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宗教伦理之基础的邻人伦理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二 作为宗教伦理之基础的邻人伦理

此处不拟讨论那些单纯由世俗生活之一般德目所形成的宗教伦理。这些一般德目自然包括了家族内的各种关系,诚实、信赖以及尊重他人的生命与财产(包括妻子)。不过,各种德目的着重点,在各宗教间有其本质上的差异。儒教极端强调孝道。此一强调乃出自巫术信仰以及对祖先灵魂的重视,实际上则是由一个家父长与家产官僚支配组织来推动。据说孔夫子曾有如下格言:“不从顺比凡庸的心志更低劣”,在这句话里,他清楚说明了对家内权威者的恭顺是一切社会与政治资格的最主要标准。恰好相反的例子可见之于致力于消解任何家庭之纽带的教团性宗教里那些比较激进的类型。不能憎恨其父亲者,即不配为基督的门徒[1]。

强调的德目有所不同的另一个例子是,印度教以及袄教伦理对真诚的重视,相形之下,犹太教与基督教传统里的十诫则只在法庭证人供词的场合才强调此一德目。与印度教及袄教之对真诚的要求相去更远的是儒教的中国官僚制之身份伦理,在与祭典之妥切的要求对比下,对真诚的要求就整个消退了。袄教信仰禁止虐待动物,这是受到其创教者反狂迷式宗教的影响。印度宗教在这一点上远超过其他任何宗教——绝对禁止屠杀任何生灵,这是基于其泛灵论的灵魂轮回的观念。

超越个别巫术禁制与孝道的、任何宗教伦理的内涵,主要是由下述两个单纯的动机所决定的,它们制约了在家族以外的一切日常行为,亦即,对侵害者正直的报复与对亲近邻人的友爱协助。两者皆带有报应的意味:侵害者“该”受罚,惩罚之执行可缓和怨气;反过来说,邻人则“该”协助。一个敌人所造下的恶必须报之以恶,这在中国、吠陀以及袄教的伦理中都是毫无疑义的,犹太人一直到俘囚期为止也抱持此一观念。的确,这些社会的整个社会秩序似乎是奠基在正直的报应之上。准此,及其顺应现世的特性,儒教伦理拒斥爱敌人的观念,这在中国来说,是半神秘主义与半基于社会功利之动机的,而与国家理性有所冲突。俘囚期后的犹太人,根据迈赫德(Meinbold)的解释,已经接受了爱敌人的观念,不过这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即经由犹太人所展现的仁慈态度,使敌人蒙受更大的羞辱。此外,他们还加入了另一个重要的保留条件(这点基督教也还维持着),此即复仇乃神的特权,人若是愈能控制自己不亲自遂行复仇的手段,就愈能确定神会去执行。

教团性宗教给其同信仰的教内兄弟,加上了类似存在于血族、盟友与氏族间的、基于宗教性基础的互相救助的义务。说得更精确些,教团性宗教在同宗教的弟兄间,建立起类似血族成员的关系。不能舍弃其父母者,不配作基督的门徒。这也是耶稣所强调的,他之所以来此,“并非要叫地上太平,而是要叫地上动刀兵”的意义与关键处。由此产生“同胞爱”(Brüderlichkeit)的诫命,尤其是在教团性的宗教,主要是因为它有助于最彻底地自政治性团体解放出来。即使在早期基督教,例如在克雷芒的教义里[2],同胞爱就算在其最大范围也仅限于教内弟兄,而不及于外人。

同胞间相互救助的义务,如我们所知,乃源自邻人团体。“最接近的人”帮助邻人,因为他可能有一天也会需要邻人的帮助。只有当各个政治共同体与种族共同体已经有相当程度的混合,以及神祇也已自政治团体分离开来,而成为普遍性的力量之后,普世之爱的观念方有出现之可能。然而,当不同的宗教团体已成为竞争的对手,彼此皆主张其神乃唯一之真神时,将爱延伸至包括异教之信徒在内即愈为困难。佛教传说中曾叙述过,当佛陀令其门徒一视同仁地施予耆那教僧侣食物时,这些僧侣大为感到惊讶。(https://www.daowen.com)

随着经济分工的过程,邻人间在工作与急难时的相互救助习惯乃转化为社会阶层间互相救助的习惯。这种过程很早就反映在宗教伦理上。最先脱离土地的“职业”——祭典歌手与巫师——依赖富人的赏赐过活。结果是,那些与宗教人物共享财富的有钱人,不管何时都会受到他们的赞许,否则就会被讥评为既贪且吝。在早期自然农业的经济环境下,尊贵的身份并非只凭财富就能取得,还得要有一种慷慨好客的生活态度,我们稍后即将述及。因此,施舍(Almosen)可说是任何伦理性宗教之普遍而最早的成分,虽然新的施舍的动机可能会显得更重要。耶稣偶尔也会利用上述报应的道理来劝使人们施舍给穷人。此一观念的要旨在于,由于穷人是不可能回报对他的施予,更可以确定神会在彼岸给予施舍者报偿。在此观念之外,又加上了教内兄弟友爱的原则,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同胞爱有可能进展到接近“爱之共产主义”的地步。

在伊斯兰教,施舍是信徒应遵从的五个诫命之一。在古印度教、儒教与早期犹太教,施舍皆被视为“善行”。在早期佛教,施舍原先根本就被认为是虔诚的俗众唯一的业绩。最后,在古代基督教,施舍几乎具有一种秘迹的尊贵地位,直至奥古斯丁的时期,不履行施舍的信仰仍然不被认为是纯正的信仰。

贫穷的伊斯兰教圣战士、佛教僧侣以及早期基督教(特别是耶路撒冷的教团)内贫困的信徒,都依赖施舍维生,先知、使徒以及(相当多的)救赎宗教的祭司亦如此。在早期的基督教以及迟至例如教友派教团的新教教派里,施舍被视为一种护持宗教的手段,也是维持教团之宣教与结合的重要经济因素之一。因此,一旦教团性宗教丧失其原初之驱力,施舍即或多或少失去其意义,而带有机械化的仪式主义的性格。尽管如此,施舍的原则依然存在。就基督教而言,即使在其大为扩张之后,施舍仍被认为是富人要达到救赎的绝对必要条件,穷人则在实际上被视为教会中一个独特且不可或缺的“身份团体”。因此,病人、寡妇与孤儿一再地被视为具有宗教性价值的伦理行为的对象。救助当然是远超过施舍的范围,以前存在于朋友与邻人间的关系,例如急难时的无息贷款、必要时无偿代为照管他人子女等,现在也成为教内兄弟互相间的期待。在美国,许多取代了教派的俗世组织,对其成员仍有类似的要求。更要紧的是,教内贫苦弟兄期望能从有权势者及其支配者那儿得到这种协助与慷慨好施。的确,在某个限度内,有权势的恩主由于自己的利益,使得他得保护自己的依附者,并向他们显示自己的慷慨好施,究其实,由于缺乏理性的控制手段,他的收入之保障还是得依赖依附者的善意与合作。另一方面,由于有可能从有权势者得到协助与保护,促使穷人——特别是圣赞者——努力寻找这样的人物,并赞扬他们的慷慨好施。只要其社会构成是取决于家父长式权力关系的地方(尤其是东方),预言式宗教即能够——在与上述纯粹实际的情况结合下——提供某种“弱者(妇女、孩童、奴隶等)之保护”,摩西与伊斯兰教的预言尤其如此。

这种保护也会波及阶级间的关系。无节制地利用个人特殊的阶级地位,用前资本主义时期典型的手法来对付较弱小的邻人,例如无情地迫使负债者成为奴隶,以及兼并土地(两者其实是同一件事),或者是尽量利用自己的财力屯积消费物资,以便在匮乏时可以借机剥削处境较差的人,这些行为都会遭到强烈的社会谴责与宗教上的非难,因为它们会损害团体的凝聚力。另一方面,古代的军事贵族则习惯视任何依靠赚钱而崛起的人物为暴发户。因此,上述的那种“贪欲”,不管在哪儿,从宗教观点看来都是可憎的。印度、古代基督教以及伊斯兰教的律书皆如此认为。在犹太教,对于此种贪欲的反感导致大赦年此一具有特色的制度出现,在那年里,债务被勾销、奴隶被解散,以改善教内兄弟的处境。这个制度遂被解释为“安息年”,其实是一种神学上以及纯粹出身于城市的虔诚教徒之误解的结果。所有循着信念伦理途径的体系化,会将上述这些个别的要求结晶为一种被称为“慈善”(caritas)的独特的宗教情操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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