斯、中国、法国和英国），旨在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势力的支持，没有任何势力愿意参加对“他们”的地盘指手画脚的组织。常任理事国却能通过否决权控制联合国的行动。如果它们始终都是“好演员”倒也无碍，但是既往记录却显示有太多值得改善之处。现在需要联合国奋起，创造维护世界利益的力量的结构[41]。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这样的富裕国家应该倾力支持。
理想的情况下，世界文化能自发维持和平与繁荣。作为人类学家，我看到了别样趋势——即将出现的全球文化变迁的预兆。
全球相互关联和高速信息交换创造了世界文化和对人性的象征性建构的全新理解。这种转型文化表现为全新的团体组织，“无边界”组织。首先是1971年创建的无国界医生，随后是无国界工程师、MBA、记者、律师、传媒和图书馆。这些组织由那些以祖国为骄傲，但是认为人我之间同大于异的人组成。这是走向世界公民的文化变迁的证据。我们同样可以见于国际仁人之家、大赦国际、人权观察、绿色和平、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全球公民、世界公民基金和全球公民等国际组织。在奥运会和国际空间站上，我们看到了教育和科学交流。
这些组织和事业已经存在一个多世纪，这可能是我们忽略它们的原因。事实上，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很多人误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世界和平。回想起来，这真是值得遗憾的宣言啊！但是，如果你是位专注于宏观场景的考古学家：转型发生于过去的5000年，而不仅仅是过去的一个世纪。转型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同时，我们需要竭尽全力加速实现。
世界公民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和苏格拉底。沿着康德、亚当·斯密、托马斯·潘恩、伍德罗·威尔逊、爱因斯坦、埃莉诺·罗斯福和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等人的思想和实践发展而来。最终表现在我们对待卡特里娜飓风之后的新奥尔良和2004年海啸之后的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人民上一视同仁。这种具有全球关怀的公民现今为数尚少。也许他们只是昙花一现，但是史前史表明，“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让我们这样想，300万年前，一个古人捡起一块石头，发现了其他古人从未想到过的可能性。从此，一切都不一样。
图7-5 来自中国上海大学和西北大学的学生参加美国怀俄明考古田野项目。国际交流能促进各国之间更好地相互理解，值得推广。（Robert Kelly摄）
文化上超越本土、跨国的新一代正在崛起。通过智能手机，只需轻轻一按，世界上所有信息都唾手可得。电子邮件和手机使我们可以和远在天涯海角的人们实时联系。旅行前所未有的便捷，正如马克·吐温说，它是“偏见、顽固和狭隘的天敌”[42]。世界相互关联，我们无法自我隔绝于他人的生活。
在文化中至关重要的共同经验的形成上，娱乐和体育产业起到了特别作用。比如，成龙的电影拥有全球观众。我第一次看成龙的电影是1995年，在马达加斯加图里亚拉（Toliara）的一座地板肮脏的铁皮屋里，以架在原木木桩上的粗木板为座椅。电视和录像机都靠轰鸣的发电机供电，这也无所谓，因为没人能听懂演员的中国普通话。但是，每个人都喜欢喜剧、情节和新奇。体育和音乐表演也是同理。足球世界杯是全球共享的经历，天下何人不识碧昂丝？尽管有的政府试图关闭社交媒体，但无计可施。100万年前，随着古人类手握石器，人类未来就大势已定；今天，它就被掌控在手握苹果手机、踢足球、上网的14岁少年手中。
图7-6 上海天际线。201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半数世界人口居住在城市之中。这一变化成为第五次开始的证据。（全景网供图）
人口增长驱动了过去的变化，我们可以展望驱动未来变化的下个世纪的预期增长。尽管冲突仍将发生，我们认识到战争无法达到目的，我们也无力承担战争代价，战争也许就会消失。数万年之后，考古学家会像我们今天观察史前史一样看待21世纪的世界，他们会发现今天难以想象。也许，当他们发掘怀俄明的火箭发射架或者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时，不禁好奇“他们在琢磨什么？”
贫穷、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气候变迁、圣战组织——有时人类面临的问题看起来是不可战胜的。但是，覆盖600万年人类进化全景的考古学视角却告诉我们，今天的万物之道并不可能永久恒常。资本主义、战争和全球通信结合起来，造就了世界公民。这些公民并不产生于任何特定群体，而是世界人口通过技术、教育、艺术、体育、贸易、战争和宗教持续互动的结果[43]。他们可能比现在的人们更能接受世界政府的观念。
变化能以始料不及的方式降临。20世纪80年代很少有人能预测柏林墙会在10年内坍塌，苏联会解体。同样，2000年无人能够预测：2008年，美国将迎来第一位非洲裔美国人总统。马丁·路德·金说：“人类道德轨迹漫长，但终将归于正义。”同样，历史的轨迹也很漫长，但终将归于统一。它已经显著地朝这个方向摆动。这不是我们想象的结果。没有黑色直升机盘旋，我们也没有变成机器人。这不是奥威尔的《1984》。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自我管理”。
考古学家想象过去，我们所有人都在遥想未来。这本就不易，但是我们必须做，两项要义使第五次开始不同于此前各次。
第一，人类现在已经拥有改造世界的能力。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者通过焚烧改变环境；新石器时代农民改变了本地植被景观；埃及法老移动山丘。但是无人拥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能力。在1920年的诗歌《火与冰》（Fire and Ice）中，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猜想，我们将如何利用自己的力［接前页］府干预，可能至今还有州长站在学校大门口，宣扬“永久隔离”。其次，里德利假设自上而下的取向是违反进化论的，但是，事实上，社会和经济结构的精英控制恰恰是“自然”进化而来的；自上而下的取向（既包括自由民主，也包括独裁）就是进化进程的结果。答案在两者之间。比如，迪恩·贝克尔提出，自上而下的取向可以使某些自下而上的行为为更大多数人谋取更大利益（Baker，2011）。量摧毁世界。但是，弗罗斯特的冥思之中暗藏了希望：如果我们拥有摧毁世界的能力，那么我们也可能拥有创造世界的能力。这意味着地质工程与制造、存储、转换和使用能源的新方法。这也意味着组织我们自身的方法，扬善惩恶的方法。这是个艰巨的任务，但并非不可能完成。
第二，我们有自我教育的历史。旧石器时代猎人可能无法想象与他每日逡巡的世界不同的世界；有什么证据证明世界会不一样呢？新石器时代农民不会看着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想象到现代国家伊拉克，更不会想到“伊斯兰国”，或者联合国。那些站立在墨西哥特奥蒂瓦坎的月亮金字塔顶端的人不会料想到登月之旅，也不会想到人权、民主或者宗教自由。这些人对于他们的祖先所经历的变迁所知不多，他们也没有理由想象世界会大不同。对他们而言，世间万事万物，亘古不变。但是我们知道的更多。世间万物，从无永恒。不论是民族国家，还是矿物燃料经济、开放资本主义、大规模财富不平等，统统不会！
唯一开放的问题是，我们是否需要利用自己的能力和知识干预进化进程，掌控自己的未来，以简单模式还是困难模式开启第五次开始。从灵长类动物从树端跃下地面，将石头打造成工具的那一刻开始，人类的进化头一回能够、应该、甚至必须由我们自己掌控。
【注释】
[1]首条成功跨越大西洋的线缆架设于1858年，但只运行了寥寥数周。其他线缆架设稍晚。
[2]由荷兰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其他人则建议采纳“大灾难世”（Catastrophozoic）。
[3]Steffen，Broadgate，et al.（2015）；Steffen，Richardson，et al.（2015）.
[4]芯片技术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晚期，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投入商业应用。
[5]进入19世纪之后，儿童夭折率（死于15岁之前）为40%～50%——与我们的史前狩猎-采集者祖先无甚区别。随着基因理论、麻醉剂和无菌手术室的出现，这一状况才有所改善。对疾病的理解有助于改善居住环境和降低夭折率——比如，认识到霍乱的罪魁祸首不是“恶劣的空气”，而是任意排放人类排泄物到供人饮用的河流中。同样，全球食品市场的发展和农业的工业化进程都通过提高食物供给的丰富程度和安全程度降低了夭折率。
[6]日本、丹麦和法国政府鼓励夫妇生育二胎，有的甚至提供补贴，但是，日本人口预期在下个世纪下滑50%。人口减少的原因与抚养儿童的预估成本相关。在富裕国家里，这包括符
[7]Roser（2015）.
[8]也有人认为此语出自尤吉·贝拉（Yogi Berra）、凯西·施藤格尔（Casey Stengel）、马克·吐温、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或者其他人。
[9]台式电脑的发明人之一艾伦·凯1971年在施乐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的一次会议上说过这句话。很有可能，他改述了物理学家丹尼斯·伽柏（Dennis Gabor）在1963年出版的《发明未来》中所说的“未来不可预测，但是可被发明”。二者指的都是技术，而非人类组织。
[10]引自Ackerman（2014：181）。
[11]或者疯狂麦克斯电影系列，以及《极乐世界》《银翼杀手》《超世纪谍杀案》《猩球崛起》等等。但是，我们视未来黯淡无光、毫无希望是一个文化事实；它取决于我们采信何种说法。一旦我们理解此点，我们就能确认如我们所愿地创造未来的可能性。
[12]Micklethwait and Wooldridge（2014），早期作品参见Waltz（1954）。近期的定量分析参见Peregrin，Ember and Ember（2004）；Carneiro（2004）；Graber（2004）；Roscoe（2004）；Taagepera（1978）。
[13]采用简单线性回归，设人口数为X，最大国家面积Y为1.33亿平方千米时求X值。
[14]这就是导致19世纪早期英国卢德派分子捣毁纺织机械的原因。但是，他们只为保住饭碗，绝无反对技术进步之意。
[15]“工作职位的未来”，2014年。
[16]“工作职位的未来”，2014年。这主要是雇主逃避必须为全职雇员提供高昂福利造成的。
[17]随着1995年巅峰（Zenith）出售给韩国，美国再也没有国产电视机。2012年，基础电子公司（Element Electronics）开始在美国投产，但是现在美国市场上的电视机基本都是海外制造的。
[18]Friedman（2005）.
[19]“争夺黑非洲”，2015年。
[20]1944年，P-51野马战斗机的单价是51 000美元。我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太平洋战场，他告诉我，在航空母舰甲板上，如果野马战斗机撞坏了起落架减震支柱，飞行
[21]国会研究中心设定开支为1.6万亿美元，但是，加上其他开支，例如不断增加的退伍军人福利，有的经济学家将开支设定在4万亿～6万亿美元。
[22]超过半数的联邦政府自由裁量开支用于防务，“9·11”以来军费开支增加50%，其他开支仅增加13.5%（国家优先计划，基于美国行政管理和预算局提供的数据）。美国正在启动高达上万亿美元的核武器能力提升计划。
[23]Fallows（2015）.
[24]Keegan（1993：59）；Goldstein（2012）；Human Security Report Project（2011）.
[25]卢比孔河位于意大利北部。公元前49年，恺撒破除将领不得带兵渡过卢比孔河的禁忌，带兵进军罗马与庞培展开内战，并最终获胜。在西方，“渡过卢比孔河”是一句流行的成语，意为“破釜沉舟”，也有“突破临界点”之意。——编者注
[26]世界上其他讨论分离或者部分取得自治身份的包括德涅斯特河沿岸、南奥塞梯、阿布哈兹、索马里兰、西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南蒂罗尔。
[27]Armstrong（2014）.
[28]Barber（1996）.
[29]茶党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具有特殊地位，被援引为“美国例外论”。斯大林在评论美国共产党的美国转型无须暴力革命的论断时，首次但充满鄙夷地提出这个术语。美国的确是个例外国家，就像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宣称我们不受规则限制，无异于个头最大、最富裕的街头小子宣称所有人必须遵照他的规矩，因为“球是我的”！无论是校园儿童，还是国家之间，这种态度都无法导致和平的出现。
[30]常见于无权无势者中的另一种影响是不断攀升的自杀率，在众多原住民族群已有发现。参见Lyons（2015）。
[31]事实上，历史学家人江昭已经完成这个计划（Iriye，2002）。20世纪的主题是国际组织的发展，以及经济、政府和文化等所有层面的联系网络的国际化程度不断加强。
[32]结果之一可能是相互竞争的少数大型合作组织（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超国家”），比如美加—拉美—欧洲联盟与俄罗斯—近东—中国—印度联盟（Graber，2004）。不过我并不赞同这个观点。
[33]Cartwright（2008：49）.见于“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地区。脸书和推特成为剧变工具。国家边界对于社交媒体毫无约束能力。
[34]Khanna（2011）；Davidson and Rees-Mogg（1997）视其为个人层面。在互联网信息时代，个人可以成为自由行为者，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劳动力。
[35]Khanna（2013：SR 5）.
[36]“动物保护计划令阿拉斯加人不悦，深恐经济受损。”（2015）
[37]引自维基百科“主权国家”条目，http://en.wikipedia.org/wiki/sovereign_state，2015年1月13日检索。
[38]这常常是无效的：你可以在迈阿密建立围墙，但是海水很容易从多孔的石灰石基岩渗透进来。
[39]Hsiang et al，（2011，2013）.
[40]Kennedy（2006）；Goldstein（2012）.
[41]Ewing（2007：35），联合国2004年年度报告表明，安理会需要变得更“积极主动”，以及“可信、合法和负责”。迄今尚未实现。
[42]引自《傻子出国记》，完整引语为：“旅行是偏见、顽固和狭隘的天敌。我们很多人极度需要它。如果穷其一世，限于世界一隅，就不可能在待人接物获得宽阔、完整和仁厚的视野。”这是为大学向所有学生提供作为大学教育组成成分的海外经历做出的最佳辩护。
[43]变化的两种基本政治取向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我们的政治辩论大多围绕着孰优孰劣展开。比如，倾向于自上而下取向的人们期盼更多政府社会项目、全民医疗以及提升最低工资标准或者最低收入保障线。他们希望以立法形式确定喜闻乐见的改变。当然，他们担忧福利国家会制造依赖文化，少数精英供养了众多“懒汉”。自下而上取向的拥护者偏好市场调节、更大的私有化程度、个人责任以及更少规范。他们希望放松约束，变化就可“自然”地自下而上发生。对这个结构的忧虑在于它纵容由利润而非社会责任驱动的市场降低薪酬，制造社会和环境灾难（比如从破坏环境和盘剥性薪酬中获利）。自由主义者马特·里德利为自下而上取向的长期效应辩护（Ridley，2015）。但是，我认为，他的分析存在瑕疵。首先，自上而下的取向做“好事”不乏其例。美国州际高速公路、国防、民权和学校取消种族隔离都是按照自上而下的方式实施的最佳范例；如果没有联邦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