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一 宗教信念伦理与现世的紧张关系

救赎宗教愈是循着“信念伦理”(Gesinnungsethik)的途径体系化与内化,与现世的关系就愈是紧张。然而,只要这个宗教具有仪式化或律法化的形态,其与现世的紧张性就会显得较不一致,也较不会是个基本问题。在早期阶段,救赎宗教通常会采取与巫术伦理同样的形式,并发挥同样的作用。换言之,一个救赎宗教刚开始时,通常会赋予其所接受的习惯一种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因为神的所有信徒都关心的是,避免神的愤怒,以及惩罚任何违犯神之规范的人。因此,一个命令一旦成为神之诫命,它即超脱出可变的习惯之列,而拥有神圣的地位。自此之后,宗教所规范的即被视为——就像整体宇宙秩序的安排一样——具有永恒之妥当性,可以再诠释,然而不能被变更,除非神又启示了新的诫命。

在这个阶段,宗教对整个法律制度与社会习惯的领域发挥了定型化的作用,就像象征主义定型化了某些特定内容的文化要素,以及巫术禁忌的规定定型化了与人类及财物之关系的具体形态一样。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印度之袄教徒、犹太人以及中国人的圣书或经典对待法规的态度,与它们对待祭典与仪式的各种规范的态度完全一样。法即“圣法”。法律的支配性之为宗教所定型化,构成了法秩序之理性化——以及由此而来之经济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限制之一。

另一方面,当伦理的预言打破了被定型化的巫术或宗教习惯诸规范时,突发的或渐进的革命即可能出现,甚至出现在生活的日常秩序之中,而特别是在经济的领域。我们当然也得承认,不管是在日常生活还是经济的领域内,宗教的力量都有其限度。当宗教力量与上述的社会变革发生关联时,它也绝非一直都是决定性的要素。再者,宗教也无法创造出某种经济状态,除非在既存的关系与利害的情势中有导致——甚至是强大的驱力——如此一种经济变革的某些可能性。我们无法提供任何一个通则,可以简要说明涉及这样一种变革之诸种因素的实质力量的相对关系,或者可以简要说明它们彼此互相“调适”的方式。

经济生活的各种需求则经由对神圣诫命的再诠释,或者是决疑论式的迂回方式呈现出来。有时我们也会遇到以忏悔、恩宠之教会裁量权的方式,简单而实际地废除宗教规定。例子之一是天主教教会取消了有关禁止放款取息的一条非常重要的规定,亦即“良心之法庭”(in foro conscientiae)——有关这点,我们稍后会再述及——的规定,然而并没有任何明确的宣示,因为那是不可能的。同样的过程或许也曾出现在另一个被禁止的行为,“夫妇间的自慰”(onanismus matrimonialis),亦即规定每一家庭至少得有两个子女。(https://www.daowen.com)

当面对新的问题与实践(如上述例子)时,宗教规范之本质上经常是多种意义或全然缄默的性格即导致(当应用到任何具体事例时所呈现出的),绝对不可变动的形式定型化:一方面是极端地自由诠释,另一方面却又是真正的妥当性之完全不可测度。因此,在研究伊斯兰教之“圣法”(Shar'iah),当涉及任何个别事例时,根本就无法确定何者在今日具有实践上的重要性。所有具有形式化仪式主义与决疑论色彩之性格的圣法及道德戒律,都有同样的情况,尤其是犹太教的律法。

然而宗教义务之基于“信念伦理”的体系化,则会产生本质上完全不同的情况。这种体系化会突破个别规范之定型化,以便能为整体生活态度之配合宗教救赎的目标带来一种“有意义的“关系。再者,信念伦理并不承认任何“圣法”,而只承认一种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认可不同之行为准则的“神圣的信念”,它因此相当有弹性且容易调适。它可以——视其所形塑的生活态度而定——自内部产生革命性的影响,而非发挥一种定型化的作用。然而此种能力之获得,其代价是一连串更尖锐且“内在化“的问题。存在于宗教之主张与世界之现实间的固有的矛盾,并不因此而减弱,毋宁说是更深化了。随着共同体关系及其实质内容之渐增的体系化与合理化,借由神义论之教化所提供的外在补整作用,乃被个别生活领域之固有法则性与宗教之要求间的冲突所取代。宗教需求愈是强烈,“现世”愈成为一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来分析某些主要的冲突,以阐明此一现象。

宗教伦理介入社会诸领域的程度各有不同。决定性的要点并不在于宗教伦理与巫术、仪式或其他一般的宗教性格结合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其对世界所持基本原则性的态度。一个宗教伦理愈是将此世界(从一宗教性观点)组织成一个体系化、理性化的宇宙,其与此一世界诸秩序间的伦理性紧张似乎就显得更尖锐与更基本;当世俗秩序(Ordnungen)依其固有之法则性体系化时,尤其如此。这样的一种宗教伦理,其取向是拒斥现世的,就其本质而言则完全缺乏任何与圣法结合在一起的、定型化的特征。这种宗教伦理所导致的、存在于人与此世各种关系间的紧张性,在社会演化过程中,的确扮演了一个强力而积极主动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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