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源的流布与流布的本源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本源的流布与流布的本源

据说有那么一些马来民族的人民,他们踏雪无痕,神出鬼没,几乎是无形无迹,像一群蝴蝶。但这是南方海洋,这是一个梦境,而完全与我们无关。欧洲大陆属于深渊和阴影。只要想想这么一种情形就足够了:在我们最辉煌的土地上,在希腊,普罗米修斯如何被暴力钉上悬崖,如何受尽苦难的折磨啊!

——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

致克特·冯·波拉达(Käthe von Porada)

人类,或者说当代人类的基本经验之一,就是像火焰、火光一样稍纵即逝。不仅在现实上如此,而且还构成了某些东西的隐喻,它们也像火一样容易熄灭。没有一丝光亮(没有一团流火),则寸步难行。这种困难已经变得不常见了,但现在仅仅是一种意识的遥遥回响:火是某种可能要失落的东西。如果这是我们必须关心却无须给出关心之理由的东西,那仅仅是因为我们已经学会并知道如何生火。仅仅靠回顾人类早期历史,深透到时间的深层,我们就可以在边缘上猜想这么一种处境:也许是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人类才偶然地得到了火种,并将它转化为永久的占有物。必须从诸神那里盗取火种,并将它传递给人类,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神话所传达的思想,从而它触及了历史的门槛。此乃贬抑(Absenkungen)现实绝对主义的方式之一。

火焰自我同一,既流动不息,又可能再次静止不动,好像既不会燃烧至尽,又是物质所获得的形式。这一切也都是非常难以理喻的东西。历史地实际发生于燃烧过程当中的,恰恰就是人类在相当晚近时代才得以理解的诸种事件之一。在他需要并使用火的地方,在他将自己的部分技能和文化能力归结为制造与使用火的地方,就像对其他事情产生了疑虑一样,人类也怀疑这火会不会最后燃烧至尽,会不会越来越微弱,会不会渐渐衰退,会不会要求薪尽火传。最晚直到廊下学派(Stoiker),这个观念就构成了系统地理解“宇宙之火”(Weltfeuers)的基础:其开创性的赋形力量(anfängliche Gestaltungskraft)渐渐弱化,而衰变为一种纯粹的破坏力量(bloβen Zerstörungskraft)。这就以一次宇宙的燃烧而为每一个宇宙时代画上了句号。同样,在一个以有机体为背景的隐喻视野中,我们也看到了这一循环:火有植物的周期和宇宙的季节。整个世界普遍分布的传递火种的偶像崇拜表明,火的自我创造观念是何等引人注目啊!其中仍然蕴含着这么一种观念:尽管火在生活和宗教仪式的中心的确是一种备受保护的所有物,但是,面对它的那种神秘难解的不可理喻性,为了它的纯洁宁静,人们却必须以一种伟大的谦卑姿态放弃这种珍贵之物——为了天长地久地维持,就首先必须将这种所有物置于风险之中。

人们希望这些靠火的利用和拥有而发展出来的古老手艺非常紧密地关联和生动地表达仪式的养育作用。如果说,按照最初严格局限于古代埃及的假设,我们认为,同神话以及作为一种难以理解的仪式套式之纯粹文字版本的故事相比,这种偶像崇拜是一种更为本源的要素,那么,我们将认为普罗米修斯就是在阿提卡陶匠和铁匠的作坊中传递火种的古老神祇。在陶工和铁匠们看来,具有赋形力量的火必然有一种崇高的本源。这就表明,雅典的克拉美柯斯(Kerameikos)地区的工匠们,何以要年复一年地从手擎火炬的长跑运动员手中接过火种,而这火种采自遥远的阿波罗阿卡德米丛林里的普罗米修斯祭坛。这个明确的事实构成了通往普遍化的初阶,紧接下来就是将这种观念广播于芸芸众生。

承认火对于崇拜仪式的依赖性,就确认了它的生生不息与绵延不朽(Dauer und Unverderb)。普罗米修斯向众人担保,人类文化的进程是顺之者昌,逆之者亡(Unverwehrbarkeit ihrer Kultur)。只有作为泰坦神族属员之一的他,而非那些受他庇护的人们,才有能力盗取火种。因为,只有他才能忍受、熬过并最后战胜犯罪所招致的惩罚。按照这个神话的讲法之一,普罗米修斯并未彻底获得解放:他继续带着脚镣浪游世界,最后有一块岩石从高加索山上碎裂开来。

这则神话并没有将主人公放回到源始场景中。相反,它再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惟有这时,才不言而喻:我们应该像精神分析学说所必须特别理解的那样,将盗火看作是用以取火的必要技术策略,因为他根本无法获得取火所需要的装备——一根旋转的钻木棒,以及一块软木板,上面还有一个可以将钻木棒插进去摩擦的空洞。当人类知道如何钻木取火,他也就开始反抗神性的震怒。而这就说明,即便宙斯从人类手中夺回火种,将之物归原地,当作天上的专属财富,他也无法逆转盗火的进程。最后,被改变的不是神界,而是人间。作为泰坦神族的创造物,他们必须考虑到奥林波斯天神的恶意,但他们之中又有某些人不仅能在这种恶意之下存活下来,避免恶意产生的种种后果,而且他们也不指望这些人可能驯服宙斯(Zähmung des Zeus)。

这么一种图式表明,制陶之神倾向于确保他的工匠不只是拥有制造的潜能,也就是说,拥有人类的全部生命形式,即人类有能力通过文化来超越赤裸裸的自然状态;而且最终还要确保他们拥有“观照的潜能”(Theorie),这种东西仅仅是在光的隐喻功能上仍然需要火焰。普罗米修斯神话以纯粹的形式再现了太古的权力分封。我们切不可以强行灌输这么一种观念,似乎这则神话赋予了普罗米修斯以泛爱众生的动机。人类之所以可能成为他的造物,是因为长期以来一种观念已经深入人心,牢固不破,即认为普神恩泽众生,而且他的泰坦血脉至少也同被废黜的一代神祇成员之一有割不断的关系,而与之相关的神祇还是宙斯的同盟,曾经一起反抗过克洛诺斯王朝。此时此刻,在一种神话的风格上,对于普罗米修斯何以为了更多地光顾人类而甘受宙斯的狂暴与处罚,我们全然蒙昧无知。至关重要者,不是在陶匠和他的产品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而是这位不思悔改和不可征服的形象虽然惨遭囚禁与折磨,但他永远是强者。

不可避免的是,这位盗火者同崇拜仪式上焚烧的祭品有关。这就说明,何以不仅有陶匠和锻工之火在普罗米修斯节和火神节的庆典上由手擎火炬的长跑运动员分发,而且祭祀之火也在泛雅典娜女神节日(Groβen Panathenäen)通过长跑比赛而被带向为雅典娜焚烧的木柴堆。这就势必创作一则神话来再现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普罗米修斯盗火时,雅典娜神不知鬼不觉地让他靠近太阳,从而帮助他成功地取得火种,这时我们应该记住,雅典娜乃是泰坦女神墨提斯(Metis)之女,宙斯让她身怀六甲,然后生生吞食了她,因为该亚(Gaia)神谕警告在先,说她虽然怀上了一个女儿,随后又将怀上一个儿子,而这个儿子注定要篡夺他的王位。在同泰坦神族屡次接触之中,都隐藏着密谋的种子:有一种疑虑直指神祇必遭篡权夺位的命运。如果说,歌德尽管在谱系学上乱点鸳鸯谱,但合乎逻辑地将宙斯与普罗米修斯之间的关系描述为父子冲突[1],那么,雅典娜帮助盗火的过程更接近于一场古老的叛乱。荷马当然知道,在雅典娜同赫拉与波塞冬给父亲上镣铐的情节之间有几分共同之处,但忒提斯高瞻远瞩,早就预见了这一招,在千手巨人(Hundertarmigen)之一的帮助下,恐吓了密谋者,让他们逃之夭夭。

普罗米修斯同祭祀用火的关系亦蕴含了另一个友善对待人类的出发点。这位携带火种的人很可能要帮助人类抵制神祇与祭司对于他们的过分要求,而这么一种可能性对他而言乃是自然而然的。为了帮助人类以一种更便捷的方式从事祭祀,他就必须接受组织有序的崇拜仪式,以便他们自己能吃到上好的动物祭品,而仅仅把骨头和脂肪留给众神,而这就是一种惟有靠神话的灵巧手法(Leichthändigkeit)才能够完成的认证(Begründung)。甚至不妨说,也就是从这里一次性地派生出了盗火过程中更严峻的冲突,因为火的馈赠在本源的意义上并不一定导致盗窃行为。人类以为火是天上闪电的馈赠,而宙斯严防人类用火,这本来就是对表现在祭祀欺骗中的牺牲匮乏状态的惩罚。[2]未被授权的人类自作主张地扩大对自然产品份额的占有,而同时又缩减无限蔓延的祭祀活动,这就可能构成了最古老的背景;而普罗米修斯以盗火行为公然违抗宙斯“让他们生食其肉”的犬儒式判决,这可能仅仅是派生的。当然,赫西俄德(Hesiod)完全不可能让宙斯说这种话,这话第一次出现在卢奇安[3]的晚近推测中。

弗里茨(Kurt von Fritz)一语中的,断定祭祀中的欺骗行为原本是非常成功的。直接执行欺骗的,可能并非普罗米修斯,而是那些参加献祭的凡夫俗子,只不过他们听取了普罗米修斯的建议。赫西俄德所讲述的故事,可能是一种修正版,据此人们再也不会相信,至高无上的神还会在人类恩主的诡计下败北。这种猜测完全是可能的,惟一的原因在于:只有成功地在祭祀仪式上行使欺骗,才能持久地克扣奉献给诸神和祭司的农产品份额,而丝毫不受惩罚。事实上,动物献祭的共同形式中,诸神并没有占有更多的份额;这种情境恰好表现了服从意志的式微阶段(Schwundstufe des Unterwerfungswillens),而这就呈现在神话当中,尤其是呈现在普罗米修斯神话当中。因此,对于神话法令(mythischen Sanktion)最为紧迫的需要,莫过于抑制祭祀的热情了。

泰坦英雄决心干预人类的命运——普罗米修斯故事的这个开端以什么样的方式流传给我们,这一点同样子虚乌有。而普罗米修斯故事的终局,版本也是五花八门。一方面,在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中有一种绵延不竭的要素,并一直流传到今,已经成为一种基本象征,那就是普罗米修斯被缚于高加索山崖或别的什么地方,天鹰啄食他的肝,日食夜长,一天一恢复。另一方面,有普罗米修斯的获释,一说是宙斯最伟大的儿子解救了这位泰坦英雄,一说是因为他获悉了奥林波斯在下一朝代(nächste Vaterschaft)可能没落的秘密。这两个终极解决的时代问题常常被提及,但从来就没有得到过满意的回答。我们不妨承认,对于神话所凸显的人类基本需要,这两种解决方式都实至名归,因为从中我们都看到了人类对文化的永恒占有,以及无论宙斯是多么恶意和怨毒,发展的不可逆转性都被确立起来了。知道这一点就够了:联合人类挑战宙斯的,正是这位泰坦英雄;至于他是一位刚正不阿和永垂不朽的受难者,还是一位获释而重返雅典庙堂圣所的神灵,都无关紧要。

至于究竟哪个版本可能更加优先的问题,富有启发意义的是,在普罗米修斯的两位兄弟阿特拉斯(Atlas)和墨诺提俄斯(Menoitios)身上可以找到类似性,他们都是泰坦神族的成员,都是克洛诺斯之兄伊阿佩托斯(Iapetos)的儿子,都是宙斯同辈的神族成员。墨诺提俄斯被宙斯的闪电击中,而阿特拉斯受罚去背负苍天。这里显然既没有解救,也没有宽恕。可是,普罗米修斯一度是宙斯反抗泰坦诸神的盟友,因此而具有一种极其特殊的境遇。赫尔克勒斯将他从天鹰爪下救出,这个场面见于希腊花瓶,由来极为古老。在此,解救者与被解救者,形象上同等重要:不仅因为神话已经指定前者实施此等解救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作为宙斯之子,事实上比他的父亲享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如果赫尔克勒斯的形象在歌德时代进入了人们注意的视野,歌德就不会让普罗米修斯成为宙斯的儿子了。歌德所呈现的那个在作坊里以黏土摹制人形的陶匠同其他那些行迹与苦难相去甚远,而已经显得像是“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时代的神灵[4],具有激情的受难和解放的要求。在我们所谓的“整个神话情境”的决定性转型中,赫尔克勒斯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他击杀了怪兽,同时也感化了他的父亲。这位父亲进一步的生育行为被亮了红灯,而惟独必须偏爱他最小却最强大的儿子,满足他的要求。

赫西俄德的原文之中到底都写了些什么?又有哪些被后人篡改过?这个问题聚讼纷争,莫衷一是。他想把普罗米修斯置于一种模糊暧昧的光亮之中,但困难重重,十分棘手。因此,在他所讲述的故事里,普罗米修斯并没有最后获释。在《神谱》(Theogonie)里面,泰坦英雄是被缚于一根柱子而不是一块岩石上,至于究竟被缚于何处,文本之中却没有任何暗示,叙述语态是现在时。赫尔克勒斯获准去射杀天鹰,让他的肝肺不再被啄食,从而缓和了普罗米修斯的苦痛,却不能结束他的囚禁与镣铐。不难理解,除了让他射杀天鹰,宙斯绝不允许这个由怪物变来的解救者有更大的作为,原因是那些述说普神获释的神话变体必然暗含着这么一个假设:宙斯的权力岌岌可危,他只能以释放普神为代价保护权力。这就是赫西俄德不可能也不应该讲出来的秘密。埃斯库罗斯(Aischylos)熟悉普神获释的故事,因而或许在希腊本土已经流传着普神回归庙堂圣所的神话,但在赫西俄德看来,普神继续被缚可以更牢固地担保宙斯绵延不朽的权力。这个结局十分类似于千手巨人的传说,他们以帮助宙斯为条件而得以解开脚镣,但是他们都被遣送到了冥府的流放地。

惟有能成为最后神祇的人,才能不再受骗。这就让我们再次留心祭祀欺骗的初始问题,而确信宙斯本人对于祭祀牺牲的克斤扣两都已经了然于心。宙斯虽然看穿了诡计,却未作防范。毫无疑问,这是欲擒故纵,为的是让人类权利的庇护者陷于不义之地,让他的理性显得愚蠢,鼠目寸光。它让普神服从于一种必然的命运,去天上取回从人类手中被夺走的火种。从此,神话形象开始配称于悲剧。

宙斯眼睁睁地看着普罗米修斯为人类效劳,不仅让他变得荒诞可笑,而且感到罪孽深重。因而,在严惩普神之时,宙斯扮演了一个处罚犯罪者的正义角色。对此,柏拉图愤慨不已,但这却构成了一个基本的悲剧模式,深谙悲剧秘密的使徒保罗亦遵循着这个模式。保罗让他的上帝颁布一道人类无法遵从的律法,因而人类除了犯罪之外就别无选择。这个故事定下了保罗之《罗马书》的基调,因而成为一个悲剧英雄的故事。虽然只有在死亡之中悲剧英雄才能以神秘的方式得到认同,但是,为了超越那种因拒绝犯罪的法利赛人的意志而必然遭遇的困境,英雄的死亡构成了惟一的途径。因此,有助于他的是用象征来代替实在,也就是浸润在另一个人的死亡之中,而得到命名。

普罗米修斯的祭祀欺骗也是一种象征的产物。因为,他不仅预备了而且还被提供了用以替代实际的动物牺牲,这就是一种形象,一件替代品,一个符号。从此以后,动物牺牲的象征物就可能被奉上诸神的祭坛,此等骗局就可能被恒常化,而且人们可能期待神祇来收拾骗局,因为罪孽将被记在惨遭处罚的泰坦英雄身上。但是,一个人的意图转化为一种符号,这种崇高概念同时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满足于象征的神祇,这个再也不认为自己通过分享献祭贡品而作为实在参与者的神祇,现在一定会看重奉献者的意向,最后必然会看穿奉献者的灵魂。这不仅是神话所不知道的内容,而且正是这种未知内容再次使宗教的律法无法履行,也无法遵循,因为在当前处境下,宗教律法差不多就是由残暴的屠杀和恐怖的献祭所代表的现实。

显然,在赫西俄德那里,普罗米修斯的第二次僭越即天上盗火,好像仅仅是因他的第一次僭越即克扣祭品,而降于人类身上的惩罚的后果,但这也将是第二次系统建构的结果。这次制序系统建构再次让宙斯位居权力中心,特别是在此之前,于墨科涅(Mekone)爆发了事关牺牲份额的争论,它表明一个人神和睦共餐的时代已经终结。显然,比这次系统建构更加本源的东西,是宙斯在人类身上窥见了泰坦神族的异类,因此拒不给予他们所需要的火种,确实不是因为他们赤身裸体地存活,而是因为他们更容易生存。在赫西俄德的系统建构中,火的缺乏并非人类本源的野蛮处境,需要普罗米修斯帮助他们走上文明的道路,相反,有一种因为神祇被欺而降临的灾祸。因此,用神圣的茴香杆(Narthex)来盗取火种,与其说是偷窃仅属上天和神祇的东西,不如说是挫败了惩罚,嘲笑了神灵。火的缺乏已经构成了一种对神祇不友好的行为的后果,这个事实掩盖了诸神代代更替之中宙斯对于人类的敌意。贺拉斯曾经重新提出这么一个思想:在自然世界,有些东西是人类无权触及的,占有或者控制这些东西就是渎神。比如,水的占有,显示了航海者的肆心;代达罗斯与空气一起飞升,结果让他的儿子伊卡洛斯死于非命;普罗米修斯盗火而必遭处罚。仅仅将土地赐予人类作为合适的生存要素,这么一个系统间架在本源意义上显然不在普罗米修斯神话的题旨当中。

在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Erga)所讲述的神话版本里,人类遭受劳作之苦的原因可以追溯到火的馈赠;用天上的元素非法地改善生活却换来了延长的生命之苦痛,这苦痛却是随着火的使用而产生的。在这两个神话版本中,完全独立于此者,乃是由于普罗米修斯的恩泽而遭受的全部人类厄运的完美典范——女性的降生。她永远是神祇用来对付人类欺骗的工具。铁匠之神赫淮斯托斯(Hephaistos)受命创造一个海市蜃楼一般的尤物,同时激起性爱的欲望和长生的烦恼。如果我们摒弃对于诗人如此描述女性起源的心理学解释,那么,诗学结构的核心就是罪与罚的严格对应。正如人类拥有火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事实一样,普罗米修斯也通过拥有潘多拉而确证了自己的性别。诗人认为,这是一种刻意追求幻觉的心境,人类就在这种心境下经历宙斯想让他经历的事情,而在人类因盗火而陷入荒谬境地之时,他确实有这般经历。宙斯最后以蔑视的笑声宣告了对人类的惩罚,这就表明他已经达到了渴望报复的目的。

赫淮斯托斯凭着其天才的创造技艺塑造了潘多拉,这项成就机械地对应于神话版本之中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他,作为陶匠之神,在雅典娜的帮助下摹制了人形,并给予了他们以生命。雅典人常常拒不承认,他们城邦的守护女神不只是为普罗米修斯提供了帮助,而是她自己爱上了他。于是,雅典人让这个故事表面上看来像是宙斯的计谋:为了掩盖对普神的复仇激情和残暴倾向,宙斯开始传播绯闻,说雅典娜勾引了普罗米修斯,说他迷花恋柳,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此,众人必定周知,为了保护女神的贞洁,就必须有最强劲的惩罚手段。

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普罗米修斯神话都具有文化批判的涵义。宙斯是否认为人类是敌意的神祇在他的宇宙秩序之中的外在遗迹,是否他更愿意人类不存在,好让他们消逝在万劫不复的地狱,如同过去世代的其他成员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或者,人类是否使用机心和欺诈努力保护自己在宇宙中的优势,反抗诸神的特权,增加自己在自然产品之中所占的份额,而仅仅是为了给自己谋求一个快乐的世界;这两种情形之间的差异,不是可有可无的。如果说,普神之所以盗火,恰恰是因为要抵抗宙斯毁灭人类世界的欲望,那么,他的行为以及那些被拯救者的行为差不多都有一种自明的合法性,那就是自我保护。如果说,盗火行为挫败了宙斯所宣判的惩罚,那么,因火的使用而成为可能的文化就是本源地建立在一种不义之财与非法之愿的基础上。在祭祀贡品冲突后,如果宙斯不仅没收了火种,而且还藏匿了人类的生命(或者谋生之道),那么,在普神的庇护下,人类就赢得了自我保护,同时除了本该扣押在天上的东西之外,还间接地获得了更多的东西。所以,在《工作与时日》中,赫西俄德解释说,劳作的本源出乎世界的贫瘠,而这个世界绝对必须给人类提供生存的资源:“诸神不让苍生知悉谋生之道;不然,汝仅劳作一日,即仓库廪实,而终其一年都可不劳而生了。”[5]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惩罚与恶意而非毁灭意志的层面上。人类不止是希望活着,而且要求更多。

另一方面,对于扣留火种和传递火种,更容易作出一种寓意解释。人类如同畜牲,天生愚妄至极,而丝毫没有存在的价值。宙斯就想毁灭他们,并想像他们在那般境地当活不长。故而,恰恰是普罗米修斯第一次让人成其为人。对神话作如此“深度解释”,几近将火种解释为创造发明的能力,因为火是改造和塑造一切自然物质的前提条件。因而,文化成为教化与觉醒自我创造行为(der Instruktion und der Erweckung von Selbsttätigkeit)的形式。普神首先并非造人的陶工和盗火者,而是用火造人。正如人类古生物学一再表明的那样,这是此二说法(造人/盗火与用火造人)的殊异之处(differentia specifica)。

潘多拉的故事常常被似是而非地同某种文化理论联系起来,质疑丰裕生活和剩余财产的起源。在这么一种关联中,神祇派遣女性出马,去困扰一个血腥好战的男性世界,其令人诧异的特征在于废物更新(Neuheit der Verschwendung)。与安全地拥有火种和减轻祭祀仪式的沉重负担相比,神祇在这里添加的不是一种危险,而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是一种杞人忧天的情绪。这就表明,这种为文化英雄形象所固有的,特别是为普神所固有的荒诞滑稽倾向,何以可能传给了潘多拉:她携带邪恶,却没有剥夺普神担责的收获物。所以,我们不能认为,普神最后于人类无功而返,他的一切计谋都被反向的计谋挫败,最明显的是被遣送而来的潘多拉挫败。严格说来,同生命终极可能性的成就相比,这一切都无法相提并论。

我们可以理解赫西俄德奋争的目标,以及极力想达到的境界,但我们也感觉到他的神话素材不可超越的抗拒力。火的藏匿,生命意义的遮蔽,已经波及生命可能性的核心。《工作与时日》可能描述了这种生命负担,以及女性的放纵对于生命负担的强化,但是它不仅可能而且必须承担生命的基本可能性。毫无疑问,潘多拉这个形象被魔化了,因为对于所有女性读者来说,她所引起的后果逾越了赫西俄德描摹女性特征的合适限度:在她所打开的瓶中,充满了形形色色的邪恶,而尤其是“千万种瘟疫漫游人间”。但所有这一切,都无非是宙斯的毁灭意志的碎片而已,赫西俄德实际上没有说到也不可能道明这一点。在赫西俄德看来,将潘多拉这个名字解释为“奥林波斯山上所有的神都给她一件礼物”,这也同样无济于事,因为她的瓶子毕竟只装着万事之极恶。藏于牛津的一只红色图案和混合材料制成的细颈壶上,有一幅图画描绘了潘多拉伸长手臂,从大地深处现身出来:她的名字对于大地之神是不言而喻的,正如将她魔化对于诗人的那些心系奥林波斯山的公众也是不言而喻的一样。

在“普罗米修斯三联剧”里,埃斯库罗斯以极端纯粹的神话形式表现了悲剧主题:人类最好是不要存在。作为一种悲剧套式,在其第五支合唱歌中,巴库里德斯(Bakchylides)第一次让赫尔克勒斯说出了这样的话。在地狱冥河,赫尔克勒斯为墨勒阿格尔(Meleager)的命运潸然泪下,这是好男儿惟一一次流泪:“凡夫俗子啊,你们最好是不要投生,不要见到阳光。”在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中,这个主题不是指一种主观上不可救药的绝望心境,而是指神话的一种客观发现,它不仅表现在新神毁灭克洛诺斯世代生灵的残暴意图之中,而且还表现在普罗米修斯的默认之中,在他看来这种残暴意图亦不乏正当性。这必然导致,除了成功地肯定人类存在的权利,神话还具有更多的功能,而远远不只是纯粹的传说。普罗米修斯强行将朝生暮死的卑微物种提升到宇宙天地境界,就算是宙斯也不能再次让他们消逝在地狱之中。将人类客观的无价值转化为更高的生存能力,转化为生存的价值,此乃普罗米修斯无法拒绝的使命——反抗宇宙秩序。

正如悲剧所示,神话并没有让受苦受难的泰坦英雄肯定保护人类的崇高权利及其正当理由。相反,普神将人类描画为罪当诛灭的物种;人类由愚笨不堪的生物构成,而且是一些无家可归的穴居人。如果说,为了能苟且生存下去,万事齐备,他们只欠火种,那么,宙斯要蔑视他们就可能大错特错了。但是,他们需要火,仅仅是为了完成最后一步,完善普神带给他们的技艺,使之便捷可行,而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过着呆板无聊的生活,感官迟钝,心智茫然。俄刻阿诺斯之女俄刻阿尼得斯的合唱歌道出了真谛:普神过高地估计了人类。但是,只有他才有能力“创造”他们,因为他把人类拖出了无价值的深渊。他未能赋予人类在宙斯秩序之中的合法地位,可是他可能让宙斯无法执行对人类的判决——“人类不值得存在”。如果宙斯想把人类驱向绝望,好让他们在他的宇宙之中销声匿迹,那么,普神则给他们一种实在(火)和一种幻觉(“盲目的希望”),从而挫败了宙斯。幻觉在本质上表明,问题的关键可能并非仅仅让人类幸福;就他们的自然状态来说,他们惨遭欺诈,而这亦成为一种厄运。

赫西俄德身处困境,却依然怀藏着希望,而这恰恰是人类最为顽强的特征;埃斯库罗斯则为这种困境找到了出路。在潘多拉的故事中,由于女人的好奇心作怪而让所有的邪恶逃逸出来,降临到人间;惟一的希望却因为女人的恐惧而被留在作为她的嫁妆的瓶子里。作为一种同未来的幻觉关联(illusionäre Bindung),希望原本也是一种邪恶;但在真正的意义上,它可不可能产生结果?作为对更好未来的真实憧憬(reelle Aussicht),希望几乎就不在潘多拉神盒内,与邪恶不可同日而语。在此,赫西俄德显然并未充分提示如何改造他所因袭而来的素材(Vorgaben)。

悲剧诗人第一次用一个简单的手续,以一个纯粹的希望,完美地协调了这种因袭的素材。其具体做法是,将普罗米修斯塑造为人类主观生存意志的代理,而对立于他们的客观生存状态。合唱队悲天悯人地围绕着被缚者歌唱,而他自己也承认了最为彻底的机心:对人类隐瞒(vorzuenthalten)其生存无根的秘密。毫无疑问,为了说服人类领受火的礼物,他就要用盲目的希望来防止他们看到自己眼中的真正命运。甚至在他说授人类以火,让他们借此去发现更多的技艺之前,他就承认了这一点;而当他此时此刻这么表白时,一切都应该命数已定。普罗米修斯终归完成了希腊悲剧之中诸神在别的地方完成的大业:他通过迷惑(Verblendung)而行动。“盲目的希望”构成了他的迷惑(atē)形式。

只要人类幸存于世,就必然少不了欺骗之术。骗术却可能不足以给他们某种东西作为礼物,他们就必须达到一种能为自己赢得新的可能性的境界。不言而喻,这就一定冒犯了宙斯及其意志,因为宙斯希望将人类带向他所以为的最佳处境——最好不要存在。但是,这种骗术只骗得了人,却骗不了神。而这就是合唱队歌咏的真理,它一方面对受尽磨难的人类之朋友饱含同情,另一方面却又把这位朋友放在宙斯的对立面,在错误的泥潭里挣扎。合唱队也像宙斯一样,宣判人类不值得活在世上。这里合唱队的作用,恰恰就是剧场所起的作用——慰藉而不申辩(er tröstet,aber entschuldigt nicht)。

如果说,这就是悲剧,它极端地强化了神话的“预定素材”,其主旨不仅是人类追求快乐的生活,而且还要克制虚无,那么,这仍然没有让人类成为戏剧的主角。F.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义愤填膺地指出,尽管以人的生命为主题,但悲剧的主角是神而不是人。但仅当有一个神敢于面对克洛诺斯的儿子时,神与人之间的冲突才能发生,最后双方才以一种稳妥的方式结束争端。因为,只有一个神才能经受致命的处罚而幸存下来,才能成为不朽不败的人性之丰碑,才能迫使宙斯——用政治学的语言说——“承认既定的事实”(Anerkennung der Tatsachen)。那个义无反顾、步步为营地抵抗人性毁灭的人,必定也是不可毁灭的。那些在剧场之外,被这种决断间接震惊的人,则无所事事。这个事实已经被表达在古代的理论前提之中,这一前提不仅描述了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悲剧的特征,而且也描述了他其他悲剧的特征:充满悲剧场景的不仅有伟美崇高的人物,而且还有独一无二的神祇(theia panta prosōpa),更有惟一最受尊奉的神祇(presbytatoi tōn theōn)。

但悲剧形象之中,有一个不是神,尽管在人生的尽头她被埃及人提升到了神性的地位。这个人就是河神伊那科斯的女儿伊俄,赫拉出于妒忌而把她变成母鹿,而为牛虻满世界追逐。绝命逃亡的伊俄流落到了西奇提亚荒原,普罗米修斯因亲近和眷注人类而在此遭受责罚。行刑的走卒赫淮斯托斯说,普罗米修斯既不能听到凡人的话语,也看不到凡人的形象,却空怀“满腔大爱”,而这种爱心反而成为他犯上作乱的动因。被处罚的伊俄出现在普罗米修斯面前,满腔怜爱,无限悲情,至此奥林波斯的两位受难者面面相觑了。与此同时,普罗米修斯的作用在范式上被置换了,他再也不为规避新神的处罚提供庇护所。泰坦英雄成为逃亡伊俄的帮手,而在歌队面前成为宙斯控告者;歌队先是面对一个罪孽深重的牺牲,而后又面对一个纯洁无辜的牺牲。伊俄的戏份显示出了重大的论辩意义:宙斯基于原始处境中人类的价值虚无,而对普罗米修斯行使的客观正义,便落入到模棱两可的地步;因为,他对别人,也许对普天之下所有的人,都显得像是一位残忍的暴君。

有些人轻视伊俄的悲剧戏份,尤其还有些人借此认为必须全盘否定埃斯库罗斯作为该剧的作者;同这些人相反,我们认为,必须对此报以最高的尊重。为了不满足于挫败神祇毁灭人类的意图,而是让生命的信念复活在一个人物身上,复活在一个以悲剧形式剥夺了其生命意义的平凡女人身上,这是一个具有纯粹意蕴的闪念,它充满了形而上学的慰藉,因为它预见了那个暴戾的世界之神必将自暴自弃,而他即将第一次瞥见他自己的深渊。

当她遇到普罗米修斯时,鹿身的伊俄万念俱灰,濒临绝望,生的意愿已经完结。她寻思,苟且偷生还能得到什么呢?所有悲剧形象如百川归海,指向了这么一个结局:如果命数已定,决意不再活着亦为时不晚,那么,长痛不如短痛,最好是一劳永逸地结束苦难。因此毫无疑问,宙斯也会成全他们,威胁着要斩断阿尔古斯王朝的奠基者伊那科斯的血脉。所以,在这场遭遇中,普罗米修斯与整个人类都处在同样的境遇。由于看到伊俄万念俱灰,普罗米修斯都必然不愿为人类冒如此巨大的风险:大声说出他的母亲该亚的秘密——宙斯的绝对权力可能遭遇灭顶之灾。一个重要的细节是,他早已得到并保护着这个先知之见,而非现在特别地获悉这个秘密。

但是,神话最重要的转型,或者说终极结构,不在于普罗米修斯的解放尚不足以让他运用最致命的手段去对付宙斯,而在于预言本身的内容具有歧义性。因为警告在先,宙斯并没有走出灾难性的一步,生育那个比他强大万分的儿子,所以人们必然不相信,诗人和他的公众能领悟暴君暴毙预言的隐喻意义:普罗米修斯将驯化宇宙君王,从而终结暴政。如果伊俄本人的极端绝望情绪还有可能得到慰藉,那么,她自己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在最为真实的意义上领悟预言之中的劫数。人类绝望的终点,神祇体验到了其权力的限度。

因此,普罗米修斯不仅是解救的受难者,作为犯上作乱者在悬崖上证明自己的不朽,而且还反复穿梭在祭祀欺诈和盗取火种之间,正如穿梭在拯救人类全体与拯救受苦个体之间,还宣称自己招致了惩罚的行为具有普遍的有效性。他给头上长角的伊俄指点迷津,引导她通往未来,以先知一般的见识向伊俄描绘了一条可以到达尼罗河三角洲的道路,正是在那里伊俄成为一个新种族的母亲。在她还原为人形之后,她给宙斯产下一子——厄巴福斯(Epaphos)。不过,宙斯是以一种极其拘谨的方式,仅仅是触摸她的后背,而让她怀上孩子的。他也以这种方式开始经历自己绝对权力的废黜。

在悲剧诗人看来,另一层深刻的意义在于,普罗米修斯救了伊俄,也就是救了他未来解放者的女祖先。回望来路,他大刀阔斧地构思,同时显示必须经过无数代际更替,让他们的后代子孙来填平世代的间距,直到阿尔克墨涅(Alkmene)诞生。她也是宙斯所生,却成了赫尔克勒斯之母。这就穿透了时间的深层,而产生了一种思想,或者几乎可以说产生了一种直接的意识:即便在普神以该亚的秘密要挟宙斯之后,泰坦英雄还在经受漫长的折磨。神话毕竟缺少时间概念,而只是将世代累加起来,而行动的作用力量与反作用力量就发生在这漫长的岁月。伊俄是少年暴君的牺牲品;但当宙斯让一个平凡的女人拜倒在他的权力之下,伊俄这个名字已经昭示着最后一次的前景:在阿尔克墨涅之后,在通过慧黠阴险的欺骗手法而生育了强悍后裔之后,宙斯再也不相信自己可以逍遥自在地生儿育女了。赫尔克勒斯射杀了宙斯的闪电之鹰,此时他就带上了反叛的标记;毫无疑问,这种反叛的标记随后被弱化了,但它至少证明,神祇不可一世的权力被削弱了。

正如普罗米修斯的行动远远地指向了未来,其行动之根基同样远远地延伸到了过去。因此,悲剧诗人为神话的谱系踵事增华,一直溯源到最早的开端:逾越伊阿佩托斯和克吕墨涅一代,普罗米修斯成为该亚的嫡系后裔,而后者源自卡俄斯,又是一切朝代诸神的始祖。所以不难理解普神何以未卜先知,早就知道了神界的命运,而这一点对于他与宙斯的对峙非常关键。宙斯不得不向悬崖上的囚徒派去信使赫尔墨斯,像催命鬼一样以闪电威胁,苦苦相逼,要他交代他所知道的诸神命运的秘密。普罗米修斯炫耀他曾经帮助宙斯夺取了权力,同时又表示,尽管目前好像不堪一击,他的权力曾经如何高高凌驾于奥林波斯天神之上。而今普罗米修斯人微言轻,奥林波斯天神却显赫一时。普神自己的故事包容了宙斯的故事,好像后者只是改朝换代过程中一段纯粹的插曲。

在同泰坦神族的争斗中最后制胜,这个转折源自这么一个事实,即普神的兄弟们宁愿依赖他们自己的力量而拒绝求助于他们的保护神,但他自己却援尊母命,恪守源始知识,凭靠巧智机心,行使反抗权力。而这势必表示,宙斯在和普神的角力当中是非不辨,将自己的盟友和军师当作非其所属的敌手,从而一错再错,重蹈泰坦神祇的覆辙。作为一项政治反思,埃斯库罗斯让河神的女儿合唱,哀叹暴君天生有病,怀疑自己同甘共苦的朋友,而听信谗言,任人唯亲。因而,必然是他们的阿谀奉承和欢呼呐喊,让宙斯打算用新潮一代造物来取代人类。普罗米修斯则让他的如意算盘化为乌有。

正是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Gefesselten Prometheus)的开场,观众从将普神束缚于岩石的强力神(Kratos)和暴力神(Bia)口中得知,不仅必须以用神的名义处决泰坦叛徒来行使正义,而且还必须得知,普罗米修斯应该服从宙斯的绝对权力,并因为他对人类的善意(philanthrōpos tropos)而受罚了。换言之,他还有机会改过重新,再作新“神”。这清楚地说明,开始时他是暴君,但在结束时情随时变,判若两人了。宙斯主动求取和解,认可人类的生存权利,同时还积极服从法律,这时发生作用的就不可能是纯粹的暴力强制。否则,他的诺言就没有必定源自冲突的可信度。宙斯本人必须成为普罗米修斯终不可能成为的那个“善待人类”的“神”。而要达到这一目标,就需要时间,不可能仅靠普罗米修斯穷竭所知秘密而仓促为之。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他必须运用当下的“机运”(tychē),使宙斯的心智(phronēma)免于未来的愤怒。如果宙斯自己的历史没有驱使他去承认人类的存在,那么,仅仅是让普神免于处罚,从痛苦之中解放出来,还不足以实现他要善待人类的目的。权力分封过程便获得了一种更具教化意义的品格——相关各方互相教导。(https://www.daowen.com)

悲剧必已暗示,要经过漫长的道路来穿越时间,而这是给予与接受教导之前提条件。首先必须揭示的不是别的,而是普罗米修斯的桀骜不驯,正是因为他桀骜不驯才保证他不会泄露天机以换取微末的成功,即换取他的解放。为了安慰伊俄而向伊俄表白,几乎是刚愎自用地以越来越大的嗓门向合唱队吹嘘,但他终究没有漫不经心地泄露这一切。他深知,在他自己苦难深重的时间界域之内包含着一种胜利的前景,但是在他和赫尔墨斯聚首谈判并嘲笑了赫尔墨斯的奴性立场之后,他被抛到塔耳塔罗斯,身体日复一日地被巨鹰吞食而备受折磨,他的痛苦更加被剧烈地强化了。他现在遭受痛苦,不是因为他在祭祀上的欺诈以及盗窃火种,而是为了赢得时间,最后驯服至高无上的奥林波斯掌权者。一切都是为了揭示,从今往后,他遭受的痛苦源自他的决断,因此他等待赫尔克勒斯,等待可靠的他人来改变他的命运。

时代沿革,朝代相续,其中根本就不可能有定数与终局,甚至一个宙斯也必然摆脱不了被废黜的命运,这种情形深深地源自神话的逻辑。即使这个掌权的神祇最终避免再次成为敌手的亲生子的危险,情况亦复如此。他无法逃避这么一种命数:不是因为他的鼎鼎大名,而是因为他退避三舍,才免于一种权力脆弱性的考验,而抵制重复的强制。这可能就是从神话与崇拜仪式的亲近性之中派生出来的结论。“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假设了这一观念,但它仅仅是根据人类生存而给予它致命的曲解:如果宙斯乐意成为人类的保护神,他才可能被宽容,盲目地撒播毁灭的种子。严格说来,埃斯库罗斯给他的公众描绘了宙斯接受教育而最后成为众神之王的过程,而并没有假定赫西俄德对宙斯的身份信以为真。

为此,普罗米修斯无需一场更壮烈的失败的反叛,而仅仅是拒绝服从,历经千年而在极端强化的痛苦之下持续不断地抵抗,因而具有一种执拗的意识,并可能期待权力分封的最后时辰。同时,伊俄受罚也证明这个新神(deus novus)尚不成熟,除了把普罗米修斯看作一个可以榨取秘密的载体之外,还不能在他身上看出更多的东西。伊俄再次离普罗米修斯而去,将他留在孤独之中,而他沾沾自喜地夸耀自己确知宙斯必遭废黜的命运,此时他就开始了一项强力检验(Kraftprobe),而这同伊俄和人类的命运都没有直接关系:惟有宙斯令他梦萦魂牵,因为无论如何,他统治诸神的日子都不会太长了。这么一种确信唤来了赫尔墨斯,他的断然拒绝无法挽回地将强力检验带向了危机。这再一次证明诗人高瞻远瞩,生动地预见了现在只有宙斯的闪电神鹰在执行这场极端恐怖的惩罚。

在充满恶意地拒绝赫尔墨斯之后,宙斯同普罗米修斯之间就再也不是处罚的权威与〔因恩泽人世而〕受罚的罪犯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帮助人类,他不仅惨遭废黜,而且镣铐加身,他已经为此遭受了太多的苦难。在《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结尾,现在发生了一场异质的冲突,其中各方争执的惟一主题,就是如何让宙斯的王朝绵延万世。从前所发事端当中依然维持下来的,就只有双方以不同手段来决定的公开的生存斗争。只要普罗米修斯没有指明未来真实的对手,那他自己就显然是最危险的对手。他回答赫尔墨斯说:“光阴荏苒,地老天荒,时间会教导一切。”(Wenn sie alt wird,die Zeit,lehrt sie alles gründlich.)[6]这就是神话经久不衰的气息所在:如果希望成功的机运降临人类,那么,就必须让这位新神成长和成熟。

从《获释的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Lyomenos)的残篇断简中,我们至少可以知道,合唱队里充满了情同手足的泰坦诸神,而非那些恶意拒绝的海神之女。在他们被缚于塔耳塔罗斯之后,宙斯必须释放他们;普罗米修斯“堕入地狱”(descensus ad inferos)[7]之后,将携他们脱离冥界一起飞升。为此,诗人在戏剧第一部分的结尾,就必须让他在雷鸣电闪之中坠入深渊。显而易见,诗人不想仅仅通过赫尔克勒斯的出场及其射杀宙斯之鸟的强势行为(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准确无误的替代行为,取代了杀父的罪孽)来预示世界情境的剧变。而道德的变革需要制定新的法律,需要始祖母该亚来说服普罗米修斯。在稍后的时刻,也仅仅是为了期待宙斯王朝的命运之变,该亚才会让她的儿子免于保守预言秘密的义务,而成功地完成这一使命。

因而,泰坦合唱队象征着宙斯已经解决了他这“一代王朝的难题”,赫西俄德对此还一无所知,不过我臆测品达(Pindar)有所耳闻:他已经在塔耳塔罗斯释放了他的父亲,并派他治理“幸福诸岛”,作为那里的统治者。泰坦诸神获得大赦,普罗米修斯却不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好处,因为他同宙斯之间的恩怨情仇并非源自谁为众神之王的古老斗争,因为在那场古老斗争之中他毕竟还是宙斯的盟友;相反,他同宙斯之间的冲突源自一场未来叛乱的可能威胁,其结果早已命数有定,而要避免这样的威胁,他就必须对这个秘密的知识守口如瓶。

在悲剧诗人笔下,普罗米修斯被宙斯抛到了深渊,随后受天鹰折磨而被逼向绝望。他现在也对悲剧的核心悲情(central Klage)心知肚明——〔人〕最好是不要存在。普罗米修斯将会毫不含糊地诉说道,“不再存在”的出路对他已经堵死了。关于悲剧的核心悲情,由一个不朽神祇之口说出,也颇费神猜。在我看来,诗人之意显然可能在于,将普罗米修斯等同于人类的绝望,从而防止人类因他的刚愎自用而忘却他泛爱众生的角色。该亚在《获释的普罗米修斯》中出场究竟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不得而知。她一定用苦口婆心的劝说瓦解了他的刚愎自用。因为,“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第二部就明显地被设置在一个劝勉的世界,正如第一部被设置在一个暴力的世界。这就以希腊人非常熟悉的形式再现了神话的功用。

如果普罗米修斯必须相信,宙斯的意志是不给予他血肉凡胎,那么,这也和奥林波斯神主的境遇相关;因为即便普罗米修斯会死,奥林波斯神主也不会让他的命运之谜的持有者死去。如果真是这样,反过来为了满足他的死亡之爱(amor mortis),普罗米修斯会不会拱手交出他所持有的秘密呢?

正如卡提卡宗教崇拜仪式起源的故事所述说的那样,三联剧之三《盗火者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 Pyrphoros)将一切都安置在普罗米修斯身上,让他担负关爱人类的使命。只要不是这样,我们就必须进一步猜想,因为他自己的毁灭意向,普罗米修斯就必须永恒地服务于宙斯王朝。毫无疑问,纯粹再现悲剧“不愿存在”的意义,则可能超出了神祇幻觉的全部范域,以至于这种幻觉最终也可能像被救的敌对神祇的恩典而降临到他头上。

在整个戏剧体系当中,普罗米修斯“不愿存在”的幻觉,同他借以保护人类免于绝望的盲目希望可谓血脉同根,花开并蒂。该亚一定已经向普罗米修斯显示过,这种盲目希望之中蕴含着不负责任的幻觉意识,同样他还作为点火场所友善的卫士继续苟且偷生,而这一切同时都因宙斯的宽容和缓而更加实在。

我们仍然有必要对赫尔克勒斯的角色投去一瞥。他无疑不会怀着一种释放普神的意图接近普神。相反,在执行其使命的过程中,他飘然而逝,为了获得作为一名神祇的资格,就必须履行天神吩咐的使命,但他将领悟这场戏景的奇特突兀,而射杀宙斯的天鹰。据说他同样无法胜任最终卸下泰坦英雄锁链的使命。然而,射杀神鹰可能是更加重大的行动。神鹰毕竟不只是对于冒犯禁忌者的惩罚,而且也是宙斯镇压权力对手的工具。赫尔克勒斯像对付一个怪物一样地处置了闪电神鹰,宙斯却不敢对他报以惩罚——此时此刻,这就不是小事一桩。无疑,宙斯不会阻止他最强和最后的儿子去释放普罗米修斯,但赫尔克勒斯甚至连想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心系怪物而非仁慈。

不,赫尔克勒斯之所以不能卸下泰坦英雄身上的镣铐,不是因为宙斯不允许他这么做,而是因为必须由宙斯亲自卸下,从而完成他权力的废黜。宙斯所受惊吓,不是自外而内和自下而上的,而是以一种方式行动来表现他所获得的宽容和缓、温良忠厚。如果说,释放普罗米修斯的使命是由赫尔克勒斯完成的,那么,这可能就预示着欧里庇得斯(Euripides)晚些时候要发明“机械降神”(deus ex machina)观念。梅尔岑格(Siegfried Melchinger)非常正确地把“机械降神”解释为一种无以复加的轻浮性的表现,或者是以一种反讽的手法终止了悲剧的复杂情境。毫无疑问,对于处理神话这不失为一种合法的方式,但它毕竟同埃斯库罗斯格格不入,也根本不可能盖棺定论,一锤定音,彻底解决“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之中涵盖乾坤和贯通古今的冲突。反之,埃斯库罗斯创作了羊神剧(Satyrspiel)《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这出羊神剧本应该作为《波斯人》(Perser)的结局来上演,其标题具有这个剧种所特有的歧义性:它既指“点火人”或者“救赎者”,又指“纵火犯”。希腊人常常意识到神恩是一剑双刃,永远自相矛盾。按照戴希格雷伯(Deichgräber)的猜想,以普罗米修斯为主角的羊神剧包含着这样一场戏,其中众多的羊神满怀好奇心,簇拥一团它们尚不熟悉的火,并欣喜万分地观察着火,随即痛苦地意识到要焚烧自己是易于反掌。花瓶上的普罗米修斯手举火炬,和簇拥在他身边的狂热羊神一起,翩翩起舞,挥舞着巨大的茴香杆。在该剧的一个幸存残篇里,一名受伤的羊神发话了,同时,一切征兆表明,这是一场必须扑灭的火灾。

三联剧充满了诸神用以惩治人类的千般恐怖和万种惊惧,随后羊神剧便必须在其酒神氛围下改变公众的心境,使他们从心身憔悴到心气平和。其结果不必成为一部完美的“整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因而,不像其他三联剧那样,《波斯人》中没有任何迹象预示着《纵火者普罗米修斯》(Brandstifter Prometheus)。而在羊神剧中,悲剧诗人无论如何都无须决定是将普罗米修斯的文化基础再现为对人类的友善,还是再现为对诸神的怨愤。对人类的馈赠本身既是礼物,又是危险,因而充满了歧义,然而它们都不能被定位在拯救或者祸患维度。这里第一次暗示的隐喻,意味着光明携带者也必然是火种携带者。这个隐喻在晚近时代仅仅被用来表现怀疑意识:是否值得以纵火为代价来获得真理?

如果认为盗火和纵火的普罗米修斯羊神剧可能是古代神话转型中留下的最有诗意的片段,那么,这就是一种轻浮虚妄的猜想。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神话研究显然可能已经功德圆满,而这就是其明确时刻的本质所在。这些翩翩起舞的被烧焦了胡须的羊神,便成为某种神话要素的最后变形,它们开始于河神女儿的合唱及其拒绝之歌,并反映在自由的泰坦诸神的合唱之中,但这部羊神剧几乎没有紧接着“普罗米修斯三联剧”上演。就已经出现在《荷马史诗》当中的众神生活的喜剧特征而论,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谨小慎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而后代人对于诸神的滑稽再现就依赖于此:“通过喜剧能开辟超越恐惧、通往优美的道路吗?”[8]布克哈特认为,诗歌对于荷马与赫西俄德之后希腊人“整个神圣境界”(alle Götterauffassung)的主宰,部分在于这么一个事实:精神“很早以来就奋力自我提升,希望征服超自然的恐惧”。在这条分离追求的道路上,“救赎叙事诗歌的世界时光已经破晓,也许它是这么出其不意,从一次尚未期备的飞跃之中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乃是伟大的史诗作者(诗人),“首先将诸神转变为人的类似物,同时彻底改造了他们的神奇怪异之处;诗人一方面将诸神从怪异的外观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又把听众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在以神话和改写神话的诗歌来废黜权力的过程中,存在着最艰涩之美所能达到的最平易的形式(die leichteste Form):美可能就是那种非摇夺(Abschütteln)喜剧即无法通达的境界。用亚里士多德悲剧论的语言说,卡塔西斯只能被体验为一种审美的慰藉(ästhetische Leichtigkeit)。

这么一种将悲剧降格为喜剧的“弱化表演”(Herunterspielen)也把普罗米修斯变成了一个滑稽人物。在不同文化圈千差万别的神话体系中,文化创始者的原型都被降格为一个寡廉鲜耻和荒诞可笑的形象。之所以如此,理由已经表现于这么一个事实当中:如果这些文化创始人能成功地辅助人类反抗更强大的神意,那么,源始的诡诈就必须归在他们名下。这种基本模式归属于现实绝对主义侧面,可资解释这么一些人类经验——人类的世俗生存遭到了神秘权力的威胁,已经实现的生活又沉重得不可忍受。因而,就必须有这么一个人,我们既不必严肃地将他当作主宰命运的伟大救世主,他本人又仍然能让人类生活成为可能。

任何神话都可能难以置信,它能以这么一种极端容易而极端不可靠的方式呼风唤雨,让这种事情发生。人类的朋友几近神圣,或者等于神圣;对上位者他必定充满叛逆之意,坚贞不屈,对下位者他必定充满慈爱之情,永不倦态。让这些矛盾的特征和解却并非神话的要务,因此根本就不必让这些属性彼此相容,并行不悖。

但是,大权在握的众神却有一个阴险狡诈、诡计多端的对手,他竟然嘲弄诸神的权力,胆敢对他们耍弄机心,因此他也像人类的搭档一样危险。在普遍地贬抑神话恐怖感的过程之中,意味深长的不仅是某个人竟然欺骗他的上司,而且在同他交往的同时,人类也贸然测度一种起挑衅作用的亲近性,反过来又可能去欺骗人类的朋友。这个偶像永远是其反面的基本形式——仰慕刺激,倾心过分的要求:人们必须有能力确信,并明确指出,在什么程度上恰到好处地与人类的朋友和睦共处。

只要希腊悲剧艺术赋予普罗米修斯形象以充分的严肃性,赋予“非生之愿”以不可避免的伟大,我们就再也无须担忧:关爱人类而敌对神圣所忍受的“肆心命运”(Schicksal des Übermuts),是否可能因为异教庆典、火炬赛跑、谐剧艺术而被歪曲被忽视?谨慎之心必须包括,从各个角度把故事当作一个整体来审视。以史诗概述诸神故事的诗人仍然对普罗米修斯往后的命运漠不关心。在诗人看来,这一切显然是如此不合时宜,以至于最好让这个不死的吹牛大王永远地从奥林波斯舞台上消失。在阿提卡异教崇拜仪式中,普罗米修斯位居中心地位,以至于我们最起码所能承受的就是超然冷漠,而不管其对立面可能如何。

希腊悲剧与喜剧都享受到了异教偶像的免疫性保护。在喜剧当中,这种特权更是显得肆无忌惮,其表现也更是无拘无束。克拉提诺斯(Kratinos)有一部名为《谋财求富》(Ploutoi)[9]的作品,而今只剩残篇断简,我们仅能得到一桶莎草纸。如果这出喜剧公认早在公元前435年就已经上演,那么,它距离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的时间几乎不到30年,也许只有20年。但是,依据已经作出的猜想,可能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作品就远远不只是对这出悲剧的滑稽摹仿。所以,我们就必须重新描绘泰坦诸神合唱队,他们在这出戏中就叫作“求富者”(Ploutoi),而且现在还被放置在该亚预言的灾难处境当中。如果逃避无方,宙斯就必然难逃此劫:惨遭废黜,贬下神坛。不仅如此,按照被保存下来的文本,庶民(Demos)必将掌权。改朝换代第一次给予了“求富者”自由权利,他们来到雅典,走上了普罗米修斯兄弟的祭坛。而他们的这位兄弟由于太多的苦难而气息奄奄,吃着那些由阿提卡手工艺人供奉给特定神祇的面包。尽管泰坦英雄的抗争同悲剧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但这么一种处境却显然十分沉郁。不错,宙斯惨遭废黜,但神界的改朝换代,权力的兴衰浮沉,新生的暴民政治,在整体上却没有给神祇留下一点点快乐。反抗是徒劳的,却又是成功的。也许,这幅假想的完美画面还可以更加美好,但是它对神话素材肆意毁灭的程度也一定相当厉害。普罗米修斯,接受雅典人的救济,但泰坦诸神外出探亲访友——这就是诸神没落时分的田园景象。

在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喜剧《鸟》(Vögeln)里,普罗米修斯入场的时刻,裴特泰洛斯(Peithetairos)将城邦建在云中,切断了食物供给,也断了祭祀诸神的香火。让神祇挨饿,众鸟期望再度获得本该属于它们的统治世界的权力。诸神的使者埃利斯(Iris)已经告谕了宙斯复仇的意图。在这个特殊时刻,普罗米修斯合乎时宜又合乎身份地出场,给人类以帮助。他比别人更确切地知道,神祇体系当中有潜在的冲突。即便只有野蛮人的神祇才能危及宙斯,但当这些神祇被阻挠而不能分享祭品时,他们更容易被挑逗起来与宙斯为敌。诸神的一位信使也对食物问题支支吾吾。政治交易的结果是,鸟的神化根本无济于事,而只不过是确认了一种既成的事态——诸神的权力已经百无一用了。毫无疑问,人类献祭的努力衰颓既久,现在以众鸟的名义而重整旗鼓;在解除包围之后,众神像寄生虫一样地分享剩余的份额。这么多的人渴望享受神的特权,而这么少的人对创造享受的东西表示敬意,可见作为一个神祇就再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壮举了。

现在,那个颠倒乾坤的玩笑就成为这样:一度天不怕地不怕的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在敌人的权势被颠覆的场合反而显得像一个优柔寡断的小女人。文化英雄戴着骗子面具,不顾诸神的怨毒而获得了依然给予人类的一切,但他现在却不是靠诡诈心机而是靠乔装打扮躲过了神的监控。他的自由乃是傻瓜的自由,这样的自由总是让他暂时地做点为权势严格禁止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已经准备忏悔和实施苦修的罪人所担负的角色:在大斋前夕,他再一次重操旧业,再造罪孽,就好像是履行一项义务,并戴上面具逃避在其他场合被认为永恒的无所不知的神性。在这出喜剧的观众看来,对普罗米修斯的责罚已经蜕变为一种无害的捉迷藏游戏,让那个被责罚的人具备了一切神经妄念特征,让他长期以来就无从回忆自己的伟业丰功。这个乔装打扮的普罗米修斯焦急地禁用神名,用一把女式花阳伞遮住自己,讯问人类能不能看见他身后的“神祇”。这个玩笑正好表明,他根本就不能禁止使用神名:那个被询问的人回答说:“宙斯作证”(bei Zeus),他什么也没看到。反过来,这个不朽的神祇竟然自嘲起来,他在悲剧之中绝对不可能说出这样的话:如果宙斯在围攻者的营地看到他,他就只有一死。裴特泰洛斯用“普罗米修斯”之名玩文字游戏,对他唯唯诺诺地称赞说:是啊,是啊,“普罗米修斯”,就是“高瞻远瞩,深谋远虑”(sinnreich vorbedacht)[10]的意思。这就是信使的伟大使命,他必须宣告宙斯王朝的式微和终结。因此,在喜剧和悲剧之中,他同样为观众完成了这项使命。在这个怯懦卑微和愚蠢至极的世界,神性的实在变成了一幕友善和睦的背景;此时,普罗米修斯打心眼地表示憎恨诸神,并接受人类的证物,断言“宙斯作证”,他永远是一个憎恨神性的人——只有在这个时刻,才能激起古老的敌对之情。神话形象记忆衰退,并明显地丧失了喜剧手法的同一性,这统统属于接受范畴——我们称之为“带向终结”(Zuendebringen)。

人类的老朋友变成了一个可疑的政治人物。过去的盗火者现在变成了一个背信弃义的势利小人。当他出现在云中城邦时,他的故乡本来就在奥林波斯山,在那里他享有居住权。他像一个阴谋家一样可鄙可恶,因为他怂恿他人犯上作乱,不思悔改,而他自己却不承担任何后果。无论如何,反抗暴政都属于过去,现在一切都蜕变为晚期平庸冲突之中的雕虫小技。甚至火种这份伟大的礼物亦不复伟大。普罗米修斯提醒世人记住他的恩泽,并得到了这样的回答:“啊,对了,人们可以用你手上的火烤鱼呢!”——在这个时刻,反神话传统已达高潮。为了判断这对公众情感的打击是何等怪异,我们就必须记住,这个暴乱者和受难者的形象对此是何等亲近啊。

到此为止,还没有必要说到造人陶匠普罗米修斯,这实在匪夷所思。令人绝望的是,神话流布过程之中呈现出来的这一重要结果,正如其本源状态所显示的那样,其特征可能是这么一种晚近的增补。同时,它也不会让文献学家善罢甘休,他们仍然会千方百计地努力,起码也要把从黏土塑造男人的过程当作神话的基本内容。沃尔夫·艾利(Wolf Aly)提到一个大约出现在公元前7世纪的源始文本,其中的内容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在赫西俄德和悲剧诗人那里所发现的东西。然而,不能接受的是,这种看法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重要的神话素材之最早利用大约是在公元前4世纪。如果我们必须接受这么一个事实,即它如此宽泛地涵盖了人与神的历史,因而造人本来就不是这则神话的内容,那么,我们就可能将它理解为对神话的执着延伸。这个过程在直观上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么一个事实:普罗米修斯成为陶器之神,或者与这个神祇合为一体,人类面前就呈现出一种使用火的力量、按照动物和人类的形象来制造陶瓷器皿的可能景观。

重要的是,补充神话还包含了一种使命的动因。也就是说,它实际上已经在进行一种“神话研究”,而这对于远古神话内容必定是全然陌生的。普罗米修斯被擢升到造人的次神(Demiurgen),就可以让我们理解(否则就难以解释,虽然首先无须解释)他总是时刻准备以人类的名义独自完成这前所未有的创造。在悲剧中强化苦难,则要求设定一个不只是轻浮地参与祭祀欺骗和盗窃火种的形象。通过这种纯粹挑衅神圣的行为,事情看起来就好像是这样:给予人类的恩惠仅仅是一种偶然的次要的结果,与其说他是为了恩泽人世,不如说是为了激怒暴君。当然,悲剧责难普罗米修斯,同时建立了固定套式,说他对人类过分溺爱,却没有说明任何理由。然而,他并没放弃自己的作品,这显然就是神话的二度理性化。

如果逆向审视这个过程,我们就不妨将普罗米修斯摹制人形看作是他创建文化的夸张呈现。后来人们将他安置为人类的初始创造者,就可能是将史诗与悲剧所呈现的泰坦之于人类存在日益增长的必要性外推的结果。在埃斯库罗斯那里,人类极端贫困和极端卑微的初始状态诱发海神女儿合唱队谴责普罗米修斯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然而,恰恰就是这种低微的生存水平让他尽数枚举他用以改善生活的种种仁慈善举,而所有这一切正好是对自然的补充。在这个过程中,乐善好施者看透了宙斯对人类的蔑视,却拒不担负起一个创世者的责任。他是一个异乡神,即使在独自担当绝望迷惘和痛苦生存的时刻,其动机也恰恰出自爱,因为正如五百年后马克安(Markion)的异乡神一样,它与责任和义务无关。如果普罗米修斯在这个环节上已经成为人类的创造者,那么,以这种方式开始的源始责任就仅仅是面对合唱队揭开他的面具。人类是没落的诸神王朝留下的可怜的无价值的遗产,只不过说明这个王朝应该黯淡谢幕;但是,是否可以说克洛诺斯王朝同人类起源有一种创世上的关系,或者说,他们只不过是在延续前“宇宙秩序”的一般世界状态,却仍然不得而知。

尽管正是普罗米修斯本人推波助澜,加速了泰坦王朝的没落,剥夺了诸神的辩护权利,但他依然还代表着泰坦诸神中的败落者。但是,这位新生神祇必须严加防范,让他无所作为。为了抑制这位新手,不让其凭借有竞争力量的种族来自我表现,就必须保护人类,而这就成为一种可能的认证,而后就只有通过创造神的责任来对它进行唯美地表现了。但是,由于它首先是以这种方式被表现在喜剧中,因而根本就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与其说是宣告创造者的保护和成就,不如说是嘲笑他的造物的脆弱与瑕疵。无论如何,人类的百无一用和生命的可能创造物之间的对立把我们带向了猜想的边界。如果人类在其存在的一切方面都受惠于普罗米修斯,那么,将他变成种族的创造者,进而将制陶变成一切源始创造行为的隐喻,就再也不会令人吃惊。普罗米修斯便成为新纪元的缔造者(figulus saeculi novi)。

也不妨认为,对于宙斯的“神学”而言,如此安排神话的角色可能并非完全不合时宜。它毕竟缓解了对于人类这一可疑造物的责任。最后,在柏拉图的神话中,宙斯被赋予了慷慨的权利,普罗米修斯也如愿以偿,人类被给予了普罗米修斯本人无法给予的东西——城邦公民的地位。

通过雅典娜来补偿造人的陶匠,由她给陶器般的躯体灌注生命,这必定是更晚时期的发明了。雅典娜地位的形成,可能类似于她在盗火过程中的地位。我们不能排除,这完全可能是直接从潘多拉周围的复杂情形中推论出来的。因为,我们在赫西俄德那里已经看到,全部神祇都在勉力而为,让骗人的幻象对厄庇米修斯充满诱惑力。只有在卢奇安之后,作为宙斯的女儿之一,雅典娜才以灌注灵魂的方式补偿普罗米修斯,赋予他的造物以合法性。在古代石棺上,这个主题被用来显示它同灵魂不朽的信仰的关系;就此而言,泰坦的纯粹造物及其可疑的合法性,可能都不足以担保灵魂超越肉体以及肉体坟墓,而在未来的绵延不朽和命运遭际。

[1]1934年6月30日,勒穆(Roehm)起义那天,希特勒令党卫军首领和纳粹军人大开杀戒,开始了运用公开恐怖作为纳粹政权的工具的历史。1773年秋天,歌德写作了《普罗米修斯》戏剧片段,这部未完成的作品的思想是从同年春天所作的同名颂诗之中发展而来,并借用了其中的诗行。在这个戏剧片段中,歌德将普罗米修斯描绘为宙斯的叛逆之子。歌德的颂诗《普罗米修斯》全文如下:
宙斯,用云雾
盖住你的天空吧
,像儿童一样
对橡树和山峰
玩斩蓟头的游戏吧:
可别动我的土地
我的茅屋(它不是你造的)
和我的炉灶
你为其中的炽火
正嫉妒我呢
。
我不知太阳下面还有什么
比你们众神更可怜了!
你们寒伧地
靠牺牲的供奉
和祈祷的气息
颐养你们的尊严,
如果没有孩子和乞丐,
那些满怀希望的傻子,
你们准会挨饿。
当我还是个孩子
茫然不知所措时
我把迷惘的眼睛转向
太阳,仿佛上面有
一只耳朵,会听见我的不平之鸣,
一颗像我的一样的心,
会怜悯穷困的人们。
谁曾帮我
抗拒巨人们的骄横?
谁曾救我免于死亡
免于奴役?
不就是你亲自完成一切么,
神圣的灼热的心?
不就是你年轻而善良,受到欺骗
才向天上酣眠者感谢
救命之恩而灼热不已?
要我尊敬你?为什么?
你可曾减缓过
重负者的痛苦?
你可曾止住
忧惧者的眼泪?
不就是全能的时间
和永恒的命运,
我的也是你的主宰,
把我锻造成男子汉么?
你也许妄想
我会厌憎人生,
逃向荒漠,
因为并非所有
美梦一一成熟?
我就坐在这里,请按照
我的模样造人吧,造出
一个跟我的一模一样的种族,去受苦,去哭泣,
去享受,去取乐——
而且不尊重你,
也像我!(绿原译)
参见冯至等译:《歌德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77—79页。对这首颂诗以及戏剧片段的详细分析,参见本书第四部第一章。(标*号者均为中译者注,下同)

[2]关于普罗米修斯在祭祀上设置的“诡诈的圈套”,参见赫西俄德《神谱》第535—542行:“当初神灵与凡人在墨科涅发生争执,普罗米修斯出来宰杀了一头大牛,分成几份摆在他们面前。为想蒙骗宙斯的心,他把牛肉和肥壮的内脏堆在牛皮上,放在其他人面前,上面罩以牛的瘤胃,而在宙斯面前摆了一堆白骨,巧妙堆放之后蒙上一层发亮的脂肪。”(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42—43页)

[3]索马萨塔的卢奇安(Lukian of Somasata,115—200),古罗马修辞学家和作家。

[4]“狂飙突进”为1770—1780年代发生在德国的一场文学运动,青年歌德和席勒是其领袖人物。“狂飙突进”得名于诗人克林格尔(Friedrich Maximilian Klinger,1752—1831)的剧本《狂飙突进》。

[5]布鲁门伯格在这里玩了一次文字游戏,“Frauenplan”首先是指歌德在魏玛时期所居住的“Frauenplan”大街上的寓所,其次隐秘地指涉墨杜萨的头颅。参见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神谱》,第2页。

[6]歌德的“奇谈怪论”(ungeheurer Spruch)是“除了神自己之外,谁也不能抗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ues ipse),参见《诗与真》第4部第20卷“魔力对生活的影响”。见《诗与真》,刘思慕等译,《歌德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五卷,第838页。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第九幕“退场”。参见罗念生译:《古希腊悲剧经典》(上),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7]“堕入地狱”暗喻死亡。这个短语也用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下降,他到地狱里去救赎那些在他来到世界之前就死去的人。

[8]一个系统立场在时代变革中“被颠转”或者“被再度占有”,这个观念是布鲁门伯格另一部著作《现代正当性》的核心。参见该书第一部第六章。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关于希腊众神的喜剧特征以及诗人们的嘲讽手法,参见布克哈特:《希腊人与希腊文明》,王大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127页。

[9]在《谋财求富》这出戏剧当中,歌队将“财富”人格化了。剧中的泰坦众神在塔耳塔罗斯深渊获救之后,就被安置在“幸福诸岛”,这些神祇也许对憔悴羸弱的普神指手画脚,妄加评论。在《谋财求富》中,合唱队述说这些泰坦神祇已经获得了解放,而且暴君宙斯也被他的人民废黜:
如今,我们这些兄弟已经从苦难中解脱出来,我们还知道
腐朽的统治已经风雨飘摇。
关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参见M.L.West的论文“普罗米修斯三联剧”,许孔友译,载刘小枫,陈少明主编:《埃斯库罗斯的神义论》(“经典与解释”27),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149—189页。

[10]“普罗米修斯”这个希腊词语的原意是“预言”、“先知”、“神佑”。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