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神话带向终结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把神话带向终结

故事多多,因此我要挥霍x的故事,挥霍y的故事。

——司汤达(Stendhal):《亨利·勃吕拉传》(Henry Brulard)

丰塔纳伊在讨论神话时表达了启蒙时代的一个迷惑,那就是古希腊神话仍然没有烟消云散。确切地说,宗教与理性让人同神话揖别,但诗歌与绘画却给神话以绵延生存的手段。神话便明白了自己的生存之道,知道如何让这些艺术须臾不可离开自己。[1]这一说法企图表达人类的错误对于历史的贡献。笛卡儿学派的部分计划也的确在于将神话这个范畴连同整个偏见系统从人类心灵中清除出去。要想理解神话生生不息的活力,似乎是难上加难,因为对于这些顽固偏见的解释总是不得要领。按照这些顽固的偏见,神话通过人的本质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来取悦于人,阻止人们去获得更可靠的认识,从而维持自己生生不息的活力。丰塔纳伊不仅没有看到新兴自然科学与古代神话之间势不两立的排斥关系,而且他还投靠于这么一种假设——由于被赋予了一种合度的表达方式,科学就能够填补需要系统中因为对于神话的批判而出现的空白。毫无疑问,他沿着“多元世界对话”(Entretiens sur la pluralité des mondes)的逻辑考虑过补偿这一传统中一切美的失落。在摧毁这一传统时,他又在《神谕历史》(Historie des Oracles,1686)一书中如此成功地预见了这一失落,而这发生在“多元世界对话”发轫之初。“再度占有”(Umbesetzung),这一基本观念激励着丰塔纳伊为启蒙时代发明一种传道授业的文学体裁,可是这并没有一以贯之地关注这种体裁所必须服务的外在目标。[2]

基督降生的时刻,古代神谕归于沉默。在这么一种神话传说当中,丰塔纳伊只看到了一种由祭司们所实施的系统欺骗的计谋。而他的论辩对手则认为,历史真理之真谛不在于无差别境界。因而,对他而言,创造真理是再也重要不过的事情了;不仅如此,创造真理还让他欣赏到简洁之美;同时,还让他明白,发现历史意蕴这一基本需要如何在纯粹同时性形式的呈现当中得以满足。但是,丰塔纳伊还是左顾右盼,勉为其难地将他的批判逻辑贯彻到底——这一逻辑简直就是为间接批判基督教而设计出来的。当他的读者耶稣会士巴尔图斯(Baltus)作出回应,他并没有彻底地觉察到其中的隐含的诽谤中伤,以便避免一个辩护者的引诱。他致书莱克勒克(Leclerc)表示,他不想继续争论下去,而宁愿说明神谕中的先知毕竟是魔鬼;所以,假如耶稣会士喜欢的话,他们会说,耶稣降生之时,先知魔鬼被迫归于沉默。[3]

丰塔纳伊接受了论辩对手的前提。因为,没有这样的前提,神话事件简直就不值得争论。他把诸种异教神话与神谕提升为比肩而立而又互相冲突的真理、历史命题以及“信仰”的等量内容,然后进一步打击这种自负主张,并间接地抨击其他一些作类似比较的同伙。而这也就注定了他无法理解,神话在当时的诗歌和艺术中仍然保有地位。他认为,这几乎就是神话的内容在其自我断言的努力中所实施的一种慧黠,因为神话内容自我标榜为必要之物的行为显然就是一种不可言喻的神秘。他仍然不能理解这么一个事实:当我们以为能够查明神话的“虚幻”之时,首先就没有与神话拉开距离。距离就呈现在神话当中,作为对其意蕴的接受。通过这么一种呈现,它们使其自身方便审美接受,以至于最后成为一种特殊的审美接受范畴。歌德可能会说:“希腊神话,而非一团乱麻,只能被看做隐含于对象中的潜在艺术主题的展开。”[4]

被美其名曰神话的“偏见”与新兴科学之间的关系,应该是一种彼此竞争的关系。而这么一种识见必将假设,对于个别神话的解释是因果相推。这就说明,身为巴黎科学院的秘书,丰塔纳伊何以能看到,那个时代的启蒙思想在关于“闪电”本质的解释上占了上风。在他之前,早有一种全局性信念支配着对这些自然现象的看法,他将这些信念形成了一副同意识的其他构成要素平行并列的门面,以至于一损俱损,败则全败。只要我们一味排他,专从它与理性解释需要的关系出发来审视《圣经》神话,只要那种与古代人对风暴与洪水的恐惧相对的《圣经》神话的“驱邪”(apotropäischen)功能之制序性仍然没有得到重视,那么,一种对于彩虹本质的解释就可能被看做对《圣经》神话功能的反驳。

《圣经》文本揭示,制造可怕大洪水的上帝需要确立一种绝对距离的符号,即表示世界信托的可能性,于是就从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创世记》,8:20—21)他给了那些刚刚从大洪水中死里逃生的人一系列最原始的协议和契约的范本,显示了他和自己的人民作交易的特征:“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得永约是有记号的,我把虹放在云彩中,这就作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创世记》,9:13—14)我们不会认为,这是一种必须尽快地用更高的认识、用一种物理学理论来取代的对于彩虹的“解释”。一切理论所能达到的境界是:只要用这种方法将它看透了,对人而言这一现象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意蕴”。

关键不在于哀叹这种失落,却在于抑制这种黑暗历史神话。而仅当它作为科学而被制度化时,理性才从中脱颖而出,照耀自己前行的道路。我们尽情欣赏那些浪漫主义风景画家的壮举,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再次从启蒙时代所指派的无意义深渊中召唤出彩虹形象。把这种自然现象维持在可以叙述、可以描画的层面上,却不至于像可能在历史编年史中最清楚地显示的那样,理论清晰的程度让它变成可有可无的赘物。根据一种“创造形式的”事件,将整体性纳入可以理解的范围,而不让它被分散在事实与偶然的迷雾中;而当对立的一面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和足够的呈现,这一切都将永远作为历史学家的使命而自我肯定。

尽管历史可能显得像是某种可以创造的东西,显得像是某种可以在其伟大的事件中通过主题定格和加封加冕而被创造的东西,但接受过程所接纳的神话却不是某种可以创造的东西:神话不可能被创造,因而它没有一个开端。神话确实是被创作的,尽管我们不知道究竟是谁以及在什么时刻创造了它们——不论这一点是如何毋庸置疑,但知识的缺乏仍然显示了这么一种事实:神话一定属于原始之物的库藏,我们所熟悉的一切都是那些已经进入了接受过程的神话。我们必定都已经拥有了一个神话背后的神话作品,然后才能专心致志地进行神话创作,感到它激发了一种直接指向物质素材的努力,而其素材的坚硬性和抵抗力必定有深不可测的根源。神话作品的限制概念可能就是我所谓的“实在专制主义”。而神话创作的限制概念则可能将神话带向终结,可能大胆进行最极端的变形,于是仅仅只是或者几乎就是不让人们认出神话的本源形象。在接受理论看来,这可能就虚构了一个终极神话,即虚构了一个充分地利用和穷尽了形式的神话。

为了不让这种情形变成一个纯粹的哑谜,我还要补充说:这么一个终极神话本来可能是德国唯心主义的基本神话。如果我利用席勒向歌德描述神话的词语来介绍基本神话,也许可以让人更明确地看清这一点。席勒从耶拿写信给魏玛的歌德,用了一个非常简洁明了的句子;这个句子是对费希特(Fichte)荣登耶拿教席之后第一次讲演的反讽式缩略戏仿,甚至还可以补充说,仅仅在他会见康德后三年,费希特就发表了这次讲演。这个句子是:“对他(费希特)而言,世界仅仅是一个由自我抛出却被‘反思’接住的球!”[5]在现代凯歌高奏、科学摧毁神话的计划空前成功的过程中,一种终极神话——至少一种臆想中必须是终极的神话——如何可能出现呢?

终极(letzte)神话乃是终极怀疑的结果。笛卡儿引入了“邪恶的精灵”(genius malignus)的思想实验,完全不是无缘无故,也非缺乏历史压力,而是依然相信他自己能够仰赖“最完美的存在”(ens perfectissmum)这一观念来制服“邪恶的精灵”,来保证可以证明的存在权威。莱布尼茨早就反驳说,一种可谓激进彻底的怀疑是无法通过论证来消除的。康德亦证明,上帝存在的一切证明都是不可能的,因而让怀疑的赤裸锋芒直接去延续其颠覆的存在。这里有一种惟一的手段可以将这最后的怪物从这个世界上清除出去,即让认识主体自我塑造为权威,对它所认识的对象负责。因此,唯心主义[6]的“终极神话”是一条同恐惧对象拉开距离的途径——这种恐惧现在仅仅是心灵的恐惧,现在还深深地扎进了理论主体之内。因为完全彻底地被欺骗了,只要主体可以确信他绝对不能从迄今为止一直必须与之打交道的浓密实在中觉醒过来,变成一种未知的主体,那么,就不需要去扰乱生活世界的主体。

从唯心主义基本神话的视野来看,笛卡儿怀疑论的恶魔就是一个恐怖的先验世界的怪物,而今它肯定是被我们制服了。在一种与之相关的、把过去状况设立成绝对过去的历史哲学当中,神话的先验世界有其期望未来的必然性;未来可能是这样,而且还可以肯定它必将变成现在。由笛卡儿引来、在哲学圣殿登堂入室的认识论恶魔,势必有能耐在“蛊惑欺骗”的名分下做那些在悲剧中只能由希腊诸神来完成的事情。但是,在那里,面纱不仅总是不完整的,而且在“权力分裂”的复杂网络中还可能以另外一个神灵的名义被撕破。在神话中根本就不会产生整体性和确定性,它们悉数是教义学抽象的产物。这就说明,唯心主义基本神话为什么会包容一种历史哲学。这种历史哲学集中表现了上帝不可能同时创造一切,甚至也不会自为创造。历史哲学再一次把历史变成了故事[7],这个故事讲述了本源游戏的主体、冒险闯荡的主体,或者塑造形体和组织社会的主体。但他再也不可能成为笛卡儿的“最完美的存在”,供他探索从理论上可以认识世界的保证。因为,这么一个主体的故事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而按照其永恒性的古典定义,他同时也是一切。但是,如果绝对性只有靠时间的迂回来探索通往自身的路,那么,历史就不会“降临”到它身上,对于历史它既不会感到恐慌,也不会觉得陌生;相反,作为它所创造的东西,它现实地进入体验的地平线。严格地说,这种体验本质上就是一种审美体验。

1811年到1812年冬天,身在柏林的叔本华读到了费希特的讲演,并在他的笔记本上作了这么一条边注:“我试图解释,这么一则神话是如何出现在费希特的脑海中的?”[8]他果真解释说,毫无疑问是因为不完整,费希特才误解了康德的学说。与费希特的原始“给予”即那个默观冥证的存在相对立,叔本华提出了这么一个反驳:当自我确确实实在沉思的时刻,它本身就绝对不可能成为沉思的对象。费希特的“知识学”的基本模型是:我们认识存在(das Seyn)之可能惟一的途径是通过它的交流行为,通过它自为地得到理解。叔本华评论说:“如果我们断言,那些根本就不可知的东西的故事必须靠同样不可知的事实来证实,那不是十分寡廉鲜耻吗?同样,那些无赖出卖了本该属于美洲的土地,却在此之先就出示了这块本来就已经标画出来的土地的地图。”[9]

而今,将绝对反思性描述为默观冥证仅仅是为了激起一场运动;如果没有这场运动,什么都不可能出现在一种哲学中;但无论如何,这种哲学都必须准确无误地出现在这场运动中。主体对自身的不满,这就是它刻意要占有一个世界的先决条件。仅仅在三年之后,叔本华发现,主体无需接受这么一种体验的恐吓,仿佛世界就是无限时空中的绝对失落,而唯心主义从这么一个事实中获得了一种无以估价的优势。叔本华认为,在作为认识主体而自我反思的同时,“我”意识到“世界就是我的表象,也就是说,我这个永恒主题,就是宇宙的承载者,万物皆备于我”。在这么一种认识中,全部崇高感情积聚起来,消融了恐怖与敬畏之情,而对于我们的世界体验,这种崇高感情的出现预示着千年盛世的降临,预示着“崇高的天国存在着无以数计的世界”……“恐怖怎么样?敬畏怎么样?我在,万物不复存;我支撑着,世界安然入睡,世界就在由我放射而出的这份安静中。它如何让我恐惧?它的伟美又如何能让我迷惘?一切伟美无非是我自己的尺度之伟美,而伟美永远超克了万物!”[10]于是乎,一个故事讲述了世界以及认识对象的主体,这就彻底地排除了实在专制主义。这是一个无法证实的故事,一个没有见证的故事,但它蕴含着只有哲学家才能赋予的最崇高的品质——不可反驳,不可证伪。如果这一切都如此让人将信将疑,那么,至关重要的将是见证它的浩荡恩泽。但就此而论之,作为哲学家创造活动的产物,世界给予“芸芸众生”的恩泽的确定性已经失落了可信度,因为他的全部经验表明,作为世界的创造者他却不能明白无误地确保大千世界完全归他所有。

如果说,在唯心主义基本神话中,惟有一则神话的形式将获得抽象的名和具备自觉的不可僭越性,并由此而产生实效,那么,这则神话会以再现自我创生、再现主体的自我创造为自己的根本宗旨。通过这种手法,一切现实可能性的初始条件都将被置于主体的控制之下,就好像主体根本就不会对实在性感到惊讶,甚至不会对“存有而非虚无”这么一个事实感到惊讶。历史必然发端于实在性的绝对统治,即发端于现实原则的绝对统治。而在这一历史的对立极,我们不妨把这一目标描述为意愿的绝对统治,即快乐原则的绝对统治。因此,这是一项首先让人心烦意乱,随即可能转化为肯定的原则,它的要义在于创造性想像和神经质的想像彼此依存,密不可分。这两种想像都将从现实原则的统治中抽身而退。

主体反思自己的根源,可能同自己产生最深邃的冲突。这种自我冲突确认了他在这个世界上纯属偶然,而根本就没有什么必然。也许,精神分析学所发现的,并在神话中再度被发现的父母冲突只不过是一些卓然昭著的表象,只不过是更深邃冲突的特殊形式。更深邃的冲突在于或者说源自这么一种事实:一个主体乃是自然过程的结果,因此他不能体验到自我构型;相反,从他所占有的思维—存在(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之惟一绝对的确定性中,他才像接近某种外在于他的差异之物一样地接近这种自我构型。根据奥托·兰克(Otto Rank)的分析,我们认识到这一困境最精确的表述为何是这样的:“你总想创造你自己,你不想由父精母血所生……你努力过自己的日子,就像生命是一则神话。你梦想与幻想中的一切,你都想变成现实。你是一个神话创造者。”[11]神经病人沉湎于幻想,试图把一切令他不快的存在之星和附属之象转化为意愿,转化为那些能创造幻觉的意愿,事后诸葛一般地以为他仍然能够改变真正的现实性。当然,这也包括自我创造的意愿。我们自我表演,仿佛一切都已完成。

对绝对本真性的渴望也系统地表现于存在主义的核心原理中。被抛性(Geworfenheit)、事实性(Faktiztaet),这些抽象概念都表达了那种单纯环境因素,而这完全对立于主体自预存在的意愿及其存在条件。人类发现,作为某种最为真实的自然过程的产物,这些条件都已经存在;因而人类必须在其自我筹划过程中,比照这些自然的前提条件来自我定位。最能表现这层涵义的是海德格尔颠倒经院哲学“本质先于存在”的公理,以为存在首先是从此在(Dasein,这是海氏描述人类存在的概念)当中获得本质的。回溯既往,这么一种立场显得像是对一个压倒一切的前提的绝命抵抗——这个前提认为异化的社会的动力因创造了我们的存在——换句话说,显得像是一种抵抗或取消这一前提的绝望努力,事后诸葛,百无一用。一点也不奇怪,自我创造在本质上一再以一种自我呈现的审美交易为归宿。只有在审美的意义上,我们才能满足这种不循人之常道的愿望(nicht so zu sein,wie man ist)。即使是对普罗提诺的上帝而言,自我创造亦已变成一个隐喻,而它的含义是将他的存在变成其本质的一个纯粹结果,在最高原则上将他的本质呈现为其意志的缩影,从而终结形式与质料、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分裂(Chorismos)。但这也成了审美对象的一个定义。对立一切“被给予的”(全部事实性),审美对象是境界与表象的同一,换言之,是作为存在的意志之绝对可靠性(die Unverfehlbarkeit)。

因为必须挑选一则神话来作为其“形式”的最终不可逾越的纯粹再现,这就为研究神话性提供了最强烈的刺激,但这则神话尚不能被指定为“终极神话”。开端与终结互相对称,因为它们都不可以清楚地触摸。无论运用了什么样的暴力来挣脱它的束缚,确立其最后形式,神话总是已经流传在接受过程中,而且依然流布在接受过程中。如果神话只是以接受的形式向我们呈现,那么,就没有某些版本作为更原始或者作为更终极的神话的特权。列维—施特劳斯提议,我们应该根据版本的总体性来规定个别的神话。因而,弗洛伊德和索福克勒斯应该一视同仁地被看做俄狄浦斯素材的“源本”。神话素材的一切变体都可以宣称自己具有神话学上同样的严肃性。[12]这一中心论题所导致的最重要结果在于,它在我们的神学中严格地废黜了“效果历史或者影响的历史”(Wirkungsgeschichte)。人们放弃了在时空上接触“因果”关联的要求。而这就假设了一种更近乎连续的创造性,而非一种跨越间距的被动容受性,因为它从根本上假定从人性的永恒基础看,一切有意味的个别神话在一切时代都有旺盛的生命力。即使一个接受过程可能如实地被记录在案,我们也还是可以断定,这么一种接受的倾向同成为真正创造者的倾向无法区分开来。

辽阔遥远的文化中存在的种族志材料,特别有利于上述假设。如果我希望墨守成规,而不是与时俱进,就必须避免那种无法逃避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主义必然会被一切文化传统认为理所当然,因为它废弃了神话的机械论传播过程。因此,传统概念可能削弱历史概念,久而久之我们就只能指点“黑箱”内容来解释这么一些现象:它们自我呈现一如飞散在时间中,但极少受到其在时间中地位的影响,一如柏拉图的理念不被外观表象所改变。可是,仅仅是早与晚的时间规定性让如下情形意味深长:本来就是一个“毁灭者”的阿波罗[13]变成了一位喜气洋洋热情友好的神民;赫淮斯托斯从一个恐怖的火神变成了艺术技巧的守护神;老迈的风暴之神宙斯成为世界的统治者;而且其他的神民形态上也发生了各不相同的变化。

即使我们坚持接受概念及其接受过程,甚至我们给予这个概念在神话学中以独一无二的地位,列维—施特劳斯的核心论题的价值也仍然不能被忽略不计。情况依旧如此:与神话在空间中理想的同时性分布相对立,它们在时间中所占地位的偏差状态却再次被赋予了一种价值,被认为具有时间性秩序形式的优越性。因为,这么一种秩序形式在利用一种神话潜势的同时,为各种神话变体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全部指标;如果没有区分历史中不断变异与不断充实的断言要求[14],这么一种神话潜势就仍然是遮蔽不明的。对民族学家而言,创造与修饰个别神话的前提下由文化差异所完成的业绩,也同样是由我们习惯上称之为“历史性”的东西完成于一种绵延不息的传统中,比如说欧洲文化传统中。这一点不妨更简约地表述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永远以同一方式去言说一种被给定的内容,或者像人们常常理解的那样去构思神话。反之,却是教义的思想方式公开表示要否定这种不可能性。

列维—施特劳斯提议,将一个神话的全部精选版本投射于一种分层化的结构,以此来确定神话的核心内容;这就显示了他如何分离辨识时间要素:一切神话变体都被安置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平面。再也没有永恒真理,但仍然有让时间流程及其在时间地位呈现为无差异境界的真理。就哲学神话言之,经过历史筛选之后,所留下的特别坚实的神话素材之所以特别具有启示力量,其特殊的原因在于:神话素材抵制变形的毁灭的权力之引导与胁迫,而我们却可能从这种抵制中获得有关为那些力量所侵犯的历史地平线的信息。这就是为什么不是一种唯欧洲历史是善的价值偏好,即便神话在传统中的流转几乎完全可能是呈现在这种历史中。从这么一种可能性的视野来看,由于缺乏时间参数,种族学家理想的同时性成为一个纯粹的困境。他的时间概念打上了重叠结构的印记,正是由于这一点,一则神话之所有变体的归属关系结果都不是一项要求,而是成为一种理性化的方式,来处理一种纯粹偶然的匮乏状态。在一种并非常识的专业化再度评价中,聚焦根本就不可能获得一种时间深度,这种不可能性反而成为认识圆满的标记。于是,它就避免了文化圈理论中一种恒常传统——而不是一种恒常的倾向——轮回的论题,这一论题起源于一种已经在文化上高度发达的、供人类空间和时间传播的中心。

当今,如下事实让这一议题非常棘手:迁徙流离与自然分化必须在时间上被推后到更早的阶段,而这一理论所要求的文化发展的显著共时性在史前的时间表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位置。不仅如此,必要的附加假定也显然无法证实——这一附加假定断言,原始共同性要素必定存在于这么一些场合:迁居流徙直至死路一条,众多民族几近灭绝,因而必须防范后来的影响,以及保护古代世界的存在物。遗传学理论无论如何都承载着这么一种夸大其词的,同人类社会传承传统的能力相联系的常量假设,以至于在其“非历史性”的要求上它完全等同于结构主义。不仅如此,假如一切都已经以终极完美的形式存在,同时什么也没有留给流传过程来解释,那么,一切就都有待于原始血脉的发生来说明。绝非偶然,文化圈理论同一种原始启示学说特别合拍,后者一旦应用于神话学,就已经明显地表达在浪漫主义思想中,但它依然以断简残篇的方式流传,尚未被人们理解。一种遗传理论同异质观念之间的完满协调,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由于将许多难题移置于人类历史开端而造成的缺损。这样,伊甸园神话再次成为必不可少的神话。

这种宏大的理论选择是有趣的,只是因为也通过“把神话带向终结”而为神话的接受设置了界限。如果神话在人类学上被自然化,在前历史的意义上又被确定化,统统都归属于文化人类与人类文化的根本,一种就其整体而言根本就不存在历史或者根本就不允许存在历史的根本,那么,这一观念就仍然是不可理解的。

假如神话学的核心问题的确是要理解,从世界的一端到另一端,神话的构成要素如何会彼此类似,那么,就可以说,从人类历史的一极到另一极神话在时间维度上都会以令人惊讶的方式保持稳定,这么一个事实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文化惯性没有法则;继续维持文化内容则必然要求解释。也许,跨越个别神话的同时态空间流布而显示的形态学上的可比性,也同神话的历时转换过程中的持久耐力相联系。

如果稳定的叙述中心建基于神话之易于接受性,而这种易于接受与其说必然同尚未成形的先天模式相关,不如说必然同那些反映在神话构型中,并且使它们至少显得在形式上类似的人类环境、需要和处境的有限多元性相关——果真如此,那么就有可能出现上述情形。假定时空上的普遍存在是等价的,我们就不得不认为神话接受的条件完全不会相异于神话起源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从神话接受的视野看来,关于先天性的前提至少必须不是被排除,就是被质疑。

在世界范围和时间范围的对应性这两种情况下,神话都显示了人类在激起并(在精神上)消化那些不能泰然任之的东西,那些保护在焦虑不安状态中的东西。不妨把这还原为一个简单朴素的说法:世界不仅不能为人类所透彻理解,而且也不能为它自己透彻理解。但这并不等于说,对现象的解释总是已经获得了优先性,神话类似于早期人们在缺乏理论时应付困难局面的方法。如果神话表达了科学的缺乏,或者表达了科学之前的解释,那么,最迟也在科学凭着其日益增长的执行权力而登堂入室的时候,神话就可能自动地被操控了,反之亦然。最让启蒙运动的发起者们万分惊讶,面对他们自以为是的最后努力之败绩而万分茫然的,恰恰是那些荒唐下贱的古老神话还活着——神话的创作还在延续。

神话创作便假设了:不仅要了解那些主动地进行创作的人身上所发生的事件,而且要了解那些必须被动地接受神话的人身上所出现的变化。这就常常假设了一群能够对接受机制作出反应的公众。这样一群公众必须有能力辨识被保护的东西、被变形的东西、被变得差不多无法辨认的东西,以及最终被交付给暴力修正的东西。不言而喻,这就是一种典型的公众假设,无论如何,他们都被假定受过上流社会的古典的文学教育。不难理解,如果我们从这种环境下推测,特别是在美国和欧洲,在教育体系中有目的地摧毁古典文学份额的十余年间,文学艺术对于神话素材的利用与改造达到了过去做梦也无法达到的程度,那么这可能也是不正确的。作为这种现象的结果,许多人都受到激励以专注于古代世界作为自己的业余爱好,而推动这种古典运动的系列出版物也渐渐地获得了成功。

注意公众在神话接受过程中的作用,却不是什么新鲜事。在魏玛宫廷剧院,当上演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创作的戏剧《伊安》(Ion)时,歌德向人们建议说,在看戏之前最好在家里利用神话手册自学一点关于该剧的语境知识,而不要随着剧情的发展,随意地提供解释:“我们可以向观众表白,对他们的最大尊敬就是不把他们当做下里巴人。”[15]尽管假想的古典主义前提以及产生古典主义的可能性前提都可能发生了变化,但歌德的这句话依然颠覆不破。必须被严肃对待的审美公众之部分诉求,在于要求我们保护这么一种普遍的期待:公众可能会“记录和注意某些东西”(etwas merken und bemerken),这些东西是不应该用赤裸的好为人师的姿态强行灌输到公众心里的。做点事情为公众效劳(也就是说以公众为目的),完全不同于直接为公众效劳。

即使只是说出那些取自神话的名字,歌德也会再次提醒戏剧演员注意,“这些专有名词不仅都非常重要,而且还呈现了全部意义”。歌德认为,即使只能拿想像力来自我再现“某些类似于其实际指称对象的东西”,这种意义也仍然可以得到理解[16]。这是一个值得同神话命名功能联系起来予以认真考虑的命题。即使没有可靠的知识作为它的基础,想像力也还是有成功的机会。因为对于独立处理的名字而言,故事都一定会提出同样有效的充分要求:名字必须占有一种本身就有能力产生印象的意蕴,而且正是因为这一意蕴之故,它们必须能够被占有,而与有限的知识储备没有关系。对想像力的影响是有些含糊的;但它将完成的使命,可用最简单的话来说明——那就是——占有。

神话形象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便清楚地显示在接受过程中,但并不是简单地将某些本来可能已经被重新摆放、预先成型于其中的东西具象化。这实在是一种派生的创造过程。但是,我们又不能认为,这个过程独立于其连续的始点。对于一种依赖于“源泉”的传统而言,连续的始点可能只是一部已经汇入了书面形式的未知史前历史之最后阶段。甚至通过接受过程以及素材的积累而达到的丰富性,也表明了多种联系的中转站,表明了它能够利用继承所得的可用素材进行指称。《神曲》塑造奥德赛这个形象的前提是——在但丁看来,荷马未必是不可冒犯的,埃涅阿斯无家可归的漫游,在创建罗马帝国时抵达高潮,而这比始于以色佳,终于以色佳的任何一种循环涵义都有无与伦比的说服力。

如果说,因为仅仅将一个神话运用于一个神话就可以充分地证明“终结过程”的要求与意义,从而将这个神话带向了终结,那么,一切都取决于接受过程所展开和产生的潜在意蕴。作为对时代的批判审视,恰如现时代的浮士德博士神话所表现出的精神较量,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审美激荡力量。

在布托尔(Michel Butor)和普索尔(Henri Pousseur)的浮士德歌剧变体的“预备版本”中,歌德《剧院序曲》就已经独立成篇,结构完整。歌剧中的副歌是剧场导演对作曲家所下达的一个晦涩难懂的指令——“它必须讲述一个关于浮士德的故事!”(Es muss ein Faust sein!)而且,事实上这出戏只能如此,而没有其他可能。这倒不是因为从一开始这个形象就蕴含着不可穷尽的意蕴,而是因为它最为接近时代意识,其结果只能如此。仅仅是通过和它展开精神较量,自我欺骗的新形式才能自我呈现,假如已经存在或者必将存在这么一种自我欺骗形式的话。歌德的序曲自成一体,无止境地逃避变成现实的可能,尽管它也求助于木偶戏和年庙会,尽管它也求助于浮士德博士“罪恶深重的生活及其令人战栗的结局”。但是,在这么一些神话氛围下——比如,坦塔卢斯(Tantalus)的无限苦恼,普罗米修斯受尽了天鹰的折磨,西绪弗斯无奈巨大的圆石,犹滴(Judith)拯救祖国,敖罗裴乃(Holofernes)兵败西方,妇人大利拉(Dalilah)出卖力士参孙(Samson),大卫王(David)飞石绝杀歌利亚(Goliath),虽然这种氛围深深地浸润在原始的媒介中,歌德的《序曲》还只不过是一部序曲而已。它展示了人们根本就不可能苛求那些被认为具有选择能力的观众接受这么一个浮士德形象。

我们必须再次认识、考察神话歌曲的原始情境,因为对于作者的独特贡献、对于戏剧变体的进程与结局起决定作用的要素则完全在接受者方面。如果我们更仔细地审视一下,就一定会明白,这么一种审美的民主其实百无一用,什么也确定不了。一种年代迷乱的口传程式被隐约暗示,而它的强烈影响被拙劣仿效。或者,我们应该说,公众已经被塑造成了共谋者,他们一起逃避浮士德所必须担负的一项使命。但这妨碍了目标的实现吗?没有一个同时代的公众能欣赏《你的浮士德》(Votre Faust),因为这类公众已经让现代神话失去了存在的可能;我们必须指出这一点么?公众选择的自由纯粹是一个审美的虚构,因为公众一点也不珍爱选择的自由,或者不言不语而有所节制地忽略了选择的权利,同时还把这种权利转让给另一方。正像歌剧作者所希望的那样,亨利·普索尔将自己为布鲁塞尔剧院(Brüssel)创作一部浮士德歌剧的代理权转让给了米歇尔·布托尔。我们可以想像,在那里所得到的明确回答,事实上应该归于文本中的作曲家的朋友:“写一部浮士德?我的天哪!可是,为什么不呢?”[17]当作曲家再次追问剧场经理这出戏是否一定要以浮士德为主角时,他得到的回答一定是这样的:“我们首先必须考虑公众的趣味和愿望。

如果浮士德主题尚未深深扎根于时代意识中,这一切都将是不可思议的。不仅对于这一素材的全部暗示都会唤起惊讶与赞叹并得到认可;而且还因为,我们可能常常指望,正像在实验中那样,这个素材的每一次重塑都更加清楚地显示当前情境中突然出现的行为力量。它打算用来同这一素材一比高下的东西,早已被古老的浮士德传奇以及马洛的《浮士德博士》以来过分丰富的接受过程预先地规定了。如果以这个素材为基础的创作尚未展开,尚未创造,尚未补充这则神话,那么,对于这个形象的意蕴,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在此,一项使命不可完成而又无法拒绝,这个事实显示了接受过程的权重与义务。在一种方式的结尾中,恰恰就是甘泪卿/马吉(Gretchen-Maggy)答应满足惟一的条件,计划写出一部“它绝对不可能以浮士德为主角”(Es darf kein Faust sein)的歌剧。当浮士德/亨利(Faust-Henry)抵制这项计划而与她交恶之时,她坦诚地表示再也不爱他。在不以观众的意志为转移的终局,剧场经理径直追问朋友理查德:“你愿意为我创作一部歌剧吗?”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至此,帷幕降落,剧到终场。

再也没有其他的素材能像浮士德那样,可以被不断的重写,这就圆满地执行了斯达尔夫人的指令。但她却只能效忠于法国人。但是,自歌德以降,到布托尔以决然的否定宣告不可能完成这一使命之前,最重要的浮士德形象还是已经在法国诞生了。

1940年的某一天,发生了空前绝后的一幕:诗人保罗·瓦雷里告诉我们,他觉得自己同时在用两个声音说话,一个是浮士德,一个是梅菲斯特,而他所做的一切就是记录自己的言辞。在《致谨慎而非勉强的读者》这篇序言中,我们能读到:这里并不是某种相对于近乎终局的终局,而是追求一种必须同开端相配称的结局,而这个开端远在后面,是绝对不可逾越的。一方面是“我的浮士德”(Mon Faust),添加代词所有格,就是以最大限度主体性的名分而将终结的诉求相对化,同时又表达了对作品的断简残章的接纳;另一方面是诱惑者与被诱惑者角色的互换,梅菲斯特成为被诱惑者,而浮士德成为诱惑者,此乃对于戏剧构型的最彻底的,显然是无法超越的干预。

我们从奥古斯特·威廉·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Schlegel)的一次经验记录中了解到关于上述相对化的信息。这则记录说的是,1755年齐默尔曼(Zimmermann)医生和歌德在一起,前者向诗人问起那部已经声名鹊起的名剧《浮士德》;歌德立即把书桌上一只装满了碎纸片的麻袋倒空在医生面前,并用手指着这些碎片回答说:“这里面有我的浮士德!”(Voilà mon Faust!)[18]人们并不在意这袋碎纸片以及歌德的回答可能有什么意义。可以肯定,这并不意味着诗人将他的“最初版本的浮士德”(Urfaust)手稿写在这些碎纸片上,然后把它装进麻袋里保存起来。诗人更可能是用一部被撕成碎片的手稿作为遗迹来迷惑齐默尔曼先生。在《诗与真》中,歌德描述说,他同齐默尔曼之间的关系就建立在这么一种“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的基础上。

物主代词、不定冠词,以及浮士德名字上使用复数,都是用来表示相对化和主观化的语言学标志。早在1755年,摩西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s)在一封写给莱辛的信中,就曾经提到过,莱辛有写一部浮士德的计划,可是这一计划最后还是零落为断简残章。在汉堡时期,他还说过“我的第二部浮士德”呢!至于这部佚失的浮士德,卡普泰因·冯·布兰肯贝格(Hauptmanns von Blankenberg)的描述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知识来源。布兰肯贝格用复数形式描述了这一计划,并认为莱辛修改第一部浮士德的时间是这么一个特殊的时刻:“在当时的德国,浮士德这个名字几乎满天飞舞。”布兰肯贝格肯定“确知”莱辛“只是在等待其他的多部浮士德面世”,再出版自己的那部浮士德。可是,从德莱斯顿到沃尔芬比特尔的转运过程中,那部浮士德手稿被遗失了。

为其他版本的浮士德而“等待”,这一说法可能多少有些夸大其辞,因为1755年,同歌德的浮士德计划的冲突已经公然记录在案。舒巴尔特(Schubart)的《德国1755年大事记》(Deutsche Chronik auf das Jahr1755)记载,莱辛“把他的优秀悲剧作品《浮士德博士》卖给了维也纳剧场经理”,同时在脚注中引用了一条莱夏德(Reichard)的《1755年剧场日历》(Theater-Kalender auf das Jahr 1755):“歌德也在写一部浮士德博士。”[19]于是,莱辛眼睛盯着歌德,犹豫不决。柏林启蒙人士约翰·雅可布·恩格尔(Johann Jacob Engel)在写给杜柏林(Döbberlin)的信中所作的一条评论确认了上述事实:在歌德拿出了他的浮士德之后不久,莱辛确实也出版了他的浮士德。据说莱辛还补充宣告:“我的浮士德——是魔鬼招来的,但我还要从他那里招来G(歌德)的浮士德!”[20]装有手稿的箱子不知归落何处,但恩格尔认为遗失的手稿一定是“莱辛的一部杰作”。而手稿的遗失妨碍了后人决断是谁最后赢得了这场竞争。

莱辛的复数形式所表达的,几乎是对那种涵义的厌腻感:浮士德太多了。但是,浪漫作家阿齐姆·冯·阿尔宁(Achim von Arnim)在马洛《浮士德博士》1818年德文版序言中断言,“迄今为止,还没有写出足够多的浮士德”,这不仅代表了浪漫派对复数形式浮士德的再度肯定,而且还是对这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主题的暗示。根据歌德1818年6月11日的日记所提供的证据,他不仅读过这个译本,而且还读过阿尔宁的挑战性论说。仅此即可给他的《浮士德》打上绝对完美的印记吗?只是在1825年,他才重操旧业,继续这部作品的写作。在1826年2月16日的日记中,他把这项工作描述为“延续重要事业”,直至1831年才让他如释重负。

当歌德最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浮士德创作的时候,也并非绝无仅有。事实已经表明,1824年,另一位德国作家拜望歌德时,也在浮士德这个名字上加上了物主代词。当年10月2日的记载非常非常地简单:“海涅,自哥廷根来。”来访者自报家门,要求恳切:“如果您允许我在您面前站几分钟,那就是赐予了我无限的幸福。”当他还在布洛肯(Brocken)的时候,他已经表达了一种急切的渴望:“到魏玛去朝圣,以表达对歌德的崇敬。”因此,他以步代车,前往魏玛。[21]布洛肯决定,魏玛朝圣,这段轶事的解神话版本说来略有不同:“秋天我徒步旅行,至哈兹山(Harz),我朝四面八方高喊,然后参观布洛肯,回程顺道魏玛,拜访歌德。”[22]形体衰老、满嘴无牙、“只有眼睛依然明亮闪烁”的奥林坪神让他“深感恐惧”,“直逼灵魂”。他感到对立于他们的天性,他感到对那些不仅不太珍视生命,而且还不愿意公然为一种理念牺牲生命的人充满了蔑视之情。自那以后,海涅就感到,他自己“真正处在同歌德及其作品的冲突中”。

至于他为什么要向《浮士德》的作者宣战,海涅本人也语焉不详。海涅的回忆录首次发表在1866年的一份非常不可靠的通俗杂志《凉亭》(Gartenlaube)上。尽管如此,马克西米利安·海涅(Maximilian Heine)是否真的如此充满想像力,胆大妄为地捏造出他的兄弟与歌德通讯的只言片语吗?他说,在逻辑混乱和卑躬屈膝的客套之后,歌德突然向海涅发问:“近来你在忙些什么?”青年诗人立即作答:“忙着写一部浮士德。”歌德听后大吃一惊,然后用一种嘲讽的口气问:“你在魏玛还有何贵干吗?”[23]如果这段轶事是捏造的,那么捏造者便一定是海因利希·海涅本人。

与后人所知所闻相比,海涅对歌德所说的话还隐含着深刻的背景:那就是将奥林坪诗人之王歌德所禁锢的神话题材大众化。同布托尔和普索尔将一系列情节留给大众来抉择的做法相比,海涅含而不露的诋毁有过之而无不及。同年,海涅在同埃杜阿德·威德金德(Eduard Wedekind)谈话的内容再度强化了他向歌德提出的主张的真实性。同威德金德的谈话当然也是就歌德的《浮士德》而展开:“我也想写一部《浮士德》,但绝对不是为了和歌德一比高下;不是这样的,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写一部《浮士德》。”[24]海涅已经考虑过要严格地颠倒作品的布局,因为他认为自己的《浮士德》“必须明确地成为歌德《浮士德》的绝对反面”。他说,自己的浮士德永远是行动至上,积极地对梅菲斯特发号施令。他还希望让梅菲斯特成为主动原则,“将浮士德引入一切神魔的故事中”。这样一来,魔鬼就当然再也不可能是一种消极原则了。

海涅关于歌德《浮士德》的绝对反面的想法,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尺度,借此测量这种对歌德的挑战与1940年瓦雷里所持立场之间所存在的距离。在一切方面它都指向了这么一个世界,因为认识者的可能作为,他便在这个世界上成为高邪恶一等的人,而魔鬼原则也带着放纵的微笑回忆他过去的荣耀。从瓦雷里的角度看来,对于歌德的作品独占鳌头地再现了浮士德素材这么一个事实,就是毫无疑问的了。举凡一切大胆的重复都必须同这么一种独立的形式相关,因为歌德的作品为其后的整整一个世纪的形象赋予了这一形式。同时也不言而喻,瓦雷里并不是歌德的精心读者,而他是否真的读过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也是大可怀疑的。他不熟悉歌德时代的语文学及其文献;因此,瓦雷里从来就不知道,维兰德(Wieland)在评价歌德在《浮士德》结局意图的改变时讲述了一个奇特的故事,而这个奇特的故事又是由伯恩哈德·鲁道夫·阿贝肯(Bernhard Rudolf Abeken)转述的。维兰指出,在魏玛最早的那些日子里,歌德仅有一次在一场热闹的交际聚会上打破沉默,言及浮士德这个话题,当时他的说法是:“你们以为是魔鬼操控了浮士德,但恰恰相反,是浮士德操控了魔鬼。”[25]而这一点在瓦雷里看来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把角色关系的交换进一步转换为诱惑者和被诱惑者关系本身。在浮士德身上,瓦雷里重新发现了伊壁鸠鲁主义——快乐在当下,惟此方能令人迷醉。

瓦雷里的浮士德问题就再也不是谁操控谁的问题了。相反,他的问题是:最高境界可能在哪里?谁才是这场古老赌博的主体?花园里的那场戏,把《圣经》伊甸园与伊壁鸠鲁的花园结合在一起,这就一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同时另一方面又废黜了这么一种想法,即为了纯粹的直接体验就可能要保护持久耐力。我们应该把这场戏同歌德《浮士德》之终局对比。在歌德那里,对人类全体的祝福——尽管对于瞎眼的浮士德只是一派幻象——仍然没有自动地驱散流连忘返的希望。[26]因此,瓦雷里颠倒浮士德与梅菲斯特的关系对于这个结局,绝对不是偶然附属的,而是决定全局的,同时也不是为了翻转传统关系而生出的一厢情愿的孤立想法,而是他对于最高境界问题的不同回答所导致的逻辑后果。因此,既不是被至上的权力,也不是被低劣的魔鬼所操控的人,相反,他是全身退隐的人。从那种过多地负载着行动者形象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最终放弃了一切的浮士德,而这就是一种巨大的变形。

终结神话究竟意味着什么?只有首先强调权力对于这一意图的必要性,方可讨论这一问题。尽管梅菲斯特最后成为赌博的赢家,歌德却没有将他的伟大而且无罪的主角打入地狱,这仅仅是为了回避一种原始残暴而令我们动容。为了完成使命而采取行动,这个事实相关于浮士德的一项罪孽。这项罪孽并非仅仅源自好高骛远、满足好奇心的激情。当他仍然作为一个完全为求知欲望主宰的人而僭越了上帝为人类设立的神秘界限,同他自己惯于谴责的习惯之决裂也就更加清楚了。显然,莱辛也主张完全从这种求知激情的悲剧性发展浮士德的故事,而集中展现魔鬼的诱惑上,这个魔鬼准备了非同寻常的手段帮助浮士德成功地获取知识。因此,他对于这一传统素材的干预作用明显更加严肃,其干预作用的表现并不是让这种现代激情的样本备受谴责。他惟一必须做的事情,便仅仅是在追求知识进步的过程中完全放弃知识的积淀。在莱辛这里,这种处境与其说是对知识贪得无厌的渴求,即对片刻即是和完美无瑕的知识的要求不应该备受谴责,不如说是这种人性的逾越无论如何都不应该是巨大的邪恶。莱辛的境界比歌德的境界更紧密地关切于求知欲望独占鳌头的时代即现代的自我意识。从这个角度看,将浮士德形象从一切理论猎奇中解放出来,瓦雷里便塑造了更加清晰的时代雕像。

当地狱的七个精灵显示在莱辛笔下的浮士德面前,浮士德就问他们中谁最敏捷;第七个精灵回答他说,他能以最快的速度穿越从善到恶的通道,这个答案让浮士德十分满意。他便虐待其他精灵,一如虐待“奥尔库斯的蜗牛”。是拥有全部真理,还是继续无止境地渴求知识?在作出这个选择之前,莱辛的浮士德并不像他的主人那样无止境地奋勉,而是渴望拥有,并恨不得立即占有全部真理。因而,莱辛的浮士德本身就是一个反莱辛的形象。他是一个蔑视渐进原则的人。但正是这个渐进原则在《论人类教育》计划上打上了鲜明的烙印。莱辛的浮士德是一个狂热分子,因为总是长着千里眼,能够瞩望未来,但他所瞩望的是“他等不及的未来”。他不仅希望这个未来即刻降临,而且他本人还想变成一个能让这个未来即刻降临的使者。

“自然用了几千年来培育的事情在他的体验时刻一瞬间成熟起来了。”[27]这么一种缺乏泰然、狂躁不已的征兆在于,灵魂轮转、生命轮回的观念对于这些狂热分子毫无吸引力。狂热分子是一个在本质上永远只知道以万能者的干预自娱自乐的典型,尽管没有困难亦没有反抗,他即刻认可被延迟以及取决于环境而存在的东西。莱辛说,“最短的线并不一定是最直的线”,这就显示了一个同他的浮士德相对立的原则。有人反驳道,整个人类知识的进步注定使个体从碰巧的成就中获得了偶然的利益,却从尚未实现的成就中接受了偶然的缺乏。对于这么一个反驳,莱辛以灵魂轮转的神话予以回答。这就可能激励我们猜测,叔本华为什么会认为灵魂轮转是最完美甚至是最终极的神话。一方面,莱辛也视之为最古老的假设:“但是,一切人类个体为什么就不能在世上出现两次以上?”另一方面,他的浮士德却对他自己设计了否定答案的问题做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从一次光顾中带走了太多以至于根本就不值得承受再次光顾的烦恼么?”所有这些都凝聚成《论人类教育》的最后一个问句。绝非偶然,这个问句将灵魂不朽的教义同回归的神话联系起来,为那个在人类历史上定位于纯粹偶然之上、必然遭到不可超越的冒犯的个体设定时间的无差异境界:“那么,我一定会失落什么?永恒的整体并非我属吗?”

在其《浮士德》序言的一条札记中,被莱辛描述为一种过失以及罪恶之根源的东西,即“对知识充满了太多的贪欲”,在《论人类教育》的视野下就表达了一种时代意识。这种时代意识不仅被严厉地压制在和紧密地联系于有限生存,而且还缺少范围广大、含义丰腴的神话与教义。浮士德形象象征着一个无限奋勉、驰情入幻的世界。在这么一个世界上,我们既绝对不可能享有足够的时间,又绝对不可能充分地运用时间。我们需要更多的生命机遇。瓦雷里笔下对立的形象则可能关联着浮士德传统的这个中心:瓦雷里浮士德的最高境界乃是完美无差别的时间之一,既属于不可超越的现在,又因此而永无可能重复。在瓦雷里《我的浮士德》中,这就构成了据以将神话带向终结的形式要素。

瓦雷里的浮士德再也不是一个象征着对知识充满无限贪欲的形象。将浮士德与这一传统对立起来,也意味着再次将他塑造成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他拒绝梅菲斯特的要求,全身心地沉湎在现代性的诱惑中,追寻古老的触觉快乐与感官体验。对知识的渴望再也不需要辩护;毫无疑问,所做的一切无非是我们必须利用求知活动的成就,去同时间赌博周旋。获得时间,或者再次获得时间,也许正是以时间为境域来收纳出乎意料的事情——也就是说,去充分享受自我,享受世界。这么一种享受永远是古老的,绝不可能与时俱进,向前发展。这么一种享受乃是浮士德和克里斯达尔小姐(moiselle de Cristal,意思是“水晶姑娘”)在花园里体验到的快乐,瓦雷里给克里斯达尔小姐取了一个质朴而且意义明确的名字——拉斯特(在德语中,Lust的意思是“快乐”、“欲望”)。他的浮士德不需要救赎(Erlösung);他完全心满意足于当下瞬间凝神贯注的消融状态(Lösung)。同样,拉斯特也就不是世俗的或者神圣的甘泪卿,既没有诱惑浮士德也没有拯救浮士德。她,就是一种触觉要素,构成了花园场景的印象主义。

让我们牢记,花园就是伊壁鸠鲁学派集会的场所;在花园里,浮士德学会了值得他学习的一切:时间的静止,压力的化释。反之,莱辛却希望以另外一种不复灵活的方式把浮士德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耀斯指出,浮士德在花园场景中发现了感性至上论,这就是将笛卡儿的哲学之梦形象化了。[28]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尤其是在他的《练习簿》(Cahiers)中所表现的那样,瓦雷里几乎是举毕生精力同笛卡儿主义争辩,那么,我们不会对此感到惊奇和意外了。我还联想到恩斯特·马赫(Ernst Mach)在其《感觉的分析》中所描述的那种“皈依”实证主义的体验:“一个晴朗的夏日,明亮的天空,世界与自我突然像一整块纹理紧凑的感觉呈现在我面前,但只是在自我中更紧凑有力。尽管只是在很久之后这么一种思想才真正发挥出来,但这一片刻对我的全部思想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29]同样,如果不是让他的浮士德消融在一种完全离经叛道、惟触觉实证的感性至上论中,我们难以想像,瓦雷里是不是根本就看不到还有别的可能性来终结这个渴求知识的人物的神话、这个令现代着迷的神话?

因此,这个浮士德不仅可能构成歌德浮士德的对立形象;而且,除了瓦雷里事实上如何完美地了解歌德的浮士德问题之外,还可能需要以不同的方式在一种更加清楚的关系中来定位这个浮士德形象。但是,这个形象不仅是一个反浮士德,而且是一个非浮士德。终结浮士德的可能性恰恰就是他开端的可能性。令梅菲斯特格外困惑的是,花园那场戏依然是纯粹的神话,重演了伊甸园的场景。拉斯特摘下并吃下禁果,即可让人们辨识这种关联。我们不需要过分看重苹果变成了桃子(péché)这么一种变衍[30],特别是因为《圣经》文本中的禁果并非特指。梅菲斯特并没有被赋予“驱魔”的使命;他穷尽了一切过时的愚昧无知,进而提出了这么一个断言:“一切都是同一者的轮回!”(C'est une reprise.)浮士德说,同梅菲斯特一样,恶的命运自身难保,而这可能就是灵魂的归宿。诚哉斯言。

尽管古人的希望产生了致命的差错,浮士德还是不仅渴望快乐,而且还能再度体验幸福。而古代许诺可能就是一种为人类幸福建立基础的学说。这个浮士德开始了回忆,向秘书拉斯特口授他的回忆录,但不是回忆他自己,而是回忆以他自己作为原型的整整一个时代。他自己把自己历史化了,只有在花园戏中,他才免于将自己理解为历史的存在物。他向自己的“女弟子”表白说,他已经厌倦了那妨碍他存在的一切。花园里的浮士德,在向女秘书口授回忆录的过程中,最后说到了壮丽的夜晚,拉斯特机械地重复着和记录着。浮士德突然打断了拉斯特:“不,不!我不是在口授辞令……我存在!”在这么一些时刻,笛卡儿的意识就完结了:一个什么也不思考的“自我”。那个对浮士德而言意味太多的宇宙,同充实意识的东西相比,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因此,意识什么也不思想。这个属于宇宙的虚无同时也构成了自我自为存在的一切,于是浮士德几乎是用《圣经》中上帝的言词来表达这种意识:“我是自有永有者。”他的艺术作品仅仅是要活着,而他的最伟大的作品则是要去感受,去呼吸。正是这么一个时刻让古典的浮士德输掉了赌博,而这恰恰就是仅仅用一个微笑就打发了一切问题和一切答案的最高境界。

假如我只是在马赫早期经验的意义上把花园戏描述为实证主义场景,描述为感觉主义的场景,因为在这场戏中,一切都成为一团缥缈的感觉云雾,那么,这最多只说对了一半。这场戏同样也是神话的。一切理论都建立在“直观”(Anschauung,字面意思是“观”、“看”)的基础上,原始地同一于视觉,用从视觉领域所借来的隐喻来理解其他的一切(直至“非直观的”、抽象的、形式的东西)。与一切理论相反,神秘主义在其初始倾向和完美境界上都主张触觉至上。神秘主义渴望触摸,为此而在它被剥夺了直观的地方接受了模糊。为什么?因为神秘主义坚信,通过触觉即可同实在、同一种实在,甚至同一种未知的实在建立直接的关系。

触觉活动与实在意识互相纠缠在一起,这种情形存在于瓦雷里的花园戏的每一个角落。存在、生命、呼吸、观看,所有这些依据笛卡儿的“我思”模型组织起来的自我陈述,都出乎意料地出现在当下情境之更加直接的可能要素中,并且得以凝缩和强化(而且,老笛卡儿主义者会认为,这永远是指那种更加具有说服力的证据):“我触摸……”在触摸中,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差异消失了。但在主动与被动的差异中,“自我”被严格地限定在同不再存在或尚未存在之物相对立的位置。触觉事件既发生在触觉者身上,又发生在被触觉的对象上,在二者混沌不分之时,存在着不可超越的实在。“什么可能更实在?我触摸?还是我被触摸?”这便是笛卡儿主义的最大难题,也是瓦雷里深深地渗透其中并不倦地为之辗转反侧的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唯我主义”。不过,这一难题不仅没有被驳倒,也没有被宣布为过时。它只不过是丧失了主体,正如它作为一个确定性问题丧失了“他者”。在浮士德看来,尽管他自信自己灵魂出窍,迷狂地[31]体验自我在场,但拉斯特却比他本人更加稳靠。笛卡儿传统中的那个“纯粹自我”便蒸发在感觉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汇流中。

花园戏将对浮士德和拉斯特产生什么后果,他们又如何彼此分离不得而知。从这一最高境界,他们又恢复到了口授—笔录的关系中。“孤独”那场戏表演了“隐士”的“孤家寡人”状态;而“戏剧神话”那个段子,又将一切带向了终结。从这两个场景,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分道扬镳,各自上路了。因为,在这里浮士德成为宇宙厄运的见证(这场戏的副标题就是“宇宙的厄运”)。在冰封雪冻的孤独之峰巅,花园场景中假想的成功统统被否定了。是对花园戏的反拨吗?非常可能。除非这个绝望的猜测正确,否则,瓦雷里的原意就是向“欲望”(Lust)呈现“孤独”(Solitaire)。

不错,隐士是一个尼采式的形象,甚至它在语言学上也是阅读尼采的结果;但隐士并不只是简单地表达对于永恒轮回的致命厌倦、对孤独超人的致命厌倦。超人之所以陷入孤独,是因为不是邪恶的力量而是其内在潜力导引着他误入歧途。虚无主义之维完全不适合于魔鬼梅菲斯特;他迅速地从高处降临世间,提示浮士德说:后会有期,前程有待。此乃最后的巨大失误以至于他万劫不复。不错,与其说浮士德克服了历史偏见,不如说消融了这些偏见。但梅菲斯特却完全维持着这些偏见;他仍然是中世纪精神的残余,而这对于现代却是必不可少的,以至于这个时代能够远离中世纪——不仅远离邪恶,而且远离善恶差异。人类永远如一,这就是梅菲斯特所怀偏见的缩影。他本人的所作所为始终如一,即永远倾听浮士德讲述他的故事,而这构成了他的历史迷误。

浮士德在峰巅的体验,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万物中可怕的虚无。面临深渊而生的眩晕,曾经击垮了帕斯卡,而今浮士德却浑然不觉:“我可以满怀好奇之心却又摆出一般的超然之态注视着这一深渊。”深渊与隐士,构成了虚无主义的隐喻,而这就是一个显示现代失败的形象。现代,面对一个问题而无所作为,束手无策。这个问题破天荒地以赤裸的形式被提出来了,而且还禁止使用任何一种教义式回答和神话式回答。这个问题便是存在的理由问题。隐士对浮士德感到不快,便用简洁明快的四个字母表达了存在理由这一主题:“你——存在”(Tu es)。

几乎毫无疑问,最后的浮士德遇到了人生在世的权利与条件的可疑性。而这个浮士德之所以具有终结性,那是因为他必须自我发现自己的不可能性。“孤独”那出戏回答了这么一个问题:什么被留给了浮士德?如果一个浮士德已经是不可能的了,那么什么被留给了这一个浮士德?回答却采取了选择形式:要么,尽情取笑在宇宙的厄运中让一个浮士德不可能存在的条件;要么,卑躬屈膝地在女妖的裙裾间接受自己的那份不可能性。

瓦雷里完全停留在通过对列奥纳多·达芬奇的研究而确立的生命线上:他可能在探索了列奥纳多的可能性之后,继续探索一个浮士德的不可能性。但无论如何,花园戏都应该发生在遭遇隐士之前。只有第一场戏将无根性呈现为真正的实在。当然,它因此而成为难以凭靠、转瞬即逝、飘忽不定以及不可逆转的东西,换言之,一个浮士德再也不能,永远不能以此作为存在的基础了。在花园戏转瞬即逝的无根性中,浮士德的不可能性,部分地展示了他同存在理由问题的关系。仅仅是从这种关系里派生出了他的终极目的——这就是那种全身退隐之前获得的体验。花园中的体验乃是绝对绝无仅有的体验。在这一体验之后,以隐士为化身的永恒轮回的单调性就变得不堪忍受了。但是,当隐士把他抛进深渊,浮士德同时又拒绝林间妖女赋予他青春的仁慈。这里正如在布托尔的《浮士德博士》中那样,他已经说出了最后的遗言——那就是“不”。(https://www.daowen.com)

在一切终结神话的要求中,那种仅仅是被暗示的更加深广的诉求便得以大白天下:当我们展开了一个终极神话之时也就把这个神话带到了尽头。其作为终极神话的证据则要求一个整体、一种完成状态。它的最后效果,真正说来并不在于实现那种令我们放弃神话创造的意图,而在于它破天荒第一次让我们可能体验到那种神奇魅力:它不允许我们安歇,直到完全仿效这个范本,适合它所建立的标准,甚至超越这个范本以及这种标准。在再也不可能创造诸神——甚至几乎就再也不能创造诸种寓言的现代处境下,这就意味着不断地从抽象到更高抽象的名目翻新,以取代古老的命名:“自我”,历史,无意识,存在。为了满足唯心主义基本神话所建立的范型而作出的这种努力,再次典型地呈现在叔本华的灵魂转世中,呈现在尼采的同一永恒轮回中,还特别地呈现在舍勒包罗万象的上帝模式中。在舍勒的模式之中,随着分裂为冲力与本质,伴随着(在海德格尔的存在史的)匿名语者,上帝永远处在生成过程中。

这么一些整体模式恰恰是神话模式,因为它们驱动了要求更多和创造更多的欲望。当它们不能回答问题时,它们也让它看上去好像没留下进一步追问的余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一个“终极神话”必须满足的标准乃是由叔本华第一次建立起来的。叔本华认为,灵魂转世神话乃是一幅微型图景,凝缩了一个像其他一切可能被杜撰出来的故事一样接近于哲学真理的故事。他说,像神话的“至高无上、至大无外”(Nonplusultra)一样,这也应该被认为是它无与伦比的丰富性和无与伦比的重要性。[32]但这种再度肉身化的神话本性存在于什么地方?与尼采的轮回观念相对立,它不会让宇宙回复到曾有的样态,毫无变化,永恒重复宇宙走过的历程。相反,主体并非像永恒同一者回归于自身的宇宙,而是依据可能期待的尺度回归到它可能力争配称的存在状态。只要世界行程是行动所创造的,那就不是对于世界行程机械重复的期待从主体身上萃取了最高责任形式。它对于宇宙的姿态,它的约束力量,正在再次接近古代世界“智人”的姿态,同时又正是因为它从实在性中抽身而出而得以卸下实在性的重负。

1830年,费尔巴哈决然拒绝一切灵魂转世的思想。他借以反对这一思想的论辩逻辑是:灵魂转世神话把“伟大凝重的自然悲剧强行纳入小资产阶级经济市侩的庸俗领域”,把“自然的深邃渊潭变成了清浅的乡间溪流”,个人在水中注视自己的倒影,沿着河岸采摘美丽的花朵。费尔巴哈特别在意的是灵魂从一个星球到另一个星球的“宇宙”轮转,谴责这个神话完全忽视了“自然可怕的严肃、黑暗与阴郁的方面”。[33]但是,这么一种反诘中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它那种不可抗拒的渴望,即以一个属于自己的神话、以同样作为一个终极神话的型构来反对伟大的终极神话。由于只为一个终极神话留下了地盘,那些可能占有这个地盘的神话候选者之间的竞争就获得了唯我独尊的教义特征。抢夺占据这个空间的现有神话之地位的,与其说是它的那种因虚假而遭致的谴责,不如说是那种因不可忍受而获致的反对。这个上帝以一位财政官员或者一名经济学家的方式为迁移不定的灵魂创造了这个世界。青年费尔巴哈面前就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神话之神,这个神就是处于无思无虑的创造状态中的同代诗人:“上帝在创造世界时完全忘却了自己;毫无疑问,他自觉自愿、目标明确地创造了世界,但这个世界本不是其意愿和意识的结果,而是一直隐藏在其意识之后的神性之结果。它不像一位工于算计头脑精干的家族首脑或者建筑领班,而像是一位忘却自我、构思自然伟大悲剧的诗人。”这还不是那位以人类自由来做试验,把整个世界看做异常危险历程的上帝。对这个上帝而言,不仅人类必须把自己当做一样实验的牺牲品,可能惨败在这场实验中,正如他可能创造他自己一样。而且,历史也必定包含着一场比人类之成败、比人类自我毁灭的风险更巨大的风险。

诸如一种新型经院主义的宇宙论证明之类的东西,就只能从这种新的自我体验中产生出来:如果世界是这种包含着绝对风险的世界,那么,主宰这个世界的上帝也只能是一个体现绝对风险的上帝。“在整个世界上,上帝自己的命运,上帝的作为或者不作为,都是悬而不决的,他把自己的存在完全交付给未知的事物,而人类就成为这种至高无上却又总是背信弃义的信托之最佳守护者。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把神性的命运控制在自己手里。”汉斯·约纳斯把他自己的这个神话命名为一个“假设的神话”。[34]

就这个神话的主人公而言,它具有一种远游冒险的形式,以至于必须存在一个世界,把它自己放逐到异域,“首先剥夺他自己的神性,然后再从时间的漫游中赢回这种神性,因为时间的漫游被赋予了不可预见的时间经验的可能结果:由它产生的转型或者可能的变形”。有机生命乃是这种漫游的完成和最高境界,“一种本质上岌岌可危、不堪一击的存在物,一场在有限生命中的冒险”。漫游的上帝寻求什么?他希望“锤炼其隐蔽的本质,通过宇宙冒险的奇迹来发现他自己”。

费尔巴哈不想看到世界背后的市侩主义。这种希望却是并不仅仅是通过这个经历伟大冒险的上帝来实现的。但这就是约纳斯希望用他的神话来实现的意图吗?不仅要明确地呈现世界的风险性,而且还要让人类可能接受他的那种超越于自我之外的更多责任——接受绝对的责任。“在表面上我们用软弱无力的手来把握神圣冒险的命运,即便我们遭到失败,亦不能让上帝失败。”正如在尼采的轮回观念中一样,这儿的主题是一种更加极端的严肃性的产物,在近乎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它就延伸到能包容一种连尼采做梦也不可能想像的手段的责任——甚至包容了对超人的责任。

这种尚未到来的终极神话尽管是一种假设,但毕竟应当包含着少许真理。终极神话的脆弱性蕴含在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中:当上帝以这么一种原始形态的过渡形式冒险创造出一个可能充满失败的世界,但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却泰然自若,为什么人类反而可能一点也不泰然?对于这一神话的种种前提,一种主张忠实地牧养世界的伦理学是否真的构成了惟一一种合乎逻辑而又始终如一的立场?人类是否必然如此泰然自若,甚至还可能带着幸灾乐祸的快意将这么一种蓄意选择来与上帝斗法的责任还给他的创造者?

最终,就不可能排除一个同样是假设但同样真实的神话变种,其中人类阻挡了形而上学的奥德修斯的还乡之路,以至于他根本就无法开始新一轮的历险。鲁道夫·布尔特曼致信约纳斯,把人类的责任描述为对他人的“艺术作品”的责任,并就漫游世界的绝对主体指出,“这个上帝概念终归是一个审美概念”,从而解除了约纳斯神话的神秘魅力。[35]令人迷茫的是,我们必须理解,这位新约解神话的思想大师如何同这么一个揭示灵知主义基本神话的学者产生了冲突,如何想要否定他的那种把神话形式作为一项现在只能在审美上来满足的范畴来更新的努力。约纳斯虽然辩护上帝的历险,但绝对不会否认,分歧之处在于“神性的快乐”在于特许世界的成功,而恰恰因为“失败与背叛的风险依然巨大”,这种快乐同时也不啻是一种“慰藉”。

约纳斯对布尔特曼的反驳报之以如下的陈说:在这个假设的神话中,审美观念本身最终变成了伦理的内容:“如果我们希望存在,并接受道成肉身的献祭,那么,就必须认证道成肉身……对艺术中的存在、对科学中的存在知识的反映与回答,都构成了人类的伦理义务。他通过以这种方式自我实现,从而实现整个存在需要。客观知识仍然可能叫做审美,但获得这种知识却是伦理的。”约纳斯最后向基督教神学家摊牌,这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话,但这个神话没有神圣三位一体教义的前提。换句话说,由于它对世界的成败问题保持开放,因此这么一个神话可能也同样不希望输光弥赛亚主义的附加条件。

由此反观叔本华“至高无上”的神话,我们即可更准确地把握差异之所在。这就构成了主体自我自为责任的唯我独尊、排斥他者的状态。叔本华极力将康德的公设概念[36]保留,甚至强化在神话中,从而给予了神话以最高的价值。他说,灵魂不朽必定不是知识的对象,也必定不是一种教义;不然它就是一种虚幻的对象或者错误的教义,因为如此就会混淆表象与物自体。灵魂的历史在其实际运用中仍然是一个神话。它偏爱一个人不可重复的生命之死后审判的神话,“部分原因在于它更近似于真理,部分原因在于它更远离超验”[37]。如果我们可以确切希望,一种审判将会延续个体生命的本质,以及维持偶然的决定生命的因素,那么,它就必然摧毁其中的行动道德。根据结果来论功行赏可能差强人意,因而尊重道德律的动机可能被彻底抽空。如果我们期待另外一种取决于当下生活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无须把一个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处境看做对道德行为的嘉奖——我们可能希望,这些处境乃是诸种前提条件的类聚,在这么一些前提条件下,道德律的要求可能更容易得到满足。仅当它被拓展时,灵魂不朽的公设才成为排斥一切算计的神话。

康德本人只能从道德主体方面公开宣称一种无限的进步配称于道德律的绝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认真地考虑灵魂的宇宙轮转观念。可是,这么一种无限进步如何可能?确实,但愿生命的每一次有限进步都允许我们期待在来世那个不同的世界里有更理想的、让我们实施道德行为的条件。换句话说,那就是要降低道德谦卑的危险,以便在幸福的境界与幸福的实在之间确立分野,无论道德主体使二者辐辏于一种服从于道德律的处境的希望是何等渺茫。

如果我们想像这么一些别样生活世界在道德主体社会化方面真的不一样,他们再也无须害怕别人蓄意利用非道德行为的优势,那么,任其自然,就不会把这个别样的生活世界描述为人类历史的未来景象,而是把它们描述为朝着另外一些宇宙系统的不断转换。一方面,一种历史哲学可能设定,身份恰当、限制合度的主体在更高程度的正当时代回归,并在其中获得道德的伟大泰然状态;另一方面,灵魂的宇宙轮转神话却可能设定空间上的飞跃,即朝着另一个世界飞跃,并且假设在那个世界里,更高理性存在物的存在就是道德主体间性的会话伙伴。

但是一看便知,灵魂宇宙转世的结果同叔本华的个体化萎缩相矛盾。同叔本华的思想相对立,灵魂转世神话通过抑制存在的时空偶然性来认证这个世界,换言之,它实现了个体化运动与依赖于世界之间的和解。在这个程度上,叔本华的模式具有最高的神话形式,因而对于存在理由问题便可能有一个肯定的回答,而一种“存在正义论”也是可能的。

我们首先必须将“存在正义论”展示为灵魂再生与转世观念之合乎逻辑的结果,进而把它同叔本华对这一逻辑的拒斥进行对比。如果说,在叔本华眼里存在就是意志的显现,而意志乃是痛苦的根源,那么,道德主体的成长只可能加重个体化所造成的伤害。因而,在叔本华的神话版本中,灵魂轮转仅仅是对人生所受痛苦的补偿:制造痛苦的人转而在必然承受痛苦的人身上借尸还魂,道成肉身。一条神秘的“仁慈惩罚律”(ius talionis)要求:“人生在世,此生给别人所造成的全部痛苦,都必然通过同样的痛苦而消散在这个世界的后续生命中。”[38]这种痛苦的等值性是任何一种肯定的断言都无法把握的,因为“最高的嘉奖就是神话只能用许诺来否定地表达这个世界,并一再重复,那些值得这种嘉奖的人将永无可能再生”。一切是非功过的易位都只发生在否定方面,而肯定方面的线索都消失了,幸福与享乐之间的配称就被完全否定了。

如此不对称的关系恰恰构成了康德哲学的反面。在康德那里,灵魂不朽这道公设只适合那些德福配称的人,在他们的要求中得以承认和确认,相反,留给那些不配幸福的人的一切,就是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对灵魂不朽产生兴趣。

谁要是认为“一个终极神话”的种种形式都是陈年旧迹的话,那他就大错特错了;隐藏在神话之后的偶然性之压迫力量从来就不会销声匿迹。1977年,恩斯特·布洛赫再次拾起一场关于死亡与不朽的讨论,那是1969年阿多诺忌日发生在柯尼斯泰因的一次讨论。就在尤尔根·庞图惨遭暗算的日子[39],布洛赫希望将这场讨论的内容发表在自己的《选集》之最后一卷中。为某些特殊的日子所包围的间隔本身就可能构成这个主题的一个维度。[40]一种“哲学终末论”也就必须考虑,什么时候问题被提出,而什么时候拒绝听取这些问题又不可宽恕。它却再也无法出示证据来证明,万物终结的境界与人类“末世”构想是正确的。但是,它希望分析这么一些构想的来源,并讨论它们过去意味着什么,现在可能还意味着什么,因为它们找到了那些信奉者,甚至还找到了那些灵知主义者——他们想知道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能够认识的事物的意义。

如果灵魂转世既是地老天荒的终极神话,又是沙里淘金百里挑一的神话,那么,严肃说来它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它必然再现可能正义的最后形式,那么,它的难题就在于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在他现时的存在中已经饱受了这种正义所带来的痛苦结果。但是,显然没有人意识到这么一个事实。因而,在我们看来,灵魂转世就是一种没有任何结果的同一状态。它依然没有意识到永远再次作为同一状态而存在,因而也不会严肃地期待自己必须体验别人作为其行动后果而经受的痛苦。如果我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成为自己之前是谁,或者在我如此这般存在之后将是谁,那么,自己的前尘梦影或者后世声名这两样东西显然都与我无关。即使作为一个深受痛苦折磨的人,也没有人感到正义就在于:他曾经就是实施折磨、制造痛苦的那一位,或者说,只有他才能如此。[41]

神话也一样让我们远离恐惧和希望:一种任何人都无须害怕的灵魂不朽。但是,如果没有这么一种灵魂不朽,任何人都不可能向前瞩望,因为个体的退缩并不意味着:特定时刻的存在者如果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则一定会在接近目标的过程中遭受苦难。他再也不配继续存在,同样也不配曾经存在。

[1]丰塔纳伊:《寓言的起源》(L'Origine des Fables,1724,ed.J.R.Carré),第35页:“宗教和常理使我们远离了希腊寓言,然而这些寓言依然通过诗歌和绘画在我们当中保留了下来,仿佛在它们那里有着使其自身的存在成为必要的秘密。”如果我们想确定丰塔纳伊神话论之中最严峻的矛盾所发生的时间,就不仅必须提到差不多同时代的维柯《新科学》,而且首先还应该提到赫尔德1769年的旅行日志:“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做得太多,以免毁掉神话学当中纯粹的传奇,如此看来,将它们当做迷信、错误和偏见而扫地出门,却也是难以容忍的。但是,作为诗歌、艺术、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类精神现象:存在着伟大、神圣和指点迷津的[神话]!”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补充指出,席勒反对赫尔德偏爱北欧神话甚于希腊神话,这么一种对立意见导致了“散文在我们这个时代处境之中整个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同时要求对诗学精神作“最严格的区分”;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则是“它构成我们的世界,借助希腊神话维系着我们同远古、异乡和理想时代的关系”。见1795年11月4日席勒致赫尔德的信。米什莱(Jules Michelet):《法兰西历史》(Histoire de France),卷ⅩⅦ,巴黎,1866年,第437—438页:C'est le vrai Prométhée.Il fit plus que des æuvres.Il fit surtout des hommes.Il souffla sur la France,souffla sur l'Allemagne.Celle-ci l'adopta plus que la France encore,par la voix solennelle de Goethe.

[2]比较近似地提出“再度占有”概念的人,乃是J.R.伽列,参见La Philosophie de Fontenelle ou le Sourire de la Raison(Paris,1932),第674页:“Fontenelle a compris que les préjugés,détruits par la critique,renaissent irrésistiblement,si rien ne vient remplir la place,assurer la fonction vitale,qui était la leur,en dépit de leur stupidité.Il s'est donc employé de son mieux à substituer un equivalent de sa façon a toutes les idées qu'il prétendait ruiner.”

[3]Fontenelle,L'Historie des Oracles(1686),ed.L.Maigron,pp.f—g.

[4]“歌德致里尔默尔(Riemer)的信”,1809年8月初,见Beutler编:《歌德全集》,ⅩⅫ,第566页。

[5]“席勒致歌德的信”,1794年10月28日(Briefe an Goethe,ed.K.R.Mandelkow),Ⅰ,第172页。席勒补充写道:“按照这种逻辑,正像我们近来所期待的那样,他可能真的要申言他的神圣性。”康德:“论近期哲学中出现的一种高贵的启示语调”,见学术研究版《康德全集》,卷Ⅷ,第406页。

[6]“唯心主义”,在这里特指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与早期浪漫主义相关联的唯心主义。在德语中,entwandt比较罕见,可能是entwinden(常常被写作entwunden)或者entwenden(entwendet)之过去分词的异体形式。

[7]“...macht aus der Geschichte wieder eine Geschichte...”在德语中,“历史”和“故事”是同一个词语(Geschichte),只能用定冠词和不定冠词来区分。在罗马语中,“历史”和“故事”也是一个词语(histoire)。在汉语翻译之中,无法实现这两个词语的字面联系。

[8]叔本华:《遗稿》(HandschriftlicherNachlass,ed.A.Hübscher),Ⅱ,第60页。F.施莱格尔:《谈诗》,原刊于《雅典娜》(Athenäum,1800),见E.Behler编《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50—351页。1799年,在提出浪漫主义纲领之前,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分道扬镳:“但是,在我看来,你的上帝不堪羸弱,难当重负。”他认为,施莱尔马赫《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谈话之中所表现的那种抽象无限性泛神论根本不可能复活“丰盈的”宇宙。正如他在《物理论》(Zur Physik)注释之中所构想的那样,与之相对应的平衡砝码在于一种“诗学的物理”(poetischen Physik),他致信施莱尔马赫说:“关于物理学,在下已经写了多本笔记,所以毋庸置疑,鄙人将在不远的将来构想出一种物性论。”追求阿拉伯式的精巧与怪异(Arabeske),他们的象征程式将产生一种指标,显示“无限的丰盈”(Indicazion auf unendliche Fülle)。参见《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书信集》,L.Jonas和W.Dilthey编,卷Ⅲ,第88,104页。

[9]同上书,Ⅲ,第85页。

[10]叔本华:《遗稿》,Ⅰ,第209页。《〈谈诗〉附录:两个稿本》,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52—362页。

[11]Anais Nin:《日记(1931—1934)》(Hamburg,1968),第276—277页。F.施莱格尔:《谈神话》(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15—316页。

[12]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aris,1958;Frankfurt,1967),第238—241页。对神话而言,重要的既不是一个原始神话的结构,也不是多个神话之间的类似,而是一个神话的“不同版本之总和及其不同的解释”,这一基本观念是库尔特·冯·弗里茨(Kurt von Fritz)在其论文“潘多拉、普罗米修斯和各个时代的神话”(Pandora,Prometheus,and den Weltaltermythos ausgesprochen)之中表达的,参见《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1947,Ⅺ,第227—260页(In:Wege der Forschung.Darmstadt,1966,ⅩLⅣ,p.399,408)。F.施莱格尔:《超验哲学》,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Ⅻ,第43,105页。

[13]阿波罗这个名字可以追溯到希腊语动词apollumi,意为“毁灭”。

[14]关于“历史断言要求”,参见布鲁门伯格的《现代正当性》一书之第一部第六章。

[15]歌德:《魏玛皇家剧院》(Weimarisches Hoftheater,1802),见《全集》,ⅩⅣ,第66—67页。

[16]Regeln fürden Schauspieler(1803),第27节,见《全集》,ⅩⅣ,第80页。1797年7月19日歌德在魏玛写给A.W.施莱格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285页。

[17]布托尔:《你的浮士德》(Dt.v.H.Scheffel,München,1964),第14页。

[18]见A.W.施莱格尔1832年12月31日致A.Hayward的信。恩斯特·科尔蒂乌斯在《歌德档案指南》(Goethes Aktenführung)里讨论过这则轶事,参见《新评论》(Neue Rundschau),1951,第110—111页。该文指出,在往后档案保护技术的视野下,歌德的狂飙突进时代的情景已经被大大地削弱了。

[19]R.Daunicht编:《莱辛谈话录》(Lessing im Gespräch.Münich,1971),No.623。

[20]《莱辛谈话录》,No.668。

[21]“海涅致歌德的信”,1824年10月1日于魏玛,见Mandelkow编《书信集》,Ⅱ,第399页。

[22]“海涅致鲁道夫·克里斯蒂亚妮”,1825年5月16日,见F.Hirth编《海涅书信集》,Ⅰ,第210页。在1825年7月1日致Moses Moser的信中,海涅描述说,歌德的本性与他的本性之间的对立,就好像是“一个平凡的世俗之人”(Lebemensch)与一个“狂热分子”(Schwärmer)之间的对立(见《书信集》,Ⅰ,第216—217页)。1836年,在《论浪漫派》一书的结尾,海涅坦白承认,是妒忌之心让他处处同歌德抵牾。

[23]H.H.Houben编:《海涅谈话录》(Gesprächemit Heine),第90—91页。

[24]同上书,第74—75页。

[25]Beutler编:《歌德文集》,ⅩⅫ,第156页。谢林:《神话哲学导论》,Ⅰ,第482页,注释4:“正如自然对我们观念论者呈现一样,希腊人的诸神世界也不自觉地向他们呈现。”

[26]Verweilen,逗留,徘徊,这就是浮士德典押灵魂,以至于绝对无法要求一个片刻采取行动。在《浮士德》第二部的结尾,浮士德双目失明,备受欺骗,认为他自己在引导人类建设新生活;只是到了这个终结的时刻,他才要求行动的时刻。

[27]莱辛:《论人类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77—1780),第90—100节。(见H.Chadwick编译的《莱辛神学文选》[Lessing's Theological Writings.London,1956],第97—98页。——译注)金茨利(A.Künzli):《马克思:一幅心灵肖像》(Karl Marx.Eine Psychographie),维也纳,1966年,第396页。

[28]耀斯:“歌德与瓦雷里的浮士德:解释学的问答逻辑”(Goethes und Valérys》Faust《:Zur Hermeneutik von Frage und Antwort),见《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28(1976),第201—232页。耀斯指出,花园戏中的独白以及剧中一系列反对“我思”的主题,都是将笛卡儿之梦现实化为一种风格。关于这个论点,我们还可以补充瓦雷里早在1894年8月25日写给纪德的信之中的文字作为证据:“我刚刚重读了笛卡儿的《方法谈》,多么像是一篇现代小说,只是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已。”见《纪德—瓦雷里通信集》(Andre Gide—Paul Valéry Correspondance),第213页。马克思:《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第Ⅵ册,见H.J.Lieber与P.Furth编《马克思早期著作》,卷Ⅰ,第102—105页。

[29]马赫:《感觉的分析及物理学与心理学相关研究》(Ernst Mach,The Analysis of Sensation and the Relation of the Physical to the Psychical.Trans.C.M.Williams,Chicago and London:Open Court,1914),第30页,n.1。

[30]法语中的“桃子”(pêche),发音类似于“原罪”(péché)。

[31]ekstatisch,我们应该注意这个词语的希腊语源ekstais,字面意思有两个:一是“站出来”,而在海德格尔那里,这层含义被大大地改变了;二是夹杂着情感的陶醉、狂喜、迷狂,等等。

[32]叔本华:《遗稿》(1817),Ⅰ,第479页。《恩格斯早期著作》,柏林,1920年,第131—132页。

[33]费尔巴哈:《死亡沉思》(Todesgedanken),见W.Bolin和F.Jodl编:《费尔巴哈全集》,Ⅰ,第47—48页。

[34]“灵魂不朽与现代精神”,“茵格索尔讲座”之一,发表于《哈佛神学评论》(Immortality and the Modern Temper,The Ingersoll Lecture,1961,in: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55(1962)。德文原版见于《机体与自由》(Organimus und Freiheit.Göttingen,1973),第331—338页。(为适合当前的论证语境,词语略作改动。——译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H.J.Lieber与B.Kautsky编,Ⅰ,第744页。

[35]“布尔特曼与约纳斯之间的通信”发表在H.约纳斯的《虚无与微末之间》(Zwischen Nichts und Zwigkeit.Göttingen,1963),第63—72页。马克思:《经济学手稿》,H.J.Lieber与B.Kautsky编,Ⅰ,第740页。

[36]康德认为,上帝存在、意志自由以及灵魂不朽,都是实践理性确立的公设,但它们都不是任何一种可能知识的对象。参见“概论纯粹实践理性的公设”,《实践理性批判》,韩水法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4页以下。

[37]叔本华:《遗稿》,Ⅰ,第440页。

[38]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Ⅳ,第63节。海涅:《游记Ⅳ:英格兰片段Ⅹ·威灵顿》(ReisebildungⅣ:Englische FragmenteⅩ.Wellington),见《海涅全集》,卷Ⅱ,第593页。

[39]尤尔根·庞图,西德杰出的银行家,1977年7月31日遭“左派”地下组织成员暗杀。

[40]布洛赫(E.Bloch):“论死亡、不朽与持存——与西格弗里德·乌策尔德的谈话”(Ueber Tod,Unsterblichkeit,Fortdauer.Ein Gespräch mit Siegfried Unseld),见布洛赫:《乌托邦的趋向与潜能》(Tendenz-Lantez-Utopie.Frankfurt,1978),第308—336页。海涅:《游记Ⅲ:意大利Ⅰ·慕尼黑到热那亚》,第ⅩⅩⅨ章,见《海涅全集》,卷Ⅱ,第374—375页。

[41]叔本华:《遗稿》,Ⅰ,第479页。海涅:《游记Ⅲ:意大利Ⅰ·慕尼黑到热那亚》,第ⅩⅩⅧ章,见《海涅全集》,卷Ⅱ,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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