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教与印度教的贱民宗教性:怨恨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十 犹太教与印度教的贱民宗教性:怨恨

自从俘囚期以来,犹太人成为下面即将界定之意义下的、事实上与形式上(由于圣殿的被摧毁[51])的“贱民民族”(Pariavolk)。我们所谓的“贱民民族”是指:一个缺少自律性政治组织的、特殊的世袭性的社会团体。这个团体一方面受到内部源自巫术、禁忌与礼仪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与外邦人形成餐饮与婚姻共同体;另一方面,它又是个具有影响深远之特殊经济态度,而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却又是劣势特权化的团体。(此处我们所说的犹太人是个“贱民”民族,其意义实与印度“贱民种姓”的特殊处境并不相干,就像“卡迪审判”的概念并不涉及卡迪所据以进行审判的实际法律原则一样)[52]。当然,印度的贱民,亦即负有劣势之特权与职业特殊化的印度下层种姓,在一些特征上亦有类似犹太人之处,例如他们由于禁忌的缘故而与外人有所隔离,生活方式上要遵守代代相传的宗教性义务,以乃救赎愿望之与其贱民身份的相结合。印度这些下层种姓与犹太人都表现出同样的、一个贱民宗教特有的作用:他们的处境愈是困顿,宗教就愈是使他们紧密结合在一起,且紧系于他们贱民的地位,救赎的愿望——联系于神祇对他们履行宗教义务之命令——也愈是强烈。正如我们曾经提过的,印度最下层的种姓尤其是最固执于坚守其种姓义务,认为这是他们之能否转世到较佳境遇的先决条件。

随着犹太人遭受残酷的欺凌与迫害,耶和华与其子民间的联结就变得更加强固。这点恰好与东方的基督教徒形成强烈对比,在伍麦叶王朝(Umayyad)时[53],大量的基督徒不断涌向享有特权的伊斯兰教,逼得政治当局不得不严格管制改宗的现象,以保障特权阶层的利益;另一方面,犹太人虽然经常遭到强制集体改宗的要求(这有可能使他们享有与支配阶层同样的特权),却始终无效。因为不管是对犹太人还是印度的下层种姓,唯一能得救赎的途径是履行加之于贱民身上的特殊的宗教诫命,任何人要是想逃脱此一诫命,就得担心此一行动所会招致的邪恶魔力,或是妨碍他自己(或其子孙)未来的机会。犹太教与印度种姓宗教的差异乃在于它们救赎愿望之类型的不同。印度教徒期待从履行其宗教义务中得到一个较佳的、个人的转世机会,亦即他的灵魂能上升或投胎到一个更高的种姓。另一方面,犹太人则冀望他的子孙能生活在一个弥赛亚的王国,整个贱民共同体的悲惨境遇在此王国中将得解放,而且事实上还会登上世界支配者的宝座。因为正如耶和华所许诺的,世界上所有的民族除了向犹太人借取之外,还能向谁去借,这并不只是意味着犹太人将成为其居住地区(Ghetto)[54]的小高利贷者;反之,耶和华是要让他们成为古代世界一个强大城邦的典型市民,而使邻近被征服的村落及市镇居民成为他们的债务者及债务奴隶。犹太人为其子孙而奋斗,因为子孙的存在——从一泛灵论的观点而言——是其在“此世之不朽”。印度教徒亦为未来的一个人类的存在而努力,他之所以会被束缚于此一未来的人,是接受了泛灵论式灵魂轮回的说法——易言之,即其转世投胎。印度教徒的观念导致此世的种姓秩序,及其自身所属种姓在此秩序中的地位,永世不生变化;实际上,他所寻求的是在此一既存的阶序里,为改善自己个体灵魂的未来际遇而努力。这点恰与犹太教徒形成强烈对比,犹太人期待透过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一个(有利于其贱民民族的)革命,以达到个人的救赎;犹太人之为神的选民及接受召唤,是为了享有荣耀的地位,而不是来当贱民的。

怨恨(Ressentiment)——尼采(Nietzsche)是最早注意到的——因此成为犹太人的伦理救赎宗教中一个重要的成分,尽管完全不见之于任何巫术性泛灵论与种姓宗教。根据尼采所揭示的,怨恨是伴随着负担劣势之特权的阶层的宗教性伦理而产生的一个现象,这些人认为——对古来信仰的一个直接逆转——世间命运之所以会分配不均,是享有优势特权者的罪过与不正,这迟早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在此一负担劣势之特权者的神义论中,道德要求成为正当化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复仇欲望的一个手段。这种观念的起源是脱不开“报应的信仰”(Vergeltungsreligiosität)的。因为宗教性的报应观一旦出现,“苦难”即可能被视为具有纯粹的宗教性价值,而在此一信仰之观照下,激起对未来之报偿的衷心期盼。

宗教性的怨恨观念的发展,可能是受到下列两类因素的影响:一则是特定的禁欲理论,其次则为特殊的神经质的倾向。不过,苦难的宗教也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会带有特殊的怨恨的性格。例如怨恨的观念即未曾出现在印度教徒与佛教徒身上,对他们而言,自己的苦难是个人所当受的。

犹太人就极为不同。《新约/旧约》诗篇所呈现出来的宗教即充满了复仇的要求,同样的主题也出现在经过祭司之手改造的古以色列传统中。大部分的诗篇里都明显地充满着给予一个贱民民族之公开且不加掩饰的复仇要求的、道德主义之正当性与满足感(有些段落显然在稍后被窜抄入较早的作品中,其感情已不同于原先所呈现者)。有时诗篇里的复仇要求是出之以向神抗议的形式,因为善人而遭恶报,尽管他对神的诫命忠实不渝,不信神者的恶行却反而为他们带来幸福,使他们变得傲慢,尽管他们嘲笑神的预言、诫命与威权。同样的复仇要求也可能出之以一种谦卑的忏悔自己之罪行的形式,祈求神最后终能解消他的怒气,并再度惠赐恩宠给他们,他们毕竟还是神唯一的子民。不管哪种表现方式,都还是希望神对以色列人的怒气最终可以平息,并加倍地处罚那些不信神的敌人,使他们终有一天会成为以色列人的脚凳——这是祭司史学安排给迦南一带与以色列人为敌者的命运。他们同样也希望这种尊贵的处境可以永远存在,只要他们不违命而引起神的愤怒,从而遭受不信神者的奴役。某些诗篇,当然也可能如近代批注者所言,表现出虔诚的法利赛派信徒对他们所遭受到查那尤斯王(Alexander Jannaeus)之迫害的个人的愤怒[55]。不过,此一选择与保留的事实已表现出犹太人的性格;再者,其他的诗篇的确十分清楚地反映出犹太人所具有的贱民的身份。

在世界其他的宗教中,我们再也找不到一个像耶和华那样表现出如此强烈之复仇欲的普遍神。经过祭司之手加工的历史资料所提供的价值即在于,凡是不适合报应与复仇之神义论的历史事件——例如美吉多(Megiddo)战役[56]——几乎都遭到窜改,这是个相当可靠的线索。以此,犹太人的宗教成为一个突出的报应之宗教。神所要求的德行,乃遵守报应之期待。再者,原先这是个集体的愿望,就这个民族整体而言,它将活着看到恢复光荣的那一天,而且也只有以这种方式,个人才能重获其尊严。上述的集体性神义论是伴随、混合着一种有关个人之命运——这在原先是被视为理所当然地接受的——的个别神义论而发展的。个人命运的问题在《旧约·约伯记》里有所揭示,《旧约·约伯记》是出自一个十分不同的阶层(上层社会),它的最高潮是一种对任何问题之解决的断念,而顺服于神对其创造物的绝对的主权。这种顺服可说是清教徒预定论的前驱。当神意注定的地狱之永恒劫罚所引起的激情,配合上述所讨论的、涉及报应与神之绝对主权的观念,必然会导致预定论的出现。然而这种预定论的信仰终究没能在那时的以色列人之间发展出来:他们几乎完全误解了《约伯记》作者原先意图中该有的结论,这主要是因为(众所周知),存在于犹太人宗教里根深蒂固的顽强的集体报应思想。

在一个虔诚的犹太人的观念里,律法的道德思想必然得与上述的复仇愿望——弥漫于所有俘囚期与后俘囚期的圣典中——结合起来。再者,2500年以来,犹太民族被牢固地锁定于两件事上,一方面是为了宗教性的纯净化而与世界其他民族隔离开来,另一方面则是神有关此世的许诺;这种要求报应的愿望不断出现在此一民族每一次的礼拜里,从这样的一种愿望中,犹太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汲取了新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弥赛亚的降临有所耽搁,在知识分子的宗教意识里,这种愿望逐渐淡薄下来,代之而起的价值是一种内心的觉神,或一种情绪柔和地对神之善意的信赖,并结合了与全世界和平相处的一种期待。这种现象特别会出现在(对一个在政治上注定是无能为力的教团而言)社会情况尚属良好的时代。另一方面,在像十字军东征那样一个充满了激烈迫害的时期,要求报复的愿望再度燃起,且出之以一种尖锐却又徒然的、求神为其复仇的哀号;或是祈求自己的灵魂在那诅咒犹太人的敌人面前“化为尘土”[57]。在后一例子中,并不出之以恶语或恶行,而只是静待神之诫命的履行以及修养其心以接纳神。从犹太教所经历的许多重要的历史变迁来看,认为怨恨是其最决定性的要素,无疑是个极其严重的曲解。然而,我们也别低估了怨恨对犹太人宗教之(甚至是)最基本特性的影响。若将犹太教与其他救赎宗教相比,我们即可发现在犹太教里,宗教性的怨恨具有一种特异的本质,并扮演了一种未曾见之于其他任何宗教里劣势特权阶级身上的独特的角色。

某种形式的劣势特权者的神义论(Theodizee),可说是所有救赎宗教——其信徒主要来自此一阶层——的一个构成要素;而只要神义论成为一个奠基于这种阶层的教团性宗教的构成要素,祭司伦理的发展即会与其配合。(https://www.daowen.com)

虔诚的印度教徒与亚洲佛教徒之缺乏怨恨以及(实际上)任何种类的社会革命的伦理,可以从他们的再生神义论来理解。根据此一神义论,种姓秩序是永恒且绝对公正的。出生于某一特定的种姓乃取决于前世的善行或罪业,此世的行为亦决定了个人在来世的机会是否有可能改善。生活在这种一种神义论中的人是一点也无法体会到犹太人所体验的冲突——夹在根据神之许诺而来的社会要求与实际生活之卑微状况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使得犹太人失去对现世的率真态度,因为他们一直处于与其实际社会地位的紧张关系中,并且也一直生活在毫无结果的希望与等待中。犹太人这种劣势特权者的神义论遭到邪恶的不信神者的嘲笑,不过对犹太人本身而言,这个神义论具有将邪恶的、不信神者的宗教性批评转化为一种经常警觉性地提醒自己坚守律法的作用;这个紧要的任务也因此常带有严酷的色彩及内心自我批判的压力。

由于终身都在学习的状态,犹太人自然会倾向对其同胞是否履行宗教义务、是否谨守宗教律法——这是整个民族获得耶和华之恩宠的终极依据——采取一种决疑论式的考察。此外,在后俘囚期的许多作品中皆带有一种特殊的色彩:对在此一空虚的世界寻找任何意义的绝望,卑下地接受神的惩罚,焦虑个人会因傲慢而触怒神,以及(最后)由于担心而谨守仪式与道德等的混合。所有这些冲突迫使犹太人陷入一种绝望的挣扎,挣扎的不再是为了他人的尊敬,而是为了自重与自尊心。为了自尊心的这种挣扎必然会一再地有不确定感,而可能摧毁了个人生活态度的整个意义,因为到头来,只有神之许诺的彻底实现才是不管在任何时候、个人在神之前的价值的唯一判准。

职业上的成功,对于住在其聚居区的犹太人而言,的确成为一种神之个人恩宠的确证。然而,在一符合神意之“职业”(Beruf)里得到“确证”(Bewährung)的观念,就现世禁欲(innerweltliche Askese)的意义而言,却不适用于犹太人。对犹太人而言,神的祝福是远不如清教徒那么强烈地寄托于一有体系的、合理的生活方法论(Lebensmethodik)之上——这是清教徒之“救赎确证”(certitudo salutis)的唯一可能泉源。正如犹太人之性伦理还保持着自然主义与反禁欲的特色,古犹太教的经济伦理在其基本教义上仍然维持着强烈的传统主义,表现出一种公然礼敬财富的特质,这当然是与任何形式的禁欲主义都颇为缘远的。此外,犹太人的整个伪善的行为有其仪礼主义的基础,而且相当程度地与其宗教中特殊的情绪性气氛融合在一起。必须注意的是,犹太人经济伦理中传统主义的各种规则,就其整体而言,自然只适用于有相同信仰的同胞之间,而不适用于外人,这是所有古代伦理体系的特色。总而言之,对耶和华之许诺的信仰,的确在犹太教的世界内导出一种强烈的怨恨一道德主义倾向的成分。

将救赎的需求、神义论或教团性宗教的发展描述为仅只以劣势特权阶层为基础,或甚至只是怨恨——因此也只不过是一种“奴隶之道德上的反叛”的结果[58]——的产物,那可是大为谬误。就算对古代基督教而言都不对,虽然其许诺主要是针对精神与物质上的“穷人”。仪礼律法主义——其形成是有意用来隔绝犹太人与外界的联系——的光环之贬值与破碎,以及随之而来的介于宗教与其信徒之为一种(类似种姓地位的)贱民民族之联结的崩解,其结果从耶稣之预言所显示出的对立观点及其立即的影响中可清楚认识到。的确,就未来命运之调整(拉撒路的传说表达得最清楚)[59]、与神所必须负责的复仇这两个意义而言,原始基督教的预言包含有非常清楚的“报应”思想。再者,其中“神之国”是被理解为一个地上的王国,最早显然是特别(或最主要)为犹太人所设定的,因为他们从古以来就信仰真神。然而,在这个新的宗教许诺中所消除掉的,恰正是这个贱民民族之特殊而又深刻的怨恨感情。

根据流传下来的、耶稣所提出的、财富有可能妨碍救赎之获得的警告,并非源自禁欲主义;他传道中对财富的指责当然亦非源自怨恨,因为根据传说中所留下的许多证据,耶稣不只与收税人——就当时的巴勒斯坦而言,这些人多半是小高利贷者——有所来往,而且也与其他富人交往。再者,从福音书所呈现出来的、由于末世论之期待而产生的、对尘世事务的极度不关心,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传教中有关财富的观点主要并非由于怨恨。当然,一个富有的年轻人如果想成为一个“完全的”(也就是真正的)弟子,他就得无条件地脱离此一“现世”[60]。不过,《新约/旧约》也说过,对神而言,任何事皆有可能,包括富人的得救。即使是舍不得其财富的人也还是有可能得救的,尽管要困难些。耶稣的教诲与传道里并没有所谓的“无产阶级的本能”[61];这个否定现世之爱的先知所带给现世之穷人(物质上或精神上)的,是神之国度即将来临以及从恶魔之支配下解放的福音。同样的,任何彻底的弃绝财富,在佛陀看来,也是颇不相干的,因为对他而言,无条件的摆脱此一尘世本就是救赎的绝对前提。

“怨恨”此一因素的有限重要性,以及“压抑”此一概念架构之普遍应用的危险性,从尼采错误地将其架构套用到完全不恰当的佛教的例子上即可清楚看出。佛教恰好是任何类型的怨恨一道德主义的最强烈的反证,而且是一种知识阶层的救赎论,此一阶层原先几乎完全由享有特权的种姓(特别是武士种姓)所构成,他们高傲地拒斥了生命的幻想——不管是此世,还是彼世。就其社会起源而论,佛教也许可与希腊人的救赎论——特别是新柏拉图主义、摩尼教、诺斯替派——相比拟,虽然这些救赎论与基督教及佛教的救赎论有其根本上的差异。佛教的比丘绝不会吝于将整个世界甚至再生于极乐,施舍给人,就算那个人并不期望进入涅槃。

佛教的例子正好显示出,除了劣势特权者的社会状况与市民阶级的(由现实生活方式所塑成的)理性主义外,救赎需求与伦理的宗教尚有其他的泉源,亦即上述所论及的纯粹知识主义,更具体地说是人类思想的形而上的需求,透过伦理与宗教的问题而反映出来,此一驱力并非来自物质的需求,而是由于内在的压力,企求就一有意义之宇宙的观点来了解世界,并确定对待此一宇宙的立场。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