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官僚制与宗教
大概也是类似上述的因素,使得密特拉信仰在文官圈内也相当受欢迎。虽然在政府官员中的确也可见到特殊的救赎类型宗教之倾向的萌芽。例证之一可见之于日耳曼虔敬主义的官吏,这反映出一个事实:代表着一种“市民”阶级特有之生活态度的、日耳曼中产阶级的禁欲虔敬,只能见之于官员身上,而非城市的企业家。某些政府官员喜好救赎宗教的倾向的另一个例子,偶尔可见之于十八九世纪某些真正“虔敬的”普鲁士将军身上。不过,一般而言,这并不是一个支配性的官僚体制对宗教的态度,这种官僚体制一向都是包含广泛的、冷静的理性主义之担纲者;此外,它也是一种有纪律之“秩序”的理想与绝对价值标准之保障的担纲者。官僚制的特征经常是,一方面极度蔑视非理性的宗教,然而另一方面却又将之视为可利用来驯服人民的手段。古代世界罗马的官员是持此态度的,至于今日则不管文人政府还是军事官僚,都抱持此一态度[27]。
官僚制对宗教事务的这种特殊态度,典型地具现于儒教。纯正的儒教性格完全缺乏“救赎需求”的感觉,或任何超越性伦理基础之联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适合官僚身份团体之习惯的、实质上则为机会主义—功利主义且经过雕琢的技巧。儒教官僚对宗教的态度还有下列一些:根除所有情绪性、非理性的个人性宗教(只要它们越出了传统精灵信仰的范畴),以及努力维持作为忠孝之普遍基础的祖先崇拜与孝道。官僚对宗教的另一个态度是“远鬼神”,以巫术来影响鬼神是为有教养的官吏所斥责的,不过一个迷信的官吏也尽可参加,就像我们今天的通灵术一样。不管哪种官吏,基本上都带着一种轻蔑的、不关心的态度允许这种精灵信仰的活动成为流行的民间宗教(Volksreligiosität)。只要这个民间宗教所呈现出来的形式仍在公认的国家祭典的范畴内,官吏至少在表面上仍会予以尊重,视此种尊重为相应于其身份的一种习惯性义务。巫术——特别是祖先崇拜——的持续保留(以确保社会之顺从),使得中国官僚制能完全压制任何独立之教会与教团宗教之发展。对今日欧洲的官僚制而言,虽然他们对任何有关宗教的严肃关怀,大致上也抱持着同样的轻蔑态度,然而为了达成驯化大众的目的,他们不得不给予教会的宗教更多官式的尊重。(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