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对贷款取息的排斥
几乎所有企图规范生活的伦理体系里,排斥收息似乎都是来自此一中心信念(慈善)。在各种宗教伦理中,除了基督新教外,就只有那些已成为纯粹适应现世的伦理——例如儒教——才完全缺乏对收息的禁止;古代巴比伦与地中海沿岸的宗教伦理中,城市公民——更具体地说,住在城内且仍保有商业利益的贵族——也妨碍了一个彻底的、慈善伦理之发展。印度的宗教法典则禁止(至少是最高的两个种姓)收取利息。犹太人也禁止向“部族成员”(Volksgenossen)收息。伊斯兰教及古代基督教,最初只禁止向教内兄弟收息,不过随后即转变成全面性的禁止。虽然禁止取息一事在基督教原先或许并非那么要紧。凡是无风险的借贷情况,上帝是不会给予报偿的——在耶稣看来,此一诫命亦可解释为借贷给无资产者。这句话在随后的误读与误释中被解释为禁止取息:medena apelpizontes(什么人也不指望)的medena(什么人)被译为meden(什么东西),在拉丁文《新约/旧约》中(Vulgata)[3]则被译成nihil inde sperantes(什么也不指望)。
彻底禁止取息的最早根据,一般而言,乃是一种救助同胞的原始习惯,准此,“同胞间”的取息被视为严重违背提供救助的义务。禁止取息在基督教(在相当不同的情况下)变得日益严格一事,部分乃是由于许多其他的动机与因素。禁止取息并非如唯物史观者所认为的,乃是在自然经济的一般状况下,资本缺乏利息的一种“反映”。相反的,基督教会及其圣职者(包括教皇)毫无顾忌地收取利息,这可是在自然经济的中古早期。还有,他们当然也宽恕了其他取息的人。毋宁说,教会的禁止贷款取息实际上倒是与资本主义之交易形态——特别是海外贸易的营利资本——的发展并肩而行的。就此而言,所涉及的是一种存在于伦理之理性化与经济领域之理性化过程间的、原则上的冲突。正如我们所知,一直要到19世纪,在某些无可挽回的事实的压力下,教会才会被迫放弃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禁令。
憎恶取息之宗教性的基本缘由,乃更深地存在且关联于宗教伦理对理性营利法则的态度。在早期的宗教,即使是那些高度肯定拥有财富之价值者,纯粹的营利业务实上还一直是被批评的对象。这种态度也不全然只限于军事贵族影响下的自然经济。这些批评通常出现在商业流通已相当发达之际,实际上也引发了对商业有意识的对抗。
我们首先或许会注意到,每一种交易营利的经济理性化都会削弱支撑圣法权威的传统。单就此一因素,追求金钱——合理的营利欲求的典型目标——就足以受到宗教的怀疑。结果是,祭司阶级倾向维持一种自然经济(正如埃及的例子),只要神殿自身的特殊经济利益——置于宗教保护下从事存款与借贷业务的银行——不会导致太多不利于自然经济的影响。(https://www.daowen.com)
不过,也就是这种纯粹业务关系的、切事且经济上合理性——也因此在伦理上不合理——的特质,激起了伦理性宗教的怀疑,虽然未尝明言,却可强烈感受得到。因为任何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都有可能置于伦理要求的制约与伦理性规范之下,不管这是什么样的一种个人关系——即使是最彻底的奴役关系也一样。之所以如此,是这些关系的结构基于参与者的个人意志,这就使得慈善的德行有开展的余地。不过,经济理性化的关系领域里却非如此,个人的控制在那儿,是与经济结构的理性分工程度成反比的。一个银行抵押持有者与从银行贷款的承受押人之间、国债证券持有者与付税者之间、股东与工人之间、烟草进口商与国外的农场劳工之间、工业原料使用者与矿工之间,不管在实际上还是理论上,都不可能出现任何慈善的关系。在市场利益社会关系(Marktvergesellschaftung)的基础上,经济随其自身的法则性而日益切事化,无视此一法则即会导致经济的失败,最终则为经济的没落。
合理的经济利益关系经常会带来切事化,而且不可能经由对特定个人的慈善诉求来控制一个工具理性行为的世界。资本主义之切事化的世界绝对无法为此慈善的取向提供任何支撑。在此世界中,宗教性慈悲的诉求被瓦解,不仅是由于(普遍存在的)具体个人之抗拒与无力感,更因为它们已完全丧失了意义。宗教性伦理正面临着一个切事化关系的世界之冲击,这样的一个世界根本上就不可能适合宗教伦理的原有规范。结果是表现出一种独特的两面性,一方面祭司阶级又再度有机会保护家父长制以对抗非人格性的依存关系(当然也为了传统主义的利益),至于先知型宗教则瓦解了家父长制的结合关系。无论如何,当一个宗教性的关怀愈是意识到它是如此地对立于经济的合理化,此一宗教的达人阶层(Virtuosentum)就愈容易走上一种反经济的现世拒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