扭曲的时间境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扭曲的时间境域

他究竟凭什么来应付这不断延伸的怪异时间呢?

——毕希纳(Buchner):《沃伊采克》(Woyzeck)

肖像恒量(Ikonische Konstanz)乃是神话描述最特殊的因素。其核心内涵的恒常不变让神话染上一种“乖谬”色彩,甚至还呈现在一种颇为不同的传统脉络中。对肖像恒量的摹状陈述仅仅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把神话给希腊人的印象表现为高古风格而已。其高度的持久耐力保证了它在时空之中的弥散,以及相对于任何地域和时代环境的独立性。对希腊人来说,“讲述一则神话”(mython mytheisthai)是指讲述一个没有日期,也无法确定日期,以至于根本不可能将其放置在编年史上的故事,但这么一个故事却自在地向意蕴生成,而弥补了时间的缺失。

早期基督教作家依然深信不疑:一个故事之所以可能变得如此古老,纯粹是因为它包含着真理,因而得到了记忆的特殊保护。早期教父学解释寓言的实践就以此为前提而确立起来。这就构成了人们资以重建高估真理内容的程序。因而,记忆(Mneme)成为一个忠实无欺的机能,确定了即便不是真理的,起码也是有意蕴的一切。

神话可能不是什么发明创造。这个论断只不过是以另一种方式描述上述情境而已。用谢林(Schelling)的话说,神话是“开辟存在之道的原始理念之一”。这种说法同普罗米修斯盗火的神话紧密相关。故而它就不可能是“一个由人类发明的理念”。[1]

一种神话素(das Mythologem)便是一个仪式化的文本体系。这个文本体系之核心牢不可破,抗拒修改;但边缘的变化与修改渐渐加强了双重诱惑:一是在神话的接受环境被改变的压力下检测核心内容的持久性;二是发掘其坚实的基本模型;此后,在处理神话的最近阶段上,神话素又被唤醒了。这种基本模式的负载越是沉重(kühner),与此相关的超越这一模式的愿望也必然表现得越是明显(prägnanter)。

归根到底,只有颠覆,只有一种绝对的否定才是可能的。当保罗·瓦雷里在《我的浮士德》(Mon Faust)当中渴望为现代神话提供一个棋到终局的版本时,他甚至可能颠覆浮士德与梅菲斯特之间的基本关系模式,但这种颠覆首先是让他们的关系继续维持一种“诱惑”关系。浮士德过去的被诱惑者,而今摇身一变,成为诱惑者,去引逗他的那个被时间淘汰的伙伴:让他(魔鬼梅菲斯特)充当那个已经由浮士德担负的角色。为了能够写出“各自的”和“最后的”浮士德,这个好奇者本人可能变成其对立面,成为一个厌倦知识的形象,换句话说,他以现代的诱惑而抵御了知识的诱惑。结果便是魔鬼希望返老还童。在恒常不变的型构之禁闭空间,如果这些名称与标志不属于高估,而显得十分陌生,如果它们并没有深深地渗透在当代文化的基础(den Bildungsgrund)里面,那么所有一切都不可能被清楚地呈现在“已逝时代”(tempi passati)的背景下。“终结神话”(das Zuendebringen des Mythos)便是以一种新型总体状态强化了神话的持久生命力。瓦雷里将浮士德主题呈现为一种力竭神枯的形式:他让梅菲斯特而非浮士德自我表白说,“我真的希望(神话)这一文类已经被穷尽了”。可是,瓦雷里希望通过他的主角来表现的诙谐意味,却被高山之巅的隐士对世界的诅咒化为乌有了。

如果扪心自问,神话素的肖像恒量源自何处?那么,就有一个答案,但这么一个答案不仅猥琐卑微,而且还过分简单,以至于不能满足我们的期待:神话的基本模式简单纯粹,如此轮廓分明,如此有效,如此具有约束力,如此具有感染力,以至于它们一再令我们信以为真,仍然作为我们探索它们与人类存在之基本关系的最有用素材。

这个答案是不是太简单了?如果不是,那我们如何解释这么一个迷人的事实,即在有案可稽的文学史初期的黎明阶段,那些肖像出现表明它们能够经受不可能境遇的考验而一直持存到当今,而这么一种持存现象在传统之中随处可见,这种传统使这些神话素材遭遇到了种种压力,如空前动荡、整体失落以及志在标新立异的尝试?泰勒在种族学意义上提到过这种“持存现象”。[2]但是,持存的原因何在?对于神话素材的持存现象,一种解释模式就是运用天赋观念来说明它。这种解释首先并没有再次落入深层心理学的“原型”概念之窠臼,而是已经回归到了弗洛伊德,而再次肯定儿童的普遍经验,换言之,再次肯定那种对于个体来说极其古远的普遍经验(individuell-archaischer Erfahrungen)[3]。因此,我们之所以能理解“《俄狄浦斯王》的强大感动力量”,恰恰是因为这则神话的心灵基础是人所共知的:“……希腊神话抓取了一种人所共知的冲动,因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它的踪迹就留在自己心里。”[4]按照这种类型的解释,一种想像的素材所具有的持存能力就成为一分“天性”,因此也成为无法予以进一步探究的神秘之物。

为了给一种不同的解释开辟空间,我们就必须从时间境域的幻觉之中解放出来。就基本神话模式言之,荷马与赫西俄德不仅是我们的第一批作者,而且还是最有持存力量的作者。假如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他作为书面文学传统的开端,荷马无疑就是如此。但由于荷马又是这种书面文学传统里最伟大的属员之一,甚至就是最伟大的属员,我们就必须接受某种十分庄严和非常成熟的东西作为起始,这么一种令人烦忧的事实仍然在我们的视野之外,隐而不显。而我们的需要恰恰相反:仅仅是在晚近阶段,仅仅是在人类已经达到的制高点上,来关注这么一种文化成就。

在此,历史编纂的经验可能引我们误入歧途。因为,事实上,以书面证据为基础出现,又作为早期古远的东西而流传给我们的一切,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看,却必须被看做非常晚近的以及更接近于我们的东西。在这里文字形式的差异是偶然的,可以忽略不计。分布广泛的文字形式根本不可能提供一个标准,来规定已经发生和延伸到荷马—赫西俄德最早作品中的历史统一性的必要条件。文字形式无疑增进了恒常性,但它并未创造一种以保护为使命的形式。就书写文化而论,其更重要的特征在于它可能导致本源信息的败坏,这是因为那些抄写者对于那些必须传递的信息根本就一无所知。

书写方式让那些变化形式可能获得一个参照点。在每一种情况下,新东西都没有取代和消灭它所超越的东西,而前者只不过是叠加于后者之上,文学的历史由此生。同时,它又刺激人们大胆冒险,并将这种冒险以视觉呈现在变化形式之中。仅仅是通过同一种绵延持存的构型相对照,神话转型才成其为可能。

我们不仅可能而且必须从这么一个假设出发:早期史诗落墨于文字之前的时代,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初步构型之前的时代,比与此相关的连续书写传统过渡所需要的时间要长数倍。更重要的是,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阶段必定已经对史诗的一切构成部分的可靠效用进行了精细入微和严格至极的考验;相比之下,其后续的“文学”形式之全部历史中可能完成的考验,特别是学校为传道授业而将素材经典化的全部历史之中可能完成的考验,则难以望其项背。口口相传的时代构成了文学媒介连续不断和反复回馈的一个阶段,几乎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正是修辞术赖以发生的处境,其中吟咏的具体功能直接决定了听众的兴趣与选择。尤其在一个渴望狂欢和知道如何执行指令的公众面前,对一个文本而言,没有什么比口头吟咏更为慷慨和更为有效的方式了。

在史诗酝酿的时代,无论荷马是谁,也无论有多少个荷马,他或者像他这样的文人坐在一个公众面前,写下那些四处流传的古代故事与诗歌的遗产——也许对这个公众而言,这还是一份濒临灭绝的古代遗产——并且赋予这份古代遗产以最后的形式,在这个时候必定出现了一个令人困乏的时刻。我们不妨想像,这个荷马面前的公众,对他栖身的这个世界的持续性忧心忡忡,而自觉必须捍卫这个世界之至善至美,确保其免遭毁灭。即便这种情形是一种夸张的奢望,但它无论如何都说明了我们的时间境域如何为一种见识所调校,这种见识是:我们以为最为古远的东西,在其内在的历史中都已经是非常晚近的东西。希罗多德仍然用口头朗诵的方式向公众宣讲他的《历史》;但修昔底德却谴责说,这种缺乏稳定性的记录方式十分脆弱,而代之以转向将来,对将来说话,把将来确立为自己作品的听众。

口语时代与文字时代彼此叠合,人类历史的叠合时代发生了对称的破缺,这就让人们关注口头传统发展处境的差别。在以文字为特征的文化中,口语交流过程所完成的选择基本上已经丧失殆尽,无迹可寻,而伴随着经典织体(kanonische Komplexe)的出现,便有了强制的引文、本源的文本以及那些文本的最终校勘本。基于书面文字的宗教之优先性表现了一种处理书面文本的典范技艺。教义的强制性建立在文字权威的基础上,并通过文字权威而发生作用。

在这种流传方式之下,再也不可能有什么优选,而只能有败坏。在早期基督教作家眼里,古老世界所建构的那个灵性盎然的“史前时代”就是一个充满了误解的时代,特别是“摩西五诫”及其历史起源的知识遭到了玷污。如果异教作家通过那些湮灭的联系而获得了《圣经》素材,那么,经过了漫长的败落过程之后,这种情形反过来又可能刺激他们努力再次接近真正的启示内容。故此,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认为,普罗米修斯神话里泥土造人的故事就构成了那一真正的传统,其中只有造物主的命名是自然发生的,而非可有可无和画蛇添足的误传。这种事实所造成的印象比名称记忆更容易通过轻便媒介而持存。[5]可是,当一切都取决于归属在“正确的”主体名下的行动,忘却名称就是不可原谅的。口头流传所败坏的一切,至少还是被辨认出来了,而且也完全可能被辨认出来,但其辨认者非常熟悉为教会所保护下来的书面文本。[6]

口头传统偏爱被流传的“意义蕴育”(Prägnanz),而牺牲了历史精确度或假设的历史精确度。除了其考验过程之结果所包含的内容之外,即被保护的内容得以保护这个事实之外,这种流传方式并没有产生强制的约束力。其可能创造物的铭刻力量(Einprägsamkeit)和表达潜能(Eindrucksmächtigkeit)不是在其开端而是在其终端呈现出来。因此,支配着内容与形式考验过程的惟一语境,那种根本无法复原的语境,先于文字的使用而存在。一切无不取决于:作为一部作品,或者尚未作为一部作品,在最宽泛的意义上,一种素材是否已经为了接受过程而被经典化;尽管那些冷漠无情的学徒十分厌倦和万分勉强,它是否可能维持这种力量;或者说,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说书人,为了不惜代价地获得赞誉和奖赏,是否必须向他的那些自由地评判和自在地抵抗听众举荐这部作品。忧郁悲伤的作者与追寻快乐的听众之间的对立,乃是亚历山大里亚时代职业教化所养育出来的一种离奇的现象,那就是将作家们封闭在一个由媒介物和批评家构成的孤寂空间,赋予他们以权威和荣耀去反对听众,如果听众不堪苦恼,他们甚至对之冷嘲热讽。

怀着满腔乡愁,塔西陀(Tacitus)向他的那些被文字败坏了的公众述说了日耳曼口传记忆的文化。[7]威廉·格林(Wilhelm Grimm)把编撰的《古代丹麦英雄颂歌、民谣和童话》(Altdänischen Heldenlieder,BalladenundMärchen)寄给歌德,并对他所发掘的素材之本性作了如下解释:“这些歌谣经历千年而生意盎然,感染、愉悦和触动了无数的心灵,千百万人吟唱而常唱常新,这个事实也正好说明,它们何以经得住现代人的批评而维持生命力,何以不因为当今个别人冠之以低劣之名而被灭绝,相反却经久不衰。”[8]在这么一种关联之中,我们也应该寻思早期教会内部《新约》文本的历史,比如《路加福音》里基督诞生的故事;如果这不是叙述一种神迹,那也确乎是一种神奇的叙述,而必定已经超越了大部分伪经素材,以至于这个叙述本身绝对不可能成为伪经的构成部分。诸如此类,只要如是耳闻,即可过耳不忘,我还可以斗胆地说,它同样也不可能被排斥在正典之外。一点也不奇怪,拒不认同情感的苛刻教义毫不费力地造就了这种情形:在马克安的第一部《圣经》考述之中,有关基督诞生的文本就被删除了。

但是,教派不是其文本的作者。它接受同时又拒绝了它绝对不可能发明的东西。它摧毁了人类、个人和天才创造历史这一原则,《新约》文本考述在这个过程之中也发生了转向,把教派活动变成了历史的主题和故事的来源。但是,由于其中隐含着晚期浪漫主义的假设,经文考述不能正面回答阿尔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的古老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不能像一个贫贱的福音主义者那样,在‘教派神学’(Gemeindetheologie)的压力下被迫将耶稣的行迹记录在案,从而以教义的方式思考,主动地创造历史呢?”当这个问题被回敬给一个贫贱的福音主义者,而他又仅仅只能记录那些集体会众向他耳提面命的内容,上面的反诘同样有效。

集体发明(der kollektiven Erfindung),这个观念乃是由浪漫主义者所杜撰的一种个体发明——浪漫的渴望,并非对于其过去存在的渴望,亦非对于其过去所期待的那种存在的渴望。而创作民谣和书写民族志的可能不是别的,而是民族精神(Volksgeist)。以路德的赞美诗合唱为例,我们就知晓一个教派集体所能作为的界限:在那些不可胜数的诗篇之中,路德合唱队并不齐声吟诵那些别有韵致以及显然非其教派所属的诗章。如果牧师或风琴师偏离其教派喜好,而选择了典律之外的诗篇,那么他们马上就成为不受欢迎的人。

此外,为崇拜仪式而预定的文本之特征在于它们更加单调枯燥,而且对那些凡夫俗子、下里巴人充满了蔑视之意,而他们在崇拜仪式上根本不可能抗拒神职人员所选择的文本。希腊人的幸运在于,他们根本就不必在祭司的教化下接受神话。不然的话,他们在崇拜仪式上的体验,同现代公众在圣职庆典上的体验就没有什么两样了:在一种形而上美学的专权之下,对于“神职人员”,他们几乎必须言听计从,唯唯诺诺。

在我看来,早期希腊史诗游吟诗人绝对是快感和愉悦的奉献者,他们能屈能伸,既严谨而又通融,主动地适应了公众及其愿望。他们吸纳了神话,并改造了神话,甚至使奥林波斯神性世界主动地迁就听众的好恶,这不仅是诗人自己大胆亵渎神圣而提供的素材,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将这些素材予以变形的倾向,这种倾向是随着神话的“晚近”处境而出现和不断生长的。为了方便选择和有助于参与,就必须存在一些有利的要素,比如,将口头传播与夜晚的黑暗结合起来。在法伊阿基亚人(Phaeaken)的宫廷里,荷马让阿尔基努斯(Alkinoos)迫不及待地穷根问底,要奥德修斯进一步讲述他的冒险与苦难,这就表明荷马自己也让我们意识到这些要素就是他笔下的奥德修斯的处境:

夜太漫长,苍莽地展开在眼前,

无言描述的漫长,但还不是就寝纳福的时分。

继续吧!你不妨继续讲述那些惊心动魄的

历险。只要你愿意继续述说

你悲哀的奇闻,我真的会正襟危坐

洗耳恭听,直到天明。[9]

在照明技术使智慧的受益者不再依赖别人的吟诵之前,有无限多的漫漫长夜,而奥德修斯之夜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夜太漫长,苍莽地展开在眼前,无言描述的漫长。”阿尔基努斯显然把奥德修斯比作专业诗人,认为他必须吟诵一段神话。可是,奥德修斯浪游的循环之路还没有结束,仅当他返乡第一夜,回到了帕涅罗普的婚床,冒险者与讲述者才完全统一在一个人身上,而彻底把握了其现实性:

……宙斯养育的奥德修斯讲述了带给别人的

全部苦难,追忆了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以及他所

经历的一切艰辛往事。帕涅罗普听着,嫣然而乐,

直到他讲完了故事,甜美的睡意才落上了她的眼睑。[10]

同时,这也是史诗歌者为自己描绘的一幅最高“实在论”合法化的画面;因为歌者诗句的素材,事实上就是奥德修斯必须在最隐秘的真实之夜向他最贞洁的妻子讲述的故事。

如果我们回顾史诗吟唱者及其公众的情况,那马上会发现,它们同后代艺术作品的作者几乎毫无可比之处,而唯心主义美学将作品的全部责任重负强加在后代作家身上,或者说给予他们以众人所望的盛名。然而,绝非偶然,从诗学上检验早期力量的一种方法,也许还是惟一的方法,却再次同荷马的名字相关联。这幕戏就叫做“魏玛的福斯读他的荷马”。1781年,福斯(Voss)翻译了荷马的《奥德赛》,但征订者寥寥,于是便在出版时加上一条说明:“作者资助出版”;1793年,荷马两部史诗的德文版分四册行世。次年,福斯在魏玛,而德语翻译大师维兰德已经开始和他大唱反调。当赫尔德邀请他阅读《伊利亚特》,维兰德回答说,福斯的翻译刻意“让人在场吟诵,人们必须用耳朵而非用眼睛去接触史诗”,至此为止因为魏玛大师之故,福斯的努力“付之东流”。所以,对于赫尔德和维兰德各自的力度而言,这个事件不啻是一次检验。赫尔德的权威判决将一切矫揉造作的指责和过分大胆的举证一扫而空:“……他认为是在亲自倾听荷马的吟诵。”[11]福斯也许所求不多,或者说,他只求一端:那就是希望获得歌德的赞许。

仅在次日,他这惟一的渴求就得到了满足。那天,他在歌德的官邸诵读《奥德赛》第五卷中关于风暴的段落和在瑙西卡历险的整个故事。“歌德来了,握着我的手,为我所翻译的《荷马史诗》深表感谢。”[12]获得如此喜人的成功,现在连维兰德也心服口服:“歌德不懂得维兰德为何不能欣赏我,事实上人们只有从我这里才能学到应当如何理解荷马……”也许,正是从他自己的成功中,福斯才获悉了《荷马史诗》吟唱者的处境。次年,有人提出两部史诗并非出自同一诗人之手,在展开驳难之时,福斯没有求助于文献学论证,而是利用诗人同作为其直接反馈者的公众之间的关系处境。

但是,我觉得一点也不难理解,一种奇特非凡的精神,从每一个别细节之中闪亮而出,尤其在希腊人之间,我们亦从他的诗篇里洞察无遗;这种精神专心致志地沉湎于令人崇敬的艺术,从每一次了然于心和充满同情的表演中回归自身,而更加光彩照人和更加自我亲近;这种精神最后还能够从如此纯粹的根芽里生长出如此伟大的艺术作品,并使之充满生机与活力。[13]

“毫无疑问,我们的公众时刻必须追随荷马。”福斯称之为“荷马的正当权威”(Rechfertigung seines Homer),而这在一次口头“表演”之中臻于功德圆满。如果想想福斯不得不勉为其难地面对的那些含糊评语和陈年旧说,那么,这次表演可能是非常成功的。1779年,他已经出版了两卷《奥德赛》译本,却被迫承认“他也许并非为当代公众而作”,结果仅仅是为了完成目前的工作而已。“如果一个民族对所有经典的诗篇报以冷漠,为什么还要为他们写作呢?”[14]用从事街头巡回演唱的戏子的话隐喻地表达自己的绝望,福斯说他料想“公众是如此微寡,以至于根本就付不起戏台与灯光所需的费用”。人们可以支付学习语法的费用,而“荷马却无人问津”;文献学的训练远远比提高人们欣赏能力的训练更受尊敬。“如果荷马活在今天,我相信埃纳斯蒂(Ernesti)和海纳(Heyne)可能同样对他嗤之以鼻,不是因为他沉湎于这种无聊之士的轻薄游戏,而是因为一种沽名钓誉的异想天开。”[15]1791年,尽管有关《伊利亚特》的论著在他之前就已经问世,他还是说这时代的公众不喜欢荷马,还是说这种普遍倾向同目标背道而驰:“但是首先,德国人必然变得越来越不讲政治,越来越没有哲学头脑,越来越缺乏早熟的智慧;否则的话,在不久的将来,那个鹤发童颜的老诗人就会常常光顾这个国度。”[16]

当然,史诗的起源并不等同于神话的起源;恰恰相反,作为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史诗的起源已经假设,以生活世界所提供的源始素材为基础,人们已经进行了一段漫长的神话创作(Arbeit des Mythos)。但是,即便故事和诗歌的传播空间越来越封闭,越来越仪式化,口头传播领域的选择与检验技术仍然不可能产生太大的差别。诗人竞赛制度清楚地显示了某些侧面,按照《游吟诗人荷马传奇》(Legende von Homer,dem fahrenden Sänger)一书的见解,诗人竞赛的高潮可能就是虚构的荷马与赫西俄德之争。

仅仅是在后来才被尊称为“荷马”,诗人梅勒西格尼斯(Melesigenes)这样描述他最初成功的情境:他在库马(Kyme)的时候,“到大厅里找到一块地方,老诗人就坐在那里,口中念念有词;他向听众吟诵他搜集的史诗,在往来对话过程中让他的听众感到快乐,从而大大地赢得了人们的景仰”。鉴于他的艺术令人怡情悦志,他便向他们建议说,“如果能给他提供生计,他就让他们的城邦名扬天下。”[17]但是,让城邦一举成名的许诺远远是不够的,城邦议事会拒绝给他提供活计。在弗卡伊亚(Phokaia),他又经历了诗人的另一种命运,他的作品被人盗取了。那个城市的学校教师为诗人免费提供食宿,条件是让他把成功的诗篇转化为书面形式。然后,学校教师逃之夭夭,携带着诗篇远走高飞,并试图将这些诗篇窃为己有,从而“名利双收”。

在荷马与赫西俄德之间的竞赛中,仲裁官将胜利的桂冠戴在了赫西俄德头上,其理由确乎令人着迷:“他解释说,荣誉必须归于那个激励我们勤勉耕种与和平劳动的诗人,而不能归于再现刀光剑影的诗人,这不仅公正,而且合情合理。”但是,在奥里斯(Aulis),惟有王者才能如此决断胜负,因为这就与含蓄地支持公众的决断截然对立。希腊人深知,参与竞赛的两个诗人必须生活在同一个时代,而这样的关键前提却一去不返了;但是,希腊人也认为,在奥里斯诗人对决中,所获得的可能“意蕴”已经成为一个譬如日月光景常新的神话,而这就足以牺牲历史的精确度而赋予神话以合法性了。[18]

只要文字无迹可求,就只有讲述陈年旧事;幸存下来的惟一可讲的故事,正是那些可以反复被讲述的故事,一直讲到它们落墨成文的时代降临。如果缪斯真的像赫西俄德所说的那样做了,如果他们果真赐予了名望,那么,后来许多人就不仅模仿诗人的技巧,而且还仿效了他精心选择的素材。游吟诗人主动积极地参与大型庆典和地方崇拜仪式,正是在这样一些场合,蕴含着丰富关系潜能的素材第一次呈现出变为事件的机缘;这个事实就已经确立了诸神故事的神话所呈现的特有语境关系。诗人与公众,谁也无法完全脱离对方,只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keiner von beiden konnte sich das dem anderen ganz Ungemässe leisten)。

当荣誉过度而证明名望日增,某些诗人自然也会变成有能力并且有欲望进行笔耕的人。初听上去,这好像是一种姗姗来迟的“经世之道”(Oekonomismus),但更准确地说,此乃“词语的进化论”,“词竞天择,菁者生存”(ein Stück Darwinismus der Verbalität)是也。这是一个不断制序化和仪式化以增进抗变能力的过程,目光向后者无法理解这一切,它们令人感动又令人窒息,但人们却几乎再也不知道它们源自何处,所指何意。它们所暗示的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是被发明的,因而我们根本就无法赋予其理性基础——因为它们无需理性基础。在此,一再发生的,就不仅是每一次表演和每一次吟诵所呼吁的“从头开始”(Da capo!),正像儿童的最低恳求:“把您昨天讲给我听的故事再讲给我听听!”这种恳求的涵义是,孩子发现这个故事是可以在每个夜晚重新讲述的。因为,诗人所提供的不只是纯粹的娱乐与消遣,而且还有对整个宇宙的承诺与对和谐的保障(Zusicherung und Bekräftigung)。

宇宙起源和诸神起源谱系的主题,作为一种呼唤宇宙稳定感的方式,而进入了游吟诗人的咏唱之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于宇宙稳定感的最沉重的威胁潜藏在杳渺的远古时代,而统治世界的神祇已经克服了他的危境。他以怀柔策略统治世界,而部分地放弃了从前的独断专行。缪斯为宇宙稳定感的获得而弹冠相庆,诗人们的作品则企图直接慰藉人们,使他们获得一种安详宁静的世界感。赫西俄德的《神谱》所述说的不是太古时代,而是时代之间转瞬即逝的过渡,以及在往后权力巩固的时代对太古之初的超越与征服。

故此,卡西尔的学说可能是值得质疑的。他认为,“神话性”的真正性质“最初被揭示的时刻,就是它作为本源存在者而出现的时刻”。“神话存在物的一切神圣性(Heiligkeit)终归要追溯至本源的神圣性,并非直接相关于它被所予的内容(Inhalt des Gegebenen),而是直接相关于它的来源(Herkunft)……”[19]他的这种学说是正确的吗?问题在于,这种“本源性”是否等同于经受进化选择的内容与形式呢?是否等同于和时间的耗散过程相抗衡的持久耐力呢?因此,并不是由于某种内容“被强行后推,而进入了遥远的时代”,“被置于过去的深渊”,从而使之获得了神话性;而是由于它们历经时间的耗散而不失稳定感。卡西尔说,“时间乃是第一位的本源形式的精神正当性(Rechtfertigung)。”这个命题无疑完全正确,但是必须以一种不同于卡西尔的方式来阐释这一论断。不然的话,尚未被发掘出来的每一位“俄相”,都可能分享同一种源自纯粹时间转运的正当性了。

我们可能将一种太古的行迹或一种内涵的状态指证为源始,但这丝毫无法平定内在的焦虑。反之,恰恰是通过漫长的时间来验证内容,才能赋予神话以源始性,这种性质归属于本源,归属于太古时代与我们全部可能的体验之间的直接关系。何以会如此呢?因为,在时间之中被彻底消磨和模糊了的东西,只有作为一种自我强化印象的能力之结果,才能幸存下去,绵延开来。[20]当然,我们相信,那种已经具有或已经有能力保护那些绝不可能被创造出来的东西的明证性,并以为这种明证性就是开端,但这容易忽略那种仍然可能被冠以源始之名的东西,可能只是开端之存在的一种依稀渺远的“残余”而已。抗拒时间作用和指向“无时间的永恒”,二者之间界限模糊,而几乎归属于形而上的无思无虑。我们何等快意地发现,那些传流给我们,并与我们同在的东西,也就是货真价实的一切,恰如真理本身一样,它们就是“旷古的真理”。但是,只有那种杳渺无稽和绵延不息的素材,以及它们对时间耗散的顽强抵御,才使它们臻于不朽的境界。

仅仅是通过如此这般的限定和重构,我们才能赞同卡西尔,同他一起将神话概念与效果消融在理性解释的问题之中:“往事本无‘因’,为万事之‘因’(Die Vergangenheit selbst hat kein‘Warum’mehr:sie ist das Warum der Dinge)。神话时代不同于历史时代;就神话时代而言,有一个绝对的过去,它无需解释,同时也经不起任何一种解释。”举凡一切再度神话化的努力,都激发了一种渴望,即发现早期历史上臆想的意义及其令人神往的性质,但因万物本源的初始条件无法重演,这么一些努力屡试屡败,而且还将继续被挫败。如果相信想像一定能够一挥而就,完成进化过程曾经在无数漫长的暗夜独一无二地完成的选择使命,那么,这么一种信念实在是一种幻想。而后代神话学家要我们相信,古代诗人乃是神祇优选出来并赋予其特殊使命的结果,这也同样是一种幻想。为什么一度发生的事情不能通过思想者或诗人而重演呢?

这是理性驱动下所产生的一种幻想。理性孕育着这么一个观念,即在无限可能性的地平线内可以发生自由的变换,惟一的限制在于摆脱矛盾对立的条件。1968年5月,巴黎墙头的标语宣告:而今想像力应该专政!这就直接地清楚地启示审美理想主义的后裔,此为万般差异、一切更好的担保。谁也无需讯问,谁也不容讯问,想像力必须提供什么,以及已经提供过什么。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颠倒了波德莱尔(Baudelaire)“想像创世”的命题,而断定想像根本没法完成创世的使命。否定法则的大家手笔全然是偶然的逻辑环节,因为这么一种可能缺少否定的思想却具有最低限度的可能性。由于否定的暴动,全部理性都不堪一击而自我开启,在一切给定的情况下,我们都必须考虑到它的非存在,它的总体差异。

文学类型的“乌托邦”,尽管勉为其难地承认了它的贫瘠,却不失为一个例证。它表明,孜孜不倦地追求以及顽强地穿越那一为否定所创造的开端,想像究竟何去何从。在这个领域,我们最好抛却举证的负担,而继续“担当”起对它的责任。《否定辩证法》的作者[21],怀着足够的理智,运用一种超理论方法,为这种仍然有所“担当”的思想赋予一种肯定的价值,而这是一切负有责任的思想(des geschuldeten Denkens)的本质特征。在他看来,贫困的想像力,常常有辱使命,这只不过表明,在其历史的处境中,在异想天开的威权下,想像力的所作所为,无非是巩固了现存状况(des Bestehenden)而已。因此,想像力必须消极等待而非主动期待否定的成功。只要现存状况的障碍被清除,一个新天新地,一个整体王国,就会在否定之否定的进程之中成功地投射到历史,发挥创造性的作用。这就产生了一种为哲学命题所特有的精致的不可证伪性,而这种哲学命题常常容易被误认为就是真理。

我们在经验上所发现的存在者(不仅包括有机世界的存在者),均可根据其形态和行为方式之中出乎意表的物质丰富性而显示出它们的独特性,并同想像的成就相对立。想像本无所谓创造力:在调节存在、解释世界、生命形式、分门别类、出土文物以及残像余迹之类的方式与过程之中,由种族志和文化人类学所收集起来的一切,均非想像创造的产物。举凡这一切,都是长期以来发生作用的选择过程的产物,因此,同机械的进化论相比,它使自然形式本身获得了令人惊讶的复杂性和可信度。一切美学理论都不相信,想像还能创造人类制序历史之中发展出来的一切。同火成论(Vulkanität)相比[22],进化的水成论(Neptunität)总是抢占先机,而唯心主义的美学则期待想像,因为正是想像塑造了火成论最低限度的可能性。所以,“师法自然”,在美学上并无大错,它还把神话素材的典律包容在其规范领域之中。自明的神话可能“以自然为样”出现,并以其有效性模式与自然同一。

为了说明它们的强大效力,乌托邦与神话常常容易为人们对举论说,但二者之间却并无对称可言。神话依然可能是一种“制序”[23];即便它并没有出现在源自埃及学,以及宗教仪式的叙述性解释的模式所描述的方式之中,亦复如此。只要被迫去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此乃家常便饭),一切制序都会产生偶然性,但神话拒绝偶然之时却强化了对偶然的嫌恶;甚至,在每一道狙击怀疑的屏障上,这种神话还在持续地为制序的合法性提供理由,至少也可以说,它持续地许诺这些合法性理由。因此,对于“启蒙”的一切历史形态而言,神话与其说是一种重负(eine Last),还不如说是一种嘉奖(ein Schatz)。这当然不是说,我们仍然可能难脱窠臼,以为启蒙责难神话,将神话当做典型的偏见体系。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人们总是努力去克服那些对于未知者和无名者的焦虑,所以神话与启蒙花开并蒂,命运相随,虽然不难理解,却总是羞于承认。

这么一种骑墙观望的姿态,却不乏理由:一切观念体系都无法被给予理性根基;而当它自己提出要服从某些同样不可能被给予理性根基的东西之时,它就不仅变得可疑,而且会成为新的焦虑中心。极而言之,恰恰不为合乎理性,它方能合乎理性。可是,作为表现这种环境的手段,神话可能遭遇太多的风险,因为其实用的蕴涵却不可能是明白无误的。即便可能,我们也没有理由使神话“登堂入室”(einführen)。但另一方面,当理性不承认毫无理性根基的东西亦有合理性,当理性相信自己能够担待理性化过程的欣快幻觉,它就非常容易沉湎于毁灭意志之中。笛卡儿相信,要理性地建设一座城池,最好的办法是将旧的城池夷为废墟。甚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亦无法为这种理性前景提供足够的理据。有那么一些时刻,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结果,却在漫不经意之间被毁了,奉上了牺牲的祭坛。而被一种赤诚的忠心所坚守和传递,而免于一切反思的东西,都变成了怨恨之根源,而被弃之如敝屣。无论如何,我们不必因循守旧,认为“致命”毁灭的要求,以及对终极理性基础的要求,必然招致举证的负担(Beweislasten)。如果人们没有像它们所断言和所要求的那样,实在地接受和严肃地担待这些举证的负担,那么它们就再也没有为存在的理智运动在这个过程中可能的收获留下任何余地。因而,在漫长时间内神话常量的选择事实上为我们行为“试错”(trial and error)的冒险构成了可能性条件。

至于要为从一开始就假定或者至少是一开始就接受的理性建立一个基础,则存在着一种非常过分的立场,以至于仅有那些以职业为使命,或者自命志业而有所担待的人,才有能力担当此命。但是,如果启蒙让思想惟凭每一个人自在自为地思考这一事实而得以合法化,那么,惟一被排斥在人类指派行为的能力之外的,就只有思想本身了。从这里亦可得出相反的看法:我们每一个人都避免不了,而且必须纯粹自在自为地完成的使命,却不一定是一种“无限的使命”。事实上,这一使命与自为思想家所希望控制的生命有限性之羸弱形式之间,存在着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

理性是不能派定的,因而它必须顺应我们存在的这一基本条件。此乃那些必须简单地接受的确定性进入世界的缺口。毫无疑问,在合理性所提供的保护之中,这是一道严重的裂口;但是,如果封闭这个裂口的代价是把全体自为的思想(das Selbstdenken aller)交给凤毛麟角的职业先锋思想家,让他们作为代理人“为全体而自为地思考”,那么,为了避免付出这么一种惨痛的代价,就应该在这一环节上直接面对一切危险。哲学必须牢记,生命与思想水火难容,这种二律背反同源自母腹的合理性内在要求生死相依,须臾不可分离。(https://www.daowen.com)

达尔文主义形态学却不可能细致地发掘出化石及其同时代的有机体在适应消逝既久的环境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尽管特性与性征的源始功能即选择优势无法得到详尽的证明,但这一理论的有效性却并未因此而削弱。即使作为一种结果的形式而具有不可解释的奇特性,它仍然是经过了漫长时代而得到了证实的东西,作为无数回合的竞争之结果而得到了提纯,而且至少也不至于立刻步入穷途末路,不至于作为一种强制义务发生作用而损害生命的成功。如果神话凝固为一种具有持久活力的形象,凝固为一种肖像常量,而从一种类似于进化的机制得到了解释,那么,神话不是反反复复地堕落,再三地陷于声名狼藉的处境么?

将这种理论运用于人类,从一开始就引发了重重疑虑。因为,我们不仅要说明如何在人类与动物世界确立亲缘关系,而且尤其要说明是否可能将一个解释性的命题转化为一个实用的合法化原理,用以解释个体行为与社会行为,这么一个原理就被命名为“社会达尔文主义”(Sozialdarwinismus)。但是,这就已经误入歧途,其错误恰恰在于对选择概念作出了一种狭隘的解释,而仅仅把它囿限在生物学解释的功能性上了。当我们在使用像“人的发展”这样一个非常容易操控的概念时,上述情形就立即出现了。一个根本不容争议的命题是,决定人类创造与发展的诸种要素恰恰随着进化的成功而成为多余而无用的东西了,而这个命题充分地证明了诸如“人的发展”之类概念的模糊性。而源自进化机制的有机系统,则首先是以幻影肉体(einen Phantomleib)之类的东西同进化机制相抗衡,从而避免进化机制的压力,最后发展为人类。幻影肉体就是他的文化领域,他的制序领域,以及他的神话领域。

如果我们说,人类文化的发展经过了几千年的时光,那么这就不啻含蓄地认为,选择条件对于作为一个物质系统的人类已经是鞭长莫及,而不复有什么影响,因为人类已经知道如何让他的造物和工具而非他自己服从于适应过程与天演大法。我们栖身其中的世界不再是一个达尔文主义的世界,而越来越多的理论和技术则在主观上被转换为达尔文主义的世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只适合于理论与技术,而不适合于其创造者。人类文化构成了一条前沿阵线,人类通过神话景观而遭遇自然,并同日益黯淡的自然至高权力相对峙,而自然界限已经远远地超出了肉体的前沿而伸展。在这条前沿阵线上,选择行为对于人类的肉体与灵魂的作用已经中断了。惟有一种蓄意挫败自己,而无法从遗传学和历史学角度回溯既往的思维方式,才能否定这一标准所认可的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客观进步。甚至在最为宽泛的意义上,对于制序的决断论[24]解释也只不过反映了晚近的和几乎是暂时发现的一种偶然性而已。至于这种偶然性,据说理性的一切努力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将它迅速提升。非历史性乃是一种平息竞争的机会主义策略,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

毫无疑问,一部独一无二的“近期”历史,比如1789年之后、1918年之后,甚至1945年之后的历史,其伪装形式中就充斥着这种非历史性。因为无论依然以什么可能形式存在,历史也还是一个物竞天择的过程。为了承认这一事实,我们无需否认,在物竞天择所造成的客观化系统中可能存在着紊乱,而恰恰是这些紊乱伤及了进化过程的总体结果。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历史过程中局部系统趋向于孤立与独立;科学与技术作为不可避免的专业化之后果,而双双从生命连续体之中分离出来,其历史也就成为这一进程的典范。因此,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技术优化过程和选择所固定的行为模式与思想结构之间。

可是,即便“优选”这个概念绝不会要求普遍适用于一个共时态的复杂选择过程,它还是为合理性自我宣称的举证的负担确立了一种分配原则。至少应该说,这种论证逻辑断言,因为长期以来某些东西早已被毫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了,因此再也无法被接受。但这种逻辑却根本没有时常被赋予它们的合理可信度。“制序化”这个名字所涵盖的,首当其冲的就是分配举证的负担。哪里有制序,理性基础问题就自然不太紧迫,举证的负担就完全落到了那些反对制序分配规则的人头上。

从本源论上解释神话初看起来如此明确,并永远假设神话业已行进在通往科学的道路上,承认神话是太古时代理性的伟绩,但要赋予这一论点以正当性,就必须在本源意义上以特别的方式对种种问题作出回答,而非以说书的方式含蓄地拒绝那些问题。如果说,这种解释可能让人忘却提出问题的过程,那么它就势必个别地对最高秩序提出本质的要求,而这一切就再也不是我们通过审察选择过程之结果所能理解的了。选择机制本质上属于这么一种机制:它的结果并没有解释它们在生活中的实用性;相反,它还利用“源始形态”的自明性,掩盖这种实用功能,阻碍那些本来只打算考虑现实再现物的人们去作出任何解释。

选择世界解释,决断生活形式,一切都已经水到渠成,功德圆满。这个事实便构成了占有一段历史的环境氛围。通过文献记录和原始资料的成文性要求,就不只是解释了历史学在人类发展过程之中何以姗姗来迟。史学肇兴之时,基本审判程序业已结束,申诉权力的最后期限已经超过,各式各样的法律文书已经被束之高阁。举证的负担就落到了要求重新开庭审理的人头上,比如说,落到了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的米利都派原始哲人头上;他们宣称,万物充满了神性(es sei alles voll von Göttern),但这必须是说万物自足而无需外在充实。如果有人认为,这一状况构成了无聊与不安之源,他就会渴望一种理论上的虚幻作为,同时断言不是依据事物的这种多元性,而是依据作为其来源的单一元素,万物才归于一体,但直到那时这单一元素才被命名为“俄刻阿诺斯”(Okeanos)。作出这个断言或者接受这个断言的人,却无需知道他自己可能开启了怎样的一种理论创造的连锁反应。直到这个系列后期阶段,我们终于可以修改米利都哲人的断言,说而今万物充满了学理(es sei nun alles voll von Theorien)。当然,理论显然具有一种独特的发展和走向成功的过程,颇不同于意义的孕育和型构(Prägnanzbildung)的过程;尽管如此,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还是提出了“范式转换”(Paradigma-wechsels)概念,将心理学发现的“格式塔转换”改造为理论历史,从而为理论历史提供了一种充满了争议的隐喻:理论的历史类似于神话之中诸神的前后相继,改朝换代。

卡西尔也把来自格式塔心理学的“象征形式”概念发展为一套范畴系统,从而就可能将神话理解为一种知觉形式、思想形式和生命形式。恰恰只有通过表现的现象,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通过赋予“表现—直观以相对于事物—直观的优先地位”,人们才近乎真正地把握神话直观。[25]事物直观易于达至明晰性,因此而为理论立场铺开了道路。反之,表现的实在性却必然引起歧义性(Vieldeutigkeit),即同一时刻同一事物具有多种意义。这就是“格式塔转换”,库恩尝试用这个概念来把握理论范式的变化。卡西尔认为,这就是神话的变形范畴所假设的前提:“众型可互化,万物乃互生”(Jedes Gebilde kann sich in das andere wandeln;alles kann aus allem werden)。可是世界在每一种场合下所展示的面目,又取决于作为世界自我展示对象的个人情志状态。因此,除非以主体性交流的方式,即通过说书的行为,他就不可能在主体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主动地参与其中。在此,卡西尔的理论缺少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说,他没有告诉我们,主体性基本形式何以还在历史中广为流布。神话被授予的可能特权,确实既非学理,亦非前科学的客观性;而同一切染色情感的表现经验相比,如遭遇“瞬息神”(Augenblicksgott)[26]而惊讶万分的典型经验相比,恰恰是一种主体间交流性,在形式上更接近于同客观性相随的流布过程。卡西尔等人执着于一种神话起源论,然而却真正疏漏了神话接受的环境:已经流传到我们手上的神话素材与神话模式的整个库藏都经过了接受主体的检验,已经为选择机制所“优化”了。

卡西尔对神话的流布问题了无兴趣,而一味执着于神话起源问题和起源的性质。其理由恰恰在于,他从终点回到起点(terminus ad quem),从终点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的。神话作为一种整饬世界经验的方式,一方面在原则上同科学与艺术比肩而立,无分高下,不能因为科学与艺术而剥夺神话的价值,另一方面在历史上又以科学与艺术为归依,因此神话就构成了一个时代的确定特征,历史哲学必然将一种初始状态归之于这个时代。神话的起源仅仅说明了,当这个时代偃旗息鼓之时,首先可能出现什么东西。虽然人们一致肯定象征形式的体系具有独立的品格,但卡西尔还是认为,它还是那些已经被超越了的东西。毫无疑问,它确实被超越了,因为它自在地指向了经验和成功的秩序,其地位的放弃与历史的终结都必定存在于这一秩序当中。存在着一套终极的象征形式;以此为前提,神话“范畴”的反复再现就不在考虑之列,或者必须将它们视为美学的“年代差池”。[27]与之相反,我的观点是,为了将神话的本质当做伟业丰功来把握,我们就必须从起点推向终点(terminus a quo),从起点的视角来描述神话。因此,远离而非接近就是用于分析神话功能的标准。不仅不可能,而且或许就不是一种“象征形式”,而是“一种真正的形式”才能规定那一未规定者。

这一看似抽象的命题必须在人类学上而非在认知论上来理解。从起源观之,“形式”是自我持存于世界和求取稳定性的手段。只要他从井井有条的处境下脱身而出,而其行为又为环境所限,灵长动物就必须对付征兆的失灵及其行为的复杂决定要素,对付那种不确定性。这一不确定性,是指他不明白:自己的实在性构成要素对他究竟意味着(bedeuten[28])什么?同严肃意义(Bedeutungen)的衰微趋势顶逆,它开始知其不可为而为的努力,而建构“意蕴”(Bedeutsamkeiten)。也许,发现并且见证同一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轮回,乃是人类接近周遭稳靠环境的最初途径,而同作为一种纯粹至上权力的实在外观相对立。但另一方面,也有一种观点将人们面对神秘与恐惧现象而作出的语音/语言的惊呼看做众神之名的起源,也许人们仍然可以通过词源学了解这样的起源。一些研究更多地聚焦于迷狂体验特征,而另一些研究则更多地聚焦于形式化过程,而在二者之间的抉择也许并不重要。我个人以为,重要的是,为了避免即刻惨遭再次灭绝而遗珠沧海,这种微不足道的发现或创造(Erfindung)都必须传流。[29]

如果我们能够在重复当中发现(gefunden)可靠性,那么同样也可以在重复的可能性形式当中将它创造出来(erfunden)。即使这种同理论相连的经验根本不可能被建构在因果论解释的重复性上,却依然无法阻止重复以及可重复物质的生产在起源论意义上的殊途同归,完成了同一使命。每一种命名都被慷慨接受,每一套命名系统所产生的结果都明显地消除了各自的偶然性,每一个故事都述说了这些命名的承担者,及其被赋予的特殊品格。所有这一切都在不确定性的迷暗背景下增加了确定性。认清我们的行动究竟依靠于谁,永远都是一种安全策略。如果我们一定要从这一前提推论出“人之起源时刻,全无生物安全感”,那么,就可以认为这种安全策略对于生命大有裨益,而由之构成的策略体系则几乎同人类自身一样古老。

谈到命名之接受,康德的《实用人类学》中有一条注释很值得作一番认真考究。康德在其中所表达的论点,既没有落入柏拉图《克拉底鲁篇》中反讽地批评的命名实在论的窠臼,也没有沾染语言神秘主义;相反,康德承认一个命名可能具有一种特殊性:“我首先追寻隐于命名之下的秘密,因为并非任何一个新词都能马上流布,除非它特别得体。”[30]命名得体,其重要性可能从这样的事实当中得以证实:尽管需要紧迫,而且贫乏经验覆盖极广,但在整个技术革新领域,得体的命名常常还没有普遍涌现。譬如说,亲爱的电视观众尚身受尴尬之苦,而录音磁带却已经从冗长的电磁录音技术之中成功地脱颖而出了。

人类自我持存何以能功德圆满?这个问题几乎还是悬而未决的。因为它作为主体动因而自我呈现,合乎理性地设立万物,在这个程度上恰恰就是在一切主张得以实现之前,它首先就作为收回成命的权威而自我呈现。身为这么一种权威,哲学才体现了同神话的决裂。但我们一定不能认为,这种决裂在开端之处或者在初始之时就大功告成。“万物由水而生”,这个命题确实别开生面,但同“万物傍依于海(Okeanos)”相比,它却未见得多么高明。万物本源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惟一的差别在于:当今令人着迷的仅仅是一系列没完没了地分列的问题账单。从根本上说,哲学同神话的决裂对当今具有历史意义。仅仅在被延宕了数千年后,人们才能承认那种假想的对立原则取得了胜利,而只有在此之后,哲学与神话分道扬镳才有历史意义。换句话说,正是因为它本身就作为意义而存在,它才能取得这种历史意义。为了研究之便而规定一个自为对象的理性,本身就变成了它所规定的理性原则。通过同神话分道扬镳,逻各斯得以降生于世。为了再次从对手那里解放出来,理性就不可避免地自相矛盾。令人遗憾的是,还没有人充分地认识到这个事实的重要性。

我们仍然可以体会到,康德在发现这一事实之时是何等地惊讶。在总结《纯粹理性批判》时,康德就“纯粹理性原理”写下了如下文字:“但是,这种理性的根本使命乃是为其他一切行为预先立下陈规;如果它本身切实需要这种陈规的话,这种理性显然是够奇怪的;事实上,它又已经避免了这种怯懦卑微,仅仅是因为就其庄重外观和现存地位而言,任何人都不能轻易地怀疑它是一种无聊的游戏。”[31]这种情形在如此晚近的时代再次降临到古老理性头上,再次揭示了我们的时间境域所遭到的歪曲。同时,它又质疑了这么一个理性概念:仅靠同前此存在之一切的最终对立起来,理性即可永远自我支撑。

理性必须保持在经验的地平线内,康德的这项要求隶属于一条原则,这条原则是随着存在论真理本归上帝的经院哲学概念一起被发现,并到现时代而传流给人类的,它断言一宗事物的真理仅仅只有真理的创造者才能认识,而且也仅仅是因为他创造了它,真理才成其为真理。在一种机械论世界图景映照下,这一点无比清楚:一种机械装置的发明者理所当然就是机械论理论家,而举世无匹。但是,一切权威都是如此吗?以这么一种方式来获得历史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只需查明意图和领悟都属于创造真理以及帮助创造真理的人,即可万事大吉么?正是通过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提问,被名之曰“解释学”而且直接对立于现代真理原则的立场就被确立起来了。这么一种立场给予创造的真实性以一种潜能,而任何一位创造者,不论不仅事实上而且在可能性上是否对此潜能浑然无察,彻底地被创造者否认和丧失掉,只有通过接受、批评和解释活动,这种潜能方可被发掘出来,重见天日。在此,浪漫主义的悖论近在目前,因为只有“批评家”才被授权去处理作品的意义与真理,同时安排给盲目的创造者以一种心明眼亮和无比完美的角色。

因而,在天才层次之下,可能存在着一类新型精英,他们专司批评和解释。近观其质,则知这类精英根本不是“接受”作品的公众,而是那些创造“作品”的内在动力要素,至于说他们属何种类,则无关紧要。马特斯拉诺(Matteo Mattesilano)[32]宣称:“精神永远比言辞强大(Semper mens est potentior quam sint verba)。”这条法律泛化解释的引导原则主宰着这类精英。通过拷问作者的批评家,而非通过审查作者的意图,我们就可能写出一部作品的接受史(Rezeptionsgeschichte),但事实证明这是一种幻觉,根本就不能真正到达作品之现实或假想的受众,即读者。而且,即便它或许能实际地作用于读者的“趣味判断”,它仍然无法尽其可能地在读者身上实现作品预期的影响:影响读者的体验或快乐。

最终,一切被我们视为作品“历史影响”之晴雨表的东西,无非只是作品存活的纯粹标志;这个简单事实表明,作品并未随着被遗忘的芸芸大众而烟消云散。我们提议,对于一本特别的书,或者一个特殊的戏剧节,应该在评论家所散布并由版本和演出的最终统计结果所支持的褒扬与贬抑之间进行对比。这项建议并未贬低批评的功能。这项建议只不过是一种警示,意在防止过分高估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n),视之为把握体验或经验方面的可能有效的手段。

神话学造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优势,我们只需处置存活者贫瘠稀薄的库藏即可。神话的发明者几乎同样难以接近,不可像讯问一些可能的专家那样地讯问他们;而我十分谨慎,对他们不以批评家相称,因为他们也可能是一些参加竞赛的游吟诗人、一些裁判员、宗教崇拜庆典的组织者,以及其他一些担负责任的人士。根据维纳福尔(E.Vinaver)和莱希纳(J.Rychner)的著作,耀斯力避古典与浪漫的美学范畴去研究古老的传奇叙事,而关注这么一种事实:由于那些作品于我们杳渺难求,口头传播依然在这些作品的形成过程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而我们可以说这种口头传播的诗篇带有诸多即兴创作要素,因而总是处在“流变不息”(fliessenden Ueberlieferung)的过程中。耀斯指出,在《列那狐传奇》当中,“反复重现的中心内容,即狮子开庭审判之日的寓言,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不下于八次”。这一“令人侧目的现象”着实让他惊讶;若不假定在杳渺难求的源始文本当中曾经有过一连串的“破败变体”(verderbten Varianten),仅凭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就根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耀斯想到了中世纪的读者,在他们眼里这些文本变体可能作为“一系列连续过程”呈现出来,“尽管只是靠连续的模仿,他们总是能够发展出一种新的刺激要素”。[33]同我们对进入书写时代之前的早期希腊史诗所作的必要假设相反,在中世纪史诗里书写文化对变易与选择过程的影响甚巨,它不仅将偶然性携入本源迷失的变体固定化过程中,而且还遮蔽了主题与变奏之间关系的倒转;而这种倒转的原因则在于,人们总是倾向于“从头开始”(Da capo!),因而影响持续不断。

落墨成文与流传后世,二者“相依为命”(begleitenden),因而中世纪史诗理论家面对着迥异其趣的源始素材的布局样式。他无须纯然地猜测,何者被决定为遗忘与存活的结果,也不必像神话学家那般,把这种结果看做创造力展示的未知选项的总和。

[1]谢林:《神话哲学》(1856),Ⅰ,第482页。

[2]转引自E.B.泰勒(E.B.Tylor):《原始文化》(1871,1958年纽约再版),Ⅰ,第16页:“持存者是为习惯力量所延续而转化为一种新型社会状态的诸种过程、习惯、观点之类的总称,而这显然不同于他们土生土长的源始状态……”关于这个概念,参见J.Stagl:《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München,1974),第41页。《自然之女》,Ⅴ,第7页,见《歌德全集》,卷Ⅵ,第401—402页。

[3]“archaic”应该在希腊语本源的意义上去理解,它指称着一种同始源与开端相联系的意义。

[4]见弗洛伊德1897年10月15日致弗里斯的信,载于《精神分析学说的起源》,第193页。该段引文已经在论述“意蕴”生成的语境中出现过了,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三章,第100页注释。

[5]参见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序》(Divinae Institutiones),Ⅱ,10,5:“De hac hominis fictione poetae quoque,quamvis corrupte,tamen non aliter tradiderunt.Namque,hominem de luto a Prometheo factum esse,dixerunt.Res eos non fefellit,sed nomen artificis.”

[6]同上书,10,6:“Nullas enim litteras veritatis attigerant...veritas a vulgo solet veriis sermonibus dissipata corrumpi,nullo non addente aliquid ad id,quod audierant,carminibus suis comprehenderunt.”

[7]塔西陀:《日耳曼尼亚》,2,2:“Celebrant carminibus antiquis,quod unum apud illos memoriae et annalium genus est,Tuistonem deum terra editum et filium Mannum originem gentis conditoresque...”扬森(J.Janssen):《弗里德里希·利奥波特致施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弗莱堡,1877年,Ⅰ,第70—71页:“歌德不仅是一位天才,而且还真正有一颗善意的心。但是,我滞留魏玛时期的某一天,他对我谈起那些‘巨大精灵’甚至拒不服从永恒启示的基督教真理,这时有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施托尔贝格将歌德神魔化了。1780年,歌德作于1777年7月17日并由其妹托管的一首四行诗初次发表,之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确知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无限的神祇,将一切全都赐予深爱他们的人。”曾经被认为已经沧海遗珠的手稿重现于耶鲁图书馆,我们知道施托尔贝格将它读成了现代诗;原文应该是:“众神赐予万物。”(武尔皮乌斯[W.Vulpius],参见《歌德研究会年鉴》,29,1976年,第280—281页)在这里,歌德谈论的是一个遥远的神话时代。

[8]威廉·格林1811年6月18日于卡塞尔致歌德的书信,见曼德尔柯编:《格林一歌德通信集》,Ⅱ,第88页。1776年5月8日克洛普施托克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58页。又见1776年5月21日歌德致克洛普施托克的信:“关于这个话题,〔我〕再也无话可说!”(《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25页)1776年5月29日克洛普施托克致歌德的信:“友谊诚可贵,但是你太不珍惜,没有认可我的友谊的证据。”(《致歌德书》,卷Ⅰ,第59页)

[9]《奥德赛》,Ⅺ,第373—376行。1777年12月10—11日在托尔夫豪斯和克劳斯塔尔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83页。1778年8月5日致默尔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99—400页。1778年12月10日下午2时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409页。关于歌德登山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参见布鲁门伯格:《理论好奇心的历程》(Der Prozeβ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法兰克福,1973年,第142—144页。

[10]《奥德赛》,ⅩⅩⅢ,第306—309行。1780年9月21日自奥斯特海姆(前鲁昂)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30页;并见梅耶:《歌德》,斯图加特,1967年,第263页。

[11]“福斯与妻书”,1794年6月5日于魏玛,参见《书信集》,Ⅱ,第386—387页。格莱姆的话,参见歌德的转述,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110—111页。

[12]“福斯与妻书”,1794年6月6日于魏玛,歌德收藏室仅存福斯翻译的《荷马史诗》第2版(1802年)和第4版(1814年)。维兰德《致灵魂》:“……无人问及,此乃何人?/我们一眼看出,非他莫属!……在上帝的世界/凡夫俗子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现身在我们面前……”(载《德国水星杂志》[Teutscher Merkur],1776年1月号)维兰德并不同意将这篇诗作收入他的选集。在他看来,歌德确实富有神性:因而,他在描述格尔斯腾贝格(Heinrich Wilhelm von Gerstenberg)的悲剧《乌果里诺》(Ugolino,1768)时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此剧实乃神力铸成”。这一说法已经非常接近于《普罗米修斯》颂诗了。丹麦外交官舍恩博恩伯爵(Graf von Schönborn)致格尔斯腾贝格(他也是一名丹麦民政官员)的一封信(1773年10月11日)记载了这件事,同时包含着这样一条消息:歌德正在“异常轻松地”创作一部名为《普罗米修斯》的戏剧,他还给舍恩博恩伯爵朗读了两场戏,其中“有非常精彩的源出自然深处的华美段落”(《歌德全集》,卷ⅩⅫ,第39—40页)。

[13]福斯1795年11月17日于欧廷致沃尔夫的书信,见《书信集》,Ⅱ,第229—230页。

[14]福斯1779年10月8日致内兄博伊艾的书信,见《书信集》,Ⅲ,第一部分,第145—146页。

[15]“福斯与子书”,1780年3月,见《书信集》,Ⅲ,第一部分,第147—148页。

[16]福斯1791年9月26日于欧廷致格莱姆的书信,见《书信集》,Ⅱ,第297—298页。

[17]沙德瓦尔特:《游吟诗人荷马传奇:一部古希腊民间故事》(Legende wn Homer,dem fahrenden Sänger.Ein altgriechisches Volksbuch.Leipzig,1942),第16、20、44页(该段和下一段中的引文在阿特柔斯版[苏黎世和斯图加特,1959年版]中的对应页码为第12、15、33页——译注):“在那些时光,声誉是多么令人钦羡啊!”翻译者一面评说,一面感叹,述说着这些游吟诗人的生存方式,并继续指出:“这些歌手和颂诗者们……从师徒相续和代代相传的歌曲和叙曲的宝库当中挑拣出素材,用十分规范和预先确定的方式吟诵歌唱。”大大小小的领主和王侯都拥有定居于所辖境内的游吟诗人,还从海外招募他们,组成大大小小的群体,“善待他们如同对待一些令人尊敬的职业人士,如预言者、医生、建筑大师等等。”(同上书,第53页)

[18]尼采认为“荷马一赫西俄德竞赛”是智者精神的产物,并把它归在高尔吉亚斯(Gorgias)的学生阿尔基达马斯(Alkidamas)的名下(见《尼采全集》,Musarion-Ausg.1920,Ⅱ,第160—181页)。这一观点可能不正确,但对于这位(1871年)青年古典学者未来世界观的形成,这仍然是出彩的一笔。特别是因为,包含着悲剧意蕴的希腊名言——“最好是不要出生”,在竞赛当中对于荷马回答赫西俄德的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沙德瓦尔特:《荷马传奇》,第46页);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类赛事对于奥里斯王享受节日狂欢气息是多么无足轻重,那么,这样的希腊名言可能已经构成了决定性要素。这条格言足以让整个氛围同《荷马史诗》的素材格格不入吗?从神话角度看,这句格言同宙斯的审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相称的生灵活着而没有尊严。但宙斯以这种审判来裁决普罗米修斯的反抗,而最后获胜的又是普罗米修斯。但是,这种情形非常适合于高尔吉亚斯的虚无主义:“万事皆空,但假如万事不空……”,这简直就是给小学生做的例句!可是,作为智者精神的父执,作为即兴演唱艺术的鼻祖,荷马能不能成为竞赛的失败者?或者,这是不是对胜利者只取悦于王侯而非公众的平庸陋见的公然蔑视?如果他果真就是高尔吉亚斯的学生,而且果真说过这样的格言,那么这必定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论德国建筑艺术》(1772年11月),见《歌德全集》,卷ⅩⅢ,第16—26页。

[19]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Berlin,1923—1929,第1版),Ⅱ,第130—131页。“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见《歌德全集》,卷Ⅳ,第122—126页。

[20]源始历史(Urgeschichte)永远是最接近于我们的历史,而且“其意义正在于以无时间的意义再现生命的意义”,恽格尔的这个精彩说法也是基于一种无知无觉的混淆,被时间所侵蚀的非存在和永恒的存在,二者浑然不分。(参见恽格尔:《园与街》[Gärten und Strassen.Berlin,1942],第78—79页,1940年1月14日)我们拥有了可以替代源始历史的故事,却丝毫未曾拥有源始历史本身;在一切可堪比照于历史素材的意义上,这些故事既在眼前又远在天边。前者无论以任何形式都不会成为后者的反题而离间(ausgespielt werden)后者,因为那些故事之中幸存的部分本身,就成为一种有时间可以考证的项目,而在本质上构成了神话研究史。

[21]即阿多诺。

[22]火成论与水成论是18世纪后半叶两种主要的地理学理论,前者主张岩石起源于火山爆发或者地火运行,而后者主张岩石源自海水。因而,火成论者可能断言,岩石生成于剧烈震荡不需要太长的时间;相比之下,水成论则认为岩石的生成要经过漫长的地质积淀。

[23]在这个语境下,以及本书后续的论述中,“制序”(institutions)取阿诺德·盖伦清楚地赋予的意义,参见他的论著《源始人类与晚期文化》(波恩,1956)。盖伦认为,“制序”是指人类直立行走而克服本能之后所共享的一系列知觉与行为模式,而同动物的本能相比,人类引导行动的本能贫乏得可怜。
institutions的拉丁词根“institutio”含有习俗、制度、规范、建制等意思,在此借用古汉语生造“制序”一词来翻译,以突出神话意蕴的庄严性,语出刘勰《文心雕龙·宗经》:“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布鲁门伯格说:“随着盖伦的‘制序专制主义’,人类学以某种方式回归到了社会契约论模式的起点。对于这种人类学的探讨尚未解决的问题是:这种命定的回归是否是不可避免的。”参见布鲁门伯格:“修辞学现实性的人类学探讨”,载《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性》(Anthropologische Annaherung an die Aktualitat der Rhetorik,In:Wirklichkeiten in denen wir leben.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1971,z.114—115)。在《神话研究》中,布鲁门伯格也谈到了“提坦众神”权力的“制序化”。

[24]决断主义,乃是由政治法学家卡尔·施米特生造出来的概念,主要被用来描述一种特殊的立场,即突出人类事务当中(至少在实践中)无法完全用合理论证所排除的纯粹决断要素。阿诺德·盖伦提出“人类学的”制序概念,也已经被人们描述为一种决断,因为他的制序(至少在部分上)是简单地接受的,而并没有完全具有理性依据与合法性。在这里,布鲁门伯格显然是说,对制序的决断论解释低估了它们所代表的客观进步。

[25]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Zur Logik der Kulturwissenschaften.Fünf Studien,Göteborg,1942,第1版;Darmstadt,1961,第2版),第40页。

[26]卡西尔对乌泽纳的理论情有独钟,且深受影响,“瞬息神”概念即源于乌泽纳。同功能特殊的最后人格神相比,“瞬息神”在起源上是先验的。关于这一点参见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以及乌泽纳的《论神名》。

[27]卡西尔的封笔之作,还十分具有反讽意味地冠之以《国家的神话》这个书名,这不啻是一种辛辣的嘲讽。梅耶:《歌德》,斯图加特,1967年,第22页。

[28]“bedeuten”这个德语词有多重含义,除了“意味”、“指称”之外,它还有“指向”、“命令”、“建议”、“指点迷津”等意思。同“denten”一致,它还有“指点”的含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Bedeutungen”就是合适行为的指标。

[29]《语言与神话》(Spracheund Mythos.Ein Beitrag zum Problem der Götternamen,Studien der Bibliothek Warburg 6,Leipzig,1925)是《象征形式的哲学》之一卷,其中卡西尔对神话作了一个精致的定义。即便如此,他也还是没有注意到神话的接受维度。该书的第2版以《象征概念的本质与功能》(Wesen und Wirkung des Symbolbegriffs.Darmstadt,1956)问世。1829年4月5日与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339—340页。

[30]参见《反思》(Reflexionen),Nr.932(Akademie-Ausg,15/1,第413页)。

[31]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A710,B738。

[32]Matteo Mattesilano,意大利中世纪后期的法学家。

[33]耀斯:《中世纪文学的古与今》(H.Robert Jauss,Alterität und Modernität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München,1977),第17页。耀斯对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次探讨,参见《中世纪动物诗歌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Tierdichtung.Tübingen,1959)。摘自苏雷特日记(1830年1月18日),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657页:Je lui ai dit qu'il s'y trouvait des passages de mémoires de Talleyrand où il était question de lui et de son entrevue avec Napoléon,cela l'a gait roug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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