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机的”职业伦理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七 “有机的”职业伦理

我们还是再简短回到这个问题,不管是在讨论宗教共同体诸形态时,还是在分析支配的类型时。不过此处我们得先谈一下当个人之伦理面对这些问题时理论层面的解决之策:当一个宗教在政治团体中拥有支配性地位或特权身份,而且也是一个制度恩宠的宗教时,它通常会根据下述一般模式来解消存在于宗教理与(现世之国家与经济权力秩序下)生活中各种非伦理或反伦理之要求间的紧张关系,此即,将伦理相对化与分化为“有机的”(organisch)职业伦理——恰与“禁欲的”(asketisch)职业伦理形成对比。

基督教的教义,如阿奎那(Thomas von Aquinas)所归纳的,在某个程度上即采取了这种“有机的”职业伦理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有关灵魂及彼世的泛灵论信仰中早已相当普遍,亦即认为人类之间已存在着纯粹自然的差异,而与任何罪孽的影响丝毫无关,这种自然的差异决定了个人在此世与彼世的身份命运。不过,特勒尔奇已正确地指出,这种观念与见之于斯多葛学派及最早基督教的观念——所有人类皆处于无政府式之普遍平等的原始黄金时代与至福状态——大不相同。

然而,在此同时,宗教亦以一种形而上学的方式来诠释世间的权力关系。人类注定是得忍受暴力、悲惨、苦难、仇恨以及(尤其是)在此世之阶级地位与身份地位的差异,不管这是因为负有原罪、个人之业的果报,还是因为从一种基本二元论推论出来的世界之堕落。种种职业或种姓莫非神意所定,而且每一种皆被赋予某些神意或非人格性之世界秩序所指定的、特定且不可或缺的使命,因此每一种职业也都承担了不同的伦理义务。准此理论,职业与种姓的分化可拟之于一个有机体的各个构成部分。以此方式出现的各种权力关系即被视为神意所定的权威关系。准此,任何对这些权威的反抗或甚至大声疾呼地要求(除非出自那些具有适当身份者),皆被视为违逆神意,因为这些行为代表了被造物的自大与傲慢,是会摧毁神圣的传统的。宗教达人——不管他们是禁欲型,还是冥思型的——在此有机秩序中,亦被赋予特定的任务,正如君侯、武士、法官、职工与农人皆负有特定的功能一样。之所以赋予宗教达人任务,是希望能创造出一个额外的功德之宝库,制度恩宠即可能据此来授予。个人在此秩序下借着委身于启示的真理与正确的爱之情感,即可获得此世之幸福与彼世之报偿。

对伊斯兰教徒而言,这种“有机的”观念及其整个相关的问题,就显得疏离多了,因为伊斯兰教徒拒斥普世救赎论,认为理想的身份是包含了信仰者与无信仰者(或者贱民),而由前者来支配。以此,伊斯兰教徒在所有与宗教无关紧要的事务上,完全放任贱民民族自己去料理。当然,在伊斯兰教里,的确也有神秘主义的救赎追求及禁欲的达人宗教与制度化的正统派之间的冲突。同样的,伊斯兰教也有圣法与俗世法的冲突,当实证的圣法规范开始发展后,这种冲突就会出现。最后,伊斯兰教在神权政治的体制下,的确也会碰到某些关于正统的问题。然而,伊斯兰教却从来无须面对宗教伦理与现世秩序之关系此类根本的问题,这是宗教与自然律的问题。

另一方面,印度的法典则确立了一种有机的、传统主义的职业伦理,其结构类似中世纪天主教的教义,只是更为首尾一贯,比起路德派有关“圣职的身份”(status ecclesiasticus)、“政治的身份”(status politicus)与“经济的身份”(status oeconomicus)的薄弱理论来说,当然就更彻底了。正如我们所提过的,印度的身份秩序实际上是结合了一种种姓伦理以及一种独特的救赎论。换言之,它认为个人在来世轮回里之是否能上升,取决于他是否已履行自己此世之种姓义务,不管这些义务在社会上看来有多么卑贱。这种信仰导致对现世秩序之最彻底的接受,特别是最低下的种姓,因为他们在任何的灵魂轮回中收获都最多。

此外,从印度的神义论观点看来,中古基督教的教义——如但丁的《神曲·乐园》(Paradiso)一章中贝雅特里齐(Beatrice)此一角色所呈现的[16]——简直是荒诞不经,因为基督教竟然会认为个人在此世之短暂生命过程里的身份差异,可以在彼世成为某种“永久性”的存在。这种观念无疑会从印度教的有机的职业伦理之严格的传统主义中、夺去所有对未来的无限希望——这种希望为虔诚的印度教徒所抱持,他们相信灵魂轮回以及在来世提升至更好的生活形式的可能性。因此,即使纯就宗教观点而言,基督教的这种理论为传统的职业分工所提供的基础,比起灵魂轮回论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宗教许诺为种姓制所提供的、像钢铁一般稳固的基础而言,就显得太过脆弱了。(https://www.daowen.com)

中世纪基督教与路德派的传统主义的职业伦理,实际上是——与儒教伦理一样的——基于一个(已日渐式微的)普遍性的假设:在经济与政治领域里的权力关系具有一种纯粹人格性的特征。在执法与(尤其是)行政的领域里,存在着一整套个人依附关系的、有组织的结构,支配这种关系的是兴之所至与恩宠、愤怒与爱以及(更重要的)模仿家族关系而来的、存在于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的相互敬爱与依赖。因此这种支配关系具有一种性格,个人可对之加以伦理的要求,就像他可以对任何其他纯粹人格性的关系加以伦理的要求一样。

不过,正如我们稍后可看到的,近代无产阶级的“无主人的奴隶状态”(瓦格纳语)[17],以及(更重要的)国家理性制度的整个领域——浪漫主义所极其痛恨的“顶着国家之名的恶棍”(Rackers von Staat)——的确已不再具有这种人格主义的性质。在一个人格主义的身份秩序里,一个人显然是得根据其对象身份之不同而决定自己的举止。唯一偶尔会出现的问题——就算阿奎那也会碰到——就是要如何来推断。然而,今日的“政治人”(homo politicus)与“经济人”(homo oeconomicus)在“不过问当事人之身份”的情况下,最能好好执行自己的职务,“无恨亦无爱”(sine ira et studio),无偏袒、因此亦无恩宠,纯然只根据其职业所要求的非人格性的责任,而非考虑任何具体的个人之关系的结果。如果他能尽可能遵照现代权力秩序的理性规则行事,就能最理想地执行自己的职务。现代的法院将犯人处死,并非为了个人的愤怒或复仇的欲望,完全超越于人格关系之外,而仅着眼于客观的规范与目的,只是为了完成内在于司法本身的理性且自主的法则性。这点倒是较为类似印度之非人格性的业—果报的观念,而与耶和华激烈的复仇渴望形成对比。

在政治团体内部暴力的行使,愈来愈趋向采取客观化的“法治国家秩序”(Rechtsstaatsordnung)的形式。然而,从宗教观点看来,这只不过是残酷的一种最佳模仿。所有政治皆导向客观化的“国家理性”(Staatsräson)、实务主义,以及维持内外权力分配的自主性目的。这些目标,从宗教观点看来,必定还是全然无意义可言。不过,只有以此方式,政治体才能获得其特有的一种理性的神秘魅力。这种独特的魅力(拿破仑曾经精彩地陈述过)与理性化的经济制度一样,完全有别于任何的同胞爱伦理。

今日之教会伦理是如何来适应此一情况,在此无法详述。基本上,当每种具体的情况出现后,即会产生(反应之后的)妥协。尤其是(也特别是)天主教的例子,此种适应涉及抢救教士自身权力利益的问题,这些权力由于利用了俗世机构所使用的现代工具,已日益客观化为“教会理性”(Kirchenräson)。

权力结构的客观化,连带其理性伦理的结果所产生的一连串问题,只有一种东西可在精神上与其相比拟,亦即,现世禁欲的职业伦理。不同程度及形式的、日益严重地遁入疏离政治之情绪的非理性的倾向,是暴力之理性化的实际影响之一;当暴力的行使已远离英雄之人格性的取向,当整个共同体已走向一个民族“国家”时,上述非理性的倾向即会展现。此一疏离政治的情绪可能会遁入神秘主义及一种绝对之“善”的无等差主义的伦理,也可能遁入宗教之外的感情的非理性,特别是情感。的确,性爱领域的力量会与救赎宗教陷入特殊的紧张关系。此点尤以情爱里最重要的力量——性爱——为然。因为性爱、“真实的”或经济的利益以及追求权力与威望的社会驱力,乃是人类共同体行为之实际过程中最根本与最普遍的构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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