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记述性历史和事实上的历史，也并不是如我们常识性想象的那样截然不同。“记述性历史”，不仅指“史书”，还有映入史学家眼帘的史实描写，换言之，就是“史学家用记述的形式来报告的事实”，它与“事实上的历史”也并不一定是泾渭分明的。诚然，对象事实和史学家对对象事实的认识，在认识论上可能得区别开来。实际上，口传者、记述者也可能会出错。但是远离史实的记述，可能是神话和故事，然而它就不可能是“历史记述”吗？（读者在此会立即想起古希腊三大史学家赫卡泰厄斯、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的按顺序的先人批判吧。赫卡泰厄斯在《历史》的开头写道：“以下记录全部都是我本人认为真实的故事，因为希腊人的故事很丰富而且令人发笑。”他被希罗多德称为“神话记者”，而希罗多德又被修昔底德列入故事记者行列中——在中国确立了史官用事实说话的态度，读者肯定会想起具有象征意义的《左传》中有名的故事吧，即齐国大史记录“崔抒轼其君（齐庄公）”而被崔抒处死，其弟代其取简重书又被处死，然后三弟又代其记录……一直替到第四个人，崔抒也就断念了，云云。而且，这时，南史认为大史兄弟已经全部被处死，就亲自取简赴任。）

“正确记述”所讲述的事情不就和“事实上的历史”一致吗？史实，即过去的历史事实本身，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它只能以遗迹遗物等为线索，或根据口传，记述等来推测性地“复原”。“事实上的历史”，虽然避免了每个口传者、记述者的主观偏见，结果还是由现在的我们来认定它是“客观的史实”。在这一意义上，也不必等待E·H·卡尔等人的指引，那与“我们”相关，也就是说我们必须回归到“是”由我们“认识——记述的历史”这一点上来。这也意味着历史事件是不寻常的事件（Ereignis）、是用Auge（眼）看到的事物。历史的探求、记述是来源于目击者的证词，所以，我们也不必看重语源论式的意见。关于上述的“我们”的交互主体的“意向的”对象性和“正确”记述的关系，进而，其与“史实上客观的事实性”的认识论的关系等的探讨，在此请允许我割爱。(https://www.daowen.com)

这是我们要铭记的是在“历史的规律性”这一论题的基础上，本稿将人事的场合中的所谓的“事实的历史”的规律性作为研究对象，不过，现在的对象事实不可能与历史认识的主体“我们”分离而直接独立，这是应该了解的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