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宗教与性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八 宗教与性

宗教与性有极端密切的关系,虽然有些是有意识的,有些则无,而且也有直接与间接的不同。此处我们将集中讨论这种关系中有其社会学之意义的一些要素,至于其他诸如性与巫术的观念、与泛灵论的观念以及象征符号之间的无数关系,由于与我们探讨的主题无甚关联,在此暂且搁下。

首先,性的陶醉是狂迷(Orgie)——一般信徒之原始的、宗教的共同体行为——的一种典型的构成要素。甚至在比较体系化的宗教里,也还保持了性之陶醉的功能,有时还相当直接与有意的。印度的性力宗教(Saktireligiosität)即是如此,仍然保持着古老的阳具崇拜以及支配再生产——不管是人类、动物、家畜,还是谷物种子——的各种功能神的祭典。然而,宗教里出现的性爱的狂迷更经常只是个非意图性的伴随现象——为了得到忘我所采取的一些其他的狂迷手段(特别是舞蹈)而导致的。在近代的教派里,克律斯特派(Chlysten)的舞蹈狂迷即是如此[18]。这是去势派形成的诱因,正如我们所知,他们希望能铲除这种对禁欲主义形成极大妨碍的情欲副作用。许多制度,例如神殿卖淫,经常被误解为与狂迷的祭典有关。实际上,此一制度只不过是为那些在神殿保护之下的行商提供个妓院罢了。以其性质而言,就算在今天,行商也还是妓院的最典型的主顾。将本来是一种原始的、氏族(乃至部落)之日常生活中族内婚的“杂婚制”,归类为非日常性的性的狂迷,是毫无道理的。

性的狂迷陶醉,如我们所知,可以(或明或暗)升华为对神或救世主的情欲之爱。不过,从性之狂迷、神殿卖淫或者其他巫术的实践中,仍然可能产生性的自我献身是具有宗教性之功德的观念。只是我们此处不拟详论。另一方面,各种各类的反性爱的宗教性(不管是神秘主义,还是禁欲主义)的相当成分,无疑可视为一种受性欲所制约的生理需求之替代性的满足。宗教对性欲的这种敌视里,真正令我们感兴趣的并非其神经学上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一些重要问题上尚有甚多争议),而是赋予性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因为在一现实例子中,这种构成宗教对性之敌视基础的“意义”,即使在神经学的因素皆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导致在实际态度上的极大差异(虽然这些差异在目前讨论中并非那么要紧)。最有限的、基于宗教缘故而对性采取敌视的形式,可见之于祭典的净洁,亦即祭司或祭典参与者在秘迹授予之前暂时的节制性行为。此种暂时节制的主要缘由通常与禁忌规范有关——为了巫术以及敬畏神祇的动机而用来控制性欲领域的禁忌规范。相关的细节暂时无法在此详论。

另一方面,卡理斯玛型祭司与宗教达人的永久性禁欲,主要乃来自此一观念,亦即守贞——极端非日常性的行为模式——不但是卡理斯玛资质的一种征候,同时也是忘我能力的一种泉源,这种资质及能力都是用来(巫术性)强制神的必要手段。稍后,特别是罗马教会,祭司独身制形成的主要因素是,圣职者的伦理成就绝不能落于禁欲的达人(僧侣)之后;另一方面则是教会为了防止其圣禄成为世袭。

到了伦理宗教的阶段,另外两种重要的对性欲敌视的态度,取代了各种巫术的动机而展开。其一为神秘主义的遁世观念;这种观念认为性欲——最稳固地将人类缚着于动物层次的冲动,可说是人世间最强烈的诱惑——的节制,是经由冥思性的遁世而得神秘主义的救赎追求中最为核心与不可或缺的手段。另一种观念则为禁欲主义的;这种观念认为,理性的禁欲觉醒、自制以及有条理的生活,最容易受到性行为之特殊的非理性所妨碍,因为只有性行为,归根结底而言,绝对无法成为理性的。这两种动机经常配合导致在特定的宗教里对性欲的敌视。所有纯正的宗教性预言以及非预言型之祭司组织化的宗教,毫无例外地都从我们上述的动机来思考性欲,而一般皆归结为对性欲采取敌视态度。

宗教期望能铲除性之狂迷(如犹太教祭司之抨击“性的放纵”),以符合上述预言型宗教对狂迷的一般态度。不过宗教还进一步努力根除所有自由的性关系,以维护宗教所规制化及正当化的“婚姻”。甚至穆罕默德都曾做过这种努力,虽然在他个人的生活里,以及在他有关彼世的宗教性布道里,对信仰的战士许诺了毫无限制的性自由。如众所周知,在《古兰经》的一节里,他为自己所能拥有的妻子数目制定了一个特殊的配额[19]。在正统伊斯兰教确立以前,合法的、各式各样的婚外情及娼妓制度,皆为伊斯兰教所禁止,其成功的程度殆为其他地方所罕见。

基督教与印度类型的出世禁欲主义,对性欲自是采取拒斥的态度。带有绝对冥思性遁世色彩的印度的神秘主义预言,当然是把拒斥所有性关系视为完全救赎的先决条件。不过就算采取绝对顺应现世之立场的儒教伦理,也视不正规的性爱为一种无价值的非理性,因为在这方面的不规矩会妨碍了君子内在的平衡,此外,妇女也被视为难以控制的非理性动物。摩西的十诫、印度的圣典,乃至相对主义的、印度僧侣预言中一般信徒的伦理,都禁止通奸。耶稣的传道,由于坚持绝对且不可离婚的一夫一妻制,使得他对合法与正当的性关系限制的程度,超出所有其他宗教之上。在基督教早期,通奸与性放纵几乎被认为是唯一绝对的死罪。“一夫制”(Univira)被视为古代地中海核心地区基督教团的特色[20],该地在希腊人与罗马人的影响之下,原先是接受准许离婚的一夫一妻制的。(https://www.daowen.com)

各式各样的先知对于女性(以及她们在教团之地位)的态度,自然有甚大差异,主要得看他们预言的性格,特别是要看预言与女性特有的情绪性之对应的程度而定。有些先知(例如佛陀)会高兴看到聪明的女性伏于其足下,有些先知(例如毕达哥拉斯)会利用女性来传道与弘教,然而这些事实并不就都必然反映出他们对所有女性的评价。个别特定的妇女也许可被视为“神圣的”,只是女性整体还是被视为罪恶之器。不过在实际上,所有的狂迷与秘仪式的宗教布道(包括酒神的祭典),都会至少暂时及相对性地促进女性的“解放”,除非这种布教受阻于其他的宗教倾向,或对歇斯底里之女性布教的特别排斥,就像佛陀的子弟或者保罗时代的基督教所做的一样。允许女性拥有平等的宗教身份亦受阻于修道士的女性恐怖症,最极端的例子就是利古奥里(Alfons von Liguori)的性神经衰弱症[21]。歇斯底里或具有秘迹特质的女性,在教派性的精灵信仰崇拜中最具重要性,中国极多这方面的事例。在一个宗教的弘教阶段,要是女性没有扮演什么角色,例如袄教与犹太教,那么情况从一开始就有所不同。

合法规范的婚姻,不管是从先知型的伦理,还是祭司型的伦理看来,都不具有“情欲”的价值,而只是——配合所谓“原始民族”的冷静观点——一个经济制度,用来生育子女以补充劳动力,及作为死者祭典的担纲者。这也是希腊及罗马伦理的观点,实际上也是所有曾经思考过此一问题的、世间所有伦理的一致观点。古犹太经典中所保留的,认为年轻的新郎应该暂时免除政治与军事义务,以便可以享受一下爱情的滋味的观念,是极为罕见的。的确,不但犹太教拒绝接受任何逃避性生活之自然结果(生育)的性爱,《旧约》即诅咒“性交中断”(coitus interruptus)的罪过,罗马天主教会对性欲也采取同样严格的态度,而视生育控制为罪大恶极。所有倾向现世禁欲的宗教,尤其是清教,皆将正当的性生活限制在上述再生产的理性目的之内,显然是极可理解的。无法则性与半狂迷类型的神秘主义,在其普世之爱的感情的引导下,则会偶尔暂时地放弃其对性欲之基本的宗教性敌视态度。

最后,先知型伦理乃至祭司的理性伦理对正规与正当的性交——因此亦即宗教与生物现象之间的根本关系——的评价,始终没有过一致的见解。古犹太教与儒教普遍认为子孙是重要的,吠陀经典伦理与印度教伦理亦如此,这种观点部分源自泛灵论,部分则来自后起的观念。所有这种观念汇集而为直接的宗教性义务——生育子女。另一方面,法典时期的犹太教与伊斯兰教则有(相对上)较积极的鼓励结婚的命令,其动机就像东正教之将未婚的教士排除于低等的圣职俸禄之外,似乎(至少部分而言)是基于此一概念;此即,性冲动对一般人而言是难以抗拒的,因此最好还是给他们一个合法规范的发泄管道。

认为性行为是无可避免的此一信念,符合保罗的立场,同时也符合印度冥思型救赎宗教里相对化的俗众伦理——禁止优婆塞(upasakas,在家信徒)通奸。保罗在一种神秘主义的动机影响下(对此我们暂时不拟评论),将绝对的禁欲评价为宗教达人的纯粹的个人卡理斯玛。天主教的俗众伦理亦遵循此一观点。再者,这也是马丁路德所采取的立场,他认为婚姻中的性行为只不过是为了避免性放纵的一种较小的罪过;在他看来,婚姻可说是上帝被迫“视而不见”的正当性的罪过,因为它乃是由原罪所产生的无可抗拒之情欲的一种自然结果。这种观点——相对而言,类似于穆罕默德的观点——可以部分说明路德最初反对(虽然不是非常强烈)修道院制度的缘由。在耶稣的上帝国度里(注意!即地上的未来国度),将没有性的存在,而且所有官方的基督教理论皆强烈反对将性欲之内在感情层面,视为“情感”与原罪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对性之敌视是基督教的特有性格,我们还是得强调,没有任何一个纯正的救赎宗教在此问题上会采取其他的立场。其理由如下:首先是由于性本身在实际生活中——由于生活条件之理性化的结果——逐渐进化的性质。在农民的阶段,性行为乃日常现象;许多未开化民族并不认为此一行为有任何特殊之处,他们的确也可能在旅行者眼前进行此事,而不觉有丝毫可耻之处。他们并不认为此一行为有任何超日常性的意义。关键性的发展——就我们所关心的问题而言——乃在于性行为升华而为“性爱”,由此成为一种特殊刺激的基础,并因此而产生其独特的价值且超越于日常生活之上。由于氏族内部经济的利益以及身份习惯所导致的对性交日增的妨碍,是促成性欲升华而为性爱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性关系不管在其演化的任何阶段,的确从未能真正摆脱宗教或经济的规范;不过最初却极少受到习惯的束缚,这些习惯逐步依附于最初的经济约束上,一直到最后成为对性行为的最主要束缚。

近代对性关系之“伦理的”约束的影响——通常被归咎为娼妓制度之起因——几乎一直都被误解。异性与同性的职业性娼妓(例如女同性恋者的训练),即使在最为原始的文化中都可发现,而且不管哪儿,对娼妓都有某种宗教、军事或经济性的限制。不过,全面性的禁娼则一直要到15世纪末才出现。随着文化的日趋复杂,氏族愈来愈要求对未婚女性成员的生育子女提供安全保障,同时也希望能保障年轻已婚夫妻的生活水平。以此,另一个发展要素即必然重要起来。一种新的、持续理性化的整体生活样式,自素朴的农民生活的有机式循环中蜕变而出,此一现象深入影响到伦理态度的形成,却不太为人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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