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序化统治权力
河流,将它对于汪洋大海的畏惧藏进了九曲回旋的河湾。
——赫尔姆特·兰普雷希特(Helmut Lamprecht):《三角洲》(Delta)
将神话投射于进步的图景中,赋予神话以当代性,这可能不是一种明智的想法。通过述说人类进步趋向之中空间的开拓、形式的变化以及开端的黑暗紊乱同当前的尚未确定的之间的盈虚消息,神话有其独特的程式来展示一种被引导的进程。一言以蔽之,世界上再也不容怪力乱神栖身其中了。从本源意义上说,与其说这个世界充满了道德温情,不如说它更加慈眉善目,因而世界“越来越友善和祥”。世界越来越接近于聆听神话的人心中的祈愿:栖居世界,如同栖居家园。
毫无疑问,诸神代代更替,利用欺骗、诡计和残忍轮番地主宰世界,但只要权力得以巩固,它的影响力量也就更加可以承受了。在这里,宗教历史中的镜像构型(der religionsgeschichtlichen Abbildung)问题则显得无关大局。宙斯之前令人畏惧的世代只不过是神话之中被虚构、被型构出来的,目的是以此为背景衬托改朝换代过程之中最后一位王者给予世界的温情与友善。或者,反过来说也一样,在应付权力和神祇的过程中已经被熬过的时代也可能反射在神话谱系之中成为镜像。就神话的功能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可能名之为“神性”的东西,无论从开端抑或是从永恒,都不能被表象为本源地被给予的。对意识而言,完全可以确信的恰恰在于它应该认识到那些一劳永逸地被废弃的东西。而这可能就是每一个故事的意义,但惟有神话能够让那些无论如何都会化作云烟的事实服从于“意蕴”的要求。
青年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Wilamowitz-Moellendorff)为尼采《悲剧的诞生》所激励而萌发了古典学之争的激情,他拒不承认奥林波斯神话中为宙斯所战胜的泰坦诸神统治着这么一个特定时代的希腊人的意识——在这么一个时代,“当他们的征服者尚未出场,黑暗的自然力量主宰着整个世界,但这种自然力量对人类世界充满了友善”。维拉莫维茨指出,这么一个“仅凭黑暗力量满足宗教祈求”的时代,事实上从来就不存在;不仅如此,“废黜第一种信仰,以天国主权的变迁来象征地表现其信仰之衰微的一场信仰革命”,事实上也从来就没有发生。[1]这种观点锋芒直指尼采的神话实在论,即把那种仍然可能被涵咏在史诗与悲剧之中的权力分化阐释为对两境相入的生命概念之描绘。为了保护作为信仰形式的希腊精神本源的纯粹性,维拉莫维茨断然否认神话具有作为历史事件镜像记录的价值。维拉莫维茨的蔑视之情,针对一切殚精竭虑地清除怪力乱神,在神话之中呈现和确保其安全距离的想法。真正的宁静正好驱逐了本源的黑暗。荷马代表了对于希腊信仰的最早哀悼,而非代表一种侧身神话严肃性而作为旁观者的立场。在这种古典文献学的希腊观中,希腊人向往伟大单纯和静穆宁静的自然天性当然摆脱不了衰微的命运,最后还融入那些低俗的形式,这些形式在古典学看来,既兴味索然,而又魅力全无,永远无法回到其最初的“本源”了。在阐述尼采的神话理论时,我们还必须再次回到这一点。
甚至奥林波斯的宙斯仍然具有对人类世界的恶意特征,他蔑视那些非其族类者,而必须从泰坦神族把他们劫持到他的宇宙,而又认为他们不配做他的天下之居民。可是,他试图让他们从自己的世界之中消逝的每一步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而他的每一次失败都表明他用以对付他们的手段捉襟见肘,黔驴技穷。而这就让普罗米修斯在人类起源的神话之中获得了一个难以忘怀的地位。作为宙斯问鼎权力之战中的先前盟友,在泰坦神族中,他是惟一能够在宙斯的时代仍然维持出类拔萃地位和阻止宙斯残杀泰坦族类的神明。他挑战宙斯并在其惩罚之下亦能幸存,此时他的神话就证明有可能限制宙斯统治人类的权力。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被缚高加索山岩、洞察宙斯秘密弱点的普罗米修斯,何以就成为神话分割权力的出色隐喻。
宙斯恶意对待人类所留下的遗产是他将人类抛进自相残杀的致命冲突之中的别出心裁的计谋。甚至赫西俄德也让这么一种情形表露无遗:“而今诸神全都通过斗争而分化,而高高在上雷霆万钧的宙斯在这个特别时刻蓄谋着那些神奇的活计——在茫茫无际的大地上把一切都搅成一团乱麻、一潭浑水,他已经仓促上马,要灭绝朝生暮死的人类……”[2]海伦、宙斯与丽达所生的女儿,即将引发这样一场致命的混乱,她几乎就是普罗米修斯神话里潘多拉的对位形象。海伦的求婚者为能够成功地占有她而在彼此之间立下了毒誓,而正是这样的毒誓最后导致了盟军远征特洛伊。如果我们赞同希罗多德对于这个掌故的看法,那么不妨说这便是欧洲和亚洲漫长的多幕冲突的肇始。
在普罗米修斯和半人半神的赫尔克勒斯之间也存在一点差别,后者显然担负着拯救的使命,这倒不是说他净化了人类,而是说他就像打扫奥革阿斯的牛棚一样为人类净化了世界。拯救是否要通过废黜撒旦的权力或者通过清除人类的罪孽而得以完成,这么一个问题甚至在《新约》里也仍然没有被解决。神话的表达仍然是神话,哪怕只有一个句子那么长短:“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路加福音》10:18)。神话发生作用的方式便确证了这种决断发生在遥远的空间或者杳渺的时间,而且采取了一种戏剧的而非道德的形式。
维拉莫维茨对于希腊人的信念深信不疑。[3]哪里若无偶像崇拜的踪迹,哪里就不存在信仰。从紊乱或者黑暗转移向泰坦神族的人员班底从神话里消逝了,因为这个班底不适应这个信仰的世界。但是,荷马让宙斯本人亲自出马来恐吓“神与人的征服者”黑暗女神,但荷马又不允许宙斯给她带来不快。因为,正是黑暗女神把月牙弯刀交给她的儿子克洛诺斯(Kronus),让他在乌兰诺斯上黑暗婚床时将他阉了,从而结束怪物的繁殖。这样,就由她开启了充满了欺骗与恐惧的众神统治改朝换代的过程。美丽可爱的阿芙洛蒂特从被割去生殖器的乌兰诺斯(Uranus)的精液与血水混合的泡沫之中缓缓上升,从而肯定了那些有生殖能力的怪物已经绝迹,这些怪物包括独眼巨人、百手巨人,等等。
如果我们仿照“后基督教境界”的全部类似性而将信仰变为标准,那么这一标准就成为彻头彻尾的神话传奇,而非超越神话、把握神话之内幕秘密的过程之迷人再现。同样,这也不允许我们将这一标准同逃亡之神福布斯(Phobus)与恐怖之神黛穆斯(Deimus)这些晚期的抽象相提并论;在赫西俄德笔下,他们是阿瑞斯和阿芙洛蒂特之子,荷马将他们描写为阿加门农盾牌上的寓意画人物,让他们去驱动阿瑞斯的战车。福布斯,虽然它并非那个邪灵“福布斯”,但它作为宙斯神盾上毒蛇之名可能非常古老。[4]因为寻找这个名字,以及寻找邪灵的名字,乃是将这些业已被找到的更多名字予以复制的过程。
看到墨杜萨之脸者难逃一死。一个存在物之纯粹面相灭杀生命的时刻,其恐怖性在最大限度上被强化了。其他千般危险也不仅建立在这种视觉遭遇之上。一个现代人类学家心中想着“迷走死亡”(Vagus-Tod),用这么一个命题表达了此等情景:“……当一个人死于四面楚歌的绝境,那么他的死因就是意义。”[5]阿波洛多罗斯(Apollodor)所选取的每一个细节都让墨杜萨显得更加有惊无害:她以蛇为发,巨大无比的牙齿之间悬吊着舌头,手为铁铸,金制双翼,头上还覆盖着龙鳞。她是戈耳工三姐妹之一,像多数恐怖形象一样,其渊源指向了旷古时代,指向了无形与有形、紊乱(Chaos)与爱欲(Eros)之间的过渡地带。在弗洛伊德的文学遗著之中,早在1922年,也有一则文献对墨杜萨作了一种解释。按照弗洛伊德,墨杜萨故事所传递的经验乃是纯粹一瞥之间猝然昏厥的经验。这则神话将戈耳工与波塞冬彼此为邻,像其他许多神话人物一样,他们都来自大海深处,而大海深处恰恰就是无形无迹者的家园。只是到了更晚的时代,这则神话才被归附于奥林波斯神话体系,说墨杜萨之所以丑陋无比,那是雅典娜对她的惩罚,因为雅典娜发现她在自己的神庙里同波塞冬同床共枕,风情无限。在墨杜萨被帕尔修斯(Perseus)斩首的时刻,插上翅膀的神马佩迦索斯从这个语境之中横空出世,它后来成为诗人的坐骑。像墨杜萨这样的怪物,只可智取不可力夺,慧黠才是惟一能征服她的手段。以这种粗暴残酷为背景,我们必须把慧黠看做是手段更新过程中已经取得的一步进展。这也同样适合于奥德修斯,当他必须对付像波塞冬的后裔波里菲摩斯(Polyphem)这样的怪物之时,他足智多谋,诡计多端。
神话再现了一个由故事构成的世界,这些故事将他的听众安置在时间的始点,以至于那些怪力乱神和不堪承受之物的库藏远他而去。这种情形包括兽与人之间的过渡形式,但是古典文献学所提供的证据却反对将奥林波斯人神同形的世界看做早期动物形式的一种晚期形态;这种动物形态并未消失,有时依然呈现出来,而诸如此类的动物形式是埃及文化的特征,比如阿奴比斯(Anubis,亡灵接引神)就是人身豹面。这么一种人、兽、神混合的形象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异教崇拜与神话当中。[6]卡西尔的观察一点也不离谱,惟有希腊雕塑艺术为半人半兽的神形确定了最为清晰的极限,但这并非废弃戴面具的混合形象,而是通过所见之物、所见之事向自我意识暗示通往神性的“曲折”道路,从而“帮助人类找到本己的形象”[7]。无论如何,歌德的《浮士德》中古典的“瓦尔普吉斯之夜”粉墨登场的全体形象,便是蛇与马、驴子与天鹅、狮与龙混合而成,并且都具有了人形,而预示着必将发展出一种至高无上并且在终极意义上是崇高的人类形象[8]。
一方面是把怪力乱神逐出世界,另一方面是人类形象(Eidos)生成过程之中的多种转换形式。这两种现象都必定同神话的功能有关,因为神话的作用就是让人远离神秘恐怖。这种保持距离的心灵图式依然主宰着希腊人,他们的理论概念就是那个泰然自若的观察者所采取的立场与姿态。这种心灵图式最纯粹地体现在希腊悲剧观众的立场之中,从而为“理论”的概念史铺就了康庄大道。在德国古典学最有影响力的一种论述之中,贝奈斯重构了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功能理论,认为悲剧的作用乃是净化(Katharsis)恐惧与怜悯,而这是一个源自医疗发散实践的独特隐喻,即通过呈现在舞台上的恐惧来引导剧院里的观众从折磨他的悲剧激情与受难之中解放出来。[9]“慰藉与快乐相辅相成”(Erleichterung mit Genuss),这就是亚里士多德对于音乐效果的特别描述,这种描述第一次将审美快乐描述为距离的获得。以一种显然是不可忍受的方式,摹仿或再现“纯粹”由经验构成;因此正是在这么一种“顺势治疗”(homöopathische Dosierung)之中,它以毒攻毒,同时又将这种经验排除在其过度的场所之外,以便心气平和地超越这种经验。
贝奈斯十分准确地意识到,赋予剧院一种道德建制的特征,这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是何等陌生,因为他并没有将因果同一原则传递给剧院里的观众;同样,柏拉图也只满足于对音乐与审美摹仿展开批判,也就是说,由于他把音乐与摹仿驱逐在他的理想国之外,而必须承受那种不可避免的后果。至于通过“净化”而得到“慰藉”这个隐喻,贝奈斯也必须明确地奉劝当代读者说,千万不要“对过分的正经报以轻蔑之情”(in voreiliger Zimpferlichkeit die Nase rumpfen)。
同样的策略亦可用不同的方式运用于卢克来修的哲学教谕诗篇第二卷开场白中那一流芳千古的比喻:对原子论偶然世界作默观冥证的哲学家被比之于站在坚固的岩石上远离危险地观望大海沉船的人——他,确实不是在享受别人的灭顶之灾,而是为他自己远离灾难而感到庆幸。[10]可是,他之所以会这样,仅仅是因为他不是神,尽管他也明白,通达快乐的惟一途径是像神一样寄身在多个世界的间隙之间。诸神无须运用清规戒律来抑制畏惧与希望,因为,在隐喻意义上说,从对于沉船场景的观望之中,他们根本就学不到什么。但哲学家认为,物理学家担待了通过神话获得距离的使命:他无一例外地将一切中立化了。但是,这第一次让我们也利用神话这种不合时宜的手段去把握始终令人困惑的问题。即使最终会削弱神话,也只有神话研究才让神话创作具体呈现。
在探讨明显地存在于文献之中的种种联系时,尽管我在神话与接受之间作出了区分,但我却不想给这么一种假说留下任何余地:“神话”是太古时代的源始构成物,与此相较一切后起的东西都可能被叫做“接受”。甚至我们所能领受的最早的神话材料也已经是神话研究的产物。部分地说,这种前文字阶段的作品已经汇入了众多神话的混合之中,以至于接受过程本身也成为其作用方式的呈现。
在赫西俄德的《神谱》中,波塞冬同来自深海和地下的怪物一样,本身就是一个神秘恐怖、忌邪多疑、阴险暴躁的形象。如果他的权力源于克洛诺斯的儿子们之间的权力划分,如宙斯得到天堂,哈德斯得到地狱,波塞冬得到大海,那么听众就不寒而栗地认识到,假如他一直是孤家寡人而没有对抗权力制约着他的话,这些情形,特别是目前的这种危险情形就可能危及人类。大地被认为漂浮于海上,因此波塞冬也许应该被叫做“地震之神”。地震永远是人类最极端的不安经验。这层背景第一次明确地解释了这么一个事实:赫利孔(Helikon)的祭坛本来是用来献祭波塞冬的,但再次用于宙斯崇拜仪式。因此,这就成了一种为确保安全而对于宇宙和谐的选择:地震之神服从雷电之神。雷电之神确实更加夸张作秀,但它更少神秘恐怖,而且对我们的世界意识也更少威胁。
那些围剿和毁灭特洛伊之后回归故里的人们,他们的故事基本上由波塞冬在风暴与沉船过程之中所犯下的滔天恶行的记录构成;而沉船这种灾难却在爱琴海周边建立城邦的故事之中起了相当的作用,因而它的恐怖性被大大地缓和了。这也是一种权力分化形式——虽然神依然可能残暴地震荡行进在坚实大地上的生命,他却再也不能毁灭生命,他可以延缓奥德修斯的还乡之路,却不能阻止他的还乡;而还乡就成功地证明了世界的亲近性,而对立于具体化在世界之中的神秘恐怖。作为人类献祭的接受者,波塞冬并不属于被制服的神祇之列。这个事实被再现在伊多美尼乌斯(Idomeneus)的神话之中:在从特洛伊返还克里特的路上,他相信只有发誓将回家后看到的第一个儿子献祭给海神才能躲过风暴之劫,但是更高的干预力量发生作用而阻止了他献祭爱子。像亚伯拉罕忠诚献祭而被阻止一样,这么一些神话成为最后放弃古代仪式的历史记录,而弗洛伊德也在儿子结盟反对弑父的故事之中看到了这一过程。从这里我们看到,“神话的人化”(Humanisierung des Mythos)这么一种说法是何等地似是而非,因为,毕竟是神话见证了其中所蕴含的陈年旧迹是如何难以容忍。人化即神话,这也是一条有效原则。
赫西俄德称宙斯“力量至大至刚”(an Starke der grösste),这就不仅仅是献媚邀宠和狂热礼赞,而且还将对安全的需要集中在一个形象之上,这个形象代表着日益强化的世界信念,这个形象同时还是由神话过程推至前台的。再次启用赫利孔神坛来祭祀宙斯,这一神话信号同赫尔克勒斯解放普罗米修斯别无二致,不过赫西俄德没有听说这个故事,因为它表达的含义是:即使是宙斯的统治,也具有偶然性。
海水的潮涨潮落说明,波塞冬毕竟没有放弃坚实的大地。但是,即使涌潮的海水没有实现的事情,却由波塞冬把三叉戟长矛掷向雅典卫城完成了,他想用这样的行为占有阿提卡的大地。其结果只不过是打开了海水之泉源。与此对立的是雅典娜兼并土地的另外一种方式,那就是在海水泉源种下第一棵橄榄树。宙斯为了阻止他们彼此格斗而把二人交付给法庭来仲裁,而法庭根据多数赞同而作出了有利于雅典娜的裁决,因为她的橄榄树将是更为重要的农业时代的礼物。位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这则神话记录了同波斯王泽尔克希斯(Xerxes)征服雅典相联系的故事,那是卫城的埃雷克特乌斯(Erechtheus)神庙被烧毁之后,海水泉源的橄榄树在大火后的第二天就从枯桩上冒出了新芽。[11]卫城建立在驯服外来强力的基础上。宙斯本人并没有运用他的权力,而是制定了调节性的程序,而对于生命与历史赖以发生的稳靠基础,这种调节性程序至关重要。
巩固这种已经获得的作为“宇宙”的世界状态,限制一切出现于这个过程中的专制主义,二者彼此交织,构成了神话的对立动机。如果没有让普罗米修斯获得自由,宙斯也就丧失了权力;在他作出让步而让普罗米修斯获得自由之后,他就再也不能尽其所欲最大限度地行使他的权力了。如果没有泰坦众神和部分蛇身的巨人们的帮助,他就根本不能征服;而每一种帮助都意味着一种权力的建制化。
在《伊利亚特》里,英雄阿喀琉斯复述了他妈妈忒提斯(Thetis)所讲述的那场犯上作乱的故事,即赫拉、雅典娜和波塞冬联合起来对宙斯造反,而只是因为忒提斯让傲慢巨人布里艾瑞乌斯(Bnareos)上升到仅次于宙斯的位置,宙斯就立马镇压了这场叛乱。而宙斯却再也不能像对待泰坦神族以及众多巨人那样,像对待泰丰和普罗米修斯那样地处置叛逆者们。为了驱除怪物以及防范反叛世界秩序的动乱发生,宙斯必须具有足够的权力,可是这种权力却不可能大到能够确保他恣意妄为,率性行事。
荷马与赫西俄德都反对一切神化诸神的立场;他们之所以可能如此,是因为神话并非以人为中心。神话仅仅是将人置于诸神的故事之中,把人作为边缘的点缀。人类从诸神的故事之中受益,恰恰因为人类幸运地得到了诸神故事所引发的变化处境之助,但人类却绝非神话的主体。因此,伊壁鸠鲁的众神构成了逻辑的终极结果:众神根本就蒙昧于人类的存在。
诸神的代际相生与改朝换代必须归因于东方的影响,我却认为这个命题乃是古典学的一个独特的自由猜想,而古典学恰恰是这样一个学科,它完全不相信诸神的历史可以独立于“影响”的本质而存在。我们必须再次努力去想像,如果没有诸神的代代相传与朝朝相继,人们还可能讲述神的那些故事。他们被区分为两种性别,并被安置在相互关系网络之中,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这些故事赖以发生和展开的确定前提。但这么一来,不言而喻的事情就已经发生了:诸神各怀野心,各有对手,同样也一定有兴衰存亡,代代相继。我丝毫也不认为,为了引进诸如此类的事情,而必须有什么特别的影响。所谓“影响”,是指在一个各个方面都具有本源性和自持性的体系之上进行一种补加。但是,这个体系如果没有展示出来,它就不可认识,因为它的逻辑被转化为多元和性别差异的前提,而削弱了人类对其所蕴含的更高权力的公然依赖。惟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一切当前的统治权威并不一定就是最后的统治权威,惟一可能和不可超越的统治权威。宙斯至少还是可能受到威胁,甚至事实上受到了威胁,这个事实说明他根本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威力无穷的绝对权威。
神话不仅讲述了诸神的全部过分人性化的故事,不仅呈现了诸神之间所展开的轻浮游戏,而且首先降低了测定诸神权能的尺度,从而创造了熟悉宜人的处境。如果借助于神话创造潜能所特有的手段还不能创造出这种处境,那么,就再也不可能奢谈创造了,一切都必须被推诿于影响了。尽管“创造”这个概念在宗教与艺术领域之中由于太崇高而无法担待的贬义色彩,人们也无权去指责“创造”,即使先天的(Vorgegebenem)虚无在逻辑上和发生学上不证自明,即使更高的必然性可能被归因于希腊精神或者希腊信仰,情况也依然如此。“东方影响”在这里仅仅是一种特别的中介解决方案,却把起源问题转化为更为古老的文化,但仍然总是敞开这么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倾向于向“本质上外在的”东方精神求援呢?
神祇之间的冲突是何等严重?毫无疑问,在按部就班地整饬神话纪元的过程之中,成问题的不复是生命、整体和宿命,而是权力、主宰、优势以及地位。不朽的神祇和他战败的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即便是对于远古时代的故事而言,无论如何都是说不明道不白的:流放到福乐之岛,便是降临在克洛诺斯身上的命运;而惨遭宫刑之后,什么降临到乌兰诺斯身上,却荒渺无稽。
《伊利亚特》里就有一种仅仅通过宙斯的觉察而得到反映的冲突,它或者是严肃的,或者是轻浮的:
然则,目下冲突降临于另一些神祇身上,怨毒之情
阴郁而又冷酷,因彼等内在的灵被吹散
而流布于背道而驰的方向上。时值彼等同震耳欲聋的
呼啸之声狂暴地冲撞,广袤的大地回荡着喧嚣,高远的苍穹
发出回声,恰如无数的鼓点一齐炸响。
从他端坐的奥林波斯高处,宙斯
听到了撞击之声,而独自发笑,快活地
看着诸神彼此扞格。[12]
一神教的上帝,持续占有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与权力,因此根本就不可能发笑。这个事实准确无疑地呈现了神话与教义的差异。“诸神可能游戏,但他们是严肃的”[13],让·保尔用这么一个简洁的句子对此作出了表达。
禁笑的律令源于哲学。这条禁令来源于柏拉图的政治乌托邦;在抨击荷马、赫西俄德和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的时候,柏拉图不仅反对赋予诸神以怨恨、罪孽、谎言与诡计,反对将诸神变形和遮蔽,而且还反对诸神的笑声。这不仅是因为诸神就是诸神,而且还因为笑声所带来的快乐一般来说是令人深恶痛绝的。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青年人无论如何都不允许养成荷马的轻浮。[14]根据苏埃托尼乌斯(Suetons)的说法,卡里古拉皇帝(Caligula)心想如何扑灭荷马之时,他仍然是求助于柏拉图的这种方式。布克哈特将柏拉图的严肃冷峻同他自己对于此世之外的无数的彼岸之偏爱联系起来:“现在,给此世锦上添花的,是彼世,他(柏拉图)一如穆罕默德,对彼世津津乐道。”[15]
灵知主义的艺术神话孜孜以求的目标,恰恰就是以造物之神来违背哲学教条,也就是说,以此来违背禁笑律令,这时我们就必须在上述背景下来理解了。在莱顿(Leiden)灵知主义《宇宙创生》(Kosmopoiie)之中,造物之神大笑七次,也就是说,连续发出“哈,哈,哈……”的声音,从而创造了世界,在这个时刻造物之神的创世性也就声誉扫地了。每一次笑声爆发,他都创造出一个神圣的存在物,从而特别地形成了一个神圣系列——光(Phos)、水(Hydor)、理智(Nous)、自然(Physis)、命运(Moira)、尺度(Kairos)、灵魂(Psyche)。[16]违背哲学教条同时也表现了这么一个事实:在此主动出击的权威本身却必须被投向一片迷茫暗淡的光亮之中。一切木已成舟,因为文本不仅具有灵知主义巫术倾向,而且还假设了这种倾向,进而将规范和现实的先天“给予”的世界当做一种不合法的秩序而弃之于不顾,将这一秩序直接对立于一种全然不同的意志。这就构成了灵知主义与神秘巫术之间的内在联系:贬低实在,从而为以自体意志之名蔑视实在的行为提供合法性。巫术本质上是一种“奇技淫巧”(List),本质上对应于一种神话范畴,这一事实便把它排除在宇宙与创造的基本构想之外。可是,当准备尚未就绪,神秘巫术还无法干预,笑声也会作为一种基本的创造形式而出现在灵知主义体系的其他场合。[17]毫无疑问,这也包括以不屑一顾的口气嘲笑《圣经》形式中“崇高而又威严”的世界秩序。
意味深长的是,当波塞冬将长矛投向雅典卫城,宙斯诉之于法庭仲裁来解决冲突。援准—法律交易入神话之中,则构成了宙斯时代及其仲裁手段的独特个性。可是,什么样的法律无须执行手段而取得效果?一个拒不服从法规的神祇如何可能得以惩罚,特别是在非道德众神的万神庙之中?此乃神祇的独特个性,他们的私人道德是触怒一切批评者,而向法规保持开放。如果说,那些按照其本质,或者因为寻欢作乐享受琼浆玉液的不朽神祇,目无纲纪却逍遥法外,那么,这就是系统的假设之一。
就赫西俄德所热衷的宇宙秩序之准备而言,如果背信弃义,神祇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接受惩罚。诸神誓言的神圣性亦是赫西俄德伟大情怀之所系,正如《圣经·旧约》的作者们关心上帝对约言和诺言的忠诚,关心上帝对神人彼此选择的回忆。赫西俄德认为,假如神祇发誓,却无有效的约束,那么世界之上就绝无可靠性可言。于是,众神皆凭冥界之河斯提克斯(Styx)发誓。哈德斯(Hades),克罗诺斯之子,宙斯与波塞冬之兄弟,作为最新一代神祇成员而成为冥界之王,将种种责任分头担负,与此同时,为赫西俄德多面描述全面铺陈的斯提克斯便成为黑夜(Nyx)骄子之一。在形体上,他几乎同冥界之河没有什么两样,冥界之河构成了世界之海俄刻阿诺斯(Okeanos)的港湾,环绕地狱而流,正如世界之河环绕着冥界之上的世界。意味深长的是,甚至在奥林波斯神族和泰坦神族之间作出选择之前,斯提克斯与他的孩子们一起就已经同宙斯站在一条阵线上了。
从哲学家恩培多克勒(Empedokles)的著作残篇,我们懂得了神祇如何因为违背誓言而遭受惩罚,从中我们还听到了一条关于必然性(Ananke)的名言,一道古老的神谕。在众神之间,也有一位背信弃义而作伪证的神祇必须被罢去神位,三度从福乐之地放逐出去,一放就是十个春秋(horae),而且还必须经过一系列的强制变形,经历血肉凡胎的一切可能的形式:灵魂的变形超度,就是对众神誓言的法定约束。[18]
发誓行为与神话不符合节,因为神话从来就不排斥欺骗。埃斯库罗斯说,“神祇从不放弃骗术,因为骗术本来就为他所有。”故此,誓言便成为同“自然状态”拉开距离的最重要因素,而克服自然状态又构成了神话逻各斯。对于一位不朽的神祇,约束必须是强有力的,这一直可以追溯到神谱之最古老的起源,追溯到黑夜之子。但这一次我们却可以说,在誓言中,事实上占主导地位的神祇自我约束却是远远不够的;因而必须上溯到整个神族,上溯到“万有之母”,上溯到惨遭神话狂热主义者误用的“万有之源”
人类可能凭借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多种方式来整饬事物,以便无忧无虑地生活,或者惟一地服从于“畏主”(Furcht des Herrn)的有限处境,但在这些方式之间却出现了一种根本的二律背反。那种并非仅仅为人类所实施的至上权力必然正在被削弱,同时也必然有证据表明这种权力的可靠性,至少也一定具有基本的合法性形式以及恪守契约的形式。削弱权力的方式包括:权力的分工;全能的排除;权力的角逐以及事务的纠缠;当权者彼此怨恨以及互相妒忌;权力对心灵的管辖与划分;权力起源与延续的复杂脉络;神祇注定的软弱和精神错乱的可能。证明这种可靠性的程序在本质上更多地具有历史性。有待证明的是神祇一以贯之地恪守誓言,比如,恪守《圣经》当中为彩虹所证实的誓言,而不是用大水之灾再度灭绝人类,也不是因为人类方面信仰的缺失而震怒,以至于出尔反尔,背信弃义。
在信仰(pistis theou)[19]成为人类对上帝的信仰之前,对上帝的信仰之历史同一性形式就是一个有名有实的主体,具有缔结契约的能力。只有上帝才恪守对祖先们许下的诺言,而他的祖先又拥有一种基本的证据形式,即拥有一种特殊的品格,不证自明地呈现在故事的讲述之中。表现这种神圣地遵守契约的要素,比确认一种缔结契约的法律能力重要得多。恪守圣约的忠诚,不仅可以证明,而且可以坚守,最后还可能当做一道神圣的预言来唤起,用以谴责人类对圣约的不忠,用以惩罚人类,而要做到这一切却不是讲述一则神话,而仅仅是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重要的不在于成文历史是否真实,而在于这段历史必须真实。
同神祇同一性历史证明的基本形式相联系,不确定性是不能容忍的。我们不妨说:第一,编年史必须秩序井然。此乃《旧约》文献与神话之间至关重要的差异之基础:《旧约》文献同其最后派生的《圣经》神学并存;而神话则坚持重新计算时间,坚持根据族长的生活时代、根据列王统治的年月、根据谱系学结构就可能确定准确的日期。公元前588年,犹太人第一圣殿的毁灭成为编年史研究之中固定不变的参照日,这种情形大约在耶稣纪元第四世纪中期达到高潮,那是西列尔大师二世(Rabbi Hillel Ⅱ)计算出上帝创世的日子为公元前3761年10月7日。这个日子便成为创世之后(a mundo condito)完全不可超越的统一历法的参照点。
相比之下,希腊人以编年史方式将神话“历史化”的努力,比如说,从特洛伊战争开始计算时代,仍然底气不足。可是,在希腊人这里,事实也同样具有作为迹象的价值,显示出这么一种神话历史化的努力同亚略巴古之前奥瑞斯特斯审判相关,呈现出到那时为止的编年史世代(geneai)系列。[20]因为,在雅典城邦,神话首先就是一个让神话创作明显富有意蕴的事件,雅典人以神话来终结那些再也不复具有生命能力的东西。但重要的是形象构成(Eidos),而非确定时日(人们以某种漫不经心的方式将它整合到了自己独有的历史之中)。在这里我注意到按年代顺序编织历史所产生的疏忽,乃是教义学规范之中难辞其咎的事情之一,当然此刻我只是预示一下,我将要讨论教义思想方式与神话思想方式之间的区别。遵从教义学规范所换取的补偿是,教义所调节的“历史”本来就是人类的历史,前此什么也不存在,惟有人类进入世界的纯粹准备。人类位于上帝行动的中心,一切都取决于上帝而无不关系到人。因此,(包罗万象的)最高历史就必须拥有持久的同一性、可信的编年史以及谱系、定位和时日。这就产生了一种完全不同于神话之可能特征的情致。
神话中没有编年史,而只有前后相继的系列。如果某些事情非常古远,却同时并没有被否定或者被扬弃,那么在其自身方面就具有一种值得相信的可能。与泰坦神祇的竞赛,对于宙斯确信权力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事件非常古远,甚至还仅仅是因为在那时普罗米修斯出卖兄弟而投靠宙斯,而自那之后就必须同宇宙之王进行漫长的抗争,在这个过程中宣泄怨恨,呈现英雄天性,以及体验反抗的后果。仅仅是这种被恰到好处地镶嵌于最早与最近事件之间的物质外延,才造成了时间延展、时间背景不确定以及前景不会立刻到来的印象。
把事物推向遥远,也是终止和挫败怀疑之可能性的方式。神话并不回答问题,却让万事万物不可怀疑。可能要求解释的一切,马上就被转换到了另外一种立场上,而为拒绝解释赋予了合法性。也许我们会反驳道,无论多么麻烦地解释量子、原子和其他终极等级物质,一切解释终归都属此类。但是,理论解释必须为这样的情形作准备:它在被驱动之中采取下一步骤,让质子紧随原子,中子紧随质子,电子紧随中子,以及紧跟着而来的各种变体,而与此相联系却无法击退怀疑,一切可以用整数标明的关系却导致了另一个层次上的基本物质构造块垒。各种关于创造的神话却能避免这么一种回溯:世界非常需要解释,但对于世界起源的解释来自于非常遥远的时代,而且不容对它的起源质疑。神学教义学运用哲学概念,系统地巩固了这么一种效果,让万事万物不容置疑。永恒与必然,是“最高存在物”的属性,而这正说明它没有历史。
神话中直观[21]的保护服务于这一目的。用赫西俄德《神谱》的话说,混沌尚不构成物质世界无序而混杂的状态,也就是说,并非后起的那种一切事物之有形的物质材料尚未形成的状态。“混沌”乃是一个纯粹的隐喻,表明一个深渊正在开裂和张开大口[22],不必为它定位,也不必描述它的宽度与深度,它仅仅是诸种形式借以出现的模糊空间而已。它们的来源无法得以进一步探得,恰恰是因为探其渊源则注定会“沦落深渊”。像奥尔菲斯教义所叙的源初之蛋金色的蛋壳破裂一样,混沌正在开裂和张开大口。即便注定如此,它起码也解释了这一事实:深渊渐渐有人栖居,而正是从弥漫黑夜的黑暗之中,诞生了黑色之子。
神话潜能的全部创生力量体现在如下事实当中:对于这些潜能而言,同类相生、人生人类的亚里士多德永恒法则失去了效用。从黑夜之中可能诞生出全部可怕的无形怪物,它们会占有深渊的边缘,以至于我们不能窥透虚空。万物可能生于万物,这时就既没有解释,也不需要解释。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是讲讲故事而已。一个晚近的偏见则宣告,尽管万物生万物,但绝没有生出令人满意的东西。故事无须推至最后的结论,它们只服从于惟一的要求:故事不可穷尽。
尽管神话实际拒绝也必须拒绝提供解释,但它却“产生”了另外一种稳定生命的性质:不容随意,清除异想。这就表明神话何以不能被置于人为制品之列而备受怀疑。我们必须把神话当做“心理的自然产物”[23]来接受。“神话不以我们意志的随意行为而转移”,这是一个描述性的记录;“神话是上帝的言词”[24],这是狂热信徒的预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深信不疑地认为,一个描述性的记录等于就是一个狂热信徒的预言,因为它意味着神话超越于人类能力之外。神话能够让万物生出万物,却无法讲述任何一物的故事。这取决于如下事实:虽然神话力量能超越身外万物而创造特殊事物,因此而更强大(kreittones)和更高级(kreittona)[25],但它并非万能。卡西尔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只能说,神话思想之内只有极少的东西是无法无天的异想,可是当他把这一点描述为“因果‘本能’和因果解释的过度膨胀”[26]时,则有误导之虞了。在神话之合理性当中,通过那些既非因果亦非解释的关联,偶然意识的冒犯被排除了。解释的需要被束之高阁,它本来能够占有的虚空地位被某种程度的密度充实了,久而久之这就让神话激发米利都的泰勒斯的愤怒,他忿然宣称“万物充满神灵”。
神话没有述说世界的起源,顶多也不过是述说了世界以俄刻阿诺斯为边界。作为界河,俄刻阿诺斯终归有个彼岸。而且神话不止是将一切迷暗之物隐藏在迷暗之中,更有甚者,它还不断产生迷暗,并凝聚迷暗。这就表明,在许许多多文化圈林林总总的神话之中,五花八门的创世之神与文化英雄,即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最初缔造者们,何以并未抢先占有一个显耀的地位,甚至有时还只是作为附属的喜剧形象。在古希腊喜剧与悲剧中,普罗米修斯依然是一个“骗子”。谁位于谱系之首,是黑暗之神还是深海之神,这么一些问题之所以仍然悬而未决,原因正在这里。不论是黑暗之神,还是深海之神,它们都是一些怪力乱神,而对于下一代神祇的粉墨登场都是不可缺少的。
神话地平线同概念的哲学界限并不重合;神话地平线构成世界的边缘,而非自然划定。这种形式丰富的有限性同宇宙学领域的有限性判然有别。叔本华在理论上描述了这一变万物为不可怀疑的程序。他指出,“神话从来就不是超越的”,这恰恰说明古人“永远处在神话之中”,“像一系列原因,古人的神谱无限地(in indefinitum)回溯,笨拙不灵的严肃性让他们不能推出万物之祖,如果人们怀着好奇心上下求索,往返追寻,那么,他们就被一则笑话打发了:开始有一个蛋,从蛋里面生出了爱(Eros)。这则笑话建立在一种完全缺乏抽象意识的理性批判基础上。”[27]为了避免纯粹理性的辩证法,避免宇宙论二律背反,从而误入歧途,回到了神话发生作用的方式。其实正好相反,这种方式乃是一种程序,借助于此则可以在开端之前就避免层出不穷的问题“系列”:如此等等,如此等等……(Und-so-weiter der Problemerzeugung)。
但是,这么说也仍然不错:神话本身容许互不相容的丰富变体,而避免贸然将冲突与矛盾结合起来。不言而喻,当我们拥有一种历史哲学,它假设存在着伟大人类问题的恒常性,即假设了全部人类理性(die Menschheitsvernunft),我们是如何可能漫不经心地看到预构于神话而不同于抽象的晚近哲学问题。不仅如此,这么一种历史哲学还假设,当概念尚未限定界限(按照希腊人的称谓,概念是界限的限定者),人类意识的全部严肃性就不可能开始发生作用。
一神论教义将宇宙间万事万物统统压缩到像一个点一样的创世的开端。它甚至还仅仅把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活动当做一种比喻方式,通过这种方式让万能者的瞬间支配行动为世人所理解。从其基本倾向上说,这一切都通过奥古斯丁(Augustinus)所说的“创造冲动”(ictus condendi)而被确定下来了。神话思想方式在解释起源上所表现出来的含混模糊与飘忽不定也许并不能归咎于它已经抵达了最大的清晰度因此而驻足不前,相反,它切实地表现了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当它以“艺术神话”形式回归之际,它就显得完全免于令人窒息的问题,而无须为躲避自我矛盾而接受惩戒,而且首先是完全摆脱了确定性的纠缠。
赫西俄德用“紊乱”描述宇宙之“起源”,而灵知神话可能会谴责他犯下了致命的错误。起源之处并非紊乱而是被投射的影子。[28]一个影子,而这就是一个十足的柏拉图式理念,且非常符合灵知主义宇宙观——宇宙是一个洞穴。但是,在柏拉图的寓言当中,影子毕竟是一个派生现象;有影子必有光,有光必有投射的形象,以及它把形象投射于其上的对象。展开这则神话的并非解释上的努力,而是它与神话蓝本的关系。在灵知主义那里,这就意味着“信仰的智慧”(Pistis Sophia)调皮捣蛋,以恶作剧方式产生了一个形象,并把这个形象放到一束光亮之前,让光亮把它的影子投射到墙壁上,而这影子就将自己实体化为一堵墙,而完全转化为物质(Hyle)。正如古代神话正确地呈现的那样,诸神来自深渊;但他们不复是宇宙过程的头生子,而是宇宙过程中迟到的畸形后裔,是宇宙生灵或者信仰智慧仿效上帝本源的自我创造的结果。
一种新的旨趣将这道从起源向前紊乱时代的转换同对于希腊式想像时分重要的一切区分开来了。灵知主义的核心议题是将邪恶或者与之同一的恶意定位于宇宙之中,而同《圣经》的堕落寓言分庭抗礼,一争高下。同《圣经》堕落寓言不一样,灵知主义神话里“创世罪孽”(die Schuld an der Welt)先于“世中罪孽”(der Schuld in der Welt)而存在。自从不复怀藏一个豁免的神祇,人类就出离于罪孽中心之外,因为本真宇宙之渊源正在于邪恶。而这亦构成了神话分散人类注意力的方式,其戏剧场景仍然构成宇宙的历史,这段历史的重要性削弱了至高无上的权威对于人类的关注。至高无上者并非罪孽深重的罪人,而是宇宙的一个碎片,包含有一息隐而不显的神性火花。假如异乡神力并没有光顾于人类,既没有伤害他也不会压服他的话,则宇宙之间无一事物可能依赖于人类了。
人的形象同宇宙起源鲜有瓜葛。在神话里,据其派生地位而观之,与其说人类是合法的存在,倒不如说他是根本没有合法性的存在,不论是否是因为他仍然是更早时期改朝换代的后裔,而不匹配于新神祇的“宇宙画面”,还是因为他的一切创造物及其活的存在目无新神而极尽蔑视。在这个程度上,诸神最终赋得人形,乃是一桩奇事,而不是那种预先设定的前提使然。这个前提是《圣经》创世寓言所设定的,它让上帝依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但是,当神话不屈不挠地趋向于人神同形,我们又如何解释神话对于一种隐而不显的动物形象的偏爱?最简单的回答是:当人首先成为怀柔倾向、权力去势以及无害化过程的惟一受惠者,如果再不让人类成为神话的主角,神话就根本不可能展示出人神同形的倾向。
世界范围内的诸神崇拜之中,人形与隐而不显的动物合一的偶像几乎无处不在,这种现象似乎最容易得到解释:道法自然的生活世界上,为动物取名的行为首先就产生了那些表象形式的印象,而这么一些形象是严格地按照一种形体或者一个种类复制出来的,因此便根据概念结构方式提出了最为谨慎的要求。自然向人类证明,而他费尽千辛万苦才仅仅在自己的作品之中所实现的具体复制,在自然之中易如反掌,而且一如既往地,这些形象通过概念的成就而在对立的方向上得以摹制。想像一种通过雷电而现身的神秘权力,并给其身份命名,其难度远远大于认知遗传学复制的动物外观上所表现的新奇与熟悉的复合体,以及为其命名。忠实于某种动物形象则总是创造一些可能被强化的东西。神话诸神乃是诸神的典范。可能被当做一种恒定性质来提及的,不是他们的道德身份,即那种同过去行为藕断丝连却又指向其未来行迹的身份,而是那种同一个特殊的竞技场所相关的诸种特征和诸种效果之中所表现出来的同一性。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特殊的插曲,我们惟有依赖和服从而已。终其一生的关系,即所谓一个民族的关系,以及诸如此类的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立于不败。
我们决然不可能以为,宙斯在追怀他自己过去所实施的一种行为。他没有历史。以涵盖乾坤的眼光观之,宙斯便是不可靠者的化身。但无论如何,惟有他在诸神权力的复合体系之中的情境间接地通过他决定了一种可靠性。他无所作为,百无一用;惟有这个事实才使得他无伤大雅,可以忍受,因为他是在宇宙之内兴风作浪的风暴之神,正如耶和华是火山之神。可是,恰恰在这一方面《旧约》的上帝正是宙斯的极端对立面,因为有暗示表明,他是被呼唤的领导者,要引领他的子民出离埃及,向他的子民许诺了“应许之地”迦南。根据他的这种身份,他就是历史及其所派生的政治天庭的担保人。与这么一种品质特征完全吻合,他的基本要求在于,他的搭档必须服从同盟,恪守圣约,以及忠实于历史。仿佛事出有心,他忘记了在此岸许下诺言,在彼岸背信弃义。
在神话里面,没有任何一个故事在下一个神话里留下痕迹,但随后他们彼此交织在一起。诸神产生了故事,但他们却没有历史。永恒不变的是他们的无差异境界,正如他们对于那些听故事的人全然无差异一样。教义与神话之别恰恰在这里:它宣称将终归“永恒之物”的东西含纳于内和制序化了。虽然以此为代价它也包含着任何一种补救都无法全然化解的永恒纠结,但那些对神性犯下的不可宽恕之罪,同对于圣灵的神秘罪孽别无二致,而对于后者的可能构成,迄今为止依然不得而知。
一旦诸神不具人形,他们就有行为而无动机。在这个意义上,爱奥尼亚伊索寓言之中的动物形象,乃是晚近时代人神同形世界向其初始阶段人兽同形世界转换的产物。此乃处置业已宽松的形象类型的方式。在史诗中诸神适合于人类标准,同样在寓言中人类被反射到动物水平。小亚细亚弗里吉亚人,伊索,选取动物作为故事的载体,借以显明人类的特征,而在爱奥尼亚文化中,人类已经开始表现出其类型性,即一种新奇的非人性。
在此,我的意思并非断言寓言的起源,而是断言神话的起源。但是,在希腊文化中伊索寓言的影响无处不在,甚至还延伸到了苏格拉底的牢狱,这一点委实让人迷惑。或许,伊索寓言的主题是古老的动物神,在他们身上神话的特征被进一步人化,可是“人”并未被塑造为史诗英雄,而是被迫获得了“公民身份”(Bürgerlichkeit)。因而,动物主题可能已经构成了对荷马诸神的戏仿:他们摹制了希腊的高尚,所以仍然是英雄。他们没有那种将由理论(观照)首次熏陶出来的闲暇生命的轻浮情调,相反却有一种崇尚尊严(Biederkeit)、在轻浮情调之后追寻德性的天性。这可能就是史诗之外另一种形式的神话研究:在魔化与诗化的神祇之外,还有城邦化的神祇。伴随着这些神祇,人类第一次在自身之内发现了仍然逃避个体化的新奇品质。所以,寓言虽然同怪物到动物与人的神话转换的不彻底性相关,但它作为一种类型同时又对立于史诗当中一切过分容易地完成的诗学人类化神祇。爱奥尼亚海滨城邦文化语境中所发生的那次据说轻而易举地产生了“理论(观照)”的启蒙,事实上乏善可陈,或者说虎头蛇尾。此等情形最容易证之于如下事实:经过三百年的停滞,神话力量仍然能够催生和支持整个希腊悲剧世界。
神话研究在古代史诗中自我呈现的方式在其形式上——而不仅在其所叙内容上——本来就构成了这种研究的成就。这就破天荒地证明,这种活动的审美方式能够成功地抵抗世界的神秘恐怖;用一个激动人心的措辞,也不妨说如果诗人再也不拿奥林波斯众神当真,那么,雷鸣电闪也就不会让他感到惊吓了。在诸神手上命薄如草、历经磨难的不是别人,而是奥德修斯而不是诗人,前者历时漫长方才归家,后者则挑起诸神为了他而彼此作对。
戏仿乃是神话研究技艺之一。在戏仿当中,神话发生作用的种种方式及其主要意象被夸大至极限,以至于其形式上的成就被一扫而空,全然失效。几乎不正自明,此乃神话置换而产生的晚期形式之显著特征;但是,它同时也已经在依稀可及的早期文学证据之中留下了踪迹,这一事实又表明,如果我们想把它作为“希腊信仰”的原始材料保留下来,这些东西又容易遭到忽视。人们本来应该著书立说,探讨希腊人无信仰的精神。
普罗透斯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形象,再现了瞬息万变的面相,无限变形的能力——他以喜剧的方式构成了变形现象的缩影。他是海神,仅仅从名字上看来,还是一位古老的本源之神,同深海的嘈杂形式相关。毫无疑问,由于他与这片地域的王者同名,他来到埃及,来到临近尼罗河三角洲的法洛斯小岛,这是一个扬帆远航的出发点,也许还传达了一道重要的神谕,预告了固定的出发时间以及可能的风向。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奥德赛》的叙说之中可以推想出来:墨涅拉俄斯(Menelaos)被驱到岸边,求助于斯巴达王宫里的青年忒勒马科斯(Telem ach),陪伴者正是由他自己携归故里的美女海伦。[29]在墨涅拉俄斯从特洛伊归家的航程上,神祇将他羁押于法洛斯岛,因为海上无风而在此度过了二十天。困惑之余,他向奈雷伊德·厄伊多特娅(Nereide Eidothea)求助,而她建议他去询问她的父亲普罗透斯,他是海的远祖,一个洞悉深度与未来的埃及人。
人们常常怀疑,这些风烛残年的神祇是否比那些风华正茂的神祇更有能耐,更有知识,因为在前者身上,知识与权力一同衰微了。普罗透斯将不能被制服,因为“一个凡人难以让一个不朽的神灵——特别是普罗透斯,服从于他的意志”,因为他根本就不以固定的面目示人,而是在一瞥之内形象百变。他的女儿这么描述父亲万能的变形之谜:“家父可身化万物(πανταδεγιγνομενοξπειρεσται),或为大地上的飞禽走兽,或为流水或为烈火,让您眼花缭乱。”假若我们知道他变形的先后顺序,则不会因为他的身份同一性而迷惑,反而可以在他变回原形(而这所谓的“原形”仍然是没有什么特殊性可言的)之前就牢牢地将他逮住。这也是事实的真相,而且“古老的神祇已经忘记了手艺与计谋。他真正的变形顺序,依次是一头狂怒的狮子、一条蛇、一只豹子、一头形体丑怪的野猪;然后是潺潺流水,最后是一棵参天大树,枝叶扶苏”。但是,他还是被征服者逮住了,当他黔驴技穷,欲变无计,他就心服口服地公开了变形之谜。
但这并非意味着造型的符号艺术对这种戏仿神话范畴所带来的挑战束手无策,只能勉强应对戈耳工墨杜萨;在希腊瓶画中,普罗透斯化身为一条长尾巴的鱼形人,然后狮子、牡鹿和蛇,同时出现在这副躯体之上。在《欧台德谟篇》(Euthydem)中,柏拉图用早期寓意解释的方法,将普罗透斯无形无迹的变形能力看做智术师的原型。18世纪神话学家将普罗透斯的密集变形同一个形象联系起来,而作出了这么一种解释:“恰巧他在天文学和气象学上具有渊博的知识,因而他必定频繁地变换衣装,尤其是变换头巾,从而开启了其变形的故事。”[30]
我们可能认为,对于一位将变形当做神话的基本性质的诗人而言,正是因为只有通过变形,神话此岸成为可以审美叙述的对象,因而普罗透斯的形象就必须实际地构成其全部变形的制高阶段。但这是一个相当草率的推论。奥维德仅仅是随意地提及普罗透斯,在他看来,“有许多善变形体之神”(quibus in plures ius est transire figuras)[31],普罗透斯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他既被看成一个少年又被看成一头狮子,他是野猪、蛇、公牛、石头、树木、潺潺的流水、奔涌的小溪,或者反过来,成为燃烧的流火。但是,至少是在一段插曲之中,这样的形象缺少一个故事的要件,即缺少了同一性。它再也没有自我同一性(Selbstsein),因而成为纯粹差异性,以至于爆破了神话的叙述可能性。在极端的戏仿中,神话自我毁灭了。(https://www.daowen.com)
普罗透斯还带着其睿智的心机帮助奈雷伊德家的忒提斯与裴琉斯(Peleus)喜结良缘,而这将造就荷马《伊利亚特》之中所呈现的那位震怒的英雄。宙斯以释放普罗米修斯为代价换取了他母亲的神谕,预言他必将毁于他与忒提斯结合所生的儿子们的手上,宙斯在听取了这道预言之后就必须放弃对忒提斯的爱欲追求。对人类恩人的宽容节制将他拯救了出来,免于那种鲁莽无知的行为,而这种行为可能已经产生了比他自己更强大的对手。因而,裴琉斯就必须接纳林间仙女为妻,于是她丧失了母亲的角色,却又生出了新一代神祇——阿喀琉斯只能作为遥远的近亲而代表这一代神祇。一点也不奇怪,按照赫西俄德《妇人志》(Catalogues of Women)之中的一个不同说法,佩琉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了拒斥。要将挚爱忒提斯的宙斯赶走,自己取而代之,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在波塞冬也提出同样的要求之时。最后,佩琉斯必须在佩利昂(Pelion)海岸边进行一场摔跤比赛来取悦忒提斯。在这场比赛之中,搞笑的是奈雷伊德与普罗透斯的关系,奈雷伊德可能飞快地变换外貌,化身为令人恐惧的形象,但是,就像法洛斯岸边的墨涅拉俄斯一样,佩琉斯不仅没有被对手吓倒,而且还得到了神话世界直接存在物——半人半马的喀戎(Chiron)的帮助。[32]尽管她同大海神祇之间的关系依然经久回响,她还是成了阿喀琉斯的母亲,这一点以寻根探源的方式令我确信,人形乃是忒提斯的正常形象。
普罗透斯的正常形象仍然无法确定。而这正好表明,在神话通往人神同形的道路上他的形象为什么产生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效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我们务必要记住,当神话功能依赖于其人神同形的形象,则全部重心落在了人神同形的生成,以及这一形象依然打上了生成过程的印记。恰恰因为神话功能集中于人生在世的安全感,所以形象与故事的复合体就不是以人为中心的。人作为恩泽光顾的对象,其地位永远是多重的和间接的,以世界性为中介,而这正是神话的主题。阿诺德·盖伦(Arnold Gehlen)用一个最简明的说法表达了这种情境:“神祇带着人形,但其活动恰恰不以人为中心;他不是空中精灵。”[33]
普罗透斯也窜入了海伦以及宙斯通过她而造孽的故事。根据阿波洛多罗斯所保留的一个版本,宙斯的造孽之女事实上并没有被帕里斯拐到特洛伊,而是秘密地被送往埃及,送给了法洛斯王普罗透斯,后者从云雾之中制作出她的类像,以此蒙住了特洛伊的帕里斯,而在战争期间一直把真实的海伦羁押在埃及。然后,正是墨涅拉俄斯,对这场复杂的置换阴谋一无所知,却再次拥有了真正的海伦。这就可能解释这么一个事实,即他仍然可能使用暴力的手段来制服普罗透斯。
幻影论(Doketismus)乃是神话固有的存在论。它支持一种不依赖于假象与实在之区别的明证性,而可能造成围绕严肃性中心的迂回。海伦在特洛伊的存在造成了高贵男人们的喋血;如果像阿波洛多罗斯版本所说,她仅仅是可爱的美之幻影,那么神话就可能掠过了犬儒主义的边界。尽管开战的目标子虚乌有,备受争议,而且也并不在痛苦与悲哀的中心,而这些品质在别的地方则构成实在无可否认的踪迹,但特洛伊战争还是爆发了。可是在神话中却完全不是这样;仍然具有启发意义的是,诗人荷马并没有贸然进入这么一种幻影论。在他的诗篇中,海伦敲击木马(足智多谋的奥德修斯设计的机器),努力引诱隐藏在木马之中的希腊人摹仿敌人的妻子发出不体面的叫声。如果不是这个女人,一切都无迹可寻,正是因为她,人们征战了十年,而今是结束的时候了。
当施莱格尔说神性渴望肉身化之时,便有了浪漫主义,它意在实现想像中最古老启示与启蒙之后再度发现的最新启示之间的和解。即便奥林波斯诸神皆赋人形,他们仍然为万物操心,怀着巨大热情将一切变为实在:痛苦、悲哀、年迈以及死亡。甚至在他们赋有人形之时,依然有动物形象的“残余韵味”和动物的面目。尤其是在荷马的诗歌里,人们总是不能确定地将变形与比喻分别开来。[34]
一个半世纪以来古典学家用来解决这一未决争端的“实在论”数量甚巨,令人困惑。即使荷马仅仅是赋予希腊诸神以鸟的形象,是否捍卫希腊诸神的“尊严”,就成为某种严肃人道主义的试金石。至少也可以说,当赫尔曼·弗兰克尔(Hermann Fränkel)[35]将某种未决状态归咎于诗人之时,他可能没有出错;惟一必须做的就是不要把这么一种未决状态等同于意识水平到“半意识水平”的弱化。他不是也可能利用那种半神半兽的背景,或者说,还以反讽的方式暗示这一背景么?
荷马举重若轻地处理了种种外观,将牛眼赋予赫拉,将鹰眼赋予雅典娜;但是我们必须假设,荷马本人仍然熟悉这些偶像和文本,动物形象普遍地存在于其中,而现在仅仅是暗示某些同眼睛相联系的踪迹而已。稍后,维拉莫维茨正确地指出,我们不能“从《荷马史诗》中推出希腊人想像诸神在占有主导地位的动物形象中显灵的结论”。[36]在一则札记里,他同时提出了一条极为重要的见解。他说,在《伊利亚特》里,如果诸神想对英雄讲话,他们就会化身为英雄所熟悉的特殊形象,但这同时又是慧黠的诸神所施的权宜之计,而完全外在于他们的真正实在性:“当一个神祇不想被认出,他就显得像一个人一样地发号施令。”也就是说,他不是作为一个形象有其所属的神出场,而是作为一个形象因其所显的神出场。反过来说也一样,仅仅是出于此种理由,“当一个未知的人突然出现而引起了惊惧,就有可能被疑为一位神祇”。[37]卢克里安人阿亚克斯(Locrian Ajax)从背后根据其步态而在卡尔喀斯(Calchas)身上认出了一个神祇;“诸神确实一望便知”[38],因而在诗人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更理所当然的了。
我们不能认为诗人的工作仿佛就是汇总一个时代的信仰状态。诗人在比喻和变形之间举棋不定,左右两难,甚至就像《新约》的作者那样,描述圣灵以鸽子形象降临施礼的约旦河:在马可、马太和约翰眼里,圣灵就像鸽子(ηοsπεριστερα);在路加眼里,圣灵就是肉身形象(σοματικοειδει);但是,在荷马那里,这不是一种不确定的信仰,甚至也不仅是一种不确定的意见,而是整个希腊世界崇拜形式以及故事讲述形式的游戏式反映,既没有受到教义的调节,也几乎没有为祭司纪律所约束。正是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没有登峰造极的严肃性,它就容易为诗人所用,制造浮华。多元的观念与形象,也就是说,诗人的多重所得变成了诗人含糊多义的回馈。与之相联系,诗人还希望他的公众把握这种表面习性的表层价值,而奥林波斯诸神正是靠这种表面习性而被再现为人。
对于超出此在的彼岸,希腊神话一无所知,也就是说,它们没有乌托邦境界,也没有终末论追求。如果宙斯没有听取普罗米修斯的致命警告而同忒提斯同床共枕,而生育一个超人,那么会导致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希腊神话对此未置一词。而赫尔克勒斯,即另一个近乎超人的巨子,则让我们去猜测,希腊人也许认为更强大者便是能够在更大范围内把世界从压抑和污秽之中解救出来的人。如果普罗米修斯让宙斯同忒提斯生育后代,宇宙也可能并不至于岌岌可危。当人的世界比宙斯的世界更加“古老”,那么这个世界可能让人享受福祉么?
但是,这里的问题仍然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令人厌倦,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将仍然是可能的,或者说一再可能的?如果这种辉煌灿烂的图景反而中途败落,什么样的轮回被排斥在外,而什么东西仍然会降临?我们应该把变形当做一种暗示,而认为诸神至少可能会周期性地回访他们本源的环境和最初的历史吗?他们显然在每一次变形中都可能回复到初期状态,而对人类的态度又是那么蒙昧和鲁莽,完全随心所欲,赋予自己以彻底的自由,对人类冷漠无情,不负责任。每一次变形都难免让人疑虑丛生,深感忧虑:至高无上的神性威权还可能怎样处置我们?此时此地,会不会有像打破潘多拉之盒而释放被困其中的灾难一样的事情发生呢?
一神论也有向后追溯的难题,从一神论自我理解的视野看来,这个问题本身就表现为,人类脆弱至极,以至于无法适应低级神祇,无法满足他们(同宇宙之神相比较)温情脉脉的要求。亚伯拉罕离开迦勒底,就已经背向兽面耶和华,而向惟一的神祇作出了他自己的决断,同时图腾形象却又一再畅行无阻,譬如用羊羔代替以撒献祭,在字面意思上就是救赎日的替罪羊,无疑还有同埃及神牛熔铸在一起的金牛犊。[39]假若这么一种对于耶和华背景的考虑是正确的,那么,埃及对于正在形成的高级神祇体系的阻碍可能就在于:整整一代人为了彻底地穷尽神话诸神,而在沙漠里经历千辛万苦和长达四十年的流浪,也许是一种明智的合理疗法,目的在抵抗一种持久的威胁,以免回溯到以半神半兽和动物—怪物神祇为特征的初期转换阶段,以期最后返回到“无归之点”。反抗神话“多头制度”(Polykratie)的终极决断本身就潜存在一个可堪追忆的经典神话之中。摩西还没有从西奈山返回,众人就在山脚下高呼:“起来,为我们作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摩西带着两块法版下山,便看到了金牛犊,这些明显是出埃及时代所保藏的东西,现在必须粉碎在他眼前。埃及法老的未竟之业,遣回那些逃离他的人民,现在由尼罗河谷的金牛来继续完成。“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版扔在山下摔碎了,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40]
粉碎偶像具有一种魔力,而滑稽地摹仿了一种迎神的渴望:他可能是我们全身心融入的神,可能是与我们完全同一的神:“他又将他们所铸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然后,他又让利末人屠杀偶像崇拜者,而这一巨大的决断又作为图腾宴的颠倒而成型。图腾宴的规则是:通过反常的例外,食用一般不能杀害,不能食用,不可伤害,甚至不可触摸的东西,以此来验证和确保祖先的恩泽或者监护的灵性。一切礼仪的意图,以及归属于此的神话之字里行间的解释,其固有的限制概念就在这里——吃掉神祇。摩西向围着金牛犊跳舞的人证明,一切虚假契约只能导致死亡。
血债血还导致了一种经久长存的规训律法转向。圣保罗将解释说,根本不可能服从这种严酷律法,就必然产生一种决然不同的称义形式。可是,以色列人对于无形无迹者的顶礼膜拜,却绝非出现在后来者面前的那种确定无疑的实在。为了光复统一的大卫王国,将耶路撒冷定为崇拜的中心,犹大之王约西亚(公元前609年,在反抗埃及的美吉多之战中阵亡)作了最后的抗争,他不仅必须再度发现和重新颁布了摩西律法,而且还必须摧毁仍然具有埃及风格的金牛圣殿。荒野漫游之后一千多年,还远远不足以让人民心悦诚服地接受这种不可能性——不可能看到上帝的形象,也不可能制作上帝的偶像。
将这种情形建制化,也就意味着将一种伟大的自我否定建制化;虽然说,经过漫长的时代,必将出乎意料地证明,只要苛刻的教义将神圣的确定性当做一种由属性标志构成的形式保护起来,这个凭经宣道的神就确定无疑地具有不受限制的可传输性。公元前6世纪伊始,圣殿的沦陷将犹太人与神的关系之中最后一点偶像崇拜的残余剥蚀已尽,而将之简化为圣名和律法的占有。迦勒底流亡通过遗弃亚伯拉罕弃绝神祇而追随优选神祇的地域,而让犹太人回归圣殿家园。第一次流亡结束于公元前516年耶路撒冷圣殿的重建,以斯拉和尼希米宗教改革的完成,而这就确立了第二次流亡的基本模式,创造了(再度呈现)神话色彩的确定性,即根据这种事实和遵循这种方式,人们无需地域的和民族的偶像,仅凭圣名和《圣经》的力量,就可以维持历史同一性。全面彻底地净化一切可见行迹,便成为神学神祇及其“无形象的形而上学”(bildlosen Metaphysik)的起源。
如果仅仅是因为,对古老神祇的渴念,仍然十分清醒地处在那种要求忘记他们以及不断提供形象与故事的压力之下,我们就不能将这种情形看做纯粹精神的胜利。我们可能畏首畏尾,瞻前顾后,十分勉强地认为,基督教的出现超乎意料,并与它的前驱相对立,半道遭遇了这种压力,同时又以一种永恒的叙述性要素充实了其不见行迹的“太一”。毫无疑问,为了能够在希腊世界蔚然成风,基督教不需要再次返回到动物面相状态;但是,一千多年来,它将教义与形象、概念与知觉、抽象与叙述结合起来了。基督教的上帝禁止婚姻,原因在于婚姻可能再次使他成为故事的主角而非历史的主角[41],可是这个上帝现在却有一个圣子,圣子化身为人而以血肉证道,这显然就将教义与形象结合起来了。对这种“神性一体”(hypostatischen Union)的威胁再也不只是本源地存在于形象的翻版之中,而是存在于超越的专制主义之中,存在于神圣自律的绝对形而上学与抽象教义之中。
一个上帝在其自身之外无需其他神祇,这些被排斥在外的神祇却仍然没有被剥夺其生存——而生存问题一般就是首次在哲学讨论之中,以及对值得展开的哲学论证的规定之中提出来的——而这些神祇若不总是作为他者之神、异乡之神,就必将成为邪恶之神。因此绝非偶然,诸神承载了神话作用方式的标志,但现在成为颠倒的符号而存在于滑稽的漫画之中。像普罗透斯一样,基督教传统中的撒旦也费尽心机,夸张地利用了神话资源,集一切可能反抗神学权威的手段之大成,神学权威的特征是其可信度以及对人类的承诺。魔鬼的本性是解脱了一切本性,而获得了无限自由,无所不能地自我调控和无限变形,而这让我们瞥见了动物的属性。人们尚未充分地认识到,举其全部能耐,撒旦代表了教义实体实在论的对立面。通过撒旦这个形象,神话颠覆了教义训导的信仰世界。魔鬼的类兽性极端品格和种种标志,均为想像力施于其上以便自由运演的一切,因而成为危险倾向的征兆,即随时准备倒退到神话,呈现其征服活动的每一个阶段的种种样态。
文艺复兴时代拘谨的多神论,大体上只不过是穿上了多神论的外衣而已,我们不妨将它看做魔鬼学的驯化版,到中世纪末期,即13世纪和14世纪,这个版本的魔鬼学已与经院哲学的专制主义决裂,而后者恰恰正在走向委顿而渐渐带上了浮华形式。其时,审美的基础足以将优先地位奖赏给古老的神祇。毫无疑问,古老神祇是不讲道德的,还一再以赤裸的面目示人,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能配得上魔鬼法则所规定的角色。他们借以变形以便对抗道成肉身的方式,在13世纪上半叶魔鬼学理论大师,海斯特巴赫的西多会修士恺撒里乌斯(Zisterzienser Caesarius von Heisterbach)的《关于灵迹的对话》(Dialogus Miraculorum)之中早有描述。众魔容易变形为多种形象,化身为各种各样的动物,诸如马、狗、熊、猿、蛤蟆、乌鸦、鹰、龙,或者戴上人的滑稽面具,诡秘地嘲笑道成肉身:他们收集人的精子,以一种违反天性的方式挥霍滥用,为他们自己制造皮囊。因而,魔鬼学专家指出,人类能看得见也摸得着这些魔鬼。如果它并没有蠢蠢欲动,作乱渎神,锋芒直指基督教的福音传道(经过几百年的努力而破除了幻影论的蛊惑),那么它就可能再次戏仿变形记,而成为普罗透斯。对抗教义就构成了一种计谋、一种手段,借此以想像一种反世界状态(Gegenwelt)。
如果我们寻求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工具来描述神话的审判程式,那么,其最为近似的概念大约就是“境遇性”(Umständlichkeit)了。这个概念之可能所指,或者最基本的草图,也必须放在实在专制主义的背景下来考虑。绝对的依存状态隐含着至高无上的权力仍然怀有、仍然为之奋斗的可能性愿望;起码也应该说,如果无法确定其善良意志,这种可能的愿望因为卷入到境域性之中而被延宕了。当今时代因其大规模的迅速决断和雷厉风行而备受嘉许,但失落了同经验之间的血脉关联,而其境遇性则可能洋溢着悲天悯人之情。这方面的证据不胜枚举,不可穷尽,其最典型的例子是早期基督教历史上基本情绪的突变,即从对于迫在眉睫的启示录式简约快捷的审判之不安期待,突然转变为对于延缓判决的虔诚恳求。认识到我们尚未满足,并越来越不能满足终极的要求,那就必须再次接受此岸的世界。这种境遇性同最终有限化的绝对权力没有关系,相反,这种权力借此等境遇性而确认了授予我们以权限的“制序”界限。
我们不能仅仅把神话的权力描绘为一种随心所欲地满足其欲望的能力。他们必须服从审判,无论这些审判的程序从道德的观点看来是何等缺乏可靠性。没有谋略与伪装,没有变形与妥协,没有对武断强权的抑制与抵抗,神话权力就一事无成。甚至还可以说,通过将他人物化而实施的惩罚,也是纯粹的灭绝意图可能遭遇的抵抗力的一项指标。
甚至最暴戾的神祇也被驱赶到了境遇性之中:宙斯也不能用闪电击垮在他的出生地克里特岛的洞穴里窃走神圣蜂蜜的盗贼,因为正义之神和命运之神阻止了这种毁灭行径;这种毁灭性的惩罚,即让人现场毙命,可能不配神性(ηοσον)。至于如何执行自己的意志,宙斯倍感难堪,最后只得把盗贼变成飞鸟。对于神话特征的批判,布克哈特评论说,“如果最高的正义出自神祇的要求,而他们拙于行使正义而备受责难,那么人们就同时应该谴责神祇的万能。”[42]
布克哈特在阿波洛多罗斯那里发现了一个相关片段,便将其描述为一个“无与伦比的美妙故事”。在这个故事里,宙斯“十分强大,足以帮助命运逃避其自身的绝境,但这就把对于两种动物的认识弄得一塌糊涂,迷误丛生”。忒拜的狐狸注定永远不会被抓住,而雅典的猎犬却注定会抓住它所追猎的一切。当这两种动物相互遭遇,其结果对于一种稳靠的世界秩序而言就必然是最令人困惑的境遇。宙斯急忙把两个动物变成石头而摆脱了绝境。[43]这是一个典型的悖论,是足智多谋、老奸巨猾的晚近时代为其约束性内容而冥思苦想出来的。犹太《圣经》或者经院教义为解决其万能性的绝境所取得的成就,与之旗鼓相当,不差上下。只不过一种属性神学(Theologie der Attribute)所提倡的解决方式可能更为特别而已。
我们只需想像一下这么一种令人迷惑的绝境如何可能呈现在经院神学语言之中就够了: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只绝对不能被别的动物捉住的狐狸?回答一定是肯定的,否则上帝就不可能是万能的。反过来,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头能逮住一切被追动物的猎狗?回答也一定是肯定的,因为他必须有能力成就一切而丝毫没有矛盾。可是,如果让猎狗来追逐狐狸,那又如何呢?完全不需要什么伟大的想像力就可以构思出一个精明的论断,将这个难题化为乌有:一个无所不知的上帝已经预见到了狐狸和猎狗同时现身的世界及其悖论处境,而可能给世界安排一种秩序,让这两个动物永远不会相遇。宙斯并没有将这么一些范围广大的权能统一起来,因此他用变形戏法处处作梗,让这个悖论所蕴含的事件首先就无从发生。反之,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在命运驱遣下被抛向他乡的奥德修斯的命运:对他怒目相向的地震之神波塞冬却无能将他击垮,而为他还乡之旅保驾护航的其他神祇又没有力量抵抗地震之神的意志,而这一切就提供了一种经久不衰的形式,彻底地羁押了奥德修斯,让他永远也不能抵达希望抵达的目标。一如史诗开篇宣谕的那样,《奥德赛》的基本模式也是由神话的“多头制度”来定夺的。
旷古时代的权力分配同时还意味着,每一个神祇对于人类生活的权能仅仅是局部有效的。时间推移,情随境迁,人类生活从服从一种权能到服从另一种权能。在冥界塔尔塔罗斯(Tartaros),人们最后接受冥河摆渡人卡隆(Charon)的护送,接受地狱看家狗刻尔贝鲁斯(Kerberos)的盘查,接受亡灵判官的审判,这时人们就在哈德斯(Hades)和波希芬尼(Persephone)威权的荫护下逾越了命运三女神法力的疆界。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刻贝斯(Kebes)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了逃避诸神的统治,人们是不是应该执着于生命?苏格拉底以一个含糊其辞的方式说出了微言大义:毫无疑问,苏格拉底希望死后见到许多不同的神,而非惟一的神。苏格拉底的微言大义将神话素材与哲学素材融合为一:在神话中他们是不同的神,而在哲学中他们是惟一的至善。在他论述苏格拉底的博士论文里,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早就以一种高雅的反讽修辞论说了这个令人迷惑的困境:“仅当人们了解到同一个神祇在整个生命之中引领人生,直到死亡时刻才松手,敞开胸怀,接纳充满了渴望的灵魂……”[44]这个论断化解了同一和普遍的惟一者之难题,而无论什么一旦反抗这惟一者,则万劫不复(Diese Formel verharmlost das Problem der Identität und Ubiquität des Einen,gegen den nichts steht)。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同样不言自明的是,尽管这个惟一者所包含的危险是一种绝对的危险,但只要上帝允许人们怀疑拯救的确定性,那这个上帝对人类生活仍然具有持久不变的同一意义。
[1]维拉莫维茨:《未来古典学!》“第二章:一个驳难”(U.v.Wilamowitz-Moellendorff,Zukunftsphilologie!Zweites Stück.Eine Erwiderung.Berlin,1983),第9页。该文重刊于K.Gründer编:《尼采〈悲剧的诞生〉之争》(Der Streit um Nietzsches》Geburt der Tragödie《.Hildesheim,1969),第120页。《莱辛全集》,卷Ⅸ,第862页。
[2]赫西俄德:《妇人志》,W.马尔格德文译本,见《赫西俄德诗全编》(Zürich,1970),第491页。《妇人志》必定被认为同《伊利亚特》密切相关,但没有任何证据暗示海伦的求婚者共同的誓言激发了特洛伊远征。
[3]《希腊人的信仰》是维拉莫维茨成熟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请参见本书第145页注释[1]。永恒性、无限性(Unendlichkeit)概念与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的哲学相关,布鲁门伯格在《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有充分的探讨。
[4]福布斯与黛穆斯神话素材由S.Jäkel整理,见《思想史文献》(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ⅩⅥ,1972),第141—165页。
[5]R.毕尔兹:“迷走死亡”,见《杳渺无稽的人类远古起源之谜》(R.Bilz,Der Vagus-Tod,In:Die unbewältigte Vergangenheit des Menschengeschlechts.Frankfurt:Suhrkamp,1967),第244页。见氏著《古人类学》(Paläoanthropologie.Frankurt:Suhrkamp,1971),第418—425页,第442—447页。《雅可比遗著钩沉》,R.Zoeppritz编,卷Ⅰ,第66—67页。
[6]R.梅尔茨:“神秘混合形式:对古代埃及、冰河世纪和澳大利亚安兰达人兽同形面相的方法论批判研究”,见《宗教历史探索和文献汇编》(R.Merz,Die numinose Mischgestalt.Methoden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 tiermenschlichen Erscheinungen Altägyptens,der Eiszeit und der Aranda in Australien,Religionsgeschichtliche Versuche und Vorarbeiten,36,Berlin:DeGruyter,1978)。见R.Daunicht编:《莱辛谈话录》,第543页。1859年,在论述施莱尔马赫的文章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已经将“莱辛最后真理之争”的日期称作“一场哲学剧变的可见起点”,同时再次暗指启蒙时代“光的隐喻”。“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照时代,伟大泛神论者斯宾诺莎的阴影开始游弋流动……”(见《狄尔泰全集》,卷ⅩⅤ,第22—23页)
[7]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Berlin,1923—1929;Darmstadt,1953,第2版),Ⅱ,第233—234页。
[8]参见歌德《浮士德》第一部,以及第二部第二幕。两个“瓦尔普吉斯之夜”是完全不一样的,《浮士德》第一部中的“瓦尔普吉斯之夜”有传统的女巫形象,而在第二部第二幕中,女巫形象由“经典怪物”取代了,比如狮身人面、鹰形怪物、海上女妖、半人半马之类。
[9]J.贝尔奈斯:《亚里士多德论悲剧效果的轶文要义》(J.Bernays,Grundzüge der verlorenen Abhandlung des Aristoteles über Wirkung der Tragödie.Breslau,1857;Ndr.ed.K.Gründer,Hildesheim,1970)。关于观察者的角色作为“理论观照”(Theorie)概念之最初形式,参见B.斯奈尔:《精神的发现:欧洲思想的希腊渊源研究》(B.Snell,Die Entdeckung des Geistes.Studien zur Entstehung europäischen Denkens bei den Griechen.Hamburg,1946),第18页。“theorein”(理论观照),在词源学上本来不是动词,而是名词“theoros”的派生词,基本的意思是“成为观众”。在H.R.耀斯(H.R.Jauss)主编的《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系列论著第3卷《再也不美的艺术》(Die nicht mehr schönen Künste.1968,München)之中,作为审美范畴的距离概念得到了极其详尽的探讨。
[10]布鲁门伯格:《与观众一起沉船:一个生存隐喻的范型》(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Frankfurt,1979),第28—31页。
[11]希罗多德:《历史》,Ⅷ,第55页。“回忆雅可比先生”(Erinnerungen an Herm Jacobi),1784年8月1日门德尔松致雅可比书信的附录,见朔尔茨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第117—118页。
[12]《伊利亚特》,ⅩⅪ,第385—390行;德文参见沙德瓦尔特(W.Schadewaldt)注疏版。(中译本参见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90页。——译注)F.Roth和F.Köppen编:《雅可比作品集》,卷Ⅳ/2,第215页。
[13]让·保尔:《美学初阶》,Ⅲ,第3页。
[14]柏拉图:《王制》(即《理想国》),Ⅲ,3;388E:“再说,他们(卫士们)也不应该老是喜欢大笑,一般说来,一个人纵情狂笑,就很容易使自己的感情变得非常激动……我们也绝不应该从荷马那里接受下面关于诸神的说法……‘极乐天神见此情景,迸发出阵阵哄堂大笑’。”(参见郭斌和、张竹明译:《理想国》,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87—88页。——译注)
[15]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第2页(参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112页)。1812年12月28日雅可比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Ⅱ,第131—132页。
[16]《莱顿纸草书》(Papyrus Leiden J.),第395卷;转引自H.施瓦布尔(H.Schwabl):“创世”,载《经典古代研究实证百科全书》(Weltschöpfung,in: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umswissenschaft.SD Stuttgart,1958),第126—127页。《传记的细节》(Biographische Einzelnheiten),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34页。但是,1824年,歌德在写给雅可比的侄儿奥古斯特·雅可比(Auguste Jacobi)的信中又指出,“我平生最美好、最重要的回忆都……围绕着您的名字聚结起来。”(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593页)
[17]H.约纳斯:《灵知与晚古精神》(H.Jonas,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Göttingen,1934),Ⅰ,第370页。
[18]《恩培多克勒著作残篇》,B115,见《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Ⅰ,第357—358页。《歌德全集》,卷ⅩⅫ,第376页。
[19]pistis theou,原意可能是:(1)上帝的可信;(2)上帝可信性的保证;(3)人对上帝的信仰。
[20]H.迪勒,F.肖克:“时段化研究”,见《美茵学术评论》(精神与社会科学专辑)(H.Diller und F.Schalk,Studien zur Periodisierung.Mainz,1972.Abh.Akademie Mainz,Geistes-und sozialwiss.Kl,1972,No.4),第6页。1820年5月11日致策尔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93页。1819年6月,关于“这部迷失的诗作”的消息第一次出自雷维尔(Reval)——今塔林(Tallin),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一位名叫维特斯朗德(Bernhard Gottlob Wetterstrand)的医生之口。柏林科学院院士泽贝克(Thomas Johann Seebeck)将这封信交给歌德,立即引发了这么一种猜想:“可能只有两出戏——而正是由于雅可比的轻率言行弄得满城风雨,《普罗米修斯》独白实际上并非它的组成部分,但也不可能被包含在棱茨遗著之中所发现的手稿里面。”(1819年6月5日致泽贝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36页)当他再次给泽贝克写信时,手稿残篇已经在他手上,但他只是在信的结尾漫不经心地谈到它:“《普罗米修斯》造成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印象,其情怀太现代,太具有无短裤主义色彩,所以我不敢贸然让他以此面目示人。”(1819年12月30日致泽贝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72页)1822年,歌德的秘书克劳特(Friedrich Theodor Kräuter)重新整理歌德的“秘籍”(Paralipomena),制作了一份《歌德档案材料索引》(Repertoriumüber die Goethesche Repositur),我们发现在“偶然”、“政见”、“爱欲”、“肉欲”和“创造”等词条中间,就有“普罗米修斯”(双份)的字样。(见《歌德全集(校订版)》,魏玛,附录Ⅲ,Ⅷ,第371—372页)
[21]Anschauung,一般翻译为观照、静观、直觉等等,但是用于“神话的直观”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因为神话的本源无法查考,故维柯称为“诗性智慧”,谢林称为“理智直观”。
[22]希腊语chaos派生于动词“χάινειν”,意思是张开大嘴、呼气、呵欠,等等。
[23]O.李普曼:《理论观照的极境》(O.Liebmann,Die Klimax der Theorieen.Strassburg,1884),第28—29页。
[24]荣格:《记忆,梦境与反思》(Erinnerungen,Träume,Gedanken.Ed.A.Jaffe,Zürich,1962),第343页。
[25]维拉莫维茨:《希腊人的信仰》(Der Glaube der Hellenen,1931—1932,第1版;Darmstadt,1955,第2版),Ⅰ,第18页。1782年4月6日致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653页。
[26]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Darmstadt,1952,第2版),Ⅱ,第62—63页。
[27]叔本华:《遗稿》(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ss.Ed.A.Hübscher),Ⅰ,第151页。1793年2月6日利希腾贝格致雅可比的信,见《利希腾贝格作品与书信》,卷Ⅳ,第842—843页。
[28]H.约纳斯:《灵知宗教新文本》,参见《灵知与晚古精神》(Göttingen,1964,第3版),Ⅰ,第385—390页。1785年1月12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34页。
[29]《奥德赛》,Ⅳ,第351—586行。
[30]本雅明·赫德里希:《神话学基础词典》(Benjamin Hederich,Gründliches mythologisches Lexikon,1724年初版;Leipzig,1770,第2版;Darmstadt,1967年再版),第2110页。1824年5月2日致艾克曼(Eckermann)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115页。
[31]奥维德:《变形记》,Ⅷ,第731—737行。
[32]赫西俄德:《妇人志》残篇,见W.马尔格注疏,第522—523页。1813年1月6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689页。《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第807号之中简短的表达于我们更为熟悉。很少有人将这种姿态描述为一系列立场,从《诗与真》中的自白来看,这些立场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我的个性和思想方式的缘故,一种倾向常常会吞没和驱逐其他倾向”。
[33]盖伦:《原始人类与晚古文化》(Urmensch und Spätkultur.Bonn,1956),第275页。
[34]F.蒂尔迈尔:“《荷马史诗》中的鸟形诸神”,载《海德堡学术评论》(文献学与历史学专辑)(F.Dirlmeier,Die Vogelgestalt homerischer Götter.Heidelberg,1967.Abh.Akademie Heidelberg,Phil.-hist.Kl.1967),第2期。这份文献题为《少年练习:父子对话》(Labores Juveniles:Colloquium Pater et Filius),见《歌德全集》,卷ⅩⅤ,第20—27页。
[35]德国古典学家,著有《荷马的隐喻》等。
[36]维拉莫维茨:《希腊人的信仰》,Ⅰ,第141页。父亲正在再现他对儿子回答问题的确凿记忆——如果笔者的这个假设不错,那么,儿子就会这样翻译他自己的话语:Cogito mecum et opto,ut iste haud prius,quam cum mundi ipsius interitu universali de loco suo moveatu。奠基石在歌德那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隐喻,比如在1784年3月27日致赫尔德的信中,他就提到了“中颔骨”(Os intermaxillare)的发现,并用了“人类之基石”一词(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761页)。
[37]同上书,第22页。
[38]《伊利亚特》,ⅩⅢ,第68—72行。
[39]O.戈德贝格:《希伯来人的现实:摩西五经系统引论》(O.Goldberg,Die Wirklichkeit der Hebräer.Einleitung in das System des Pentateuch.Berlin,1925),Ⅰ,第280—282页。
[40]《出埃及记》,32:19。见马丁·布伯和罗森茨威格1954年注疏本。
[41]马克斯·韦伯:《古代犹太教》,见《宗教社会学论著全集》(Max Weber,GesammelteAufsätze zurReligionssoziologie.Dasantike Judentum.1920,初版;Tübingen,1923,第2版),第3卷,第148页:“一个更为重要的特殊性来自于神祇作为联合律法的捍卫者,以及作为通过特别的契约而被接纳的战争之神:尽管他都具备了人形,神祇过去是,将来也是不结婚、不生子的……但是,随着耶和华的出现,这种情境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赋予了他一种独一无二、遗世独立的外貌,而完全对立于其他神祇的形象。而这首先就妨碍了永远作为‘神谱子嗣’的真正神话的形成。”像马克斯·韦伯一样,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把耶和华缺乏神谱子嗣的特征描述为“典型的祭司阶层的成就”(《古代犹太教》,第241页),在创作《约瑟夫三部曲》过程中,他利用马克斯·韦伯的这段文字来表现同神话自由的对立立场。参见H.勒纳特:“托马斯·曼《约瑟夫》研究(1927—1939)”,见《席勒学会年鉴》(H.Lehnert,Thomas Manns Josephstudien 1927—1939.In:Jahrbuch der Schillergesellschaft,X,1966),第512—513页。贝克(H.Beck):《亚历山大·冯·洪堡》,威斯巴登,1959—1961,卷Ⅰ,第23—24页,第41—42页;卷Ⅱ,第247—248页。1839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从完全不同于火成论美学的“贵族精神”的视角来评价这场历时弥久的争论所达到的结论:“我们当时无法在场亲历这场争论,真是可惜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场,我们的感官可能会受到一种极端不和谐、极端反常的震荡。你们为什么总要本源论者出示本来就无法出示的形象呢?”(见《基督教徒的责任及其文学成就》[Christian Kapp undseine literarischen Leistungen.Sämtl.],载W.Bolin和F.Jodl编《费尔巴哈全集》,卷Ⅱ,第153页及以下)
[42]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第2页(见《全集》,Ⅵ,第114页)。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也有一种十分接近于斯宾诺莎“永恒哲学”的论证:“不,绿蒂,不要问——我可能如何消逝,你可能如何消逝;我们毕竟活着。”但这个抽象的原理却并非独立存在的:“‘消逝’!什么意思?它的另一种说法是‘空虚’——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冷漠淡然,对我的心毫无感应。”(见《歌德全集》,卷Ⅵ,第373页)在1783—1786年的第二版中,除了一些标点符号之外,这一切都没有变动(参见《歌德全集》,卷Ⅵ,第502页)。
[43]同上书,Ⅱ,第119页
[44]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永恒的参照》(Ueber den Begriff der Ironie mit ständiger Rücksicht auf Sokrates.Dt.v.H.H.Schaeder,München,1929),第55页A。1784年11月26日致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