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存在的深渊返回
在我少年时日,我总是踉踉跄跄,形体多变,非此就无法走出你家的大门。
——伏尔泰:《白色金牛座》(Le Taureau Blanc)
如果我们谨小慎微地同尼采一起摸索前行,认为苏格拉底所开启的那种通过意识、概念与对话而自我占有的传统,早就已经将对神话的敌意输入到悲剧之中,那么,另外一些特殊的神话学[2]形式(包括那些寓意解释,按照谱系而编辑的选集,修辞学的精挑细拣,以及各种各样的手册)就应运而生,蔚为风气,出于一己之意而利用神话。用这个过程之中最为精炼的语言说,这就是“从神话到逻各斯”的运动。而当“概念化”的神话构成原则主导了神话研究模式,“逻各斯”的绝对统治就再也无法超越了。在“逻各斯”的烛照下,神话不是它的产物,不是它的内在过程之一,而是为它所理解并转化为范畴的某些东西——仿佛神话博物馆早已存在,后代人只须成功地再现那些由现在所保护起来以便免于消散的东西,同时还为永远维持着这种距离而感到快慰。“逻各斯”也在时间维度上驯服了太古的实在(archaische Wirklichkeit),并以一种高古的质朴方式掌管了它,因而神话学便成为“逻各斯”的一个特殊领域。
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下的怀疑完全被排除出局:编纂神话也许不只是让神话可观可取,方便使用。尼采就看到,苏格拉底所准备从事的那种志业早就战胜了太古的伟大。甚至也无须怀疑,这个过程的动力可能会来源于(von hinten)“消失的过往”;同时,强加在人类身上的那种几乎不堪承受的重负,让人类觉得最好是不要存在,这种重负可能已经被卸下,已经被战胜,已经被忍受了下来。晚近时代人们认识到,当坦塔罗斯(Tantalos)和伊克西翁(Ixion)这么一些形象生动地表现出不折不挠的勇气,如此伟大就让观众心生疑窦,这种不仅靠绝不生成和绝不存在,而且也靠现在不再存在(nicht mehr zu sein)和将来心安理得地不再存在(mit Gewiβheit nicht wieder zu werden)来卸下存在重负的意志是否真正存在。我们现在要非常明确地追问,这么一种伟大(Gröβe)是否确然存在。
这么说来,导致神话产生的驱动力就可能来源于自然的冲动(Verfassung)。赫西俄德《神谱》已经向我们昭示了这种意向性,那就是〔神祇〕从最后一代神祇形象上赢得了对前一代神祇的统治权力,从而高枕无忧,心安理得地行使最后的权能。果真如此的话,赫西俄德的诗篇就不只是以诗歌系列秩序化的成就,而且可能就是神话的至尊,神话之神话(Mythos des Mythos selbst)。因而,我们无法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概念引导而非谱系引导的百科全书式“〔神话〕研究”(Aufarbeitung),不仅在时间环节上同样完成了变形世界的变形(Metamorphose der Metamorphosenwelt),而且正是以其自我呈现的形式为未来准备了文学素材,但这种准备显然有别于编年史、年鉴和各类文字档案,不可能是刻意为之,亦非精心谋划的。一个幸运的机缘落到了奥维德(Ovid)的《变形记》(Metamorphosen)上,这部作品处在一条分界线上:一方面是神话视觉性原则的发现与展示,另一方面是想像与游戏的快乐不受派生素材的约束而如花盛放。
《变形记》的素材对于罗马人而言是一个本源异在的世界,恰恰因为对于神话题材的这种倾向性,它的作者奥维德就展示了它同故事所蕴含的“紧迫经验”的审美间距。一幅错综复杂的接受与建构的奇观景象,从神话本源关系的空白处浮现出来,《变形记》同维吉尔(Vergil)的《埃涅阿斯记》(Aeneis)一样,在神话的地平线上构成了独一无二的高古之风(einzige Werk der Antike),在它之后才演绎出一部绵延不断地激荡人心和荡涤人灵的历史(eine kontinuierliche Affektions-und Faszinationsgeschichte),一部我们通常乐意归功于荷马却永远无法证实的历史。在相当程度上,欧洲人的想像就是一个以奥维德为轴心运转的参照关系网络。《变形记》堪称关键语汇,不仅对于迄至最年轻朝代的诸神关系是这样,而且对于迄至恺撒和奥古斯都同代的人类历史亦复如此,因为它甚至还表达了人类存在的变形能力。罗马人的身份不仅源自这一遥远的本源,而且在这种语境脉络之中得到了认证,因此这种语境脉络还特别赋予这部作品以特殊的亲近性,几乎在两千年后亦不乏知音。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再次将它同维吉尔的史诗相提并论,认为它是历史上仅存的硕果。
诗人所仰赖者,乃是这么一批公众——他们对神话的核心内容了然于心,以至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辨识以及欣赏那些踵事增华、启承转换、歪曲变形和旁逸斜出的精湛技巧。这方面的铁证尤其在于,〔在讲述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时,〕诗人根本就不需要使用“造人者”这个字眼。而这么一种氛围则为颠转(Umbesetzung)他在传统中所占的地位铺开了道路,因为长期以来这一传统遮蔽了希腊源始素材。
在《变形记》的结局,诗人骄傲地宣称不可侵犯的意识万古不变,同时还宣称“永恒”与罗马帝国的权力融为一体,最后明白无误地向神主发起了挑战——他说,不论朱庇特(宙斯)如何震怒,他都不能摧毁这两样东西(即不可侵犯的意识,同罗马权力合一的永恒),正如他不可摧毁火种、刀剑和时代一样。在这个时刻,我们就瞥见了泰坦英雄最后的身影,而关于他的故事,可能已经讲过多少遍了。
《变形记》不纯粹是一部神话集的标题,而且还指代了神话本身的构型原则,指代了一种依然难以置信的归属于诸神同一性的基本形式——诸神筚路蓝缕,从无形无迹的世界脱颖而出。但是,它准确无误地将这种难以置信的状态仅仅展示为那种生于太虚鸿蒙的流传物的依稀旧迹。因此,对于奥维德以及在他之前的赫西俄德而言,那种开端本身也是故事的故事之构成部分,但在此还是世界本身构型的故事。然而,亘古之初既非创造之神,亦非绝对律令,而是先行赋予而后世仿效的变形而已。“在没有大地、海洋以及高悬在上的苍穹之时,自然在其整个宇宙循环中仅有一副面相:鸿蒙无迹,太虚无形,人称‘卡俄斯’(混沌)。”这就再也不是赫西俄德笔下那一张开巨嘴意欲吞噬万物的“深渊”,而更像是哲人的“物质之母”(hylē)。这种源始的鸿蒙物质(rudis indigestaque moles)一点也不令人厌恶:惟有它才能满足这么一种隐秘的渴望——将“变形”(而非原子论者所说的“混合”)转化为诸种宇宙进程的必要方式,而整体地“俯瞰”整个宇宙自始至今的全部历史。
绝非偶然,“卡俄斯”(混沌)本身已经是一切丰盈的面相之前的自然面相(unus naturae vultus),已经是一切变形之前的源始形式(morphē)。混沌之后是何物?“卡俄斯”未作说明。它仅仅是一种无法持驻的状态,因为它包含着各个部分的冲突,以及互不相容者之间的碰撞。宇宙进程不可逆转地前行,因为一切不可承受之物都已经告终。最高境界并非像柏拉图的创世神话所描述的那种混沌生秩序。相反,鸿蒙无迹,太虚无形,本身就是流变不息,不可承受,因而必须有所作为,以便消融那种形同冰炭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它最终也不得不“掉背孤行”(von hinten her),出于对本源的绝望而心系形而上的“形式”。
尽管这个故事展开了变形之道,但它并没有在罗马帝国一统天下的严格一致性当中臻于至境,要不然它就凝固于最后的形式而一成不变了。但一个事实已经秘而不宣地隐含在其中了:当人类在历史舞台上登台亮相,他就借着形体表现了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人类最不容易变形。他不仅是完美而且也是终极的范本,而这恰恰表现在普罗米修斯身上:他是惟一被提名的伊阿普托斯(Iapetus)之子,仿效主宰万物的神祇之形象而赋得人形(in effigiem moderantum cuncta deorum)。普罗米修斯先将大地上的万物变形为神性的类像,然后才把全部神祇变形为形态各异的血肉之躯。如果故事的重心没有落在造人的陶匠身上,而是落到了他借以造人的源始材料上,那么,这则神话就完全合乎整个作品的程式。然而并非如此:为了将“变形的大地”(tellus conversa)补加在这幅画面上,那个在世上造出了其他一切的“造物者”(opifex rerum),如果还是一个虚灵抽象和面目全无的权威(Instanz),那是远远不够的。显然,在诗人眼里,这样的差异并不重要,不妨忽略不计。
对诗人而言,重要的是原型的流衍和摹本的配置,而这体现在普罗米修斯的命令之中:人类必须仰望星空。奥维德的接受史表明,此后这一命令式成为文学的一条标准的引喻。它既鼓动人们内在地憧憬世界,又容许人们超越地驾驭世界:“他让人类仰起面孔,恳请他凝望苍穹,眼睛向上,凝视星辰”(os homini sublime dedit,caelumque videre/iussit et erectos ad sidera tollere vultus)。因而,将人类缔造者和宇宙制造者一起举荐,却没有一丝灵知主义的气息。对此的最好解释是,除了强调陶匠所用的特殊材料外,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原因是它已经先行假定了:只有通过附属于诸神的形象,才能体现主宰万物的神祇的类像。《圣经》中的埃洛希姆(Elohim)也说到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类像来造人。但对于次神创世的传统(der Tradition vom Demiurgen)而言,这是一种迥然异趣的观念。
从结构上看,人类的异源性确定无疑将预示着(甚至先行指明了)这么一个事实:朱庇特(宙斯)立即决定发洪水消灭人类。只有另一个诺亚,即丢卡利翁(Deucalion),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和克吕墨涅之子,希腊人的远祖,才有幸存活了下来。他成功地熬过劫难的秘密,对于回答“人类是否是宇宙的合法构成部分”启示深远。宙斯并没有授予义人以逃亡的权利,也没有教导他如何应付劫难。相反,这位神祇却正面遭遇并默认了这一既成的事实,同时结束了这场劫难。人类——丢卡利翁和他的妻子得以幸存,但从更高的视点来看,这还只是一种偶然事件。故此,他们两个劫后余生,甚至也不能确信他们的生命能否绵延不朽。
这种处境尚未得到来自神祇的任何担保。因而在这一处境下,普罗米修斯乃是作为模糊的形象而出现的,因为此刻丢卡利翁以一种“同事实相反”的虚拟方式构想,渴望拥有普罗米修斯能借以造人的技艺:“哦,只要拥有〔我〕父亲的技艺,我就能襄助芸芸众生(o utinam possem populos reparare paternis/artibus)……”[3]如果说,自丢卡利翁嘴里说出的“父亲”这个名字并非比喻,用以指代他们自己源自创世之神的形象,而是说我们必须像理解希腊神话一样严格地从字面上来理解,那么就应该说,泰坦神祇的陶器制品全部毁于大洪水,只有他嫡系的后裔幸存下来。奥维德在此几乎寸步难行,因为大洪水神话将早期希腊历史同蛮夷的历史判然区分出来了。希腊人是丢卡利翁的嫡系后裔,因而也是普罗米修斯的血脉后代,而不是他的所谓“造物”。而蛮夷认为,必须仰赖他母亲忒弥斯丰盈的生殖力——是她独自从石头里唤醒儿女们,但她的嫡系后裔却因此得不到宠爱之光的烛照。奥维德没有提到,在阿波洛多罗斯传流的神话中,还有一个更古老的形象:丢卡利翁对即将到来的大洪水胸有成竹,及时有所准备,那是因为当他去高加索苦难之地看望他父亲时,他接受了一道预言。这一次又是借着泰坦的保护,他的儿子和即将成为儿媳的厄庇墨透斯之女皮拉(Pyrrha)才能熬过大洪水之劫,幸免于成为宙斯震怒的牺牲。
这一对人物可能注定不会成为“蛮夷子孙”的远祖,因而人类的再造就被托付给了一种非常古老的程序:忒弥斯的神谕是让洪水之劫的幸存者在河岸上垒砌石堤,然后远离河水而去。新一代男人和女人就出现在石头缝里,只有希腊人是例外,因为神话让他们以一种“得体”的方式被生育出来。显然,奥维德不可能将这种区分活动发展为变形。奥维德无疑最后还是让朱庇特(宙斯)赐福给逃亡的希腊人的父母,但他沉默地忽略了,朱庇特(宙斯)仅仅必须接受普罗米修斯用另类的计谋给予他们成功的保护——这种保护再次成为创造之神的工匠式保护,因为他建造了方舟;然而,由于逃亡者感恩戴德,他当然觉得这种结果更可以接受。
面对人类多种起源的困难,奥维德没有让自己陷入困扰,更没有望而却步。与之相比,基督教传统中也有相似的困难,《圣经》文本也有两个版本,而这首先在晚近时期发展为“亚当之前”的构想。正如在奥维德那里有“人乃受造”(natus homo est)之类的隽永如诗的文字,人类世代相传的连续整体依然是基督教救恩史最重要的假设,从老亚当到新亚当,别无二致。公元1302—1321年,但丁在佛罗伦萨之外颠沛流离,同时撰写了《飨宴篇》(Convivio),在其残篇断简当中明确地显示了第三人称单数的教义性:“人乃受造,而他不说‘众人’”(Nato è l'uomo;non disse gli uomini)。他之所以要使用引喻,意在辩护高贵是一种身在笃行的德性养育方式,而非人类的自然天赋。高贵绝不可能是生而有之的特殊征兆,因为不这样的话,人类自然起源的整体性最终就被否定了。因而,某些不可能具有与生俱来的源始本性的东西,就只能作为习得之物而存在,作为一种成就而存在,作为后天获得的德性而存在。因而,奥维德作为一位见证者,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异教徒可能也认为人类具有多种起源谱系的观念是站不住脚的。恰恰是在这么一种意义上,我们才能在最低程度上辩护这么一种观念:“高贵乃是人性的多种本源之一”。对于奥维德诗篇当中隐姓埋名的神话造人者,但丁再也无法感到心满意足了。他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确定了他所创造的世界之根本决定性和独异性,并以他为《圣经》上帝的异教对应形象。这仅仅是出于论证目的而运用神话名字的有趣方式之一,但同最初的情况迥然异趣——在那里,《圣经》里的造物主被比拟为异教世界的制陶人。
古代世界的形而上概念在早期基督教世界的流布与古代世界神话系统的流布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与时间上的差异。为了让那些生来就缺乏预见能力的公众理解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信息,为了将这信息传递给这群公众,襄助他们化解困惑,实现梦想,让永恒归属于理性的东西更加精彩,以及让公众在更早时代经过千辛万苦而赢得的份额更加丰厚,那就完全有必要将神话融化为哲学。但最早只是在公元5世纪,才出现福尔曼(Manfred Fuhrmann)所说的“调和持中”,即人们一致认为古代神话体系可以被包容在特殊的诗歌体裁之中。因此,罗马帝国上层社会就被剥夺了“保守的威权”,再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权利去布施教化,以及将过去再现在修辞和语法材料中。
但是,过度使用过去世界的形象而免于受罚,这本身也是一种迹象,表明它的胜利终成定局,无力逆转。在早期基督教争辩里,古代文化中的某些东西被当作最危险形式,神话形式尤其如此,而现在却被携入了凯旋的进程而成为这一进程的俘虏。甚至它再也不会强制人们从基督教隐秘真理的角度对之进行寓意解释。这种直截了当的自由展示了宽容与坚固权力之间如影随形的关系。连续不断的文学传统告诉我们,征服过程已经大功告成,接下来就必须从被征服者的尊严上取得它的荣耀。在本源和首要的意义上,对神话体系的宽容显示了这么一种历史意识:尽管对神殿、偶像和经书的狂热暴力如潮涌动,古代世界仍然没有化为废墟。但是,与这种功能同时存在,一种钦定文化(sanktionierten Bildung)的素材又一次被赋予了解放的能力——这种素材属于一种生生不息的抗御,属于一种后起的对于征服的反叛。它主要是一种隐性功能,而非这种功能的内容。比如说,历史学在时代涵义上以“文艺复兴”来深刻地置换“中世纪”,这本身就是这种隐形功能的产物,本身就是一则神话,其意正在于回避“中世纪”。
在文化发轫之初,首先被确认的并非普罗米修斯与亚当之间的同一性,而是泰坦与造物主之间的同一性。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之间的一切分疏,人类从世界缔造者之外获得可能的现实襄助的一切暗示,都可能产生了一种悬而未决的怀疑意识:如此一来,是否招致了《圣经》的《旧约》与《新约》之间的灵知主义分裂?神话中的创世之神并未创造一个让他的人类造物散居其中的世界,他也无能为力保护人类免遭异乡神的统治,以及免受新一代宇宙掌权者废黜的痛苦。为了阻止这么一种含糊其辞的迷惘状态出现,以及防止灵知主义倾向产生,就必须确切地限定教义。德尔图良(Tertullian)解释道,自开天辟地以来,世界上就已经有“义人”存在,他们蕴蓄“灵性”,他们认出并宣告只有一个上帝创造了世界,以及用泥土塑造了人类。德尔图良笔锋一转,立即指出,这就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hic enim est verus Prometheus)。[4]
至于一种对于灵知主义的亲近关系,我们不应该用教义史的语言,把它描述为一种威胁,认为它源出某地或者从外而内地侵蚀着基督教精神的本质。毫无疑问,灵知主义表达了对宇宙(及其系统的启示形式)的一种普遍而又巨大的失望之情;但是,这同样是基督教在自我解释之中遇到的困难,其根源在于独特的发展过程之核心。如果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能够出现在基督教的寓意解释和隐喻形式当中的话,那么他就仅仅是惟一上帝的原型,既充当人类的缔造者,又充当人类的拯救者。因而不难理解,授人以火(拯救)与创世之举(缔造),二者唇齿相依,不可力强而分。这是一气呵成的单一动作,而根本就没有这么一些问题,如天上的火种如何被带到人间?盗火之举有什么正当性?因为,按照拉克坦提乌斯(Lactantius)的说法,火的神话将人类视为一种“天国生灵”(animal caeleste)。而如果硬要把火的起源说成是盗窃本属天国之物,那就只能是一种丑诋。火的拥有构成了“灵魂不朽的证据”(argumentum immortalitatis)。火的使用已经扬弃了那种面对危及生命的世界时的纯粹必要性,而变成了至高命运的绝对保证:“它包含着生命的谋划,或者生活的目的”(vitae continet rationem)[5]。火本来就不是烧烤食物和冶炼金属的材料,而是催人向上的东西。重要的不是在杀机四伏的自然界栖居和自保,而是要寻觅超越自然之路。
众多诗人也分享了这种古老的真理。虽然他们对于这一题材的处理总是有欠精确,但他们仍然保护了某些成分。因此,他们保存了用泥土造人以及人类被授之以火的过程,而只不过是在这个过程之上补充了“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而已:“他们感到失望的不是事实,而只是制造者的名字”(Res eos non fefellit,sed nomen artificis)[6]。由于这两位古代诗人没有接触到《圣经》,因而那些不难理解的真理内容渐渐被扭曲了。[7]诗人们的普罗米修斯就被打上了这么一种丑诋过程的全部印记;因为,如果普罗米修斯本来就是一位凡人,他就大可不必造人,而是像他的父亲伊阿普托斯生育他自己一样地生育人类。可是,如果他本来就是一位神祇,他就必然不可能在高加索山崖上忍受责罚之苦。[8]
尽管按照希罗尼姆(Hieronymus)的趣味,拉克坦提乌斯这位教父在神学上过分谨小慎微,甚至还可以说毫无主见,但他毅然精确无误地从奥维德的作品中引用了三句诗,把泰坦所造的生灵定义为面向苍天、静观星空的存在物,不过这些引用的诗句并没有十分精确地涵盖整个语境脉络所传递的信息——“他让自己的造物直立起来,以便对造物主默观冥证”(ad contemplationem sui artificis erexit)[9]。拉克坦提乌斯系毁誉参半的基督徒阿诺比乌斯(Arnobius)的高足,又是君士坦丁堡宫廷王储的私人教师,他从创世之神的命令——“人类昂起头来”——当中萃取了《圣经》的训示——“人类应该面面相觑”,并借助于他从奥维德眼中所看到的形象,将普罗米修斯的基督化推进了一大步。“直立的动姿,仰面苍穹而静观宇宙,这让人类备受鼓舞,而在面相上看到了上帝(confert cum deo vultum),在理性之中认识了理性(rationem ratio cognoscit)。”[10]执行造物创世之令,当会致使人类一方面被束缚于自然,作为生养于自然而又归属于自然的存在物,另一方面又驱使人类废黜自然和超越自然,在自然之外追寻他独有的使命。这就说明,尽管火种来自天上,也正是因为火种来自天上,就绝对不能从人类手中将它偷走。而其他所有生物都只知道如何用水,而被排除在最高元素之外。只有盗火者服从创世指令,为神意的一种合法造物忠实地服役。
作为希腊人之起源的故事,丢卡利翁大洪水神话却已经给奥维德造成了巨大的困难。而只是在公元3世纪末到4世纪初,这种困难才再次呈现在这位基督教作家(即拉克坦提乌斯)面前。在他看来,《圣经》所载的大洪水故事是他的公众心知肚明的事实。洪水爆发乃是神性一举废除到那时为止所取得的人类文化之标志。只是在灾难过后,上帝才向幸存者立下誓言,说不让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现在,这个事件却变成了控告普罗米修斯的罪证,说他有能力担保人类对于最高神意具有一种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参照大洪水的故事即可证明,神话尚未完成权力分割,最好是投靠新一代神祇当中最高掌权者的权威保证。
如果说,根据其刚正不阿的品格,这位大洪水之灾的惟一幸存者事实上必须是普罗米修斯以最自然的方式生育的儿子丢卡利翁,那么,普罗米修斯本人何以还要费这么大的气力用泥土塑造人类呢?[11]所以,拉克坦提乌斯用奥维德的前后矛盾来反击他的上帝的泰坦对手,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言而喻,他们关于普罗米修斯造人的故事,都是荒诞妄言。”(Apparet ergo,falsum esse,quod de opificio Promethei narrant.)
普罗米修斯神话已经粉碎了一切关于宇宙与人在其中的地位可能易于分裂的疑虑,因此而必然显示出这位基督教作家致力于“颠转”这项功能的立场。目光向后,回溯既往,他的自相矛盾让我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了反对新老神祇的暴戾无常而担保人类的自我领悟,那就必须从神话获得资源。《圣经》中的上帝通过自我约束而向他的受约者许诺,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只是排除了局部的灾难,而没有排除整体的灾难。理所当然,在拉克坦提乌斯的时代,再也没有人还充满希望地说什么世界的终结了。靠普罗米修斯单枪匹马,毕竟不能保护他的造物免遭宿敌的暴戾,因此人类再也不会认他为最理想的盟友。于是,必须呼吁人们起来反对泰坦神话,为争夺人类的最高救助者而展开角逐。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无法同《新约》和《旧约》之中提供补偿的上帝相提并论,他无法分享与上帝同样的地位。
但是,我们同一个无法全然被否定的故事究竟有何相干?如果仅仅是因为神话必须作为一种古老真理之残像余韵的证据,那么,神话就不可能是一堆谎言。这就表明,同美学原型的需要相联系,在法国《百科全书》的相关条目中,普罗米修斯何以也被给予了一种必将死灰复燃的本源真理的残余迹象——他不是造人之神,而是雕塑艺术的创始人,他用泥土与黏土制造出来的类像就是雕塑艺术的最初范例。凭借这种手段,他又被说成异教世界偶像崇拜者而横遭谴责,因为他的艺术用人形的神像充塞着大小庙宇。[12]惟有一点点混淆视听的东西潜入了神话当中:艺术的创造者已经被升格为自然的创造者。
普罗米修斯的神祇不仅具有形象与类像,而且还习得了一种为自己制造偶像的能力,但这种能力是一种非常可憎的下流技艺。当朱庇特(宙斯)荣登权力的巅峰,他就想确立他自己的威权而搞个人崇拜,于是他就需要一位能工巧匠作为帮手。普罗米修斯为一代新神忠实服役,且有能力让人们相信这位第一次赋得人形的神祇,因而宙斯就视他为帮手:“这人形之神与真实之物极其相像,以至于新异与精确借着一种奇妙的技艺而存在。”(ita verisimiliter,ut novitas ac subtilitas artis miraculo esset.)[13]因此,怀着护教意图,早期基督教徒就把泰坦形象改造为审美意识的原型了。但是,这种改造让人尴尬万分,因为无法将普罗米修斯变成一个纯粹虚构,以至于我们仍然必须用他的“奇妙”技艺来说明偶像崇拜的起源。用柏拉图的话说,迷误可能在于,人们总是把本源之物的创造功劳归给艺术家,而他们毕竟只能“摹仿自然”。但这么一来,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柏拉图,神话创造者却可能说到另外一些人——说到本源之物的真正创造者。
艺术的本源被强化的同时也被妖魔化了。这必然就说明了多神教为什么能蔚然成风:在艺术家所造的类像之中,不只是存在外观上的类似;而且还存在超绝尘寰的“荣耀”(fulgor),正是它蛊惑了理性,借着它的美艳诱惑,理性遗忘了真正的权能而成为非理性的俘虏。[14]在奥古斯丁之前一百年,〔就有人认为〕错误的根源不是巨大的离经叛道,而几乎就是美的诱惑。仅当人的自由必须为世间全部邪恶担负责任时,偶像发明者泰坦英雄才在人们的记忆中化作云烟消散。
文艺复兴时代,出现了一个新型的令人惊讶的等式——普罗米修斯等于亚当。此乃破天荒第一次谨慎的探索,将意识的转变毫无保留地归属于人,人第一次得以成为其自己。正如布鲁诺(Giordano Bruno)最后所为,这项等式可能直接地建立在这么一个事实之上:亚当和普罗米修斯的命运都由某种被禁止的东西所决定。决定着亚当命运的,是善恶知识的果实;而决定着普罗米修斯命运的,是点燃理性之光的火,而火是被禁止的。[15]在这项等式之中,禁忌之物并没有被定义为某种不适合于人类的东西,而是被定义为某种不能为人类接近的东西,以至于当自然失落纯真的乐园,它却赢得了知识的乐园。为了靠近这些被预留之物(善恶知识和火种,它们的匮乏在历史上是无法容忍的),仅仅是绝望地自我保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巧智与欺诈的机心,而这就是科学精神的前奏,而科学则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天赋的东西。
将普罗米修斯与亚当等同起来,作为一个意象,与其说更加历久弥深,还不如说让人大开眼界。《圣经》的乐园神话取决于一种只有人自己才能拒绝和授予的特权。培根的现代蓝图也必然基于这么一个前提,即乐园的失而复得是一种只对人类敞开的可能性。被放逐在乐园之外,他便将境遇转变为一种只留待他去消受的生存条件。远古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创造了人,却无法保证他领纳新神以及自然的恩泽,人便成为一种可怜的生灵,孤苦无助,懵懂无知。普罗米修斯必须做的,只能是运用诡诈机心和残暴权力,为他的造物之无遮蔽的生存创造条件,包括他们保护自己的生存而劳作的条件。理性并不在于人类拥有火种,而在于他们自己拥有创造火种的能力:此乃不可收回的泰坦赠礼,而这也是理性天赋的特征。惟有理性天赋不畏强权,不会自暴自弃。如果普罗米修斯被投射在亚当形象之上,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失乐园就应该被看作一种幸运的罪眚(felix culpa)——也就是说,不论是什么驱使人类至于此等境地,他都有独立自为、我行我素的机会。
在人文主义兴起、文艺复兴酝酿的过程中,薄伽丘(Boccaccio)破天荒地采取了德尔图良的立场,将工匠之神与造物主上帝等同起来。然而,因为人类出自造物主之手或者自然的怀腹,换句话说,出自第一位普罗米修斯之手,因而他仍然是野性难驯,形态不整,需要第二个普罗米修斯将其原生形态作为材料,从中再次创造(quasi de novo creat)。所以,他从自然存在物之中塑造出城邦存在物。[16]在自然人(homo naturalis)与城邦人(homo civilis)二极之间,强调的重心发生了转变。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这种关系就这样被置换了,以至于一种偏于优势的份额能够对等于人施之于人的构造性活动,而这种构造活动又施之于自然根基。在薄伽丘所提供的两个普罗米修斯版本中,“第二位普罗米修斯”最终深陷管制之中而不得自由,那是一个古老的文化携带者形象,他必须对出离自然状态而历史地自我塑造的人负责。在这个语境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是拒绝承认普罗米修斯之所作所为该受责罚;而要拒绝这一点并不难,因为被缚于高加索的泰坦英雄至少不再遭受一个对他充满怨毒的神祇的废黜。
在薄伽丘的文本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明显地同奥维德笔下丢卡利翁二度造人相联系,但是,将普罗米修斯的寓意二重化却没有出现二元论的困境或遭遇世代的对手。新型人类的塑造过程中的重重困难,表现在那个搜集石头的形象上。化解双重化内在张力,仰赖于这么一个事实:塑造人形当以自然为基础,而非与自然对着干,方才具有合法性。上帝以这么一种粗糙的原始的形式来创造这个自然世界,而恰恰在其创造过程中必须将这个自然世界转交给他自己,转交给一个历史的内在塑造过程,这个历史过程再也不会服从于神话之中那些充满怨毒之情的神祇。“普罗米修斯第二”是一个智者的形象,在众人之间脱颖而出,他无须指望任何一位对手,哪怕是来自“普罗米修斯第一”的纯粹非难。
文艺复兴时代可能出现的对于人的形象的提升与夸耀,受到了自然法则的荫护:自然洗心革面,仰赖其本源的目的论。正是这一点将神话在神话学上[17]的一切洗心革面之举同神话的源头确定无误地区别开来。用布克哈特的话说,我们不妨再次回想太古时代的心灵构架:“诸神充满怨毒,这是一种强大而广为流传的信念,它不仅渗透在一切神话之中,而且还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蔚为风气,与一切宗教情怀相依为命……一切世俗的幸福,一切出类拔萃的品质,无不是对神祇之幸福特权和完美品格的冒犯;一般而言,只要胆敢‘蔑视’神祇,或者只是有失体面地感到自豪,那么,这个人就一定会备受羞辱。”[18]这是完全不可能的;高加索山上泰坦英雄的壮怀激烈是不可思议的;按照各各他殉难事件,这种烈士精神作为一种“受难的激情”也是无法肯定的。让我们再次用布克哈特的话说,“锁链加身而被缚于悬崖之上的泰坦形象”,“在希腊世界是妇孺皆知的”,这个形象让希腊人深深察知“人在同神祇的关系上究竟占有一种什么样的实在地位”。这种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足以将一种对诸神和命运的叛逆情绪栩栩如生地铭刻在希腊人的精神深处”[19]。
越是临近现代,同那个造人者相比,这个普罗米修斯越是难以平反昭雪,越是难以赋予理性说明。而那个造人者可能易于分化,一面是造物主上帝,另一面是体现了文化培育进程的人文主义。这种分化的结果,就是对于高加索山上泰坦英雄的寓意解释必然以极度的暴力变形告终。在薄伽丘看来,这不独因为他免于罪眚,而且首先因为他无权成为人的救主;他之所以被释放,是因为崇高的文化形式远远超越了自我持存的争端。而今,这些文化形式都必须出离中世纪世界,并可能附丽于一个像普罗米修斯一样显示正义感的合法形象上。
于是,我们得知,说普罗米修斯锁链加身被缚于山崖之巅是遭受一种来自诸神的惩罚,这不啻是一种误解和一种愚昧的杜撰。在薄伽丘看来,普罗米修斯隐退于孤独的山巅是为了探索宇宙自然的奥秘。甚至他还认为,天鹰也是一个比喻,旨在昭明一种来自更高本源的灵知灵觉所造成的一种相对无害的伤痛。重写这个故事则使伟美精神与蔑视情绪之间的分裂广为扩散,从而释放了那些通过泰坦主义的面目凸显出来的新生事物。
在文艺复兴时代,神话绝没有成为教义所关心的一个主题。它并没有用过分宏大的修辞以离经叛道的方式表现同中世纪的分裂,而是一如既往地乔装打扮,用因袭和累积的手段来同中世纪抗争。准确地说,如果我们认为,“文艺复兴”这一称谓是指现代世界回眸本源而乐于自命的“叛逆运动”,那么,尼采对于普罗米修斯的看法则成为一种相当充满魅力的再发现。在尼采看来,《圣经》中人类堕落的故事,乃是被动地磕磕碰碰地屈从于诱惑;而当普罗米修斯率性而为,将自己比之于诸神,从而犯上作乱,主动地亵渎神灵;前者同后者相较,显然更无伤大雅。这种矛盾对立是暴戾的,然而道路已经敞开,一切准备就绪,因为现代世界本身已经通过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实施了平整化。
薄伽丘与尼采相隔五百多年,这段历史间距一再展示出普罗米修斯变形所引起的每一种惊异感,及其故事的每一种组合与各种特征,同时又以独一无二的方式证明有一种恒常线索贯穿于这些现象之中。如果没有这一恒常线索,我们就不可能将它们理解为多种变形力量的结果。
16世纪前夕,佛罗伦萨的费奇诺(Marsilio Ficino)重述普罗提诺(Plotinus),向高加索山上的殉道者投去了忧郁的一瞥。但是,呈现在费奇诺眼前的,却再也不是犯上乱神或者为人受难,而是反过来对传递者造成毁灭性伤害的理性之火。普罗米修斯突兀地出现在一封名曰“理性五问”(Fünf Fragen über den Verstand)的教谕书信当中。将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原理掺和在一起,这封信提出了一种以普罗提诺为典范的认识论。将一切理性活动整体统一起来予以定义,则导向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概念:目标、完美以及究竟状态决定了诸种过程。因而,心灵本质概念之趋向是成熟、全面发展以及完美境界。也就是说,世界作为一个整体能够在整体运动中自我整合为“宇宙自然”,这一点乃是人的灵性所无法否认的,但同时也是人的灵性不可迷失的。正是这么一种形而上学防范无止境的认识运动之中的骚动不安(而这种骚动不安将要开启它的历史之门),防范历史形式的无限意志以及人类永无止息的自我实现。[20]这倒不只是说,无限性像一道乍现的灵光,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以及自然概念的出现而侵入了意识之中。也许,已经有足够的理由说明不是这样,因为形式概念以及形式重构(reformatio)概念事实上主宰了一切,尽管形式概念再也没有被预先赋予的古老特权,然而它容许发现形式和自我构型的主题。准确地说,如果必须严肃地防范趋于无限的理性,那么此时再也没有比下面这么一种呈现给人的观念更无意义了:人类由于理性而成为天底下担负着独特使命的最完美造物,而正是因为这同一种理性,人类又成为一切造物之中最不完善的造物。然而,理性自我反对,无限对立于完善的可能性,这么一种情境显然通过普罗米修斯的典范苦难而得以确认。
为什么以及凭什么,普罗米修斯必受此等折磨?在雅典娜的帮助之下,他获得了天国之火,而此举也将他赶到了山巅,因为这只不过表明理论的一种崇高地位而已。在那里,他注定镣铐加身,而把他变成了最贪婪的猎鹰口中之肉,这是一种令人神性枯槁的求知渴望。但就是这么一个普罗米修斯也不乏其终末论意义。他所代表的,甚至仅仅是他的这种理论最初的无限性:当他返回取火之地,他终于找到了安宁。一束来自更高之处的火光将他焚烧至烬,因为只有这更高的火光才能点燃他对整体的渴望。然后,他就将完全被笼罩在弥漫宇宙的光照之中。新柏拉图主义的存在戏剧在普罗米修斯身上找到了最透彻的表现形式。当他执迷不悟自己占有理性之火时,他就只能分得一些微末的份额,饱受匮乏之苦,经过痛苦而得以净化。而在这么一段曲折之后,他将合情合理地充分占有从而享用理性之火的恩泽。这就是一切新柏拉图主义存在故事的基本模式。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剩余物是新柏拉图主义尚未知晓的——这种剩余物让“下行—回转之道”均无意义(der den Ab-und Umweg unvergeblich macht)。也就是说,重建初始状态远比那种从未偏离的开端存在之物,以及从未偏离的可能延续之态,更为丰盈,更为稳靠。普罗米修斯以他的故事彻底改变了宇宙情境。
按照费奇诺的寓意解释,人类为什么以及凭什么权利拥有天国之火,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雅典娜的帮助几乎也毫无道德辩护之意。然而,在经验上几乎不证自明,为了分享和传递圣火,人类根本就不必行窃;但这一点却不仅被轻松放过,而且实际上被彻底颠倒了:普罗米修斯只能取得和传递某些天火(etwas vom Himmelsfeuer),而不能取得和传递真正的圣火(das Himmelsfeuer)。智慧女神雅典娜确实仰仗神圣的智慧,然而在具体的行为之中,她却把那些只能维持为“一”的智慧分裂为“多”,作为“多元”以及分列于众多之中的智慧却必须采取紧迫突进的形式,展开探索以及痛苦的追寻。普罗米修斯担负着理性的命运,在世界上往返迂回,无限漫游,因此感受到巨大的苦痛。
对于那种不受自我遗忘威胁和危及的新的终极状态,回忆这些漫游世界的历程构成了它的前提。如果这种情形过去没有发生,迄今尚未发生,那么它也仍然不会发生——此乃神话基本结构与形而上学历史概貌之间的融合。这同时也说明,雅典娜的援手是必要的又是命定的:她的援手注定了某种东西,而这无论如何就是被援助者逃避不得的东西,这种东西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历史本身。理性必须忍受的复杂纠纷,其无限的诉求将它拖入其中,又将永无休止的折磨加诸其上。这种奇特的观念在康德的纯粹理性辩证法之中得到了准确的再现。[21]正是纯粹理性,为了自我完成而首先必须自我剥夺。除了理性屈服于自身的强制之外,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引诱,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玷污神性之举。
现在,费奇诺再次认识了柏拉图《普罗泰戈拉篇》中的艺术神话,而这种认识完全抑制了中世纪的因素。他假托普罗米修斯之口说出了《圣经》中大洪水之前上帝的话:他后悔自己的“造人之举”(Paenitet me fecisse hominem)。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岩上的苦难所表示的,不是虚无缥缈的道理,而是悲天悯人的情怀。不是因为忘恩负义之举,而是因为所得天赋本身,人类注定充满苦难。在此,费奇诺奉行寓意解释术,而锋芒所向乃是那些曾经被归属于智慧之神、火神、战神以及形形色色的低劣邪灵(Dämonen)的技艺,既包括人文艺术也包括机械技术。在众多的邪灵里面,普罗米修斯就算一个,他不仅参与了世界的创造,而且一旦其功夫与成就独立于整体之外,风险就在所难免,而他本人就成为风险的象征。[22]
在此,多元性再次破坏了整体性,而这恰恰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体系特征。这既不足以将天赋描述为神性之恩,也不足以把天赋的起源描述为盗贼之举;相反,一切都取决于它是否被统一到宇宙的整体之中。普罗米修斯无须行窃为盗,也同样有能力赐予人类以语言能力(由火种来象征的),但它仍然必须包括人类幸福不可或缺的公民道德。然而,依柏拉图之见,主动求善乃是超越了普罗米修斯而高高在上的朱庇特才独一无二地占有的倾向。因此,技艺也好,艺术也罢,它们同整体丝毫没有瓜葛。[23]在费奇诺复活普罗提诺这一背景下,指出上述一点就不啻表明,在众多个体身上分裂的理性同样无法在宇宙处境下重构整体。
我们不妨这样描述普罗米修斯的“过失”(Verfehlung):他想在众人之间分配那些本来不能分配的东西(理性)。多元理性,乃是绝对不存在的。他既没有为人受难,也没有替人受难,也不是因为他抗拒异己意志而力求巩固他们自己的文化。相反,他自觉地忍受那些深受其害的人浑然不觉的匮乏(Mangel),认为这种匮乏源于与理性的乖离。他还承受了那一本来就不可能有历史的事情的历史:太一,心智,宇宙灵魂。质言之,他承受了本非绝对之物,也就是说,承受的是人而非上帝。
如果说,为了考量其间的历史距离,而将费奇诺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寓意解释同他的老师普罗提诺的解释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一定会惊讶地发现,在叙述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时,他再也没有提到赫尔克勒斯。[24]在普罗提诺的解释中,普罗米修斯已然成为宇宙灵魂,不仅呈现在整个宇宙自然之中,也显现在人身上,尽管在这过程当中堕落为物质的附庸。宇宙的本源和人类的起源,就等同于一种源始的灵魂对于灵性世界的偏离。在这个意义上,厄庇米修斯就是两兄弟之中备受喜爱的形象。他拒绝接受潘多拉的礼物,而按照普罗提诺的安排,潘多拉是普罗米修斯自己的作品,仅仅是诸神当作补充的必需品而装备给他的,因而,厄庇米修斯在属灵世界中选择了生命作为更好的礼物。普罗米修斯被自己的造物囚禁,这种情形是如此令人费解,以至于当普罗提诺将赫尔克勒斯作为神话救助者之中最强大的对手引进故事之时,一切都显得合乎逻辑,豁然开朗。但是,如果理解不错,普罗提诺是想断定,普罗米修斯由赫尔克勒斯所解救,其意味在于普罗米修斯拥有砸碎锁链、解放自己的权力。[25]毋庸置疑,在这种解释之上,普罗提诺又附加了一个人人都能接受的断言。当然,当费奇诺以这种方式转换神话时,他首先就必须将自我解放同人类自我塑造这一基本观念联系起来。
对于普罗米修斯故事还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寓意解释,几乎与上述宇宙理性的命运构想同时出现了。根据伊拉斯谟(Erasmus von Rotterdam)1499年11月从牛津写给约翰·西克斯汀(John Sixtin)的书信[26],这种寓意解释也构成了约翰·柯勒特(John Colet)、神学家以及伊拉斯谟本人之间争论的内容之一。几乎不言而喻的是,此处争执之焦点在于对《圣经》功能的“颠转”;据此,作为人类第一对夫妇所生之子——该隐,虽然在已经被命名的古代神话体系之中找不到合适的对应名字,但他依然能够置身于一种“意蕴”的光照之中,就好像只有接受并改造普罗米修斯神话才能将这种意蕴从蒙昧中唤醒,并维持其活跃的生命力。
既不是世界的创造者,也不是人类种族的始祖亚当,而是该隐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因为他被剥夺了“大地的丰饶”,又被拒绝于“神性献祭”之外。驱动这个故事发展的动力,结果却变成了伴随着蛮荒时代的匮乏不满。柯勒特断言,大地上的耕作者该隐不相信宇宙创造者的仁慈,而相信自己作为一名劳作者的勤勉,这就冒犯了上帝。于是,一场犀利的争论就在那些互相抵触的学者之间爆发了。与该隐相反,他的兄弟亚伯自在地牧养他的羊群,而对自然的恩惠心满意足,知足常乐(sponte nascentibus contentus)。
柯勒特的论断中,包含着一项人与宇宙之间的基本冲突。我们必须认识到,在柯勒特的这个解释之中,亚伯的行为仿佛依然在乐园之中那样,好像不是被逐出乐园的父母们的子孙,相反,该隐的所作所为恰恰就是这种被放逐的命运所导致的必然,而完全合乎与这种命运同行的责难:他只相信脚下的土地,以及自己脸上的汗水。但与此同时,屈服于放逐,沦落至无家可归的境地,则又在极端相反的处境下为一个人通达成功获取荣耀提供了机缘。全部文化批判的两难处境,显然已经呈现在《圣经》最早描绘的人类戏剧场景之中,这种戏剧场景导致了兄弟之间骨肉相轻,手足相残:我们是否能够身负罪名而生活在一个依然或多或少地类似于乐园的世界上,或者说,我们是否只有认为这个世界乃是对乐园的全面否定才能幸存于这个世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这场争辩属于一个时代的开端。这个时代的激情如此严肃地对待乐园的丧失和人的流亡,这在历史上显然还是第一次,但这不是为了默认这种流亡的悲苦,相反是为了使出浑身解数来重获乐园。
当伊拉斯谟所报道的争执显得过于强大和过分犀利之时,他就以一个诗人的身份来润滑歧见,插科打诨,逗乐争论各方。他必须提供虚拟的神话,然而这个神话虽以柏拉图为范本,他的听众又必须答应不只是亦步亦趋,惟此神话是听(pro fabula)。从无可查考渊源的抄本中,伊拉斯谟引申出“一个跟真理没有什么两样的故事”(veri simillimam narrationem)。他写道,该隐虽然竭尽劳苦,但仍然必须为饥饿所迫,为贪欲所伤。可是,该隐立即追忆那一独特的“传统”,据此他的父辈们被逐出了一座花园,其中维持生计所必要的一切都自然生长,无限丰饶。他怎么也不会想到,那些令被逐者痛苦万分的惩罚还有什么正当性,相反,一切都让他瞩望一种远景,那就是重建曾经可能天行有常的自然世界(was dort der Natur eimal möglich gewesen war)。
伊拉斯谟将这个故事归之于一个残破的古代抄本,而消除了其中的冲撞力量。事实上,他所讲述的是《圣经》故事的单一变体,其中记载着近乎历史的内容。该隐必须做的,只不过是以逃避判决来加强他一如既往的勤勉。“他以手工活计补偿勤勉劳作的不足”(Dolum addidit industriae)。借着这种机心巧智(veteratoriis technis),他靠近了禁宫深锁的乐园的守护天使,试图诱惑他从丰饶的乐园秘密分发一些种子。伊拉斯谟用他的艺术神话证明了修辞的力量。于是,他让该隐说,上帝早就忘记了这个古老的故事,而对之兴味全无。当然,问题并不在于禁果将亚当引向了堕落。但除此之外,乐园守门人过分的热情也可能激怒上帝。人类的聪明勤勉,总比他们的愚蠢无聊更能取悦上帝。莫非这个上帝需要被骗?Quid si falli etiam cupit...?(https://www.daowen.com)
这个故事同普罗米修斯盗火亦不乏类似性。该隐本人就见证了普罗米修斯的作为。他无需男神或者女神之助,因为他巧舌如簧,具有言语力量。该隐甚至有能力潜入乐园深锁的大门。这就把守门天使变成了被逐者的同谋,让这个关闭乐园大门的人在秘密的善举之中同那个被关在乐园门外的人沆瀣一气:该隐说道,守卫乐园甚至比逐出乐园更坏。这个守护岗位甚至不让人自由自在地漫步。这番花言巧语的前提是,远离乐园场景的上帝乃是晚期中世纪“隐匿的上帝”。人们不仅怀疑他隐迹无形,而且怀疑他对人间事务漠不关心,因为他们对彼岸世界那种变得虚灵抽象的拯救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因而,像人类自为目的而处理自然世界的每一种技能一样,无所不知者仍然怀藏着不可告人的隐秘。但是,一切机缘之始,都掌控着言辞的力量。
甚至在其人为倾向最为明显的晚期形式中,神话都仍然假定,人们一厢情愿地认为,由于救赎问题、“彼岸”世界问题受到信仰的制衡而导致了对世界的毫无兴趣,诸神的权力就被废黜了。这不只是一个隐匿之神的神话,而且是一个上帝的神话——他在另一向度上观照瞭望。因为他不认为上帝青睐瞩目,因此该隐的花言巧语如花盛放。在守门天使面前,他展开了一幅妙趣横生、魅力诱人的此岸世界的全景画,以幻觉形式勾勒出一个尚未破晓的时代的整体景观。他变换了角色。他指出,占有一个像乐园守门人那样的职位,那是一种过时的命运(Schicksal,如果该隐知道有这么一个词语的话,他一定会说是一种中世纪的命运),它属于形形色色的神学官员。“让我告诉你吧,这就是我们用以慰藉无家可归者的乡村邦国,树木枝叶扶苏,花团锦簇,无数的树木我们几乎叫不出名字,泉水从山丘与岩石的四面八方倾泻而下,清澈的河水在杂草丛生的两岸之间静静流淌,山峰直逼蓝天,河谷隐天蔽日,大海物产丰饶。”[27]他还说,毫无疑问,大地殷厚的回报将会放置在隐秘的衣钵之中,它们等候着那些掘地三尺勘探矿脉的人们。在乐园外边,许许多多的东西,如金色苹果、甜美的无花果,以及各种各样的果实,都自然生长在这里。如果乐园只不过是让我们永生(si liceat hic aeternum vivere),那么它就完全不值得如此忆念。人生苦短,生也有涯,此生此世无法从大地的宝库之中取得的东西,将由子子孙孙来获取,这么一种想法确实令人折服。
该隐又说了:不错,人生总免不了风寒雨湿,病痛相侵;但他们的勤勉劳作将是治病的良方。他热情地向守门天使好言相劝,说他看到那些散发着奇妙芳香的植物——如果它们之中有一种可以将生命转化为永生该多好?!至于乐园里的知识禁果,该隐迷惑不解,说他看不出来那种知识究竟有哪一点重要。为什么用那些与己无关的东西来烦扰自己呢?(Quid mihi cum his quae nihil ad me attinent?)只要百折不挠,勤勉劳作,人们就能够获得一切,故而人们就绝对不应该望而却步(non cessabo,quando nihil est quod expugnet pertinax industria)。他最后说,所以,如此逼仄、如此狭小的花园却已经换来了一个广阔无垠的世界。
修辞性并不依存于〔行为的〕道德性。这一点并非不言而喻,因为依据反智术的传统,恰如其分地指事道物的艺术意在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并取得良好的效果。可是在这里,在伊拉斯谟的艺术神话中,却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人在最大恶极的行为之中将天使变成了同谋犯,而事实上惟一的缘由乃是他巧舌如簧,修辞艺术最为高超——让悲观者格外悲观,让乐观者百倍乐观。尽管该隐与守护天使一同享有天国的幸福,但他还是能够说服天使意识到隐伏着一种暂时还浑然不觉的厄运。该隐说,他将要承担起一项重大使命,因为人类已经为此而动用了他们的猎狗,而他必须留在乐园之外,却又不可能分享宇宙世界。因此,在绝望之中,他祈求平等:你像成千上万处在同一境遇下的人们一样,惺惺相惜,悲苦者同情慈悲者,被放逐者感念放逐者,被诅咒者与诅咒者沆瀣一气(Miser fave miseris,exclusus exclusis,damnatis damnatior)。
这个冠以该隐之名而现身于伊拉斯谟的陶器工厂的普罗米修斯,乃是一位自铸伟辞之士(ein Mann des groβen Wortes),甚至不只是一位竭尽劳苦之人(ein Mann des groβen Fleiβes)。怀着对未来世界的憧憬,在16世纪的开端开口道说,而展示出纯粹的修辞技巧,以人类的名义颠覆了天使的忠诚。他接受了回忆给予他的愿望,让大地物产丰饶,以至于那位忘怀世界而另觅歧途的上帝也不能不刮目相看,是何等勤勉的劳作与何等丰厚的汗水(labor et sudor)才塑造了这么一个窃贼。上帝用蝗虫、莠草、风暴以及别的灾难来惩罚他。他把守护天使变成了对他而言充满了诱惑的对象——变成了人,而这恰恰遂其所愿。然后,该隐焚烧他的部分秋收果实,以此行献祭之礼。而这个失败的举措就被记录在《圣经》中。
因此,“现代”的第一次求索,反被投射到了人类的开端,然而却以失败和绝望告终;伊拉斯谟一厢情愿地建构的,却是一个徒劳无益的神话。将该隐与普罗米修斯等同起来,意即让复归乐园的壮举声名狼藉。但是,这个神话却触及了一种尚未展示其巨大魅力的思想谋划。
该隐/普罗米修斯的言辞是富于修辞艺术的;但这种言辞与魔力无关。百年之后,当培根苦苦寻觅正确的言辞之时,这种言辞却显得非常重要;但是现在这只是人类在乐园之内发现以及赋予其权力的万物之源名。这是一个魔力观念,而非一个修辞的基本观念。魔力概念同样假定,上帝管理世界漫不经心,因而他无法洞察,人类是否利用一种主宰万物的新权力自为地获得了一个同等的乐园,从而逍遥自在,忘记了自己的罪孽。理论与诡计借此更新了它们早先的盟约。
培根对祭祀欺骗作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解释。他说,普罗米修斯在诸神面前耀武扬威,炫耀同一种幽灵般虚幻的前景(dieselbe Vordergründigkeit der Erscheinung),而人类面对着天文学理论描述的那一片密不透风的茫茫星空徒作哀叹,不得不屈服于这幽灵般虚幻的前景。虽然对象崇高,或者正是因为这种崇高的对象,就导致了人类对它认识的不足。普罗米修斯以公牛为祭品献祭宙斯,同样,天文学呈现给我们的也只不过是诸天世界的外侧而已:数目,位置,运动,天体运行周期,以及天体的外壳(tanquam pellem coeli)。[28]血肉,内脏,精华,或者用理论的语言说,这些外观之间的因果关联,都付之阙如。然而,欺诈手法永远属于弱者:人类用心真良苦,机关算尽太聪明,甚至还用诸如哥白尼的“日心说”之类的荒唐假定——“吾人所信以为真者,悉数虚假!”(quod nobis constat falsissimum esse)——资以自我创造,而这是一个为了满足他们的需要而利用动物祭品构成的一个人为的世界,甚至同真实的自然状态没有丝毫关联。[29]
同普罗米修斯祭祀欺诈的形态相联系,人类再一次被置于承受恩宠的地位上,不过这一次相关于他对于理论的需求。为了不至于完全放弃整体构想,人类果敢地放弃了真理。借神话之助,理论登堂入室,表面看来像是神话理论,实则是理论的理论。对于盗火故事的寓意解释更加友好——不是把普罗米修斯解释为一个诡诈角色,而是把他解释为一个善用偶然的角色。他敲击燧石,火光飞溅,因此他是生火而非盗火;而所谓偷盗,仅仅在于他把自然世界一闪而过的东西永恒地掌握在自己手中。[30]
如果说,在同祭祀欺诈相联系的脉络之中,培根看到了神与人、可知自然与人类知识现状的关系中缺少可靠的互惠作用,那么,后来他在古代神话智慧的语境之中,以伟大的寓意方式来解释普罗米修斯故事,人类就在普罗米修斯神恩的庇护下被提升到宇宙的中心而占据一个特权“地位”(homo veluti centrum mundi)。[31]然而,不言而喻,这种神恩必须仰赖自然之助,因为人在本源的意义上一无所有,赤身裸体,极度匮乏。这就说明普罗米修斯何以要授人以火,以此作为其伟业丰功的体现,以此作为形式之形式、工具之工具,以及帮手之帮手。但这份礼物何以招致了诸神的不悦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划时代的方式对立于费奇诺对普罗米修斯之痛苦的解释。培根指出,人类不久也安于本分,对赋予他的权力所产生的效果心满意足,把开端当作终局来接受,认为自己发展的顶峰就是接近古代世界及其遗产,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遗产。虚幻的有限性与满足感让这种对于天赋起源的生命意识迟钝麻木,而不能持续更新使用和以新的发现来维持其生机活力。对火种的非法占有正表现在,占有者因简单的必然是有限的获得而沾沾自喜,不思上进。在人类历史上,所缺者绝非神性的恩宠,相反,对于他们自己却是永久的亏欠,而一无所有(ipsos sibi deesse)。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在一条注释里比较了民主制、贵族制和君主制三种国家形态。他运用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寓意解释来说明君主制的优越性。他认为,神灵世界无不服从于一个朱庇特的家长式权威。君主制的优越性不仅必然是本质的,而且必然是历史的,因为只有参照君主制,政治契约论才能展示出自然状态到专制主义转换的历史合理性。这种国家形态之其他形式的伟业丰功,只能源自在一种无法稽考源始功能的特殊情境下征用〔专制主义的〕形式要素。古人同样在普罗米修斯身上看到了这种情形。盗火可能是指这么一种情形,即靠人类的发明创造,并模拟君主,从而获取律法与正义。作为模塑人型者,普罗米修斯自我呈现为一个人类生命的赋予者,他利用取自源始自然的火种激活了人类大众,将这些灰尘满面、支离破碎的存在者变成了性格单一、人品完善的公民,而这个公民行使权力便被称为“贵族制”或“民主制”。源始原则的颠转运动之肇始者和唆使者可能生活在君主自然法权的保护下,稳靠而且平静,然而一旦发现他们被提升到更高地位,他们则必须遭受惩罚,并且遭受永无休止的忧虑、疑虑和分裂的折磨。[32]
被缚于高加索山崖上,普罗米修斯就像一位煽动家那样现身。在一种渊源不再合理的政治状态中,他担待了不复自然也不复稳定的职责与功能。他已经偏离了政治理性的源始状态,而那种源始状态一如既往地包括一切可能性之存在。在这个过程中,从煽动者毁灭的君主制的灰烬里,其他一些国家形态也被人类人为地(artificio hominum)并置在一起。普罗米修斯本人就是人类创造智慧(ingenium humanum)的象征,他偏离理性的本源,而被迫屈从于不稳定的替代结构。但是,政治技巧在本质上无法维持其正当权利,因此必须依赖于掠夺,依赖于盗窃火种。
在霍布斯看来,尽管一个国家的存在状态在实践上受到限制,事实上源自它对自然状态内在矛盾的克服,但其后续的历史还会一再呈现出自然性与人为性的分际。合理性一劳永逸地被纳入一个单一行为和源自其中的单一处境之中。桀骜不驯的普罗米修斯所预定的荒谬之举,是把人类发明创造的天赋再次应用于它自身的源始产物,因而这是一种艺术的轻浮与虚妄。普罗米修斯并不代表源始的建国行动,因为恰恰相反,不是他而是宙斯的威权预先确定了建国行为模式,但是因这种漫无边际、由源而流的人为性之故,其动机也显示在怨毒之情里,这种怨毒之情驱使君主的敌人去追寻其政治的志业。从中我们得知,如果可能的话,他们会非常稳靠地从一个神祇的统治下抽身而出。
布鲁克尔(Jacob Brucker)第一次依据培尔(Bayle)的历史批判法则撰述了一部哲学史,从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部历史不仅为歌德如饥似渴地阅读,而且成了康德认识古代哲学史的主要来源。这部历史首先以寓意解释的方法将普罗米修斯提升到第一位哲人的地位上,然后将这种寓意解释变成了其历史编修之中最博学的篇章。忠实于他的导师(培尔),布鲁克尔还讨论了普罗米修斯的历史存在问题:“讨论伊始,我们仍然不知道普罗米修斯何许人也。有人甚至坚持认为,人间绝无叫这么一个名字的人,但是古人用这个名字来理解人类心灵、心智以及智慧,而这一切都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以便让他们发明人类生活所必需的学问。”如其所传,在这部历史中,布鲁克尔充分地叙述了那些人的努力,即在普罗米修斯身上去寻找《圣经》人物——亚当、诺亚、玛各、摩西,等等——的重影镜像。毫无疑问,只有一种“最低限度的概率”(schlechte Wahrscheinlichkeiten)服从于这么一种寓意解释。[33]
尽管人们总是怀疑普罗米修斯的存在,然而在一部哲学史中还是必须写上一笔。之所以必须,那是因为人们需要证实这么一种断言:我们应该把他看作“希腊人之中一切美好的艺术、美好的学问以及爱智篇章的始作俑者,第一位发明家是也”。一切归之于普罗米修斯名下的故事都源自他为希腊人建树的业绩,因为他“驯服了他们的野蛮而又粗俗的举止,让他们天性温良,以柔远的文化养育他们”。在布鲁克尔看来,造人之举再也没有离经叛道的性质,同堕落一点关系也没有,同丧失乐园也毫不相干。造人之举仅仅是一种文化业绩的隐喻——“第一次将希腊人的野蛮天性带向了人类形式”。在这种语境下,普罗米修斯所遭受的惩罚完全是不可思议的;故而,他被缚于高加索山崖,也是对他执着求知、潜心问道的行为的错误解释。〔按照我们的理解,〕这个情节意味着“他置身荒山野岭,仰观日月运行,献身于天文学,时间漫长而又漫长。”为了消除矛盾,布鲁克尔选取了前后一致的版本,而在另外一些场合却只要创造一些历史学的发现就功德圆满了:“传奇就此流布,然而为了理解传奇的可能意义,歧义纷争就一定永无止境。”
[1]存在的深渊(Seingrundlosikeit),是指存在丧失理由的生存状态,这个概念显然同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有联系。海德格尔有时将“Seingrundlosikeit”描述为一种无所牵挂的状态,或者说生存缺乏足够的理由。
[2]在布鲁门伯格的这本著作中,“神话学”有其特定含义,主要是指对种种神话的研究和解释,而不是指这些解释和研究所涉及的主题(这是“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的内容)。本书中,“神话研究”构成了一条严谨雅致的线索,人们只有通过这条线索来体验外在的“神话学”所主宰的主题。因此,在布鲁门伯格的词汇中,有“神话创作”、“神话研究”和“神话学”三级概念的区分。
[3]参见奥维德:《变形记》,杨周翰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第9页。同布鲁门伯格所引的诗句相比,杨周翰的译文略有不同:“我真希望我有我父亲的本领能够重新创造人类,把生命吹进塑造的泥胎。”
[4]施莱格尔:《青年时代散文集》(Prosaische Jugendschriften.Ed.J.Minor),Ⅰ,第237页。德尔图良:《护教篇》(Apologeticum),18,2。
[5]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序》(Divinae Institutiones),Ⅱ,9,25。
[6]同上书,Ⅱ,10,6—7。
[7]Nullas enim literas veritatis attegerant...ut veritas a vulgo solet variis sermonibus dissipata corrumpi,nullo non addente aliquid ad id,quod audierat...
[8]...de diis autem illum non fuisse,poena eius in Caucaso monte declarat
[9]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序》,Ⅱ,1,15。
[10]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Philosophie der symbolischen Formen.Berlin,1929),Ⅲ,Darmstadt:Wissenschaft Buchgesellschaft,1954,第106页。此处系转引,见施佩特:《南多哥的埃维人的宗教》(Spieth,Die Religion der Eweer in Süd-Togo.Leipzig,1911),第7—8页。拉克坦提乌斯:《论神的震怒》(De ira dei),7,5。
[11]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序》,Ⅱ,10,10—11:Si ergo cataclysmus ideo factus est,ut malitia,quae per nimiam multitudinem increverat,perderetur:quomodo fictor hominis Prometheus fuit?cuius filium Deucalionem iidem ipsi(sc.poetae scriptoresque)ob iustitiam solum esse dicunt servatum.
[12]拉克坦提乌斯:《神圣制序》,Ⅱ,10,12:...ab eoque natam primo artem et statuas et simulacra fingendi...
[13]W.马尔格:《赫西俄德〈神谱〉翻译注疏》(Erläuterungen zur Übersetzung der》Theogonie《des Hesiod),见《赫西俄德诗全编》(Hesiod:Sämtliche Gedichte.Zürich,1970),第155页。拉克坦提乌斯:《简本神圣制序》(Epitome Divinarum Institutionum),ⅩⅩ,11—12。
[14]同上书,ⅩⅩ,15:Sic illecti pulchritudine,ac verae maiestatis obliti,insensibilia sentientes,irrationabilia rationabiles,exanima viventes colenda sibi ac veneranda duxerunt。“……成为非理性的俘虏”,但启蒙时代造就了与之对立的形象。依据这一对立,诸神形象便改进了神话的想像力,因为他们过分的确定性往往让神等同于形象(参见维兰德:《阿伽通的魔力》[Agathodämon],1799,Ⅳ,4)。
[15]布鲁诺:《飞马占卜》(Cabala del cavallo PegaseoⅠ),见《意大利文集》(Opere italiane),P.de Lagarde编,哥廷根,1888年,第582页。
[16]卡西尔(E.Cassirer):《文艺复兴时代哲学中的个体与宇宙》(Individuum und Kosmos in der Philosophie der Renaissance),莱比锡,1927年,第1版;达姆斯塔特,1963年,第2版,第101页。语出薄伽丘《诸神的谱系》(de geneologia deorum),Ⅳ,4:Verum qui natura producti sunt rudes et ignri veniut,immo ni instruantur,lutei agrestes et beluae.Circa quos secundus Prometheus insurgit,id est homo et eos tanquam lapideos suscipiens quasi de novo creat,docet et instruit et demonstrationibus suis ex naturalibus hominibus civiles facit moribus,scientia et viutute insignes,adeo ut liquide pateat alios produxisse naturam et alios reformasse doctrinam.
对于这段文字的评论,参见布克(A.Buck):《论文艺复兴时代文学中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几种意蕴》(Über einiges Deutungen des Prometheus-Mythos in der Literature der Renaissance),载《罗马尼卡:格尔哈德·劳尔福纪念文集》(Romanica:Festschrift für Gerhard Rohlfs),H.Lausberg和H.Weinrich编,Hall:Niemeyer,1958年,第86—96页。两位阐释者却都忽略了这么一种事实:薄伽丘将大洪水之后丢卡利翁和皮拉收拾石头的行为视为第二个普罗米修斯的寓意,从而将双重化的普罗米修斯同奥维德笔下人类的双重创造联系起来了。果真如此,那“eos tanquam lapideos suscipiens”可能还有别的涵义么?在奥维德那里,石头变软和赋得外形也构成了一个转折点:“...ponere duritiem coepere suumque rigorem/mollirique mora mollitaque ducere formam”(Metamorphoses,Ⅰ,400—403)。原文中剩余的部分是:“inde genus durum sumus...”
[17]德文原文为:ein subjektive enteignetes Interesse der Theorie,字面意思是“一种主观上被废黜了能量的理论兴趣”,在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里,这是一个同“因缘”(Beandnis)、“在手状态”(Vorhanden)一样的含糊概念。关于“神话学”参见本书第57页译注**,并参考本书第一部第三章、第二部第四章有关内容。
[18]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2,见《布克哈特全集》,卷Ⅵ,达姆斯塔特,1956年,第97—98页。
[19]同上书,Ⅴ,见《布克哈特全集》,卷Ⅵ,第352页。
[20]《费奇诺书信》,卷Ⅱ,第1号,“理性五问”,见《费奇诺文集》,巴塞尔,1576年,卷Ⅰ,第678页:Contra naturam ipsam rationemque principii est,ab alio semper principio ad aliud ascendere sine principio.Contra rationem finis est a fine deinceps in finem descendere sine fine.
[21]这个命题非常晦涩,暗指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之“先验辩证法”所体现的思想方式。按照康德的看法,理性本身必然包含着幻相,而理性辩证法的作用就在于揭露幻相(比如戳穿培根所说的“剧场幻相”、“市场幻相”等),同时理性又不至于陷入幻相当中。在《先验辩证论》之“导言”中,康德写道:“故先验辩证论以能显露超验的判断值幻相即已足,而同时又注意不为其所欺。……故实有一种纯粹理性之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此非愚者因缺乏知识而惑乱其自身之辩证法,亦非伪辩之士欲惑乱有思虑之民众特意发明之辩证法,乃与人类理论性不可分离之辩证法,且即显露其为欺妄,亦不能终止其惑乱理性而仍继续陷理性于一时之愚妄,时时需更正之者。”(康德:《纯粹理论批判》,蓝公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46—247页)同理,普罗米修斯的命运,同理性的命运异曲同工,那就是要不断地经受幻相的欺骗和苦难的折磨,而不断地揭露幻相和征服苦难。这事实上已经显示了幻相与理性、苦难与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参见本书第五部第三章。
[22]费奇诺:《毕达哥拉简本》(In Protagoram Epitome),见《费奇诺文集》,卷Ⅱ,第1298页:Ab his igitur omnibus Prometheus rationalis animae gubernator in hominem traiecit artis industriam.Quoniam vero divinum id extitit donum,statim ob ipsam cum superis cognationem,homo veneratus est Deum ante quem loqueretur,vel artes aliquas exerceret;quippe cum divinum munus ob mirificam eius potentiam prius erigat in divina,quam porrigat per humana.Prometheum vero ob id munus dolore affectum,significat daemonicum ipsum curatorem nostrum,in quo et affectus esse possunt,misericordia quadam erga nos affici,considerantem nos ob ipsum rationis munus ab eo vel datum,vel potius excitatum,tanto miserabiliorem vitam in terris quam bestias agere,quanto magis sollicitam atque explebilem...Paenitet me fecisse hominem.
[23]费奇诺:《毕达哥拉简本》:Quod autem traditur Prometheum civilem virtutem saluti hominum penitus necessariam largiri non potuisse,propterea quod virtus eiusmodi penes lovem sit,quo Prometheo non licet ascendere,ea ratione intelligendum est,quia civilis virtutis officium est non solum rebus humanis,sed etiam artibus imperare,singulasques cum singulis ordinare,cunctas denique in communem omnium formam dirigere。
[24]普罗提诺:《九章书》(Enneaden),Ⅳ,3,14。
[25]歌德:《1792年征战法国》,“1792年11月,大教堂”(Kampagne in Frankreich 1792.Münster,November 1792),见《歌德文集》,Ⅻ,第418—420页。费奇诺的译文载于F.Creuzer和G.H.Moser编的《九章书》(巴黎,1855年,第208页):Ligatus autem est formator ille,quoniam opus suum quodammodo videtur attingere:sed ejusmodi vinculum fit extrinsecus,et ab Hercule solvitur:quoniam ei facultas inest,per quam etiam quodammodo sit solutus.值得注意的是,触觉隐喻在别处从属于最高存在的神秘体验,而在此处却是作为一种经验方式,而指向了另一极端——物质(Hyle)。
[26]歌德:《意大利游记》,《歌德文集》,Ⅺ,第962-966页。伊拉斯谟:《使徒书》(Epistolae),Allen编,卷Ⅰ,第268页及以下。
[27]伊拉斯谟:《使徒书》,F.M.尼古拉斯英译本,朗曼出版社,1961年,第1卷,第217页。
[28]布罗克尔:《没有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学说》(W.Bröcker,Platonismus ohne Sokrates.Frankfurt,1966),第23页。培根:《论尊严和知识改进论》(De dignitate et augmentis scientiarum),Ⅲ,4,见Spedding,Ellis,Heath编:《培根作品集》(以下简称《作品集》),卷Ⅰ,第552页;卷Ⅳ,第347页及以下:Certe Astronomia talem offert humano intellectui victimam qualem Prometheus olim,cum fraudem Jovi fecit.
[29]培根:《论尊严》(De dignitate),Ⅲ,4,见《作品集》,卷Ⅰ,第533页:Eae autem ostendunt quomodo haec omnia ingeniose concinnari et extricari possint,non quomodo vere in natura subsistere;et motus tantum apparentes,et machinam ipsorum fictitiam et ad placitum dispositam,non causas ipsas et veritatem rerum indicant.
[30]布鲁门伯格:《理论探幽索颐的进程》(H.Blumenberg,Der Prozeß 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Frankfurt,1973),第138—142页。培根:《论尊严》,V,2,见《作品集》,卷Ⅰ,第618页:...Prometheum ad ignis inventionem...casu in illud incidisse,atque(ut aiunt)furtum Jovi fecisse.也许,印度普罗米修斯、美洲普罗米修斯,必须用完全不同于欧洲普罗米修斯的方法来取火,因为在他们那里不像欧洲那样盛产燧石,参见培根:《思考与结论》(Cogitata et visa),见《作品集》,卷Ⅲ,第614页。
[31]培根:《论古圣先贤的智慧》(De Sapientia Veterum),ⅩⅩⅥ,见《作品集》,卷Ⅵ,第668—676页。
[32]波提格尔:《文学态势与时代精英》,Ⅰ,第73—75页。霍布斯:《论臣民》(De civi),10,3—4。在《利维坦》第一部第12章霍布斯所转述的普罗米修斯故事中,瞩望未来的天鹰形象占据了醒目的位置。(De civi,是霍布斯的一个重要概念,中译本中作“臣民”。在霍布斯的论述脉络中,“臣民”对应于“主权”。“主权”永存不灭,是国家的灵魂,而“臣民”像妻子服从于丈夫、儿女服从于父亲一样,对于主权者负有义务。参见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72页。——译注)
[33]“致C.利纳提的信”,1920年9月21.日,见《书信集》(An Carlo Linati,Briefe.Frankfurter Ausgabe),第807—808页。布鲁克尔:《探问哲学史》(Kurtze Fragen aus der Philosophischen Historie,Ulm,1731—1736),1,2,c.Ⅰ,q.4(第227—2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