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术师和佯狂者:普罗米修斯的对立面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二章 智术师和佯狂者:普罗米修斯的对立面

因此,诸神亲自忍受人生,从而赋予人类生命以合法性——此乃惟一令人颔首的神正论!

——尼采

普罗米修斯,最早是在文学中,尤其是在菲勒蒙(Philemon)和米南德(Menander)的喜剧中,被指证为人类的塑造者。然而,由美好生活的馈赠者转变为人类种族的创造者,他的角色得到如此强化却完全是智术逻辑(Sophistik)的某种结果。高度评价泰坦英雄形象的倾向,文化理论以及人类学的倾向,二者殊途同归,相得益彰。按照智术逻辑,在自然和艺术的关系上,自然在人类的形成与发展中所占份额减少,技术与工艺对于人类在世界上的创造方式的影响却相应地增大。这也体现了一项规范原则:给修辞政治行为立法,就假定了必须遏制基于自然而又单纯地作为预定和权威而存在的种种强制义务。

在《智术师》(Sophistes)中,柏拉图建构了埃利亚学派关于选言判断的伟大论辩——要么存在,要么不存在(es gebe nur Seiendes oder Nichtseiendes),这无疑就对智术逻辑的指证方法进行了一次滑稽摹仿。因此,即便是一种妖言惑众的幻觉妄念也得落实在存在方面,原因是所有存在者都不能落实在非存在方面。将这种论辩逻辑漫画化,就预示着一切审美自立(ästhetischen Selbstbegründungen)的某些后果:如果我们承认形象确实是纯粹的真理外观(bloβer Wahrscheinlichkeit),但还是难以避免把形象当作谎言来贬斥,那么,它们就自为地获取了真理的灵韵,而宣称自己独占了真理。

智术师们认为,作为一个特殊学派的文化起源论的主角,普罗米修斯第一次成为寓言的近邻。成为一个寓言——这将是他未来的命运之一。就智术师而言,文化起源理论要素并非归属在其他理论名下的宗派教理,比如德谟克利特(Demokrit)的教理;相反,对于先行决定人类是存在于“野蛮状态”还是存在于“教化状态”,这种理论构成了一切教化技术不可或缺的真实内核。对于那些第一次成功地出现在欧洲历史上的忧生忧世者(Besorger und Umsorger des Lebens),即那些自以为无所不能,自以为可以向所有人许诺一切的人而言,重要的使命就是令人相信,人类作为一种造物,基本上已经被自然世界遗弃了。如果得不到发明技艺的帮助,又丝毫不曾拥有稳靠的真理,那么,人类就失明而又失聪,在世界上无助地漫游。因此,从逻辑上说,城邦乃是这种被提供的全部帮助之总和,而具有了合法性。在城邦内部,任何人都不能靠自为地宣称拥有真理而非难这种修辞学的合法性。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为后代全部文化起源理论缔造了原型;甚至德谟克利特也只不过是将开端的赤裸生存状态变成一条标准,用以衡量后起的丰富充盈,从而翻转了这一先验前提的可能推论。同时,显然也是德谟克利特杜撰了“政治技艺”(politikē technē)概念。不像卢克莱修(Lukrez)到卢梭等作家那样,智术师对文化起源论的批判运用保持着审慎的距离。在他们看来,文化等于就是自然的必然。

然而,文化如何陡然出现,采取什么特殊形式,由哪些成分构成,以及最后如何走向没落——所有这一切都没有预先规定,而是在进程之中保持开放,并取决于这一进程:同更加脆弱的自然形式相对立,修辞话语的技艺力量决定了一切。

与此同时,智术主义和全部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潜在对立就展现在我们面前,它带着既往的遗迹或者天赋概念,从而完全排除了如下观念——人类天生贫乏,急需自我发现,而非等待一个高高在上的导师实施干预,自外而内地实现他的潜能。智术哲学不仅把其演说艺术的受众当作一种可塑的生灵,而且认为这些受众天生就有修辞实践的天赋。在一种直接和一种间接的情况下,普罗米修斯在早期历史上所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对人类不断地重复他的故事。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可能只是去抓取这个核心的神话形象了。这个神话形象帮助智术师获得了一种人类学框架,并用其修辞学技巧将他放在一个合法的地位上,容许他在紧迫情境下使用惟一方便的手段,正如人类的源始处境赋予泰坦英雄以合法的权利,在祭祀仪式上制造骗局和盗取圣火。

智术哲学显然直接来源于这则神话。有人责难说,在政治行为的教化过程中,智术师们根本就没有发展目的的构想,而只不过储备了一些工具。这么一种责难绕来绕去,却万变不离其宗,关心的只不过是智术师的人类学意蕴:人类之所以被当作工具,是因为他们根本就认识不到目的,而且鉴于生存的理由,他们也不可能期待一种有待发现的知识。因而,智术师的实践是创造而非摹仿(Poiesis[1])。在这里也一样,希腊人从来就不认为,也许不是神教导人类为了救赎必须认识什么和必须服从什么。所以,普罗米修斯是人类学而非神学的主角。

如果我们认为,智术师符合柏拉图哲学的要义,将弱者的话语转变为强者的话语,那么,他们全然是以普罗米修斯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转化的。普罗米修斯不相信真理的力量,只相信言辞的力量,因而守口如瓶,保住秘密,直到言辞产生出最令他满意的效果。绝非偶然,一些怀疑论者臆想普罗米修斯故事中有智术师的遗迹,从而断言埃斯库罗斯不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作者,还可能含蓄地推论,属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年代必须大打折扣。事实上,在智术逻辑和悲剧情节之间存在着一种天衣无缝的衔接——如果我们舍弃其他标准的话,这么一种衔接显然可能造成一种巨大的逆转(Umstellung)。

我们的历史图景有一个透视的幻觉:在古代遗产中,我们看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双峰对峙,一统天下,几乎穷尽了基本世界观的活动空间。事实上,至关重要的是,他们在克服另外两种思潮——智术主义和原子主义——的努力中,都取得了独一无二的成就。与此相反,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判然二分,只不过是形而上学的内讧,二者之同一大于差异,都是自我陶醉的典型。将公元前5世纪末期两个伟大哲人——普罗泰戈拉和德谟克利特——排除出去,就再度堵死了哲学思维的道路,人们几乎没有提出,也不可能提出人类如何“创造”自己和历史的问题。获胜的形而上学蔚为大观,十分自信地断言:世界上再也没有什么有待完成的本质之事了。在理念或形式王国——也就是说,通过自然王国——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了。(Die Entscheindungen seien in Reich der Ideen oder Formen,also:durch die Natur,schon gefallen.)

不仅如此,假如人是理念的幻影、形式的实现,而其蓝本被坚固地设置在理念或形式的秩序之中,那么,普罗米修斯神话就被剥夺了意义,因此进一步要求彻底的修正。个体的支撑物和责任主体就是整体,以至于运用诡诈与暴力来战胜人类的对手并保护人类的想法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在这些观念辉煌的返照下,我们甚至再也不能讯问人类是否归属于现实。在这种形而上学之中,或者说,在这种形而上学之后,任何一位神祇都再也不会认为,事实上栖身于世界的生灵毫无价值,最好是不要存在,同时任何一位泰坦神祇也无须否认这一点。有些事或有些人从来就不应该存在,或者说再也不应该存在——只要这种咒语不可能成真,那么古希腊悲剧的可能性就基本上烟消云散了。

亚里士多德的论辩对手断言,人是一种结构并不完美而极端脆弱的生灵,自然让他赤身裸体,毫无保护。反之,亚里士多德的论辩锋芒,表面上是指向柏拉图伪托普罗泰戈拉所陈述的观点,认为普罗泰戈拉借助于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神话来证明人类全部能力的可教化性。我们从这个艺术神话中得知,以反讽手法玷污智术师对普罗米修斯的依托,悲剧的一切都将变得不可能了。因为在这个关键环节上,追问一名公民的生存技艺,就重新唤起了智术师描画的普罗米修斯形象。

普罗泰戈拉两次提到,他已经垂垂老矣,可以给年轻人讲讲他们闻所未闻的故事。也许,这有助于我们理解,讲故事的过程中意图的中断乃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方式,表明有某些不为职业化的清规戒律所控制的东西出现了。这也方便地说明,在柏拉图对话中仅仅出现一次的事件,面对逻各斯与秘索斯难以抉择、进退两难的,为什么不是苏格拉底。同样,智术师也不会让苏格拉底运用神话来取代生气全无的“逻各斯”,相反,他将这两种表达方式描述为可以随意换用或者接连咏唱的手段。一切终归浮出表面:事实上,这个误入歧途的人不可能恰到好处地运用苏格拉底的思想工具——这个智术大师并不知道神话的目的,而是把神话看作年岁的恩赐。他问:“我是用一种论证说理还是神话故事向你解释?”这便是柏拉图对话里反映的青年苏格拉底:他尚不知道在极端问题的临界情况下,神话与逻各斯的关系如何演变为其思想方式的中心。无论如何,在柏拉图《普罗泰戈拉》描述的画面上,在同希波克拉底(Hippokrates)的引导性谈话中,苏格拉底强调他自己少不更事,无法解决这么一个巨大问题,因此已经先行针对普罗泰戈拉的误解而纠正了神话与逻各斯的关系。我们不可忘记,将艺术神话引入哲学,并非一种本源的诉求,而是一种弃绝的默认。柏拉图的锦囊妙计在于,尽管普罗泰戈拉年高德劭,还是要让他对此一无所知,并使他的神话因此而摆脱控制。

两兄弟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忙于用土、火及其混合物来创造生灵,更聪明的兄弟让厄庇米修斯说服他让自己赋予生灵以生存的必要能力。造人工作完成,这种特殊的生灵必须诞生之日,心不在焉的厄庇米修斯却忘记了人而惨遭厄运。人类因此而成为“祸乱的种族”(akosmēton genos)——这一说法有双重涵义:一是指他装备不足,二是指他犯上作乱,违背宇宙秩序。因此,普罗米修斯的责任就是把创造的作品留给他的兄弟。至少,为了让赤裸而无助的生灵得到救赎而幸存下去(sōtēria),普罗米修斯就必须从诸神那里盗来多种技艺而沦为罪犯;他所盗得的技艺包括锻造、编织,当然还有取火;在没有太多比喻的涵义上说,取火代表人类拥有了话语(即“逻各斯”)。当动物武装到牙齿而人类逃生不得的时刻,这话语就成为一般的替代品。

现在最为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替代的禀赋重新确立人类同万物的平等,只不过是亡羊补牢(nachträgliche und ersatzweise),甚至都无法保证人类的基本生存。他们散居在大地上,没有组织有序的城邦;因此我们有必要假设,所有这些后果均源自霍布斯所第一次命名的同理性背道而驰的“自然状态”。因为,宙斯从人类手里掠夺了自保所必不可少的部分知识,而这可能让人类进入一个共同体,成为城邦的公民。另外一些神祇容忍他们所掌控的另外一些技艺被窃,但宙斯却不在其列,绝对不容偷盗,一夫当关,连泰坦英雄都无以匹敌。这就意味着,普罗米修斯根本就不是一位够格的人类保护者。

智术师于神话之中见证了城邦公民(politēs)的生存之道相对于其他生存技艺的优先性。同时,他出乎意料地否认人类获取和传递这种生存之道的能力属于智术哲学所参照的神话形象。而恰恰是宙斯本人,通过他的信使给予人类两种天赋能力——名誉(aidōs)和正义(dikē)。这两项能力让人们整齐一律地生活在城市和国家。造物能力窃自诸神,而政治能力则是宙斯的馈赠。把这些能力称之为馈赠,不是说我们可以从智术师的教导中获得它们,而是说我们应该把它们当作神圣的捐赠来领受。像某些被宙斯所掠夺的东西一样,这两项政治能力也确然作为谋生之道而占有了在赫西俄德那里隐而不显的生命地位。这么一个事实不言而喻地表明,授公民以德不只是对普罗米修斯盗窃行为的美化与补偿。柏拉图对话的作者也许自然而然地认为,故事的讲述者转化为听众,而反过来又得到了读者的理解。

现在,普罗泰戈拉探讨了这个神话的重心,好像宙斯并不是直接而是间接地通过养育城邦公民的性格来授予公民的生存能力。可是,他并非从神话本身而是从城邦的实际功用作出这种推论:如果城邦的建立不是以努力、实践和指导来培养人们履行规范的能力为前提,那么,它就不能惩罚那些拒不服从公民规范的人。如果那些逃避规范的人该受谴责、怨恨和惩罚,那么,我们也必定可以满怀信心地期望孺子可教。

因此,同提议系统地教化可教化者的智术师一起,智术哲学的主角也沉沦在模糊暧昧的光亮之中。他过多地卷入盗窃诸神的游历当中,而过分地低估了宙斯,以至于只有慷慨仁慈的宙斯才满足了保命求生的要求。随着年岁增高和智慧增长,宙斯以新的灵敏方法,通过暴露在人情世故(humanioribus)方面的外行笨拙来惩罚泰坦英雄。正如创造所谓的赫拉克利特密教原理一样,柏拉图也为智术大师创造了这个神话,因此他不怀好意地让他讲述原始智术师的溃败之灾。普罗米修斯的过失再也不在于盗得火种,仅仅以此来努力补偿其兄弟的疏忽,而在于他自己忽略了朽木难雕的不可教化者,忽略了人类对名誉和正义的需要;表现为宙斯的权力意志,名誉和正义绝对不可能像一些东西一样被占有和转手。高高在上的宙斯,不屑于处置诡诈和盗窃,这就以神话的方式明确地表达了名誉和正义是不可能被盗窃的。

因此,将不能从智术师的说教里推论出来的要素,从伪托普罗泰戈拉的文章结构中清除出去,那简直是文献学上荒诞不经的愚妄之举。恰恰是艺术神话让那些因年事已高而喋喋不休的人得以滔滔不绝地闲聊,而让那个故事可能出其不意地发展出一种对他和他的处境完全不利的结果。最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爱甚多,以至于不可偷盗的东西同样不能买卖,这也构成了一种必然性的典范。因此,当普罗泰戈拉最后毫不犹豫地谈到金钱时,他就已经背离了他的神话。宙斯所授予的权利,就是防护事物所特有的可转让性。

这种情况在柏拉图的著作中屡见不鲜。在《高尔吉亚》(Gorgias)中,他重拾了普罗米修斯已经表现在埃斯库罗斯悲剧之中的特性。在那里,泰坦英雄为了防止被蛊惑的人类对未来必死的命运感到恐惧,就用盲目的希望来感召他们。柏拉图乐于认可,这同样可以用来描述智术师老谋深算的修辞所产生的效果。但在悲剧里面,普罗米修斯已经备受赞美,因为他将人类从命定渊薮的魔咒中解放出来,而造福于芸芸众生。而现在,在亡灵审判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也担负着造福人类的使命,但不是同宙斯顶逆,冒着死刑的危险,非法地布施恩泽,而是作为宙斯的代理人行使权力。因此,他的行为构成了奥林波斯王国改朝换代的一部分:宙斯改变了克洛诺斯确立的进入“幸福诸岛”的法则。普罗米修斯的做法将使这种改革之举获得正当性:他从那些活着的人身上先行地预知了死亡,以至于那些活着的人无法弄虚作假,掩饰其灵魂的真实状态。不无讽刺意味的是,欺骗却有助于接近真实;任何人都不至于出于对死亡的忧惧或者对彼岸的寻思而预备道德的实在。

改革审判亡灵程序,旨在求得赤裸裸的没有伪装的实在主义。具体的做法是,让脱去血肉凡胎的亡灵出现在同样无形无迹的法官面前。按照这一新的灵魂审判原则的精神,宙斯吩咐,凡是为肉体所囿和以肉体为衣的人都不得享受生命的最终果实。即使作为宙斯的下属,普罗米修斯此刻仍然是一个大骗子,他协助死者驱除生命意识,让他只能毫无保留地面对最后的真实。在服务于一则神话的时候,智术精神显然必须被理解为“逻各斯”。求助于过去世界的诸神,普罗米修斯成为新纪元的卫士,为变革保驾护航。通过掩护人类的脆弱,普罗米修斯为人类提供了谋生手段。其中可能最有帮助的谋生之道,却是通过一种高级的骗术,而服务于展现他们的道德实在。正因为他们被欺骗,所以他们不可能自我伪装。

因此,驯化宙斯之后,便是贬抑普罗米修斯。亘古的冲突转化为滑稽的诡诈或智术哲学的奴性意识。寓意解释将会提供一种有用的补充。当“廊下学派”不得不调和这种至高无上的神圣与作为哲学核心概念的“先知先觉”(Vorsehung)的时候,“天道神恩”(Pronoia)与“预言者普罗米修斯”之间意义的近似性将在相当程度上帮助他们最终理解,早在歌德之前,泰坦英雄可能变成宙斯之子。这种观念有案可稽,在公元6世纪约翰·吕督斯(Johannes Lydus)那里亦有记载。这样的记载属于概念整合的谱系学过程,而其中的概念都已经具有了寓意,既具有晚古的特征,又具有基督教的特征。

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普罗米修斯注定要被推上文化评价的风口浪尖,因为他以人类的名义负担了太多的成就。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仅仅是偶然地提到火种,火种只是他所传递的天赋礼物之一。由他首开纪录的活动包括:从文字到天文学,从航海到释梦,从医药到一切聪明才智(Sophismata)的极境——数学,也许这个目录相应地更应该延长。但是,柏拉图却认为这一切仍然微不足道,因为普罗米修斯不善为政治事务。在始于安提斯特尼斯(Antisthenes)的苏格拉底门徒中,他们克服智术哲学的努力伴随着对过分赞美的拒绝,豪华落尽见真淳,而希望呈现一个否定的普罗米修斯形象。赫尔克勒斯的行迹经过一番寓意解释,他本人便成为佯狂者的神话原型。如果说,赫尔克勒斯解放普罗米修斯也是这些行迹之一,那么,就像狄奥·克里索斯托(Dio Chrysostomos)假托第欧根尼(Diogenes von Sinope)所说的那样,他的行为可能只是表明他摆脱了智术哲学的困扰,从公众荣誉感备受折磨的揪心裂肺的痛苦之中获得了救赎。“苏格拉底主义”和“佯狂主义”,与亚里士多德没有太大的差异,都对人的本质作出了一种不同的构想,认为人类可以自然生长,本源地具有获得快乐的能力。同时,他们都反对这么一个假设:人类的源始境遇毫无价值,而且人类没有生存能力。西诺普的第欧根尼,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谴责悲剧的迷惑(Verblendung)[2]愚笨不堪。他说宙斯有权惩罚盗火的普罗米修斯。不过,他的理由不是说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同神祇的神话式怨毒相冲突,而是说普罗米修斯给予人类的礼物削弱了人类的自然权力。人类之所以需要火,不是因为他们孤苦无助;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把火种作为奢侈品来接受,他们才习惯于矫揉造作的文化无助感。普罗米修斯被卢梭再度发现之时,就被看作人类败坏的始作俑者。当米南德因为女性的创造而首当其冲地迁怒于普罗米修斯时,这终归也是一场反对奢侈浪费的辩难。赫希俄德以降,希腊人把奢侈浪费的根源归到了妇女身上。所以,喜剧的处理方式是,就像在火炬接力赛上那样,普罗米修斯被冠上这么一个异教形式的中庸荣誉,这便是对他的公正惩罚。

尼采将苏格拉底与悲剧对立起来,以此为自己希腊观的核心内容之一,这时他却没有想到苏格拉底主义对立于普罗米修斯。他的悲剧观则直接来源于埃斯库罗斯的“普罗米修斯三联剧”。透过泰坦的面具,他听到了酒神狄奥尼索斯本人的宣谕。尼采说,苏格拉底主义从根本上摧毁了神话。尼采的历史观念由具有行为能力的主体构成:苏格拉底、欧里庇得斯,以及阿里斯托芬,都有能力让狄奥尼索斯陷入无言之境。即便欧里庇得斯终归在《祭酒人》(Bakchen)当中宣告放弃,也无济于事,因为他只不过是以戏剧方式充当了苏格拉底的传声筒而已。苏格拉底宣称美德即知识,认为人的整个潜能来自于自觉地甚至静观地完成美德。如果像尼采在《悲剧的诞生》(Geburt der Tragödie)当中所以为的那样,苏格拉底构成了所谓“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和一道漩涡”,那么,这个转折与普罗米修斯背道而驰,而对市民意识形态趋之若鹜。在这道漩涡之中覆灭的,当然不复是通过埃斯库罗斯演示出来的或者隐含于他的认知当中的那一层背景。因为,“在口传语词当中,神话绝对找不到合适的对应物。”在悲剧诗人那里也一样,神话总是已经呈现出衰败之相。悲剧主角宣谕之时,他们就加速了神话的衰败,“言辞比行为更加浮华,一如既往”。

尼采不能容忍的是,世世代代殚思竭虑,用心良苦,以神话研究的方式将至高无上的权力塑造得栩栩如生,去亲近那些过分高远与过分深沉的对象,而赋予人们以丰厚的权能,以便逆境谋生,享受生命。然而,呈现在那些心仪悲剧悲观主义的人们眼前的,不是别的,恰恰是那些比神话更加古远的东西被废黜了神力——而这个废黜过程却不仅一再转化为神话,还不断地长驱直入,向前推进;但这种东西本身却泯端倪而离形象,无形无迹,不落言筌,因而也毫无神话韵味。它就是作为专制主义的实在,神秘而且怪诞。

为何尼采至少也想保留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肃剧(tragischen)悲观主义韵味?答案再简单不过:因为他先行认识到悲观情怀需要形而上的慰藉。而这非艺术莫属。当对于慰藉的需求渐渐减弱,当温馨舒适和无所用心的轻浮虚妄的疗效更加显著,尼采便认为艺术失落了其功用而形同虚设,本来艺术的作用乃是针对那些不可救药的痛苦。“机械神〔取代了〕形而上的慰藉。”[3]欧里庇得斯别出心裁的创造呈现了一切,在痛苦和缓的表象之后隐藏着一个深渊。然而,尼采同埃斯库罗斯之普罗米修斯故事的真正悲剧主题失之交臂:人类在其本质上完全不值得生存。对于深藏于背景之中的悲剧主角而言,早在神话剧开场以及他真正出场之前,机械神就已经存在了。他就是普罗米修斯本人,是他让不可能之事成为可能,是他捍卫和辩护了有限者的生命。可是,佯狂之士比尼采走得更远:在他们看来,人类初期历史上的机械神就是人类丧失承受苦难能力而步入巨大迷途的根源,偏离了自我断言的人间正道,因此他们要将它从真理见证的列表当中清除出去。

仅仅是在非常晚近的时期,佯狂之士对普罗米修斯的蔑视才遭到了对手的反击。对于那些目无圣贤丑诋古代文化的人,以及形形色色的拾其牙慧之士,这种反击来得太迟了。反击者不是别人,而是尤里安皇帝(Julian Apostata)。公元362年,夏至刚过,他在君士坦丁堡撰写了论战篇章“反未受教化之犬”(Gegen die ungebildeten Hunde)[4]。佯狂之士沾沾自喜于基督教的禁欲风尚,而发现他们和这种风尚在蔑视文化上情投意合,这令尤里安皇帝勃然大怒。这构成了一种强大的诱因,让尤里安皇帝与那种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又自感满足的流行时尚势不两立,而尽其可能地把自己塑造为强大的卫道士,去保护那些腹背受敌、惨遭丑诋的古代文化。

发生在佯狂理论学说之中的事情,一样发生在那些源自触犯理论与实践差异的类似理论之中。它们意在本身就成为一种实践的理论,即以令人过目难忘的方式将它表述为一种蔑视理论的学说,并在此过程中自轻自贱,通过那种否定其他理论一样地否定一般理论的策略而让自己隐迹无形。与此相关的是一种宗教仪式,它依法而行,将宇宙的转型当作一桩已经发生的事件来摹制。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就心知肚明,晓得如何让哲人成为周遭大众嘲笑的对象来成就此举;佯狂之士也蔑视周遭大众假想的价值(Werte),千方百计地迫使周遭大众蔑视他们自己假想的价值虚无(Unwert),从而强化自轻自贱之态,使之无以复加。这是一种故作多情、自作自受、自我肯定与标新立异的方式,然而他们却绝无充分自信的底气。在“廊下学派”的影响下,自然与非自然彼此离间,文化对于一切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敌对自己的东西生性敏感,而这被呈现为文化羸弱的证据。对普罗米修斯的敌意如潮涌动,这就证明人们对人类的事业抱有一种急功近利的现实态度:离开了泰坦之火,人类就无法生存;而泰坦之火本身又只不过是那种盲目的希望,使人徒生轻视实在之情。现在看来,被公认的“实在”,仅仅是指那种根本就不可能或者仍然还没有诞生的东西。这就是佯狂主义与灵修主义的共同标志。不妨认为,灵修主义的起源就是装模作样,寻求那些渐渐稀少的伟烈殉道的机遇。如果说,以见证伟业实在之名,可承受之物的界限或许伸手可及,但以死亡这种轻便的途径却再也无法获得此种见证,那么,至少也应该以蔑视生命来完成这一壮举。“实践实在论”的修辞锋芒所向披靡,因而这种典型论调至少现在不会销声匿迹。惟一改变的是宗教仪式。

尤里安皇帝的一纸檄文就是针对这么一种情态。他宣称,佯狂学派已经在诸种其他学派之中脱颖而出,成为一脉哲学流派,尽管它的确不是罪大恶极和千夫所指的学派,但仍然有一种教义式构型,本身必须能够被涵盖在普适性的准则之下。如果蔑视哲学本身就成为一种哲学,那么试图仅仅通过否定而跃入赤裸的实在则难免功败垂成。古代的程式绝没有成为陈年旧迹,反而启示我们,只要想彻底地标新立异,人们就必须接受他人的引领而归属于一个概念之下,必须听命他人旨意,认为文化乃是他浪迹天涯孜孜以求的目标,而又必然作为他颠覆与超克的模式追随在他身后。

就是在这个关节点上,普罗米修斯的英名被提及。我们立即明白了,普罗米修斯被追思怀想而回归心上,是为了反对那些安于世务、患得患失而蔑视普神恩泽的人们,尼采断定这种市侩气息源自苏格拉底的遗产。尤里安慷慨接纳了普罗米修斯,以一种精雕细刻、高屋建瓴的泛神论说以及一种堪称轴心的太阳崇拜,将普罗米修斯改造为他的新异教构成元素。他宣称,普罗米修斯把众神之馈赠从天上带到人间。天上不复有可盗之物,人间不再有盗窃的需要,因为晚期异教主义一定觉得,诸神阻挡人类获取他们的恩泽是根本不可想像的。因此,天火是理性权力和灵性在他们之间的分配。理性是光和热,在它照彻万物之时,就很快熄灭了。尤里安大帝写道,通过代表主宰芸芸众生的天意神恩,普罗米修斯仿佛巧夺天工一般,以一种温馨的气息使自然温暖如春,并借此举让万物分享空灵的理性。为湮灭的世界忧郁成疾,天意神恩概念光披四表,经过这么一番解释,一种温馨宜人的可能境界油然而生。

背教者尤里安[5]的“言辞之战”(Logogonie)不仅使整个宇宙生机盎然的温暖与理性的觉醒相得益彰,而且协调了神话与形而上学、对诸神的信仰以及智慧之爱,进而再次将死寂凌乱的晚古时代聚集在一种基于异教传统精神的同质世界观之中。他首先指出,我们是否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视哲学为众艺之本与知识之源,或者视哲学为最佳可能的成神之道,或者视哲学为听从德尔菲自我认识神谕的谦卑之举,这一切都无关宏旨。本源的整体蛰伏在教派义理构型之显耀表象后面,这一整体保证了哲学的统一。尤里安英年早逝,终归是古代的浪漫斗士;他疗治世间疮痍的伟大举措就是返本归根。而在根源之处,伫立着普罗米修斯的身影。

在西诺普的第欧根尼辩解的语境当中,尤里安皇帝如鱼得水,与其说是反对那些高高在上的蔑视者,不如说是反对那些拾人牙慧的低劣模仿之徒。表面上佯装保护一个学派,使之不至于江河日下,实质上乃是釜底抽薪地攻击这一学派,而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必先求助于这个学派的奠基者。——这一切构成了学派修辞术的古典要义:门徒与大师之间的关系错位了。如果并不像传统的神话讲述方式所示,普罗米修斯并没有为其所造之物赋予生命与灵魂的能力,相反他本人就是那个将生机盎然的自然与光明温暖的文化统一起来的伟大创造者,那么,第欧根尼也不可能将一种造物同另一种造物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以自然反对文化。尤里安深信,在普罗米修斯身上有这样的力量,通过神话的权力分割而将万事万物分裂为权限之网和冲突之所,因而他在普罗米修斯形象中找到了简化世界的程式。他知道,对佯狂之士而言,数百年来文化奠基者都被认为是败坏人性的罪魁祸首,因为他们并没有引领人类进入无所保护和冷酷清醒的状态,相反,却用致命的天上礼物把人类变成了极度羸弱而孤苦无助的存在。不仅如此,为了使论证逻辑合乎自然基础,那就意味着必须认为一切都像自然之中被给予的事物一样,有能力承受与适应生命,意味着必须将一切附加能力(即便是自然天赋的产物)描述为对陈规惯例的偏离。这就使得佯狂之士支持宙斯而反对普罗米修斯,同样也让背教者尤里安代表没有冲突对手的普罗米修斯。他并非盗火者,而是最崇高和最仁慈的神——太阳神的使者。太阳神,也被他当作人类之父来呼唤。

在尤里安阐发这一学说的时代,一种年代差池误置久已存在,积习难返。与佯狂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灵知主义、基督教和禁欲主义对宇宙秩序的丑诋相对立,尤里安想让整个世界处在人类愿望的掌控之中,而这种努力首先就是为了将这种涌动不息的人类渴望转化为组织国家的权力。公元5世纪初,昔勒尼的西奈西乌斯(Synesios von Kyrene)在他的《论梦境》(Über die Träume)当中,尝试复活悲剧当中十分醒目的普罗米修斯式的“盲目希望”,努力把他塑造为一个寓言形象,来象征那种梦的解析之中比比皆是的未来,以及基于这种未来的心灵慰藉,而这样的姿态更适合于时代精神,更坚定地表达了时代精神。(https://www.daowen.com)

西奈西乌斯认为,希望之于世界,意义是如此重大,如此有益,其结果是:根据伟大的权威机构的审判,如果像开天辟地的初始时刻那样,依旧只是直接将人类放在威胁世界的对立位置,那么人类就无法承受生活。普罗米修斯将希望作为灵丹妙药赐予人类,让他们更自信地瞩望未来,而非木然面对当下的敌意。希望具有如此这般的力量,让一个锁链加身但只要听从精神召唤的人也可以看到自己无拘无束,角逐政界,问鼎疆场,而成为领袖、船长、总司令,立下赫赫战功,进行感恩祭祀,佩带胜利桂冠,将伟烈丰功尽收眼底;只要他愿意,他的丰功伟绩就不仅有西西里人出类拔萃的品格,而且也有波斯人宴席的丰盛豪华。

因此,普罗米修斯乃是虚幻天赋的携带者,快乐原则的始作俑者,甚至是身为囚徒而独自行乐的泰坦英雄。在这个程度上,西奈西乌斯努力稳住阵脚,坚决抗拒用一则神话来废黜宇宙秩序的价值,以及重估宇宙秩序的价值。就我们所知的开端而言,这则神话却不能驱使人们信赖那些统治的神祇。废黜宇宙秩序的价值与废黜现在的价值是一回事。它只能生于从未来转过眼光进行想像的回眸的片刻。

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源始轮廓如烟云消散,泰坦英雄必须为人类担负的伟大使命也无迹可求;也就是说,那些确实与盲目希望同在,而不包括盲目希望的东西也蒸发在虚空之中。“新一代智术师”[6]知道如何将一切转化为花言巧语,放弃人类正义之辩而惟求神话正义之辩,因为艺术第一次作为正义之辩而自我呈现。因此,新一代智术师可能以玩世不恭的游戏态度对待普罗泰戈拉虚构神话的人物,一如他们游戏人生,玩物丧志。为此,人类的创造者普罗米修斯成为帝国时代巧言令色之徒的标志。如果说,对于巧言令色的自我意识确实被提高到了这个层次上,那么,新一代智术师就是“天才”风格的先驱,并超过了狂飙突进时代。卢奇安必须而且渴望自我辩护,因为那个时代人们常常用不洁之词[7]来对他进行丑诋:他是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如果我们假设,歌德在构思《普罗米修斯》之前可能读过卢奇安的文字片段,那么,在他那里,普罗米修斯被转化为世界的创造者,可能只是价值符号上的变化而已。

1745年后,毕竟有高谢德(Gottsched)翻译的卢奇安著作问世,随后在1769年和1773年之间,又有瓦泽尔(J.H.Waser)翻译的四卷本卢奇安著作在苏黎世出版,维兰德(Wieland)还在1769年为这个译本作了广而告之的评论。维兰德自己的译本也于1788年开始行销于业内。从歌德1788年藏书存目来看,他拥有1670年科隆版法译本一册。不论这份拥有可能意味着什么,歌德的《诸神、英雄与维兰德》(Gotter,Helden und Wieland)完全仿效了卢奇安的风格与精神的“片段杰作”也于1773年问世,这同其创作《普罗米修斯》片段的时间十分接近。像瓦尔采尔(Oskar Walzel)所指出的那样[8],无论〔艺术家〕独创观念在何等程度上可能溯源于夏夫兹伯利(Shaftesbury),在何等程度上推进了普罗米修斯各种特征的形成,造人陶匠形象与文人雅士形象之间的联系已经在卢奇安那里确立起来了,但他确立这种联系的方式是冷嘲热讽,拒斥世人对于这种同一关系的贬损;或者说,这种同一关系还可能是凭空捏造的,为的是反击同样凭空捏造的罪责:他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巧舌如簧、舞文弄墨的泰坦神祇。

他毕竟坦言相告:那些嘲笑者之所以称他为普罗米修斯,依据是主管制陶之神和舞文弄墨之徒所使用的物质材料毫无价值,他们像雅典娜一样,成心恶作剧地把陶工与锻工称为普罗米修斯了。他们之间共同的要素更多地在于其产品的别出心裁,在于这么一个事实:普罗米修斯自己发明了人类生命,还希望把他们塑造为绝顶聪慧和绝顶优美的动物。这就是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得到强调的一个重要特征——作为惟一的发明家与制造者,他具有至高无上的权能。他又指出,最为舞文弄墨之徒,其原创性并非他为真实和独立而奋斗的价值;相反,只有凭借它插科打诨、制造快乐的事实,才能辩护他标新立异的独创;这种独创性表现在他使哲学的对话传统与戏剧的谐谑要素珠联璧合。“如果我不寻思这一点,那么我一定认为,应该派遣十六只秃鹰啄食我自己,因为我并不理解,一样丑陋的东西何以只有靠标新立异来变得格外丑陋。”

他还坦诚相告:毫无疑问,混合对话与谐剧就可能让我们同普罗米修斯展开一种异趣比较,因为后者“作为主要犯上作乱者而臭名昭著,人们控告他发明了一种将男女合体的手段”。尽管自赫西俄德以降,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同潘多拉神话紧密相关,与性别行为有染,但将形同冰炭的东西(Vereinigung des Unvereinbaren)硬性结合起来,对于塑造普罗米修斯的特征却是了不起的壮举。于此,则可能更自然地把文人雅士同泰坦神族的另外一位逆子贰臣——盗火者——联系起来。但卢奇安并没有从这个接触点上出发,运用这一联系进一步担当开启读者心智的使命,而只是考究了对于盗窃行为的责难之词。这就使他抢占先机,强调他的原创性;他无论如何拼命反抗,都必须将这一点铭刻在整个文本的中心。他打劫行窃的对象应该是谁呢?他并没有意识到,所有的人在他之前就已经“揭示了这么一些神奇天才”。

如果舞文弄墨之徒(Wortemacher)拒绝同人类创造者(Menschenmacher)相提并论,那么,原因在于他坚守准则。他指出,我们无论如何都不能说他一心只顾标新立异,而无视他的本质责任感。这等旁敲侧击所针对的是普罗米修斯的创造物,而非创造者本人。

人们对卢奇安的责难之词是:他是一个口头上(en logois)的普罗米修斯。在一篇对话之中,他针对这一责难展开了自辩,而再次将不同的悲剧人物并置在一起:Hephaistos(高谢德和维兰德的译本中作“Vulkan”),Hermes(译本中作“Merkur”)以及Prometheus。[9]对话中的人物与其说具有谐剧特征,不如说带有法庭审讯的特征。普罗米修斯的自辩并非目的,而是为了批评诸神在施泽人类的问题上的行事方式。现在看来,他自己帮助人类不仅没有违背诸神的意愿,而且还十分合乎诸神的旨趣。泰坦精神作为神正论而得到了慷慨陈词:只有以人类为津梁,宇宙的存在方有价值。请看高谢德的翻译:“……大地不复荒芜,不再丑陋,而是环绕着美丽的城邦、耕种的土地、丰饶的果园、宜于航行的大海……岛屿上居民稠密,到处是祭坛、牺牲、庙宇,以及节庆……大街上到处都是赶集的人群,爱神居住其间……”

这样的情形也随着盗火之举而降临:当大地上的生灵已经接受了某些天赋之后,他们毕竟什么也不缺了,何况天国之火!在此,我们便得到了一项基于自然之火的新型逻辑,它所向披靡而令人折服:当一个人用火光照亮了自己前行的路,同时也照亮了别人手中之火,别人手中之火也是无法替代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完成火的交接,它就势必可能对人类心生嫉妒之情,而全无道理可言。但是,诸神必须宽宏大量而置身于一切嫉妒之情之上,反过来成为一切善举的施主。即便普罗米修斯盗取了诸神手中之火,这也丝毫说明不了什么,因为对于诸神而言,火一点用也没有,不需要用它来取暖、烧烤或者照明。无论如何,这过去是,现在仍然还是卢奇安的智术师辩护之道的典型逻辑。

不仅如此,还有更进一步的辩解。这位盗火行为的辩护士忘记了,他本人就以神话形式背叛了祭祀仪式上的欺诈行为:他说,人类不仅需要用火给予自己以光与热,用火来烧烤食物,而且起码也是为了用火制作最精美的祭品来奉献给诸神。普罗米修斯第一次将大地上的生灵放在一个位置上,让他们准备投神之所好,取悦于诸神。但这里以普罗米修斯为范本所证明的自我领悟却成为一种审美的领悟。让普罗米修斯在祭祀仪式上实施欺诈的建议,其意图根本就不可能是保护人类利益——因为对他而言,重要的是诡计、玩笑与愚弄。新一代神祇,也就是这位傲慢自负的朱庇特(此为罗马名,希腊名“宙斯”)不仅卷入其中,而且自视过高,以至于只会从这一事态之中酿造出悲剧,“仅仅因为在他的祭品份额之中只发现了几根骨头,而把我这样的古代神祇处以极刑”。祭品分配不公,便是新建权力缺乏稳靠性的标志,仅仅是因为欺骗之举而“招致高加索山上锁链加身和巨鹰啄食的全部痛苦”。这正是一位被冒犯的暴发户可能要经过的漫长道路。当他发现献祭给他的整头公牛都是欺骗,他将会采取怎样的举措啊?

在这里,万能的智术师可能会以手指人,把他的这些造物当作范本举荐给诸神。然而,他们毕竟还偶尔将这些烤熟的食物细品慢嚼,而悄悄携带那些非常完美的类似之物逃之夭夭,逍遥法外。于是,又出现了一个上下倒置的世界:人类的行为比神祇的行为更加合乎情理。神祇便把这份愚顽变成了悲剧,因为他总记得自己是神,而必须持久地担负着对世界的责任。

这就是高加索山崖上展现的一幕景象——那只将啄食普罗米修斯的巨鹰就静静地守望在那里。宙斯手下的两名神祇必须挑选最佳场所,以便发挥巨大的力量阻止人类前来此地,帮助他们的创造者,但又不能让距离过于遥远,使得他们看不见被痛苦折磨的泰坦英雄。史诗与悲剧尚未明确表述这么一种意识,即强调普罗米修斯是人类的创造者。把重点放在这一方面,则已经产生了一种强度关系——同这种强度相较,与宙斯的冲突仅仅是一层背景而已。

作者必须考虑到一群在文化上受到了教化的公众,因而他在创作中也必须蓄意包容全部文学史料。当赫尔墨斯提到祭祀欺诈,他就是从赫西俄德那里得知这一情节的。维兰德在他的翻译注释里指出,这就是“一种滑稽的年代误置,与此相类,卢奇安也让他塑造的神祇背信弃义,因为那些生灵从来就是表里不一、自相矛盾的造物,从他们口中说出的这些故事,却也别有一番韵味”。冷嘲热讽均利用了它与上古时代的时间间距:墨丘利(即希腊神赫尔墨斯)“早在学堂里学到了这一切”,因而他无所不知。

这对于柏拉图《申辩篇》(Apologie)的暗示同样有效,在苏格拉底对话中,智术师也提出了颠倒的要求:像苏格拉底一样,普罗米修斯也不只是要求豁免开罪——他还要求在普里塔纽姆(Prytaneiom)享用公众的俸禄。此乃颂诗模式的构成部分,宙斯的走卒一边乐于倾听最早的智术师如此吟唱,一边静静地等待巨鹰飞来。其惟一结果只能是,甚至那些属于不同派系的听众,也对即将发生的剧变翘首以待:普罗米修斯预言,在行刑开始之前,拯救者赫尔克勒斯就会到来。

与哲学家伊壁鸠鲁(Epikur)正相反对,卢奇安把人类放在神祇关注的中心。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还是一位修辞大师,用事实解释了人类何以是神祇关注的中心:如果人类不存在,诸神就没有了竞争对手。他还说,他用泥土塑造了“在形体上同我们神祇非常相像”的人类,而这恰恰是因为,“只要不复存在终有一殁的存在者,好让诸神对观比照,从而获得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他就看到了神性的缺陷。这个颠倒构成了讽刺修辞的实质。神界的人形构造便变成了人类的神形构造。

现在,他注定有辱使命,因为人间劣迹斑斑——奸淫、战乱、乱伦和灭祖,无恶不作,罪大当诛,而与此同时,同样的劣行也每日发生在神界,却没有人为此而谴责乌兰诺斯和该亚这两位神族之祖。如果说,由于考虑到明哲之士的终极可能性,伊壁鸠鲁笔下的众神生活必须免于忧患而得其自由,那么,在卢奇安看来,普罗米修斯的故事则把忧患的产物凝缩在众神身上。普罗米修斯以及他的造物生灵,独自担负着某些责任,故此将一切麻烦的事务推给了其他神灵。他辩解的由头是,在多个宇宙之间的闲暇时刻生活,可能阻碍了为救助众神于可怕困境而做的一切。毫无疑问,他为创造人类而伏法受罚,但与此同时,除了一心一意拜倒在妻子们的石榴裙下,他的神祇兄弟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他们降临凡尘而宠幸女色,乐此不疲地给予她们以“生育之神给予她们的荣耀,有时他们化身为公牛,有时化身为色狼,有时化身为天鹅”。神话就这样呈现了人类与神界互相纠缠的整个过程,而按照普罗米修斯的花言巧语,这就为人类提供了一次机会,让他们得以从前此百无一用的状态走出来,而进入一种有价值的状态,也就是说,他们的存在对于诸神是不可缺少的。

卢奇安笔下的普罗米修斯根据人类“赋得神形”(Ebenbildlichkeit)[10]而确证其造物的正当权利,这只不过是以一种圆滑的方式表达神人之间的纠缠而已,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一种修辞诡计。从修辞学上说,正是这么一种逻辑,让控告者无话可说。之所以说这种修辞方式是圆滑的,是因为对形象合法性的辩护由于对原型的诋毁而变得意味模糊了。普罗米修斯追问,若非通过一切形象之最完美者而得以呈现,又能到何处去寻觅更好的原型?这也就包含着相对化所带来的那种形象之固若金汤的特性。我们想起了全部可能世界之中最好的世界(而廊下学派早已提出了这一命题)及其对立说法(即便在极少表达的时候,他也总是夫子自道说,果真如此则真实世界就可能剥夺了全部世界之中最好世界的存在权利)。

希腊人绝不会认为,人神同型是想像力为了同神圣抗衡而采取的权宜之计。他们认为,当赋予其心目中神祇以理想的人形之时,他们纯粹是按自己所欠缺的形象来给神祇造型,而非按照自己所满意的形象来给神祇造型。一方面,布克哈特毫不含糊地认为,菲狄亚斯(Phidias)塑造的宙斯乃是根据在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游说的时代已经相对流行的无信仰氛围而塑造出来的。但我们还可以往后追溯,希腊人的“相对无信仰”(relativ ungläubigen)时代或许来得更早。要说曾经有一个时代根本就没有“相对无信仰”这回事,那是古典学杜撰出来的纯粹的多情善感(pure Freundlichkeit philogischer Erfindung),也就是说,当人们越来越没有信仰,古典文献学就千方百计地拉近希腊人与18世纪和19世纪的距离,仿佛希腊人和近代人面对同样的困境。另一方面,布克哈特却又无法说服自己相信,卢奇安能够理直气壮地让他笔下的普罗米修斯宣称他所创造的生灵在形象上类似于神灵:“这会不会是一种犹太传统的影响在卢奇安身上留下的烙印呢?”但正是借着这种机巧(Kunstgriff),他才有可能将轻浮虚妄推至极限:卢奇安嘲弄神祇(他们仍然需要嘲弄么?),但一点也没有伤害神祇,相反却是间接地遭遇到了他们的类似性。出于这种讽刺之意,他像普罗米修斯一样,如法炮制地让诸神自为地创造了人类。布克哈特的观点错就错在他的这么一个假设,即(在外来文献的影响下)卢奇安颠倒了希腊人只是在发展过程的另一种方向上所意识到的某些东西——“神祇是理想的人类”,正如菲狄亚斯塑造了宙斯,希腊人也创造了诸神。

1870年2月1日,也就是《悲剧的诞生》之前两年,在一次题为“苏格拉底与悲剧”的讲座上,尼采指出悲剧文类的毁灭“始于对话”。他还说,“对话”就是苏格拉底的精粹,甚至比苏格拉底更加古老。在将神话与对话联系起来的最后一条支脉,即卢奇安的《诸神对话》(Göttergespräche)中,我们仍然可以发现这一论题的肯定性阐述。正如其第一场对话所呈现的那样,要想在对话中呈现宙斯与普罗米修斯,那是我们连假想都不敢假想由悲剧来完成的事情。因为我们看到,在悲剧里,新神之主只能由他的走卒与帮凶来呈现其存在。而统治者与受难者之间的距离非常巨大,无以计量;不然的话,这份表现在神祇对峙上的愚顽(Trotz eines Gottes gegen einen Gott)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纪元转折的标记,在遥远的时间中却暴露出新生宙斯的隐秘弱势。这篇讽刺对话竟敢为消弭那种悲剧的间距而摆出一副“市民”姿态。就这篇对话而言,外在形式比内容重要得多,因为它故意耍弄微不足道的虚情假意。在这种漫不经心地确立的临近关系中,神话研究充分地展示出权力去势的效果。

尼采说,在对话开始之处,“市民气息”弥漫世界,因为讨价还价没完没了。这种说法百分之百正确。剧中主角讨论过这些问题。普罗米修斯必须获释,因为他认为自己带罪忏悔,受够了折磨。反之,宙斯却认为,造人,特别是制造女人,对于这样的罪孽,任何极度的责罚都不仅不过分,而且还远远不够。但普罗米修斯并没有依仗他知道宙斯治下的世界岌岌可危的处境而威逼宙斯。他仅仅是让宙斯反过来为他提供一些重要的消息来换取自己的开释。他并不想“无缘无故”地得到解放。用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后来拙劣模仿的神话当中的话说,他不期待宙斯“宽宏大量和既往不咎的善举”(acte grantuit)。这位神祇还远远没有善良到怜悯的地步。

第十篇是赫尔墨斯与赫利俄斯之间的对话,这是一个可能的例外。对于《诸神对话》所能显示的神话研究而言,这篇对话堪称第一,因为它的“蕴育力量”无出其右者。它揭示了一种令人称奇又令人迷惑的语境联系,它使终末论(Eschatologie)与友善性(Gemütlichkeit)珠联璧合,难分轩轾。而这种语境关联源自对话场景——宙斯权倾一世,为延续他的王朝而实施决定性的权力,而普罗米修斯为获得自由却必得付出代价。对于缘由既久的背信弃义,宙斯心有余悸,而害怕再次沦为欺诈机巧的牺牲品。高加索山崖和手镣脚铐永远在此,可以即取即用,而仅仅靠机巧机心,普罗米修斯根本就不能在宙斯那里赚取任何便宜,结果他只好卑躬屈膝。即便是这么一种卑微的姿态,也远远不能让宙斯高枕无忧。他想万无一失,想预先知道普罗米修斯的闷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于是,普罗米修斯给他透露了所知的奥秘:宙斯必须宠幸忒提斯,并与她云雨交欢。而这就功德圆满,终末与友善完全合一。与其说这是一道关于遥远未来的预言,还不如说它暗暗地设计了一些长远的保护措施,作出了某些先行警示。普罗米修斯忧心如焚,将警告之语化作温情的劝慰,他说:正当宙斯再次荣登宝座之时,那位即将为宙斯所生的海中仙子涅瑞伊德斯之子也会犯上作乱。宙斯没有让他把话说完。他太明白了,普罗米修斯话中有话,那就是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王朝更替,乃是一种不断重演的必然。

万法归宗,一切都归结为这么一个问题:当宙斯确然即将落入其自作自受的堕落困局之时,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为什么要救宙斯于灭顶之灾?原因在于,普罗米修斯只有拱手交出所知秘密,才能躲过另一场更漫长的处罚与苦难。除了神话本身之外,至于对神话的戏仿,就再也不能进行任何一种追问了。但是,越来越清楚的是,普罗米修斯既不想打赢这场诸神之间的战争,也不想不断重演和轮番占据神话地位。这么一种要素说明,《诸神对话》已经同古代悲剧塑造神话的方式拉开了距离:像对话本身一样,终局行为是“敷文化以柔远”(Urbanität)[11]。即便还是锁链加身,普罗米修斯也是温文尔雅地表达他由衷的希望:宙斯应该一如既往地善待那些襄助他获得权力的人。

[1]Poiesis,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意味着“制造”、“创造”、“生产”的人类实践,而对立于模仿、完善某个原型或者蓝本。柏拉图《会饮篇》中女先知狄俄提玛说:“从所有搞制作的中,我们仅仅拈出涉及音乐和节律的那部分,然后用这名称来称所有搞制作的。因为,只是这一部分才叫诗〔作〕,精通这一部分创作行当的人才被称为诗人。”(205b7—c9)

[2]在这里,作者的意思是:悲剧英雄陷入幻觉的迷惑之中不能自拔。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的欺诈之举、盗火之为,以及被缚在高加索山崖苦而无怨,无非表明他满怀虚幻的希望。他希望拯救别人,也希望自己被拯救,还希望宙斯善待一切襄助他夺取权力的人。

[3]语出尼采“音乐与悲剧”,该文作于1871年春天。参见德文版《尼采全集》(慕尼黑,1920),第3卷,第395页。

[4]“犬”,尤其是丧家之犬,就是“犬儒”、“佯狂之士”的本义,也是最通常最可能的解释。无独有偶,中国古人也用“犬”旁的字来指代那些佯狂之士。《论语·公冶长》:“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朱熹《论语集注》:“狂简,志大而略于事也。”《论语·子路》:“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孟子·尽心下》:“万章问曰: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陈,何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獧乎?狂者进取,獧者有所不为也。孔子岂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洁之士而与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

[5]尤里安皇帝,如基督徒对他的丑诋,史称“背教者尤里安”,公元362—363年在位。是时希腊诸神已经退隐,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教义思维已经取代神话思维,异教审美主义备受打压。然而,不自量力的尤里安却一心要复活古希腊异教诸神。他来得太迟——因为基督教已经得势,希腊神话已经成为遥远的记忆。他来得太早——异教诸神的复兴还要等待700年后的文艺复兴。公元363年,尤里安率领六万大军远征波斯,兵败波斯南都泰西封,英年早逝,却没有流芳史册,背负着“叛教者”的罪名。然而,他深信希腊文明不死,包含在希腊文化中的“甜美的忧郁”、“金色的朦胧”、“动人的魔幻”都是比基督教更深刻的真理,是难以言传的“爱”——但不是奴隶式的迷信式的爱,而是新式的自由的爱、欢乐的爱。(参见俄罗斯象征主义作家梅列日科夫斯基的小说《诸神死了——背教者尤里安》,谢翰如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

[6]“解构”,又译“消解”、“解析”,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这个概念意味着通过一种不断的追问而展开存在的地平线,把握隐蔽于传统、历史、权威的偏见中的“存在”意义。参见陈嘉映等译:《存在与时间》,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25—34页。海德格尔的“解析存在论”(destruktion der Ontologie)既是德里达解构学说(deconstruction)的渊源之一,但二者的哲学旨趣截然不同。海德格尔的解析存在论,在德里达看来依然处在“在场形而上学”的囿限当中,无法克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统治。德里达的解构论之宗旨不在于发掘隐蔽的存在意义,而是追溯主宰着存在意义的先验前提。“西方形而上学把存在的意义限于在场领域,它成了语言学形式的霸权。追溯这种霸权的起源并不是把先验所指实体化,而是考察构成我们的历史的因素,考察形成先验性本身的东西。”(德里达:《论文字学》,汪堂家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0—31页)公元1世纪,在罗马帝国的支持下,雅典修辞学复兴,而花言巧语、口蜜腹剑、插科打诨、语言游戏等现象蔚然成风,史称“第二代智术运动”。

[7]La Flèche是耶稣会学院,笛卡儿以及17世纪许多杰出的理性主义者曾经就读于此。将La Flèché围墙化为废墟,意味着将理性主义连根拔起。作者在此讨论的文本是《文人雅士普罗米修斯》(Pros ton eiponta,Prometheus ei en logois,or Ad eum qui dixerat,Prometheus es in verbis)。

[8]参见本书第一章译者注(第29页)。参见瓦尔采尔:《普罗米修斯象征溯源:从夏夫兹伯利到歌德》(Prometheussymbol von Shaftsbury zu Goethe,2ed.,Munich,1932)。

[9]保罗·纳托普:《柏拉图的理念学说》(Platos Ideenlehre.EineEinführunginden Idealismus.Leipzig,1903)。这篇对话的标题常简称为《普罗米修斯》。

[10]“存在历史”(Seinsgeschichte)是海德格尔的概念,表示存在与存在物、人与存在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中的演变。自路德以降,Ebenbildlichkeit这个德语词常常用来翻译《圣经·创世记》中的相关表述。

[11]Urbanität,字面意思是“城市性”、“市民性”,引申为“温文尔雅”、“清明儒雅”,等等。在此,译者调遣汉语中“文明”、“人文”、“文化”等词来表达其深层意蕴。晋代有诗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又有“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