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批判运动的风波
访问者：后来的事情现在也了解一些了。你们发表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1954年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刊发表的《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章毛泽东看了，表示赞赏。虽然《文艺报》后来在第18期上转载了《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毛泽东在1954年10月16日写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还是表达了他不满的心情。他认为这不仅仅是看不起青年作者的态度问题，而是甘心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做资产阶级俘虏的问题。他表示通过对俞平伯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错误思想的批判，“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毛泽东态度一明朗，当时《文艺报》的主编冯雪峰就被要求做检讨，《文艺报》的编辑机构也被改组，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也很快展开。这些情况，您和蓝翎当时了解吗？
李希凡：我们写的两篇文章，主要是对当时古典文学研究现状不太满意，不同意俞平伯先生关于《红楼梦》评价中的许多看法，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古典文学作品，发表一下不同的意见，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别的想法。前几年所谓反毛非毛一股思潮起来的时候，红学界对这场批判运动说什么的都有，包括对我个人，也有各种说法。在港台，海外奇谈就更多了。发表我们文章的当年《文史哲》编辑葛懋春同志80年代初去美国探亲，从美国图书馆收存的台湾出版物中抄录了有关我的小传寄给我，有的写得没边了，说我是江西红小鬼出身，给康生当过通讯员，是康生布置了这项任务给我们。这真荒唐可笑，也太拔高我了。红军时期我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而且是生活在开始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平郊区。其实，就是我们的文章在全国掀起轩然大波，也不可能是我们能预料得到的。我记得当时《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发表后，大概是在国庆节前后吧，《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同志找到蓝翎和我，了解我们写作的经过，要我们作一些补充和修改，准备在报上转载。但文章改出来拿去排印，却没有见报，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曲折，我们当时不了解。隔了些日子，又说要由《文艺报》转载，请冯雪峰同志找我们谈话。我对雪峰同志是很尊敬的，因为我读过他很多论鲁迅的著作，认为写得很深刻。后来批评《文艺报》，冯雪峰同志出来做检讨，我也懵了。我记得他接待我们时非常平易近人，他只说了你们的文章有些地方还粗糙，没写好，有些地方我要给你们改一改，发表时还要加个编者按语这样一些话。我们的文章确实比较粗糙，我自己也没感到这话有什么问题。《文艺报》要登，我们当时很高兴。领我们去见冯雪峰同志的是“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是文学界的前辈。他也很和蔼，说《文艺报》是老大哥，等《文艺报》转载了你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登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至于当时中央或高层领导的意见，只是邓拓同志向我们透露了一点，说是你们的文章毛主席看了，肯定你们的观点。至于有什么具体批示，他也没给我们说。我们知道毛主席读了我们的文章，就已经兴奋得不得了啦！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我在“文革”前没看到过。“文革”中，戚本禹的一篇文章公布有这封信，那时我已被造反派打入牛棚，进行劳动改造。是因为这封信，我才被放出牛棚。毛主席对我们的文章作的批注我也是在“文革”中从中宣部的一位同志那里看到的。当时我们的两篇文章发表后不久，1954年10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钟洛的《应该重视对＜红楼梦＞研究中的错误观点的批判》，称“这两篇文章，是三十多年来向古典文学研究工作中胡适派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进行反击的第一枪，可贵的第一枪”。在此前后，邓拓同志又曾把我们找去，说你们还可以再写些文章，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不是讲到了胡适的观点吗？这篇文章可从批判胡适的角度写。这样，我们就写了那篇《走什么样的路》，发表在1954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按照邓拓同志意见着重提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和资产阶级唯心论，不过其中联系到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却不知是谁加上的，那时我们还没有“那么高的认识”。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文章的同一天，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在东总布胡同的作协所在地召开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讨论会。参加的人有研究古典文学的，也有作家、文艺评论家和报刊编辑。我们参加了，俞平伯先生也参加了。就是在这次会上我们第一次看到俞平伯先生，还是周扬同志引见的。其后，很快又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楼上召开了文艺界更大规模的会议，名义大概是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开始进入批判胡适思想的阶段。但可以说，我们的认识当时还没有到自觉的程度，没有感觉到《文艺报》压制我们，至于什么阶级、路线斗争问题，更不是我们当时所能认识到的。在《走什么样的路》发表以后，袁水拍同志发表了一篇批评《文艺报》的文章，当时，我还在学校上课，是听了广播才知道的。
访问者：是在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那一篇吧？题目叫《质问＜文艺报＞编者》。毛泽东当时还审阅、修改了，其中毛泽东加了这么一段文字：“《文艺报》在这里跟资产阶级唯心论和资产阶级的名人有密切联系，跟马克思主义和宣扬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却疏远得很，这难道不是显然的吗？”
李希凡：这篇文章在当时引起很多意见，听说周扬同志就曾打电话问邓拓同志：怎么回事？矛头又指向谁了？《文艺报》是文联和作协的机关刊物，周扬同志是文艺界的党的领导的代表，有此一问，也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文艺报》的主编是冯雪峰同志，他就在会上做了检讨，检讨也没通过。我们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记得一位文艺界的领导同志曾问我对冯雪峰同志的谈话有什么感想，我说：印象很好。他有点像鲁迅，很关心青年人的成长。这位领导同志立刻批评我说，你真糊涂，这是假象，他一贯会这样做。譬如他说党给鲁迅以力量，实际上是标榜他自己给鲁迅以力量。《文学遗产》的主编陈翔鹤同志也做了检讨，他检讨中有那么一句话，说：《文艺报》是老大哥，我们跟着老大哥走。说得下面哄堂大笑。看得出会上的人不满意他们的检讨。
访问者：冯雪峰的《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在1954年11月4日的《人民日报》公开发表了。毛泽东看后也不满意，认为是“陷入资产阶级泥潭里”、“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应该以“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11月10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黎之的文章《＜文艺报＞编者应该彻底检查资产阶级作风》，毛泽东看了，也不很满意，认为把问题说轻了，说编辑部不是骄傲的问题，而是被资产阶级思想统治了的问题。到12月上旬，《文艺报》就改组了领导班子。(https://www.daowen.com)
李希凡：毛主席的这些批示，在当时没听说过。但后来的批判运动的形势大大紧张起来，我们也想象得出，党对文艺界工作不满意。到12月8日，三位文学界泰斗出来讲话，讲话都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是郭老的《三点建议》，一个是茅盾同志的《良好的开端》，一个是周扬同志的《我们必须战斗》，很快转向对胡适的批判、对胡风的批判。对胡适、胡风的批判开始还都是批判他们的学术思想，后来对胡风的批判越来越激烈了。在我听来，胡风先生和陆翎先生的发言是针对周扬同志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是以后的事，这里不提了。开始了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后，我们已经插不上话了，我们还是继续写关于《红楼梦》问题的文章。
访问者：这个时候您到人民日报社工作了吗？
李希凡：我是1955年初到人民日报社的。1954年10月蓝翎已经调到那里去了。调我的时候有些周折。中国人民大学的老校长吴玉章同志，还有聂真副校长，都找我谈了话，希望我留校继续学习。老校长还说，本来学校已准备让我去上俄文专修班，然后到苏联留学。我很感谢老校长和聂真同志对于我的培养和期望，但我实在太爱我的文学专业，不愿转向其他专业了，何况那时我已经结婚，有了孩子，经济上也比较困难。我给周扬同志写了信，表示自己想上文学研究所工作。周扬同志回了信，大意说，已决定调你到人民日报社文艺组工作，“你们走了很好的第一步，望继续努力，不要有一丝骄傲情绪，因为学问和斗争都是无止境的”。后来听报社同志讲，邓拓同志也向毛主席反映了我对工作调动的想法，毛主席只说了一句：“那不是战斗岗位。”就这样我调到了人民日报社。但为了不辜负老校长对我的期望，我向吴老保证，一定继续在夜校把我该读的课程读完。一进人民日报社大门32年没挪窝儿，直到1986年才离开那里来中国艺术研究院。
访问者：您见过毛泽东吗？
李希凡：见过三四次。1954年12月我当选为第二届政协委员，在怀仁堂大厅里第一次同毛主席握手，开幕晚间宴会时曾向毛主席敬酒。当年春节在中南海团拜时，又见过一次。1956年二届政协二次会议上也见过一次。每次毛主席都讲过一些不同的话。我写过一篇回忆录，题名《在毛主席身边》，记录了这几次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