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对国家态度的转变
古代与中世纪的基督教在面对国家时,其立场整体而言是摇摆不定的,或者,说得更精确点,其重心是摇摆于几个显著不同的观点之间。最初是对既存的罗马帝国——被认为是在反基督者的支配下——抱持一种纯然憎恶的态度。对古代世界的人(包括基督教徒)而言,罗马帝国的存在(一直到其末日来临为止)可说是被视为当然的。第二种观点是对国家的完全疏离,因此对武力的使用总是消极地忍受,因为,不管在哪种情况下,使用武力总是不对的。这点意味着积极顺从所有国家交代下来的强制性义务,例如缴税——这是不会直接危害到宗教救赎的。《新约》里“恺撒的归于恺撒”此句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近代调和观所解释的,意味着一种积极的承认付税的义务,而毋宁是一种对所有世俗事物绝对的疏离的态度。
此外,尚有两种可能的立场。一种是远离政治团体中任何具体的行动,例如皇帝崇拜,因为参与这种行动势必导致罪过。然而国家的权威仍旧得到积极的肯定,因为它到底是上帝所设定的,尽管有时掌握在无信仰者的手中,尽管它天生就是罪孽深重的。国家权威,就像世间所有其他的制度一样,都是神意所定的、由于亚当之堕落给人类带来的罪恶的惩罚,身为基督徒就只能顺服承担。最后一种观点是,即使是由无信仰者所掌握的国家权威,亦可赋予积极的评价。由于我们所处原罪的状态,国家权威——以神授予宗教上尚未启蒙的异教徒的天生知识为基础——倒是可作为控制该受斥责的罪孽的一种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亦可作为神意所喜的、所有世上存在事物的一种普遍性制约。(https://www.daowen.com)
在这四种观点中,首先提到的两个主要是属于末世论期待的年代,不过,在以后的时期偶尔也会突显出来。就最后一种立场而论,古代的基督教基本上从未真正超越过此种观念,就算它已被承认为国家宗教之后依然如此。实际上,一直要到中古教会时期,基督教对国家的态度才有重大的转变,特勒尔奇(E.Troeltsch)的研究已精彩地证明了这点[15]。不过,基督教所面临的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只有基督教才碰到——却引发了它特有的、一连串的问题,这些问题一部分是来自宗教内部的因素,另一部分则来自宗教之外。这些问题一方面涉及所谓“自然律”与宗教启示的关系,另一方面则涉及“自然律”与现实的政治体制及其行动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