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伦理的生活理性化与经济的生活理性化之间的紧张关系
当然,各种宗教伦理自有其不同的命运,因为在现实世界里,妥协总是无法避免的。自古以来,为了理性的经济目的,宗教伦理即曾被露骨地利用过,特别是为了债权人的经济目的。当债务的问题在法律上只涉及债务人的自身的时代,尤其如此,因为这样的话,债权人就得诉之于债务人之继承者的孝心。这种方式的一个例子是,在埃及债权人会扣押死者的遗体。其他的例子可见之于亚洲的一些宗教信仰,他们相信任何人如果无法守诺(包括清偿债务的承诺),特别是当此一诺言是经过誓词保证过的,此人在阴间即会受刑,而其子孙的安宁也不免会受到邪恶巫术的骚扰。正如舒尔特(A.Schulte)指出的[4],在中世纪,主教的信用价值特别高,因为他如果违背诺言,特别是在誓词之下的诺言,就会被逐出教会,这足以毁灭他的整个存在。这点倒是提醒我们,我们(德国)的少尉与加入兄弟会的学生也是比较注意信用的。
由于一种奇特的吊诡,禁欲主义实际上却导致一种矛盾的处境,这我们在其他一些地方已经提过,亦即,正是其理性禁欲的性格导致积累财富。禁欲之独身者的劳力,较之已婚的男性劳工家计所需的最低工资还要便宜,这是中世纪晚期修道院营利活动得以扩张的主要因素。在此一时期,市民对修道院的排斥,主要即基于这种由教友所提供的“苦力”的经济竞争。同样的,修道院所提供的俗世教育,价格也较已婚之教师所能提供的来得便宜。
一个宗教的态度,经济可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拜占庭的僧侣与其偶像崇拜间有经济性的联结,中国的和尚则对他们的工场与印刷厂的产品有兴趣。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可见之于近代修道院的制造酒精性饮料,这简直就是对宗教的禁酒努力的一个嘲弄。类此的因素总是会与任何首尾一贯的、宗教性之反经济的现世拒斥对立起来。任何组织,特别是任何制度化的宗教,都需要经济力量的资源。“基督要求其真正弟子一无所有”,此一教说具有圣典的权威,且为圣方济教团的严格派分子(Franziskanerobservanten)所彻底实践。然而,的确也很少教说像这个一样的受到教皇可怕诅咒的攻击,特别是在教会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财政组织者,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手中时[5]。从阿诺德(Arnold von Brescia)以来几个世纪[6],不少圣徒为此教说而牺牲。
我们很难估量基督教对取息禁令的实际成效,更搞不清楚基督教有关商业经营之经济利得的教义:“不为上帝所喜”(deo placere non potest)这句话的实际效用如何[7]。取息的禁令导致各种钻法律漏洞的行为。经过艰苦斗争之后,教会终于被迫允许如“贫民当铺”(montespietatis)慈善机关的公开收息[8],只要贷款是为了贫民的利益;而在教皇利奥十世(Leo Ⅹ,1513—1521)时[9],正式成为定制。再者,中产阶级之固定利息的紧急融资,也在中世纪时得到允许由犹太人来经营。
我们得注意的是,在中世纪,当商业信用涉及风险极大的经营时,特别是海外贸易(在意大利,这类契约还利用到被监护人的财产),企业契约极少按固定的利息计算。更普遍的做法是,实际参与某一经营的风险与利润,“委托,乃依契约分配海外贸易的利润”(commenda,dare ad proficuum de mari),因此,附带有各种条件,有时也附带有累进的收益率,如见之于比萨(Pisa)的“利益协定”(Constitutum Usus)。不过,大商人行会还是得保护自己以免于“不当暴利”(usuraria pravitas)的指控,这包括逐出行会、杯葛或列入黑名单——处罚手段类似于我们证券交易规则中对违约者所采取的。行会同时也关心其成员个人灵魂的救赎,提供他们赎罪券(例如佛罗伦萨卡理玛拉商人行会),以及无数的在遗嘱里提供的善财及捐赠。
经济生活中不得不采取的手段与基督教理想之间的鸿沟,还是经常可以深刻感受到。不管如何,这种伦理的鸿沟使得最虔诚的团体以及所有那些具有最体系性发展之伦理的团体,都远离贸易生活。尤其是,它一再企图为企业精神烙上伦理的印痕并抑制其成长。自经济领域内茁长出一种首尾一贯、体系化且伦理的生活方法论,完全受阻于中古制度化教会的权宜手段:根据宗教性卡理斯玛与伦理的召命来设定宗教性义务,以及施予恩赦。负有严格伦理标准的人就是不能从事营利事业,此一事实并不因赎罪券的恩赦,或是反宗教改革后耶稣会之概然论的伦理下极端松弛的原则,而有所改变。只有那些在其伦理思考上得以放纵的人,才适合从事牟利。(https://www.daowen.com)
基督新教的现世禁欲最先创造出一种资本主义的伦理,虽然是非意图中的。因为它为最虔诚及最严守伦理的人打开了通往营利事业的道路。特别是,新教将企业的成功归之于采取一种理性的生活态度的结果。的确,新教(特别是禁欲新教)将取息的禁令缩小范围至仅限于具体的全然自私的场合,不过由于此一原则,罗马教廷所曾经——基于现实考虑——容忍的、例如“贫民当铺”一类的融资给穷人的措施,即被新教抨击为冷酷的不当利得行为而回避。值得注意的是,基督教与犹太商人对于长期与这样子的教会角逐,已感到厌烦。极为不同的是,新教认为利息是提供资金者借出资金所该得的业务利益,因此是正当的,特别是借给富人与有权位者的信用贷款,例如贷给君侯的款项。这种态度的理论化则在萨尔马修斯(C.Salmasius)手中完成[10]。
加尔文教最主要的经济影响之一,乃在于其彻底摧毁了慈善的传统形式。首先它排除了无计划的施舍。的确,迈向慈善之体系化的第一步,早在中古晚期的教会,随着采取固定规则来分配主教的基金以及中古济贫院的设立,即已展开——就像伊斯兰教的贫民救济税使得施舍合理化与集中化。只是无计划的施舍,仍被基督教视为一种“善行”。伦理性宗教的无以数计的慈善机构,实际上却经常导致乞讨的出现与养成,而且,不管怎么说,慈善机构总会把慈善弄成一种纯粹的仪式身段,就像拜占庭修道院每日施予贫民固定的餐点数量,或者中国公式化的施粥日。加尔文教对此打上休止符,特别是要排除对乞讨的善意。因为加尔文教认为上帝的意志是不可测度的,人间的财物分配不均必然有其道理。它一再强调的是,人只能由其职业劳动中得到神意的确证。因此,乞讨乃清楚地被责难为违反了爱邻人——在此指乞丐所乞讨的对象——的戒律。
再者,所有清教的牧师皆采取如下观点,此即,有工作能力的人之所以失业,是其自业自得。不过,另一方面,清教也认为有必要为那些无工作能力者(例如孤儿或残障人士)——基于为上帝之荣光——有条理地来组织慈善事业。这种观念经常导致一些醒目的景象出现:例如让孤儿院的儿童穿上制服(就像小丑的华丽服装),在阿姆斯特丹(Amsterdam)街道上游行——尽可能摆排场——到教堂去做礼拜。照顾穷人的目标乃在于吓阻怠惰的人。这个目标在英国清教的社会福利政策中十分清楚,恰与英国国教形成对比,李维(H.Levy)对此有极佳叙述[11]。不管怎么说,慈善德行本身变成一种理性化的“经营”(Betrieb),其宗教性意义乃因之被消除,或甚至转化为相反的意义。这就是彻底禁欲的、理性化宗教的情况。
神秘主义的宗教在有关经济之理性化方面,则必须采取一条完全相反的道路。同胞爱的原则,在与理性化之后、经济世界的冷酷现实冲突下所遭受的挫折,反而导致邻人爱的扩大,而要求一种绝对的、无选择的“善心”。这种善心不问绝对自我献身的理由与结果,不问要求救助的人是否值得,也不问他自助能力之有无。它要求的是,当有人向你乞求斗篷时,就该立即连衬衫都脱给他。在神秘主义宗教看来,要求你为他牺牲的这个人是谁,终极而言并不重要,而且是可替换的;他的个人价值是无关紧要的。所谓的“邻人”也只不过是我们在途中偶然碰到的人;他之所以对我们有意义,也只不过是因为他的困穷与乞求。结果则是一种独特的、以无具象化与爱之自我献身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神秘的现世逃避,这种献身并非为了人,而是为了献身本身——正如波德莱尔(C.Baudlaire)所说的:“灵魂之神圣化的卖春”[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