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话与教义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三章 神话与教义

神生于神,正如非神生于非神。

——德尔图良:《致列国书》(Ad nationes)

神源自神,

光源自光,

真神源自真神。

——罗马人祷告的信条

产生细微差异的自我爱恋(Narzissmus)的发现,向我们表明它们如何敞开了人与人之间深邃的鸿沟。范围广大的差异已经被确立为不争的事实,但恰恰是由于它们过分明显的存在,人们对他们熟视无睹。长期以来,我们意识发展史的基本环境之一不仅逃避了观察与陈述,而且还与我们希望庄严地断言这一历史的古典(希腊—罗马)渊源和《圣经》渊源之间存在权力平等关系相关。我无意质疑这种权力平等关系,但是我深知,在深刻影响了它们各自的效果强度以及对它们进行经验观察的可能性的一个方面,这两种渊源之间还是存在着类似性。在古典世界的文本流传之中,神话以独一无二的方式刺激、驱动、孕育和催化了想像力以及欧洲文学的正式规范;但是,尽管在耶稣基督之后对于两千多年意识的渗透之深仍然无出其右者,但《圣经》世界在文学表现层面几乎是个空白。

在19世纪德国古典语文学伟大传统中,没有第二个人能像贝尔奈斯那样同《圣经》世界和神话世界保持着等距离的立场。这位汉堡经师的儿子,对于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存而不决,并留给他的后世的悲剧功能理论难题提出了令人信服的解决办法。保罗·海泽(Paul Heyse)[1]则是另一个常常跃跃欲试渴望超越平庸题材的作家,贝尔奈斯在一封信中对他表示要注意一种“诱惑的幻觉”,即《圣经》素材亦类似于史诗素材,并且必须服从于“伟大的悲剧”。但是,神话素材和《圣经》素材的差别,即阻碍现代戏剧家利用那些被痛苦地剥夺的伟大新型模式的差别,恰恰是一种“本质的差别,以致迄今为止从来就未见成功的《圣经》戏剧这一罪责便被归之于戏剧作者,仅仅是因为只有一个贫乏的作家才自我作践,选择那些贫乏的素材”。贝尔奈斯写道,诗人之所以不能充分利用《圣经》人物是由于他们固执于一本成文的经书,以及这本经书在人们心中无与伦比的存在。如果一个作家扩充了这些素材,或者使这些素材变形,哪怕只是一点点,他都必然濒临拙劣戏仿的边缘而走向失败。只是利用那些完全退为背景的形象,比如施洗者约翰,戏剧才可能有所作为。“但是,像扫罗这样一种岩浆一般的人物,从火山之深邃渊源迸发出来,随后变得冷酷僵硬,最后永恒地停顿下来,从这个形象身上我臆断每一个作家都可能更新素材。”所以,绝非偶然,不论莎士比亚如何“翻箱倒柜地搜罗素材,但对于《圣经》题材终究是连碰都没碰一下”[2]。

我们不妨进一步指出,那些固定为书面形式的《圣经》形象隐含着一种词语的“形象禁忌”[3],但这种禁忌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影响艺术,因为艺术的手段并没有事先被烙上经典印记以及以经典的方式普及。描述这么一种事态构成了我们在自己的文化地平线之中可能同神话与教义对立关系的第一次无形遭遇。

接受并不是给予神话以超量的附加,接受也没有给予神话以丰富性,相反,神话无非是在永远已经成为接受过程的条件下流传给我们并为我们所知悉的,这其实就是神话本质要素具有经受变形(尽管它们的基本肖像之存在具有恒久性)能力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是因为(让我们再次使用贝尔奈斯的说法)构成神话的并不是那些“花岗岩形象”,似乎一切诉之于(Zugriff)这种坚实形象的努力最终必定成为一种亵渎(Sich-Vergreifen)。为了说明每一种形态易于接受的倾向或者每一种形态在接受中缺乏现实效用,贝尔奈斯无论如何都没有在伦理性或者神圣性上对《圣经》形象和神话形象作出区分。他只是提出一种单一的环境,在《圣经》之中被流传下来的东西“被固定于书面形式”(Festgeschriebenheit)。这完全是一种形式维度,但结果是同固定于文字的形式相关,一种新的创作又开始了;与基本形象储藏库相关的创作相比,这种创作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么一种创作的目标取向是在那些绝对没有本源地为费力研究而展现出来的历史性异质交流方式之间创造一种纯粹的可比性。

神话唤起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并毫不理智和充满讽刺地将这些矛盾夸大。一本书的宗教产生了它的对立面:向一种抽象概念命题转换,并以此来避免那些在历史和认识层面上涌现出来的困难。在终末论上热情洋溢的原始基督教共同体的属员梦寐以求的是:像教义所规定的那样,神主驾着天堂之云彩而回归,正是每一个人认为在自己有生之年所能期望的奇迹,而神主被描述和表达得像是自然的神格合一或者神圣性位格的三位一体;而这究竟是哪一种梦想呢?教义学者存在,仅仅是因为异教论者存在,而异教论者存在,又是因为避免蕴涵在《圣经》原始内容之中的诸多困难有多种途径可取。但这些途径却并非是同等合法的途径,所以终归必须承认其中有一条是正途,而据此就能决定谁误入歧途。

我并不从这么一种过程伪装了一种赤裸裸的决断论这个前提开始[4];因为教义的历史也包含着一种优选原则。也许,即使马克安并没有造成这么一种印象,似乎他是以一种过分自由的方式来处理《圣经》文字,因而他的如此这般论述《圣经》的事业便半途而废,而没有被钦定为贤明的使徒,但他还是赢得了生存的奖赏。因此,语文学家的徒子徒孙们而非语文学家(而马克安就是他们的先驱之一)总是在糟蹋一切。

我们可能要超越对于神话与《圣经》之差异的纯粹形式考虑,即以不同的方式从书面形式所固定的文字之中解脱出来。如果我们要进一步考虑那些同内容相关的问题,我们就应该着手进行那些与其说是本质理念还不如说是天然倾向的区分。谁想否定《圣经》的上帝亦有神话面目,即使这个上帝之独一无二性将他自己生平行传(Geschichten)的可能性严格地限定在那些同它在历史之中(in der Geschichte)的现身休戚相关的人之间?从一开始,他对于其他神明的妒忌之情就不同他认识的现实紧密相关,这种妒忌之情更是一种同整个世界的其他民族神明的对抗之意,这种对抗间接地通过人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来,并在一个民族的历史战场上见分晓。西奈山上,沙漠流浪期间,埃及被血腥剥夺,并濒临灭绝,我们不妨说,这是为了产生巨大的教义力量,开辟一个新的战场来考验和诱惑迦南人、莫阿布人以及其他民族。正是这一点为巴比伦流亡之后的复兴提供了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无中生有”,再次“创造”了圣书。

公元前538年,耶路撒冷毁灭后半个世纪,在那些回归者中间不可能有多少在公元前586年被抛向流亡的幸存者。被驱逐而走出埃及而流浪于沙漠的时间,要短于在幼发拉底河岸遗忘一切和灭绝一切记忆的时间。但就在同一时间,这种情形成就了一种具有中心化偶像的牧师宗教,即一个对日常行为的一切形式进行严格调节,并首先是具有书面原始记录的神圣体系。只有那些能够参与圣殿重建的人,他们的惟一神论才是不可质疑的。这就意味着不仅要放弃“万神庙”的文化自由,而且要失落在异国他乡已经主动或者正在主动作出让步的人们。这就是这一时代之后为历史所认可的、以不同方式实施的金牛崇拜毁灭运动的重演。改良者埃兹拉(Esra)和尼希米亚(Nehemia)所造就的一种现实,就是第一次选择那些倾向于严格服从以圣约经书为基础建立的教义存在方式的人。

禁止制造偶像,这么一条禁令不堪一击,极易受到侵越,同时还允许伊斯兰教的那种罕见的例外(但毕竟被打入另册而成为这么一种过分造作的装饰)。在一种堪与其他一些情形相提并论的程度上,十诫的偶像禁令被基督教传统挤压到了一个侧面,但是同时按照上帝必须自显形迹的事实,这也不是不合逻辑的。可是,“上帝不可见”,这么一条定义在历史上占有持久的主导地位。上帝的圣徒殷殷追效的是比人子面相更多的再现想像物,但人子依然是尚未被认识,尚未被描述的,他的那一袭神秘恐怖的衣饰把认识上的匮乏深深地铭刻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但神话却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可见王国的疆界。神话对我们的视觉能力提出了苛刻艰难的要求,比如希望想像三个格莉伊人共有一副牙齿,共用一只眼睛。它拒绝本质上不可见之物的要求,从而补偿认识的匮乏。神圣显灵并不要求确认形象背后的意图和慧黠。

在启蒙时代的限定情境下,批评家要嘲笑那些博学多识的阐释学家。因此,亚伯拉罕·戈特赫夫·克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ästner)对芒特福康(Montfaucon)极尽嘲笑之能事,后者曾经写出了冥王从单眼巨人手上获得头盔而戴头盔的人隐形无迹的故事,但是在一张冥王画像上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什么头盔,而一般地说,这样的画像比其他神灵画像相比更少共同之处。克斯特纳用一句话来评论这么一种情形:“芒特福康是不是希望看到头戴钢盔的冥王之画像,换句话说,希望看到在不可见的情况下被再现的冥王?”[5]灵之不可见性,这一规则的巨大胁迫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不仅是基督教神学所描述的第三位格在圣像学中特别不受欢迎或者根本就不存在,而且还有,在《新约》文本中,第三位格获得了一种按理不应该被允许获得的形式,即据说蔑视一切幻影论(Doketismus)的上帝却显形为约旦河施洗的鸽子、圣灵降临节倾泻的火焰,而在些情形中,第三位格如何显现,就成为一个触目的难题。(《路加福音》3:22:有声音从天上来,圣灵(Holy Spirit)降在他身上,“形状仿佛鸽子”。)这里的文本使用了异教的邪恶词语——形状(Eidos)。

在艺术里面,神圣性也主要是依据人的反应来处理的。布克哈特看到意大利帕尔马城(Parma)桑·乔万尼教堂(San Giovanni)的穹顶,注意到只是在天花板上才出现了约翰同行使徒的画像,而这便是柯里齐奥(Correggio)对于如何再现约翰在帕特摩斯山所得灵异景象难题的成功解决:“这些驾祥云而行的神人乃是一切权力以及丰富造像的原型”,但是,在他们中间并以他们为参照点,柯里齐奥塑造了一个御风而飘行的基督,对于这么一个形象人们必定要说“我不可能太喜欢”。[6]但是,布克哈特指出,画家本人被他自己所见到的超绝尘寰的灵异景象深深打动了。可是,紧接着渐渐照亮了观众的就是那些令人惊讶的景象:神圣世界只要被赋予可见形式,它就可能再次被转换成神话场景。“事实上,我们可以将它转换成异教形式再来思考它:被缚在高加索山的普罗米修斯看到了早先的同伙,那些提坦神飘然而至。”并不是基督,而是灵异人物约翰,同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而与此同时基督的门徒也被比之于提坦诸神——御风而飘行的基督并没有提醒观众注意任何一个形象。

我们在此论述的主题,并不是无形无迹的上帝之伟大,而是他独立于崇拜者的偶像和圣所而纯然靠语言来向“真实”生成的能力,因而(如果允许这么表达的话)他能无限地转换。经受流亡折磨的能力,以及以信使的方式在遥远的异国他乡被传播的能力,仅仅是同一种性质的两个侧面而已。

在一篇关于《出埃及记》的释经文中,有这样的说法:“以色列人恳求上帝两件事情:看看他的形体和听听他口中说出的话语。”[7]甚至不论后续经文如何,令人迷惑不已的是,据说《旧约》前五卷之中同一卷《出埃及记》里面也包含着上帝的这么一个陈述:“你不能见到我的面,因为凡活着的人都不应该看到我。”可以想像,如果这么一个教义被转化成神话,那么就只能说是美杜莎的头了。《出埃及记》第20章第4节所表达的偶像禁令与《出埃及记》第33章第20节里面的死亡威胁之间,存在着内在一致、一以贯之的拒绝,这种拒绝甚至还发展成放弃一切故事。但是,真正说来,死亡威胁并非建基于任何一种“属灵的”地位,这里的不可见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可承受性——见上帝的面,而对于一个更坚定或者更高尚的信徒而言在原则上不是不可能的。属灵之物的地位各不相类,在《圣经》的偶像禁令之中思考的上帝依然尚未被认识,更不必说为了保护自己的独立而自我思考的上帝了。这后一个上帝规定了世界的根本境界,那就是不允许它沾染任何一点世俗性质。

经过超验的牢狱而惊鸿一瞥,神话幻象对这一瞥之景什么也没有说,这份虚无乃是存在于或者被暗示在《旧约》之中:荣耀在上帝脚下,先知者的灵见最多也只能到达上帝的衣角。《旧约》缔约的方舟就是被携带着穿越沙漠之旅途的王者宝座,如果这么一个大胆的猜想不错,那这就一定是空虚的宝座。[8]在考古学所发现的那些明明白白的图画上,不可看到的不只是上帝的手;在绘画的再现之中,这已经成为一种令人愕然的自由,杜拉犹太教堂墙上的绘画呈现了上帝干预(Eingriff)以撒的献祭,他的手还紧紧地拽着先知以西结的头发呢!

可是,偶像禁令当然不只是禁止将上帝偶像化,而是比这更加普遍;偶像禁令首先是禁止塑造人的形象。这里,我们指出,鉴于《圣经》文本认为人乃是依据上帝的形象来塑造的,因而塑造人像也就间接地等同于塑造神像,以至于可以合乎逻辑地将人也包括在原始的形象禁令之中;如果这一假设成立,那么,偶像禁令就显然是一种追溯既往的系统化。这种禁令是苛刻严厉的,但不言而喻也是那些神学家殚思竭虑地构想出来的。一种更明目张胆的目标将是要把人像的误用从巫术之中清除出去,这么一种实践的领域幅员广阔但声名败坏,其支脉还一直延伸到了摄影术时代。

不可见者强烈追求以教义的形式显影定格,乌托邦观念正属于这个范畴。作为一个限定性概念,它强制我们去思考从来就没有显现在眼前的东西,尽管它更加无害,却惰性日增,孳生出乱七八糟的幻想。但随着它的被强化,乌托邦就成为一系列否定的总和[9],同时它专心致志地回避现存之物所引起的污染,禁令登峰造极,完全禁止正面地表达想像的内容,禁止形象地呈现这种只在一切幻想的体系突然敞开之时才获得存在的新天新地。在这些情况下这是合乎逻辑的,但同时又凭借这种无形无迹的强制来避免怀疑。假如我们能够确信,未来乃是为了消除一切压抑而被必然性创造出来的,那么,用形象来描述这个未来就该受谴责。乌托邦的形象禁令靠拒绝提供故事而要求服从。如果一个人连这一点都不能容忍,那他就成为这么一个人:在其他场合下,他已经沦落到悲惨的处境中,目中无物,心无所信。值得庆幸的是,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种基本形态的乌托邦构想之五花八门的变体被创造出来了:卡尔·巴特(Karl Barth)的“辩证的异乡神”,布尔特曼(Bultmann)的福音传道,海德格尔的存在,阿多诺则用“否定辩证法”来复活纯粹空虚的可能性地平线。

乌托邦在形象上是贫瘠的,因为一切形象都会玷污理想的境界:有一个不可见的上帝以一切行为造福于人类。因而,根本就不可能发展出任何一种被描述的乌托邦叙事结构,或者一种核心的肖像成分。“乌托邦”这个概念同如下的事实紧密关联:它来源于漫游传奇,来源于异国他乡的事物各不相同的观念形式,而不是来源于对未来的推测。推测未来首先必须补充进步观念,然后这种推测才是可能的,因此就已经含蓄地形成了一种异教立场,即通过纯粹主体性就可能阻碍作为历史逻辑之内在结果而产生的“未来结果”。所以,一种不确定的过去形象越来越强大,对受苦之地埃及的记忆比对应许之地的期待更为强大,更加一目了然,耶和华依然是引领人民走出埃及的神,而非允诺希望之乡的上帝。

这种对称破缺的后果在于,只要历史上确定而且时代上可以推定的过去明显包容着可能性与未来的稳靠担保,它就一定以神话为指归。乔治·索雷尔在其社会神话理论中将一种不确定未来的结构描述为效果结构,而只要“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或者一个阶级的强劲至极的倾向”被禁闭在这种效果结构之中,(人们在实践中)就会遇到一些麻烦。这些强劲至极的倾向“带着一切生活环境下本能的全部执着周而复始地来到心灵之中”。既然神话表达了这些强劲至极的倾向,它必定要“赋予那些决定着意志变革的当下紧迫行动的希望以一种完美现实性维度”。因而,社会神话同它们所再现的民族在其生活过程之中所习得的经验可能并不构成冲突。

索雷尔的例子是颇具启发性的,但他却不只是用这些例子来证明上述命题。早期基督教徒期待启示,尽管屡屡失败,这种期待却给基督教精神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利益”,以至于像阿贝·路易斯(Abbé Loisy)等学者都希望把耶稣基督的全部教义同启示录联系起来。尽管如此,路德和加尔文(Calvin)还是唤醒了那些根本就没有实现过的希望,他们同时代的那些追随者显然也属于中世纪而不是属于现代;他们的核心问题实际上已经被忘却了;可是,从一个基督徒洗心革面的梦想之中则产生了一种“影响甚巨的结果”。在法国大革命之中,我们甚至还可以说,若无形象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而革命的神话也已经具有了乌托邦的外观,因为“革命神话乃是由这么一个社会来塑造的,对想像的文学充满了爱的激情,对‘通俗学问’(petite science)充满了坚定的信念,却对过去的经济史知之甚微”。所以,虽然乌托邦到头来什么也不是,但法国革命的影响比18世纪构建乌托邦的民族所梦想的要深远得多。[10]

在我看来,索雷尔的社会神话理论低估了过去不确定性的维度,结果只是揭示了神话之显而易见的形式功能。在启蒙时代社会神话里面起作用的并非是对期待的定义,而是对回忆的虚构。尽管卢梭明确地设定了自然状态的不可重复性,但他所杜撰的“人类作为什么也不缺少的自然存在”的史前历史却宣告了当代一切文化和政治处境的偶然性。在这一方面,卢梭的学说恰是其他一些对现代十分关键的“自然状态”(status naturalis)原理的反题,这就是将自然状态定义为理性的缩影,它推动着国家权力的建立。

至于早期基督教终末论,我们也不妨指出,它只能在一种回溯既往的历史观(几乎是不可能按照编年史顺序来架构的历史)之中找到对应的关系:在这种回溯的历史之中,上帝以他至高无上的幸福与惩罚的教理主宰着世界、人类以及他的子民,以至于人们确实可以相信上帝不仅能够灭绝世界,还能绝对地置换世界,像上紧发条一样在万物之上烙上目的性印记,在万物之上实施他的权力。无论是奥林波斯山上的宙斯,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哲人之神,都不可能被认为具有此等至高无上的能力以及主宰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权能。永远是这一隐而不显的维度,产生了可规定的期望视界。但是,这一期望视界仅仅是一种感动现在的要素、它的自我领悟及其过程的活力——而不是它们的目标方向性。即便只是在一个独特的历史环节上,有一个让“登山宝训”变成或者仅仅可能变成生活规则的原始基督教共同体,整个启示录灾难的幻灭以及与终末论目标相联系的惊恐,在基督教早期几百年历史上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最后,索雷尔运用一种只对当前有效的手段概念,把社会神话描述为一种拒绝预见未来的要素。而按照社会神话的内容将它运用于历史进程将是没有意义的。

在索雷尔1906年所缔造的社会神话概念之中,仍然能够担当神话这个名称的东西抵达了最低限度。再也没有可以讲述的故事,只是轻描淡写地呈现出一组欲望、拒绝和权力意志的背景。就像索雷尔所说到的“总罢工”一样,神话仍然还是一个用来集中呈现“我不知情”(Jenesaisquoi)的巨大事件的名称。这种最后神话的强大力量在于它具有排斥权力:它就是我们永远可能并愿意借以认知无权存在者的典律。但是,随着这么一种典律的产生,神话也就令人迷惑地同教义合流,而教义本源就是借以排斥异教的典律。

社会神话乃是一个“解神话”过程的剩余物,一如布尔特曼的福音传道,在任何一个阶段上都允许我们说明何谓神话;一如海德格尔的存在,通过一个连续删除特殊“实在”形象的过程而确立起来。正如它不可避免地出现在理论语境之中,这种思想方式利用一种拒绝强制的方式模拟了对问题的回答。而所有这些拒绝形式的原型也包含在《旧约》以命名来拒绝名称的行为之中,因为在《旧约》里面,上帝一方面自我命名,同时另一方面又让自己为人所知,并且自我抑制:“我是自有永有者”(I will be who I will be)。于是,路德毫不犹豫地将这句话翻译为“ehje ascher ehje”(因为“haya”没有现在时),七十子《圣经》译文则是“Egō eimi ho ōn”,拉丁文通俗本《圣经》则是“Ego sum qui sum”。[11]只是到了后来在那些被太多的哲学惯坏了的人听来,这一永恒神秘的表达之中对称谓的拒绝才可能像是一阵耳语呢喃,传达出存在的暗示。

拒绝形象,拒绝故事,甚至还要避免对一个名称的称谓行为,免除同家庭成员的一切关系而陷于孤独绝缘的境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如下的怀疑作准备——在历史之约当中,上帝是否也仅仅是一个提出条件而永远无法满足的搭档?这种充分地浮现在保罗的法利赛主义语境中的暗示,将一种救赎的需要内在化了,并且实施着越来越强大的压力,而在出埃及、大流亡之后以及在罗马统治之下,这种需要已经成为外在性的标志性特征。上帝必须依据自己的形象和类似性来塑造人,这么一个事实决不至于产生一个最初只负有单方面义务免除了相互责任的人物。否则的话,我们也就无法明确认识,为什么必须求助于一种新神学,以神约的双方严格的同一性来取代人类和上帝形象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么一个试图依据初始条件将上帝无条件地帮助人类的承诺固定于一个高度层面的命题终归失败,那么这种神学的夸张言辞就不难理解了。

在谈到莎士比亚的夏洛克时,海涅扪心自问,虽然夏洛克被当做一个喜剧人物而引入剧中,他为什么只能成为一个悲剧形象呢?当海涅如此发问之时,他恰恰就极其痛苦地清算了教义一神论的结果。海涅的回答是:这个戏剧人物成为悲剧人物形象恰恰是一神教的结果,因为那个“固执观念”(fixen Idee)的承担者“软弱至极,不仅不能控制这种观念,而且还因这种观念而窒息,变得不可救药”[12]。海涅的这个答案不仅同悲剧的起源不一致,而且还同历史可能性的断裂不协调。这个固执观念的上帝,乃是一个只会提要求的上帝,因为并不像在奥林波斯山上那样有众多的神灵作为他的竞争对手,而人又根本不够资格来充当上帝的对手。因此,海涅指出,适合于这一绝对要求的行为方式只能是“殉道”。如果对立本源地存在于一神教和多神教之间,那么它就不可能以这样的形式重现,它必须转化为一神教和泛神论之间彼此排斥的终极形式。

现在,我们再次强调指出,泛神论乃是“万物有神”命题的逻辑结论,但这并不是海涅最杰出的观念。在海涅看来,泛神论对一神论的胜利根本就不是从一神论的压抑之下获得解放,根本就不是对于超验残暴性的慰藉,而是将这种“殉道者的烈士情怀”强化为一种前所未有的“迫害风暴”。如果说万物就是上帝,那么就再也没有人像雅典传道的保罗那样,希望拥有一个上帝,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上帝;对保罗而言,尽管有超量的神灵存在,他还是认为有一道由“未知的神灵”所代表的入口点和接触点。可是,所有这一切迹象都对立于海涅所建构的那种教义泛神论。若无宗教宽容,泛神论就根本不能存在。当万物成为上帝,权力的分裂就获得了完美的形式:完全彻底地断念,而选择一种处在世界之外或者对世界无动于衷的相反立场,而这种情形的原始的集中的具体情境在权力平衡之中被弱化了。如果万物成为上帝,上帝存在这个命题也就丧失了意义:就世界之绝对性而言,泛神论和无神论是等值的。

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问题:泛神论同未来没有绝对关联。如果宇宙就是上帝,那么除了现在可能存在的东西之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能在未来降临。古代世界结束之后,作为基督教终末论之结果而到来的未来,难免激发出一种不安感,而平复此等不安感则是一种怀乡的动机,它推动了一场新的文艺复兴,不过这一次复兴的是希腊美的宇宙,众多的缪斯、奥林波斯诸神、狄奥尼索斯诸神,或者在前苏格拉底时代之前可能已经作为“存在”的一切未知之物,或者未知之人。

或者,一切是否取决于存在相信弥赛亚尚未到来的可能性呢?未来弥赛亚是一个观念,它可能负载着一切自我否定的形式以及以期望形式存在的需要。我们不需要任何一种教义来决定谁将到来,以及这个到来者将具有什么样的本性。犹太人的弥赛亚将以一个全然未知的形象到来——在字面意义上,他就是那个从来就没有出场过的人物。所以,关于弥赛亚的一切说法都可能是对幻象的禁止,对神话的拒绝,以及对历史的质疑。利钦的以色列大师教导我们,弥赛亚的世界将是一个没有类似物(Gleichnis)的世界[13],因为在弥赛亚的世界里比较和被比较的对象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格尔索姆·索勒姆评论道,这将明确地意味着“必定出现一种新的、绝对不可能以图画来再现的存在方式”。[14]

仅仅以否定形式来规定的纯粹期待,在那种总是已经被挫败的历史希望的脉络之中可能明显是玩世不恭的。假如类似性的目的不会从历史的必然性之中出现,而是作为历史的对立面,那么,它就维持着全部希望的总和,这正是因为:从来就没有具体对应物,它不仅尊重而且强化了幸福观念的主体性。反之,基督教徒对一种未来至福千年的景象的期待,则完全像关于真理通过理论而存在的理想——它一如既往地将古代圣贤投射到基督教福祉的终极状态。这是一种属于视觉理论家的幸福,因为他们时刻准备给那种相当低微的渴望冠之以“蒙恩者的幸福”(Gl ückseligkeitstall)这个名称。

很久很久以前就业已到来的弥赛亚,首先就是记忆;第二,是为了抗辩一种以大多数人的可能赞同为引导的教义所造成的明显错误的规定;最后,是一个必须服从于历史批评的人物形象。因而,弥赛亚在后来的神学家手上就成为一种综合教义的产物,因而极其可能要消融以及失落其熟悉的历史进路。如果我们必须说弥赛亚已经存在于此岸,那么,紧跟着“他带来了什么”这个问题而来的种种困难就是无法逃避的。

某种东西必须显现。而且,在这些条件下,这一完全不同于似是而非的历史陈迹而作为惟一可能存在的东西,不是别的而恰恰就是隐形匿迹的东西。在基督教神学里,它就是耶稣基督无限荣耀的源泉,而得到了一种制度的保护;人们发现仍然需要时间并且急切要求在世俗条件下自我重建,这时便在一种终末论的幻灭当中产生了这么一种制度。无形的恩典宝藏在经济上要求从神圣仪式到感性放纵都采取一种合理分配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一种教义的形式予以严刑峻法的保护。关乎神圣恩典的争论便成为这种悖论处境的症候:必须保护弥赛亚遗产。

如果弥赛亚尚未到来,那么他就舍弃过分严酷的理性而激荡着想像力。而这就和任何一种证据的负担无关。人们等待的时间愈长,他们将要等待时间可能也更长——这几乎就是历史之中时间分配的法则。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资以产生最后事件的程序,这个过程也会立即中断。比如说,下面这些情形就充分说明此言非虚:将最极端的罪孽解释为被期待的历史旁观者所认为不可容忍的东西,以遵纪守法的恭顺或者离经叛道的激情来打击他的恩惠,而所有这一切都被认为能够满足启示的救赎日破晓的前提。

依照能力来比较两种立场,其结果显然是全然支持、绝对期待。即便如此,也还是不可能明确地决定,同一种对将来保持开放的弥赛亚精神相伴而行的愿望禁忌与形象禁忌是否能够超越一切神话、一切神秘主义、一切教义以及一切历史牺牲而对完美境界保持自由开放(freie Besetzbarkeit)。就此,索勒姆十分清楚地指出,犹太人必须为“生于实体”的弥赛亚主义付出代价。弥赛亚观念的辉煌,索勒姆断言,对应于犹太历史的“无限去势”,它所产生的不仅是安慰与希望。“举凡种种将这种弥赛亚主义变为现实的努力,都会撕开无数的深渊,将它所显现的一切变为荒谬绝伦的东西(ad absurdum)。生于希望,宏大壮美同时又虚无缥缈。”他说,就历史而言,个人失落了其独特的价值,因为他们绝对无法自我完善。这种潜在的能力自我吸引,从而导致了一种结构上的欠缺,即无法实现上述完美境界。于是,一种不妨称之为“他者的实在论”的理论核心,这么一种结构欠缺贬低了这一被当做此刻生命的个人之价值。索勒姆对于这么一种境况的精确表述是: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迫使一个人生活在延宕之中,而没有任何一种确定可为之事,也没有任何不可逆转地臻于完美之物”。就这一点而论,他又指出,这就是“一种货真价实的反存在主义观念”。

如果不努力理解这最后一个评语所言之实,那么我们就再也不知所云了。这最后的评语出现在第一次发表于1959年的一篇讲演之中,这篇讲演的题目是《论理解犹太教的弥赛亚观念》。因此,这篇讲演的基本思想来自于存在主义流行的十年之间,而在这段时间几乎每一个人都必须理解将弥赛亚主义同这一主流哲学的发展对立起来所蕴含的意味。存在主义的目标也指向这种没有类似性的生存方式,但是任何一种障碍都无法延宕这一时刻。因为,意欲成为“本真者”[15],意欲在“本真性”之中存在,本身就仅是一个取自修辞方式之传统区分而又自我默许的隐喻而已。反观历史,我们可以更精确地区分两种立场。作为对于一种不可能为想像所把握的处境的期待,弥赛亚观念实在不愧为一种反存在主义的观念,因为它对一个人的现时处境具有一种反作用效果,也就是说,它强制性地剥夺了其一切无中介完美境界的诉求。可是,关于将来处境的“虚空无质”(Wesenlosigkeit),它自身却又在形式上循规蹈矩,获得不受类似性制约的自由,不仅没有被转换(uebertragen)[16],而且也无法被转换,而存在主义恰恰将“本真性”的威名给予了这种存在。用一个少许有些新异的语言说,这就是以返身而诚的“忠实”(veracitas)来取代由己推物的“真理”(veritas)。构成这种“忠实”的不是认识而是决断,或者说是一种作出决断的倾向,一种指向尚未存在以及不受存在之物规定的东西的决心。在一个由决心所构成的世界上,就绝对没有类似性,即没有“明喻”(similes)。

当然,言说一个没有类似性(没有寓言)的世界,这么一种表达上的转向也直接对立于《新约》的陈述方式,因为它总是说上帝国像这或者像那。但是,惟一的差别在于,在表达教义的过程中,寓言述说者首先是从类似的状态下抽身退出,然后进一步得到充分严肃的实在论,并依据这种严肃的实在论去证明人类[历史]不是一段插曲,人类再也不是临时的世界官员,而是成为神圣之永恒的命运。为了保护人类不至于作为一种难以忍受的、全然依赖于人类罪孽的随意存在与缺失的偶然事实而出现,圣方济各传统的经院哲学创造了一套特殊的策略,尽管并没有成为官方教会的教义,但这种策略将纯粹历史中的“道成肉身”教义解放出来了。邓斯·斯各托(Duns Scotus)提出,神子注定要化身为人,这一永恒的前定教义让人类历史同上帝对人的意图之间的差异消失了,成为一种与神意无差别的境界。他的现实性完全等同于他的理想性。为了人类救赎之故而强调决断的无时间性,从而解决这么一个困难:实现这一决断已经成为一种偶然地发生在过去时日之中的事件。上帝的独生子必须化身人子,这一永恒的命运极端地对立于莱昂的爱任纽对灵知基督教神话之特殊品格的描述;按照他们的教义,耶稣基督通过圣母玛利亚而生,就像水流经过管道一样:“dicunt Jesum,quem per Mariam dicunt pertransisse,quasi aquam per tubum...”

一种无神论是否有能力担当否定人类需要,放弃一切以便追求概念的绝对纯粹性的使命?也就是说,它是否有能力拒绝认可一种民族认同、偶像崇拜的审美光学与审美声学、形象以及灵魂必须特别予以关切的欲望?果真如此的话,会不会用魔力从地底下唤醒“金色怪兽”?

1930年代,讨论话题无不涉及20世纪德国新神话[17],当时最为紧迫的问题便是一种什么样的稳固精神形式能保护对这一新神话的敏锐警觉。托马斯·曼在一则日记之中就爱因斯坦(Einstein)对亨登堡所作的评论提出这么一种看法:犹太人所具有的伟大真理意识可能源于这么一个事实,即他们不仅没有神话,而且他们的心智也不会为神话所“蛊惑”。[18]由于这么一种说法不仅是指种族心理学或者宗教心理学,而且也没有为这么一种反题——当时德国的内在“运动”乃是“沉迷于神话沃土的日耳曼精神的绝妙写照”——提供一种契机,所以在更高程度上,它必须偏重一种纯粹理论的惟一神教,以便抵制神话。但是,几乎在他声称这么一场运动乃是“一种自欺欺人而又陈腐不堪的接口之必然‘回归’”的同时,这位《约瑟夫兄弟》三部曲的作者又正在紧锣密鼓地撰写同一轮回的伟大史诗,执行1914年以“神话与心理学”为框架体系制订的一项计划,而尚未赋予这一计划以任何一种理论色彩。“从本质上说,必须使神话脱离法西斯主义精神,将它改造过来以服务于人类目的。长期以来,我只是做这么一件事情。”[19]

在改写了《圣经》神话之后,当他再行改写德国的浮士德神话时,他对这么一种观点产生了怀疑。1943年9月,他开始撰写《浮士德博士》之第九章,而迷茫地注意到,通过阅读该书的样本而在德国人中所激发起来的情感何以开始同一种“显然出奇地幼稚的爱国主义”相联系。这么一种发现使他陷入了一种情绪危机,他便把这看做一种警示,“高度警惕起来,以免我的小说陷入参与创造一种德国新神话的危险”[20]。在作家的这些手记中,诸多关于占有神话或者摆脱神话的整个问题都被触及。如果我们仅仅期望拥有一点点的真理,神话推进了真理意识吗?概念思想是否等同于倾空形象宝库的使命?或者,是不是只有管制形象的独断威权才必须被打击,而不可摧毁的“需要—位置”(need-positions)是否被别的东西、被人性化的神话所重新占据?或者,神话所给予的一切是不是最后都被抛向了自我定义的模糊需要的深渊,而这种自我定义在某些时候被考虑却又被毫不犹豫地用于相应的断念?

如果我们考察现时代历史经验,就会发现那种几乎没有上心的无与伦比的教训。我们本来可以从科学的享有及其历史形式之中得出这么一种教训的:与真理解放人类的诺言相对立,我们倒是认为,被掠夺了真理的空缺状态仍然最接近于人类的解放。也许,科学历史为时太短,以致无法向这个纪元的意识呈现这么一种本质关系的终极结果。但是,忧虑从此而生也确实不乏理由:满足于千篇一律的科学的心态,不仅相关于而且还正是立足于科学持续退缩程序,陈年旧迹和转换迁流则是科学享有真理的方式。故此,甚至在可能从科学时代收取了巨大的成功(而这种成功即在于科学的知识形式)之前,人们还是十分勉强地付出这种成功所需要的代价,因而兑现科学利益的愿望可能提前被挫败了。

在假想当中占有太多的真理这一心态毁灭了真理,毁灭了真理意识,特别是毁灭了其他民族的真理意识——如果此说不谬,那么,启蒙时代也就有权将宽容视为神话与教义判然二分的最高标准。伏尔泰说得好,叙述神统谱系的史诗绝不至于扰乱和平宁静,相反却把和平宁静看成是古代社会可亲可敬的特征。他继续说,尽管哲学尚未确凿地证明其自身与神话同质,与教义异质,但神谱学却可能将希望寄托在哲学上而同时辩护(神话与教义)之中的一方。“出于唯我独尊而彼此憎恨,便是非常糟糕的方式。”[21]恰恰因为正义观念是第一秩序的真理,永远确保占有普遍内容,所以,“往往在虚假的正义托辞之下铸成了伤害社会的巨大犯罪”[22]。哲学遵奉更高理想的假想命令,显然也倾向于蔑视它自己所发展出来的宽容境界。早有古代怀疑论者,现代有启蒙斗士,众多哲学流派都激发了这么一种假设:他们一律平等,皆为教义。只要哲学的中心议题成为伦理学,面对那些立场和歧见,它在本质上就无所作为:“因为所有哲人皆立言不同教义,所以,教义与德性在本质上完全异质,这是不言而喻的。”[23]

不论乍看起来是多么令人惊讶,在这些启蒙斗士眼里,神话成为纯洁的先驱,它证明了道德义务之于教义立场、之于特定理论内容的独立性:“无论他们信还是不信,特提斯(Thetis)都是海之女神,无论他们是否相信巨人之战、黄金时代、潘多拉神盒、巨龙毕同之死,这些义理都一概与道德无关。在古代世界,神圣谱系史诗绝对不会扰乱民族的和平生活,这是一个令人敬畏的事实。”伏尔泰常常以古印度人或华夏先民为例,来证明虚无是如此神奇荒诞以至于难以令人置信,但可以确信,与道德情感及其稳靠性相关的一切重大后果和意味深长的歧见,都决然不会来自于这么一些确定性。

在此,哲学显然劣于神话,因为它特别地宣称要在其理论与实践建构之间建立这么一种关系。伏尔泰断言,道德教义是根本不存在的。可是,哲学致力于给那些无需理性基础的东西建立一种理性基础,同时又像神学那样将道德变成了教义,因而第一次让它对直指根基的怀疑与批判有所感触。但是在另一方面,正因为神话在其“理论”侧面充满幻想和过分夸张,它的变化与矛盾对伦理学没有任何影响。

悖论地说,即使在伏尔泰所罗列的例子当中根本就没有轻浮潦草的成分(可是在他的例子当中常常有这样的成分),但为了不败坏这么一种印象,还是应该说非道德的神话在其内容上乃是一种对于德性的保护,德性本身又不依赖于这些内容。因而,首先必须推论,我们也应该以同样的方式去看待哲学家当中的那些论辩与矛盾,尽管他们自己不会承认:“无论我们是赞同实在论者还是赞同唯名论者的观点,对于这个国家而言,重要性在于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可能无关乎一个民族的真理旨趣,恰如里柯夫隆(Lykophron)或者希罗多德的一段文字的优秀译本或者糟糕译本那样,不都是不言而喻的么?”[24]伏尔泰是不是忘记了,他常常相信或者常常遵从的原则是:在服务于一种“善的事业”时必定(尽管并非首先)存在一种“好的写作”?顺便指出,这种情形与那种来源不同却导致同样结果的意见无关:只要有“好的写作”,它就必须服务于“善的事业”。但是,伏尔泰显然偏离了早期启蒙时期的笛卡儿式假设:物理学与伦理学、科学真理与生命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联系是一种条件性关系;自然知识的完善将提供一切,而这一切必须保障一种确定道德的接受与维持,可这么一种笛卡儿式的确定道德等同于现实。这一点首先仍然是丰塔纳伊的悲情之来源,而他已经为一个世纪的科学与启蒙精神之间的同一性描绘了一幅图画。

伏尔泰的经验同丰塔纳伊的期待相冲突:他那个时代科学历史的发现,即在他看来完全不可理解的笛卡儿主义与牛顿主义之间的不可决断性,已经将理论领域展现为一个教义上不宽容的领域。伏尔泰追溯既往,反思神话的那份忧郁情怀,在其矛盾性和非道德性上,暗示着神话历史对于生活规范的个人标准与公共标准的中立性。这一伟大的惊奇在于,神学教义学仅仅是一种特殊的需要,那就是要拥有对不可见者的精确知识——无论这不可见者是漩涡还是万有引力,是三位一体还是恩典,而不允许任何人对此作出不同的断言。一切都绝对依赖于真理,依赖于一种真理;依据这么一个假设,一种无限的结果就产生于有限的命题。现在,伏尔泰就以他自己严厉抨击的帕斯卡为赌博论辩的形式来应付这么一种处境。

帕斯卡的论辩形式是一种具有绝对严肃性的论辩形式,绝对不可逾越地对教义的精打细算进行了纯粹的展示。按照这么一种盘算,如果一切都是运气,那一切都不可能太多,一切都不可能让人在意,一切都不可能让人示以严肃。对于帕斯卡的无限性筹划,伏尔泰一再爆发愠怒,而这种愠怒的实质在于,人类不会对上帝的存在感兴趣,而处于非存在之中的上帝又超越于人类的兴趣之外。[25]但是,伏尔泰完全没有考虑到这种关系的另一个方面即这么一个陈述:有限生命是一场微不足道的赌博,为的是赢得一种可能的无限成功。在这一未经讨论的前提下,有限生命是从外部来观照的,永远被视为某一他人的生命,而思想家仿佛作为一个旁观者,在这个他人面前接受或者拒绝这场赌博。自其内部而观照,此乃一个人所具有的惟一生命,正是因为他的有限性而成为纯粹不可逾越的、在这个意义上也是“无限的”价值,因而它绝对不可能是一种“赢取策略”之中的一场“赌博”,而且绝对不等于其他一切价值的总和。像配备着教义系数的一切其他类型的现代强制性幸福的报价一样,帕斯卡的赌博是一种永远为他人所拟定的精打细算。

也许,反思的下一步骤可能是质疑或者断言,相对于行为而论信念一般不是很重要的。苏格拉底没有受到谴责,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希腊城邦的诸神,或者因为他根本就不和他周围的人们分享同样的信念。他之所以必死无疑是因为他不敬城邦之神,是因为他还有让别人脱离这么一种神灵崇拜状态的嫌疑。公共旨趣(而伏尔泰恰恰就认同这种旨趣)只能存在于人民的行为之中,而不存在于导致这些行为的动机之中。这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分析,因为行为的稳定性、可靠性及其未来的稳靠性绝对地依赖于人们所信以为真的理性明晰性。只有在这种公共旨趣之中才能依赖城邦公民在一切情境下值得信赖的行为,包括那些弱化了服从主义约束的行为。正是在这么一个关节点上,隐蔽的方面,即动机,甚至为行为作合理性论证的可能性,才构成公共旨趣的关键所在——换言之,在这么一个关节点上,尽管道德并非永远构成合法性所依赖的语境,但它依然可能成为这么一种语境。在这里,神话无论如何都没有功用,没有效用,没有价值。从这么一个轻浮虚妄的架设之中它获取了生命力:世界可以解释的潜能以及给这一世界之中的行为奠定合法性基础的要求其实并不重要。

在伏尔泰的许多文本背后潜藏着这么一种观念:当人们没有太多的稳定的意见、教条式信仰以及集体认可的真理之时,他反而更容易采取行动。从这个假设来看,神话填补了真理热衷于以别的方式确立其自身的空白。在雅各比·布克哈特看来,下面一种症候事实就清楚地显示了这一点:无论具有多么巨大的权威,影响最大的希腊神谕——德菲尔神谕都“绝对没有宣告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宗教真理”。同样,直到纯粹希腊时代结束,在这上面勤勉探索的人,也不会相信“神灵会进入这么一些事态之中”。[26]

神话包含了一种隐蔽的现实性概念。[27]凭借奇闻轶事和人物形象,神话所暗示的是神灵的明白无误,像现实性一样有效,因为神灵们一定会现身,一定会不可抗拒地出现在那些希望他们在场的人面前——居先到来的东西和随后到来的东西既没有给它补充什么,也不会对它产生疑虑。但这不是神话所要求的有效性——神话(仍然很少)要求人们对这种有效性作出让步。这同样也不是神话为之奋斗或者极力自我适应的有效性,或者说神话为了认可这种有效性就可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神话所记述的人民,必定和神灵一起体验到这种瞬间的必然性,这么一个事实对于那些倾听神话的人民却没有什么隐含的意义。

神灵现身的方式将神话形式与教义意识形式区分开来。一个神灵可能现身并且可以排除对其神圣性的疑虑,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如果证明的方式、在场的展示、证据的测定在本质上各不相同的话,这么一个事实就不一定对确凿无疑的故事所占有的地位产生实质性影响。也许,只有一个神话,一个惟一的神话将这种作为一种区分的区分包容在神圣外观之内,这个神话就是作为狄奥尼索斯五花八门的神话母亲之一的塞墨勒的故事。

塞墨勒是天神宙斯惟一的情人,但他却不满足于自己借以现身并与她同眠的形体。这就导致了塞墨勒的堕落,她的堕落恰恰也就是天神之妻赫拉求之不得的。于是,赫拉化身为女奴悄悄地对塞墨勒说,她应该确定自己情人的形体,因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她可能是在和一个怪物同床共枕。于是,塞墨勒对宙斯说,如果要她继续满足他的欲望,他就必须以冥河之神的名义发誓答应她的一个要求。宙斯被迫答应了,她要求他必须向她示以展示给赫拉的同一个形体与她同眠。当然,不难理解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就有两个不同版本的故事。按照其中一个版本,谁看到神灵的真实形体,谁就必死无疑;作为这种见证神灵现身的惊人体验的后果,便是塞墨勒在生育狄奥尼索斯时一命呜呼。按照另一个版本,朱庇特(宙斯)化身闪电现身于塞墨勒面前,塞墨勒电击致死,尚未孕育成熟的狄奥尼索斯就必须从亡母腹中取出,嵌入宙斯的两腿之间。故事的第二个版本,是因为无法理解第一个故事而必须进行调整的结果。

闪电不是宙斯的真实形体,而是他的一种属性,是他表达愤怒和实施惩罚的工具,因而它以反向方式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个事实所引出的结果是不言自明的。宙斯化身闪电而现身,乃是见神灵真面目者必死的假设的“翻译”版本,而这么一个假设起源于塞墨勒的出生之地佛里吉亚(Phrygischen)。这个假设在希腊神话之中不会起什么作用:宙斯向塞墨勒示以真实形体,塞墨勒也知道自己和谁人同眠。所以,奥维德也只不过是说,宙斯履行誓言的方式是:吞吐来自天上的闪电——此乃逃避的闪电式惩罚(das inevitabile fulmen),将他的狂暴的力量和燃烧的气愤降低到最低限度,带着这份力量进入了塞墨勒之祖居,而这里的房舍已经被熊熊烈火化为灰烬。赫西俄德虽然暗引了这个神话,但他本人并不理解这个故事,这仅仅是因为他在历数宙斯之子时,提到了宙斯的荣耀之子——令许多人欢欣鼓舞,并免于死亡的狄奥尼索斯,但关于狄奥尼索斯的母亲,赫西俄德仅仅是说:她曾经落入死亡权力的掌控之中,但她现在已经成为女神,正如他的儿子成为酒神一样。[28]

奥维德完全没有能力克服这个故事之中两个互相异质的前提的自相矛盾。赫拉毁灭性的建议,同塞墨勒仰赖情人宙斯的誓言所提出的实际要求之间,显然有天壤之别。在希腊神学观念的脉络之中,赫拉明明知道她的丈夫向她展示的形体同它展示给塞墨勒的形体没有什么两样。因而,她一方面激起了这么一种疑心,即别人也可能顶着神灵之名强行闯入侍女的闺阁,另一方面她又陶醉于这么一种想法,即这个人如果事实上就是宙斯也是无济于事的:nec tamen esse Iovem satis est...他一定会像拥抱自己的妻子一样地拥抱她:tantus talisque。她为情敌出谋划策,其结果是要求天神宙斯以易于辨认的属性向塞墨勒示以真实形体:suaque ante insignia sumat!从这个妒火中烧的女神看来,这就是决定性的、毁灭性的愿望,因为所谓真实形体就是指闪电。可是诗人在这里遗忘了一个根本的重要性,他仅仅是让塞墨勒心怀暂时的愿望,即天神应该像在天后面前一样地出现在他面前:da mihi te talem!这个尤物所分离的东西,塞墨勒却不记得去追求,但宙斯却没有忘记给予。他携带着闪电,伴随闪电现身,却不是化身为闪电现身。[29]

在这种情形下,首先使塞墨勒陷入灭顶之灾,然后又让她成为女神的可能不是天神的目光而是其愤怒。尽管他恪守誓言,但由于他的愤怒超越塞墨勒愿望的字面意义,而将愿望变成了巨大的灾难。这些自相矛盾的情形充分证明,这个背景包含了连希腊人也不理解的事态。在这么一种难以理喻的事态之中,人类只能通过不可承受的神意来体验神灵确定无疑的在场。

所以,作为暂时证据的现实性概念包容了异类的确定性范式。当埃涅阿斯和她的伙伴进入神谕的密室,维吉尔的古米希比尔(Cumeischen Sibylle)仰天叹息:“神!看这个神!”(deus ecce deus)。这声叹息无疑指向了这么一个事实:没有恐惧,没有死亡,人们意识到了这么一种在场,而且可能让它指示一种在场。与之相类似,请想想保罗看到大马士革(Damaskus)的时刻被击倒的样子吧!

但是,当朱庇特派遣信使之神赫尔墨斯向埃涅阿斯发号施令,要求他废黜狄多,继续日夜兼程之时,埃涅阿斯也丝毫没有起疑心;虽然这么一项命令几乎是匪夷所思的,埃涅阿斯亦毫不犹豫地执行,恰如亚伯拉罕接受荒诞神命去献祭他惟一的儿子——年迈所得爱子一样。《圣经》之中的上帝,在外表上有一种可以感受却不可抗拒的威严力量,即一种不可描述又不可言传的“伟美光耀”。希腊七十子译者称之为“荣耀”(doxa),在拉丁语中被转写为“天国的荣光”(gloria),在沉思的意义上被等同于“无上的荣典”(honor)。而这些就是天使合唱队、大千世界以及芸芸众生的神圣目标的本质之所在。因为,按照绝对自律自在、自有永有的原则,上帝于自身之外根本不可能拥有其他的对象与目标。耶和华的“荣耀”(kabod)所经历的意义变化,在希腊神话语境下是完全不可能的发生的,此乃基督教义的前提之一。正是从那个作为上帝的选民而让上帝向他现身的人所获得的主观体验的权限里,便发展出了一个划时代的世界目标的系统基础概念。[30]

所谓“狂热的神话信徒”是不存在的。因为,信徒让人们严格地信托一套命题系统,因而在(诸如上面所讨论的)那些命名体系之中流通的恰恰是教义形式,这种形式不独属于思想,而且还属于种种制序。在这个程度上,教义亦是一种同自我断言相联系的思想方式。按照一些命题,“绵羊”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同“山羊”区分开来,同这些命题相关的还有“驱逐异端令”,即咒逐那些叛教者。属于这些命题体系的形态假定了一种立场,据此就可以规定一套值得辩护的行为与断言的核心体系。反之,神话思想方式的特征在于它具有一种无限的能力,在“万神庙”的名目下将诸多异质的要素联系起来。甚至为了给古代晚期的历史处境传播一个历史编年的时髦术语,我们所能理解的上述情形的最早例子就是“宗教融合论”(Synkretismen)。维吉尔在其赞颂异教“教会之年”(即罗马节日历法)的诗篇《狂人行迹》(Fasti)之中,将作为神话之逻辑结果的万神庙原则还原为一句简练精辟的诗句:“罗马系福地,众神无不栖。”(Dignus Roma locus,quo deus omnis est)

神话之缺失在于,它根本就没有持续自我净化的趋势,根本就没有离经叛道者忏悔自新的仪式,根本就没有根除非其所属而臻于彻底纯粹性的趋势,根本就没有审判灵魂的趋势。神话没有局外人,而那恰恰是教义立场为了自我持存于限定压力之下必需的东西。令教义立场备受折磨的东西恰恰是它自身不断地产生的“异端邪说”。这些异端邪说长期以来以最率真地方式让每一个人相信,仅仅是为了有朝一日冒险尝试一项定义而太多地卷入一项共同的使命,以致他们自己终归无法担待。在此,根本就不存在“协约”邀请这样的事情。有所断言者无处不冒险(Wer etwas behauptet,riskiert alles)。

奥利金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典范。基督教的第一套神学体系的奠基人几乎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异端,就像在他遗留的文献当中及其历史影响下的少数人物一样,他死后遭遇到了自己的命运。马克安已经成了一种深邃睿智、简约抽象的精神之化身,而奥利金则是一位几乎必须用经院“大全”来测度的建构型知识分子。神学与哲学的区分仍然是他所不理解的,而知识与天启都是同一真理的要素。是他,第一次在肯定意义上将这些要素命名为“教义”(dogmata)。

“教义”,这么一个特殊的术语担负着廊下学派(又译“斯多葛学派”)的假设命题:哲学学派根据其各自的教义而彼此区分,其教义性又在于它们彼此排斥,各自为政,拒绝被安置于一个系统的整体当中。因而,这么一种情形要求提出新的独特区分——教会(ecclesia)与教派(secta)注定只能独一无二地存在的东西与不可避免地正在分崩离析的东西之间的区分。中心是由边缘和边界上发生的事件来规定的。至于谁可能成为教会人士,是由获取了规定权力,并且同国家权力结盟而宣告其他人为“教派”的人来决定的。马克安是第一个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主张用“教会人士”来指代他自己的门徒。公元381年,当罗马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与西奥多斯乌斯执掌权柄,马克安的门徒及其他宗教异端都被禁止以“教会人士”自命,也不得运用教会术语来指称宗教事务。[31]在公元5世纪宗教会议的第十二次咒逐令中,对于墨珀苏埃斯提亚的狄奥多(Theodor von Mopsueste)——这为该受谴责的一段最为严厉的责难,是他不仅将耶稣基督同柏拉图、摩尼信徒、伊壁鸠鲁、马克安相提并论,而且还在两种完全不同的导师与教派之间的关系上比较“教义品格”。按照这一说法,每一位导师都开创了他独特的教义(oikeion dogma),而他的门徒则根据自己同教义的关系自动地分得了导师的名分:simili modo et cum Christus dogma invenisset,ex ipso Christianos vocari。[32]在这个宗教会议文献之中,“教义”恰恰就具有廊下学派所建立的那种历史编修意义。在这么一种语境关联中,常常回荡着希腊词的含义,但在拉丁语之中它被转写为decretum(“教条”、“义理”),我们从中不难觉察它突出了一种偏离,即一种产生于法律语言,产生于历史地确立的诏告文书性质的意义。带着柏拉图式的对于dokein(“思考”、“现身”)和doxa(“观点”、“意见”)词根的蔑视,奥古斯丁如此运用这个希腊词词语:教义是教派的公理(dogmata sunt placita sectarum)。[33]

如果不为教义概念补充某种历史主义意识的话,那种已经成为教义史学主题的东西就是不可思议的,这就是这一主题何以仅在19世纪才出现在这个名目之下的缘故。但是,后来更加晚近的历史编修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亦无碍于下面这么一种情形: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注意焦点的命题和命题体系已经被呈现为一种思想方式,并隐含于这些事实之后成为这些事实的基础。这只能是人民自我认同,通过接受某些命题而同时排斥其他命题,而归属于一个共同体,将自己所接受的命题转化为教义。欣然通过这些命题而自我表达,却不像那些“信仰的象征”(symbola fidei)[34]优先确立象征思想方式一样地构成教义思想方式;反之,正是利用“象征符号”,人民才得以彼此承认,才能被别人承认,而无须包容狂热行为的全部事实。它们包容每一个人都必须持续承认并深信不疑的内容,但并非无法利用其他断言而冒犯的一切。这就是“象征”与教义的分野。

神话没有信徒,这个命题必然会显示其自由形式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又源自对于真理的断念。“古希腊人没有一种规范的神学:每一个人都有权诗意地创作(das Recht,daran zu dichten),因而每一个人都可以信其所好,”[35]尼采如是说。布克哈特认为,最早的“时而有些稀奇古怪令人恐惧的神灵”之位格与神话的概念尚未维持偶像祭司的影响,因为能够维持这种影响的制序根本就不存在,这么一个事实反而给出了这种特权地位的最独断的理由。“如果一个祭司阶层已经对此产生了影响,希腊宗教就能自始至终得以分别的理解……而作为一个整体的叙事诗篇就完全不可能出现。”[36]但布克哈特大师也犯下了一个古老的美丽错误,据此,在进入传统的神话版本之中,神话产生于希腊原始时代。这就是惟一的理由促使他在其《希腊文化史》的第一章“希腊人及其神话”之中生造这么一个词语,来说明“希腊人用神话来捍卫青春”。[37]但这么一个命题同他后来的睿智见解相左,他后来的看法是:神话最本源的形式包含着稀奇古怪和令人恐惧的要素,而且如果有一种制序看护着偶像,这些要素就无法被克服。在诗歌之中庆祝胜利,这种克服的行为到很晚才出现;在这里受到捍卫的不是青春。青年伊壁鸠鲁准备将神灵从众多和谐的宇宙驱赶到宇宙之间的空间(Kosmoi in die Metakosmia),因此而终止神话和完成神话,他仍然从德谟克利特的瑙戏法内斯(Demokriteer Nausiphanes)那里学得了一条生活原则:“请不要被恐惧吓倒!”

神话能够扬弃古老的恐惧,诸如那些已经被灭绝的怪物,因为神话再也不需要利用这些恐惧心理来保护真理或者保护律法。维持神话的制序,其目的并不在于警告和恐吓公众,相反却在于呈示被驯化了的恐惧对象,以此作为更美好的事物之自由保障。行吟诗人的角色既不在于将可怕的对象当做真实存在,也不在于让这些可怕的事物彻底地消逝在记忆之中。行吟诗人的听众获得满足的程度取决于包含在那个甚至连《奥德赛》也能充分理解的断言之中的可靠间距。《奥德赛》穿越了可能的危险和恐怖的全部景观,在巨大的压力下检验了权力分化体系的忍耐力量。这就是所有人一再希望从史诗以及史诗之前形式之中所获悉的东西。

但是,布克哈特又认为,对我们而言,难以理解希腊神话的困境,乃是因为希腊人民自己“明确希望遗忘神话人物及其考验过程之本源意义”。[38]即便如此,也跟上面的命题毫不矛盾。可是,他们希望遗忘的恰恰只是“这种本源意义”,确实不是他们已经驯化到神话之中的意义。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与之共同生活的”神灵也像芸芸众生一样地“服从于命运,所以神灵并不希望比芸芸众生更伟大,同样也不会鼓动芸芸众生去反抗那种仅仅属于一神论宗教上帝的神圣”。按照布克哈特的另一个表达方式,宙斯与其他的神灵“绝不能从《荷马史诗》当中复活”;只要我们假设,“诗歌统治了一切神灵境界”之所以构成了希腊权力关系的一种本质的脆弱性,是因为这么一种关系不仅欠缺约束力量,而且还缺乏那种作为本真宗教特征的服从状态——只要我们作出这么一种假设,布克哈特的上述命题就只能从字面上来理解了。

从历史影响的角度看来,上述命题的反题至少也可以得到辩护。按照这一反题,正是荷马与希罗多德第一次赋予他们的神灵以持久的忍耐力,以及对于侵蚀过程的抗拒力。尽管布克哈特摆脱了神学偏见,但他还是发现神话之缺失仅仅是作为教义深刻改变历史的一个后果而为他所熟悉并近乎一种规范:一种宗教实在的定义形式,以及作为确定事物的存在方式,对于轻浮虚妄的诗学的制裁以及对这种轻浮虚妄的处理。他带着一个历史学家的惊奇发现了这种秘史——一位历史学家拒绝成为哲学家,而是将哲学作为轻浮禁忌的缩影而含纳在心。

“真理”与“谎言”这么一对概念的使用方式对于一切理解神话的途径产生了重要的后果。布克哈特的《希腊文化史》所表现的杰出性在于,它不仅舍弃了启蒙运动所派生的那种把神话和祭司的欺诈联系起来的意图,而且也不想在神话与具有比理论概念更高尊严的真理概念之间建立新的关联。另一方面,尼采渴望强力重估“谎言”概念,以便通过讨论“谎言的美丽与雅致”从而抨击真理性的义务道德意识。一度被称之为“祭司欺诈”的东西现在已经成为一种艺术活动:“因而,祭司发明了神灵的神话,辩护了这些神灵的高贵。”“要想自为地复活神话对自由谎言的情感”是非常困难的,但哲学家尼采却不希望从他自己那里,毫不困难地从别人那里有所获得。这么一种合法性也许就是古典历史哲学的合法性,而哲学的起源正是依据这种合法性通过神话的自由而成其为可能。希腊思想家的伟大,正是因为他们仍然活在“这种全然赋予他们以说谎权力的处境之中”。尼采并不认为,与神话共存以及在神话之后的早期哲学源初处境同真理具有一种最初的奇特关系,相反,他认为早期哲学的源初处境纯粹缺少真理,而缺少真理恰恰是源于此境的权利:“在我们不知道真理的地方,我们被允许说谎。”[39]

尽管这么一个说法在反道德的意义上冒天下之大不韪,但它仅仅是把这么一种情形描述为“被允许”:当人们因为缺少真理而尴尬万分时,谎言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甚至在公然宣告放弃的情况下亦复如此——一切虚空都永远地被充实了。教义所要求的一切,神话却让人民免除。神话不要求决断,不要求改宗,既不知道叛教,也不知道忏悔,即使在它被毁损到了面目全非、不可辨认的程度,即使努力将神话带向终结,神话依然维持着自己的同一性。

改宗叛教(conversio)构成了神话事件的反题。在历史上必须严格地为它确定日期,而这种可以确定日期的特性构成了借以见证神话的古典范例之独特风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多少哲学家和理论家的传记之中,改宗叛教的时间关节点可能被特别地标明——在这一关节点上,新真理获得了自己的圣贤。根据威廉·奥斯特瓦尔德对于发现“能量定律”的描述,真理的圣贤“突然必须默然驻立,几乎产生一种肉体的震荡,就像在狂风暴雨之中撑开一把雨伞时所感觉到的那样”。在这里我有意选择这么一个能够忍受平庸和故意躲避崇高观念的作者。这样的描述再也不可能唤起睿智和激发灵感;在此之后漫长的时间,此等奇闻轶事之中被忽略的“震惊”仍然具有强制力量,因为它记录了豁然开朗的证据对人的震荡作用。由于对于真理的信徒而言并没有别的故事可以讲述,那么,他就要求发现真理的人或者建构真理的人至少具有讲述一个故事的能力,去说明真理的发现如何让他震惊,如何把连续的生命区分为二;通过讲述这么一个故事,他创造一种零度处境,以便让一条可能的新地平线得以敞开。

1976年元月,维也纳“弗洛伊德学会”可能发出了呼吁,要求在弗洛伊德发现梦境秘密(按照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那是1895年7月24日)的地方建立一座标志性纪念碑。五年之后,也就是在1900年6月12日,弗洛伊德在给威廉·弗里斯的信中作出了这么一种解释。但有趣的是,在发现梦境秘密的那一天,弗洛伊德也写了一封信给佛里斯,在这封信里却对于发现梦境的主题未置一词。1881年8月,在希尔瓦普拉纳湖边,“永恒轮回”的观念彻底地征服了尼采,这一观念同时复活了神话,将神话当成了惟一的终极真理,这一真理使人类绝对化了。在一种转瞬即逝的豁然行动之中,这种情形的发生宛如灵光乍现。那些被标明了具体日期的事件还包括:1619年11月10日,笛卡儿转向方法论观念;1654年11月23日,帕斯卡回想起他废黜方法论观念;在通往文森纳途中卢梭发现了惊天动地的观念;胡塞尔(Husserl)发现先天关系;1769年康德遭遇伟大的光;歌德发现植物原型;1870年4月30日,威廉·詹姆斯在阅读雷诺维尔的论文时发生的思想转折;吉本决定写一部罗马帝国衰亡史;瓦雷里发生审美断念而放弃创作。质言之,改宗叛教的概念历史不幸地终结于概念之名不复被使用的地方,甚至终结于修辞世俗化所获取的快乐如云烟消散的时刻——因为,除了同现在必须予以合法化的未知转折真正遭遇,我们可能不太愿意宣称其他的合法性。

对尼采而言,早期的那种说谎之美的观念,差不多在12年后就被一种特殊的生命体验证伪了。同样是在希尔瓦普拉纳湖边,他体验到美中之美的谎言就像那些被废黜的古老真理之一同他不期而遇。谎言之所以如此自我呈现,是因为它坚执地渴望证据能力的“严肃性”,即渴望让人类绝对负责的成就。人类不仅必须对一个世界负责,而且更重要的是对所有世界负责,并且从责任之中学到何谓“用锤子”[40]进行哲学思考。因为它承担着推进向超人转换的能力,“永恒轮回”这一不复美丽的谎言就丧失了其迷人魅力。尼采还可能尝试以研究自然科学来证明这一点。在此,至少是这一真理要素的轮回可能依然是完美的,即使在《查拉图斯特拉》之后它还被叫做“预言”(Wahrsagung),并且获得了自然选择压力的全部标记。

要想不对这么一种真理的轮回报以冷嘲热讽是很困难的。以此为念,我们就必须特别注意永恒轮回神话在尼采整个哲学建构之中所担负的使命。它准确无误地作为基督教的终极对立观念,对立于基督教的中心断裂层面:一旦循环模式被确定,同一的轮回就通过循环使一切通道变得毫无区别;但是,信奉实在论的基督学却已经挑选出一个世界作为惟一的世界。而这个世界就是惟一可能的地点,让上帝作令人恐惧的努力去献祭他的独子,并接受独子的献祭。

在《新约》之中,终末论已经发生了观念上的变化,即从世界的毁灭和再生的循环观念转变成全然不同但从受难历史的角度完全可以理解的信号,这种信号所负载的信息是——这个世界不复存在,而且再也没有一个世界!想像另一个世界,上帝为了让这么一个世界符合他自己的意图,这个世界亦可能要求上帝显示出他的极限,而这么一种构想就显得像是一切亵渎神灵的观念的缩影。在永恒轮回的世界圈内,诸如此类的一切绝对事件都匪夷所思,或者换句话说,一切事件都可能状若此类。这种想法的严肃性在于,轮回出现之物也就是曾经为人类所决定之物。行动以这种方式变成了创世;一种人类必须负责的历史决定了全部历史,一种被意欲的现实决定了是包容还是排斥一切可能性。

将这种想法应用于尼采,不论在表面上看来是多么自相矛盾,但轮回观念还是在形式上将基督教义的实在论同一个神话范畴——境遇性(Umständlichkeit)范畴联系起来了。是这种纯粹的——这种最纯粹的可能的境遇性,使世界永恒地重复它的历史,进而让人类仅仅是在超人的维度上进入世界,在被约束的程度上驱使人类或者仅仅是说服人类作为存在的监护人。因为,修辞构成了尼采哲学的精义。

中世纪上帝必须用他的权能反抗理性的诉求,必须辩护神学的丰富而反对人类学的贫困。关于这么一个中世纪上帝,曾经有一个固定的说法:上帝可能利用许多东西,去创造那些本来可以用少数东西创造出来的事物。[41]但是,请注意,这个原则并不是断言上帝必须以临界的方式前行,因为他或许不知单纯或许无法单纯;这个原则仅仅是断言,单纯观念绝非精神的胜利,而只不过是有限的理智抗辩无限理智的要求。理论理性不可能依存上帝分享对于强制单纯性的偏好,甚至不可能依存他对于单纯性的顾念。相反,“绝对权力”概念乃是一种补正法则,反对将上帝的意志同真实世界的程序秩序联系起来。这一概念导致了一项直接性原则,它的出现终结了中世纪,事实上还是那种同神话的境遇风格相对立的教义风格的逻辑结果。人类无法像承受绝对权力的上帝一样地承受情随境变的上帝。[42]人类既不渴望这个上帝也不会创造这个上帝;因而,上帝存在仅仅是因为他同人类的欲望相左。

轮回观念再次将丰富性原则运用于世界,以此作为强制人类的手段:当万物都永恒轮回,我们势必无法只是凭靠转瞬即逝、轮转无常的东西。作为削弱权力专制主义的工具,神话的境遇性就变成了世界的境遇性。直接对立于人类这一简化世界的存在物,神话的境遇性向着超人产生一种极端的压力,而超人则是这种生存条件的惟一竞争者。上帝则陶醉于丰富性,挥霍存在的盈余,因为无限并不要求厉行节约。现在如果我们假设完全没有必要考虑道德,那么,一种相似的处境也势必对人类一样有效。这是一个符号,表明根本就没有考虑过道德;又是一种痕迹,证明巨大范围的非道德曾经存在。同一的轮回必须用成为理念(形式)的世界之独特性来辩护。而惟一能完成这一使命的,却只能是通过了“巨大考验”的人。对此,尼采发问:“谁能经受永恒轮回观念的考验呢?”

考虑到其基本的“所予”,教义的思想方式认为必须对境遇性进行第二度理性化。当一个故事被讲述一遍之后,就有必要发现一个固定套式来表明什么样的理由、什么样的目的必将同这种构成行为相联系。为了防止读者马上联想基督学,请允许我首先提示犹太宗教哲学家弗兰茨·罗森茨威格为描述神话与《圣经》的差异而确立的一项简约的原则:神话显示迷途(Seitensprüngen)而《圣经》关注正道(Wegen)。[43]“正道”作为“迷途”的反向比喻,却并不排斥走弯路(Umwege)。因而,教义的合理性倾向于理性化的可能性。当它在人身上看到了世界性独特的充足理由,永恒轮回观念就属于教义。此乃奥古斯丁所开创的世界责任模式的重要版本,但没有了服务于神义论的意图。

作为一种表述无神论思想的方式,尼采的思想极其坚定地向世界现实作最大限度的延伸。神学全能属性已经被对立于世界行程的境遇性,对立于世界的广延性,因为全能允许一切都完成于一刹那;将思想贯彻到底,它甚至让惟一世界的存在成为多余,而这个世界被创造出来的目的乃是为了成为决定性的权力。因为,它恰恰可能在起源的时刻以一种直接的法令赋予每一个主体以终极的宿命,而主体无不处于幸福与不幸之间,徘徊流连,往返顾盼。于是,世界就变成了一种本质的(in nuce)境遇性。世界通过境遇而成为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包括了作为罪与赎之结果的人与拯救的遭遇。为了拯救人类以及自我谐调,上帝不仅必须要有一种“固定程序”,而且一种痛苦的程序和一种令人窒息的死亡按其绝对权力的假设则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只能把它同境遇原则联系起来,而这条原则激发了“因其荒谬而我必信”(fides quia absurdum)[44]的观念。永恒轮回观念创造了一种赋予历史以意义的功能,从而再次将神话的境遇模型带回到合理性之中。

一切理性化的要求在对存在基础的追问(Seinsgrundfrage)之中达到顶点。一切可能遵循充足理由律而展开的诉求毫无例外地辐辏于这一顶点。如果说“事实上存在一个世界”必将被理解为偶然,作为一种也可能发生在另一条道路上的决断的结果,而对立于存在的虚无因此而可能受到保护;如果说,这么一种发生在另一条道路上的决定也必将被呈现为一种理性的甚至还可能是伦理的决断;那么,我们就必定可以合乎理性地辩护“有存在”而非“无存在”这一事实。莱布尼茨的所有可能世界之中最好世界,绝对不是这一事实的充足理由;如果绝对确定这个世界还没好到能够克服至高无上的虚无,那么可能之中最好的世界甚至也可能被删除抹去。尼采的永恒轮回观念以一个简单的“从头开始”(Da capo!)来辩护存在,断言一个楷模值得重复,而这个楷模可能来源于超人对世界的责任感。超人绝对严肃地接受了对世界历史的责任,而世界历史恰恰就是某种可以重复的东西;从这么一个事实出发,也不妨说,超人事实上是可以限定的,有其权限的。

必须承认,神学救恩史根本就不可能顶住这么一种反面意见。将神学救恩史合理化一旦面对最后一个鲁莽的旨意而畏缩不前:首先,上帝会不会更有理由不去创造世界,不去创造因其正义和仁慈而将造物者陷入困局的人类?基督教形而上学思想家异口同声地向我们保证,基督教的上帝决不可能迫于强力或因为匮乏而从永恒的孤独之中出现,并且去创造某种不复单纯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因而也必须假定造物并不会因为造物主而有所改变。

尼采的造物主模型必定重现在同一者的永恒轮回之中。与之相反,《圣经》造物主上帝却始终如一,只要历史有可能以一种非常不同于他的方式流产,他就随时会将历史带向终结。但是,基督教义学的逻辑恰恰就是这样:上帝并没有真正终结历史,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确定的目的之中,越来越深地陷入历史之中。也就是说,上帝自己正像永恒轮回观念之中的行为者——人类一样,以实在和本质的方式将自己同历史混为一体。道成肉身和终末审判之间的矛盾一直在于,后者而势必无视前者而许诺直接终结历史。

莱布尼茨问道:“为什么有而不是无?”这一形而上学传统的最高问题可能是没有答案的。尼采“永恒轮回”的思想用一则神话“再度占据”了这个问题的位置。为什么任何一个世界都有存在的权利?尼采无须进入这样的追问;相反,他首先设定,在永无止境的永恒轮回系列之中,随后出现的世界都有存在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奠基在这么一个世界之中;然后,他就用这么一个设定置换了上面那个问题。尼采认为,世界性就其全部循环而论都毫无例外地依赖于人,因而人必须存在。但是,假如造物主完全是为了自己的荣耀而创造这个世界,那么,人也必须存在于这个世界吗?

如果我们假设,即使没有人的存在,这个世界亦可能被调适妥当,以便在天国受众眼里增加造物主的荣耀,那么,问题还是出现了:为什么人必须存在?而且人是否应该被允许存在?如果说,无视世界性,不顾为满足他的需要而为天堂作准备,不考虑人子为了救赎而最后死亡,该死的俗众(massa damnata)依然维持着他们可怕的统治地位,那么,人类是否仍然还有一种存在的正当理由?在全部历史之外,在前定问题规范的一切自洽性之外,根本就无从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基督教体系之内,这个问题必须得同一个中心问题联系起来,作出明确的回答:为什么上帝变成了人?(首先)在一种彻底实在论意义上,上帝为什么必须成为真神与真人?

上帝为什么成人(Cur deus homo)?这是坎特布雷的安瑟伦著作的标题——而对于整个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基本立场而言,这已经构成了一个范式。我们可能推测,在基督教救恩事件之后的一千多年中,这个问题总是被不断地提出和不断地解决。令人惊讶的是,事实并非如此!以新型方式系统地解决这些难题的尝试,乃是随着安瑟伦的这部著作而显山露水的。作为上帝存在论证明(在哲学上这只不过是这些证明的极限情形而已!)的创造者,安瑟伦清楚地证明,只有人类创造的理由问题可能同时得到解决,他才能回答自己的神学之中心问题。这可能是上帝在人类造物身上推证自己旨趣的惟一途径。简单地说,这种旨趣在于,光明天使鲁西飞及其追随者堕落之后,那些在上帝神圣计划之中被预见的众多天使,为了组成永恒的快乐合唱队,就必须再度被遣回先前的状态(status quo ante),而势必只有提升那些经受考验而被证明无罪的人,才能让这样的情形发生。[45]

在中世纪的异国氛围和谦卑姿态下,这么一些命题总是那么令人惊讶。人类整个历史的代价与痛苦可能无非是徒然费力地恢复永恒的荣耀之家的昔日辉煌,而这种骇人听闻的举止常常淹没而被忘却在想像力永不枯竭的源泉之中。对于叙述形式美的尊敬,使人们再也不会提出有关上帝的意图、上帝身上一切成就的完美之归属的问题;而且,作为一个内在过程,三位一体的圣子的降生,以及圣灵的“轮回”,仍然必须首先维持这种欢乐的合唱。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能够创造天使来充实合唱队的上帝反而无法轻易地创造新天使来代替堕落的天使,这是为什么呢?面对这些苛刻的问题,我们马上意识到自己正处在神话与教义、形象世界和经院理论的分水岭;我们马上意识到基督学说本身包含着矛盾,那就是它用再度理性化的方式来处理故事,而这些故事都是一些对于问题的回答,其本身却不允许进一步追问。

神话无须让人追问,永恒的筹划为什么铤而走险,用人而非新天使来执行置换?为了让神话故事紧随着必然发生的事件而发展,并随着纯粹的境遇性来修正故事情节,它只需关注快乐合唱系列之中难以容忍的裂痕就行了。不仅如此,正如上面最后一个故事那样,同样神秘的是,一个故事必须展望进一步发展的未来情节——展望深渊、展望世界的边缘、展望不可置疑之事,并且一直让听众平心静气地关注随后发生的事件。

一旦为了接受终极神话故事而付出代价,中世纪演绎法则更值得尊敬的逻辑一致性维度就敞开了。这些不可超越和不可触摸的维度之前提乃是作为存在的上帝,他自为地成为沉思默想的惟一对象,以及意志的绝对目标。只要我们接受这么一项设准,它几乎立刻成为一个首要的审美观念——音乐应该是自我指涉的方式。在这么一种方式下,为神性所造就的第一性(以及在原始的意图中)的存在物在其排他性的事务中总是以这种神性为鹄的。如果绝对权力无法实现这么一些目标,那么,幽灵的阴影就笼罩着它的全部使命;至少,为了将那些仍然忠实于或者致力于这一原始目标的人从突然休止的灾难之中解救出来,惟一要做的就是认命于这种失败。归根到底,某些事情必定与人有所牵连,但反过来人却从来就没有和鲁西飞堕落之后的众天使有过任何关系:因原始目的之故,但仅仅是因为这一目的的要求,还是有必要救助和复原一切失败的努力。(https://www.daowen.com)

幸运的是,对于这种神话故事是否值得它配得上的赞美这个问题,我们不必得出任何定论。拿什么来从根本上调节中世纪体系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已经显示在经院哲学发展的开端:自然地服从这么一种需要,同基督教基本文献之中本来可能纯粹遭受怀疑的回答相比,我们还要求更多的回答,并且更多地将这些回答据为己有。而且,作为一种同古代形而上学一脉相承的负担,存在着一种防止把人变成世界之目的的禁令,因为只有上帝以及直接同上帝相关的部分世界才能成为世界的目的。

要想让安瑟伦这样的人绝对服从这条禁令,那几乎是无法理喻的。他对这么一个事实作出了最后的表述:在人出现之前,人同样地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目标,因为在他的沉思之中整个意图都指向了上帝赋予这个世界的事实而非其他。但是,安瑟伦仍然传承着另一个古代假设,即数目对于本质无关紧要。个别性只不过是以一种为质料所决定的方式将本质多重化了。这种多重化的结果是,人类在数目上的自然增长与其作为一种替代物而进入天堂合唱队的背景活动没有任何关系。在这个程度上,怀疑出现了:是否可能存在一种偶然的剩余物,不可避免地导向“该死的俗众”,并使得神性的拯救意志不为整个人类所相信,因为它也许正好没有这么一种拯救功能。

如果说,那些必须被推举进入天使合唱队的人数仍然是不确定的,那么,向后推论,这种歌唱体系的原始构造可能缺乏其使命必然要求的那种数目上的完美。在这里,安瑟伦体验到了一种灵知主义的困境,因为他之所以必须削弱造物的完美性,却不是为了降低救赎的重要性。他谨慎地决定,(先于世界而存在的)天使创造物并非终极完美的数目(perfectus numerus)。尽管他不可避免地陷入这么一种处境,即人类仅仅是作为如何替代魔鬼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而进入历史图画的,然而安瑟伦还是可能放弃可能的牢固联系,而获得了一个让人类历史事实上可能发生的空间。如果原始数目不是绝对必要,那么,天国人员的缺乏状态,人类之于上帝的荣耀的短暂必要性就被缓解了。

在安瑟伦的论述之中,一种价值正在抵达极限的教义学本身就心领神会:它含蓄地对立于存在理由问题。如果上帝彻底地完成了创世行为,那么,他只能以属性的正常实现形式来维持其同一性。换言之,以这个特殊事实(eo ipso)来取代上帝自律的,恰恰成为神话。

坎特布雷主教以及英国国教教主安瑟伦在短暂的流亡期间所写的这一论著,间接地证明他那个时代对于基督教义学的不满,而这一教义学事实上已经成为定论500多年了。17世纪的争论毕竟不再涉及个人身上两种本质的“神人合一”,而是涉及圣灵“轮转”之中的神圣合作。安瑟伦并没有对概念进行精雕细琢,也没有利用古代形而上学来巩固体系。他不像亚里士多德派经院哲学家那样依靠《形而上学》无所畏惧地让上帝思考自身,相反,安瑟伦却讲述了某些类似于“人类前史”的东西。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人类变成了上帝自我发落的历史的一个不可预见的构成部分。

一切试图寻找中世纪经院哲学基本神话,关注神圣全能与自律的人,都毫无例外地在他之前安瑟伦的哲学沉思之中获得这一神话的完美图式。这倒不是一种有所欠缺的理智在回避严格的方法论要求;安瑟伦用“上帝存在论证法则”证明了在这一方面他所能为之事,这一证明法则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实在无出其右者。这种“存在论证明法则”甚至还蛊惑了那些蔑视经院哲学的人们去追求理所当然的赞美,因为这种思想的深邃性即在于,它再现了哲学的终极渴望,以及理性自我完善于对概念的过分肯定之中,而这一切都几乎没有遭到过成功的反驳。安瑟伦自己却不晓得,在这一论证法则的主张及其形式之中,他几乎已经创造了“哲学理性的终极思想”。[46]

以安瑟伦为典范,教义与神话、理性与想像之间的关系可能被展示为一种数量上的关系。按照《圣经》文献、宗教教规以及宗教会议决定,信仰必须提供比理性更多的信息;但是,神话甚至要超越从双重源头所聚集的内容。这种剩余物就是上帝自我发落的故事,上帝荣耀的故事,这便是道成肉身的本质实在论的前提条件。安瑟伦确实用一个新的基本神话——圣子对圣父的无限救赎,取代了灵知主义的基本神话——从世界掌权者的监护下赎回人类的自由。只有在公元4世纪,这种取代才作为“再度理性化”过程的最后阶段而转化为教义学定义。问题的关键再也不是通过偿还债务而取缔魔鬼与人类的协约和重建先天处境,而是消除那些被当做天使替身的优先存在物对上帝所犯下的罪孽。

只要通过与魔鬼作交易而让其操控人类的合法权力宣告失效,即便是没有幻影论这一极端,神话的慧黠概念也依然主宰着为实现人的拯救而进行的交易。只要我们能以一种新的方式确立人对于上帝及其荣耀的必要性,只要上帝在人类祈求宽恕的过程之中成为惟一的祈祷对象,严格的实在论设准就生效了:无限的罪孽和无限的救赎在本质上是等价的,在这个故事的解释之中,这一设准得到了最详细的说明。现在就可以说明,上帝为人类和为他自己所作的谋划,无论如何是不能通过施舍而重建的,因为这种施舍同上帝独生子的受难与死亡相比还差得太远。在同魔鬼作交易时,根本就不可能存在等价逻辑。但是,与上帝作交易时,等价性必然主导一切。安瑟伦对后世神学历史的贡献,是把这种等价逻辑变成强制的必然。

无论这一点显得多么令人讶然,这一新基本神话还是可能让安瑟伦的语言提示必然性的模态。他著书立说的意图不仅在于,通过道成肉身教义显示出上帝与人为善;而且在于,出于拯救意志之故,这么一种解决方案完全是不可避免的。[47]因此,他向读者允诺的就不仅仅是“我信,故我悟”(credo ut intelligam)[48]。他还向他的读者许诺,在对信仰内容的默观冥证[49]当中可以获得一种陶醉感,而他的论说让这种默观冥证成为可能。信仰(fides)、领悟(intellectus)、默观冥证(contemplatio)自始就构成了这一提案的关键词。在此,安瑟伦逆流而上,反对将沉思与“直观”[50]对立起来的倾向,而这种趋势恰恰构成了他那个时代“辩证神学”流派所发起的伟大“解神秘化”运动的特征。

往后的发展就越来越明确了,可能不存在任何一种功德圆满而又令人满意的基督教解神秘化。教义的发展趋势是以保护某些在侵袭与引诱之下艰难求生的事物,而这,正如我们一再在路德的颂歌之中听到的那样,他假设了一个充满了侵袭与引诱,甚至群魔出没的世界。与这个神话相对立,安瑟伦的基本神话力图在灵知基础上建立一种确定的立场。我们从这么一种尝试性说明之中去寻找“悦性之美”[51],既非徒劳无益,也非随机偶发。安瑟伦指出,充足理由已经被教父们所穷尽,而臻于完善却尚未言说——这在拯救降临之后,还必须等待整整一千年。

最后,我们必须跨越千年,再次闪回“保罗在亚略巴古(雅典会堂)”的情景,因为这个虚拟的故事已经蕴含了基督教(几乎是非其所愿地)涉猎神话的全部难题。当我们看到安瑟伦从那些蕴涵在坚韧牢固但却不能让他感到充分的需要之中发展出基本神话时,保罗却在国家宗教吸纳了神话之时一头撞上了几乎毁损不堪的神话前门。留给他完成的使命,只不过是为他自己的神灵跻身而出寻找一个间隙,乞灵于万神庙观念,将慷慨的众神聚集为一个整体,帮助那些仍然处于蒙昧的人。保罗的妙策在于将最后一位尚未被认识和承认的神成为第一个神,然后立即把他变成惟一的神;不仅如此,他还要让这惟一的神成为独特的惟一神,他不需要以神庙和祭坛上的崇拜,抵制对一切形象的祭拜。

通过神话之中假设的间隙,教义觅路前行。它不仅将上帝规定为造物主和世界之王,而且将上帝规定为世界的审判者,通过一个被他起死回生的人来执行他的判决。保罗没有同雅典学派的哲学家们的上帝争吵,而是把他提升为一个践行者,让他去实现一种深深蕴含在每一个人心中的期待。现在,关键并不在于,避免招致任何一种以权力分裂为特征的体系之中既定权威的不快;关键在于,设法满足惟一的迄今未知的,根据正义来决定世界命运的权力所开具的条件。使徒所宣谕的惟一者之全部合法性,来自于对死亡的征服。他的名字甚至都没有被提到。在富有众多名字的境域之中,保罗缄默地省略了他的名字。最能清楚地显示这一情景之虚构性的,莫过于这么一种情形了:尽管在别的地方是基督显灵(Christophanie)构成其绝对合法性,但使徒本人在这里不仅略去了神名,而且还拒绝诉诸“所见之物”。

因此,保罗就能够从他资以为助而反对将人类分裂为希腊人与异邦人的结构之中获取一种为名字命名的权利。至于这种结构,保罗指出,所有的人都来源于同一血脉,因此上帝没有复活在希腊这片土地上是无关紧要的。这种教导要求他的听众从一脉相承的亚当传统之中辨别出一系单纯的历史,而只要满足这一要求即可弥补保罗在雅典的失败。

这种突然介入神话的努力具有了教义性,因为它仅仅由限制所构成。众多的神灵被归约为单一的前所未知的上帝,在各自为界的居住区域的众多民族被还原为一个单一的血系,个人与民族千差万别的命运亦被缩略为对末日审判的单一期望。在这一系列还原被完成的程度上,究竟谁或究竟用什么来占有这些地位——为众多名字命名,参证众多地域,以及见证福音传道——却变得不重要了。保罗自我呈现为一个已经摆脱偶然环境的约束而传播普世福音的使徒。《〈圣经〉后典》的作者并没有让保罗就因信称义发表什么看法,相反却让他就世界与人类说了许多。[52]

在《使徒行传》第17章,那种不是被杜撰,而且事实上绝对不可能被杜撰出来的要素,乃是保罗将“致未知上帝”这一献辞作为其论说的出发点。作为一种杜撰,同时又为神话与教义永恒的针锋相对指点迷津的东西,恰恰是这段经文使用了语法单数。因为一脉流传的古训所产生的压倒一切的后果是:在希腊世界,有许多“祭拜未知神灵”的祭坛。甚至工于论辩的德尔图良也两次提到用复数的雅典经文:未知神灵(Ignotis deis)。[53]在处理这一简单的文本事实时,德尔图良应该比《使徒行传》的作者更谨慎地面对他的读者,因为后者让自己叙述之中的主角将雅典人的祭坛“解神话”了,正如他宣谕一个未知的神灵首先不仅是过去所失落的,而且这个神灵还彻底地颠倒了被保留者和失落者之间的关系。

亚略巴古演说对福音未置一词;它所表述的是权威的合法性与关系项。被用来反对这一土生土长和获取了主导势力的宇宙形而上学,《圣经》启示原则从创世之中获得了其正当性,并且授权那位死而复生的人以审判世界的使命。但是,至于《圣经》世界的二极性,亚略巴古演说也未置一词。

从神话来看,一个经受过考验的人可能被推上审判席行使对亡灵的判决,这么一种观念对希腊人并不陌生。亚略巴古演说的作者能够让保罗明白这一点,并用这一暗示让他得出一个比一切启示录表达形式都简明扼要的结论:“因为上帝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毕竟在苏格拉底传道授业的地方,也有过同样的言论。在苏格拉底看来,柏拉图必须从他的艺术神话之中提出凭据,以证明一种超越生命的道德正义,因为雅典人否认了这种正义。除了凭复活而认信,保罗仍然处在《高尔吉亚篇》所展示的框架之中。在这篇对话里面,苏格拉底表示,亡灵审判神话绝对就是他的逻各斯。通过这样的表白,苏格拉底势必为保罗划定了信仰框架。此外,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还表示,就此而言,完全值得为信仰而冒险,而信仰之真实存在无可置疑,尽管如此表述的信仰可能与这里所呈示的方式略为不同。

所以,我们现在所揭示的基督教神话与逻各斯的第一种关系范式,存在于基督教接受形而上学词汇之前。教义思想方式并不局限于教父哲学家、经院哲学家,以及教权大会所运用的定义方法,并且不会借助于这些方法而存在。弗里德里希·西奥多·维歇尔(Friedrich Theodor Vischer)在《我的生平传略》(1874)之中写道,从前的神学研究让他透过表面场景把握到教会与教义的真谛。他指出,这么一种神学优势是不可能完全为其他的科学形式或世俗的思想解放所取代的。但他从那种对伟大神秘奥义的洞察之中所得出的结论却必须接受检验:“一切教义都是观念的一种回旋,它既是一个哲学问题,又是一则神话;第一个构成要素渐渐消融了第二个,自我精选而不断优化。”[54]总而言之,就保罗的雅典讲演而言,这么一个表述并没有产生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如果我们在另一种更加复杂的事态上,即在原罪教义这桩事情上来验证上述命题,那么,就会出现如下情形:当我们遭遇到为打败灵知论而创造的神义论强制性要素(之所以说强制性,是因为它与奥古斯丁及公元418年卡尔特吉宗教大会所倡导的一种新型自由概念毁灭世界罪孽概念相关联)时,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原罪事态的最早根源,即不可能理解,作为一名法利赛人,保罗为何体验到根本不可能服从律法。为什么不可能服从律法呢?答案可能牵连到哲学对于人类何以难于服从道德准则问题的一切答案的精髓。人生有限,向死而生,不允许人们泰然自若,在实现我们自己的抱负之时也充分考虑他人的抱负,考虑他们可能的普世性。

原始罪孽将死亡带到人间,死亡必然招致在世犯罪。在此等情形之下,原罪教义本源就是死亡来到人间的故事之构成部分。如果我们不晓得死亡内在于自然机体,那么我们就可能讲述世界对死亡的反抗如何被僭越的故事。保罗惟一能说的,也许实事上必须说的就只能是:死亡通过原罪进入世界,因而世界从此充满罪孽。[55]保罗的这句话第一部分是神话,而第二部分属于理性(教义),因为它蕴涵着理性的解释方法,说明无限的意志如何对有限的生命隐忍迁就。霸道的死亡可能构成了世界的原始处境,即构成了一旦被承认就无法再次被打破的权能,而长存的罪孽则只是构成了世界的派生处境。

但是,神学教义学没有走上这么一条道路,即没有以神话的方式去表达不可解释者,而把可解释者表达为理性的结果。神学教义学直接把一个人的罪孽变成了所有人的遗产,而独自承受着它所要求的理性无法容忍的种种困难,进而借助于整体罪行更加充分、更加明确地体现整体救助。这一典范表明,维歇尔透过表层景象而窥透教义真谛的那道目光仅仅是获得了一种显著的优势地位而已。教义并没有用它所蕴涵的哲学来吞噬神话;相反,教义本身已经是某种东西的再度神话化:在柏拉图式的神话与逻各斯相关的意义上,它一方面承受着最低限度的神话,另一方面又当做一种穿透基本关系的洞察力而被创造出来。被教义所使用的概念之哲学本源,或哲学打在上面的先天烙印,决定不了一个哲学问题是否也仅仅是以一种决然不同的方式出现,而不是只能被当做一个故事来叙述的先天承诺的结果。

在柏拉图、保罗、奥利金和安瑟伦那里,我们可能发现:哲学或教义对于一个体系的严格磨炼,并非像维歇尔自以为是地发现的那样,终归成为被吞噬在其中的神话“残余”。相反,知名善辩的表达方式之流布和接受,强化了对先天叙述“预料”(Vorgabe)、对开端—终结和基础—深渊的神话构架的苛刻要求。基督教义学拿腔作调,对并非出于上帝的可能要求严密防范,但它同安瑟伦的新基本神话相比,其嗣后一千多年的发展似乎在内容上乏善可陈。最后,为了谋求停止进一步的探索,他原创地提供了一个可以理解的神人交互作用的故事。这个故事并不隶属于严格的信仰要求,而是像东正教的神圣壁障一样,面对着深不可测的终极驱使自己,严格约束自己的灵魂,防止灵魂强行探幽索颐。

与神话截然对立,哲学之所以进入世界首先就是凭着它永无止歇的探索,而且还根据它从不回避一切彻底的质问,从不面对任何可能答案的逻辑结论这一事实来宣告自己的“合理性”。教义则仅仅是自我约束,喝令那些侵越界限的人停止通过质问来获取快乐,从而划定那些不可转让之物的最低限度;比如说,这就是罗马大公教会晚近关于圣母玛利亚的教义何以非常异类的缘故,虽然这一教义学说并非自相矛盾。神话让一切探幽索颐的活动一头撞上形象与故事所筑就的壁垒:我们不能探求下一段故事——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探求下一步将会发生什么,假如说的确有事发生的话。否则的话,它又得再次从头来过。

1850年6月12日,福楼拜(Flaubert)在埃及日记之中写道,当天他和他的伙伴登上一座山,在山顶上发现许多酷似炮弹的巨大圆石。有人告诉他,这些石头本来是木瓜,可是上帝就是把它们变成了石头。故事讲完了,叙述者心满意足,就是没有任何一位旅客要追问为什么会如此。因为它取悦了上帝,本身就是答案,这个故事无需有下文。这个故事满足于描述石头的整齐一律,而这恰好对立于偶然性,只要我们退后一步,就会了解到它的出现是完全“合乎自然的”。木瓜正是这样生长,而无需说明它们为什么如此类似,大小如此统一?所以,拿木瓜说事,即可让我们接受这些令人见怪的石头所具有,而石头一般不具有而且在本质上不应该具有的特征。转而求助于生活世界,求助于生活世界非常熟悉的事情,亦复如此;没有想到上帝确实可能怀着某种意图处理这些木瓜。这一神话片段只不过是从生活世界向异常世界迈出了一步而已,然后,故事就讲完了。如果谁被这个答案惹恼了,径直去追问“为什么”,那么他本人也会茫然失措。他违反了神话世界的游戏规则。他什么也不要追问,相反却被给予了许多,面对令人惊奇的事实,这一切都只能被解释为“自由的礼物”。教义拒绝接受这种礼物,因为它令我们相信,它的上帝无所不能。

《路加福音》中,天使对玛利亚说:神要把祖宗大卫的权威给即将降生的耶稣,并作永恒的王,直到永远。玛利亚当然有理由反问天使:“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而她所得到的回答就是拒绝给出一个回答,这个故事结束于这么一个陈述之中:与上帝同在,什么都有可能。除了服从就别无选择;因为,天使禀报的其余部分,即圣灵要降临到你身上,至高无上者的权力将荫护你,而这一切都是以众多的名字,以全部教义学的抽象来填补叙述的空虚,而这些名字、这些抽象说法在隐喻意义上同两性交媾具有微妙的关联。

太古之初,上帝创世。一个诸如此类的命题无论如何都不能增进人们的理解;相反,它也许只不过是一种拒绝进一步追问的前兆而已,而且还很可能歪曲一些富有挑战意味的回答。与那种以物质为前提的二元论相对立,奥古斯丁对无中生有的创世原理作了最彻底的表述,但即便如此他也只是迈出了一小步而已。他如此追溯创世的根据:“上帝为什么创造世界呢(Cur creavit caelum et terram)?”但是,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却不是为了给出一个答案,相反,仅仅是为了贬低诸如此类的探究,一再将这种探索转化为一种对同一模式的期待:因为他想[创造天地](Quia voluit)。在神性当中以意志来取代理性,一个否定陈述所代表的模式不仅是最为重要的,而且在其后续的发展之中对教义的合理性产生了灾难性影响。为所欲为的上帝将一定会为所欲为。在终结处伫立着无限的世界,而这个无限的世界一再成为上帝本人,或者仅仅作为上帝本人而存在。

《路加福音》之中的“天使禀报”,奥古斯丁的“创世根据”,诸如此类的命题都彻底吊销了一切叙述的权利。无论后世以什么方式来规定,他们都已经功德圆满,而臻于教义的最高境界,但同时也播下了毁灭教义的种子。

太古之初,上帝创世,这个命题在其使用的历史之中获得了令人敬畏的丰富性,其意义深不可测。但事实上我们自始至终一点都不理解它。这个命题虚空无物,根本不可能让这个世界更合理,或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世界。在这里我无意于追问,到底是什么构成了这一命题不可争辩的惟一有效性基础,并可能最终作为世界信念的产物。当下最要紧的是要认识到这个命题消除了一切故事,阻碍了一切故事;我们不能接受的一种观念是,有一种正在被给予的睿见,能让我们窥见陌生和神秘的过程。

但是,假如真的如此,假如这个命题的作用是强加种种要求和绝对命令,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这种以产生匍匐膜拜为目标的遮蔽意志是否行之太远,已达极限?我提出一种将明晰性运用于这么一种思想的变化形式。这就是希波利托所记录的、巴西里德斯灵知体系之中的一个对应命题:“因而,不存在的上帝从非实体性之中创造出不存在的世界,撒下并储藏一粒块聚了整个世界之种子的种子。”[56]这个句子将否定句堆积起来,僭越了教义所暗示的可理解性的界限;它证明它本身所断言的起源是绝对无法通达的,甚至败坏了“无中生有”教义的前提。如果我们只看这个命题的第一部分,就很可能将它归之于神秘主义。但是,在另一方面,这个命题也出人意料地转向了一个隐喻,而这个隐喻显然泄漏了一个故事之开端的秘密,或者暴露了一个存在于背景当中的故事;这个命题因此而提供了一种证据,证明否定神学语言的专断而不宽容,以及它专门产生服从的功用。紧接着第一部分的第二部分是一个从句,它收回了成命,取消了悖论,以否定的手法暴露了意图,放松了严酷的形象禁令,最后还提供了一种确实非常原始但仍然十分熟悉的导向模型,这种模型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地的神话之中:世界像世界之内生成的东西那样存在,如生于一个蛋,生于一粒种。

这个神话所包蕴的内容可以毫不费力地展开。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指明,这粒种子落在哪块土地,在上面浇灌了什么样的水,以及洒上了什么样的阳光。相比之下,创世教义的第一部分却全然不能继续讲述。还能多说点什么呢?上帝不存在,世界不存在,世界被创造出来的处所同样不存在,或者更是不存在。如果说,这就被认为是派生于刻画了晚期柏拉图主义之特征的多种否定命题,我们就只需要将这一思想同柏拉图工匠艺术神话的可理解的直观性进行比较就行了,因为这一艺术神话的要义是在其创造性建构当中让世界通透澄明。

这一来源于巴西里德斯的叙述之中的句子构成了一种形式,隐喻着一个灵知体系得以被创造出来的程序:一种仪式概念上的反偶像主义被诉之于现实,紧随其后的是颠覆与禁令遭到了普遍的蔑视。此外,多元的权力也必须被复归本位,由此来启动一个故事的讲述与流传。在教义之中,元一(故事)乃是作为终极故事而被给予的,对于这元一终极,众多的故事什么也不能讲述,除非它是一个关于元一不复成为元一的故事。基督教义历史的困境在于,它一方面必须从多元性来定义一个三位一体的上帝,另一方面却没有授予神话以任何一种权限来遵从这一教义。

圣子的降生和圣灵的“轮转”在三位一体教义之中可能同《圣经》述说唇齿相依,但这种联系已经褪色成为一个苍白的隐喻,而《圣经》述说阻碍了三个位格之间结成上下附属关系;但三位一体的上帝终归越来越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不动的驱动者”。这个不动的驱动者甚至将思想仅仅当做对其自身的思想来执行,从而将他的自律性强化为最纯粹的实在。三位一体的神格仍然处在纯粹内在性的过程之中,至于三个位格的同一性即同等的永恒性,以及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圣子的降生和圣灵的轮转,都没有任何故事可讲。教义在唤醒了神话的需要之后,立刻又把神话召回到理性之中。

这么一种居于教义和神话之间的动荡不安的界限,在何等程度上不是偶然的?通过内在神性过程的经学构想即可揭示这种程度。这么一种经学构想从不允许神格化:上帝自我祈祷,祈求他的仁慈可能压倒他的严酷。[57]无论这种观念是何等精美,与其说是它所构成的比喻,不如说是神圣的属性彼此协调,悲天悯人同命运无常彼此协调。说上帝自我祈祷还应该有别的涵义吗?这个故事没有被扩充。因为,在其功能上它是一个闪避躲藏的故事,通过对它作出一种微妙的让步,来为神话保驾护航。

[1]保罗·海泽(1830—1914),德国杰出的小说家,不太成功的戏剧家。“概念的努力”,显然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劳作”(Arbeit des Begriffs)。

[2]贝尔奈斯1853年3月21日于波恩致海泽的信,见迈克尔·贝尔奈斯(Michael Bernays)编:《贝尔奈斯:书信见生平》(Jacob Bernays.EinLebensbild in Briefen.Breslau,1932),第62—63页。又见巴赫(H.I.Bach):《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T übingen,1974),第90—91页。按照这封信里说,歌德曾就叔本华评论道,一神论一点也没有戏剧意味可言,“原因在于对任何一个人都毫无意义,无所作为”。参见Beutler编:《著作集》,ⅩⅫ,第744页。1936年6月17日弗洛伊德致阿诺德·茨威格的信,见《弗洛伊德书信集》,法兰克福,1968年,第141页。安排这次秘密讲座的人,是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位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他在《弗洛伊德的生与死》(Sigmund Freud Leben und Sterben,法兰克福,1973年,第566—567页)里记述了这个事件的原委。

[3]这一禁忌的典型是摩西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偶像……”托马斯·曼:“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收入他的《怀念大师》(1933年初版,1968年再版)。贝优穆勒的《巴霍芬论》,是《东西方神话:古代世界的形而上学,论巴霍芬的学说》一书的长篇导言(M.Schröter编,慕尼黑,1926年)。

[4]指一种在两种选择之间随意决断的非理性过程。

[5]克斯特纳:《冥王的头盔》,参见《诗歌与散文美文著作全编》(Des Pluto Helm.In:Gesammelte poetische und prosaische schönwissenschaftliche Werke.Berlin,1841),Ⅱ,第121页。克斯特纳与芒特福康的关联,参见《解释古代》(Antiquité expliquée),第1卷,第2部分,第9章。瓦西安斯基:《晚年康德》(Immanuel Kant in seinen letzten Lebensjahren),F.Groβ编,柏林,1912年,第224页。

[6]布克哈特1878年8月28日于帕尔玛致R.Gr üninger的信,见《书信集》,Ⅵ,第283、286页。比较布克哈特的《西塞罗》,见《全集》,Ⅱ,第305页以下。

[7]“《出埃及记》注释”,见基托编《〈新约〉神学词典》,Ⅱ,第371页。1934年7月15日致阿诺德·茨威格的信,见《弗洛伊德书信集》,第96页。这封信首先表明,甚至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都没有公开他的锦囊妙计——“约瑟夫情结”。即便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够表明拿破仑自己接触过约瑟夫原型,但弗洛伊德在拿破仑的无意识世界所勘测和解释的程式还是十分合乎拿破仑的实际心态。拿破仑几乎是顺乎自然地建立了同《圣经》人物约瑟夫的联系。那是1798年5月,他扬帆远航,朝埃及进发,随军登船的还有165名学者,他们的使命据说是要穷尽东方的智慧宝库,晚间拿破仑还和这些学者一起争论,议题包括行星的惯性、梦境,以及约瑟夫埃及之梦的解释(见普雷瑟[J.Presser]:《拿破仑生平与传说》[Napoleon.Das Leben und die Legende],斯图加特,1977年,第55页)。

[8]参见G.von Rad撰“eikōn”条目,参见《〈新约〉神学词典》,Ⅱ,第379页。

[9]Verblendungszusammenhänge,阿多诺和霍克海姆在《启蒙辩证法》中所杜撰的一个特别表达,意思是“幻觉体系”(gesellschaftlicher Verblendungszusammenghang)。

[10]索雷尔(G.Sorel):《暴力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1906);L.Oppenheimer编,1928年第1版,法兰克福1969版,第134—147页。1831年2月28日致艾克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65—466页:“因此,在这一册书中,讨论这种神秘而又可疑的力量,是十分适宜的;对于这种力量,每个人都觉察得到,但没有一个哲学家去说明它,而那些宗教人士借助于一种慰藉之词来予以回避。歌德把这种‘世界与生命的难解之谜’称为‘神魔之力’。当他描述这种力量的性质时,我们感到其言非妄,所言不虚,笼罩着生活之隐秘方面的帷幕仿佛被拉开了,我们感到豁然开朗。”

[11]M.卡尔塔格纳:“希伯来语的基本结构”,载《通识杂志》(M.Kartagener,Zur Strucktur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In:Studium Generale),15(1962),第31—39页。(见詹姆斯钦定版《圣经·出埃及记》3:14。——译注)沙伊贝编:《诗与真》,第四部,第20卷,第642页。(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838页。——译注)

[12]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与少妇们》(1838),见K.Briegleb编《全集》,Ⅳ,第264—265页。海涅在威尼斯寻访夏洛克的蛛丝马迹,于同一天参观了桑卡罗(San Carlo)疯人院和犹太聚会堂。他发现:在犹太人的凝视之中,“有同样致命的眼光,半是凝视自己,半是躁动不安,半是羞怯,半是愚蠢”,就像那些疯子的目光,可能证实了“一个固执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如果人们相信摩西所说的雷电之神超然世外,那么这个观念不就成了整个民族的一个固执观念么?……”沙伊贝:“‘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是《诗与真》第四部的题词吗?”,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Jahrbuch der Goethe-Gesellschaft),26,1964年,第320—324页。第323页引用了艾克曼的信。

[13]Gleichnis,即“形象”、“比拟”、“明喻”、“寓言”等,在汉语之中没有对应词。

[14]索勒姆:《犹太教的基本概念》(Ueber einige Grundbegriffe des Judentums.Frankfurt,1970),第166—167页。

[15]在存在主义哲学语境下,“eigentlich”常常被翻译为“本真的”,其实这个词语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即“适度”、“真实”、“现实”,以及“本质地”、“严格地”说明“言说对象”的表层含义,这层含义同言语的比喻方式和引申含义是对立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最后完成于1829年,它是歌德自传体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写于1794—1796年间)的续篇。

[16]一个隐喻,常常也就是将一个词语“转换”使用。

[17]《20世纪神话》(1930)的作者是纳粹“哲学家”阿尔弗雷德·卢森堡(Alfred Rosenberg)。

[18]门德尔松(Mendelssohn)编:《托马斯·曼日记(1933—1934)》(Frankfurt,1977),1934年8月5日,第497页。

[19]托马斯·曼于1941年9月7日致卡尔·克任伊(Karl Kerényi)的信,见《鸿雁交谈》(Gespräch in Briefen.Zürich,1960,第1版;M ünchen,1967,第2版),第107页。将神话与心理学结合的主题更为古老,就托马斯·曼而言,可以追溯源到他的《约瑟夫兄弟三部曲》。1927年6月11日,托马斯·曼致信霍尔维茨(Jakob Horowitz),言其本己之意在于以心理学方式激活并再度实现永恒的神话,见《书信集》(Frankfurt,1962),Ⅰ(1889—1936),第270—273页。在《随堂吉诃德远航》(Meerfahrt mit Don Quijote)中,他已经把为神话的特殊合理性辩护而反对时髦的非理性责难当做他的主要使命。“像一个说书人,我延续了神话的生命。但是,我会将人性赋予神话,我对那种纯粹多情善感和意气用事的返祖心态报以无限的轻蔑,在这种轻蔑当中我寻求人性与神话之间的融合。在这种努力当中,比在单向度的反精神斗争当中,我找到了更大的对于人性未来的希望。而那种单向度的反精神斗争却局限于特定时刻,为了自娱自乐和逢迎它的时代,而狂热地践踏理性与文明。”

[20]托马斯·曼:《一篇小说的故事:浮士德博士的起源》(Amsterdam,1949),第52页。这一论点是反莫姆森之意而述。

[21]伏尔泰:《无知的哲学》(1766),问题ⅩⅩⅨ。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Ⅱ: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Politische TheologieⅡ.Die Legende vonder Erledigung je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柏林,1970年,第121—122页。

[22]同上书,问题ⅩⅩⅫ。

[23]同上书,问题ⅩLⅧ。

[24]伏尔泰:《无知的哲学》,问题IL。《棱茨著作集》,B.Titel和H.Haug编,卷Ⅱ,第435页。

[25]伏尔泰:《评帕斯卡的思想》(1738),也许这个片段早在1728年写成了,另参见《最后的评论》(1778)。参见伽列:《对于伏尔泰反帕斯卡的反思》(J.R.Carré,Réflexions sur l'Anti-Pascal de Voltaire.Paris,1935)。关于伏尔泰批判帕斯卡的意义,我只引证让·保尔的《泰坦的滑稽近亲》。在该书中,他说伏尔泰对帕斯卡的批判,不仅现在而且永远都维持着一切批判天才作品的模式。《棱茨著作集》,卷Ⅱ,第762页。

[26]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2,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29页。

[27]布鲁门伯格:“神话的现实性概念与效用潜能”,见M.Fuhrmann编:《诗学与解释学》(München,1971),Ⅳ,第11—66页。

[28]赫西俄德:《神谱》,第940—943行。可参考W.马尔格注疏,见《赫西俄德诗全编》(Hesiod:SämtlicheGedichte.Zürich,1970),第291—292页。《歌德研究学会年鉴》,16,1954年,第345—346页。据其在日记中的位置,我们得知歌德摘抄的诗句大约可追溯到1809年底,但还是无法确定它和箴言有何联系。文献学家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29]奥维德:《变形记》,Ⅲ,第253—290行。歌德的神话题材顾问赫德里希谨慎地指出。在这个故事中,“宙斯只身一人,马上持雷夹电出现在她面前,塞墨勒被惊吓至极,提前产下了巴库斯,而周围的一切都开始燃烧,最后她一命呜呼”。参见《基本神话学词典》(Leipzig,1770,第2版;1967年Darmstadt重版),第2184—2186页。为了不至于将我们的讨论弄混,我淡化希腊神名和拉丁神名的差别,当然在引文中不能这样。

[30]G.von Rad和G.基托撰“doxa”条目,见《〈新约〉神学词典》,Ⅱ,第235—258页。用希腊语doxa来翻译希伯来语kabod,“开启了一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语言学变化,同时又以一种可以想像的激进方式重新定义了希腊词汇”。主观的观点变成了“绝对客观的观点”,“即上帝存在的现实”,作者在这个事实当中看到了这种语言学的变化。将kabod,doxa一直延伸到gloria,更大范围的研究也许必须从相反的途径展开。这句诗出自奥维德的《悲情颂》(Tristien),Ⅰ,2,4。

[31]《西奥多斯乌斯著作抄本》,ⅩⅥ,第1—2页。转引自哈纳克:《马克安》,第366—367页。但是,在公元412年赦令的第15条第5款,还是将异教团体称为“教会人士”。里默尔有一条记录,时间不太准确,约为1803—1814年间,参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46页。1807年6月2日,歌德又一次提到青克格列夫,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58页。

[32]Denzinger-Umberg:《象征符号手册》,第225号。公元553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宗教会议颁布这一法令。《格言与反思》,第1039条,见《歌德全集》,卷Ⅸ,第631页。

[33]M.埃尔策(M.Elze):“古代教会的教义概念”,见《神学与教会杂志》,61(1964),第421—438页。1786年2月20日致赫尔德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911页:“谁爱上帝,谁就不在乎上帝反过来是否爱他……”1819年,歌德还对阿黛勒·朔彭豪尔(Adele Schopenhauer说,他总是“很幸运地……把斯宾诺莎的书翻到了那个最重要的段落”(《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44页)。

[34]“信仰的象征”,是指那些用简略概括的形式陈述基督教信仰的“教条(或者教规)”。

[35]尼采:《为哲学写作而准备》(1872),参见Musarion编:《尼采全集》,Ⅵ,第31页。路德:《反经院神学论争》(Disputatio contra scholasticam theologiam),1517,No.17:Non potest homo naturatiler velle deum esse deum,immo vellet se esse deum et deum non esse deum。

[36]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2(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31—33页)。

[37]同上书,Ⅰ,1(见《布克哈特全集》,Ⅴ,第30页)。

[38]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2(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44—45页)。斯宾诺莎:《伦理学》,Ⅰ,第14命题。

[39]尼采:《为哲学写作而准备》,参见Musarion编:《尼采全集》,Ⅵ,第29页。1784年11月9日致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11页。

[40]“如何用锤子来从事哲学思考?”,是尼采《偶像的黄昏》(1888)一书的副标题。参见David Luke《歌德传》中的英译,渊源待考。

[41]奥康:《章句论疏》(Wilhelm von Ockham,Sentenzenkommentar),Ⅰ,q.42,F:“Deus potest facere per plura quod potest fieri per pauciora.”从这个角度看,普遍性乃是教义论原则最纯粹的表达。奥康考虑的问题是:上帝是否直接体现他的行为效果,而不借助于派生的原因之干预。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理性上是无法否定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能从“绝对潜能”之中引申出来。至于这个原则对于清除中世纪“地心说”的重要性,参见布鲁门伯格:《哥白尼世界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Frankfurt,1975),第149—199页。让·保罗:《美学初阶》,Ⅲ,第3页。

[42]这里分别是指那个“可能是偶然的上帝”(“情随境变的上帝”),以及那个不运作干预机制而可以立即行动的上帝(“绝对权力的上帝”)。

[43]见1917年5月30日罗森茨威格致格特鲁德·奥本海姆(Gertrud Oppenheim)的信,载E.罗森茨威格编《书信集》(Berlin,1935),第210页。《K.A.法恩哈根·冯·恩策日记》,L.Assing编,卷Ⅱ,第194页;1843年6月26日:“吕勒将军告诉我,歌德曾经亲口对他说……”

[44]请比较德尔图良的著名表述“因其荒谬故我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

[45]安瑟伦:《上帝如何成人?》,Ⅰ,第16页(Anselm von Canterbury,Cur deus homo.Ed.F.S.Schmitt)。

[46]D.Henrich:《上帝的存在论证明:难题及其现代历史》(Der ontologische Gottesbeweis.Sein Problem und sein Geschichte in der neuzeit.Tübingen,1960)。

[47]安瑟伦:《上帝如何成人?》,“序言”:“ac necesse esse ut hoc fiat de homine propter quod factus est,sed non nisi per hominem-deum;atque ex necessitate omnia quae de Christo credimus fieri oportere.”蕴含在他的“人类救赎”教义之中的对等原则显然也已经被理解为审美(或者干性的)对称体,理解为“inenarrabilis nostrae redemptionis pulchri tudo”(Ⅰ,p.3)。在隐喻之中也同样如此,这种明确的审美成分对于安瑟伦反驳波索(Boso)在对话之中提出的质疑、辩护伟大模式的神话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波索的种种质疑可能被归结为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当它本来可以简明地论证时,为什么又如此繁文缛节?或者,“Quomodo ergo indigebat deus,ut ad vincendum diabolum de caelo descenderet?”(Ⅰ,p.6)《哥罗西书》2:14的神话记录被上帝之死化为乌有,现在再也不是指那种把人的权利转让给魔鬼的契约,再也不是指因为原罪而得到的东西,而是指上帝对罪人的赦令:“Decretum enim illud non erat diaboli,sed dei”(Ⅰ,p.7)。安瑟伦如此轻而易举地宣告,他再度占有了基本神话。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Ⅱ》,柏林,1970年,第116页(格雷高里的命题引自《神学讲道》[Oratio Theologica],Ⅲ,第2页)。

[48]这是安瑟伦创造的一句格言。

[49]Anschauung,像“contemplatio”一样,作者本人如此翻译这个术语,最原始的意思仅仅是“注视”、“观看”,然后被拔高到一种“准视觉”层面上,表示对真理的直观或者对真理的沉思。遵循中国哲学文化充内心体验的传统,我们将“Anschauung”翻译为“直观”,而将“contemplation”翻译为“默观冥证”。这样一种处理方式向那些了解“intueri”这一词根的强烈视觉涵义的人传达了一种类似的意义,也就是说,contemplation也非常接近于Anschauung。但是,在这么一些行文脉络之中,这种意义同intuition之常见的非技术用法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在通常的非技术使用中,“intuition”总是被当做一种非同寻常的、无法理喻的灵见。读者如果想进一步了解作者布鲁门伯格在论证过程之中总是把“直观”、“静观”同“神秘幻象”联系在一起,那么就必须牢记这个概念本源的视觉涵义。

[50]安瑟伦反对这么一种非直观的倾向(die Tendenz zur Unanschaulichkeit),参见前面关于安瑟伦“直观”(Anschauung)观念的注释。

[51]“Rationis pulchritudinem amabilis”,见《上帝如何成人?》,第10页。

[52]M.Dibelius:《保罗在亚略巴古》(Heidelberg,1939),参见《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道》(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1938—1939,No.2。谢林:《神话哲学》(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1856年初版,达姆斯塔特,1957年再版,Ⅰ,第481页。

[53]德尔图良:《驳斥马克安》(Adversus Marcionem),Ⅰ,第9页;以及《反种族》(Ad nationes),Ⅱ,第9,3—4页:“Sed et Romanorum deos Varro trifariam disposuit(in certos),incertos et electos.Tantam vanitatem!Quid enim illis cum incertis,si certos habebant?Nisi si Attico stupore recipere voluerunt:nam et Athenis ara est inscripta:‘ignotis deis.’”鲍萨尼亚斯(Pausanias)记录了这种复数形式,它们被于法乐隆(Phaleron)港口(《希腊经文》,Graeciae descriptio,Ⅰ,p.1,4)、奥林匹亚(V,p.14,8),以及罗马半圆形菲利克斯(《渥大维经文》,Octavius,Ⅵ,p.2)的祭坛上,奉献给“未知神民”。但令人困惑的是,圣·哲罗姆明显地纠正了《使徒行传》,并指出保罗为了附会教义的需要而作了这样的改动:“Inscriptio autem arae non ita erat,ut Paulus asseruit‘ignoto deo’,sed ita:‘Diis Asiae et Europae et Africae,diis ignotis et peregrines.’verum quia Paulus non pluribus diis indigebat ignotis,sed uno tantum ignoto deo,singulari verbo usus est.”(Ad Titum,Ⅰ,p.12)有关这则铭文的古典意味,参见O.Weinreich,De dis ignotis(Halle,1914),第27页。关于德尔图良的文本,参见M.Haidenthaller编译的《德尔图良二书:〈反种族〉与〈生命的见证〉》(Tertullians zweites Buch》Ad nationes《und》De testimonio Animae《.Paderborn,1942)。

[54]维歇尔:《作品选集》(Ausgewählte Werke.Berlin,1918),Ⅲ,第23页。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引文体现了19世纪德国自述作品的典型风格。席勒致卡罗列妮·冯·梅克伦堡(Karoline von Mecklenburg)储妃的信,魏玛,1814年7月2日,见《席勒与友人》(Charlotte von Schiller und ihre Freunde),斯图加特,1860—1862年,Ⅰ,第691页。

[55]笔者已经提出以这种方式来理解《罗马书》5:12:“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见《哲学评论》(PhilosophischeRundschau),2(1955),第129页。

[56]希波利托:《反异教大全》(Hippolyt,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Ⅶ,第21页,见W.Völker:《基督教灵知主义的历史渊源》(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Gnosis.Tübingen,1932),第47页。(此处引文在细节方面同希波利托文本有出入。在这里,中译者找到了J.H.MacMahon翻译的英文版《反异教大全》[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Edinburg,1868,p.275],相关文字根据这个版本译出。——译注)《弗兰齐斯卡·雷文特洛公爵夫人书信集》,法兰克福,1977年,第2版,第217页(吕贝克,1891年1月30日)。

[57]E.司陶福:“论神”,见《〈新约〉神学词典》(E.Stauffer,“theos”,in Theologi 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Ⅲ,第111页。这么一种观念可能来自于拉比经学思想,它对《圣经》之中上帝的两个名字作了如下解释:Elohim与争议有关(因为El这个词根意思是“权力”),而Jahwe与仁慈有关。(同上书,第90页,注113)狄德罗:《反驳爱尔维修〈论人〉的著作》(Réfutation suivie de l'ouvrage d'Helvétius intitulé L'homme),阿塞扎(Assezat)编,Ⅱ,第275—456页。又见Th.Lücke编:《狄德罗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 Schriften),卷Ⅱ,第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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