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的澄明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审美的澄明

对惯于哲学思考的人而言,任何故事都绝对没有无差异之境,即便是猿猴的自然史亦不例外。

——海因利希·马丁·哥特弗里德·克斯特

(Heinrich Martin Gottfried Köster):《论历史哲学》

(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Historie,1775)

将理性运用的特殊权利(seine eigene Ausübung von Vernunft)赋予神话,或者恢复神话的理性权利,维科(Giambattista Vico)绝非始作俑者。然而在这么做的时候,他确实开风气之先,在历史学说的宏大语境中“系统地”承认了神话运用理性的权利,并首先让他的世世代代后学在趣味上有可能运用这种权利。

维科的历史概念并非源自笛卡尔所虚构的零点。[1]笛卡尔的虚构同维科的基本假设势不两立:历史是一个属于世俗时间的经验形式,因而如不考虑已经存在以及已经流布的东西,则根本无法确定历史的开端。在全人类所共有的历史经验整体之中,决断由来已久。发生方式上的优美类似性存在于天文学所发现和命名的星体构型中。天文学从其开始就把它的洞察确立在一种神话的书面构型系统之中,并以此作为确定方向感(Orientierung)的手段。

呈现者不只是呈现,而且蕴含了或者表现了某些东西。想像力把这些意蕴与表现转换为形形色色的故事,或者以追溯源头的方式从这些意蕴与表现之中再度演绎出这些故事。如果意蕴与表现的承载者尚属无名,那这些故事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伊甸园的守护人首先是一个命名的给予者;伊甸园的被逐者也是一个命名的发现者——令人尴尬万分的是,他终归成为一个命名的发明者。

普罗米修斯、天鹰和赫尔克勒斯出场而构成的布局驱动维科作出了他的基本决断之一:他认为,与其说是盗火者,不如说是怪物灭绝者,才是人类生活可能性的创立者。我们由是得知,希腊世界和希腊化的世界中,人们以赫尔克勒斯的名义将这一决断提升到了崇高地位。无论如何,惟有在阿提卡版本的神话当中才有从天鹰嘴里解救普罗米修斯这档事,而在多利安-伯罗奔尼撒的形象王国,人们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赫尔克勒斯的参与有何帮助。阿尔克墨涅之子,因其所作所为以及他手下败将的颜面,而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在高加索受难者身上激发幻相。我们还不妨说,在维科眼里,普罗米修斯的制陶工作过分实在,过分匮乏,完全局限于纯粹的求生之道,而赫尔克勒斯则以多种才能应付世间事务,而成为第一位证明自己有资格配以神性的形象(sich erst zur Apotheose qualifizierende Figur)。与赫尔克勒斯相反,普罗米修斯乃是“作为迷暗无知、为保护生存之永恒忧虑所迫的生活世界的主体类型”[2]而出场的。维科相信他知道神话如何源自一种本源的感性体验。故而,在他看来,赫尔克勒斯代表了我们所说的“神话创作”(Arbeit des Mythos),而只有与此相关,我们方可提出“神话研究”(Arbeit am Mythos)的猜想;相反,普罗米修斯则更多地成为一个杞人忧天的形象(lähmenden Beklemmung),可能由维科以这种方式去观照、结果却在《利维坦》(Leviathan)中被霍布斯用寓意解释法排除在关注中心之外的形象。

普罗米修斯,乃是维科之疑虑所系。他不知道,普罗米修斯襄助过宙斯去反抗泰坦诸神。首先,作为一个依赖命名的人,他对“天命神恩”与“权力无上的神性”之间的分裂深感迷惘。如果神话的“诗性玄学”必然溯源于源始的真理,如果其主要意涵必须成为“历史神恩的理性神学”[3],那么,这一历史的威权就不可能同朱庇特〔的威权〕势不两立。[4]锁链加身而被缚于高加索山崖,也是至上威权约束巨人的组成部分;这些约束还包括“对苍天与天神的敬畏”以及对其闪电的恐惧,而〔以心为食的〕天鹰则象征着“对天神庇护的仰慕”。

在“诗性的道德”中,众多的巨人,以及从他们之中再次现身并且已经被驯化的普罗米修斯(在维科看来,他同泰坦众神毫无关系),则成为民族的缔造者和新共同体的统治者。[5]由于惧怕天神朱庇特的恐怖行为,他们便放弃了自己无神的身份,停止了与天的战斗。朱庇特的想法完全源自极端的惧怕,但这已经被驯化为对别人的惧怕,而由此产生了一个连众多巨人也无不虔诚的世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精神源自巨人意识的家园,因而就必然通过认识上帝而俯就大地。但这一切发生在一个故事之中,因而其本源绝非全部。对赫尔克勒斯的赞美者而言,恐惧事实上可能转化为诗歌,而巨人成了一些纯粹有用的部落酋长,被赶进了一个安居乐业的状态(Seβhaftigkeit),在朱庇特闪电的阴影之中过着一种退隐的生活。退隐,在此还指一种因羞耻之心而生的脉脉温情(Sänftigung durch Scham):在光天化日之下,巨人不敢公然满足其野性的欲望,而带着他们的女子退缩到洞穴,在那见不得人的地方毕生过着爱的生活。作为一种人类制序,婚姻的起源同退隐洞穴、害怕光天化日之下和封闭空间之外的闪电密不可分。因此,与其说洞穴是源始空间,不如说是公然反抗所采取的退隐形式,即放弃狂暴不安的野性,而换取安居状态的性爱补偿。

最后,在“诗性的经济”中,维科让普罗米修斯担负着从太阳上盗取和传递火种的使命。维科从罗马圣火守护神崇拜仪式了解到:如果因为粗心大意、玩忽职守而导致圣火熄灭,他就只能再次从太阳上引来火种。但是,授予圣火之最初意图并非促进工艺与改进技艺,而是为了净化森林。当然,维科感兴趣的不只是圣火焚毁一切的威力,而是希望解决这么一个难题:不借助于公开的暴力,随后如何固定种种边界?维科指出,在野性初民中间,稳固边界乃是一种威力宗教所行之事务:以血淋淋的仪式将这些初民禁锢在他们的界限之内,而以神圣的方式建造了第一批围墙。[6]无论如何,意味深长的是,必须获得历史的“起点”(terminus a quo)——这个起点永远在恐怖之物那一方,而且必须完全是诗性的(Poiesis,创作的或者创造的)。在启蒙世纪中期以及“狂飙突进”时代之前的德国,存在着一种坚定的信念:天才(ingenium)将制序与法规、形式与界限导入实在世界,从而为人类生活开启了可能性的空间。而这种信念已经是一种浪漫主义的基本理念了。

笛卡尔寻求绝对起点的方案,直接对立于迄今为止作为可能技艺而存在的一切。维科反对这一方案,从而避免了尚未解决的启蒙之核心问题:启蒙如何历史地自我理解?启蒙的主张是以自然理性来确定新的起点,以便不会再次丧失这一基本理路。但启蒙现在承担着这么一种重任——它还必须解释,同一种自然理性何以可能让一切发展到必须有一场彻底的历史断裂的程度。如果说,在人类必须得以凭靠的能力系统之中,理性是一个不变的常量,那么,难以说明的就只是这么一种情形:从无法追忆的时代开始的人类历史上,理性为什么曾经不是一个永恒的常量?理性具有绝对的自我建构能力,而在其合法性上,绝对自我建构又不可避免地暴露了其偶然性——这种偶然性绝不会让未来比过去更可靠。

这个难题的解决,或者说解决它的努力,正在于以人类建制的其他部分为基础将人类区分对待,以便根据其可能的成就来展现一个新的纪元。康德本人描述了这种由人类“自我招致的”(selbstverschuldet)[7]状态,而启蒙的要务就是要将人从这种无能状态之中解放出来。但康德并没有告诉我们:这种同自命成功的理性决然对立的自我招致的“厄运”(Selbstverschuldung)的本质是什么?不言而喻,1784年,即他为启蒙写下后来常常被人引用的定义的时代,康德还没有像他在十年后《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8]之中那样,在哲学上采用古老的原罪教义,以便为他解释理性的无能提供一个源始的出发点。而且,他的犹豫不决是有道理的,因为这种解决方案势必要接受一种惩罚——它明明白白地显示出存在着一种外源的历史天命(Verhängnis über Geschichte),并剥夺了理性需要的合法性与生命力,而正是这种合法性与生命力,让一切自我授权的人将自己提升到充分利用理性的境界。一方面,因为理性的堕落而分派了一切责任,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古老的原罪教义。二者之间互相趋近和彼此亲和,这让启蒙举步维艰,想要回答“理性何以自我去势”则难上加难了。

就此而论,卢梭比他的多数前贤要明白得多。他把自然状态对于人的环境的限制描述为分界线;无论是出于最自然的好奇心,还是出于对异国情调的渴慕,只要跨越这条分界线,就势必将历史引上一条曲折的道路;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人类的种种努力与收获都永远会产生新的负担和新的需求;然而,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也永无再次通往理性贫瘠状态的归途。这种一去不返、永无归途的特征,也是人类存在与人类历史的构成部分,因为人们常常断定,人有能力承受一切艰苦,而人类历史同样是一部已经半途而废的历史。对于理性,源始处境不仅可能而且必须已经显示出了充足性,因为对于自我保护而言它确实足够了。除此之外,理性无所涵容。

理性所展示的历史曲线之非理性状态可能并非致命的结果。这一点显然为这样一个事实所保证:反过来说,理性的本质恰恰在于挑战致命的错误,积极实施控制与掌舵性的补偿。理性以这种独特的方式矫正自己所发动的非理性,以至于它通过无情的自我审视(Rücksichtslosigkeit gegen sich selbst)而得以绵延不朽——这就是批判理性概念的本质。

这种构想具有全部确定性特征,让人们可以轻松地给普罗米修斯画一幅素描。1750年,卢梭撰文回答“第戎科学院”提出的问题。在这篇论文的第二部分之首,他提及普罗米修斯的埃及祖先书写之神——特乌图斯(Theutus)。特乌图斯发明了知识学问,而成为痛恨人类安逸的神祇(un dieu ennemi du repos des hommes)。在这篇论文的原始注释中,卢梭提到了希腊人叙说普罗米修斯的一种鲜为人知的附属形式。这种形式源出埃斯库罗斯的羊神剧残片《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现存于普鲁塔克(Plutarch)转述的轶亡形式。剧中,第一次看到火的羊神激动不已,要去亲吻和拥抱,但普罗米修斯警告他不要烧焦了胡子:“羊神兄,你会惋惜下巴上的胡子的,因为当你接触到它,这火就会烧起来。”于是,普罗米修斯带走了火种,但他也警示了这盗来的礼物的危险后果。卢梭一定为此欣喜若狂,而毫不犹豫地从普鲁塔克那里截取了一个重要的分句;因为,在这个片段文本中,除了警告之外,普罗米修斯还补充说:“……但它也带来光和热。”[9]沿着这一血脉传统,普罗米修斯出现在卢梭“第一篇论文”的首页上。

1770年,维兰德发表了《梦中与普罗米修斯对话》(Traumgespräch mit Prometheus),同时写作相关论文《卢梭的实验:为发现人类真正的自然状态》(Über die von J.J.Rousseau vorgeschlagenen Versuche den wahren Stand der Natur des Menschen zu entdecken)[10]。在这篇文章中,维兰德在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释与启蒙对人性的追问之间建立了一种新的关联,这种关联比在卢梭那里显得更加清楚。维兰德认为,卢梭的难题在于,通过在自然状态灭绝许久之后的诸种条件下的经验来探查人类的自然状态。所幸的是,对于读者而言,他们并不理解这么一种慧黠的重言逻辑(raffinierte Iteration):在“社会的襟怀之中”(im Schoβe der Gesellschaft),经验的机能是否被变形到无能区分自然状态的程度?

一种慧黠的重言逻辑,被当作一种〔逻辑的〕循环引入进来,我们不妨将此描述为柏拉图式的究元诀疑的难题;换言之,这个难题在于,为了给探究活动准备工具,因此我们必定已经预先知道了我们要叩探什么。“如果说,我们之所以必须选择这些工具,是因为要确定我们自己并没有蒙骗自然,把那些必须向我们出示的答案强加于自然之上,那么,我们就已经非常确切地认识到人性了;但这恰恰是因为我们想认识它,才必须做这么一些实验。”为了让人类的后裔在社会之外成长而做的实验,必然导致一些难以解决的悖论,维兰德对此展开了讨论。但是,维兰德的论点是:即便它可能显示其必要条件,这类实验却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从中学到什么新东西。他说,人类历史不是自然可能性的怪异乖谬,人类历史事实上是在可能最大的范围内执行卢梭所设计的实验。自然状态,乃是决定历史状态的全部条件之总和。“这种伟大实验早已在世界上做了几千年,自然本身竭尽劳苦地指引着它,以至于根本就没有给每个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留下什么,他们要做的,就是睁开双眼,看看从渺远无稽的时代以来自然如何在运行,仍旧在运行,无疑在未来还要继续运行……不,我亲爱的卢梭,不论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是如何可怜,我们至少都不应该怪异到如此地步,以至于经过了几百年实验之后,我们还必须做那些新的闻所未闻的实验,去勘探自然究竟为我们预备了什么。”

如果说,拿这么一些“在社会的襟怀之中”而根本没有被社会所触及的主体进行实验,不仅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那么,它现在就成为一种纯粹的审美构型,“我们至少也可以梦想它(审美构型)的可能性”。梦中人发现他自己就在山崖上,面对锁链加身的普罗米修斯。二人惺惺相惜,“正像常常发生在梦中的情形那样,顷刻间他们就成为最好的朋友”。

梦中人相信,他面前就是人类的真正缔造者,是他用泥土和水制作了人,“并且找到了工具,但我却不知道他是如何将这工具给予人们,而这个令人称奇的‘我不知道’被称之为他们的灵魂”。普罗米修斯问询人类,想知道他们如何安身立命,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生存能力。梦中人详细答复,可就是不愿说出自己是何方人士。他说,无论怎样,普罗米修斯都只是摇头,说了一些关于他的堂兄朱庇特的事情,却绝非为他歌功颂德,说他“从来就没有让他(普罗米修斯)快乐,更谈不上让他的造物幸福”。梦中人告诉普罗米修斯,哲人们竭尽全力地整饬这种悲苦处境,其建议之一就是回归到自然状态。在回答普罗米修斯的问讯时,梦中人客观报告而没有表现出巨大的友善与热情,说人类将自然状态描绘为“……没有思想,没有欲望,没有作为,一点也不关爱他人,也不太关心自己,极少关怀未来……”

然而,这里却发生了某些在哲学对话甚至在梦境之中几乎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镣铐加身的神祇的可悲处境下完全不能为悲剧所容的事情:普罗米修斯爆发了“会心的笑声”。因为他显然想起了一幕更早的哲学场景,那是哲人之祖泰勒斯(Thales von Milet)拙笨地绊倒,在一边看热闹的色雷斯妇女也爆发了同样的笑声。同样,维兰德也警告说,如果“一味养成好高骛远的习惯而看不见眼皮底下的东西”,那么,现代哲人仍然像他们的先辈一样,命运一般无二。这几乎是一字不差地引述柏拉图的评论——对于泰勒斯之类的哲人,色雷斯妇女极尽嘲笑之能事。[11]

维兰德利用羊神而制造的骗局意在表明,他要让神话中人类的缔造者同哲学上的自然专制主义直接对峙:“但是,我首先认为,作为造人者,没有谁比我更清楚,我是如何缔造了他们。”当然,“造人者”不能许诺完成这项论证,这项论证留给了梦中人,耗尽了他几百年的时光。“你们这些哲学家啊,就在下看来,根本就不属于那些虚心向普罗米修斯问学的人……”普罗米修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同朱庇特没有什么两样,总是把他所造的人描绘成“愚蠢无聊的劣品”(albernes Machwerk)。即便他狂饮众神的玉液琼浆而万分陶醉,他也不可能造就什么伟业丰功。

普罗米修斯究竟如何造人?神话中有一片空白需要填补。普罗米修斯对梦中人说道,当他无事可做、百无聊赖之时,他就想让有生命之物、各种各样的动物栖居在大地上,“在这些动物中间,有些动物在外观上十分奇特,而背叛了我造他们之时的初衷。”这里所成型的不是井然有序的古典世界,而是一个罗可可世界。甚至当普罗米修斯“最后突发奇想,尝试制造一个居于众神与动物之间的物种”之时,这也仍然形同“儿戏”。但是,世事如棋,难以预料,这个独特的造物结果却让他感觉到有“一种爱”在造物身上萌动,于是他就决定把这个造物变成快乐的造物。在他的心中有一件由无数精致的琴弦构成的乐器,自然在这乐器上弹奏出最优美、最和谐的乐曲。

不言而喻,维兰德的意图在于,进入道德世界而对一段闲暇时间的造物有所承诺,这么一个迟来的决断必须解释人性的困难以及他所担当的命运。因而,我们得到了一个皮革玛丽翁的神话,甚至是在雕刻家的回忆之中,这个神话也证明了艺术家对其作品的激情与厚爱。这份对造物的热情与厚爱让他甘冒风险,为了赐福于人类,他激起了庞大神圣家族的震怒。困惑不已的普罗米修斯根本就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就不想办法快乐呢!在对自己的造物作了这一本源的逻辑解释之后,普罗米修斯求助于绝望的道具,这是作为一种“神正论”而附加在自己的神话上面的:它必定非潘多拉的盒子莫属——其中包容着“饰以快乐色彩的千万种需要”。

严格说来,梦中普罗米修斯决不会成为卢梭的信徒。他说,他尽可能多地给予人类所需要的理解,“以便让他们感到比仅凭感觉生活更加幸福”。但是,当普罗米修斯描述自然状态的悠闲自得的源始牧歌景象时,他就失去了梦中人对他的全部信任,因为更加不可驾驭的因果律令作为一种陌生的诡计降临,体现为潘多拉的灾难。梦中人一旦从梦中醒来,仍然如此意气萧瑟,满怀失望,他将从潘多拉的盒子里取回什么呢?“能够造成如此之多的不幸,这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鬼盒子啊?”最终在1770年,维兰德用潘多拉的盒子做成了另一件罗可可作品。他说,从字面上说,它就真是一个盒子,也就是一个化妆盒而已。

同卢梭针锋相对的论辩结束于对卢梭的戏仿:人类文化百无一用的假定,凝聚在虚幻的青春与虚幻的美的方式中,生动地体现了外观与存在之间的差异,以及欺骗“人类本质的天放自然与质朴坦诚”这一不幸倾向。维兰德指出,显而易见的“非其所是”的可能性,很快散播到人类生活的全部领域:不复存在自然外观,也不存在自然品格。“一切都被美化和伪造了:化妆的虔诚,化妆的友爱,化妆的治国之道,化妆的修辞之术。——我的老天!还有什么不是化妆的呢?而今,人类社会活像一个巨大的化装舞会……”然而,这种化妆术必然导致另一种面相艺术——那就是为了免于成为这种化妆术的牺牲品,而对付它与揭露它;质言之,那就是说,必然“永远要构想一些新的手法来挫败这种化妆术”。计谋与反计谋,人格面具与披露真相,化妆术与对于赤裸真理的激情,花言巧语与面对真实[12]的要求,这一切必然前后相随,相依为命。在神话之中被开启的行程愈来愈独立,最后又完全缠结在人类手上。人类理性本身显示为一种重复迭代的机能。它必然一再转变为隐藏于其后的公开秘密,作为一项批判功能,理性也再次需要批判——如此过程,何时有个了结(quousque tandem)?

人类轻而易举地得到了潘多拉的化妆盒,以至于完全被消融在面相术和反面相术之中。这种真切的预备状态引领维兰德从普罗米修斯之梦走向了他论文里的最后一个命题:即使没有潘多拉和她的化妆盒,人类也会丧失其源始状态。普罗米修斯可以想像人类是幸福的,因为他本人被放逐到高加索,而再也不是人类历史的见证人:“与他同气相求,人类必定过分地沉湎于自己的作品,而无法洞察过失之所在。”

然而,过失究竟在哪里?“无辜与幸福依存于蒙昧与无知……因而造物永远处在缺乏稳靠性的处境中……”仅仅到现在,我们才领悟到,在《梦中与普罗米修斯对话》中,维兰德为什么只字不提盗火之举:启蒙不可能由普罗米修斯来发动,否则它就不可能发生在18世纪。迄今为止的历史证明,普罗米修斯的过失仅仅是一场大获全胜的谋划之中的一次小小失误,根本就无需自上而下的干预。然而,仅有理解是远远不够的——它还有待于“人文化成”(Bildungsprogramm)来予以补偿。

1792年,在《诸神对话》临近结束时,维兰德再次提及普罗米修斯神话,不过此时的前景变得更加暗淡了。法国大革命毁灭了罗可可的精致典雅。卢梭的愿望依然遥遥无期;取代身着戏装的牧羊人的,不是原始的自然人,而是同样身着戏装的古代罗马帝国的温良臣民。奥林波斯山上,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哲学渊源之争,很快从易手,从“犬儒式”的“无套裤主义”转移到了“自然人”。如果宙斯“进步的女儿”密涅瓦所言不虚,那么这个“自然人”决非任何一位哲人,“在这个美名之最纯粹和最高贵意义上,他就是无套裤主义者的真正原型”。“如果人们对这么一些事情都报以严词正色,如果这些优美典雅却被恶意地滥用的词语不仅仅为一帮慧黠的骗子当作护身符,而大摇大摆,若无其事地用以反抗一切限制他们的权力与贪欲的权威和秩序”[13]——那么,作为自由和平等的最终结果,便是一切都将回归于这一源始状态。

维兰德让他笔下的朱庇特寻思,外表是喧嚣与骚动,内在是调和与持中,关键在于这么一种愿景:通过“对整个民族实施一次非同寻常的改造”,凭借“一种全新的民族教化”,至少也要为未来一代铺就应许的黄金时代。可是,这一愿景“不会在当今健在的人们之间实现,但当它最后落地生根,嗣后三四代人将确实地看到它的果实”。他说,我们惟一能做的,只是等候。按照密涅瓦的实在主义论之,这显然难以置信:无论多么伟大,这么一种等待的能力,如何可能让那些遥不可及的后裔享受这种应许的果实。

在这里,为了表述自然性与造化性之间的对立,维兰德再次提到了普罗米修斯的名字。他告诉我们说,一切艺术的努力都无法让自然之不可能成为可能,“而且普罗米修斯正好也必须找到一把新鲜的黏土,塑造出全新的人”,进而与这些新人一起栖居在法国革命的乌托邦共和国。将君主制化为尘埃,从中取得新人类的造型材料,是远远不够的。备受众神家族嘲笑的,不是乌托邦的哲学构想,而是普罗米修斯不称职的创造行为。神话事态依然表明,人类事实上并非诸神合法的造物,这么一些观念同他们的世界秩序毫不相干。所谓“乌托邦”——这种哲学化的艺术作品根本就不可能依据任何既定的世界秩序,因为它无力抵挡人类源始历史所固有的分崩离析状态。

朱庇特完全逊位了。出于厌倦,而遵从狄奥多西乌斯(Theodosius 1.)的教义,他已经成为一名哲学家,而这让他满腹狐疑:仅靠历史文化进程是否就能养育理性?“不用说,由于人类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这些神祇几乎丧失了大半权力。那么,本座使用闪电雷鸣是否能让他们更加理性?……在我们这方面,各路神祇不是早就尽其所能地为他们做了一切,以便帮助他们去克服根深蒂固而又模糊暧昧的不完善性和赢弱状态么?”诸神引领人类出离源始蛮荒,建立了家庭并缔结了社会,用农业让生活不复艰难,用艺术让生活充满美感,引入了法律、宗教和治安制度,并给他们送去了诗歌与哲学,“以便让他们完全脱去源始状态动物性的野蛮遗迹”。人类只要自愿领受诸神的管治,他们就会快乐,直到永远。如此引领臻于最高境界,以至于同时产生了一种无需引领的假象。“我们已经带领他们走得很远,以至于他们最终以为可以不需要我们了;不仅如此,他们还恩将仇报,叫我们看到他们再也不需要帮助了,而继续追逐一种新的完美超人的幻影;然而,由于蔑视和忽视我们借以把他们塑造成人的工具,他们又漫不经心地堕落到了野蛮状态,而迷失在近乎源始状态的残酷兽性的边缘。”

从朱庇特的视野看来,不言而喻地,这就是必须描绘的紧随古代异教而至的中世纪黑暗画面。远古源始文化再次被古老的游戏化为废墟,文艺复兴只不过是这种本源追忆之中的一段短暂插曲,因为“启蒙臻于最高境界的时代永远是这么一个时代:一切思辨的疯狂和行为的狂热都达到了极限”。人文教化无功而返,因为,“像普罗米修斯的陶器一样脆弱与暂存的造物”根本经不起考验与磨炼。

让我们假设,作为克服未知恐怖和强大权力的最早努力,神话本来就是一种人化世界的行为方式,而神话研究则将这种行为方式当作历史而延续下来,那么,如何以反思的方式去理解这种追求其内在目标的功能性与可能性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如何将已经人化的东西人化?换言之:永远有待完成(或者说事实上已经大功告成)的东西,何时被提升为一种纲领并且获得了清楚的表达?我们一开始就可能要假定,这种情形可能同赋有历史主义特征的反思阶段密不可分。

1802年,赫尔德(Herder)在他主编的杂志《阿德拉斯特亚》(Adrastea)上发表了题为《自由的普罗米修斯》(Der entfesselte Prometheus)的剧本。作为文字底本的手稿,以及与之略微不同的版本,都被保留下来了。戏剧文本前面有一篇序诗,那是写给格莱姆的献词[14]。对于赫尔德书写这篇献词的缘由,我们也略有所知。1802年11月14日,格莱姆致书赫尔德,盛赞另一部诗作——独幕剧《阿里亚德涅》(Ariadne),可同时他又暗示:如果仍然拥有一名作家的能力,他必将撰文论说“非人的希腊神话”,他还宣称自己反对这些神话。最有力的例证可以顺手拈来,因为他已经读过施托尔贝格(Stolberg)的埃斯库罗斯《普罗米修斯》悲剧译本。在他看来,这则神话“必定是非人的极致之作,〔因为〕人类之友遭受如此残酷的责罚!对于我们这些对诸神怀有善意的人(wir bessere Begriffe von den Göttern haben),这种神话究竟有何益处?”[15]

对于格莱姆的说法,赫尔德认为他完全可以出示一项反证,甚至还认为已经提供了反证。同年12月30日,赫尔德夫人卡罗琳娜回函格莱姆,信中透露说:当格莱姆萌发了“将古代非人神话变得更为人性的勇气”,她的先生赫尔德刚刚创作了“如画”的《自由的普罗米修斯》。这是一个将被托马斯·曼(Thomas Mann)再次使用的说法。格莱姆并没有创作出赋予希腊神话更多人情味的作品,而是以普罗米修斯为例,发现他本人对这些神话充满了嫌恶之情,并自称是它们的反对者。在此,赫尔德已经完成了一项神话研究,并可能借此对抗格莱姆的嫌恶之情。

赫尔德献给格莱姆的序诗根本就无意反对“非人神话”这一责难之词。赫尔德首先承认,他永远认为格莱姆的观点言之有理,“从太古时代流传下来的希腊神话体系,粗犷而又残酷,如果不以柔情蜜意的人性方式使用,则根本就不能为我们所用”[16]。因此,这么一项应用实验,就惟有其文类透明可解而言,根本就无法同埃斯库罗斯相提并论。他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到这部戏剧的标题。但是,如果我们不敢贸然“在当代仍然像埃斯库罗斯那样继续描绘普罗米修斯的性格”,在神话的预定意涵之中究竟还有什么东西具有约束力呢?按照赫尔德冷酷无情的回答,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启迪作用的象征”。(https://www.daowen.com)

在赫尔德本人看来,这种启迪作用可能是远远不够的。因而,他把自己摆进寓言传统中,将神话本身转化为一种素材,其渊源是普罗米修斯将火种盗到人间,以至于一切探索这项素材的更高渊源的人必须履行为人类担负的义务。神话的诸种要素“对于养育这些形象的属灵意义构成了如此丰富的素材,以至于他们似乎在朝我们呼吁:‘请使用普罗米修斯带给你的火种,自为自主!让他发光,闪耀,散发出美的光辉,因为它是绵延不息的人文教化的火焰。’”因此,为了辩护这一目的,赫尔德不仅将神话置放于寓言的地位,而且还将他所心仪的自由类型同他心目中特殊的传统联系起来。他指出,培根等人已经被赋予了自由权利,给神话灌注了他们的意涵,谁会否定他们的这种自由呢?尤其是在这么一些场合下——“他将最高贵也许最自然的意涵灌注其中,而养育人性以及使人文教化流布于每一种文化,人类内在的神圣精神为唤醒他身上的全部权力而奋斗”,在这么一些场合,谁会否定他们的自由呢?

在这里,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按照这个前提,神话人物普罗米修斯可能变得十分温顺,无限忠诚,甚至还有几分市侩气息。舞台指令是让他在岩石上坐着而不是站着。我们至少在手稿中读到,他的被缚状态有所缓和,第一次独白文本也表明了他身上的“镣铐已经松动”。第一次独白不仅说明时间让人承受一切,而且还说“当高贵的血气激荡着勇气之时,镣铐就变得松弛了……”然而,我们首先看到,这个普罗米修斯并没有遭受无聊的痛苦。他最伟大的快乐之源在于他对于历史的哲学沉思。他身上的镣铐是一个比喻,指示着他的造物历史是不完美的:“当你所造之人里,最强大者/完成了最伟大的业绩,当自己/也执行了最雄伟的计划,然后/镣铐就自然松动,你也瞻仰了/大地上最伟大的作品。”

后来,他的母亲——头顶桂冠的忒弥斯,也将对获释的普罗米修斯说:用锁链将他绑缚在高加索山岩上,无非是为了协助实现他的目标,防止他过度使用创造的神力去干预人类历史,劝勉奥林波斯诸神主动地成为人类的盟友:“如果你/生性鲁莽,操之过急地追求/那些本来只能和缓地发生的事情,你就会/将你的伟业毁于一旦……”

普罗米修斯借助于其他神祇,尤其是堪称典范的俄刻阿诺斯来推进人类的事业。此乃自然法与《圣经》要素的复合物。普罗米修斯用一个来自廊下苦行主义传统的论断拒绝了海神因人类航海而生的忧愁:“在广袤的世界空间/万物各有所属。”这就是作为初涉自然法的普罗米修斯盗火之举所必须遵从的原则。它就是一项自然正义属性的实际效用,只不过人类过分软弱而无法执行罢了。造物之神普罗米修斯袒护创造的人,而反对将自然之纯洁状态当作“未受暴力侵凌的大地”(terra inviolata)这一古老原理。于是,他向俄刻阿诺斯宣告,人类应该变更生活的疆界,让海洋连接着海洋,或者将大海与大海分开;俄刻阿诺斯问道,人类是否能公正地做到这一点呢?普罗米修斯只是向他指出,人类有能力做到。在和印刷稿本略微不同的手稿中,我们读到:“如果对他有利的话,人类就应该做他能做的事。”

赫尔德认为,当他揭示诸神皈依普罗米修斯而肯定人类的存在权力之时,他就已经仁至义尽,为普罗米修斯的人性化做了必须做的一切。在不同的手稿中,他在普罗米修斯和他老迈的女施主帕拉斯·雅典娜之间设置了一幕终极场景。在这幕戏景中,帕拉斯宣谕了与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相关的历史叙述道德——不合德行的“预见”充满了危险,然后她向普罗米修斯许诺,他可以赢得依据神圣秩序再也不可能赢得的胜利——“最神圣/最圣洁的神祇,变成了纯粹的人性”。

神话粗犷凌厉,其本质在于认为人类之不可侵侮的生命权利,是经过泰坦英雄不折不挠的抗争而非他的胜利而赢得的。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不可打败的人的神话,而非人类幸福之实现的神话,人类幸福的完美状态依然在他的视野之外,虚灵而不真实。而这就表明,同赫尔德迷人的意图相反,真正的神话显然比启蒙时代和浪漫主义分水岭上的“戏剧场景”更有人情味。在神话中,宙斯得知自己的统治权力受到威胁,但他放弃复仇的终局而避免了灾难。在赫尔德作品的不同手稿底本里,他让普罗米修斯回答了墨丘利提出的事关朱庇特权力危险的秘密的问题,说神祇终会自己走下神坛,自我废黜。诸神已经在荒废奥林波斯山,就像当初选择天国一样地选择了大地——人类耕种和改造了的大地。对神话的寓意解释宣告了神话的终结,但这一次是因为神话中的诸神搬家了。

赫尔德的《阿德拉斯特亚》乃是世纪转折之作。它表明了前一个世纪成就的终结,展示了新一个世纪的视野。然而,按照康德的判断,赫尔德也许是一位“伟大的幻觉艺术家”,而按照歌德的看法,“他生活在永不间断的沸腾中”。普罗米修斯戏剧更容易使人感到轻松。他好像根本不知道在斯宾诺莎主义之争中雅各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也发表了《普罗米修斯颂诗》[17],赫尔德毕竟也介入了这场争论,1787年还发表了关于上帝的对话[18]。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歌德再次改造这个素材写作戏剧《潘多拉》时,其深层冲突的不安状态才明晰可辨。然而,这起码也应该是对这种无足轻重的解决方式的一种限制。换句话说,赫尔德不明白,正如对这一则神话的改写所表明的那样,究竟有多少神话研究依然有待完成。

从何种特殊的渊源展开晚近神话的地平线?这个问题确实并非无足轻重。重要的是,由于大规模的耽误,希腊文本在文献学家狭小的圈子之外几乎无法流传和认知。就普罗米修斯而言,这种情形尤其适合于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然而,大致说来,在神话接受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大规模变体便基于来自第二、三手材料的特殊信息。我们可能要问,如果歌德获得了一种同博学之士赫德里希(Benjamin Hederich)的神话学词典迥然异趣的素材(比如,在这个诗歌创作的年头,最明显的素材来源可能就是法国的《百科全书》),那么他的第一部关于普罗米修斯的作品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

鉴于〔法国《百科全书》〕按符号顺序来编排以追求完善性的压力,这种类型的作品,特别是它们的边缘性主题,所再现的时代精神已经是明日黄花,而不足以成为目标所向。但是,这同样的方案所具有的弱点却为一种非同寻常的例外处理方式留下了活动空间,而其部分已经被予以强调的词条——比如狄德罗(Diderot)的词条——就不复给予这种强有力的解释以作为一种机遇的合法性了,因为它已经宣告它就是这种合法性(Lizenz)本身。因而,接受的本源性乃是以其根本层面上因袭而来的平庸内容为基础的。

“普罗米修斯”词条在1765年版《百科全书》第十三卷。这个词条署名为“D.J.”,因而可能出自德若古(De Jaucourt)的手笔,但他确实不能算是先锋派的百科全书主义者。他有意识地回避神话中粗犷凌厉的异教精神,以至于将神话的大多数令人愉悦的特征塑造为审美的寓言。普罗米修斯——伊阿佩托斯和美丽的海洋女神克吕墨涅的儿子,无疑是第一个用大地上的黏土塑造人类的神祇,但造人之举并没有让他成为人类的创造之神,而只是把他变成了人类子子孙孙的第一位雕像者。但这再也不会激发多神教,而是以纯粹的罗可可风格避开了一切形而上学的攻势。不是缔造人类以及誓死与人类共命运,普罗米修斯是用黏土为人类塑造了第一尊雕像,仅仅是以这种方式教导他们如何塑造自己的艺术作品:il fut le premier qui enseigna aux hommes statuaire。换句话说,文化的奠基者,几乎与第一位让人脱离野蛮状态的人无关,而只不过是人类的最一位美化者。

让我们想一想吧!假如歌德所参照的,是这么一位并没有按照自己的模样造人而只是必须按照别人的模样造像的普罗米修斯,那么,他要写出其颂诗当中最具挑战性的诗行,将有多么艰难啊。[19]

百科全书主义者对于神话的第二次平均化改造涉及普罗米修斯在高加索山岩上所受的禁锢。现在,惟一可能发生的事情只能是:普罗米修斯帮助朱庇特击败叛逆的泰坦众神,而被强行禁锢在荒山野岭,“只要朱庇特的权力还在延续,他就无法脱身”。撕咬他心肝的,仅仅是一种揪心的焦虑,那就是要在这旷古荒凉之地艰难求生。这荒凉之地乃是西奇提亚人(Skythen)的安身之所,他们永远要经受宇宙间一切寂寞荒凉的折磨。仅仅是作为一个疑问,我们才可能补充指出:也许,凶残的秃鹰,可能也是哲学家深邃而疲惫的沉思之活的形象(...au bien ce vautour ne seroit-il point une image vivante des profondes et pénibles méditations d'un philosophe)?在此,一种传统再一次被延续,据此被缚于高加索的普罗米修斯即便不是履行一种天职,起码也可以说他必须以“沉思观照”(Theorie[理论])来慰藉痛苦,尤其是以璀璨的星空为“沉思观照”的对象。因而,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的全部惩罚甚至可能是一种过失,按照西奇提亚人的朴素看法,天神过失的根源可能在于,他根本无法理解这位注定要“沉思观照”宇宙的泰坦神祇。

百科全书主义者显然不满足于这么一种独立自足的“古代观照者”的角色。作为文化的缔造者和启蒙的先驱者,普罗米修斯即便是在流亡或归隐的境遇中,也要布施人文教化,让无法无天和行为粗野的高加索居民过上更加富有人性的生活(vie plus humaine),从而实现了时代的功用。这个条目的作者追问,普罗米修斯的实践,即在抗拒力最大、成功率极小的对象上实施启蒙,是否会导致神话的言过其实?这个条目说,在宙斯之女密涅瓦——一切人文教化的施主——的帮助下,普罗米修斯在历史的开端“塑造”了人类(...c'est peut-être ce qui a fait dire qu'il avoit formé l'homme avec l'aide de Minerve)。

与这个版本创作的时代一致,盗火的过程便转化为西奇提亚乡村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普罗米修斯在那里建立了冶金作坊,作为一个附属环节,这就可能让他名副其实地成为第一位用“坚韧植物的枝条”(Steckenkraut)引来火种的人,而这就必定适合于在几天之内保留和传递火种。

对于此等人文教化,西奇提亚人似乎还不特别感恩戴德。但是,让普罗米修斯决然终止在高加索滞留的动机,绝对构成了18世纪百科全书时代的特殊倾向。悲伤的滞留让他不堪疲惫(ennuyé du triste séjour)。他回到了希腊,在那里安度晚年,体验到了一个神祇、一位英雄应有的荣耀。

如果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百科全书主义者的体系,那么〔马上就会发现〕,普罗米修斯叶落归根的前提是宙斯威权统治的终结。因而,故事(Geschichte)的结局已经发生在历史(die Geschichte)之中。不错,启蒙思想家仍然是在异教的语境中看待这则神话,仍然认为它代表了诸神去势、走下神坛的过程。因为“历史”已经起步,普罗米修斯可以再次选择居留之地,虽然他是宙斯的对手和牺牲,却不妨碍他在学园哲学启蒙下的城邦和“学术之林”享受他的荣耀与尊严。惟有神话中的诸神的绝对权力寿终正寝,而诸神开始被审美化之后,诸神家族之一属员才有可能在完成了遥远异邦的文明教化之后出于厌倦之情而回归故国城邦,成为备受崇敬的客人生活在那里(正如文本所表明的那样,他别无选择),享尽天年。我们再次看到,对于一则神话的解释本身就是神话的历史(故事)。

现在,如果神话变成历史的进程必须保护,那么,神话体系的粗犷凌厉和迷暗阴森就只能责怪悲剧诗人。然而,矛盾就出现在这种相关脉络中:假想当中的艺术与技艺的发明者,世间一切有用知识的原创者,仍然无法对抗宙斯的暴政。就悲剧而言,决定神性事件的最终力量不是权力而是命运。为了对抗未来的知识以及阻止其统治权力的终结,朱庇特不知道,除了用一阵可怕的飓风将受难者普罗米修斯卷走,让他消失在大地深处,他究竟还有何作为。鉴于这么一种粗犷凌厉而毫无审美气息的恐怖,百科全书主义者歪曲了悲剧神话,因而只有用一声难以置信的迷惘叹息结束了这个词条的书写,说戏剧性的再现可能让人愉快:整个场面必定是美的(que tout ce spectacle devoit être beau)!

[1]笛卡尔“零点”,可能是指在经过方法论的怀疑程序而扫清一切只留下“清楚明白的观念”之后的理性出发点,在这个虚构的基础上,心灵借以建立“完整无缺的”知识体系。布鲁门伯格在此可能还暗示了他的理论同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间的联系——这个虚构的“零点”也可能是指“纯粹主体的意向性”。

[2]“致H.S.维福尔的信”,1919年2月25日,见《书信集》,第712页。费尔曼(F.Fellmann):《维科的学说:人类创造历史》(Das Vico-Axiom:Der Mensch macht die Geschichte),慕尼黑,1976年,第53—82页。

[3]意大利原文是teologia civile rationata della providenza,布鲁门伯格用的是埃利希·奥尔巴赫(E.Auerbach)的《新科学》德文译本,更直白的译文是“人类世界的恩典神学”。朱光潜先生将这个词组翻译为“〔这门科学〕就是天神意旨的一种理性的民政方面的神学”。参见《新科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第4页。

[4]维科:《新科学》(Scienza Nuova,1744),Ⅱ,1,2(奥尔巴赫编,第160页及以下)。

[5]同上书,Ⅱ,3,1。

[6]维科:《新科学》,Ⅱ,4,1。

[7]“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康德:“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见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2页。另一个版本的中文译文更加直白明晰;“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不成熟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见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1页。

[8]书名的德文原文为:Religion innerhalb der Grenzen der blossen Vernunft,中译本参见《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9]H.杜库:“论自我惩罚”,载《观念史文献》1977年第21卷(H.Deku,Selbstbestrafung.In:Archiv für Begriffsgeschichte,21,1977),第42—58页。关于先前未知罪孽的俄狄浦斯式自我发现以及这一模式在中世纪犹大、格雷高里乌斯以及阿尔伯诺斯的传奇故事之中的体现,参见F.奥利:《懊悔与选择——负罪而生》(F.Ohly,Der Verfluchte und Erwählte.Vom Leben mit der Schuld.Opladen,1976,Rhein.-Westf.Akademie der Wiss.,Vorträge,G p.207)。特别值得提示的是,犹大的生平行传以使徒早期的俄狄浦斯式历史为基础解释了,虽然被挑选为“负罪忏悔者”,他如何可能成为(但事实上他不必成为)《圣经》所载的背叛耶稣基督的罪人。普鲁塔克:“如何从敌人那里获益”(De capienda ex inimicis utilitate),见Moralia,Ⅵ;86 EF.H.Gärtner编,Ⅰ,173。这篇论文的主题包含着一种含蓄的目的论。世上万物绝非都对人类友好,但他知道如何利用不友善的一切。

[10]《维兰德全集》,莱比锡,1857年,卷ⅪⅩ,第203—239页。

[11]弗洛伊德1897年10月15日致威廉·弗里斯的信,见《精神分析学说的起源》(Aus den Anfängen der Psychoanalyse),第193页。在这封信的末尾,弗洛伊德将这一发现应用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因为这出戏剧也有一个基本的循环模式——犯罪者自寻惩罚,关于这一点,参见卡尔·亚伯拉罕:“梦与神话”,载《精神分析研究》(Karl Abraham,Traum und Mythus.Eine Studie zur Völkerpsychologie.In:Psychoanalytische Studien,Frankfurt,1969),第261—323页。我们从1925年《自传研究》中得知,弗洛伊德很早就接触到了俄狄浦斯素材;他的中学毕业考试时,考试题目就是要求他翻译索福克勒斯(Sophokles)《俄狄浦斯王》中的33句诗,当时他就独立地阅读了这部古典悲剧。布鲁门伯格:“哲人之祖的笨拙:纯粹理论的滑稽相——论泰勒斯轶事的接受史”(Der Sturz des Protophilosophen.Zur Komik der reinen Theorie,anhand einer Rezeptionsgeschichte der Thales-Anekdote),见W.Preisendanz和R.Warning编《论喜剧》(Das Komische),慕尼黑,1976年(《诗学与解释学》[Poetik und Hermeneutik],Ⅶ),第11—64页。

[12]从字面上理解,zu den Sachen(面对真实)就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口号——“面向事情本身”。

[13]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Jenseits des Lustprinzips),见《全集》,ⅩⅢ,第40—41页。C.伯纳将生理学置于生物学的核心,在其《生命的定义》(Définition de la vie,1875)中以悖论的方式总结了他的生命学说:“生命就是死亡”,同时还承认这个观点对应于伟大的人牛人怪物神话:生命是机能凶残、半人半兽的怪物。见《实验科学》(La Science expérimentale.Paris:Baillière,1925),第7版。维兰德:《诸神谈话》,Ⅻ,见F.Beissner编《维兰德选集》(Ausgewählte Werke),卷Ⅲ,第727—741页。

[14]这段论述的语境涉及“罪责”:“然而,在‘有罪责’观念中有着不的性质。如果‘有罪责’能规定生存,那就由此生出一个存在论问题来:如何从生存论上澄清这一‘不’的不性?再则,‘有罪责’观念还包含有‘作为……得根据存在’——这一点在‘有责于’这一罪责概念中是以未经分辨的方式表达出来的。从而我们把‘有罪责’的生存论观念从形式上规定为:作为一种由‘不’规定的存在之根据性的存在,这就是说:是一种不之状态的根据。”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第338页。格莱姆(J.W.Ludwig Gleim,1719—1803)是德国知名的抒情诗人和歌谣体诗人。

[15]见B.Suphan编:《赫尔德全集》,卷ⅩⅩⅧ,第563页。

[16]赫尔德:《自由的普罗米修斯》,最初刊于《阿德拉斯特亚》杂志,Ⅳ,Ⅰ,1802(参见《赫尔德全集》,卷ⅩⅩⅧ,第329—368页;不同版本的手稿,参见第352页及以下)。

[17]详细讨论,参见下一章。

[18]《论上帝:几篇对话》(Gott:einige Gespräche,Gotha,1787)。

[19]参见本书第6—7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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