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神话与艺术神话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章 基本神话与艺术神话

梅菲斯托菲尔斯在把众天使介绍给魔鬼时说:“他们也是魔鬼,不过是乔装打扮的魔鬼而已。”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1696行

人们反复努力,希望将我们以及其他文化圈内的那些千姿百态的神话还原为一个基本神话(Grundmythos),然后将这一基本神话确立为支配着神话渐渐展开和不断丰富的“始基”。这么一种还原程序基于如下假设:神话永恒不变的中心,作为常数也必然会引人回归,抵达神话的源始处境。这种踵实增华的边际变化能力源自后续累积的外来体系和剩余混合物所构成的环境领域。但是,始基神话决非最初神话。因此,这可能是一个补充的假设;只有对于那些根本就不相信令我们觉得兴味盎然的东西并不是源始神话这一假设的人,这一补充假设才有一种活生生的魅力。反之,在接受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和变形的神话,获得了那些不仅必须与历史相关而且还有能力与历史相关的能力的形式,只有这样的神话才值得作为研究的主题,但这么一种研究也发生在被神话改塑并倾向于“改造”神话的历史处境之中,顺应于这种历史的需要。

如果我们一厢情愿地以为,无须将它作为源始神话挑选出来就可以讨论一个基本神话,那么,神话的凝缩和巩固就必然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一个检验单位神话之中再也无法被废弃之内容的过程,在辨认这种内容的同时,又声称它作为形象所造就的境界。这一巩固过程越是成功,其结果也就越是牢不可破。

基本神话不是预先给予的东西,而是在终结之处仍见形迹的东西,是那种能够充满接受过程并满足期待的东西。我们对那些纯粹的文学现象一点也不陌生,恰恰是在这些单位神话当中,“历史上最成功”、最大胆和最武断的修改与扭曲才表现了其特殊的挑战意识。当他们绝对地修改那些神话主题的时候,卡夫卡、纪德能不顾普罗米修斯神话吗?我们能想像它们在某些时代会从我们的传统宝库之中销声匿迹吗?一个容易作出却并非毫无道理的回答是:“不可思议”。还有那么一些神话,禁止人们如奥尔弗斯和洛特的妻子那样,返身去理解某些确定的希望何以也能确定地实现;对于这么一些基本神话而言,上述情形一样真实。至于这种禁止返身理解无穷意味的禁令究竟都说明了什么,我们随即就能从人类学上予以解释:作为人类而存在,我们前额上的眼光使我们成为有大量“背骨”的生物,因而必须生活与这么一种处境之中,不仅有大部分现实存在于我们身后,而且还必须把某些东西留在我们身后。

同时,一如普罗米修斯和奥尔弗斯这些名字所示,根据假想之中给予问题以答案这一事实来解释和说明一个基本神话的意义,这必然是一个错误。然而,仍然必须依据它的圆满程度来评价一个基本神话:它越是根本,也就越有成为整体的能力。但这仅仅是说,它携带着属于其本身的暗示,而没有留下什么不可言喻的东西。不可言喻者,同不可追问者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整体的意味,仅仅是因为那些业已被放弃,也必须被放弃,以便我们能够获得科学知识而能为我们所知的东西。

科学依赖于废黜整体性诉求。在哲学中有如此之多的“世界概念”论说,而这恰恰是因为哲学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一个世界概念——哲学只能获得一种关于事物的观念,而这些事物不能拒绝理论知识规范,因此必须持续地被抑制在哲学之外。以一种包罗万象的世界概念为由而假定哲学可能有必要抛弃这种规范,或者认为它在某些场合下已经抛弃了这种规范,这两种想法都是轻浮无聊的。这简直是在同根本不存在的可能性作游戏——这是一种自以为是地处置封闭选择的机巧。以科学为由弃绝整体性,同放弃曾经被认为可能从整体性之中期待的真理一样,同放弃特殊的“缘由”问题一样,同放弃知识的直观品格(auf Anschaulichkeit)一样,都是非常关键的。但是,我们借以工作的却是一个由不可放弃的事物所构成的领域,这些事物在其强行指派的代理角色之中成为不可忽略的东西。

从人们用艺术的手法摹仿神话的性质的努力之中,可以充分地看到基本神话的特征。在这里,也就是说在“艺术神话”当中,发挥作用的可绝对不是纯粹的想像活动,而是基本模式的精心营造。如果说,用柏拉图的神话为例来阐明这一点,即指人们在一切场合都被认为是大地的产物,一如希腊人一致认为的那样,那么,用洞穴喻说所表达出来的这一对于养育人类最大潜能的想像性再现就得到了基本理念的支持,作为一种延伸而被建构为“基本神话”,而这一基本神话又可以被规范化为“来自大地而走向光明”。这里有“基本神话”和绝对隐喻的汇流。[1]

柏拉图以来,我斗胆指出,惟有尼采试图构设堪称精心构想的理论但用做哲学工具的基本神话。但是,尼采更多地凭借着对神圣化的神话进行大胆变更而展开自己的工作。他知道,对于一个从孩提时代就非常熟悉《圣经》失乐园神话基本轮廓的读者,他能期待什么,又能要求什么。在失乐园神话之中,诱惑者现身为蛇,而禁忌必须针对无害的果实,漫游在乐园的上帝充满了慈爱,允许人们的一切作为,而只禁止一件事;但是,这一慷慨大度的形象似乎因为相反的一种形象而显示出无限的荣耀,因为他后来变形为一个愤怒至极的立法者,他几乎禁止一切,只有非常少的一些事情才在允许之列。尼采一方面在《瞧,这个人!》(1888年)当中追思《善恶的彼岸》,将失乐园神话变成了一幕丑剧,另一方面也比他之前的许多寓言解释家更清楚地指出了失乐园神话包含着一种更高秩序的基本神话。

于是,当尼采暗示“提到神话”就是“以神学的方式”(而这恰恰是他“几乎没有”采用的方式)说话,也等于就是宣告他自己是一个“以神学的方式”说话的人。不留不可言喻的东西,对于他是赞成还是反对这一特殊描述,这一标准什么也没有说明;这种“再度居有”以一种前定轮廓的方法就赋予了其神话资格。

尼采指出,正是上帝本人“在他工作时日的最后时刻化身为蛇而隐身于知识树下:因此他从上帝的身份之中恢复过来了……”(原文本来就有省略)化身为蛇,他就不仅在完成创世之后稍事休息,而且他还变身为邪恶之罪。我们丝毫不用怀疑,按照灵知模式,他仅仅是自我呈现为世界之神。但是,在尼采这三个被省略而显得支离破碎的句子之中,表现了他关于神话的一个全然不同的原始意图:从自我身份之中恢复过来的上帝,在他所创造的极乐世界状态下看到了真正的诱惑——这就是静止终局和圆满世界的诱惑。第七个工作日的自我欣赏转化为对自己所造之物的厌倦,因为他终于理解了:这么一个圆满的终局不可能有未来,也不可能有历史。上帝的乐园是对历史的否定,其中凝聚着一个神明的厌倦。故而,上帝变身为魔鬼,以便推动世界向前运动,而这并非极乐世界无忧无虑的快乐结果,而是世界历史上的巨大改变:“他创造的万事万物太完美了……在所有的第七个工作日,上帝就要做一回魔鬼,而享受一段纯净轻松的闲暇时光。”[2](对于那些没有全面查阅这段文字的人而言,)这就是神话颠倒版本的整个文本,从这个文本来看,所谓“神学的”立场就具有反讽意味。

当我们开始从这个具有多重意义的简短神话之中直接读取断言时,我们自己就践踏歪曲了一些东西。可是,如果希望通过留下那些不可言说的东西来证明神话满足整体性标准的方式,那么这些歪曲就是不可避免的。神话让我们理解,现在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说,将来也绝对没有什么更多的东西可说——任凭哪种理论都不能也不敢断言的那些东西。乐园诱惑是上帝采取的计谋——他想给他的造物以历史性,他不想让人类世界马上停滞不前,他希望通过巨大的迂回之路将人类历史推向超人境界。上帝并不惋惜所创造的世界,反而为这个世界的完美程度感到悲哀,因为这个极乐世界已经必定成为末日,成为一切满足的缩影。原罪是一条诡计,古老的善恶对立在乐园之中一开始就仅仅是一个骗局,人类必定被困于这个陷阱,因为他相信这就是上帝压抑他们的秘密所在。可是,上帝的真正秘密在于:善,即使善就是他自己,也会让他感到厌烦。他的闲暇之日就是他缺席的伪装(说他伪装,是因为他毕竟化身为蛇躲在知识树下),即通过禁忌和许诺(二者都是同一本源的派生物)驱动人类进入他的世界历史。

这个艺术神话体现了尼采的全面怀疑:笛卡儿的“邪恶精灵”可能是最后权威。这种出现于现代性开端的对于主体的威胁,一种只是在表面上被处置了的危险,可能是任何一种论断都不能清除出去的危险;也许只能通过同最高真理的彻底决裂,才能克服这种危险。按照《圣经》上帝的形象,终归就没有对于人类的善意;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变形为蛇的上帝让人类认为,只有通过上帝的对手所布施的诱惑,他才失去了乐园之中的地位。上帝并没有对人类承认,这就是上帝本人的隐秘愿望,而这源自他对于被称为“乐园”的和睦存在方式感到厌倦。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的整体神话。它显示了惟有冷漠独对善/恶、真/假的人才能回避的形而上暴政——一种要求超人出场的暴政,因为只有超人才能回避这种暴政。神话已经就必须言说者言说了一切,按照尼采的观点,神话已经就世界、人类和历史言说了一切。在这三个句子之中,根本就没有留下任何没有言说的东西。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尼采主张作为一个神学家(Theologe)所讨论的整个恶意的范围,尽管他理所当然知道一个神话作者(Mythologe)之本质,那么,这种恶意的范围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随着从《圣经》人物系列之中清除最轻微的二元论标志而增大了:上帝本人,尽管仍然是伟大的创造者以及仁慈的乐园掌管者,但他充当了魔鬼的角色(Diabolos),成为邪恶的肇始者。他是全体之中的一员。但是,我们情不自禁地认为,他不仅利用了计谋,而且为了能够成为全体之中的一员,他还利用了变形术。为了取得蛇形,他自己显身为一个变形的上帝。

从我们的视野看来,神话变形范畴携带着对于一种被削弱的严肃性层次的厌恶情绪。基督教义学将道成肉身的上帝对立于缺乏连贯性的叙事变形,而假想上帝绝对确然地自我认同于人的本质与命运。从这么一种关键经验之中,后古典时代的欧洲终于了解到了实在论“严肃性”的构成要素,而这种经验就是道成肉身的教义。世界本身是否实际存在,它表面上向我们呈现为什么样子,以及拿什么来保证这种可能的存在?提出诸如此类的笛卡尔式问题就是我们自然可以理解的事情,即一个事关确定性的难题,只要我们可能假设通过(同样漫长的时代)所体验的教义并作为一种理论能力的收获物,即可得知这个难题贯穿了整个时代。无论如何,常常一再“持重于”新的(理论、实践和审美的)实在论,则是现代自我意识的构成部分。对于这些只是面带微笑地回答“时间”、“生命”和“死亡”词语的神话诸神,诗人最终不得不说:“他们严肃地倾听的词语,只有惟一的一个,那就是变形。”[3]

汉斯·约纳斯带着一种同作为宗教学(Religionswissenschaft)门类的神话学意图完全不同的方法论意图,将“基本神话”概念应用于作为晚古时代一种精神构造的灵知主义。在他看来,重要的并不是从多元的灵知主义神话之中将共同的和不可还原的特征作为范式神话离析出来,也不是要证明后世多元的神话具有一个本源的整体。他所谓的“自生、统一和基本的神话”就是既不可能被超越也不可能靠纯粹的偶然而取得具体形式的再现方式,用以再现那个他称为“灵知时代”的自我运思。基本神话是通过推测来达到的历史超验要素:“在灵知解释领域,多面的神话客观化追求一种综合原则。”[4]

因而,如约纳斯所考虑的那样,基本神话并不存在于文学历史之中。作为这些事实和例证,即那些可以实际地展示存在的神话或者准神话结构的基本构造图式,基本神话便成为意义建制的“动力原则”:“汉斯·约纳斯的灵知主义研究依赖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故把神话的基本谋划解释为典型的此在‘生存论’自我解释,这并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所以,那种自我呈现为一种可叙述的外部进程、世界成分以及充满了诸种形式的东西,就仅仅是历史地生活的人类于‘生存’之中自我理解的方式之一种投射而已。”

1945年之后,灵知主义文献的广泛发现有力地支持了约纳斯的研究。现在,这种研究还常常被延伸到了这么一种程度,以至于人们以历史哲学的口吻断言,即使根本就不存在像灵知主义之中那么明显地呈现出来的神话素材,也必定能为每一个时代构造出一种基本神话。这种想法充满了诱惑力,但它无法认出被发展为和渗透到灵知二元论之中的对于神话的一种例外倾向。在此,多样的故事之所以可能被述说,这特别是因为两股源始的权力,两个形而上学阵容,带着一切类型的策略与计谋彼此明争暗斗,人类的历史仅仅成为一种浮标,显示权力分配上的变化、部分连续过程的反复,以及历史转折和偶然事件的发生。二元论模式孕育了神话。正如现代二元论再建神话的努力在追溯既往的意义上创造了历史,而历史恰恰又是它们所解释的东西,灵知二元论也创造了多样的故事:现时世界状况在任何特定时代永远都是决定现实性的多维权力纷争整体过程的被期待的交叉部分。仅仅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才能被叙述为善恶各有代表的一个故事。

在这一严格的意义上,以二元论为开端的整个历史就可能会摧毁一切明确目标的可能性,因为我们永远必须正面应对可能的重复轮回;这种情形往往会激起对于拯救的忧虑,而不能消除这种忧虑。事实上,像其他一切形式的二元论一样,灵知主义的绝对性仅仅与开端和结局相关,而同目标与命数没有关系。而且否定原则也确实没有被消除,相反,这一原则通过占有从中夺得的战利品而被迫退位。决定这种结果的并非权力分配的变化,而是其慧黠占据了优势地位。

这就是为什么灵知主义的每一次回潮都包含着其支持者特别珍视的特权,那就是为了最后的目标而不择手段。因而我们可以讨论策略和双重策略,不择手段排除了一切相关于目标的选项,而目标之实现则对于审判那些服务于这一目标的人又是不可缺少的。构成这种情形的恰恰是这么一种环境:要想让目标成为明确的目标,惟一的条件是正在展开的过程实际达到或者可能达到最恶劣和最不堪忍受的状态,以至于在某些非常地道的组织中,灵知主义资源库里包含着人所共称的“原罪”的累积,并以此为推进现存世界迅速前行的方式,以至于证明这个世界在形而上学上是不可辩护的,因而极端地呼唤相反的原则。与此同时,我们可能坚持认为,道德称义和法律称信可能还没有成为面对善神或者异乡神而辩护个体的品质。

灵知主义的优势在于:它无需更加温和地将整个人类包括在伟大的决定性宇宙形而上学事件之中——这些宇宙事件以人类的名义发生而不通过人类发生。人类必须努力参与这些事件而不必让一个主体经历这些事件。

无论这些形象、举措、纠缠以及骗局如何荒唐,与一般二元论前提相对立,灵知主义神话都指向一种决定性事件,通过它来辩护一切为了产生这一事件而可能被策划出来的事件。在这一决定性事件之中,同等地位上对立权力存在的最后前提都消失了;否则,这个过程一定是无止境的,而它所达到的一切确定性都将转瞬即逝。这就足以证明,像摩尼教二元论一样,一种绝对的二元论在灵知主义的兴趣范围内不可能成为一种“拯救”的教义。一种更合适的二元论将涵括二元分立的“渊源”(genesis)。

一种基本神话的假说是由神话变体与名称以及灵知体系的联结和并列结构的过分丰富强加给我们的,而灵知体系被打上了戏仿赫西俄德的《神谱》的烙印。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说,认为所有这些都是以想像的方式再现同自我构想相联系的历史生活风格,以及再现那个自在地与古代世界分离并与其价值前提有所区别的世界,那么,在这种与前此世界的关系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一种引喻古代世界的必然性,以及用一种比辩护“更彻底”和更有辩护力量的方式再次陈述这一切的不可避免的挑战。因而,我们可以期待教会教义以一种对立与灵知主义对手但在世界上更可行的方式来进行自我塑造,仅仅因为它承认灵知主义所提出的难题。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教会教义就是灵知主义对立于古代世界并利用古代世界所提供的手段制度化从而维持生存的形式。

如果我们希望在方法上而且在实质上保持那种开放的可能性,即另外一些时代也可以使其历史存在本身的有效基本结构呈现在基本神话之中,并可以利用这个基本神话自我提供“意向的或者神话的或者别的对象化世界形象”,那么,这种情形并不自在地排斥其他系统的表达和断言。但是,在灵知主义那里,却必须持久地维持这么一种排外性立场。基本神话并没有预先框定即将普遍散播的派生素材。在贯穿宇宙的拯救之路上,在偶然性之中,它为这些派生素材配备了诸种功能。抽象要素现身为神圣体、放射物、永生者,以及似是而非的人物形象。哈纳克反对将马克安划为灵知主义者,因为他并没有参与沉思永生者和放射物,而且仅仅局限于阐明两个神的教义。但是,这个分析失落了决定性的特征。过分丰富的沉思默想只不过构成了灵知想像的自由空间;但是,从功能上讲,它们也构成了古代宇宙秩序解体之后的武断性以及宇宙缺乏约束力量所隐含的图景。

同时,随着这么一种自由经营的体系而来的是不断酿造的恶劣丑闻,因而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对于这种丑闻的教义上的谴责。虽然在公元144年马克安在罗马被革除教会的时代这些丑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谴责却与日俱增。随着教义生成的历史行程,在此我们事实上也发现,这些概念常常挤上了引人注目的地位,而众多学派与教派,以及众多的形象与偶像,众多的人格化形象,统统进入了更高层次的严格定义,导致了彼此区分的内容之间的互相竞争。中世纪经院哲学在这条道路上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成了它自己的漫画像,从而名不副实,成为滥用的名称。

教会击败了灵知主义,从中我们可能推测在想像活动和概念思想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从这么一种关系之中,我们又可以进一步推论,产生了形象的假想的严格性永远只是概念无能的一种表现而已。因而,它可能是世界历史概念性劳作(Arbeit des Begriffs)[5]本身的初阶,而后者则可能是那种控制着名称、形象和仪式的意图的最后实现。这不仅是一种阐释学的谬误,而且还是一种在历史之中产生了实际效果的阐释活动。

与灵知主义分道扬镳,那些专心研究教义形成过程的人获得了两种主要的手段之一,借此即可理解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可能呈现隐喻和明喻,为概念规定性铺开道路,以便第一次能在教会信条和教会会议的决定之中找到摆脱了形象的语言。而这种情形应该同马克安的如下主张相提并论:寓言形式乃是“异乡神”宣谕教义的所固有的言语形式。在宣告这一命题的同时,他公然向他的注释者设置了难题,即他首先就宣告《路加福音》中的浪子寓言是无效的,但哈纳克却最后认定浪子寓言只有在对观福音文本之中才是“新颖独特的”,即这个寓言决不可能出自希腊先驱者的手笔。但是,在这么一个错误地归之于路加,实际上却出自保罗手笔的独特文本里面,马克安却不能宽容这么一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讲述了浪子异乡归来,而坚持认为浪子真正的家园总在异邦。我们应该明白(而这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引用这个故事的缘由),马克安为何要努力持驻在明喻之内,以及他为何蔑视以寓意解经方法来规避这个主题的行为,甚至以明喻来保护他心目之中的原始文献的独一无二的证据。

人们借以把握教义形成过程的第二种方式是仅仅把这些断言理解为对诸种问题的回答,而“问题一回答”所形成的储备库又始终如一地被看做一种理想的宇宙境界。古代哲学的诸种命意必定早已将这些回答涵括其中,这些回答(当然)不得要领,但毕竟毫无歧义地相关于问题的储备库。新答案所用的语言又必然与对问题的说明相关(而这种说明乃是预先完成了的)。教义形成过程不仅取代了故事,而且还含蓄地拒绝了故事,因为故事不可能是对于问题的有效回答,而且其约束力量必然是十分可疑的,不适合于作为教义概念而服从于信仰的涵义。

因此,基督教神学的教义形成过程首先出于一种恐惧,即害怕同以形象为依托的神话取向有染,这么一种教义化过程就产生了一种与《圣经》语言全然不同的语言。它通过传承(直到中世纪盛期尚未完成的)古代形而上学而达到了其教义的严谨一致,而这构成了教义结构之中的源始价值。教义之“接受过程”使其可能令人信服地说明,在教会的宣教之中,对于人类永恒的基本问题已经给出了答案,同时灵知主义者的夸夸其谈则只不过表现了一种颠倒错乱和一败涂地的努力而已——我们不妨说,它蔽于回答而困于问题。

托恩顿·维尔德(Thornton Wilder)回忆说,他的朋友格尔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临终时刻首先就追问:“什么是问题?”在一阵沉默之后,又问:“什么是问题?”如此关注于个人的焦虑反映了我们必须反复考量和艰难解释的历史现象。正如启蒙思想家指出神话无非是给人类对于自然的好奇心的紧迫问题所提供的不合适答案,对于早期基督教的自我解释而言,灵魂及其拯救的故事所提出的问题也已经“给定”并趋向于永恒。这就使之可能提出这样的要求:正如这些问题必然已经被提出,它们也必须被回答。

这恰恰就颠倒了历史上实际发生的事件。问题只能出现在特殊的时刻,即完美的想像作品以及断言受到了一种压力,要求它们必须与某些正在接受回答、证实、承认和指导的东西相关联。作为一个被吸纳于教义之中的问题,教义后来所发现的原罪将这么一个事实具体化了,那就是救赎事件必须真正救赎。个体末世论的全面展开亦复如此,仿佛这种末世论就是对于个体灵魂的命运以及主宰着这一命运的正义问题的回答。

所有这些都只不过是将一种“渐渐还原的”论说方式运用于神话储备库之后遗留下来的剩余物而已。对于往后那些经过了哲学熏陶的注释者而言,问题似乎就跨越了人类意识的历史,不断地被提出,并永远不断地尝试给出答案,这些答案又总是不得要领,因此永远必须由对于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取而代之。教义似乎是对这种替代过程的辩护,并以一种由特殊神圣权能绝对地确立的书面形式将某些东西落实下来。这个过程只有通过建制化才能完成,这又表明神话对于建制充满了何等敌意。马克安计划的弱点在于,他没有能力评价将神性二分为创世神和救世神这一神话的深刻韵味,而这一神话本身就有一种对立于他自己的意图的潜能,他自己的意图是以保罗和托名路加的作品所构成的简约经书为基础来组建官方教会。

我们在此有意点到为止的那些故事并没有被讲述,原因在于不是为了回答问题,而是为了驱除那些不安与不满,早在那些问题能够自我形成伊始,它们就必定存在着。防止恐惧情感和飘忽意识,已经意味着不允许什么惊醒了恐惧情感,什么激起了飘忽意识的问题出现或获得具体形式。与此相联系,我们毕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的自我意识就作为一种不可称量的要素进入其中,而这些问题在制度化的环境下不能被回避,也不能作为无法无天的主题被蔑视,而且在现代科学的氛围中亦不能被转交给尚未发生的进步。我们已经习惯于理论领域职业化的“游戏规则”,它们同时也提升了那些只能发明问题的人,更彻底地增进了那些仅仅对答案吹毛求疵的人,甚至还改造了那些怀藏伦理主张,以此来批评一切假想回答的内在意图的人。带着一种表达着欢乐与痛苦的神态而主动接受批评,便成为一种职业化的能力,正如虽败犹荣曾经是所谓优秀选手的一分义务。而这么一些义务恰恰是神话所闻所未闻的,所以我们在这儿讨论它们乃是十分必要的。

神话和教义的精神构架之间的断裂过程还没有完结。我们还必须记住,正像无时不在的证据那样,神秘主义作为现实性概念之最确定的运用,亦被铭刻在盲目启明或者盲目冲突的隐喻之中。[6]以这种语言来描述的极端经验形式,在可能的确定性领域内代表了与怀疑主义绝然对立的一个极端,这种经验形式的确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根据普罗提诺的沉思,这种极端经验形式还是与神话的“规范进程”紧密相关,作为宇宙行动而在宇宙进化的阶段上运转。除非借助于否定方法,神秘主义绝对不能自我呈现为对于系统框架的犯上作乱。无法描述其超自然的天赋,神秘主义为了夸耀这种非凡的才能,就必须借助于这种系统框架。

思辨的神秘主义(spekulative Mystik)这一流俗的概念包含着一个矛盾。当神秘主义者谈到他们所遭遇的现实之时,他们压根儿就不需要展开沉思;可是,谈论神秘经验的可能显然就是这么一些人士的思想牵挂:他们在现实中没有体验到这种神秘,却认为神秘经验是不可缺少的,资此以描述为保罗《圣经》所证实的那种极端处境,即不可抗拒地强化纯粹的信仰,使之达到确定性程度,以此来预言一切信徒的终末状态。

在神秘主义和神话之间,共同存在的东西是拒绝它所追寻、给予和回答问题的暗示。如约纳斯所言,神话学的灵知主义也必须主动适应问题与答案关系的固定程式,因为灵知主义的精神环境给它打上了基督教护教学和教义学成功的烙印,而这些学说又受到了哲学的熏陶,以至于遭到了来自于它们所挑战的教会和教会信条的反弹。因而,它们丰盈的神话作品至少在追溯既往的意义上还是主动地适应了人类基本问题系统,而关涉着人的起源和未来、人的本质和潜能、人的幸福与灾难、人在此生此世和来生来世的命运。

与教义学说的冲突直接诱发了约纳斯所说的“基本神话之二度理性化”。正是这个二度理性化第一次把神话复合体与基本问题典律联系起来。公元3世纪左右,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门特(Der Alexandriner Clemens)改造了瓦伦廷变种灵知主义的核心教义。瓦伦廷与克莱门特持守一个共同的假设:人类的拯救不是通过特殊行动或者特殊仪式来完成的,而是以一种“知识”(Erkenntnis)形式来完成的。灵知主义者的诺言不是说每一个人都会发现真理,每一个人都会被提供授予恩宠的誓言;而是说每一个人的记忆都会被唤醒,而去追思一段沦为遗忘的故事,而同时启示一种以异样的光亮照彻世界的知识。这就使我们能够按照克莱门特改造过的版本来领悟瓦伦廷灵知主义理性化的核心问题:“让我们自由的是知识,即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将成为什么,我们在哪里,我们被抛向哪里,我们去往哪里,我们何以得到拯救,以及什么是出生,什么是再生。”[7]我们立刻就能了解到,这并不是瓦伦廷的神话所直接回答的问题库。正如莱昂的爱任纽(Irenaeus von Lyon)所转述的那样,瓦伦廷神话本来应该被记述下来。但是这就构成了灵知主义者得以自我规定为拥有灵知的特殊参照系统。

如果我们希望用这些问题在历史的那个时刻所意味的方式来理解它,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到“我们何以(póthen)得到拯救”这个短语的歧义性。它必定不是说我们从何处得到拯救(das Wovon der Erlösung),而可能也表明我们从什么之中得到拯救(deren Woraus)。因此,它可能是指马克安所说的创世者的微型牢房(cellula creatoris),即这个创世之神所创造的宇宙。而今这个宇宙确实已经成为邪恶汇聚之所,因为它源于宇宙君主或者世界之王(Kosmokrator)的软弱和邪恶,但也正是因此它和人类的责任感仍然毫无瓜葛。只有通过一种反灵知主义的神正论,这种责任感方可成为世界邪恶的本源,故此也作为我们“从中”得到拯救的惟一场所。这个表达式的三重含义不仅偏爱这么一种解释,甚至还使这么一种解释成为可能——按照这种解释,问题—答案相关于拯救者所源之地,而这又间接相关于他取得权威之地。如果说,像约纳斯一样,我们宁肯选择将这个短语解释为空间上的“所出之物”,那么我们就会将宇宙空间及其方位(即它的内在性和外在性)的神话图式纳入到二度理性化过程之中。[8]但在我看来,如果真的这么做,那就无法理解这种特殊的理性化过程必须显示的内容,也就是说,无法理解灵知主义神话学包含着对那些极端普遍的同时又独立于其想像框架的问题的答案,因为它们可能完全不依赖于回答曾经所凭借的素材而得以表述——换句话说,它们可能让一个当代人也相信这些神话能令自己感动。

如果我们指望这个体系能够提供一种拯救必须从何物给人以自由的信息,那么,这个问题(依据这个问题在那些必将被说服的人们之间普遍接受的情况)可能还没有牵涉这么一种神话表达方式——按照这种方式拯救才是完全的,正是因为它是把人们从这个世界之中直接引领出来。这个被人为地凸显出来的问题只有通过回答才必然得以超然于一种可能降临在异邦人命运之上的知识,对于这些外在者而言,这种知识又必将是作为一个“已然属于他自己”的问题而提出来的:宇宙必将毁灭,如若宇宙不毁灭,那么对于作为非宇宙的精粹的人类,对于能够获得拯救的存在者,就一定可能从宇宙之中得到自由。

二度理性化被包含在西奥多托(Theodotos)的命题之中,它不仅“通过一整套多元性的灵知神话和灵知思辨(为表达灵知主义的本源领域)提供了一种可靠的导引”,而且为可能而且必要的三重“再度占有”提供了立场构架。故此,假若这还不够展示历史上先于灵知神话学的诸种问题,它也势必展示了为这种神话学所尖锐地呈现出来,但存而未决的问题意识,因为这种神话学内部充满了过度的叙述矛盾,而且随着罗马教会教义学的规训而渐渐灭绝了。在此,基本神话被还原为一个近乎抽象的命题,但它并没有随着它所归属的时代烟消云散;反之,它还不断地激励往后的时代来满足那种不费力气地提出的需要。我已经提到了神正论问题,而这项灵知主义遗产,以及被打上了灵知主义烙印的“颠转”(Umbesetzung)[9]地位构架的努力,事实上就封存于神正论之中。让我们看看奥古斯丁论说自由意志,述说克服生命灵知阶段的著作吧!他的作品不仅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人在支持灵知主义的创世神时身负何等重担,以及这种信仰转换的结果又付出了何等代价,而且向我们展示了道德自由概念也随着这种生命的负担一起首次出现了。

尽管灵知主义是最不含糊的非道德世界观之典型,但上述转换还是如期发生了。它根本就不需要自由概念,因为代替内在主体善恶决断,它提供了一种宇宙竞争观念。如果在宇宙竞争中存而不决的恰恰是落在世界权力的控制之下并受到迷惑影响的善性构成,那么从二元论的角度看这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插曲而已。与拯救之中人类利益相关,宇宙程序仅仅是一场以人类为中心的交易,但这种交易的可信度决定了转换事件是否能够发生,招魂符令是否抵达人类。这是因为神话包含着一个非神话的内核,正如生存于世的人类包含着一种非世界的能源储备,归根到底无需教导,只需唤醒,只需排除欺骗,只需自我发现。这就可能解除这种神话的神秘意味,仅仅因为它拥有前存在的形式遗迹。是什么赋予灵知过程以神秘化的倾向呢?显然是这么一种事实:它几乎完全是事件,只有最低限度的义理内容,但却不妨碍人们对它进行猜想:它可能被解神话化。在关于《新约》的论著之中,布尔特曼不仅认为可能,而且还着手解神秘化,直抵“福音传道”的核心教义,而这种被他条分缕析地离析出来的东西,并非某些时时刻刻和所到之处都可能和神话紧密相关的东西,反之,却是同晚古时代灵知主义世界观相适应的东西。

这一事件的终极品质之最典雅和最简明的表达,就是《约翰福音》的“我就是”(Egō eimi),而这个表达的内容是不可能被转化为概念的。[10]“我就是[他]”,这么一个说法首先就假定一个在世之人因此而说到了最大的危险和最高的期待,而在这一时刻就完全足以表明:现在时候到了。他忘记了自己来自何方,但降临在他身上的符令却绝对不是通告他已经失落了什么以及可能赢得什么;相反,降临到他身上并压倒了他的符令,仅仅是那一声徒有形式的呼唤,这声呼唤调动了世间万物,宛若四时运转,百物自生。“醒醒!这个声音对我们呼喊。”[11](Wachet auf,ruft uns die Stimme...)这个声音究竟呼喊什么却一点也不重要。基本神话要求我们理解的,就只有这声呼唤是必要的,或者只有这声呼唤才是必须期待的。

因此不妨说,基本神话占据了一个特殊的地位。确切地说,基本神话位于我们所来与所往、实在存在与应该存在、沉沦与上升之间,处在这些对称结构的中枢轴心上。基本神话让这么一种特殊地位的重要性变得可以理解,但在功能上却并非绝对必要。“灵知”不仅已经给这种特殊的知识(gnōsis)命名,而且还与纯粹的信仰(pistis)对立可能构成其信徒别具一格的状态。但这么一种“知识”却不能等同于神话机制的认知范围,因为它必须帮助那些已经参与到拯救之中的人们随之而互相理解。参与拯救,更多地是一个事件,而不是一道灵见。后来人们丝毫也不考虑其内涵,而一概称为“觉醒”,而这个事件就是它的等价物:某种类似于行动的东西,对人生在世的处境高度敏感,对人的异乡性高度敏感,以及对人们要求摆脱这种处境的渴望高度敏感,直到最后,对创造无差异境界的需要高度敏感。

这种立场症候群假设了一种强烈的生命情感,感到一种对拯救的渴望,感到宇宙丧失了方向,感到方向应该就是和谐的秩序。“我就是[他]”,这么一个空虚的形式语句成了应付这种处境之惟一合适的方式,正如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经典感叹——“哦,我在这里”。这一处境也可以叫做“弥赛亚处境”,它并不以为谁会到来(后基督时代信徒的惊喜),以及谁习惯于教义的恒定性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相反,不同的名字被持久地用在弥赛亚形象身上。弥赛亚降临的时刻是独一无二的:“你就是将要来临的那一位,还是我们必须等待别人?”以询问者和被询问者为中心展开的弥赛亚主义地平线预先规定了问题的答案:“我就是[他]”。这就解释了马克安《反论说》(Antitheseis)之开篇的狂喜呼喊,在这部作品之中,他严格地通过删除而简约了《圣经》文本:“哦,奇迹之中的奇迹、迷狂、权力与迷惑,关于《圣经》我们根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可想的,也根本没有什么可比的。”[12]

如果说,灵知主义基本神话把古代世界流射的宇宙转化成了而今只能作为苦难者之黑暗容器的东西,而其功能将是来自于这个容器外部的一切所无法穿透的,并以它的辉煌光照驱散那些被拘禁于内的苦难者的注意力,那么,作为呼唤回归这一符令之直接承担者,那个救世主就必须体验到纯粹现身于这个世界之时履行其使命的全部困难。甚至在灵知主义创世神形象汇聚起反对圣洁性和敌视拯救的能力之前,这个世界也已经被给定了一个作为容器的特性,充满了同上帝的救赎意志相对立的权力。所以,绝非偶然,马克安完全以保罗《圣经》为基础建立了近乎二元论的异乡神的神学,这个异乡神对立于《创世记》公正的上帝和律法的上帝。仅仅是因为这个最巨大的困难,保罗才能够坚持要把两个给予者等同起来:一个给予不可践行的律法,一个给予对于不可豁免罪孽的豁免权。将两个给予者等同起来的代价可能是要求那些破坏性的因素为矛盾重重的现象担负责任:管理世界的职员已经独立,而身份晦暗模糊的权势介入到灵性和魔性之间,而这些破坏性要素可能发源于但以理先知预言所昭示的民族神灵身上。

如果说,作为管理者和执行者,他们本来都是一次成功的创造活动的整体构成部分,那么,人类的堕落和天谴就必须向他们呈现这么一种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可能成为独一无二的权能无限的宇宙君王。凭借这些权能,保罗显然暗示说,他们对上帝救赎人类的计划一无所知,只是通过耶稣基督的救世行迹而了解到这一神圣计划。与这么一种对于神圣的无知旗鼓相当,同样可信的是主动地抵制更高权威对人类所怀的意图;否则,保罗就不可能说这些掌权者将“荣耀[13]之王”(Lord of doxa)当做自己的猎物,而且只有十字架上的死亡才颠覆了他们的权力。(确实,与终极目的相关,这仅仅是一次暂时的失败,否则千秋功罪,历史就不会留下来供人们反复评说。[14])

当马克安中断了保罗上帝的身份同一性的时候,他在逻辑上自有一致性。他把那种责任归还给“统治这个世界的神”,要求他对保罗对于邪恶掌权者所作的半信半疑的谴责负责。马克安的“异乡神”本来与人类毫无共同之处,因为人类彻头彻尾就是创世者的一件作品而已,同晚期灵知主义系统对立,他并未禀赋灵气来参与这个彼岸世界。因此,这个神怜悯人类,因为人类乃是深不可测的恩典的结果,乃是福音寓言借以刻画异乡的撒马利人的同一种同情心的结果——悲天悯人和乐善好施的情怀的结果。

异乡神给这个宇宙统治者提供了基督之死,而基督之死换取了一切拒不服从他的律法以及通过作为表达与律法分离的认信行为而宣告不服从律法的人们。这种给予的恩典表示此岸世界的一切都必须“光明磊落,合理合法”,而异乡神也必须尊重创世之神给予作为其创造物的人类以所有权(这种所有权依于世界标准)。与这种“纯正”的救赎紧密相关,在两神之争执当中,它不可能不产生这么一种现实:回眸往事,当拯救的使者将异教徒和罪孽深重的人从地狱里解放出来之后,他也必须使自己的受难与死亡显得像是一种纯粹的计谋,甚至是一种对于救赎交易的同伴的有意欺骗。独立于这种对于欺骗计谋的评价(而其依据则是灵知注意从神话中所学得的古代优异标准),在回答道德反题之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精通律法文字的博学之神是否也恰恰为契约文字的使用所欺骗?

更重要的是,神与神之间的缔约并非世界过程的最后结局。马克安的理论构想还包括了一种偶然历史的核心观念,也许这么一个核心观念特别富于欺骗技巧,这一观念就是:只要世界过程的关键事件事实上最后并没有成为终极决断,那它就强烈要求进一步的述说。恪守律法的人和准备信仰的人之间分道扬镳,最后只能发生在冥界;除此之外,历史必须延续,在马克安看来已经不言自明。

同样,通过展开复活事件,由马克安所确立的基督教义学幻影论,在[时间的]逆反方向上消除了耶稣基督生平的神话潜能。新神的信使出乎意料地“现身”于此岸世界,史无前例地在约旦河通过约翰而接受了洗礼。圣母领报,耶稣降生,以及基督的童年生活,都被排除在马克安根据《路加福音》而辨认并认为出自保罗的惟一一部福音书之外。照说本来可以预见这么一种严酷的教义终归不能有助于马克安教会的延续。而普通教会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唯实论解释以一种清楚明白而又坚定持久的方式同《路加福音》所叙述的耶稣童年故事联系在一起。一种亲近神话的理论表明,那种认定马克安腰斩《圣经》的非凡逻辑绝对无法弥补《圣经》之中耶稣童年生活场景的失落,显然不是十分明智的。在此,形象袒护了教义。更细致的研究显示,即使在幻影论的庇护下,耶稣基督童年生活的故事本来也可以遗留下来传之后世的——为什么它就不应该像他体面地死一样体面地生?但是,隐含在马克安二神对立的义理背后的是另外一个对立,这就是他倾心信仰的终极二元论:灵与肉对立的二元论。正是这种灵与肉的二元对立驱使马克安拒绝异乡神与复制机械论缔结任何一种契约。同时,基督教精神也正是因为这种二元对立而被剥夺了主宰形象世界的人物,即上帝之母这个形象。

迄今为止还不可能证明,在早期灵知宗教和晚期灵知宗教之间——马克安和马纳之间存在着联系。可是,这一点也不会削弱下述逻辑的严密性,根据这种逻辑,对宇宙及其创造者的贬低必定导致一种持续不断地自我超越的二元论。世界与拯救之神的意志之间的分离消除了那些保护着邪灵化的约束;但是,邪灵化越是滴水不透,对于一个拯救行为的承担者如何仍然可能出现在这个邪恶的世界并获得成功这一问题的进一步追问就越是紧迫。马克安的世界之神还没有变为恶魔本身,而仅仅是变成了妒忌暴君和卑贱小人的原型范本而已。但奥利金业已把救赎神话理解为一种暗示,即人类的获救必须向恶魔支付代价。而这将必然让先于拯救交易的初始情境变得更加阴森冷峻。对于是否应该用欺诈与恶意的手段来剪灭邪恶,我们仍然必须在道德上三思而行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基本神话如何预先范定了它的变化形态之存在范围。

欺诈是一个属于神话的概念。作为紧急出路(Notstand),它是否可能成为弱势群体的优势,却并非总是清楚的。灵知宗教将世界邪灵化,使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地位岌岌可危,陷入了紧迫状态。个人需要服从律法而总是无法服从,这么一个难解的保罗问题还不足以提供一个合理根据,以说明世界之神与立法者何以处处颁布计划以至于造成了伪善的僵局。问题仍然存在,灵知主义固有的欺诈功能是否以保罗《圣经》为始作俑者,以及自此以往它是否就被保留下来以便展开它的逻辑。统治者及其权力来自于启示教派,而启示教派自然为保罗逃避世界权力的思想铺开了背景,如果他们无从认出化身为人的耶稣基督,不承认耶稣基督对律法的谦卑顺从,从而将耶稣基督交付给了死亡的命运,但他的死亡反过来又颠覆了他们的权力,那么,他们对于那一出乎意料地被完成了的拯救计划的盲目无知尚且没有构成一个屈死于欺诈计谋的过程。[15]惟有这种盲目无知产生于“幻影论”,也就是说,产生于一种虚幻的幽灵,谈论欺诈行为才有意义。保罗《圣经》之中的耶稣基督自我降格,屈身人形,但他确实没有将人形当做一种欺诈工具,以便隐瞒他的本质存在以及他的来源。他不可避免地受难和死亡,以便共享人类的命运,并凭靠这种人类与耶稣基督的等同,人类也就能够分享他对死亡的征服,通过身份改变而共同被赦免罪孽。通过神秘死亡来逃避审判罪孽,这可能是一种超级技巧,但如果保罗并没有从主持审判的上帝和实施救赎的上帝之间合法的同一性之中推导出这一点,那这种超级技巧也将成为一种欺诈。但是,这就将这个闪闪烁烁地被暗示的故事转换为一种纯粹的文本,用以将浸礼的仪式叙述为神秘参与的行动。

救赎神话之起源名目繁多。耶稣之死如同亚当之罪一样,都堪称原型;但熟知后者人们也就能分享前者,而为了获得因信称义就无需其他。对于宇宙管理者的伤害最初并不在于中断了律法,而在于延缓了执行罪孽审判的可能性,因为并没有对那些因失落身份而再也无法被创造的罪人执行这种罪孽审判。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基督教漫长时间的自我再现与自我称义,那么,上帝化身为人类的血肉之躯,作为基督教的中心事件以及差不多是理所当然的事件,同样理所当然的还有经院哲学永恒预定上帝成人的观念,这一切都可能独立于人类历史的偶然机遇而得以思考和得以确立。但是,在基督教最初的几百年间,尚未决然断定这种令人欣慰的预言究竟可能具有什么样的核心内容。拯救信息的负载者取得了人的形体,起初却只是一种程式性的主题而已。在自然必须再度与连续不断的世界事件和谐一致之前,我们根本就无需考虑这种对人类天性的特殊疗治。早期末世论及其对于拯救的急切渴望,仅仅要求来自超越领域的干预行之有效,而不强求相关于人类自我理解的意蕴作出解释。

Curdeus homo,“上帝何以成人?”[16]这个问题之提出,本源地相关于对敌视上帝的权力的克服,而与给予人类的恩惠无关,与其说依赖于拯救负载者的“本性”,不如说依赖于他占有的全能权力。拯救负载者带着血肉面具,假装自己也归属于这个建立在他的苦难之上的世界,而降生于这个由邪灵庇护的世界。他确实是生于圣洁处女的母腹;但这处女已经有婚约在先,这就使得这个奇迹不甚了了;无论是对诱惑他的魔鬼,还是对审判他的法官,拯救者都对自己的身世守口如瓶,保护着这个神圣的秘密。亚历山大里亚的狄奥尼索斯(Dionys von Alexandrien),撒拉米斯的伊毗法纽斯(Epiphanius von Salamis),安菲罗切乌斯(Amphilochius)都毫不犹豫地把耶稣被捕入狱之前在橄榄山客西马尼园的死亡恐惧解释为一种捏造的插曲。因而,只要承认观福音传统之中个别的插曲与《圣经》之中同时存在的许多伪装具有整体联系,那么,统治者及其权力也就再也不会自我欺诈了,因为他们根本就无法理解这些现象及其目的;相反,他们只能是被欺骗,显然是因为他们已经估计到了对立面的权力。

同时,关于这个已经取得的或者马上会取得的胜利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结局呢?这种疑问也就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故此,就必须有更多的标记来显示人子的真实本质,而且这些标记必须合理地分布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之中。只要人们去寻求确定性,去担保这个个体生命纯粹的生与死,那种对于道成肉身的唯实论解释的冷漠也就渐渐地被淡化了。神人是否必然变形?有关如此的一切怀疑都是无法宽容的。作为保证人们拯救信念的源泉,人们必须尽量在拯救之神、世界权力,以及综合二者的创世之神之间保持平衡,但是这种平衡在竞争之中难以维持。

在《新约》对于拯救事件的描绘之中记载着原初情境的残余,但仅仅靠批评启蒙的《圣经》绝对无法理解这种原初情境。耶稣死而复活之时为什么就没有向整个世界现身?这就是在和塞尔苏斯(Celsus)进行争辩的时候奥利金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他已经具备回答这个问题的能力,但回答起来很是费力,也无法获得来自于《圣经》文本的支持。他说,耶稣只向少数人现身,而只有这为数不多的人才可能担当来自于天国的荣耀和已经变形的基督的光辉。面对同样的问题,赫尔曼·萨缪尔·莱马鲁斯(Hermann Samuel Reimarus)为这么一个不可理喻的问题大发雷霆:“我的老天爷?他真的从坟墓里活过来,还隐名埋姓地生活在高贵和荣耀之中吗?”他马上就将这个问题抽象化,以此来涵盖耶稣基督的整个生平:“他真的是来自天堂而不现身为来自天堂的人么?”[17]这种感叹虽然带有典型无神论风格的简约性,但还是包含了启蒙时代的一种普遍的倾向,那就是根本不理解拯救负载者的基本神话,这个拯救者必须自我隐逸于宇宙权力和势能,特别是不能提前将他自己的荣耀展现在整个世界面前。

我无法赞同灵知主义基本神话自发生长这么一个观念。保罗虽然根本不是神话制造者,但他仍然建立了神话图式的全部出发点。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无法遵循律法,法利赛人的这种基本经验并未构成如下整个猜测的理由:立法者本来就不会有意让人类正当称义成为可能。于是,这就为解释这么一种邪恶意志的意蕴敞开了完整的维度。灵知主义的基本神话想像地开启了这一背景,而且按照马克安所遵循的特殊逻辑,这一点又显然不会得出这么一个最终结论:惟有神民才属“异乡之客”。至少我们几乎是勉为其难地,甚至是违反天性地宣告,对于世界立法者和世界之神而言,人类属于“异乡之客”,或者至少也可以说在他们身上有某些不属于工匠世界,亦不属于由肉体与灵魂构成的造物的东西。在灵气的历史中,这种异乡性关系便展开为一次伟大的漂泊,其对称关系仍然超越了马克安的想像:回归的处境乃是由放逐的处境所预定的。

如果说,人为的“艺术神话”的发生与散播取决于世界与人类起源以及人类历史的二元论公理的发展——这么一个命题是正确的话,那么,马克安就绝对不可能是一位灵知主义神话学家。他只不过是通过粉碎创世之神、律法之神同慈爱之神、拯救之神之间的同一性,从而揭示了基督教不可避免地遭到二元论的瓦解。他只不过是从保罗给予他的教导之中得出了这么一种结论,而反过来又认为只有保罗才真正拥有来自于异乡神的启示。从这种脱节关系之中他所得到的就像是一则文献学资料:掌握了错误的经学见证,删除了整个《旧约》,甚至纯化了那些据说来自保罗一瞥天国的渺茫希望。

若说一套灵知系统的典型样态尚未在此初露端倪,究其原因,那就是因为律法的上帝也仍然是一位专司正义的神,但他执行正义的方式不仅表现了他的狭窄胸怀而且还体现了他的铁石心肠。但是,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马克安尚未超越这么一段历史讲述人类起源或者人类参赞化育的宇宙学故事。恩典与仁爱之神这一观念的生成给哈纳克造成了一种深刻的印象,而这恰恰缺少一个能够呈现异乡神借重人类即人类本源地参与神性王国的神话。马克安有所不知者,恰恰就是这一缺乏。他的异乡神眷顾人类事实上毫无道理可言。安德烈·纪德本来可能在一种“崇高无价的行为”(acte gratuit)当中找到最精美的证据。异乡人承负世界之神苦难造物的共孽,而对整个世界毫无原始兴趣,却以自己的名义进入这个世界,同世界的合法主人缔结一种冷漠的律法关系。为了支持赦罪,保罗早就提议了一种法律的虚构,但依然无济于催生马克安心目中的历史;纯粹的恩典像纯粹的正义一样,都没有建构可述说的故事。

“异乡神”从不施惠于人类——马克安的这么一种恩典观念拒绝发展为一段逻辑连贯的历史,这个事实一旦同他的教义之中的另一个薄弱环节关联起来,就更加容易理解。在对早期基督教体系施加强力整饬的过程中,人们必定感到需要把古老神民的命数同一种崭新的拯救教义联系起来。而在很早的时候,包含在诸种信条之中的一道“永坠地狱”(descensus ad inferos)的诫命就已经满足了这么一种需要。在《圣经》所载的耶稣基督的一切行传和苦难之外,这么一道诫命必须将发生在冥界的一段无形迹的故事当做一种添加的正义行为插入到他的死亡和复活之间。通过成功地造访地狱,心系《旧约》的教父以及忠于自然道德律的异教徒,都一揽子被囊括在(他们看来是)推迟的救赎计划之中。否则的话,拯救事件的偶然时日就会把历史的画面弄得面目全非,使之成为天理难容的不公。

当一种前所未有的生存品格被认为或者被暗示为特定时间点上的预定存在时,同这个难题类似的许多问题也就出现在历史之中。因此,现代启蒙难辞其咎:它关于理性所作的断言——启蒙理性仅仅是在一个晚近的时段,在一个历史的零点被确定之后才开始向人类投射启示的光亮——恐怕并不属实。而后,新的自我意识粉碎理性存在整体的最大部分,理性本身也随之被判定无能扫除黑暗与蒙昧,与启蒙谋划紧密相联,能否对理性报以信任也是大可怀疑的。莱辛(Lessing)的《论人类教育》标志着理念论历史哲学全部学说的第一阶段乃是一个整体神话,意在将启蒙时代与整个人类历史统一起来,而这一神话无论如何都不是主导的非理性的产物,而是力求将理性带向成熟的动力。

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仅仅是为了阐明“永坠地狱”这一神话的类比机制。这则神话斡旋于偶然的拯救时日与一切声言要从拯救行迹中得益的众人所秉承的难移品格之间,极力塑造二者之间的和谐。尽管在他的体系之中世界神和拯救神身份分裂为二,而且拯救神还自由地布施恩典,已经将内在体系对于它的压力约化为零,但马克安同样也无法不面对整合人类历史的要求。对于灵知基本神话的酝酿,他利用神话的所作所为,都具有高度的指示意义。

他无法自在地表现异乡神的行为合于正义法则的符节,他也根本就不希望通过引荐一种辅助的拯救形式来弱化信仰称义的排他性,因此他就不能不歪曲既存的神话模式。故而,冥界的居民绝不仅仅是跟从解救者穿过敞开的大门,而是必须正面地遭遇事关信仰的决断。在这件事情上,马克安也同样无所畏惧地捍卫自己严谨一致的逻辑。当耶稣进入冥界,惟有那些拒不服从世界神的律法和拒不接受创世者的正义的人才一眼就认出他来。当人们被获准认出异乡神的信史从而挑选出《圣经》历史上的反派角色——比如欺家弑兄的该隐,淫乱之国索多玛的居民,放弃甚至反对律法而苟且偷生的埃及人和一切异教徒,讲述这么一种故事就已经是非常典型的灵知主义神话了。马克安将既存的“永坠地狱”的故事化约为他自己的福音信息,而将自己的偏爱灌注其中,对异教徒与罪孽负载者,对迷途者和远离神圣者殷殷眷注——因为他们至少为“异乡神”的降临腾空了位置,却没有用迷误之神充占其间。

冥界仍然是宇宙君王的权威之构成部分,对于马克安驯良的神而言,向冥界渗透权力决不能被描述为暴力行动。毫无疑问他是要让这种渗透权力的行为严格地遵循律法规范,正如他所描述的赎罪交易:严格遵照他特有的正义与赎罪标准而和世界之神作交易,其必然的代价便是十字架上的死亡。但马克安抵制这么一种冷酷无情的理念:神子之死乃是可能为罪人而提供给圣父的完美至极的救赎。异乡神与世界神相对而立,却被认为威势无匹,其暴力行为的阙如则构成了一种最重要的标志,表明了马克安时代善恶二元在平等基础上对峙较量的世界基本神话尚未完全成型。

神话无须回答这么一些问题。在这些问题尖锐起来之前,神话虚构某些东西以便让这些问题不那么棘手。在亚美尼亚神话中,有柯尔布的伊兹尼克(Eznik von Kolb)反对异教的争辩,从这些争辩中我们得知:甚至在反对马克安的争辩当中也有一套举足轻重的逻辑论辩在发生效力,那就是说他要求异乡神使耶稣基督死而复活从而欺骗世界神。伊兹尼克记载了为马克安所颠倒了的“地狱神话”及其后续的发展。按照这一颠倒了的神话,耶稣基督第二次从天堂降临,自愿屈服于狂暴激怒的工匠,虽然造物者这回能感觉到耶稣基督的神圣,但他认为除了耶稣本人之外还有另一位神。据说耶稣基督当时对工匠说:“我们相持不下,除非根据你自己的律法又没有人能够在我们之间主持公道……难道你的律法上没有明文规定:放义人之血者自己终归也必须流血?”“是,我的律法是这么写的,”工匠回答说。然后他承认另一个神更正义,他自己罪该赴死,而且不能因为自己大量的生灵被盗窃而要求复仇。[18]不言而喻,历史上神话的进一步发展同马克安体系之中残留的朦胧情感紧密相关。哈纳克认为,大公教义(Catholicism)确实不是马克安的成就,只不过是马克安的成就所导致的后果而已。他说,大公教义被完全对立于异教,最后还对立于保罗。仅仅是为了反对这么一种天敌,《圣经》内容的经典化和教义的教条化才显得如此必要,并且本来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马克安蔑视和谐宇宙的创造者,试图保护神学和古代世界宇宙学之间的姻缘关系,并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手法创造了这种姻缘关系。

作为神学家,马克安形单影孑,使他成为危险人物。同时,有案可稽的是,有一则流传甚广的轶事,大致想证明在他的生命历程之中尚有一段所谓的“消极传教经历”。据爱任纽和尤瑟庇乌斯著作所记载,马克安可能遇到了最后一位在世的使徒,即士麦拿的波莱卡普(Polykarp),并向他请求“承认我们”。这就是在为他自己的教会申述使徒的权威。据说波莱卡普回答他:“是的,我承认你——你这撒旦的头生子。”值得注意的是,哈纳克还可能在严格的历史意义上对待这则轶事,以至于还要探索这次遭遇的具体情形,认为马克安怀揣着一份“可能得到小亚细亚教主最高当局的承认”的希望。[19]这如何可能呢?但是,在历史上可以追溯的时代,那些使徒却对世界之神迷惑不已,并身体力行地证明启示教义的虚妄,在这种情形下还认为马克安渴望被承认,是不是一派胡言谬说?恰恰相反。为了拒绝波莱卡普权威的尊严,这么一则具有谴责意味的轶事之中完全有必要包含着一种希望。不只是公元144年罗马教会的清理门户(römische Exkommunikation),还有作为一套体制的非法性发明。

哈纳克既认识不到这则轶事的恶意诬蔑性质,又轻易地观察到查士丁将马克安与自命为神和神子的异教徒相提并论所包含的谬误与杀机,这是因为一切人同其神灵的荒古圣约显然对他是无价之宝,以至于绝对不愿意让自己被剥夺了这项圣约。这毕竟是哈纳克所尊奉过的异教徒,“在教会历史上,他就是我最初的宠爱,在我和他共在的半个世纪之中,这份爱意和敬意就算是奥古斯丁也无法将之减弱。”[20]

公元388年,刚刚被与马克安相提并论的奥古斯丁写作了《论自由意志》的第一卷,次年又写《创世记》注疏以反对摩尼教徒。而稍稍往前,即公元381年,罗马皇帝西奥多斯乌斯一世(Theodosius Ⅰ)颁发赦令,结果是以国家权力剪灭了马克安反教会的残余势力。当奥古斯丁将人类意志的自由转换为那种仅对世间恶负责的动力机制,他就再也不需要处置早期灵知主义形式了。自由第一次最大限度地被构想,同时它也被给予了必须承受的全部神正论重负。这么一个概念既非教会教义学题中之意,也不可能凭靠《圣经》的力量而成为教会教义,最终被证明是施加于灵知主义基本神话的解毒药,简单而且实效。不仅如此,它还将终末论带到了终结: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朦胧期待之后,无论对于历史的主导活动还能有什么样的说法(有时还有更强烈的说法),人类担负起了对自己历史的责任。

此乃以破败的世界本质来抵制二元创世论基本神话,从而强化了有关人类原始罪孽的构想,而这么一种罪孽所具有的畸形怨恨同相关主题的传统神话没有什么关系。原始罪孽这一教义再度占据了创世神的功能地位,在原则上对立于异乡神或者善良神的立场。无论奥古斯丁何去何从——自由理论哲学家、原始罪孽和神圣恩宠的神学家、中世纪历史形而上学的奠基人,究其根源,与其说是因为他曾经是一位灵知主义者,倒不如更准确地说是因为他有能力成为一位灵知主义者。不独他本人如此,整个基督教传统亦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其自身的逻辑。

与他同摩尼教徒的广泛论辩相对照,马克安的名字仅仅是偶然随机地出现在奥古斯丁的著作中。他的重要性却被另一位伟大的神学家认识到了——这位神学家就是亚历山大里亚人奥利金。奥利金精确地将他置于神话迷狂(longa fabulositas)的对立面,而神话迷狂构成了以瓦伦廷(Valentinus)和巴西里德(Basilides)为典型的灵知神话的根本特征。奥利金还认为马克安是更危险的对手。但是他不理解,在何等程度上神话迷狂在马克安所执行的神性分工之中找到前提条件,甚至还发现了基本素材。

我们对于灵知主义基本概念的神话化已经耳熟能详了。在汉斯·约纳斯着手开掘灵知主义“基本神话”之时,我们对此还所知甚微,但这却十分出色地确认了他的猜想术[21]。从《灵知派经书》(Nag Hammadi)的发现看来,这些神话包含《约翰密传》(Apokryphon des Johannes),自1896年后封存于柏林博物馆收藏的一部未被解读的草纸书里,到1955年第一次面世,然后于1962年对照新发现的三个不同版本重新编辑。[22]如其巴贝洛潮流(barbeliotischen Richtung)所显示,《约翰密传》乃是教父著作中所能见证的最早的灵知主义经典文本之一。大约在公元180年左右,莱昂的爱任纽在撰写灵知异教的驳难文时,至少部分地呈现了这些经典文本。出于显示这些神话作品如何产生作用的意图而利用这个文本,我们格外幸运地掌握了四个不同的版本。

这一“秘传的教义”初读起来并不像是神话文本,而像是用否定神学的语言写成的神秘文本。直到那个时代,关于一项超验原则所能陈述的一切,都仅仅是在柏拉图主义的语境之中利用其手段而得以发展和付诸实践。《约翰密传》之中所使用的“圣光”和“灵源”隐喻也是指引这一方向。在新柏拉图主义理论以及灵知主义者对本源原则的沉思之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原因、动机和意图之类的东西,可能或者必须导出作为结果的一切。但是“圣光”与“灵源”这两个隐喻引导我们想像一种源始创造的性质,一种仅仅属于善与完美的禀性,一种别有韵致的自我倾泻和涌流漫溢。但它毕竟隐含在柏拉图复多理念的架构之中,使哲学家可能将共有的至善设置在复多理念之上,但复多理念要求:在一个由德性行为的源始理念所开创的可能过程之中,这些理念必须通过表象形式来传递,而把他们转换为形象就成为一种必然的事务。所以,柏拉图的工匠则成为理念善良而又忠实的差使,即使他摹仿理想的宇宙和谐同时又只能产生和创造一个低级的表象世界。如何评价他以及他的作品呢?这自始至终都永远取决于给予他的实践技术以什么类型的合法性:或者通过理念的调整而适合于自我交流的目标,甚至不惜减少其形象的本源性;或者逾越权限和能力地侵害本源的生存要素——同时他们也自在地安息于完美的境界之中。

《约翰密传》的叙事风格将这个故事呈现为基督升天后一天的一种灵幻体验。那位名叫阿利玛努斯(Arimanias)的法利赛人问使徒约翰:“你所跟随的那位主现今在哪里?”这显然是拿那位主的缺场来刺激使徒的伤心之处,此时此刻约翰陷入一片巨大的迷惘中。约翰答道:“他已经回到他所来的地方去了。”阿利玛努斯又对他说:“那拿撒勒人用诡计(πλανáν)欺哄了你们,他用谎言充满你的耳朵,也封闭你的心,使你背离了你祖先的遗传(παρáδοσιζ)。”然后,使徒约翰陷入疑窦,掉背孤行,登上橄榄山,在无人荒野忧心发问,这么一种孤寂自省的行为就开启了灵知神话的“第二度理性化”:“救主如何被委派?差他来的父为什么要[差他到这世界(κóμοζ)上来]?我们将来要到怎样的一种永世(αíων)中去呢?”然而,正当他在想这么一些问题时,天开地动,一切造物都闪闪发光,整个世界都在颤抖。一个形象在他面前出现了:先是一个少年,然后是一位老者,最后是一名妇人。那形象对他说道:“约翰啊约翰,你为什么疑惑?”这样,“秘教”启示就开始了。

《约翰密传》同马克安所建立的模式显然构成了一种势不两立的竞争关系,而马克安惟独认为保罗才拥有秘教,因为只有保罗恩准以一种灵见而直接地启示。请看这里,约翰反对保罗,简直就是怀疑者反对迫害者。

“我是父,我是母,我是子”——启示者如是自道,他不复是中保,因为中保毕竟已经证明无法挫败怀疑。随后一切都化作一连串巨大的哀祷,充满了众多的否定,而且恰如在一切神秘主义之中一样,哀祷的高潮便是否定存在本身。“他不是万千存在者之一,而是至高无上者。”“他不可言喻,不可命名,因为没有出乎他之先的东西存在并给他命名。”于是,一个艺术神话只有凭靠这种矛盾而存在:非存在的无名之物仍然产生了完全对立于规定的“结果”。从无名之物爆破出众名,众名汇成急流,从静默深处流溢出喧嚣的杂语和嘈杂的声音。(https://www.daowen.com)

这种静默先于一切而存在,而那不可思议的伟美便栖息其间,而把它的地位神化为不可言说和无法命名之物。但与此同时,当这不可思议者闪亮在原始纯粹性和产生活水的渊潭之中,隐喻违背不可言说的原则而给予它一种手段,使之转变为可以叙说的故事。在环绕着它的纯粹圣光—灵源的映照中,不可思议者自我观照。正因为它自我流溢,自我倾泻,因而它不仅在一种意象中自我呈现,而且已经呈现在一个传统的神话中——那喀索斯的名字则回溯到了万物之源的奥秘。[23]对于那喀索斯所展开的想像,同神圣自律的古代规则具有一种被遮蔽了的类似性:神的惟一对象就是他自己,正如亚里士多德的“自我思考的思想”一样。除此而外,亚里士多德的这个自思之思还无须创生他物,因为它所驱动的世界总是已经存在,只要有驱动权力就行了,而这种权力又恰恰在于充满爱心地摹仿绝对的反思(Reflexion)。

假如我们现在必须清除这种使一切类型的神话化为乌有的预定永恒世界,那么其逻辑结论就必然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反思行为[24]自身转化为原始的独立的产物,即转化为涌流不息的源始构型方式。而这种反思行为又逆这道永恒的涌流而动,以神话方式呈现为不可思议者的自我意象塑形。虽然尚未明确可鉴地通向毁灭的废墟,这种镜像反映依然开始叙述一个以它为归宿的故事。神话境界越是显示出绝对的二元性,反向原则出现在这个故事之中的时间也就越早。在《约翰密传》的一个版本中,它被转换为圣光隐喻的语言,黑暗则同时被假想为一种先存的源始的原则,黑暗的派生者仍然像黑暗本身一样朦胧晦暗。最初它只是分享和接纳,随后立即发生反向作用:“当光明一旦混合了黑暗,它也使黑暗成为光明;黑暗一旦混合了光明,光明也就成为黑暗,既不是光明也不是黑暗,而只是病态。”[25]

突然出现于天地之间,这种东西具有安宁静谧而普遍未分的歧异性——内在者和外在者、自我指涉的思想(Ennoia)和指涉世界的预筹(Pronoia)之间的歧异性。从不可思议者之中闪现同时又在它前面突现的东西,正是赋予这种灵知主义以名字的源初造物——巴贝洛(Barbêlo)。它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不可思议者的放射和自我神化的荣耀,首要和完美的荣耀,但同时也是源初之人和第一缕圣洁的气息(或者灵性)。这一二元存在物与众多的思辨的源始的存在物之间的关系是日月可鉴的:后一类存在物既侵犯绝对者的孤独又给绝对者准备了一个难以料理的世界。那不可思议者所赋予其自我体验之造物的每一种特征便立刻突出出来,使它鹤立鸡群,好像围绕着源始灵泉有一支合唱队,其中还站着一位了不起的人物。这些本质的“主题”什么也解释不了,反而模糊了不可思议者和寻常者之间的命名区域,好像填满虚空就可以满足在其他情况下由“解释”来满足的需要。

这一无名者的衍生物并不等同于它借以衍生的蓝本:他们不能对自己的起源展开静观默想。在与之相关的行为之每一阶段上,其本源性都在不断地减弱——克扣她们的“嫁妆”,即削弱她们的本源天赋。巴贝洛便转向和注目于纯粹的光。而这在巴贝洛看来,结果就是一点星星之火,无疑同救赎之光具有相同的性质,只是在其亮度上不再等同而已。圣父仍然会为这么一种事实感到无比欢欣:经由巴贝洛的开启权力,圣父本人的纯粹之光朗然普照,无形无迹者则为俗目所鉴,可是不可言喻者一旦落于言表,其臻于完美的权力也就失落在灵气(Pneuma)的弥散(Parastasis)之中。

这些沉思默想借以发生的别具一格的语言学形式,乃是抽象拟人化和邪灵之名的混合,其中有些不仅未经解释而且还毫无用处,有些则具备面相和形体,诸如“狮子头面”、“驴子头面”、“鬣狗头面”以及“巨龙形象”,以至于从否定和否定抽象出发,道路最后必然通向一种语言至上的,即未被开发的永恒维度。正如巴贝洛作为不可思议者本身的内在凝聚和外在展开,其行动也同样被外化和异化,以至于它以拟人化的概念和寓言、高度的摹仿和低级的仿效来充塞这个世界。

最后,正如经书清楚明白地陈述的那样,是索菲娅(即智慧之神)未经灵气(Pneuma)允许便生下了第一位掌权者亚达巴多(Jaldabaoth)。在特殊的地狱世界王国的创生过程之中,亚达巴多乃是一个关键人物,他建立了这个世界,但在这个过程之中也不是没有遇到一个陌生未知的衍生形象,换言之,一个叫做“非理性”的二元论人物形象:“他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巨大力量,然后离开他的母亲,离开他的出生地,为他自己创造了一个永世王国……然后他自己便化身为非理性而与之同在,呼唤权力,呼唤在他下面的十二天使……一切以不死的永恒为模型。”[26]而这位掌权者乃绝对是对《旧约》上帝的戏仿,他的源名讽刺了上帝的属性。《约翰密传》的一个变体,就是派给了这位掌权者以一种角色,让他用词语创造世界,以及用词语来命名。他手下的七大权能“通过他的思想以及他表达思想这个事实而出现,从而给每一种权能一个名称”[27]。

举凡戏仿《圣经》创世故事的一切同时也都强化了灵气弥散的不同性质。在灵知神话体系之中,只有掌权者和低级权力才像司令或者工匠那样实施权能;善性只是通过创生或生育(Zeugung)和赐灵(Hauchung)[28]来自我传播。这是程度上的区别,也延续在教会三位一体教义学所运用的定义之中,因为圣子和圣灵的诞生对立于世界的创造过程。不言而喻,这两个过程统统卷入到人类的创造过程之中。

亚达巴多是一位充满嫉妒之情的神。对于他自己所创造出来的人,从来就不愿意让步,而且让一切由他本人视为自己诞生的结果来接受的光与力无一例外地服从于他的权力:“因而,他自命为‘上帝’,背叛作为其所由来的存在……他看到造物在他脚下,众多天使在他脚下,并通过他而得以存在,于是就对他们说:‘我乃邪灵的上帝,除我之外即无别一个上帝’[29],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向众天使表明:尚有另一个神存在。原因在于,如果没有另外的神,他嫉妒哪个呢?”在这个版本中,亚达巴多认识到自己应该从臣民世界抽身而退,因而自暴自弃,但在《灵知派经书》手抄本第二卷中,对于来源于《圣经》的上帝自我宣谕的邪恶利用则成为掌权者无知的象征:“我是上帝,除我之外另有上帝。”[30]但是,这份无知也许更加缜密,毫无矛盾,假设了亚达巴多可能受骗上当,不能善待作为其造物的人类——他要利用伊甸园里的食物禁忌来防范人类,让他们不能通过认识去烛照隐含于他自己的权力背后的秘密。

在这种灵知行程的下行趋向(不是故事情节的剧变而是它的深化)上有一个关键环节,那就是创造世界上的人类。在这么一个情节中,《圣经·创世记》片段也被戏仿了:我们得知,人类是仿照上帝的形象、按照与上帝的类似性创造出来的。对于亚达巴多及其掌权者而言,这种创造再一次被呈现为镜子反射过程的结果,即把一个人嵌入到他们的作品之中。如果第一个实存位格——荣耀和人灵的永生——已经是一种映像,那么作为造物的人则是映像之映像,他们所见之物乃是形象(εικον)的摹本(τυποζ)。关于这种反射过程,他们互相告知:“‘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和面相来创造人。’他们从自身之内以及自己的全部权力之中创造;他们摹仿自己而塑造了一个人形,每一种权力都运用自己的权力创造了一个灵魂。”这样,这个形象就成为一个有灵魂的[31]人,但他的灵魂同更高的纯粹本源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也不能指望向这个本源世界回归。不言而喻,掌权者认为他们是按照上帝形象来创造事物,但这显然是自我欺骗,因为事实上他们只不过是仿照第二级形象即摹本之摹本来创造的,柏拉图早就谴责在先,说这就是艺术的矫揉造作。掌权者“仿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而根据本源存在的摹本,他们已经看到了完美之人。于是,他们就说:‘让我们管他叫亚当。’”[32]

神对于人类的干预,既非因于亦非在于如下事实:这个原型之获得不仅秘而不宣,而且对于它的摹仿也草率武断。同时,通过秘而不宣地利用这个意象,即导致了一种关系生成于最高原则和破碎作品之间,而这种关系终归是造物神所始料不及的;对于这件破碎的作品,造物神总是难辞其咎。这么一种关系将不可思议者同这种造物绑在一起,致使它肆无忌惮地欺骗亚达巴多。除了造物神的灵魂(psyche),亚达巴多还被迫将他的灵气(pneuma)给予自己所塑造出来的人。正是通过这种灵气,造物神分有着原型之母巴贝洛即索菲娅母亲的崇高境界。他有所作为而浑然不自觉所为,因而依“五道金光”的建议而转换了这种境界。这“五道金光”化身为他的天使来到他面前,敦促他将灵气吹在人身上而给人形以生命:“他们劝他如此作为以表现母亲的权力,然后对亚达巴多说:‘把你的灵气吹在他脸上,然后他就站起来了。’他就把灵气吹到他脸上,这就是母亲的权力;但他生于蒙昧而对这种权力浑然无知。”如此漫不经心,他提出了亚当拯救的疑难,让他分享崇高境界的遗产,同时让他展望这么一种前景——他将合情合理地归属于这种崇高境界。

在巴贝洛神话里,从世界复活灵气却不是以欺骗世界当权者的方式完成的第一要著。用汉斯·约纳斯的话说,将灵气赋予那非法的摹本也是“光的策略”,旨在同掌权者展开斗争:创世者因人的完美而精疲力尽。按照这么一个版本的神话,往后的一切似乎都值得格外嘉奖,因为完全可能在一开始就给造物神设置一道致命的障碍。如果这同时也是保证拯救的行为,那它也就已经将最高权力关联于人类最深灵魂对于分裂的忧虑,而这仍然只是更大范围的宇宙学论证的负面作用而已。但是,这就让这位当权者必然为拯救曲线的另一侧上的慧黠付出同等的代价,同时也必须为造物神被骗而转型的事件作加倍的偿还。

而今,当世界的当权者看到亚当的躯体因染灵气而闪闪发光,他们的妒嫉之火便油然而生。天使和人之间便产生了一场冲突,中世纪学者仍然要把这场冲突描述为光明天使鲁西飞叛乱和堕落的动机:众天使之王获得了一种灵见,得以看到神之子肉身成人的未来景象,于是天使之王的妒嫉之火便熊熊燃烧,因为对于这一自然造物的偏爱甚于所有的天使。同理,在灵知神话之中,人类的诱惑与不幸的序幕就成为灵气的光照、超然的光照对其创造者的启示,他不仅在权力上而且在理智中都获得了相对于创造者的超然性。在这些作者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他们成功地运用计谋引导人类错误地理解自己的本源。对失乐园神话的拙劣反转显示了这种人所熟悉的场景的全部歧义性,这种歧义性取决于是根据掌权者的意图还是根据善良法则的拯救计划来理解这一场景。

不许食用知识之树上的果实而分辨善恶,这种禁令的要旨在于阻止人类接近伊甸园,染指崇高境界的光辉,分享这一世界的财富。在马克安看来,此乃渺小神灵的第一要素,想用律法和审判来粗暴地处置人类。亚达巴多的禁令被颁布,“以至于亚当不敢仰望,以期待自己的完美,也不能觉察到自己相对于这种完美的一无所有的赤裸状态”。因而,对《圣经》而言构成原罪的,对于灵知主义却是真理。按照一种版本的《〈圣经〉外典》,一切都取决于人类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一无所有的赤裸状态,因为那种赤裸状态用掌权者所构制的终有一死的躯体将自己的躯体原型改造得面目全非:“他们仍然凭靠着他,以至于根本就不可能期待自己的圆满(Pleroma),以及觉察到自己残缺不全的赤裸状态(aschemosyne)。”

绝望而蒙昧的作者摩西信口开河,说《圣经》所载的夏娃故事是一种过错,但这种经文错误现在被清除掉了。夏娃并没有将亚当引入歧途,相反却引导他走向了自我意识,因为他在她身上发现自己一无所有的赤裸,他的躯体残缺不全,以及他的处境乖谬不堪:“他从沉醉的黑暗里清醒过来,觉察到了自己的形象……”[33]对于众多掌权者而言,夏娃依然是隐而不显的,事实上她就是原始之母巴贝洛的形象。她禁欲苦行,反对亚当死亡的肉体而成功地伸张生命原则,从而修复过失和赎还罪过。所以她也被叫做“佐爱”(Zôê),即生命之母。

相对于巴贝洛,第一位女性形象之于戏仿《圣经》所要求的视点转换具有特殊的启发作用。根据其中一个版本记载,刚刚被逐出天堂,就让亚达巴多去勾引夏娃,然后和一起她生育了两个孩子来负载《圣经》之中上帝的两个名字:一个是熊脸的耶和华(Yahiveh),一个是猫脸的伊罗希姆(Elohim)。但人们同样相信,他们两个分别被叫做亚伯和该隐。[34]而人类的起源仅仅开始于亚当生塞特(Seth)。

在另外一个版本中,亚达巴多从一个错误的方向去观照这幅画面,认为夏娃赤身裸体乃是表现自己的诱惑力,然后他本人果真被诱惑,而去伸张一种连他自己也浑然无知的原则,这一原则的起源对于他乃是全然陌生的:“当她准备将自己奉献给丈夫时,他发现了她,他是她的主人,尽管他本人并不知道这种通过神圣的教理而出现的奥秘。”[35]在这个版本之中,似乎更加一致地表明早在被逐出天堂之前夏娃就被勾引了。一个特别的细节是,第一位掌权者给人类一杯忘川之水(Lethe),也就是说喝了这杯水就再也不能有知识了,“因而他们都不知道自己来自何方”。阻碍认识构成了掌权者意图的本质,在他心中充满着对不可预料和不可预见的人类特殊性的妒嫉之情[36]:“当第一位掌权者知道他们已经被提高到他之上,他们比他自己想得更多,他就想主宰他们的思想,但又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思想上超过了他,根本无法主宰他们。”

在这种神话中,一切都取决于亚当的后裔是否可能超越他们诞生于掌权者之手这一地平线而高远眺望,是否能发现他们属于灵的王国。亚达巴多的后裔,即统治着水和土的耶和华和统治着火与气的伊罗希姆,都吵吵嚷嚷地现身于人面前,而在他看来人就是决定了他自己的命运的终极代理。但是,这仍然是天堂故事的题中之意:人类第一次通过偷食禁果而对于自己的真正家园有了一个明确的了悟,还认识到了自己一无所有的赤裸状态。所以他必须被逐出自我认识的场所。“诱惑者”负载着同样的启示之光,他把《〈圣经〉外典》向疑虑重重的使徒公开:巴贝洛,索非娅,而根据柏林手抄本,甚至还包括耶稣基督本人,正是他以第一人称将天堂景象昭示给使徒约翰——“我以类似于知识树上的鹰的模样自我启示……这样我就可以教导他们,把他们从沉睡中唤醒,因为他们生于腐败,觉察到自己一无所有的赤裸。”[37]从麻醉般沉睡中醒来,觉察到自己的赤裸,这是灵知行为的两个绝对的隐喻,而且对于人类肉体和世界之中的被歪曲的处境都具有一种否定的关系。

灵知艺术神话中的乐园景象乃是对于《圣经》之中的乐园景象的颠倒,与其说是对《圣经》乐园的寓意解释,不如说是对它的解构(Destruktion)。因为亚当和夏娃自以为掌控了不可想像者所放射的最高级别形式,而蔑视食用知识禁果的禁忌,使人类非常接近于最后拯救的目标。当他们觉察到自己一丝不挂的赤身裸体时,所发生的事情与其说是冷静地认识到了自己如何被诱惑以及如何离经叛道,倒不如说是一种“启蒙”,即意识到了那种由拥有灵气的掌权者强行加诸于其身的乖谬感。救恩历史在乐园中已经完全被预订了,并且还成为一种不断地被艺术神话摹仿的神话结构:第二次启蒙不可能失败,因为《〈圣经〉外典》必然确保它万无一失,但这二度启蒙仅仅是重复了第一次启蒙,核心人物完全一样,只不过在第一次启蒙中是鹰的变形,而在第二次启蒙中是身上披光之人的变形。

将人逐出乐园,又进一步将人类放逐到地下世界的洞穴,此乃剥夺人类洞察其本源权利的意图所必然招致的终极后果。所以,《圣经》文本作者怀着恶魔式的怨毒一味地丑化《圣经》里面一个充满诱惑力的陈述——“食用乐园果实可使人类状若神民”,但只要如此他就不幸地落入第一位掌权者所设置的陷阱之中了。但恰恰是在他们接受了一息灵气之后,这么一种“状若神民”的想像就成了他们不可避免的命运。灵知神话逐行逐行地翻转了《圣经·创世记》。若说《圣经》“影响”了巴贝洛—灵知主义,那可能是毫无意义的。不如说,就侵越那些约定俗成而且十分熟悉的意象而言,《〈圣经〉外典》构成了一种极端的形态。

在他的启示终结处,光之灵继续启示他如何变得像救世主一样积极主动。他追随人类一直走向世界与肉体的囚笼,为的是把人类从浑然麻木的状态之中唤醒:“我进入了他们的牢房中间,发现肉体就是牢房。于是,我就说,‘听者,请让他们从沉睡中醒来。’”[38]构成这一唤醒仪式的是:在唤醒之后,那呼唤者在死亡之光中被戳上了五道封印;从此之后,死亡就再也不能控制这位以这种方式被打上烙印的人。救世主命令约翰写下这些秘密教义并妥善保存。于是,一道诅咒将他们保护起来,以免轻浮地泄露天机。

但是,这里已经包含着一种暗示:灵知艺术神话具有不堪一击的脆弱性。也就是说,它属于一种密传的文献,如果一位读者没有接受规范的训练,那他就无从了悟其中的秘密内容。这就使它可能具有一种散漫无序、啰嗦冗长的特性,常常发狂地增殖文字,而这一切都不服从任何一种优选程序。作为“秘密教义”而公布的神话会有一些变体,但显然未受任何一种对勘程序的矫正影响。可能被强行实施在一个誓约小团体之上的那种祈祷,即冗长地重复的语言和不断地堆积的文字,一点也不会抵达枯燥无聊和冷漠无情的极限,因为即使是被它们所折磨也定会强化他们的选民意识。在极权主义制度下,这种情形是众所周知的:当那些领导官员在作那种又臭又长、枯燥无味的发言时,恰恰可能发生上面所说的那种情况,好像此时此刻根本就没有修辞术这样的东西——而修辞术正是那些仍然在角逐权力的人所必不可少的。同宗教崇拜的仪式与文本相联系时,一般也毋庸置疑的是:人们也要具有这么一种能力——为了“千秋大业”而逆来顺受。于是,灵知艺术神话在温室疗法下发生了蜕变,由于它无法承受同时又使之远离一切“审美判断”的神圣特权,它必须接受这种处置。

通过以灵知主义的方式反转或者内转乐园神话,则产生了名称的模糊和散播,此后我们就可能第一次理解,尼采以三个句子成功地颠覆的东西,成功地转换为以超人为鹄的历史的东西,以及包含在这种颠覆和转换之中的意蕴。

早在半个世纪之前,路德维希·费尔巴哈曾经用一个冗长的句子表达了这层意蕴,而且显得更少恶意:“勿容争辩的是,就是在亚当摘取善恶知识果实,并以丧失生命为代价的同一棵树上,他也摘下了掩饰自己赤裸身躯的树叶,只有领悟这一意蕴的人才成为《创世记》惟一正确的解释者。”[39]深刻乃是当今备受蔑视的性质,我们根本无法回答那些自命深刻的问题。然而,费尔巴哈在知识之树的果与叶之间,在它得到的关系及其所唤醒的贫瘠意识之间建立了这种莫须有的关联,但这根本就不是对任何一个严峻问题的回答,反而具有了不妨称之为深刻的模糊,因为无论如何对之予以解释,那些尚未穷尽的东西都依然悬而未决,模糊的程度都有增无减。

我想在此作一次大胆的跳跃,从乔治·西美尔身后发表的日记之中捻出一个最简洁的句子作为乐园神话的变体:“从知识树上摘下的果实尚未成熟。”这里所展现的乃是最小程度的修改、最大程度的变形这一杰出的技巧。那一仅仅是暗设的故事框架依然如故,而整个故事的情调却被反讽地修改了。故事的主要道具最初仅仅是被假设为一次被禁止的引诱和一种接近神灵的手段,而今却成为思虑的中心。然而,在整个传统之中,人们对于果实本身几乎未置措思,以至于仅从画面上我们就相信,《圣经》文本虽然并没有包含果实之类的陈述但它一定提到了果实;而且,随后由树叶所代表的遮羞作用,费尔巴哈版本的陈述又让我们更多地想到无花果树。西美尔则让我们改变了对这么一个事实的看法:偷食乐园禁果的代价乃是失去乐园本身;而且他本人还想知道,除了禁止和引诱,善恶之果还有什么价值。善恶之果并非腐烂之果,但比腐烂还要糟糕:它并未成熟。

之所以说更糟糕,是因为触犯神律的恰当时刻永远失落了。这倒不是说,被引入迷途反而有所获得,但这种获得不可能包含它的期许;相反,通过短暂的等待所能获得的单纯快乐也失落了。成熟是一种品质,是一种人或者神都无法强力赋予的品质,因为成熟仅仅是时间所给予的礼物。现在,这种被称为“成熟”的品质被排除在思虑之外了。在此,一切都取决于怎样确定故事的重心:不是从天堂的堕落,不是无法摆脱的死亡之惩罚,也不是让后代思想家迷茫万分的同天堂仁慈的主人之间的争嘴,而是这个事实所激发的无限苦恼:善恶之果过早地、过分匆忙地从知识树上被摘下,因而失乐园的惟一补偿就因惩罚而被取消了,而这就成为将来一切人类纪元的基本范型。

我们认识到这么一种情形了:尽管这是一个完整的神话,却不可能是一个对于整个人类有效的神话,因为与之关联的是一个特殊的个体,面对那惟一可能作为慰藉人类苦难的不成熟的果实而感到万分悲哀。如果没有这么一位说出这个语句、自己却隐身于神话背后的个体,读者所得可能是这么一种十分沮丧的尴尬处境:他以及其他人,也许举凡一切人,都没有权利为失去的天堂感到更深刻的悲哀,未成熟的知识之果要求他们挥汗如雨,兢兢业业,艰苦劳动。西美尔本人并没有将这个语句公布于众,而是让它滞留在他的日记里面,但恰恰是那些拙笨的后学以其十分不体面的好奇心让我们获得了一种仅仅在私密状态下才可能有效的视角。

而这就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被铭刻在西美尔日记之中的这种想法,对于展开个人基本神话而言是否只是一种偶然的印象,是否只是一次过分短暂的豁然开朗,是否只是一种特殊的方法?一个划时代的想像模式,无论如何只能通过推测的方式获得,如果想把这一模式延伸到个人生命历史的领域,那就一定无法超越上述问题,即使一个作家本人也认为寻求一个先验的神话表述形式乃是一种手段,借以将他的判断和意见的单元与整体显示为一种整体境界。我现在想以马克斯·舍勒晚年以及他的形而上学同哲学之间特殊的亲和力为例具体说明这个事实。

考古学家路德维希·科尔蒂乌斯(Ludwig Curtius)回忆1927年夏天在海德堡最后一次同舍勒会面的情景。晚餐结束之前,舍勒站在科尔蒂乌斯门前,老态龙钟,满脸病容,以至于科尔蒂乌斯必须用心来辨认这位从青年时代就彼此熟知的人。[40]科尔蒂乌斯动情地描述了这种脆弱而又不安,而且互相渗透在人品和学理之间的情绪,而这位具有这种情绪的思想家一如既往,默然参悟一切“时代的污秽之物”,而“寻求救赎的需要”,“不断探索新途以追寻上帝”的渴望则来自于他自己同时代罪感的复杂关联。在这种场合下,舍勒讲述印度神灵转化为人的神话,以此作为“他的哲学之最后形式”。神灵人化(Krishna)乃是他在大地上经历的巨大考验之一,成人的神灵游过溪流,与邪恶的宇宙巨蟒搏斗,凭着伸缩自如,适应于一切封闭的圈套,以至于精疲力尽,但最后战胜邪恶。科尔蒂乌斯最后把这则神话同舍勒本人联系起来,结束了这段叙述:“舍勒的这一遗训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忏悔”。

现在,舍勒在此之后仍然可能续写他自己独特的神话版本。这个版本的神话包含在其著名讲演《协调时代的人》之中,那是他于1927年11月在柏林发表的一个讲演,身后收入其哲学论文集《哲学与世界观》,出版于1929年。他引用培根的格言——我们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征服自然——作为自己论证的出发点。这就是宇宙巨蟒,它象征着宇宙万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天父警告它留意神圣性,但在天父的呼唤中,变身为人的神如此轻而易举地从宇宙的因果关系之中全身而退,就像“高雅的女士脱下手套”[41]。完美的可塑性就是自由的原则,对立于自然统治观念。恰恰是在这种自然统治观念之中,舍勒看到犹太一基督教传统中人的形象“同造物上帝观念”(der Vorstellung von einem Schöpfer-und Arbeitsgott)完全一致,并产生了合乎逻辑的结果。以这么一种方式解释,就完全排除了神话与思想家之间的直接道德关系,神话因此而成为舍勒心目之中一切信念的代表——宇宙爱欲,对自然的方济各式的神圣同情,同精确科学、技术过程、怨恨情绪[42]以及理论之中所体现的错误信念相对立的存在信仰(Seinsvertrauen)。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舍勒生命史上经过了最有创造力的1912年到1914年之后,建构了以同情与怨恨的现象学为重心的伦理学体系之后所集中思索的问题。除此之外,在那个时代此种资源已经激发了他皈依大公教义的举动,而现在这些资源又刺激了他建构一种关于“生成过程的上帝”(des werdenden Gottes)的形而上学的欲望。这个生成过程的上帝一方面汲取了释放在宇宙过程的“风暴气候”下的生命冲力,另一方面又供给自己以自我实现所必需而渐渐失落在纯粹本质领域的生命能量。宇宙不是通过《圣经》“任其自然”(Fiat)的命令而进入存在的,而是通过这种自我授权的“任其不得不自然”(Non non fiat)的命令而进入存在的。人就是这一发自宇宙根基的运动之关键执行者,只有他才能将本质直观(Wesensschau)与体验(Erfahrung)、精神(Geist)与本能(Drang)统一起来。按照思想家及其所建构的神话,人类就能像印度变形神那样伸缩自如地完成这种统一。

舍勒在魏玛共和国最后岁月的影响之历史千头万绪,因为刻画这一历史时代其思想特质的全部要素几乎全都囊括无遗。但是,这位深切同情、心醉神迷但谨慎持重的考古学家仍然提供了思想养料:一种将宇宙论逻辑极端外推的倾向被“内在化”,几乎是从作者的面相学角度来理解的。在他临终之前,舍勒独特的问题意识完全集中于这么一个问题上:何谓人类的使命?

从这里开始,我建议回顾另一个基本神话,可是它的基本倾向性却总是惨遭误解。谢林被召唤到柏林获得教席,这在自由主义者和拉切尔的鳏夫瓦恩哈根·冯·埃恩泽(Varnhagen von Ense)眼里,简直就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时代黑暗潮流的缩影。后者根本就不能接受这位“以教化一个时代为使命的哲学家”,而把谢林的讲演形容为“老掉牙的经院主义”和“一钱不值的谵言妄语”[43],不过谢林的那些讲演不久就引发了公众动乱。1842年2月24日,瓦恩哈根在日记里面简单地陈述了谢林的基本神话:“第一个上帝创造了他自己,但仍然双目失明,仅当他创造了世界和人的时候,他才能够睁眼看。”瓦恩哈根对这一基本神话所能做出的惟一反应是一声叹息,而这对于仰慕伟大造物的人而言是难以忘怀的,他在日记里写道:“何等的丑闻啊!那会儿他什么也看不到,像一只新生的小狗。”

舍勒和谢林的整体神话乃是现代艺术神话的代表,通过违反神学教条的法则而产生:上帝不是绝对的存在,不能用普遍的限量词将他的属性无限地扩大。他能创造一个世界,却不能看到这个世界;他凝缩了纯粹本质,却没有权力给予现实一种本质。这个故事是可以叙述的,因为一种欠缺以及一个目标被赋予了上帝,一个必须达到的目标,而世界和人同这个目标相比恰恰只是手段而已,尽管正确但也不是没有风险。上帝概念为哲学所“纯化”,上帝概念又被再度神化了,而这证明神话同神圣的萎缩以及权力的削弱是二而一的、彼此对应的。可是,刨根问底和返本归根而言,完全不是我们赋予了上帝一个目标;相反,我们要揭示:世界和人就是上帝必不可少的、不可撤销的、不复偶然的“手段”。目标越是内在地切入上帝之存在,我们在强调通达目标的手段时所发现的价值也就越高。再度神化完成了和谐合拍,这就让人类能够随着上帝的失落而赢取——首先是失落,但失落是为了利用人类并联合人类而赢取。世界和人构成了上帝同他自己作交易的绝对境遇。

[1]布鲁门伯格:《隐喻学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Bonn,1960),第85—87页。海涅:《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Ⅰ,见《海涅全集》,Briegleb编,卷Ⅲ,第405页。

[2]尼采:《瞧,这个人!》,见《全集》(Musarion-Ausg.1920— ),ⅩⅪ,第264页。《瞧,这个人!》初版(Insel Verlag,1908)中,重点强化了“在每第七个工作日”(an jedem siebenten Tage)上,而这显然比“在这第七个工作日”(an jenem siebenten Tage)更具有哲学意味,也更矫揉造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但编者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个句子呢?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205—206页。

[3]我在伽达默尔(H.G.Gadamer)的《哲学生涯》(Philosophische Lehrjahre.Frankfurt,1977,p.104)当中找到了麦克斯·科默雷尔(Max Kommerell)的诗篇《有人说,瞬息之间……》(Sagt jemand:ein Nu...),原诗本无题,乃被置于名为《回到开端》(Rückkehr zum Anfang.Frankfurt,1956)之首,作为开篇之作。哈纳克(Adolf von Hamack)反对那些古代世界依然不甚了了的结果,而为马克安的“幻影论”辩解;从中我们可知,在何种程度上,道成肉身教义必将变为一种依然不为人知的实在论。哈纳克指出,马克安绝对不能让他的基督与造物神同流合污,分享邪恶的世界,参与无耻的再创造过程;即便基督决无肉体凡胎,但他也能给予自己以人情味。参见哈纳克:《马克安:来自异乡神的福音》(A.von Harnack,Marcion.Das Evangelium vom fremden Gott.Leipzig,1924,第2版),第124—125页(以下简称《马克安》)。但是,避免这种并非其自讨的耻辱和有限的苦难,就清楚地表明一种实在论的道成肉身究竟有什么样的标记。如果它被当做一种救赎的确定结局而被“严肃地对待”,那么这种道成肉身就必定是自暴自弃,彻底地玷污了一种尚未被物质世界冲淡的纯洁性。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Decarne,p.3)中,以一个简洁的命题概括了这种实在:“基督充足的爱,就是快乐的知识”,但仅有这种实在是不够的。如果说,哈纳克强调人们接受“幻影论”,以此作为远离世界之神的手段,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同时也证明,“幻影论”表现了一种要把“创世之神的行迹”从时代的一致信念之中清除出去的意向。“在那个时代,幻影论也表达了基督并非时代产物这么一个事实,被赋予了天才素质的人,以及神圣的存在者,并非源于自然的演化。”此乃“时代精神”的无稽之谈,而仅仅是靠语言(“赋予天才”!“演化”)揭示了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如其表达的时代。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即使只是为尼采所能表达的矛盾鸣锣开道,幻影论对道成肉身的辩解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99页。歌德甚至还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条与拿破仑有关的预兆。在法兰克福庆典中,焰火的云雾遮盖了拿破仑的名字,以至于最后消失不见了。“许多人都认为那是不祥之兆。”(参见歌德日记,1806年8月22日)

[4]汉斯·约纳斯:《灵知与晚古精神》(Gnosis und spätantiker Geist),Ⅱ,第1部;《神秘哲学的神话学》(Von der Mythologie zur mystischen Philosophie.Göttingen,1954),第1页。该书第1版的第2—7片段依然如1934年第1卷初版那样刊行于同样的印张,而第1片段以及第8—14片段则新增序言,在战后以不同的印张刊行。这不仅证明了这部杰作的幸运,而且还表明我们可以准确地追溯客观化“问题”及其变化形式的方法论基础。“基本神话”的定义就出现在这个脉络之中,不仅直接相关于该书的序论卷,而且还非常接近于约纳斯早些时候构想的“纪元概念”(Epochenbegriffs)。

[5]“概念性劳作”(Arbeit des Begriffs),或者概念的产物、概念的活动,布鲁门伯格在这里使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原则,把“世界历史”看做概念推演的产物。u-topia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乌有之乡”,“没有地方”。

[6]“实在性”概念是布鲁门伯格所特别阐发的一批重要概念之一,参见他的“实在概念与虚构的可能性”(Wirklichkeitbegriff und Möglichkeit des Romans),载耀斯编:《摹仿与幻觉》(Nachahmung und Illusion),见《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Munich,1969),Ⅰ。

[7]克莱门特:《西奥多托精粹》(Clemens Alexandrinus,Excerpta ex Theodoto),第78页。尼采:《偶像的黄昏,或者如何用锤子来作哲学思考?》(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nt,1888),第48节,见《尼采全集》(穆萨里昂版),卷ⅩⅦ,第149页。

[8]在《灵知与晚古精神》之第1卷第261页,汉斯·约纳斯将西奥多托命题的指导性价值描述如下:“头两组主题是指下行运动,后两组主题则是指回转与上行运动,它们之间互为对应,而显示了整个救赎的结局。它们互成对偶,这个事实反映了灵知存在图景的二元张力,两极对峙,以及必然动力。在四个概念对子之每一个对偶项,都清楚地展现出相关要素在一个事件中的前后相续。而神话就必须展开这种前后相续的运动。”同上书,第49节,见《尼采全集》,卷ⅩⅦ,第149—150页。

[9]关于“颠转”过程以及奥古斯丁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布鲁门伯格在《现代正当性》之第二部分第一章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尼采:《偶像的黄昏》,第49节,参见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10]《约翰福音》,18:5。

[11]这是众所周知的路德赞美诗的第一行,音乐家巴赫改编为其合唱曲“BWV140”的颂歌序曲。当时,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大量的志愿军在阿道夫·巴兰·冯·吕措的领导下作战。——英译者注

[12]哈纳克:《马克安》(Leipzig,1924,第2版),第94、118页。缪勒:《战时回忆录:1806—1813》(Erinnerungen aus den Kriegszeiten von 1806—1813),莱比锡,1911年,第172页及以下。

[13]荣耀,是指神圣的放射,光荣或伟大的存在方式。

[14]见德林(G.Delling)所撰的“掌权者”(archōns)条目,参见基托主编:《〈新约〉神学词典》(G.Kittle,ed.,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Ⅰ,第476—488页。马克安从保罗的思想之中截取了“反神性天使与灵性权力”,“将之夸张地发展为二神教义,而教会神学则千方百计地削弱这种观念”。这样的议题在维尔纳的《基督教义之兴起》(M.Werner,Die Entstehung des christlichen Dogmas.Bern,1953,第2版),第211页A.60中随处可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531页。

[15]维尔纳:《基督教义之兴起》,第238页:“天上基督以凡人形象出现,显示了对于他的独特存在之伪装。凭借这层伪装,天使的权力被欺瞒过去了。”关于这种欺瞒关系,更多的引文参见该书第244—245页。

[16]圣·安瑟伦的一篇文章的题目,参见下章注释。台湾天主教神学家涂世华将这个短语翻译为“天主为何降生成人?”

[17]H.S.莱马鲁斯:《为上帝的理性崇拜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tes.Ed.G.Alexander,Frankfurt,1972),Ⅱ,3.3,第16节,第247页;3.2,第7节,第202页:“他必须遮蔽自己,隐名埋姓地生活,隐名埋姓地走向天堂,以至于他的全部后代对于复活的消息都永远不得而知,而一切信仰均属徒劳吗?”《人格化的歌德》,H.Amelung编,Ⅰ,第139页。

[18]S.韦伯编:《亚美尼亚教父学精选》(S.Weber,Ausgewählte Schri ften der amenischen Kirchenväter.München,1927),Ⅰ,第152—180页。我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转引自伊兹尼克:《灵知,马克安和他的学派》,见《狄尔泰全集》(Die Gnosis Marcion und seine Schule,In:Gesammelte Schriften),ⅩⅤ,第290页。哈纳克《马克安》讲述如下:“世界创造者沦为死亡权力的牺牲,因而亲自向基督进言,要求以信仰换取生命。而这种要求注定是无用的,因为信仰早已被开释,信仰只不过事关救赎代价不可墨守的结果而已。缪勒:《战时回忆录:1806—1813》,莱比锡,1911年,第172页及以下。缪勒的记述基于歌德“渐渐地向他透露的谈话细节”,以及在去世之前不久歌德留下的“一些仍然非常简约的书面记录”。根据歌德自己于1824年的记述概要,拿破仑当时是在谈别的事情,跟他打招呼而不是在他转身离去之后说他。“皇帝示意我靠近他,我却仍然站在合适的距离外,面他而立。他体贴地注视着我,然后说:‘你是一位大丈夫!’我鞠躬示意……”皇帝马上问他:“你多大?”整个仿佛就是在调查他的个人情况。(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36页)缪勒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也并非每一件事情都让人深信不疑。当皇帝用“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观”(Dort gibtes grössere Weltanschauung)这样一种语句来邀请歌德去巴黎时,我们可以猜想,这个科西嘉人可能想说什么呢?因为他几乎不用这么熟悉而又这么不得体的外来词,也许这仅仅是歌德在1815年杜撰的词,也就是说,自1797年之后,浪漫主义非常偏爱的术语就是“世界景观”(Weltansicht),受其影响,歌德从中重构了“世界观”这个词语。(相关研究参见格策[A.Götze]:“世界观”,载于Euphorion,25,1924)

[19]哈纳克:《马克安》,第4—5页;爱任纽:《反异教》(Irenäus,Adversus haereses),Ⅲ,第3、4页;尤瑟庇乌斯:《教会史》,Ⅳ,第14、7页。1826年2月16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175页。这个意见必须稍作改动才能复述出来,因为它是逐字逐句地表现在话语脉络中。(艾克曼的原话是:“Er war es antwortete Goethe,Und man sah ihm an,dass er es war;das war alles.”——可以理解为“歌德答曰:‘他非同小可,一望便知,仅此而已。”吴象婴等人将这句话翻译为:“他的确了不起,他表里如一,仅此而已。”见艾克曼:《歌德谈话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译注)

[20]《马克安》1920年第1版前言。《日记与年鉴:1815》,见《歌德全集》,卷Ⅺ,第873—874页。

[21]猜想术(Kunst der Vermutung)可能是一个来自于库萨的尼古拉的典故,语出其《论猜想》(Deconjectures,1440)。

[22]汉斯·约纳斯:《哲学论集》(Philosoph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1974),第285页;《灵知与晚古精神》,第3版,Ⅰ,第377—424页(补充了《论灵知》的新文本,1963);W.C.梯利:《贝洛林尼西斯莎草科普特文灵知经典》(W.C.Till,Die gnostischen Schriften des koptischen Papyrus Berolinensis.8,502,Berlin,1972,第2版);M.克劳泽,P.拉比波:《约翰密传》第3版(M.Krause/P.Labib,Die drei Versionen des Apokryphon des Johannes.Wiesbaden,1962)。
在描述这个灵知经典文本时,梯利为神话当中问答逻辑关系的通行构想提供了一个特别明确的范例:“展开在《约翰密传》中的世界图景,意在回答两个重大问题:邪恶如何进入了世界?人如何可能免于邪恶?这些问题并未直接表述在文本中,但它构成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基础,世界图景的发展就依赖于这个基础。”见《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35页。
英文译者插注:关于《约翰密传》之科普特文第2卷,英语世界可以找到的版本,载于《拿戈·哈玛第灵知经典馆藏文集》(The Nag Hammadi Library:In English),英语译者为J.罗宾逊(J.Robinson)主持的“古代基督教研究所科普特灵知藏经计划”(the Coptic Gnostic Library Project of the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的专家成员,参见该书第99—116页。当英语译文与克劳泽、拉比波的译文一致,译者就直接使用英语译文;如果译文不一致,就从原作者的权威,而依据克、拉二人的译文。为了避免过多地提到现代版本的页码,译者仅仅给出作者本人出示的那些页码,主要是梯利的《贝洛林尼斯灵知经典》,克、拉二人的《约翰密传》,并在科普特文数字后插入括号,表明被引用的原始莎草纸上文字的页码和行数。布瓦斯莱用括号补充了1815年8月8日与歌德谈话的记录,特别是关于埃尔福特的观众:“像我所解释的那样,歌德显然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根本就不想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他的印象而人为安排的。”参见菲尔梅尼希-里夏茨(E.Firmenich-Richartz):《布瓦斯莱兄弟》(Die Brüder Boisserée),耶拿,1916年,第400—410页。

[23]哈多特:“那喀索斯神话以及普罗丁对它的解释”,《精神分析新刊》(Le Mythe de Narciss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ar Plotin.In:NouvelleRevue de Psychanalyse),13(1976),第81—108页。抄本古卷,Ⅱ(《约翰密传》,第119—120页):“他是在环绕着他的光之中见着他的惟一者——这光,乃是生命之水源。他创造了所有的永恒者,在一切形式之中创造。当他在灵泉之井中看到它时,他就熟悉了他的形象。”1826年3月6日致里默尔的信,见《基蓬堡年鉴收藏》(Jb.Slg.Kippenberg),卷Ⅳ,莱比锡,1932年,第44页。这个命题“Das Napoleon einen jeden aufmerksam auf sich gemachl habe”不能解读为“拿破仑自我拔高”,而显然应该解读为“他为每个人指点迷津,而自我注意”。

[24]德语中的“反思”、“反射”是同一个词语,即“reflexion”。这个词没有区别地表示:(1)“自我思考的思想”的逻辑自反和自我指涉;(2)一个形象在镜子中的视觉反映。“理性的诡计”,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25]抄本古卷,Ⅱ;《约翰密传》,第140页。

[26]《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115—119页。亚达巴多“再次”以动物面目示人,带着蛇和狮子的标记。从他那里流射而出并被他授权的天上七王和地狱(chaos)五个掌权者,反过来几乎都具有独一无二的动物面目:狮子,驴子,猎狗,蛇,猿;惟独萨巴太欧(Sabbataios)是一副“燃烧着火焰的脸”。亚达巴多自己也能任意变形。同上书,第125页,第10—13行。

[27]《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Ⅳ,第215页;《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127页:“他们在他说话间上升”。

[28]Hauchung,即向某些东西“吹去一些精气”,而这也是圣父和圣子流射圣灵的过程。

[29]《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127—129页。爱任纽的摘录最后是用亚达巴多取代了《旧约》上帝的位置。

[30]《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40页。

[31]拥有灵魂(psyche),是谓具有心理活动;反之则是拥有“精气”(pneuma),便把“初人”与具有精气的灵知所有者区别开来了。

[32]《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Ⅲ,第76—77页。《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对应的段落是:“让我们按照上帝的肖像(eikon)与面目造一个人。”(第137页)在这个语境中,抄本古卷文字的不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关联着光的隐喻,并将人变成了低级世界的光源。第一位掌权者,亚达巴多,对侍奉着他的诸位权柄掌握者说:“来吧,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让他们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光。”(第150页)在“浸礼仪式”中,这种对于光的指涉一再重复:“我们称他为亚当,好让这名称为我们光明的权力。”(第153—159页)同肉体创造相联系,为各自对器官负责的权能之名亦开具了一个目录,随后还开具了另一些对器官功能负责的“鬼魔”之名的目录。这个冗长的叙述必然以巫术疗法为背景,但整个看来确是一种由名称构成的人类学,属于一种无须解释只须确认有无所不为能力的思想。当我们得知造人的天数等于365时,一个宇宙论上的点终于完成了一个整体。歌德独创了菲勒鲁斯的新娘“爱庇美蕾娅”(Epimeleia,希腊语中这个词意味着“忧愁”)这个形象,而这多少和赫尔德于1787年创作的普罗米修斯戏剧和诗歌《忧愁之子》(Das Kind der Sorge)有一些关联。赫尔德从海基诺斯(Hyginus)的寓言(220号)中取得了素材。“库拉”(Cura,即忧愁女神)是一位女性的人类创造者,她同普罗米修斯的反向对应关系说明这个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神话有联系。关于赫尔德诗歌的原型,参见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赫尔德与海基诺斯”,见《莱茵美术馆》(Rheinisches Museum),15,1860年,第158—163页(参见《赫尔德全集·附录》,柏林,卷Ⅱ,第316—321页)。在无意之中,也就是说丝毫没有反抗一创造的意图,库拉用黏土塑造了一个人形,请求宙斯赋予这个泥人以生命,随后马上宣称它就是人。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宙斯终于妥协,忧愁女神(库拉)获得了统治活人的权利。这个寓言没有神话背景。(布鲁门伯格在其一则寓言注疏之中对海基诺斯的寓言及其流变展开了详尽的讨论,见《符号》,1981年8月号,第340—344页。——译注)

[33]《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69—173页。关于诸种元素的隐喻意义,参见迪纳(G.Diener)的《潘多拉》,巴德洪堡,1968年,第173—187页。火和水同样危及大地的稳固性;但是,追求永恒稳定的代价可能同样是绝对的贫瘠。稳靠与富饶是对立的二极;锻工是个极端的形象,因为他用最不稳定的元素将最坚固的东西变成有弹性的东西,因此他超越了农业的活动模式。

[34]《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Ⅲ,第92页。

[35]《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74—175页。

[36]《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157页。在灵知主义宗教中,制造无知无觉的昏睡,也像其他素材一样基于《圣经》文本。其中,上帝为了抽取亚当的肋骨制造了夏娃,首先就必须让他昏睡。“神主让昏睡降临于亚当,于是他就睡着了……”《约翰密传》将这个无关紧要的外科手术细节转化为一种决定性举措,那就是令其丧失认识能力:“……他用一块面纱将他的感官遮蔽起来,让他没有认识能力。”

[37]《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88—189页。抄本古卷第4卷没有收入任何变文,而相对于抄本古卷第2卷,这些变文对于理解第2卷与第3卷的差异相当重要,特别是亚达巴多口中根本就没有对《圣经》的暗喻。

[38]《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98—199页。

[39]费尔巴哈:《文人与人类》(Der Schri ftsteller und der Mensch.1834),见《全集》,斯图加特版,Ⅰ,第276页。

[40]科尔蒂乌斯:《德国和古代世界》(Deutsche und antike Welt.Stuttgart,1950,第375—376页。1815年8月11日致布瓦斯莱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816页。

[41]舍勒:《晚期著作集》(Späte Schriften.Bern,1976),见《全集》,Ⅸ,第161页。

[42]自尼采的《道德的谱系学》以降,“怨恨”(Ressentiment)常常被用来描述那种怨毒情绪,人们尽一切狡诈之能事来贬低和挫败那些强者。在布鲁门伯格的这个陈述当中,隐含地涉及舍勒的两本书:一是《同情现象描述与理论探索》(Phäenomenolgie und Theorie des Symphiegefühles,1913),后来的版本为《同情的本质与形式》(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见《舍勒全集》(Gesammelte Werke.Bern,1954),第7卷;二是《论价值的颠覆》(Vom Umsturz der Werte,1915)当中的《道德建构中的怨恨》(Das Ressentiment im Aufbau der Moralen),见《全集》第3卷。

[43]瓦恩哈根·冯·埃恩泽:《日记》(Ed.Ludmilla Assing,Leipzig,1861—1870),Ⅱ,第25页。可惜享年有限,歌德有所不知,政治动荡之年的沉睡者——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式的人物事实上不乏其人,而且命运眷注于他,让他心安理得地长时间与世隔绝。1838年5月20日《法庭日报》(Gazette des Tribunaux)报道,在第一民事法庭有一场对圣P侯爵的审判,“罪状是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有非礼之举”。“关公战秦琼”,年代上的错误稀奇古怪,因为在1790年法院宣布他缺乏责任能力之后,被告消失不见,躲进了一家私人医院,那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家庭以心智障碍为由专门保护有犯罪嫌疑的家庭成员免遭处罚的秘密之地。1787年,在歌剧院恭迎皇后大驾的时刻,这位年轻的“智者”忽然吹起了口哨,虽然这并未如其所愿地诱发别人同样的犯上之举,我们还是应该说这是革命话语的首次亮相。G.勒诺特尔(G.Lenôtre)发掘了这次偶然事件,他还评论说,“如果他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两年之后吹口哨,他一定会成为民族偶像。”当他纯粹是走过场地被带上法庭,这位侯爵“已经长眠”了半个世纪,他一点也意识不到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今非昔比了。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