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互换:在普罗米修斯与拿破仑之间
可怕啊!你们千万不能把皇帝变成囚徒呀……
——1815年,歌德对卡尔德隆(Calderon)的《奇诺比娅》(Zenobia)彩排的观感
1885年,尼采挥笔写下了一条意见,力透纸背地阐释了歌德与拿破仑的关系。与之相关的问题是:“对于德国人,歌德究竟有何见解?”尼采认为,就像他常常表现的那样,对于这样的主题,歌德从来都是支支吾吾。“毕其长寿的一生,他总是三缄其口,保持着意味深长的沉默。”[1]尼采完成了理智的飞跃,而上达于更高的普遍性层面,尝试穿透这一遮蔽的网幕。他想追究根底,看看歌德到底为何如此激动。让歌德激动不已的,不是针对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也不是法国革命,“他的《浮士德》所反思的历史事件,以及整个人类历史的难题,不是别的,而是——拿破仑在历史上的登堂入室”。
尼采是不是有些言过其实?或许,他之所以要夸大其词,是不是因为他首先必须阐发超人境界,让他发迹之际可能产生的影响,并靠这种影响唤起行动,从而让超人进入世人的视野呢?
笔者认为,回答是否定的。歌德与拿破仑究竟有何关系?不错,诗人在埃尔福特朝觐了皇帝,皇帝也自称读过《维特》,并授予诗人骑士勋章,但依据这一切都无法解开这个哑谜。这块勋章只能被描述为“一份毫无实际意义的荣誉”,因为授予这份荣誉的人“一辈子都是在早餐桌上会见文人雅士”[2]。甚至在拿破仑覆灭之后,歌德仍然佩戴着骑士勋章,这件事就不能仅仅解释为老者的顽固,对爱国狂的抵触情绪,而且必须解释为自我保护的一种基本姿态。
尼采说,歌德以拿破仑来反思人类。在他看来,这仅仅是歌德说出而又亲自吊销的许多伟大的教谕之一。对于波澜不惊、享乐天年的歌德而言,这种反思乃是一种身份的创伤。除了普罗米修斯与浮士德这两个形象的关系之外,在歌德一生中延续最长的就是他和拿破仑的关系了,而这种连续性在其主要方面则是因为那个性格复杂不可捉摸的拿破仑。为了捍卫身份同一性,就必须依赖于这些主题,因为一种身份的同一性永远是一种生命概念和生命谋划的同一性。要捍卫生命概念和生命谋划的同一性,则只能通过迂回曲折的神话研究方式来完成。在追思历史的过程中,拿破仑形象越是显得面目狰狞,附属而来的“魔性”概念就越是臻于完美,以至于埃尔福特会面这一历史瞬间的清明儒雅与埃及远征所表明的冷漠无情,在一个拿破仑身上和谐地共存。
1829年,歌德有幸读到了皇帝的秘书路易-安托万·德布里昂(Louis-Antoine de Bourrienne)的《拿破仑回忆录》(Mémoires sur Napoléon),他说书中涵盖了传主生活“最惊人的内幕”,因为虽然书写得非常理性而毫无激情,但还是从中看到,“在人们敢于说出真相时,其力量是多么强大啊”[3]!
是的,真相的力量是强大的。这部回忆录在次日还是让歌德难以释怀。真相让史家和诗人为拿破仑编织的一切光环和每一个幻象在“可怕的现实面前”烟消云散。可是歌德却认为,历史人物与其行为的影响是两回事:“……英雄并没有变得渺小,相反他的地位随着真相一起攀升。”但是,对拿破仑的公开评判越来越苛刻严肃。当话题转到一首冗长而无聊的叙事诗的作者时,艾克曼深感惊讶,说那些人殚精竭虑,耍尽权谋手段,只是为了“给自己赢得一点薄幸之名”。你想,那个同样为薄幸之名而用心良苦甚至卑躬屈膝的人会作出何等反应?歌德几乎是屈尊俯就,向艾克曼坦陈心迹,然后把话题再一次转到了拿破仑:“亲爱的孩子,名望不可小觑啊。拿破仑毕竟是为了名扬天下而粉碎了半个世界。”
在读《拿破仑回忆录》的过程中,4月7日,歌德又和艾克曼谈论埃及远征。上一次谈话中提到的“可怕现实”便成为“赤裸裸的悲壮真相中的行动”。皇帝的东方伟业之中一切被想像的冒险,都只不过是一种外包装而已,其中只有残忍乖戾:“我们看到,当他在法兰西再也无法大展身手而主宰大局,他就御驾远征以便填补一个时代的空白。”拿破仑操控世界,就像天才的作曲家胡梅尔(Johann Nepomuk Hummel)演奏他的巨大钢琴。然而,所有这一切,歌德清楚地认为并非真的如此。“拿破仑特别伟大,因为他始终如一,不改初衷。不管是在战前还是在作战过程中,不论是打了胜仗还是打了败仗,他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对于应该采取何种行动,他永远神志清醒,敢于决断。他坚守本分,以不变应万变,正如胡梅尔演奏慢板或者快板,低音或者高音。”他还说,这本回忆录否定了拿破仑在埃及行为的一切杜撰。比如,说他进过金字塔,便是杜撰的。但是,他真的去看望了那些受瘟疫折磨的病人,希望以现身说法向他们证明,只要征服了对瘟疫的恐惧,瘟疫同样可以被征服。
现在,当他尽最大可能性同冒险家及其造成的可怕现实拉开距离时,歌德做了某些手脚,而这正是他屡试不爽但更多是以偷梁换柱的手法完成的一项类比:他极力以拿破仑自居。当糜烂的热症一度流行,他自己也难免被传染,“在这种情况下,惟有以一种决断的毅力挡开疾病”。随后的概括性陈述游离于拿破仑和歌德之间,而将上述观点弄得有些模糊不清:“在这些情况下,道德意志可能达到的效果真是难以置信。一如既往,它周遍全身,让身体处于一种活跃的状态,而祛除一切有害的影响……拿破仑深谙此道,确信以身作则给他的军队一个活的典范,并没有什么危险。”
尽管他时常机关算尽,将自己和拿破仑相提并论,但他在措辞上颇费踟蹰,不敢公然把自己和皇帝等同起来。他处心积虑为自己求证的“道德意志”,也是一个幌子,用以避免沾染他否定其存在的“魔力”。有一个充满了非凡特征和创造本性的中间领域,可以让他们共同分享。令人惊讶的是,“光照”(Erleuchtung)也在其列。
1828年春天,艾克曼身体不适,受失眠困扰,优柔寡断,不知是该一诉苦衷,还是去寻医访药。歌德便拿他打趣。他谈话之间说到的关键词语几乎自然而然地导向拿破仑:“命运”与“神魔”。对于艾克曼疏于自我关照,歌德便化用了拿破仑议论政治的一个论断:“黑暗与光照决定着人的命运!”随后,他用一个虚拟语句说出了另一个关键词,“神魔”:“也许,必须有神魔(Dämon)与我们同在,每日都在牵着引路绳,告知我们,驱动我们去做该做的一切。”艾克曼的虚弱让歌德想到拿破仑的强壮:他“永远光彩照人,永远清醒,永远决断”,以至于他总是有行必果,将他以为必要的一切变为现实。歌德认为,也许应该说,拿破仑“持续地处在一种光照境界中”。——总而言之,“他是一个空前绝后不可仿效的典范。”艾克曼并不赞同,相反,他认为随着年龄增大,在垂垂老态之时,拿破仑的光彩不复当年。对此,歌德没有异议,不过又说,他再也写不出情诗,写不出《维特》,“因为作为一切非凡事物之存在根据的神圣光照总是伴在青春年华与创造能力左右……”
艾克曼的答话中,又用了歌德特别偏爱的一个字眼——天才(genius)。哪里有天才,哪里就有源源不断的创造力。“因为,除了创造力之外,那就是天才,由它产生业绩,并可以在上帝和自然之前自我展示,因此而硕果累累,长盛不衰。”天才业绩的“本质”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他们的强度。我们得知,在经过了空乏其身的无数个不眠之夜后,经过了人生的非凡磨练和高亢的激愤之后,在拿破仑不惑之年的躯体上本来就不可能留下一点点健康的余迹。正当歌德在埃尔福特和魏玛朝觐拿破仑时,后者方至不惑之年。
1828年3月11日,当他们讨论拜伦时,话题又转向了拿破仑。歌德告诉我们,青春有幸运之星相伴而意气风发,而人到中年却总是难免命运的逆转。神魔不仅是一种驱动力,还是一个背德者。只要在转向神魔之力时,歌德就仿佛高高在上,足以一再从借人自喻的状况下抽身而出。因此,他就以更加轻松的口吻说出了惊人之语:当出类拔萃的人物功成名就,“人类就必须再次陷入灭顶之灾”!神魔一次又一次地将他绊倒,直到他最后倒下,永不复生。“这,就是拿破仑和许多出类拔萃者的命运。”
歌德说,对于那些被神魔毁掉的人而言,他们的离开可能是恰逢其时,“而把未竟之事留给别人,让他们在世上活得更长久一些”。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作如此这般的表白时,可能已经意识到他也是在夫子自道。一直到他辞世之后,一切方才大白天下,有多少人怀着多么热切的心踮起脚来盼望他离开这个世界。不过,1828年3月11日那天,在那个谈话的时刻,他惟一〔欲言又止〕的愿望是自我确证:为神魔之力所制服,在拿破仑的幸运之星如日中天的时刻,他站到了拿破仑的对立面,对他报以警觉的眼光。
歌德以拿破仑自喻的最初景象,出现在1808年初埃尔福特的朝觐——更确切地说,出现在同征服者的目光对视的时刻。意味深长地暴露在这样的目光下,并且从此之后忍受这种目光,他只是到后来才渐渐有所意识。在一个最多也只是要求人们通过电视屏幕来遭遇而非特别直接地凝视大人物眼光的时代,人们根本领会不了这样的经验。然而,早在耶拿之战两年之前,拿破仑就已经出乎意料地危及了歌德的生活,以杀身之虞威胁着作为大臣的歌德,从而改变了他的生活,也就是说,他让歌德赖以立足的大地失去了稳靠性,将里斯本地震的遥远记忆变成了一个迫在眉睫的隐喻。
歌德自我创造的世界已经风雨飘摇,这驱使他贸然去干一件几乎难以想像但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娶妻生子,从而将他的人际关系推进了一条无归河。从此之后到耶拿战役之前,他第一次明确表示要结束以普罗米修斯为生命最高境界的构想:惟有神自己才能反对神。面对拿破仑皇帝的法眼注视而心止若水,则是对这么一种想法的验证。按照目击者苏雷特(Frédéric Jacob Soret)的可靠记忆,歌德从日内瓦奔赴魏玛宫廷,成为王储的家庭教师,后又被提拔为枢密顾问,而最迟在他去世的前两年,当他谈起和拿破仑的见面时还面有难色,羞于启齿,避而不谈那次谈话的内容。[4]这在歌德这样的人身上,是十分耐人寻味的。对当时发生的那些事件,歌德不著一字,还说只有那些过去有之且仍然存在的事情让他兴趣盎然;他极力回避那些可能令他心生痛苦的一切:“让后来者去操心吧,我只想图个安宁。”
他在去玛丽安巴德(Marienbad)治病期间,结识了地方长官格林纳(Eger Joseph Sebastian Grüner),并经常和他一起探讨矿物学。1822年8月,格林纳在其十分喜欢的谈话氛围中,既讨论色彩原理,又谈论拿破仑,他大声对歌德诵读他翻译的由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创作的“皇帝死亡颂”:“他仿佛形销影息,又仿佛斗志昂扬,火光在他眼里闪烁……”[5]但令人不解的是,格林纳不知道歌德沸腾的情感究竟指向何物。而这正是我们需要理解的。
那么,当歌德拒绝(假如我们不愿说他“假装不想”)记录,而权当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之记忆,不能分享甚至也许不能交流的记忆时,埃尔福特究竟发生了什么呢?一封写给西尔维娅·冯·齐格莎尔(Silvie von Ziegesaar)的信说明,就在埃尔福特会晤之后不久,歌德至少对她吐露了自己与拿破仑谈话的内容。但是,不是别人,而是歌德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Christiane Vulpius)施加压力,让拿不定主意的歌德前往埃尔福特,拿破仑皇帝想在那里召集他身边的大小王侯。10月4日,在初晤皇帝两天后,歌德从埃尔福特写信给克里斯蒂安娜,感谢妻子“敦促他到此一晤”,但对于会晤本身,歌德言之甚约,只是说“皇帝陛下以儒雅至极的姿态同他畅谈了许久”[6]。至于他以何等姿态立于拿破仑面前,又以什么方式同他较量,则是1824年在缪勒大臣(Friedrich von Müller)的刺激下,记录了一个大概,但在他的自传文字中却不着痕迹了。
1808年10月1日,歌德在“早朝”仪式上第一次朝觐拿破仑,对他而言,这件事立刻与他自己的生平经历相关联,因为事件发生的环境于他是这么熟悉——“如此熟悉的府邸,可是物是人非”[7]。次日早晨他被派去面圣,可是在记忆中,他仿佛成了一幕戏的舞台导演:“众人退朝……我被传唤到皇帝的秘宫。同时被传唤的还有达鲁(Pierre Antoine Daru),他马上就应声而去,而我呢,颇为踟蹰。我再次被传唤,于是我进去了。皇帝正在餐桌边用早餐……皇帝示意我靠近他,我却仍然站在合适的距离外,面他而立。”随后他们交换眼神,从而决定了一切:“他体贴地注视着我,然后说:‘你是一位大丈夫!’我鞠躬示意……”如此等等。整个就不是模型状物,而是礼拜仪式的舞台导演。
歌德强调指出,在这次会谈中,他是以最为自然的方式作出了一些最为必要的回答。歌德之所以要强调这一切是顺乎自然,那是为了回应这么一个事实:关于《维特》的一个片段,拿破仑持有异议,认为它不符合自然,正如他“早已深刻地感受到,法国戏剧偏离了自然与真实一样”。达鲁向拿破仑提到,歌德就是伏尔泰的《穆罕默德》(Mahomet)的译者,皇帝就十分详细地说明,在一部让“世界的征服者以这么不得体的方式自我描述”的戏剧里面,他何以发现其离经叛道。以这么一种方式错待世界的征服者,以至于毫无疑问会让拿破仑深感不悦。不仅如此,歌德本人于1815年8月8日致书布瓦斯莱(Sulpiz Boisserée),表示拿破仑的异议“可能像人们希望的那样准确”。首先,由于他理解了伊斯兰教的创始人,他现在就可以解释拿破仑何以能够如此令人信服地纠正伏尔泰。惟有理解者和被理解者之间心心相印,互为镜像,才能解释这么一个确定无疑的断语:“毕竟,他是默罕默德第二,因此必定能准确理解这个主题。”
虽然歌德在拿破仑面前卑躬屈膝,但是我们还是必须仔细研究一下,他以什么样的方式避开基于不合自然的简单理由对《维特》所作的指责。他“面带和悦的微笑”回答说,他必须承认“可以证实这个片段中也许缺乏真实感”,但人们应该原谅诗人,因为他利用了一种机巧,具体地说,运用了一种“不太容易察觉的”机巧,而“目的是为了产生仅凭简单的自然手段无法达到的效果”。在此,诗人在自己的领域内使用的方式,恰恰就是谈话对手——拿破仑——长期以来在另一个领域中经常使用的方式。二者殊途同归,互为镜像。在这个领域中,显然就无需正当理由,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有正当理由。就拿破仑而言,他作为历史的创造者,没有任何一种可能的神义论;同理,就歌德而言,除了他作品之中的白纸黑字之外,作为狂飙突进时代的诗人,也无需其他正当理由。拿破仑当即领悟,这个类比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他在结束对法国古典悲剧的批判时说:这些命运悲剧属于一个更加黑暗的时代——我们现在要用什么来取代命运呢?现在,我们毕竟已经处在自我操持、自我把握的过程之中。而这就是蕴含在皇帝的格言之中的意蕴(虽然它对于歌德是如此不合适):政治就是命运。这一说法的意图已经昭然若揭,准确地说,他是想告诉我们,古典主义的审美“命运”已经由帝国意志的诉求取而代之。
因为歌德之子奥古斯特(August von Goethe)的鲁莽之举,我们还获悉了这次谈话的另一个细节。当着他父亲的面,奥古斯特告诉缪勒大臣,他父亲答应皇帝,愿意创作一部《恺撒之死》(Tod Cäsars)的戏剧——不用说,必须超过伏尔泰的同名剧(La Mortde César)。[8]1732年,这部戏剧被谨慎地挑选出来,以便在王公大臣的聚会上演出。拿破仑向歌德提议一个自己青年时代就想写作的题材,但出乎他意料的是,对面这个谈话者,在青春时代也有同样的梦想,梦想写作一部关于恺撒的戏剧。
歌德是否如他的儿子所言以及我们据此所想像的那样,真的答应去兑现那被要求的诺言?奥古斯特的鲁莽之举包藏着不可告人的祸心。事实上,当他父亲不允许他参加解放战争,不让他为时代精神的上升推波助澜,从此之后,他父亲与拿破仑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他终身不能摆脱的阴影。因此,费希特在他的纪念册上的题词——“民族对你寄予厚望,当代无与伦比的大丈夫的独生子”,对他不啻是一份无法开释的重负。1813年,施泰因夫人有言,说奥古斯特是“当时还蜗居在家的惟一纨绔子弟”。因此,他公然泄露他父亲的《拿破仑回忆录》,也是发自时代情绪的一种绝望的反抗,因为他不想被迫和风烛残年的歌德一起分享那份远离世事的孤独。
因此,埃尔福特谈话事关双方的活动。就皇帝拿破仑一方而言,当他转移话题,和他的普鲁士一般行政官员达鲁讨论赋税和赔款事宜,他同时要向诗人表明从他那个角度如何演好自己的角色。而就诗人歌德这一方而言,他见证了命运如何与政治相关,同时在自己的早餐座位上几乎如坐针毡,进退两难,非常勉强地退出了谈话。三十年后,他终于大彻大悟:在同一个早餐时分,他经历着大悲大喜,那是既快乐又忧郁的时辰!
这位历史进程的旁观者千方百计予以捍卫的,正是他独一无二的生命的同一性。他的所见所闻都让他龟缩到记忆的防卫死角。他反复强调,当他记下皇帝鞍前马后的所见所闻时,他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过去”。他记录中的大部分文字都是诸如此类的追思怀想——比如古色古香的挂毯,已经铺展开来的画卷,对于目前发生的一切并不在意。正是拿破仑本人起身走到歌德身边,以一种“策略的方式”将歌德从当下的分心之中分离出来,从而打断了他的回忆。这情境就成为“大诀别”(groβen Heraushebung)的片刻。通过逆转歌德进门走向用餐的皇帝这一局势,这种情境达到了一种微妙的平衡。现在,拿破仑背对其他人,只对歌德一人说话——只不过问问他是否有家室有孩子。拿破仑有所不知,正是由于他的粗暴介入,这样的问题再也不会让对话者感到突兀与尴尬。如果拿破仑真的邀请歌德去巴黎,那么无论如何他本人会对这次谈话的内容守口如瓶。十分重要的是,记录中披露了10月14日拿破仑给他授予荣誉骑士勋章的信息。这也许让我们忽略了更重要的事情。10月15日,他惟独告诉西尔维娅:除了被授予骑士勋章之外,“拿破仑还热切地邀请他去巴黎”,但是直到他母亲仙逝之后,他必须整理法兰克福的家当,便睹物生情,觉得“这一切都不啻是示意与暗示,吸引我瞩望西南,而我却总是情系东南,习惯于在那里追求幸福。”
当代的那些行为理论家知道,与陌生的眼光默然对视意味着什么。但对歌德那个时代的人而言,那几乎是一个神秘的时刻。海涅描述过歌德的眼睛,他写道:它们“深沉宁静,就像是神明的眼睛。事实上,神性的一般标志是,他们目光坚定,从不会飘忽眨动,似是而非。”[9]绝非随意,正是基于这一点,海涅还把歌德和拿破仑放在一个平面上等价齐观:“拿破仑的眼睛也有上述特征,故而我深信他就是神。”在和歌德见面时,海涅知道他谈话的内容,因为他朝觐诗神时却没有和他四目对视:“说真的,我在魏玛拜访他,站在他面前,我的目光极其勉强地瞥向一边,看看我是否看得见嘴含闪电的天鹰守在他身旁。这时,我用希腊语和他交谈。”
拿破仑神性的目光一直笼罩着歌德往后的岁月。对此,他本人只是间接提及。艾克曼强调指出,1827年1月17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歌德心情甚爽。他的儿子、儿媳和缪勒大臣欢聚一堂,席间谈到法国占领时期的那些事,即便如此,也没有破坏歌德的好心情。缪勒大臣提到当时法国大使写给魏玛宫廷的一封信,信的内容也涉及歌德。缪勒说,这封信认为“天才诗人和最高统帅缔结了这么亲密的关系”是魏玛宫廷的幸运。而这就暗示了拿破仑这一重要话题。但是,还是无法直奔主题,歌德只好拐弯抹角。当时,儿媳抱怨歌德公子舍不得花钱买东西,这就为谈论拿破仑提供了由头。老歌德便讲述了一个关于拿破仑的真实故事:“我们千万不能对美丽女士有求必应……因为她们欲壑难填,很容易过分。就连拿破仑在厄尔巴岛上,对女帽商也要账单照收,慷慨解囊。”[10]歌德还说,早些时候,拿破仑对于女性的愿望并不是有求必应的。曾经有一个时装商借向他展示商品之机,力图让他知道他作为丈夫对妻子是何等失职。对于这种刻意的厚颜无耻之举,拿破仑二话没说,“只是看了他一眼,那个商人就卷起物品,立马走人,从此再也没有露面”。儿媳又问,当时拿破仑已经掌权了吗?歌德的回答不无夫子自道的意味。他说,当时拿破仑可能已经是皇帝了,“否则的话,他的眼光就不会那么可怕了”。所以说,“魔性”毕竟还没有完全附着在这个人身上。如此拐弯抹角地暗示他曾经对视过的眼睛,依然没有败坏歌德的兴致。他说:“但是,我一想到那个被这种眼光镇住而手脚冰凉的人,一想到这个可能以为自己被砍头或者被击毙的人,我就不禁哑然失笑。”
1812年12月15日,歌德在日记中记载,法国外交官乌尔博克(Baron von Wolbock)通告魏玛宫廷,说皇帝陛下想到魏玛一游,“同时还向鄙人表示了问候”。从此,歌德就在自己的日记中事无巨细地记录了皇帝在那里的一举一动,好像这一切都是他生活的重要构成部分。在他的记忆中,追忆战败君主拿破仑,同当初耶拿之战的胜者交换眼神,两者之间并没有高低之分与尊严之别。自始至终,歌德对于拿破仑命运的深切牵挂,较之他对科西嘉人行迹日益增长的恐惧,倒是耗时更久。1813年8月13日,他又见到了正在德累斯顿巡视防御工事的拿破仑。1815年,“百日”事件也反映在他的日记之中。1817年4月30日,他写道:“夜间,拿破仑在忏悔。”1822年1月14日,又是一个铭心刻骨的特别日子:“孤独寂寞的夜晚,翻译曼佐尼的《拿破仑颂》。”1828年8月15日,基督教的救赎时间表同神话救赎时间表合一,不过在歌德看来,这毫无特别之处:“圣母安息日,拿破仑诞生日。”歌德博览群书,到处寻找皇帝的陨落以及最后放逐到圣赫娜岛上的生活痕迹。他读过哈德孙·劳维(Hudson Lowe)的《圣赫娜岛回忆录》(Mémorial de Saint-Hélène),还有其他一些叙述拿破仑的覆灭与流放的作品。在歌德看来,南大西洋岩石荒岛便是一个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命定的最后归宿。曾几何时,在埃尔福特他还托命这个人物来承负自己的青春梦想,审美的自我解释和自我僭妄(aesthetische Selbstdeutung und Selbstanmassung)。不言而喻,这种托命之举(Delegation)注定了他忠诚于科西嘉人的命运,而且必须在他本人和另一个富有魔力的人之间展开对比。[11]
在莱比锡战役之前,歌德打赌说拿破仑一定会大胜盟军。拿破仑战败,盟军官员四处搜寻,克罗雷多伯爵(Franz de Paula von Colloredo)在他家里坐镇指挥,歌德佩戴着骑士荣誉勋章出现在他们面前。
歌德对于预兆的喜爱最清楚不过地表现在他和拿破仑的关系中。按照布瓦斯莱的回忆,拿破仑从厄尔巴岛逃亡时,发生了一起怪事——他发现一只刻着萨拉匹斯头像的戒指,而这正是歌德百般寻觅而不得的圣物。那时,一个朋友对他说:“猜猜,什么不可思议的事要发生了?”歌德却反唇相讥,作出一个“哗众取宠”的回答:“末日审判!”拜访者也只好正话反说,投桃报李了。歌德猜想的另一件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拿破仑逃走了。”而这正合布瓦斯莱的回忆:“次日,那枚奇怪的戒指就出现了。”[12]以歌德—拿破仑的关系为中心积累起来的一切,都独立于可靠的事实而存在;甚至它们同样以夸大其词或者凭空想像的素材来证明,“意义的孕育”具有不可否定的尊严。
另一个预兆是拿破仑画像的跌落,这是格林纳忠实地根据歌德的记述来转述的。这种对预兆的敏感又深深地埋藏在另一个故事中。在弗兰岑斯巴德(Franzensbad)远足期间,格林纳向歌德出示了一幅木刻画,上面画着拿破仑和他的第二任妻子在路易斯温泉。格林纳感叹道,在玛丽-路易斯(Marie-Louise)身边,这个矮小男人显得多么“颖慧”。歌德答曰:“是的,假如他像现在这样安分守己,那他会异乎寻常地……颖慧。”[13]
地方行政长官讲述了建造温泉防护栏的故事。专家是从布拉格聘请的,但仅仅是完工了而已,在他们离开后不久,建筑就倒塌了。因为地方木工必须偷工减料,又不想浪费时间。结果,以拿破仑命名的温泉与以路易斯命名的温泉便分隔开来,遥遥相望。而这个预兆也马上变成了现实。
歌德在这里介入进来了。他怎么可能体验不到与拿破仑相关的预兆呢?“莱比锡战役之后,我屋里的拿破仑像莫名其妙地落下了;你知道这是怎么了?”在黑暗的迷信时代,格林纳只能回答说,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自天而降的征兆预示着伟人的出生或者死亡。他突然又联想到弗兰岑斯巴德预兆的丰富涵义,而这种联想于他不啻是一次善意的开导。他想起当时歌德说出的一个关键字眼——“安分守己”(Grenze)。歌德的特性在于,他不能容忍别人滥用权威去臧否伟人。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给予格林纳一段忠告:“一看到路易斯温泉边的那条矿泉河,我就想起拿破仑在圣赫娜荒岛上,与他的骨肉天各一方,那里的生活是多么局促,内在空间是何等逼仄,岂有僭越界限而不安分守己的可能。惟有伟大的精神才能在这种处境中立于不败。然而,拿破仑的被逐和被监禁总归使之无害于世;成千上万的人因为他而被奉上了祭坛。”歌德也想到了人类及其福祉,但他并没有提议审判拿破仑,而是乐此不疲地谈论温泉,并认为温泉对人类的幸福有影响:“让我们从这温泉之水中,或者说从拿破仑泉之中,为人类谋取幸福吧!”然后,记述戛然而止,令人想到埃格尔那一幕。
这种“意义”在一场巧合之中达到了最高境界,而这次巧合也让九泉之下的拿破仑不能瞑目,还得通过一条神秘的道路来认可毫无疑问地占据了歌德生命之中心位置的一项伟业——这就是色彩学说。在此,预兆从魔力之中涌现出来,它有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整合起来并产生难以想像的意义的力量。不错,拿破仑不仅读过歌德的小说《维特》,“常常把书带在身边”,而且把它带到了他的流放地圣赫娜岛上。直到1829年歌德才知道此事,并将它告诉了俄文译者罗斯卡林(N.M.Roschalin),但这一事实完全没有什么神秘的预兆“意义”。作为一位文学鉴赏家,拿破仑皇帝身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魔力。然而,尽管拿破仑已经撒手人寰,或者说正是因为死无对证,拿破仑如此支持色彩学说,委实可能让歌德感动莫名。
1830年秋,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进入写作尾声,并开始撰写《诗与真》第四部(那句“奇谈怪论”就在这一部分之中),一边沉思圣赫娜岛上的拿破仑之死,一边又惊闻自己的独子殁于罗马的噩耗,可谓怪事接二连三。艾克曼在日内瓦撇下奥古斯特·冯·歌德,从意大利开始了归程,在斯特拉斯堡看到一家理发店的橱窗内陈放了一尊乳光玻璃制成的拿破仑半身像,其色彩随着人们观看角度的不同而大异其趣:从背后的黑暗房间往外看,在相反的方向上从光亮大街往里看,雕像的色彩完全不一样。在艾克曼看来,这就是色彩学说在现象上的完美证明。艾克曼立即想到,歌德一定会对这尊半身雕像着迷:“我看这尊玻璃造像价值连城……”[14]于是他买下它,并寄给了歌德。
人在归途,歌德之子的死讯尚未传到,艾克曼就收到了歌德的感谢信,感谢他在旅途中给他奉上了这么精美的礼物。歌德坦诚相待,说“一看到这尊非同寻常的色彩变幻万千的半身像”,就想到艾克曼“对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这雕像上面的壮丽源始现象”是何等的印象深刻,何等的心醉神迷。他认为,在这项意外的发现里,在这种独特的感知能力中,“神魔”可能已经插手其中。这个事实至少暗示着他在词斟句酌,处心积虑地寻找一种措辞——可是在那时候,这种措辞可能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如果你的神魔把你带回魏玛,你一定会看到这尊雕像在灿烂火热的丽日下,在沉静透明的蓝色面孔下,胸部和肩章的浓重色块从最强烈的深红依次递增和递减了几种色调……”歌德毫不含糊地宣称,拿破仑在色彩理论方面也是佼佼者。“我们在此看到,这位英雄在色彩学说上也是胜利者。请接受我最诚挚的谢意吧!这是对我心中万分珍重的色彩学说的意外强化。”显然,除了表露感激之情以外,歌德还有何等急切的渴求啊!
歌德遍尝人间甘苦,在他自己和拿破仑之间做足了手脚。从今往后,这件意外得来的小玩意儿对他却有无与伦比的重要性。早在1824年5月2日和艾克曼的谈话中,他就已经用狂妄透顶的口气,在其自我构想和历史经验的视野中,建立了一种在高度上无以复加的可能平行:“拿破仑继承了法国革命……而我呢,则注定要纠正牛顿理论的错误(mir ist der Irrtum der Newtonischen Lehre zuteil geworden)。”[15]
正如他惯用的手法一样,歌德也是用“神魔”这个字眼来代指别人的命运,同时又显然是夫子自道。稍微晚些时候,在1831年3月2日的谈话中,他以肯定的口气指出,“神魔之力”不仅出现在某些人物身上以及他们的周遭,而且还特别地呈现在某些事件中,尤其是所有那些“仅凭理智和理性难以解释的”事件。这仍然不是勉为其难地为“神魔之力”下定义,而仅仅是对于神魔之力之抵抗性的一种描述而已。歌德断然否认他自己身上包含神魔之力,但又说“不得不服从于它”。拿破仑就不一样了,他身上所含的神魔性事实上“无以复加,以至于无人可以比拟……希腊人认为,只有在半人半神的存在物身上才有这种神魔之力”。于是,艾克曼追问,梅菲斯特身上是否也有这种神魔之力呢?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立即断然否定,并陈述了理由:“没有。……梅菲斯特完全是一个否定的形象,但神魔则呈现于一种完全肯定的力量之中。”[16]
对于歌德的“神魔”概念,尤其是用在拿破仑身上的“神魔”概念,我们应当何等严肃、何等谨慎以及首先是何等严谨地对待啊?最初笔者也认为,神魔这个称谓仅仅是为了拒绝狂飙突进时代的青春之士赋予“类似神性”特征的轻浮无聊。但是,一旦涉及拿破仑,在歌德口里,“神魔”仍然有一种“杀机四伏的魅力”。1830年3月23日,在同缪勒大臣的谈话中,歌德以一种年老心善而又文雅得体的方式确立了神魔与拿破仑之间的关联。谈话的主题再次回到歌德与拿破仑的对话上。缪勒先说:可怕的是,一个人必须对已经过去二十年的事作一个交代。不料这一说法打开了歌德记忆的闸门。王顾左右而言他,歌德说,我们不必对过去的事情耿耿于怀,“否则就会把人逼疯”。歌德补充说,拿破仑毕竟还没哪怕是以最谨慎的方式将自己同上帝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话题与他无关,那么我们就难以想像同样的观念联想:“对上帝,千年如一日;我们为什么就不该像那些小小的神祇一样蔑视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呢?”面对无情的时间,缪勒感到此生卑微,但歌德这一说法颠覆了这种姿态——只要是提得起放得下、不为过去之事所困扰的人,就不会为悠悠岁月的流逝而伤怀。
这里再也没留下任何把柄任凭让·保罗(Jean Paul)嘲笑了。1796年6月18日,让·保罗给克里斯蒂安·奥托(Christian Otto)写信,描述了他对歌德的造访:意大利风味的房子令他惊讶,画面和雕像上的众神令他肃穆,而“恐惧”的逼人冷气让他心里感到窒息。歌德终于露面了:“……最后,诗神朝我走来,用一成不变的语音语调对我说话,清冷寂寞,一字一吐。”
仅当棋到终局,或者说在人去楼空之后,艾克曼才常常使用神化的腔调谈论歌德。《歌德谈话录》的最后篇章在德语散文中可谓精品之作。歌德寿考归天,翌日清晨,仆人弗里德里希打开房门,遗体就躺在其中。当艾克曼褪去裹着诗人赤裸躯体的尸布,那种放纵与尊敬掺半的情感在谈话录的字里行间臻于高潮。此乃灵光一现的时刻:“弗里德里希掀开尸布,我惊讶地看到亡人的四肢还是像神一样灵光。……一个完美的人,以伟美的姿态躺在我眼前,在这一时刻我感到灵魂出窍,竟然忘却了不朽的灵魂已经离开了这副尘世的躯壳,我把手放在他胸口——那里是深沉的宁静,于是我转过身来,只是为了止住我无法压抑的泪水。”这再也不是歌德,而是艾克曼,但面对着永远安息的歌德,仍然是艾克曼。
如果说,在歌德身上的神魔之力标志着在同另一种力量——“类神性”——周旋时不复表现出轻狂性,那么,理由首先就体现在歌德对斯宾诺莎主义具有深刻的亲和力。当“类神性”融入泛神论之中,它在字面上同绝对归属于宇宙之间万物的特征同等有效。类神性可能再也不是什么例外,一样变成了神魔之力。超然于人类日常事务的一切,“可望而不可及”的一切,都被提升到了神魔性的地位。神魔之力绝非反神圣之力——泛神论的“乌托邦”同一神论相比无论如何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它根本就“无处可以安身”(keine Stelle)。[17]只要它仍然呈现在语言维度上,一种多神论的背景就永远存在,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一种“角色分工的泛神论”。正是通过在美学上授予这种形而上学以特权,才让它独立地赋予自然审美以正当性,而把人类审美变成了累赘,因为它从来就没有为后者留下空间。
歌德清楚地看到,艺术形而上学的泛神论者必须亲身笃行多神论的“二重真理”。但是在道德上亦然,在泛神论上并没有为通往善恶的彼岸敞开道路。什么都不可能存在于神性之外,因而也就谈不上赞成或者反对神性。在此,神魔范畴,作为一个难以毫无歧义地限定的中介领域,其对于登峰造极地表达在《诗与真》第四部里的“奇谈怪论”的意义,已经在我们面前初露端倪了。普天之下,惟有一个神才有能力反对神——如果不止存在一个神,那就另当别论了。
不错,歌德也断然否认梅菲斯特有神魔之力。然而,如果阴森肃穆的二元论或者唯我独尊的一元论介入了梅菲斯特与上帝之间,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可能展开一场赌博。因而,《浮士德》的背景至少已经转换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多神论。权力的较量严肃认真,终无定数,相当具有居间过渡性。在这个最终既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道德哲学而是美学的居间王国,歌德安置了一个拿破仑皇帝。在他翻译曼佐尼的颂诗《五月五》(Der5.Mai)时,他如法炮制地授予了拿破仑“可怕人物”的绰号。在歌德看来,拿破仑既不能代表纯粹的邪恶意志,也不可能产生纯粹败落的灾难性后果。神魔是一个与道德领域不相干的范畴。
在和艾克曼谈《浮士德》时,歌德“沉思片刻”,然后话锋一转,用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者的观点来现身说法,解释他的“神魔观”。他说,人们会难以抵御这么一种想法:“为了作弄和愚弄人类,神魔常常推出一些个别人物,他们魅力四射,以至于人人趋之如鹜,他们浩然伟岸,以至于无人可以比肩。”[18]歌德举到的例子有拉斐尔、莫扎特和莎士比亚。然后反过来,将莎士比亚与拿破仑相提并论,因为在歌德的“天才”时期,他总是把莎翁等同于普罗米修斯,而现在将他比之于拿破仑时又不乏教育意图,为的是证明神魔范畴的美学价值。毫无疑问,他仅仅把拿破仑形容为“我们无法比拟的人”,而不是太有“魅力”。艾克曼把这种想法推到了极端,已经像往常一样地与歌德一起认为,“像歌德一样,神魔也可能将这些事情牢记在心,因为他也是一个太有魅力而我们无法不努力攀比,太伟大而我们无法企及的人物。”
这种话语的转换也假借《浮士德》而完成。1815年8月3日,同布瓦斯莱的一次对话很明显围绕斯宾诺莎、色彩理论而展开,还特别提到了《浮士德》的写作进度,尽管歌德自己对于《浮士德》的结局不想多说,但他还是预示它非常圆满,“非常出色,将会获得巨大的成功”。歌德勉为其难地接受的思想转折以一种最大可能的精确性印证了尼采的断语:拿破仑的出现激发歌德反思《浮士德》,重新考虑整个人类的“难题”。“当初浮士德与万物之直接源泉的魔鬼缔约。(他停顿了一下,再继续说——)浮士德让我回味现在以及过去我对于拿破仑的想法。这个拥有权力而且善于运用权力的人,干了一番最艰难的事业,而且取得了最伟大的成就。”[19]
在这个论断之中还包含着一个更高的评价——那就是以同样的方式把神魔之力用在拿破仑和耶稣基督身上。换言之,有无神魔之力及其标志,标准在于是否有控制各种要素、控制宇宙自然的权力。关于耶稣基督,歌德说:“从他身上放射出神奇的影响力,让健康的人依恋于他,让病人感到痊愈,他具有主宰各种要素的权力,以至于狂风暴雨、惊涛骇浪在他面前都安详宁静——所有这一切虽然都存在于一种至高无上的神性之中,但显然都是人格的魔力。”紧接着这句话,马上就转到了那个科西嘉人身上:“因此,在拿破仑身上,那种现代人身上不复存在的神魔之力也是非常活跃的。”[20]即便是歌德本人,他也能够体验到可能源自拿破仑的控制自然的权力。策尔特回忆说,1816年5月3日,歌德生病卧床不起,好像根本不可能出席宫廷大典。然而,“幸运的是,拿破仑的一句格言”顿时点亮了他的心空:“皇帝不知道生病,只知道死亡。”他立马对医生说,只要他不死,就得准时出席大典。“就好像医生和自然都对君主的格言了然于心,因为那个星期天我准时出席了庆典……”现在,我们要问,所有一切都与什么样的伟大庆典相关呢?那是全体贵族向卡尔·奥古斯特致意的庆典——由于拿破仑的覆灭,此君得以加冕,荣升为公爵;庆典举行的时刻,贵族得到了君主立宪的许诺;在他成为第一位日耳曼君王的同一个月,他就必须兑现这一许诺。以神魔之力的暗授机宜,拿破仑帮助〔新晋的〕“国务大臣”歌德准时出席了这场为他的最后失败而举行的庆典。
1807年1月3日,歌德给克内贝尔写信时还在说。我们可以预见,“历史上可能的最高的表现”将会来自法兰西。在他这么说的时候,显然还没有在同艾克曼谈话之中所作的那番考究的修饰:在拿破仑身上,那种“现代人身上不复存在”的神魔之力也是非常活跃的。“我们要尽可能地否定这种稀奇古怪的现实。”但是,显然有这么一种东西,其存在仅仅是为了消除源始权力的潜能。在1831年歌德谈论耶稣基督和拿破仑之前,他常常是投石问路,尝试措辞:“显然,神魔之力就好像在更早时代才更为强大,就好像它在一个庸俗的世纪根本无缘显示自己。在《旧约》和《新约》中都有重要的迹象,甚至在耶稣基督身上有些特征都应该归于这个范畴。”我们不会忘记,弗洛伊德在1936年6月14日致书托马斯·曼,也将拿破仑和埃及的约瑟夫相提并论,只不过字里行间具有更浓的反讽意味。
具有神魔之力的人物的一个标志,不仅在于它控制了自身的诸种要素,而且还在于它能够在别人身上也唤起这种能力。1824年2月29日,歌德同艾克曼散步,谈到欧仁·拿破仑(Eugen Napoleon de Beauharnais)——洛伊希滕贝格(Leuchtenberg)公爵之死。歌德说,此君乃是越来越少见的伟人之一。前一年夏天,歌德在玛丽安巴德遇见了他。那时,歌德得知公爵要修一条运河将莱茵河和多瑙河联系起来的宏伟计划:“如果你考虑到地形上存在着多大的障碍与抵制力量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这是一桩多么巨大的伟业啊。但是,对于一个效力于拿破仑麾下并一起震撼了世界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21]在此,一项规划仍然得以维持——据此,假如他是一个在神魔之力影响下的人物,那么,环境的阻力、物质的抗拒,以及种种不利因素,都仍然构成一个人物及其行动的伟大。
不仅如此,伟人身后留下的空虚空白也能测定这种奇特的力量。在歌德看来,几乎用不着说,拿破仑惊天动地,呼唤像他一样的伟人,但事实上却只是对那些身份卑微者另眼相看,格外垂青。显然是他——拿破仑关闭了歌德在项链丑闻时所窥见的那道深渊,但这位法国革命的继承人却在其身后留下了一道新的深渊。在反拿破仑战争爆发的那年,歌德认为十分清楚的是——惟有怨恨将德国人变为一个整体,正如他在1813年11月24日致书克内贝尔时所说:“在他被驱逐出莱茵河流域之时,我只想看看,这些人还想有什么作为。”他坚信这一点,至死而不渝。1831年3月21日,有消息传来,说巴黎持久动荡,他却认为“这些年轻人想参与影响最高的国家事务,而出此灾难性的下策”,但追根溯源,却无不以拿破仑为典范。他在自己祖国的青年人身上呼唤一种自我主义,以便让他们自强不息,“直到一个伟大的君王从他们之中再次脱颖而出,他们就能在最完美的境界中看到自己应该何去何从”[22]。
一如既往,在歌德的这个断语中,具有神魔之力的人物肯定代表正义。对于此岸世界和彼岸世界一样,缺点永远在于,与神魔类似的人物,完全不能满足神魔人物所唤起的要求。“不幸的是,像拿破仑一样的人物不会马上再次诞生,我几乎情不自禁地害怕,要消耗多余的千百人的生命之后,这个世界才能再次获得和平。”
当他谈到拿破仑,歌德自己是一个永远的参照点——不论是公开的,还是隐蔽的。因为,在拿破仑所造就的种种结果中间,也存在着这么一些事实:“积极主动的人”只能是在消极无为的隐居状态下为未来提供善举,而实施文学的影响则不可能有望在有限的年岁内实现。令人困惑的是,对于那些积极主动地填补世界空虚的人,歌德的整个立场却丝毫没有包含任何一点恶意。原因在于,伟大人物及与他对立的牺牲者之间的平衡好像从来就不是由“可怕的人物”自己建立的,因此他现在就作为世界空虚的填补者而出场,以便最后能够保持这种对等的平衡。
当他决定深居简出而谋划他自己都无法把握的未来时,歌德也就处在自己最后年月的门槛上。我们不禁要问,在这次谈话的时刻,他是否能够回忆起1813年4月26日拿破仑对缪勒大臣说的话:“你们德国人也知道什么叫革命?你是不知道的,但我知道。”这包含着歌德对于拿破仑之历史正当性的理解。歌德认为,的确不是拿破仑的伟大,而是拿破仑的角色,决定了他的历史合法性,因为他是法国革命的继承人。我们再一次看到,尼采以千里眼一般的睿智,觉察到了一个极端人物身上的隐秘类似性,这就是看到歌德与拿破仑的关系完全是以法国革命为轴心——或者更具体地说,完全是以卢梭主义的特征为轴心——运转。尼采认为,歌德对18世纪及其革命恨之入骨:“我只看到一个人,当他必须经历这个世纪时而充满厌恶之情地经历了它——这不是别人,正是歌德。”[23]这就产生了关于拿破仑和歌德的一项老生常谈——其基础乃是他们所共同地表现出的“回归自然”,不过这不是因为卢梭,而是直接对立于卢梭。歌德的存在,是一个欧洲事件,作为“通过回归自然,通过上升到文艺复兴的自然性,而克服18世纪的伟大奋斗”,而这同时也是“18世纪的一种自我克服”;同样,拿破仑也是“回归自然的一个典范”[24]。
一切关于“神魔之力”的说法都不会模糊尼采的睿见:歌德之所以如此持久地卷入同拿破仑的关系之中,恰恰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坚定的实在论者”。只要它出现,实在论就永远是一个对立于时代之非实在性的概念,正是因为如此,他就置身在“一个具有非实在性外观的时代中间”,他规定或者说经受了它的结局,构成了歌德与拿破仑关系中的“实在论”。“他所具有的最伟大的经验,莫过于那个叫作拿破仑的最高真实(ens realissimum)。”[25]
按照他们对这些现象的看法,历史学家歌德和神魔学家歌德常常并不完全一致。神魔之力也是一个对立于历史的范畴,因为历史蕴含着“创造”历史的可能性。神魔之力之对立于历史,正如悲剧也对立于历史。在拿破仑的覆灭中,歌德也看到了悲剧性。
1832年3月,歌德仙逝前不久还和艾克曼谈到“希腊人的命运悲剧观”。他说,这种悲剧观再也无法适应他那个时代的思想方式了。他毫不犹豫地将这种观念同时尚相提并论——他说,一种悲剧乃是一件早已被时代淘汰的服装。那么,用什么取悲剧而代之,去描述极端可能性之中的人类存在呢?确然不是时代宗教观念所能规定的某种东西。他之所以毫无疑问地提到这些观念,仅仅是因为它们排除了一种古代的存在观念——它并不建立在自由原则基础上,相反却允许迷惑以及必然招致的罪恶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与这种观念的转变相关,拿破仑的出现堪称榜样。歌德对于在他的自我塑造过程中这位神魔搭档的终极见解是非常冷静的,但关于神魔之于审美的异己性,则尤其如此。它预示着在歌德仙逝之后首先表现出什么样的后果,因为他本人太久地耽误了这种致命的表现——以“青年德意志”的时代形式将文学政治化。
因为正是拿破仑,不仅宣告而且还第一次让人们可能跨越欧洲大陆去体验这么一种事实:政治行为决定生活的命运——不仅决定着王朝的命运,而且决定了士兵的命运。在最后一次谈话中,歌德回想在埃尔福特城堡的早餐桌上拿破仑对他说的话,尽管在耶拿之战后他又饱经沧桑,但在那时几乎不可能接受那样的说法。而今,拿破仑的那句话便成为一切审美雄心的限定性命题:“我们现代人更容易接受拿破仑的说法——政治就是命运。”[26]
他还指出,就文学的存在言之,政治是否就是命运这个命题毫无意义,因为按照“新潮文人”的方式,我们根本不能认为这个命题意味着政治最后也已经成为诗歌,或者说政治是诗歌的恰当题材。作为一种诗歌题材,它常常被党派立场败坏了,因为诗人如果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他就必须选择党派立场。诗人的题材同政治事务所特有的强制和约束毫无关系,诗人“像雄鹰盘旋在国家的上空,对他们来说,他所追猎的野兔是奔跑在普鲁士还是奔跑在萨克森的土地上,这毫无关系。”诗人是雄鹰,但皇帝却不是。
根据歌德日记所载,在巡视战场的时刻他看到,在曼弗雷迪尼(Manfredini)耶拿战争纪念章上,正面是拿破仑的画像,背面有朱庇特和他的神鹰。[27]在那个时刻,拿破仑还不是普罗米修斯,朱庇特还不是他的敌人,神鹰还不是啄食他肝胆的猛禽。
在这个时刻,歌德深知,一代人已经成长起来,在他们眼里,他的所作所为“一钱不值,因为我不屑于与党派山头搅和在一起”。为了合乎这些人——特别是诗人乌兰德(Ludwig Uhland)所描写的那种类型的人的口味,他可能就必须“加入雅各宾俱乐部,鼓动谋杀与流血政变”[28]。即使他的生活和他同时代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而没有机遇意识到,拿破仑在他有生之年是如何与他背道而驰,歌德仍然不会忘记“政治就是命运”这一格言,它依然在他心中持久回荡。这就是他的难题,也是它的悖论处境:“他们总是要我同时选择立场,好的,我选择支持我自己。”[29]他拒绝答复在反拿破仑的叛乱之中由青年一代提出的要求,同时也拒绝满足他的公爵朋友的期望。而这种拒绝的姿态已经产生了这一最终结果。
根据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的回忆录,1813年4月下旬,歌德去德累斯顿拜望朋友克尔讷,当时“对于新发生的事态既没有什么希望,也没有感到快乐”;相反,他“似乎非常气愤”,责备他们父子两个,他的儿子还是一个吕措(Lützow)火枪手和解放战争的鼓吹者。[30]“继续干吧,你会锁链加身!这个人物太强大了,你们绝非他的对手。”[31]按照法恩哈根的记述,人们当着他的面严厉地责难已经败落的拿破仑,歌德先是沉默无语,然后“泰然自若,无比冷峻地说——不要扰乱了皇帝的宁静”[32]!是不是可以说,本性使然,歌德才不和爱国者沆瀣一气?或者说,由于他和拿破仑之间的关联,他就永远成不了爱国主义者的热情追随者?海涅在歌德身上发现了“同时代格格不入的伟大天才”,这种天才“终归是自为目的,丝毫不假借外物”。这就是为什么“一个激情世纪和一个行动世纪……都对他束手无策”[33]。
但是,只要想一想,不只是(或者只不过是)会见时刻交换眼神,我们就不难看到,歌德不仅拒绝参与爱国者对拿破仑的反叛运动,而且还拒绝服膺拿破仑本人。当时,拿破仑邀请他亲赴巴黎,创作一部关于恺撒的戏剧。按照缪勒大臣的回忆录,这项提议来自最高等级,有最清楚的标记,同皇帝本人的主张和自我意识有最明确的关系:
悲剧应该属于帝王将相和万国万邦,他是诗人所能造就的最伟大的业绩。比如,你应该以一种同这个题材实至名归的方式,以一种比伏尔泰更宏大的方式,写一部关于恺撒之死的戏剧。而这可能成为你一生最美好的使命。你将必须向世人展示,如果他们假以时日,让恺撒来实现他心比天高的计划,那么,他会如何给世人带来幸福,又如何改天换地,万物会如何不同。去巴黎吧!我发自内心地要求你。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观(Dort gibt grössere Weltanschauung)!那里有丰富的素材供你创作。[34]
缪勒大臣见证了,“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拿破仑的邀请让歌德“感动莫名,自鸣得意”。对于这个主题,他没有“故作惊人的渲染”,也没有〔和拿破仑〕谈论整个观众群体。他让这份美差被偶然的“不便”挫败了。让自己沦为御用诗人而成为政治的工具,的确有违他的自决之意。拿破仑要求他将埃尔福特会见的情景创作出来,献给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Ⅰ.,Zar),歌德婉拒了这项要求。他说,为了不给后世留下遗憾,他绝对没有做这种亏心之事。拿破仑坚持认为,路易十四时代(LudwigⅩⅣ)的伟大作家的做法可是迥然不同的。如果我们可以相信塔里兰德(Talleyrand)的记述的话,那么就应该重视这惟一报道了埃尔福特谈话的文献。歌德的回答不卑不亢,毫无畏惧:“不错,先生,可是陛下并不能保证他们(后代人)是否对此充满了遗憾。”[35]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回答。正是这种双重拒绝,赋予了歌德后来行为的合法性:拒绝加入反抗拿破仑的行列,也拒绝战胜拿破仑。
在评价法国古典悲剧的话语脉络之中,拿破仑说出了政治即命运的格言,这不只是为了废弃“悲剧”范畴,而且还是为了用“政治”范畴来“颠转”(Umbesetzung)它在历史体系之中的位置。这句格言被重复多次以至于人们心生厌倦。它立即显得就是召唤每一个人都介入历史,以便取代先前的命运——质言之,让每一个人都去创造历史。可是,当拿破仑对歌德说出这句格言时,却可能没有这样的意味。只有当这个独特的历史主题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这句格言方才可能具有如此意味。当他说出这句格言时,拿破仑让他面前这个人物(歌德)知道“命运”只是击中了他,而不知道一切都是他所创造的,或者说不知道眼前的一切都可能是他自己造成的。就歌德而言,则直到很久之后,直到他最后息影政坛之后,他才接受“颠转”悲剧地位这一趋势。总而言之,不是别人,而是拿破仑皇帝以其行为的后果迫使每一个人接受这一格言,可是在他口中它具有完全不同的意味,也就是说,它是指那些处于服从地位的人必须消极无为,逆来顺受。当歌德在1832年3月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肯定拿破仑的格言时,他打断了对于这个令他不堪承受而又不可回避的主题的讨论:“可是,别提这个悲惨的话题了,不要让我在反抗非理智的时刻自己却失去理智!”[36]
政治即命运——其本源的意味,在歌德心中永恒的意味,以及在拿破仑眼里的意味,应该在于:政治像命运。即使最后断送了其文学影响,但在歌德看来这也只不过是因为一种“人的更高权力”(höheren Gewalt)而非“物的更高权力”(Gewalt ders Höheren)的压力。对于冷眼旁观者而言,这种亲和力在于他们都分享了美学与政治同其时代同人之间的距离,而从这个视野看,二人对卑微渺小的人类领域充满了伟大的蔑视之情,而这份蔑视之情显然源自一种偶然性意识——作为同时代人而存在纯属偶然。创造历史,将历史作为可能的创造物揽入囊中,而完成对历史的征服,同样也可能是基于一种冷漠超然不问世事的立场(Gleichgültigkeit)。
1828年3月6日,在同缪勒大臣的谈话中,歌德提到了拿破仑的征服者。他说,谴责威灵顿(Arthur W.Wellington)的权力欲望是十分荒唐的;相反,他最后接受了适得其所的位置,我们应该感到高兴才是。现在看来,一个征服了印度、打败了拿破仑的人去统治一块不毛之地,确实合情合理。然后,通过两个过渡的步骤,歌德又一次谈到了他自己:“拥有最高权力的人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恭恭敬敬地拜倒在他面前。我迫不及待地要关心一下世界历史了,而这是世界上所有的最荒唐的事情;张三李四死了,王五是否销声匿迹,在我看来完全没有什么不一样;如果我刻意关心这些,那我可能是个傻瓜。”将他自己和拿破仑的征服者相提并论(而拿破仑也是他的征服者,甚至仅仅是在交换眼神的一刹那的征服者),这一比较就超越了将自己比之于皇帝的秩序。令人恐惧的冷漠超然,意味着诗人只能在美学上模仿,但他曾经认为自己就是思想业绩的行动者,而将自己同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这份迷狂而今得到了警策的表达。
魏玛一名中学教师法尔克(Johann Daniel Falk)记录了埃尔福特前夕歌德关于拿破仑的一种说法。如果他的记录更加可信,那么我们就可以自觉幸运了。1808年10月14日,皇帝抵达魏玛,同时法尔克也约好当日同歌德谈话。至于美学上的类似性,法尔克的报道十分翔实:“……歌德向拿破仑建言,按照他自己创作戏剧一样的美的原则来引领世界。他发现一切都非常正式:拿破仑让一个像帕尔姆(Johann Philipp Palm)一样的喧闹者或者像当甘公爵(Louis Antoine Henri D'Enghien)一样的请愿者被击中头部,以便用这种令人恐惧的形象作为范本来一劳永逸地让公众望而却步——而这些公众不能等待时间结束,就迫不及待地用天才的创造物到处引起令人烦恼的是非。”在这里,拿破仑便成为戏剧导演歌德对付观众的惯用手法的一个隐喻。法尔克马上将这段记述变成了直接引语:“在一个被糟蹋的民族,他得心应手地处理环境,处理一个被糟蹋的世纪。让我们相信,他和他的欧洲是幸运的,因为他那宏大无比的世界计划,他本人绝对没有被糟蹋。”[37]那个极力将歌德拖入法国戏剧界的人物出场了,因为他乃是这个时期戏剧界的杰出代表(也永远仅仅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会对法尔克的记述深信不疑)。他“以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是法国戏剧,它的罗马风格、它的堂皇词句,都必然像罗马帝国摄政团一样令他神往,并且同气相求,也必定吸引了像他一样的精神。……拿破仑全心全意地坐在恺撒面前,仿佛在主持一场犯罪审判。”这样的细节不可能是杜撰的,因为它同如下的可信记述完全一致:拿破仑和歌德还谈到了伏尔泰的《恺撒之死》,探讨了创作一出新的《恺撒之死》的可能性。即将成为政治的命运,在其本源的典型表述中,构成了一项戏剧诉求(theatralische Instanz)。
埃尔福特会见作为一个“源始场景”,是否也是一幕戏剧场景呢?这个问题是令人难以释怀的,尤其是问题的症结在于实在与消逝阶段或者否定阶段的差异时,则永远如此。圣赫娜岛是不是第一级实在?我可以明确地暗示读者,尼采认为歌德是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对于这么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拿破仑在同他遭遇时也应该表现得像“一个坚定不移的实在论者”。像追求重演文艺复兴类型那样,尼采自然而然地将他的需要人格化了,在这里亦复如此。但是毫无疑问,这种人格化只对歌德而言是必要的和确信的,因为只是在这个名义下并源自这种意志,那种实在性才突然制服了他。实在之物,永远只是幻觉的反面,或者说不再是幻觉的东西。如果我必须用一种不同的语言来表达这种观点,那我就必须说,仅仅是因为快乐原则已经成功地安置了意愿的完美世界,实在原则才永远有效。独一无二的歌德尤其是这样。普罗米修斯自己的特殊世界在秘密保护的魏玛氛围中建立了它的偶像而从未遭遇抵抗。此外,朝项链丑闻所敞开的深渊投去一瞥,能引发这么一种令人恐惧的预言吗?
在这个语境下,清楚地显示“实在论”主题的标志,是歌德将他和克里斯蒂安娜结婚的日期定在耶拿战役和魏玛遭到洗劫的那一天。这个日子以及克里斯蒂安娜的人格让歌德体验到,当个人生命和个人世界岌岌可危时,到底何谓“实在论”。她用厨房和地窖里的物件做成壁垒,保护孤苦无助的奥林波斯诗神,抗拒丧心病狂的掠夺者和无法无天的士兵。大公夫人路易丝(Luise von Sachsen-Weimar)也将于次日在另一个层面上作同样的见证——她勇敢地站在征服者面前,毫无畏怯之态。歪打正着,她如此作为,恰恰拯救了国务大臣歌德的官邸和他的生计。[38]
歌德仅仅是勉为其难地应付这些实在。在10月14日的日记中,我们看不到克里斯蒂安娜的名字。在一种被迫使用的非人称叙述中,我们读到:在“纵火焚烧、抢劫掠夺的可怕之夜”后,“我们的房子被保护下来,固若金汤,非常幸运”。谁来保护?谁固若金汤?谁又非常幸运?在次日的记录中,他的责任程度又一次清楚地得以描绘出来,但新的固定点依稀模糊,只是隐约可辨:“法国皇帝驾临宫廷。回家。忙于保护家室。”在宫殿教堂举行结婚纪念的真正日期是10月19日。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只读到片言只语,其中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结婚纪念。”很明显,这是两天之后,克里斯蒂安娜成功地说服歌德去埃尔福特朝觐拿破仑,而她只不过是完成了耶拿开战之日就开始的劝勉。她就是拿破仑自然必须拒绝接受的实在性的化身。这种实在性终归是这么一种东西:以一种审美的方式构想出完全只有内在一致性的生命境界,一种具有普罗米修斯式僭妄的自我创造的生命,像某种异己的东西自外而内地闯入进来。克里斯蒂安娜在他生命之中的持久在场也是一种实在性:当他合乎自然地实现这种实在性,他就不会自我“创造”了,也就是说——他必须担当这种实在性,却又不准备独自承担而拒斥他母亲的影响。当他坦然接受她时,“他就终于理解,他梦想之中和诗作当中那个自我创造的世界一点也不实在”[39]。
拿破仑在瞬息之间闪亮出场,作为一种实在性将前此一切审美实在性化入了阴影之中,这种实在性应追溯到耶拿而非埃尔福特。由此看来,埃尔福特已经成为身份重建的一个环节:新的“坚定不移的实在论”(ens realissmum)终归落到了这么一个大人物身上:他把《维特》读了七遍,还跃跃欲试地要说服它的作者再写一部新作。重建身份已经撤销了最残酷的“实在论”。“惟有一个神才能反对神”——这句格言是为了预言耶拿战役而铸造的,但无非是一种表达无聊努力的方式,因为根本就找不到任何一个神祇,可以被召唤出来反对眼前这个神祇。然而,这句格言现在成为一个意象,隐喻那一敢于无所畏惧地直视万能统治者眼睛的人已经靠近了的限定情境。
歌德以为,直到拿破仑进犯魏玛,这里依然是审美虚构与其生命形式合一的时代。通过影响卡尔·奥古斯特而获得权力,这就让他得以依据他的设计和意愿建立一个世界。十分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个世界之中,他的那些只在戏剧中有效的游戏规则却被接受了。任何人都无法如此大胆地用自己的尺度来剪裁他必须栖居的外在世界。不论是那些自外而内地接近这个世界的人,还是那些已经置身于这个世界之中的人,他们的种种说法都造成了这么一种印象:困惑不解,惊惶失措,以及一种茫然失落之情。
卡尔·路德维希·冯·克内贝尔安排了歌德同魏玛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的第一次会面,因而成为魏玛世界的关键人物。在一份自拟的自传概要中,他对1755年初到魏玛的歌德作了这么一种描述:“他仍然身着维特的服饰,在穿衣打扮上,不少人仍然以他为榜样,他仍然有几分小说中的灵气和姿态,而这一点十分迷人。特别是年少气盛的大公被迷住了,他认为因此即可同他的青年主角确立一种精神上的亲缘关系。同时也发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对此我不想述说,但这并没有让我们赢得来自外部世界的最高声望。即便如此,歌德的想像力还是能给他们以天才的闪光。”[40]
1784年,疑为卡斯帕尔·里斯贝克(Kaspar Riesbeck)所著的《一个旅行的法国人与巴黎兄弟书中对德国的描述》(Briefe eines reisenden Franzosenüber Deutschlandah seinen Bruderzu Paris)匿名出版,作者在其中也描述了歌德在魏玛出场的情形:“从根本上说,在他所到之处,他都倾心赞美质朴无华、天然洒脱、清楚明白、率性自在以及如梦似幻的一切。他是市民制度的敌人,同样也是美学规则的对手。他的哲学非常近乎卢梭……当天才血气在他身上觉醒,他立即戴上没有边沿的礼帽,不修边幅,穿上一身奇装异服,令人过目不忘,漫游在树林、篱笆、山岭和河谷,一路上万事万物尽备于他;他的眼神,他的步态,他的言语,他的手杖,一切的一切,莫不表明他是一个超脱凡俗的人……”[41]
轻率散漫、疏于严谨的考古学家卡尔·奥古斯特·波提格尔也记录了那个时代:“天才歌德根本不能将他的‘世界精神’(此乃那个时代的行话)拘禁在一个狭小的‘汗毛之孔’(粗俗地说——一个小镇)中。贝尔图奇(Friedrich Justin Bertuch)必须把邻近公园的花园转赠给他,让他在那里作为天才成家立业。一个财产共同体造成了天才、公谊会员、摩拉维亚兄弟会员之间的相似性……在这个‘天才’时代,每一个不想践踏秩序和玷污礼仪的人都被目为一个市侩,一个庸庸碌碌之徒。”[42]
自此之后,尤其是在歌德游历瑞士和亲赴意大利之后,狂飙突进确实已经是强弩之末。波提格尔也注意到,歌德每次游历归来都判若两人,甚至“完全脱胎换骨了”;然而,如此恍惚易变,那完全符合如下事实:他之所以踏上这次旅途,却正是因为他所生活的那个矫揉造作的世界再也没有颠覆不破的统一性了:“总之,这个时期事情只要开始变得可疑,歌德常常会一走了之,以旅行来避免一切……”那个时代大致也和现在差不多,旅行不会让人与实在性,尤其是不会与某个人自己的实在性构成冲突,然而旅行也是一种计谋,以退为进,去寻找一条适宜的途径,去修复受到重创的统一性。但是这次游历不一样,虽然他胸有成竹,但无论如何都不能帮助歌德克服其自我创造的世界的危机——他的儿子奥古斯特的老师小海因里希·福斯(Heinrich Voβder Jüngere)描述说,耶拿以后的日子,他一直过着以泪洗面的生活。在福斯眼里,歌德“在那些悲哀的日子已经成为同情心最强的人所眷注的对象”:“我看到他潸然泪下,哭喊着说,谁让我免于家事与国事,让我高飞远走啊!”[43]我们简直不能把这次游历叫作游历,因为他想高飞远走,甚至永无归途。这就让我们猜测,克里斯蒂安娜究竟起到了什么作用——也许是她让歌德面对实在。歌德并没有娶她为妻,而这个事实也是歌德不彻底的实在论的构成要素,而且还能说明他和妇女们的一般关系。一个结婚的天才,一个有家庭的普罗米修斯,反过来却成了魏玛世界的重大障碍物,而这显然是一厢情愿地容受一切幻觉。
歌德自己却认为,与他所接触过的每一个女人,他都有非凡的体验。而这就说明了他何以会以为,他所接触过的女人之一丽莉·舍娜曼(Lili Schönemann),至少就在他们晚期的交往中证明了他确实是这样。舍娜曼的儿子威廉·冯·图尔凯姆(Wilhelm von Türckheim)在耶拿战役期间的一个特殊日子去拜访了他。在歌德那一方,他也放纵自己的一切可以想像的幻觉。1774年5月,克斯特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歌德就是教父,并认为维特的夏绿蒂也会十分自然地把他们的孩子取名为“沃尔夫冈”。歌德也写信给这位新晋的父亲,完全没有一点自觉尴尬的意思,甚至还说他想把自己的名字给这孩子——因为“他是我的孩子”[44]。他显然一点也不知道这孩子没有接受他的名字,一点也不知道克斯特纳后几个孩子都取名为“沃尔夫冈”。这段小小插曲表明,歌德常常把笨拙和自由混淆起来,而这种混淆是因为他不能面对实在。
歌德同斯泰因夫人的关系完全是以幻想的方式延续的。她不仅索回甚至还毁掉了她过去写给歌德的信。我们只能靠歌德的书信来分享这段罗曼史。因此,他是一厢情愿地用文学形式描述他的女人缘,但只要实在无法和故事的整体相协调,他就不会让故事有损于自己的形象。因而,我们必须看到,他的封闭世界同这个世界之中无法预期和无法用审美方式调节的东西存在着多么强大的对立啊!
歌德生性软弱,穷于应付实在,甚至根本就逃不过富有魅力的女性的眼光。这一点就表现在他非常脆弱,在基本实在面前不堪一击。对此,歌德之友的妹妹亨丽埃特·冯·克内贝尔(Henriette von Knebel)非常清楚地看到,在魏玛,“只要生命勃发,血气旺盛,行动和创造力都及于佳境”,任何人就不能谈到死人或者死亡。她把歌德的这种情形推而广之,概括为这么一个陈述,总结了当下所论的议题:“但是,当他在享受所谓生命的欢愉时,是没有什么会扰乱他的。”[45]因而,我们可以信心十足地把这种说法看作一个确定的起始层面,而那种迫在眉睫的经验,即拿破仑所导致的断裂与剧变,耶拿的苦难时日和埃尔福特的屈辱,就从这个层面开始。
1808年10月2日,如果歌德迫不得已要在那些明确无疑的细节上实施如此高度的限制,那么,这次谈话的“内容”事实上可能是什么呢?惟有考虑到上述情形,我们才能再次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歌德头脑清楚,行为谨慎,仿佛就是严守一项秘密的卫士。但他真的如此吗?在他的那些相关人士已经攫取的东西之外,会不会有更多必须揭示的东西?笔者的观点是:从谈话的“内容”来看,这次谈话并不重要。或者换句话说,歌德与拿破仑正面对峙,注视着他的眼睛,在“茫然无措”中达到高潮——同这个纯粹的事实相比,谈话的任何内容都不重要了。
歌德自己曾经承认,他的记忆使他陷于困境之中。这种自白的语境意味深长。他对布瓦斯莱说,拿破仑让他发笑,事实上他又觉得非常不好意思,必须为此道歉——但是他“再也不能说事实上必须有何举措了”[46]。我们几乎听不到歌德的笑声,正如在另外一些场合,我们知道神祇无笑声,故而神祇就是神祇。然而,仅仅是在七年之后,他确实不能回忆自己的口误;那就只能说,惟有这种口误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至于不会让他难堪,这种说法才是可信的。然而,被他包裹在“意蕴”之中的东西,虽然激发了这么多好奇之心,但它将永远是同一的。
缪勒大臣记得,1814年6月9日,歌德对于拿破仑前往厄尔巴岛之后的种种传言十分恼火。对于拿破仑出走的真相,法国的科尔将军(General Koller)所说的同歌德本人关于他与拿破仑之间的会谈所说的一样滴水不露,人们所知甚微。他从来就没有“坦诚相告”。但这是什么缘故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歌德补充指出:“……不是为了惹出无休无止的谣传”[47]。
歌德默而不悦,全力予以回避的,我们不妨称为“解神话化”。破除神话魔力之人难免会冒极大风险,也就是说当他的时代过去之后,什么也不会留下。或者说,惟一留下的是形式上有限的价值——在其《新约》研究中,布尔特曼(R.Bultmann)把这种惟一形式称为福音传道,而立即又被容纳到“我是自有永有者”这个说明一切同时什么也说明不了的命题之中。如果不带任何夸张的亵渎神圣的意图将这个原理运用于歌德—拿破仑的对峙,那么我们会立即惊讶地发现在双方前沿都出现了可怕的对称。就拿破仑而言,当歌德出去之后,他简约而恰如其分地说了一句:“果然是个人物”,这说明他也有一瞬间的经验明证。[48]就歌德而言,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他的那些断语,不仅能够而且总是极力在传达拿破仑给他的那种“整体上不可分割”的印象。艾克曼转达了歌德关于拿破仑的最简约有力的断语,这个断语本身就胜过千言万语,穷尽一切关于这个问题的说法:“他的确是个人物,看看他就知道他的本质,这就是一切。”[49]
这个看法是何以出现的呢?艾克曼告诉歌德,他前一天在客栈看到途经魏玛前往彼得堡的威灵顿公爵。歌德愿闻其详,艾克曼就充满敬意地描述了一番,然而他怀着一种不可动摇的意念,想找到一个恰如其分的说法来表达那种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特殊个性,至于这种特殊个性,席勒曾经在一封写给歌德的信中称之为“整体印象”。艾克曼说:“只需看他一眼,就永世不忘,他给人这么一种特殊的印象。”歌德对于艾克曼描述的反应马上表现出他的这么一种心态——为了保护他自己独特的经验,使之不至于被削弱,他就必须贬低别人经验的力量,因而他的回答充满了轻蔑意味:“你见到一个真正的伟人了……而这毕竟总是件有意思的事。”那时在魏玛,可谓伟人如云,即便只是途经此地的威灵顿,也可作如是观。歌德露才扬己的行为必然又把话题转到了拿破仑身上,艾克曼之辈生而晚矣,可惜无缘朝觐这位真正的伟人。歌德说:“拿破仑吗!当然值得尽量接近了,他简直就是世界的精萃!”(Freilich,sagte Goethe,das war auch der Mühe wert.Dieses Kompendium der Welt!)艾克曼问道:“他长得像什么样啊?”歌德答曰:“他的确是个人物,看看他就知道他的本质,这就是一切。”
1808年10月4日,歌德早就对里默尔许下诺言。“关于埃尔福特事件,他与拿破仑皇帝会面,他记录了与他谈话的内容,他同样对他推崇备至。”二十多年过后,这个说法——“这就是一切!”——对歌德的诺言而言依然有效。不!——“他的确是个人物”,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惟有将瞬息的见证转化为“不可分整体的形式”(atomon eidos),才能让它获得经验上的稳靠性。挫败感、荒谬感,以及实在恐惧感的展现,令人们备受摧残,可是这一切都不会让歌德从当时的局势之中抽身而退,因为正是置身于这种局势之中他才重新获得了自己的身份。甚至在拿破仑覆灭之后,他依然维系着一份忠诚,殊不知这种忠诚已经完全与其同时代人的价值格格不入——拿破仑的覆灭,让他们如释重负,在慰藉之中仅有一声叹息。
拿破仑在歌德身上看到了当年《维特》作者的影子,仿佛他就是一部帝国戏剧的未来创造者。反之亦然,歌德则从戏剧的角度来看拿破仑的覆灭,唤起古老的幻觉艺术,并以此作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在1815年的《日记与年鉴》中,他详细地描述了魏玛戏剧:“在这个时代,〔我的戏剧〕如日中天,达到了当时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戏剧间距以及非个人化的语言让他轻易地“超出狭小的舞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转而关注拿破仑最后的政治手笔,视之为一种戏剧效果:“拿破仑的东山再起令世界恐惧,我们必须熬过孕育命运的一百天……在威斯巴登的报道中,滑铁卢之战被描述为失败,充满巨大的恐惧,而后却被宣告为胜利,充满令人惊奇和令人迷惑的喜悦。”[50]
上段引文之中,“我们”一词意味深长,它暗示了歌德自己,可是最后这个“我们”消逝不见了。然而,首先皇帝本人在埃尔福特就已经提前宣告歌德要写一部比伏尔泰的剧作更崇高的《恺撒之死》,但皇帝本人作为“百日政变”的冒险家至少在比喻意义上成了一个戏剧人物。布瓦斯莱早就表示,心中疑云丛生:埃尔福特市长官邸的观众是不是拿破仑为了给《维特》的作者造成深刻印象而蓄意演示的一部戏剧作品,可是后者既觉察不出也不想知道这是一场场矫揉造作的表演。[51]
圣赫娜岛流放地就等于实在性的坚固内核。在歌德眼里,卑微屈辱和最后渐渐暗淡了生命之火的拿破仑形象,便是政治即命运这句格言在其作者身上的可怕写照。只有在这个语境下来理解,才能清楚地认识到,歌德不断以拿破仑自况就不仅仅是自我吹嘘。1823年11月,歌德患上了严重的痉挛性咳嗽病,只得在躺椅上度过日日夜夜。一天早晨,艾克曼问他好些没有,他一边呻吟一边答道:“还没有像孤岛上的拿破仑那么可怜!”[52]
1830年初,多瓦格尔大公爵夫人身患重病,这自然让歌德回忆起耶拿之战后她勇敢地对抗拿破仑的情景,这一幕不仅拯救了歌德生命的连续性,而且还拯救了歌德相依为命的国家的连续性。一想到这一情景,歌德情绪低落,沉默了一会。但是,这种充满同情心的追思怀想,却表明他心系荒岛上受难的人。从卑微屈辱的囚徒的角度看来,耶拿的恐怖情景随后显然已经淡化,他也只能将这种恐怖情景展示在外部环境中。歌德提到,拿破仑常常穿一身墨绿色的制服,可是在圣赫娜岛上又没有合适的衣服可换,最后拿破仑只得要求将它反过来穿上:“对此,你作何感想?你不觉得他完全是一个悲剧形象吗?”因而,悲剧性早已存在,不过不是政治的反题,而是政治的结果。仿佛是要证实他的悲剧学说,歌德一厢情愿地动了恻隐之心:看到王者至尊落到要把制服反过来穿的地步,你还会无动于衷吗?不过这一次歌德没有过分抬高“可怕的人”:“可是,当我们想到,这么一种结局终于落到了一个践踏了千百万人的生命与幸福的人身上,这种降落在他头上的命运毕竟还是便宜了他。报应之神在权衡英雄伟业之时,也难免有几分慈悲之意。”[53]
这段回忆结束于一种“道德意识”,然而,它却无法让人决然将这种道德意识变成一种借以评价拿破仑的标准。“拿破仑给我们出示了一个范例,说明把自己提升到绝对高度,为了兑现一个想法而不顾一切,这是何等危险!”“危险”,是一个意义模糊的概念,是可能发现的最不确定的一个词语。不论覆灭的危险总是多么近乎此种危险,但把神魔现象转化为或者让它本身演变为一种道德现象,却不是歌德本人或者他允许别人贸然为之的。当他惊闻拿破仑被废黜的消息时,出乎所有在场者意料的是,歌德“有几分伤感地”说,与其说他敬爱拿破仑,不如说他只是把这个伟人看作“一种出色的自然现象”。他的这个回答所蕴含的意义,可能尽在不言之中。“自然”,与其说是道德称义,不如说是取消道德描述。歌德曾经赞美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诗歌《两个岛屿》(Les deuxîles),诗中写道:霹雳从上而下,击中了雷雨云中的主角。他还补充指出,山上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54]
由此看来,歌德已经远远地逾越了他的经验范围。因为在耶拿战败之前,在一种在他自己看来也是独一无二的行动中,他反对赋予拿破仑现象以道德色彩。在此,我们需要重述一下,歌德关于迫在眉睫的巨大危险的观点最早是如何表达出来的。普鲁士的马森巴赫上校(Christian von Massenbach)要在石块上铭刻一份反拿破仑宣言,于是就从卡尔斯巴德(Karlsbad)运来一船岩石,身在耶拿的歌德必须卸下这些石块。雕刻匠人一行害怕正在到来的征服者暴怒,而试图游说歌德这位大公爵幕僚介入此事。歌德记得,公布于众的“只不过是一份反拿破仑的道德宣言而已”,人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它翻译为“一个受骗的情郎对不忠的女郎倾诉的哀怨”,但恰恰是因为如此,“它就既荒谬可笑,又危险万分”[55]。这也只不过是一项可能让众人大失所望的记录而已。“当人们一厢情愿地以为,十分有必要对这个非同寻常的怪人报以道德谴责和人性归罪时”,拿破仑并没表现得像人们想像的那么坏。与其说这项记录描述了政治上的对立,不如说表现了对这一现象之本质的误解。歌德完全有能力阻止公布这项宣言;他自己表白说,这是他平生惟一一次僭越了他为自己立下的“决不掺和公共论争”的规矩。因此,这是神魔之力显灵,驱使他明察秋毫,意识到一种紧迫状态,而这允许他破例不遵守生活信条。诀别普罗米修斯,在他看来是一次严肃的举动。歌德个人的审美世界再也无法免于异己实在性的侵袭了。
他终于发现,被铐在荒凉的岩石山上的形象,确定无疑地证明,普罗米修斯的角色绝对源自他自己,而被另一个人物带向了终结,从而超越了其审美属性。1826年3月8日,里默尔的精确记录告诉我们,两条传统线索在“普罗米修斯”和“拿破仑”的名字之下汇合了。“他为何苦修赎罪?”歌德问道,同时又回眸圣赫娜岛,继续发问:“他,像普罗米修斯那样,究竟拿什么馈赠了人类?”答案也许不言自明,但一开始却显然颇费思量,用了一个连词“也就是”——“也就是光:一种道德启蒙之光”(Auch Licht:eine moralische Aufklärung)。于是,这个被胁迫的法国革命继承人又返回到了他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个世纪——启蒙的世纪。
当歌德违其所愿且令其浑然无觉地将一个无法用道德来评判的神魔人物变成了民族的启蒙者,他显然也同那个时代的流行思想——历史理性的诡计——若合符节。[56]他从不“好为人师”,而是“指点迷津”——“他为民族指点迷津,告诉他们能做什么。”他揭示了那些败在他手下的统治者的弱点,而为人们指点迷津,让他们认识到,每一个人的思虑与兴趣的目标在于确立“人的公民地位,人的自由,人的情感,人的可能失落,人的自我持存以及人的自我断言”。如果歌德已经成为黑格尔主义者,他就一定会隐身于里默尔的回忆之后。拿破仑,就是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同时也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而产生了一切可以想像的启蒙之极美境界,歌德赋予他的精妙言辞是——“他为每一个人指点迷津,而自我注意。”(Er hat einen jeden aufmerksam auf sich gemacht.)[57]
这两种传统(希腊传统与法国启蒙传统)、两个形象(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与神魔人物拿破仑)的汇合,并非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偶然的巧合。早在《潘多拉》一剧创作的时代,暴力统治者的形象就自动地进入了普罗米修斯神话圈。在1807年《日记与年鉴》里,歌德将他给《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撰稿当作“最重要的大事”记录下来。《缪斯年鉴》创刊于维也纳,按照歌德自己的说法,他投给这份刊物的作品应该取名为《潘多拉》,但事实上却被冠以《普罗米修斯》这个标题,其中还包含着作于1808年的戏剧片段,名为《潘多拉归来》(Pandorens Wiederkunft)。歌德借此机会承认,“普罗米修斯在神话体系里出场的环节永远存在于我的心境中,而且也已经成为一个活的执念。”[58]显然这就构成了他并不拒绝将“普罗米修斯”作为戏剧标题的主要理由,但他却不能得到这份近在咫尺的《普罗米修斯》原稿。
歌德的口误(张冠李戴,将《潘多拉》和《普罗米修斯》混为一谈)不是偶然的。[59]因为,在他看来,在“潘多拉”这个名字下,就可能不允许用“普罗米修斯”这个题目。这就自然会以既暴戾又善意的方式转换诸神礼物的源始意义,而这是他再也不能用恶作剧的方式来表现的内容。因为,诸神的馈赠完全废黜了外在效用标准。而到那时为止,一直从总体上控制着魏玛世界的东西,同样能够赋予这个骚动不已的广阔现实以坚韧的生命力。1807年初,歌德对魏玛收藏家费尔瑙(Karl Ludwig Fernow)说,而今“德国人惟有一项伟大而又神圣的使命,那就是在精神上统一起来,进而至少在满目疮痍的废墟上,以最大的热情保护我们文学中依然神圣不可侵犯的万神庙”[60]。费尔瑙在罗马讲授过康德哲学,并与歌德相识。
仅当被置于一种特殊的结构轮廓中,普罗米修斯才得以归来——因为外在的无能,审美的自我主宰无缘作为一种纯粹的幻觉而只能作为善意的机遇而出现,这正是为了弃绝幸福与不幸之于外在环境的对待性。因此,普罗米修斯之名只不过表明了实在性的一个方面而已,我们完全可以用那个时代最流行的关键词轻而易举地把这种模棱两可状态——实在性已被控制又有待于控制——描述为“平衡”。
1783年奥古斯特大公20岁生日,歌德献诗祝贺,诗歌题目为《伊尔美瑙》(Ilmenau),其中以略微不同的语调再次呈现了普罗米修斯形象。上述“平衡”意愿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了。1828年10月23日,在和艾克曼谈话时,他主动解释了这首诗,并指出:“其中有一个章节描述了我写作这首诗的1783年某个时期的一段插曲,那是过去许多年的事情了,因而在诗歌中我把自己素描成一个历史形象,就像早年那样我继续与自己对话。”
在丛林夜景之中,歌德自己的形象如梦似幻,将时间的距离与未断的身份联系起来。这种情形表达了与他如影随形的“沉重思绪”,那就是“早期作品中种种恶作剧引起了愧疚的创伤”。他向公爵表示,从一个朋友的立场看来,脱离狂飙突进时代的真正意味是:意志与行为、行为与效果以及意图与实在融合无间。这就是普罗米修斯的新难题,赋予这个形象以一种趋势——融合拿破仑形象,融合创造历史的“自然现象”,也就是说,不能保持结果与行动的一致,保持创造行为与创造成果的一致。
结果对于行为的无待独立性第一次通过普罗米修斯表现在《伊尔美瑙》诗篇里,而且除非托名普罗米修斯,否则可能以任何方式都不足以表现。展现在普罗米修斯身上的,再也不是同宙斯的冲突,不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世界而反对已经存在的世界,而是表现在诗中的本质差异:“你的伟业丰功,只有到次日才告示天下……”从这里我们看到古老神话之中加入了新颖要素,也就是说,人类造物之中的无意识要素——它不让作坊里的普罗米修斯知道他自己究竟是在为什么样的未来和什么样的历史勤勉劳作,因为他在创造出人类之后,不可避免地让他们掌握自己的命运。历史是被创造的,但历史不是人所能创造的东西,这就是悖论所在。
这是巨大的挫败感——本源、意图与构成要素都决定不了造物的命运:“普罗米修斯自己不是以圣洁的天火点亮新鲜的黏土,而造就它的神圣吗?他能不能将更多世俗的血液贯注于奔放的血管呢?”诗人仍然是普罗米修斯,但普罗米修斯却是孤苦无助地铐在悬崖上的造物之神,远离了他创造的芸芸众生,而这些造物以为,即使天火尚存,也无法保障他们成功地获取造物主为他们准备的给养:“我从祭坛上盗来圣洁的火种;/我手中握有的绝非纯粹的火焰。/狂风增加它的热量和危险;/我无怨无悔,又自我谴责。”
只有将《伊尔美瑙》放在《潘多拉》之前,我们才能理解,狂飙突进时代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再度复活同拿破仑时代的经验难解难分。在戏剧的歌剧式源始场景中,同另一个泰坦神祇即厄庇米修斯相对峙的普罗米修斯,就再也不是创造人类并授人以光的陶匠了,反之,他蔑视自己亲手授予人类的天赋。对于宙斯以及他自己的属性,他摆出了挑战的架势,无待而独立,而这种姿态已经被转换为泰坦的粗暴权威强加在锻造工、牧羊人以及勇武之士身上的暴政——让他们从事单调无比的艰辛劳作。他的工具和武器主宰了作坊。而在厄庇米修斯那一方,则有沉思默想、返身自视和寻求快乐的人,以及正在遭受苦难的人。但是,因为普罗米修斯深恶痛绝的潘多拉,他们也不能惬意地相处。两个泰坦神祇都垂垂老矣,他们遥远的青春故事已经成为神话——这个青春故事也是诗人歌德的过去,而且正如所有人的过去一样,不能让它淡灭在遗忘的心空。如果希望它继续滋养生命,适应生命,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它(An ihr ist‘Arbeit'zu leisten)。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看到《潘多拉》整个地颠转了《普罗米修斯》剧本和颂诗所建构的源始“谋篇布局”。意味深长的是,最古老的文化形式——源始的山间小屋——迁徙游离,杳渺无迹了,但歌德曾经把这一源始形式定位在廊柱大厅和哥特建筑原型之间。而今,在普罗米修斯那里,就只有一个洞穴,或者是自然生成的,或者是人工挖掘的,而山间小屋属于厄庇米修斯。对它的描述就好像表达了古老逻辑的和解。它是“一种由最古老的风格和建筑样式构成的纯粹木质结构,树干制成的廊柱支撑着它”。这种整体颠转的结果是,普罗米修斯的创造领域再也不能统一于筚路蓝缕的文化世界。普罗米修斯的世界是洞穴与劳作的相加,成为一个蛮荒而又凄厉的地下世界,对此而言,拥有火种以及因此而可能的锻造活动仅仅是那些赤裸的暴力行径和艰苦的枯燥劳动的前提条件。
“不可摇夺的大地”——《普罗米修斯》颂诗主题之一,也延续在这个新的谋篇布局之中。但是,坚固的大地既是稳靠性又是反抗力。守护着熔炉的锻工之歌,如此赞美不可摇夺的大地:“大地,稳如泰山,寂然不动!何以会如此伤痕累累!我们如何开垦和平整它!我们如何压榨和粉碎它!”“大地神圣不可侵犯”(terra inviolata),这一古老原则闪闪发光,烛照着人们从不可侵犯者身上获取制造工具与武器之手段的巨大权力。锻工之歌以不可重复的诗行结束:“在鲜花不开的地方,我们破口大骂!”再也没有造物之神凌驾万物的宝座了!他不是人类的创造者和保护神,顶多是他们的监工而已。锻工之歌结束处暗示了盗火之举,但现在它仅仅是驯服的标志:快快干活,把火烧旺,因为正是盗火者要求善用火种。
这么一种形象配置关系急切要求实行下一个最重大的颠转:父神不是造人的陶匠拼命反叛的宙斯,而是普罗米修斯自己——他再也没有任何挑战对手,而一切权力无不望风归附:“无论如何,父神都在抗争/他盗窃火种/他点亮了火/他还把火绑在自己身上。”普罗米修斯没有将火带到人间而遍施恩泽,而是把火绑在自己身上,以此为手段向人类实施统治权力——他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规定了幸存者的权限。即使锻工仍然称他为“父神”,但儿子的位置却被不同的人占据了——他就是菲勒鲁斯(Phileros),在后来被悬置而未执行的创作计划中,菲勒鲁斯与厄庇米修斯和潘多拉的女儿一起,作为下一代神祇的代表,而再也不必遭遇反抗还是顺从的源始困境。[61]不肖之子的反抗激情从此如云烟消散。
但是,他们也开始以暴力造孽,厄庇米修斯必须从菲勒鲁斯手中救出爱庇美蕾娅。与早期颂诗不一样,他的父神地位与宙斯的父神地位迥然有别。他必须抵抗他儿子身上不能被普罗米修斯制服的外来暴力,但是他却只是用宙斯把他禁锢在高加索的锁链来威胁他:“因为,当律法/以及当父神的意志产生了暴力,/你就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曾经作为宙斯滥施淫威和武断压制普罗米修斯所造生灵及其人类而出现的权力,现在成为怀柔的强制,合法的权能,惟其如此方可制服新生种族的野蛮暴力。而今,普罗米修斯可以不假思索地向自己交代,他曾经狂妄而对抗地横加蔑视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当菲勒鲁斯祈求他松手并许诺说他的在场会得到尊重时,普罗米修斯却要求他更加彻底地服从,也就是说,即使他不在场,他也必须服从:“一个孝顺的儿子必须敬畏不在场的父亲。”
在这个场景的另一面,从菲勒鲁斯手上获救的爱庇美蕾娅对厄庇米修斯说,“哦父亲!一个父亲毕竟永远是神!”此时此刻,我们就无须强行胁迫作为儿子的普罗米修斯像狂飙突进时代那样全力竞争和处处反抗。在剧终时刻,我们应该认为,爱庇美蕾娅和菲勒鲁斯必须融为一体而成为未来世代的祖先,他们的生活方式的基础首先在于确认然后在于成功地运用父系权力。神话的基本原则是把源始模式当作颠转的仪式而不断重演,这一原则注定了歌德必须回到其青年时代诸神冲突的主题。
洞穴是创世之神的空间。洞穴遮蔽了一切自然之物和生命之物,因而它既是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像空间,又是广义的技术造物世界。在专属普罗米修斯的洞穴里,永无休止的劳作是一种无法拒绝的律令;他现在理解了,全然不同而难以预料的事情均来自于要保护他自己创造出来的人类:从根本上说,这是一种单方面的律令,超出了一切自我保护的需要。甚至还可以说,那些他用杠杆一一撬动的岩石,通过熔炉而铸造的过程,让人力量百倍增强的各种工具,如此等等,都无法抗拒将它们变成有用之物的必然律令。在锻工合唱之后,普罗米修斯高度赞美他们,因为他们优先使用了惟独属于地下世界的一种元素,而非兼收并蓄。这么一种“偏爱之心”同“主动之人”相得益彰:“所以,我十分欣慰,你们没有欣赏其他元素的价值,而对火情有独钟。”借助于人类之手的推进,火成论[62]获得了一种形式而得以重新组织以水成论的方式积累的材料,这种材料丝毫没有受到光、气、水的影响,而绝对独立地显示了彻底的贫瘠:地老天荒,什么都不存在。[63]拒绝日光,把眼睛转向洞穴,转向铁砧,转向炉火,这是抗拒一切迷惑的方式,那是造物之神凝神静虑的一种残酷无情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能忘记,歌德想写下一个关于天空地白绝对贫瘠(Entbehrung)的比喻,来描述潘多拉消逝之后和回归之前那个神性缺席的世界。人们忘记了,火种源自天上,而在人类的估量之中,一种新实在论限定了这一幕场景。天赋源自更高处,那是纯粹的启蒙之光,但它对于穴居人百无一用。工具来自洞穴,用于权力的实施之中;几乎没有被驯化的锻造之火变成了毁坏山间小屋的力量。
这就是拿破仑可能出场并和歌德遭遇的世界。在《潘多拉》里,泰坦神祇被描绘为拿破仑。早在拿破仑成为普罗米修斯之前,普罗米修斯就成了拿破仑。他没有拿起武器,但在一个牧人对锻工的抗拒之中,已经包含了他的决断:“远的,近的,人们掺和其中,不是战士者同样也不是牧人。”这种呼声引领普罗米修斯,他在瞬息之间挪走了锻工的产品:“我求求你,停下别的事,一心一意制作武器吧!不管土地上精明的耕作者或者渔夫今天要你做什么,你只制作武器!”为什么这样呢?理由是大地不堪重负,挤满了太多的人口。而这话出自制造了人却不能保护他们的陶工之口,着实匪夷所思。由于明显地相关于创造者对创造物言说的事实,我们便知道了这些造物遭到了困难而必须为生存而战,必须获取权力(或者说某些权力)去统治其他的造物:“于是,振作起来,勇敢起来吧,同一个父神的孩子们!谁死,谁活,他不太在意……[64]现在,他们在征战疆场,他们在驱逐全体,几乎要清除整个世界。狂热的诀别,是最幸福的瞬间!”
在潘多拉缺席期间发生的一切,以及她的隐匿引起的短暂放纵,都是漫长过程之中的一段插曲。这个基本想法支配着歌德对潘多拉的再度解释,而这种解释是对神话的一次最残暴的颠转。颠转神话的结果是导致了一种“历史哲学”模式。在现实性上,那个惟一能够以强力统一人类的超人权威指出,人类潜能的两极分化仅仅是权力失落的结果。在潘多拉缺席的间隙,泰坦神祇普罗米修斯和厄比米修斯同样都意识不到,他们在何等程度上被自己的角色局限在一段插曲中。只有那个静观默识、冷眼旁观的伙伴才觉察到到底是什么欺骗了他们。但这种意识却没有人类的普遍性价值。仅仅因为如此,虽然进步过程扑朔迷离,但权力的增长仍然充满动态意味。普罗米修斯的子孙与仆人、锻工、武士,以及牧人——造物的、作战的以及行动的生活(vita activa)之一切基本的冲动形态,都确实有赖于潘多拉归来,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一点,他们不可能承认潘多拉归来就是爱的幸福。“神魔之力”依然蕴含在作为勤苦劳作的强力之中,它阻止人们承认一切限度。潘多拉仍然在远方,这种状态决定了世界,而世界也决定了这种状态。潘多拉归来完全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是神话而非历史事件。人类所自在经历的过程没有为潘多拉留下回归的入口。关于她的回归,我们只能说:“恩自天降,因缘有定。”(Gabe senkt sich,ungeahnet vormals.)
歌德能否证明这种皈依吗?或者说,向神话的飞跃中,一切仅仅是神圣的事务?在只完成的第一部之结局以及在我们所知道的第二部中,这个问题还是悬而未决的。但是,同悬而未决的一切相反的,是独一无二的戏剧事件:菲勒鲁斯的自决。他伤害了潘多拉之女即他的未婚妻之后,狂暴地纵身大海。菲勒鲁斯的堕落与被救以一个奇特的双重比喻为构架——虚假和真实的黎明的幻相。普罗米修斯力求安慰他那个在潘多拉看来无法安慰的兄弟,而突然瞥见了假想之中的黎明,他豁然开朗,意识到真正发生在眼前的事件:火在森林,在人类之家。这是泰坦神祇带给人类的火,这是他只能从锻工的熔炉里见识其强力的火。(https://www.daowen.com)
在这么一个时刻,灵魂痛苦而又心机多端的厄比米修斯无能为力,但普罗米修斯却能率领其强悍的大军向中心之火迅速集结。当他们在遥远的土地上开战之前,他们仍然有助于近在眼前的邻人。武士之歌赞美普罗米修斯部下的冷漠无情,破坏与保护并举,这是一场掠夺之战,又是一场救援之战。在其部下如此自然的冷漠无情之中,普罗米修斯看到了新的事端。这不仅是渴望为伟大权力效劳(Dienst der Hochgewalt),而且是他的神话性之独一无二的印记:“我的造物,以博爱的方式普渡众生。”(Und brüderlich bringt würdge Hilfe mein Geschlecht.)在纯粹的黎明幻觉消失之后,真正的黎明女神(Eos)才能破除她瞥向大地与海洋的第一道目光,从而把握菲勒鲁斯的命运,并向他的父亲复命。父亲希望靠工匠的超凡技艺来复活这个自我惩罚的儿子。黎明女神全力阻挠此举,因为,惟有神意才能成功地把一个不成功的生命转化为一个新的生命。当黎明女神阻止普罗米修斯擅用意志之时,才有可能决裂普罗米修斯泰坦王朝的过去,才能通过与爱庇美蕾娅的融合,而进入后泰坦的人类新纪元。同菲勒鲁斯的神化相比,普罗米修斯遣送强悍部下增援他的兄弟只是一个偶然的插曲;黎明女神千方百计地阻止他复活儿子,但这段插曲又防止黎明女神的作梗强加给他一种“消极无为”(Quietismus),而同样的“消极无为”构成了他的兄弟等待潘多拉归来的永恒前提。
最后,黎明女神驱逐了人类之父,这个结局同样充满歧义,令人费解。一方面,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普罗米修斯,他表达了工匠的劳动索然无味,快乐全无,而越来越喜欢他的兄弟厄比米修斯的生活方式:“世间新事毫不让我快乐,这群造物十分满足,怡然自得。”另一方面,方便实用源自锻工的洞穴,这种实在论突然转变为失落的忧伤,日复一日,都在经历韶华不再、前程渺茫和希望落空。普罗米修斯的隐退给厄比米修斯带来了十分虚幻的快乐,而这快乐属于他强力催生的一代神明:“孩子一般无思无虑,漫不经心地摸索前行,他们阔步走进自己的时代。如果他们还能情怀更为古人伤,行为多随世变改,心怀过去,立足当前,那将是众生的幸运,和我由衷的期盼。”由衷的期盼,就在于一统江山,将分裂的泰坦部落凝为一体。
洗心革面的普罗米修斯没有留下最后的言辞。倒是那个憔悴失色的黎明女神在太阳神的威慑下作了最后的表白。黎明女神还是可能向普罗米修斯吐露,从泰坦诸神之后裔的洪水与烈火中获救纯属幻觉,因为他们确实获得了天赋,得知迷途的父神迫使他们无所作为而且一贫如洗。因此,这个体现在潘多拉归来之上的恩典远离主宰了一切:“刹那之间,言行倾泻;降自上苍,祝福无限;恩自天降,因缘有定。”深渊原则主宰一切。在每一个世纪,这一原则都让人们若有期待,仅当一切期待违其所愿时,新生人类才能成为一种实在。在此,新生人类并没有如其期待地出现,因为歌德没有把新生人类与脱胎换骨的普罗米修斯联系起来——因此菲勒鲁斯的父亲将永远惩罚他,而不会救赎他。
“一路走好,众生之父。”黎明女神最后的话语同这一送别之辞相关,而再次成为一道警告:不要干预新的历史进程。满足人类现实需要的使命应该留给众神:“你们,泰坦诸神开天辟地,可是引领人类通往永恒的善与永恒的美,不是你们的事,而是众神的事业;请勿插手。”这完全是为了再次呼唤歌德曾经派在普罗米修斯名下的使命。在源始自决的矛盾张力之上,维持一种同一性的努力,现在又不只是要求一个凌驾于万物之上的潘多拉,而且还要求一座万神庙,一个实施权力分割的权威——用歌德新近偏爱的话说——要求“保持平衡”。
在寓言剧的第二部分和最后一部分的计划之中,普罗米修斯显然没有地位。尽管这还不是一个理由,但确实是一个征兆,表明像笔者所认为的那样,不曾拥有该剧的第二部分于我们可能是一桩幸事。维拉莫维茨曾经充满激情地提示我们,潘多拉的王国与柏拉图的理念王国构成了同一关系。无论是谬种邪说还是真确道理,它都不会产生一种失落感。歌德仍然写下了关键词:潘多拉的在场乃是“象征的丰盈”(Symbolische Fülle),果农、渔夫、种植者和牧羊人,都和她同时来到世界上。她携带而来的东西,连同“幸福与舒坦”,都易于引起一切天真无辜的猜测。最终,有“安静的神魔、科学、艺术与壁挂”,但是,可以更加轻描淡写地说,在耶拿和埃尔福特之间,潘多拉杳无音讯,只能等待她的归来。
寓言剧的第二部分纲要落笔于1808年5月18日。不难理解,仅仅在五个月后,当拿破仑要求诗人写作一部《恺撒之死》时,诗人就再也不会感到这些记录依然激动人心,再也不会感到这些源自诸神的礼物同柏拉图学说有什么关系了。《潘多拉》是未竟之作,这个断简残片本身非常耐人寻味:其中仍然没有普罗米修斯的岗位。在戏剧梗概之中,也没有更多地提到这个形象。因而,最方便的做法,是让隐退的普罗米修斯从戏剧场面上永远地消失。
当然,维持暴君所救的同一性决非歌德所愿。魏玛生活世界事实上无法度过如此深重的危机,那么,在耶拿和埃尔福特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他究竟可能有何心愿,什么又可能作为他的权宜策略?歌德本人在1814年5月作出了回答。那天,柏林皇家剧院经理伊夫兰德(August Wilhelm Iffland)前去拜访歌德,邀请这位“德国民族第一人物”为庆祝盟军反拿破仑战争胜利而撰写一部节日剧。《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便在进驻巴黎的周年纪念日首次上演。
歌德赐予厄庇米尼德斯的礼物同样来自潘多拉,这份与众不同的礼物是长眠不醒:“然后诸神来了,眷注于我,他们寻思着,把我携往洞穴,让我酣然入睡,长眠不醒。”睡眠时回避实在、降低实在之要求的极端形式,为的是保护一种同一性免遭历史的侵蚀,从而捍卫一个自我创造的生命的安全空间。因而,“永不枯竭的智慧的源头活水”,就不是实在性的经验,而是洞穴之中的长眠,这是一个纯洁隐蔽境界的极端形态化,也许还是其梦境所显示的审美境界。不是人,而是诸神赋予他以特殊权利,让他通过睡眠而熬过历史的危机:“山雨欲来风满楼,于是,诸神邀请你入睡,长眠不醒。”厄庇米尼德斯长眠之地的入口仍然被众精灵关闭着,我们就已经可以隐约地听到远方战争的雷声。歌德让征战之师穿着“被罗马人第一次征服的所有民族的服装出场,然后让他们组织成盟军,与整个世界作战”,这就只不过是把他所体验到的历史蒙上一层单薄的伪装,而丝毫没有赋予他通过睡眠来度过历史的特权。在这里,歌德也显然是自揭谜底:如果战败的民族必须出场,那么,就只让他们作为罗马人的败军之士出场吧。他自己曾经解释说,他的“前世”是生活在古罗马历史上的哈德良王朝(Hadrian),因而他“天生具有成为罗马人的倾向”,他渴慕“这种伟大的智慧,喜欢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井井有条”[65],所有这一切在当时都只能拐弯抹角地表达出来。
当历史被搬上舞台,厄庇米尼德斯就梦想过去或者梦想未来。随着征战之师逼近,拿破仑式的人物出场,“神魔之力”便人格化为战争恶魔。他说了,“山河破碎,地动山摇”之日,就是他快乐之时。即便是用最深邃和最古老的隐喻,歌德也并未以其私密的方式表示他的本意:“战争之神从一个战场打到另一个战场,从胜利走向胜利。”[66]然而,他仍然公开表示,在战争强力蹂躏下惨遭毁灭的欧洲没有看到任何新生的迹象,相反他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毁灭是新生的前提。在吞没一切的战火之光里,他让神魔宣告,自由的疆场为创造的统帅开放——“一场动荡掠过大地;我呼唤一次新的‘生成’。”
与整个经验相对立的,是诗人如歌的愿望得到了满足——诗人酣睡,神魔出场。也许,这只是做梦。神魔以及大地所经受的震荡,其意义只是在梦境之中才可能显得如此深奥莫测:再现了一个现存世界的败落,朝向一个恐怖间隔的过渡,以及一种新的实在性建制的出现。用双重地震这个比喻说法,歌德自行化解了对于基础稳靠性的毕生焦虑。不仅长眠不醒的神职人员厄庇米尼德斯,还有换装为弄臣的神魔,都是歌德的自我呈现。谁有能力预感迫在眉睫的地震?“我知道,我感觉到了地震,但我听不到;我脚下的大地在颤抖,我甚至害怕大地的颠簸和破裂。”对于这个感觉敏锐的神魔,甚至神庙的廊柱也明显地觉察到了地震,怀疑现在似乎还稳如泰山的一切,建议他远离摇摇晃晃即将倾倒的墙壁,逃到开阔的中心地带。舞台指令也显示了这么一种对历史的立场——如果诗人不可能是那个沉睡的人,那么他的渴望就是:“在这一片刻,一切都化为废墟。他沉默伫立,睁眼沉思。”
一个朝廷弄臣如何能预感到一场地震?在下一场戏中,压迫精灵亲口把答案告诉了我们。这个精灵穿着东方独裁者的衣装,他还表示十分钦佩诡计精灵的准备工作。他说,战争号角一吹响,漫长的自由年代所创造的一切都突然化为废墟,但惟一的条件是要精心地为此准备地基:“但是,你很聪明,已经侵蚀了这个地基,一切都在瞬间化为废墟。”我们没有忘记,早在1781年,当时正逢卡格里奥斯特罗的骗局丑闻,歌德就写信给拉法特,谈到道德与政治世界世风日下,为其覆灭作好了准备。
歌德按约为庆祝德国解放而创作的戏剧,以多种方式表明了诗人无法分享同时代人的欢乐,因为这种格格不入的疏离处境,同时代人永远无法对他报以宽宥。歌德向他们呈现了自己借以理解德国失败的基本模式:那个无法分享巨大快乐而在天资上又无法与拿破仑的神魔之力相抗衡的寓言人物,预示着一个崭新的道德王国,然而这个王国的降临必须以一种覆灭为前提。幸福天下的失而复得,也像古代世界的崩溃一样,遵循同样的原则——暂存的帝国大厦借以建立的基础渐渐被侵蚀了。这就再次出现了一个秘密的同盟,一次加速这种覆灭的道德密谋:“掘空那些可怕的权力公然为非作歹的世俗王国之最深地层……然而,大地将会突然塌陷,而大大地缩短这个狂妄王国的寿命。”
旧邦新命,其制惟新(das Alte müsse zugrunde gehen,damit das Neue aufgehen könne),此乃一切启示录式的梦想家的永恒信念。“世界看到自己化为废墟……但感觉十分惬意。”一个精灵呼唤这个寓言人物来象征“信”、“望”、“爱”,并默默地为世界的末日作准备。这个世界末日,就是审判神魔征服者的日子:“千道霹雳,把他的钢铁头颅碾成粉末。”道德精灵众姐妹唱道,从劫难的深渊里傲然而立者,必定能够统治这个伤痕累累的世界,但是世界却必须返回劫难的深渊。神魔之力,无论用什么样的暴力伤害世界,它最终都必须服从源始的驱动力。
帝国的覆灭既是灾难,又是祝福,二者是否可能和谐共处?戏剧所提出的难题必定与此密切相关。“天国已经降临!”歌德让压迫精灵从为他准备的败落废墟里倔强挺立,传达一切终末论祝福的信使必然会说出的根本信息,他是不是诱使那些为自由而欢欣鼓舞的观众去嘲讽一切以覆灭为前提的拯救许诺?但是,歌德本人仍然不自量力,想去避免那些他本来就不可能回避的困境:最后醒来的厄庇米尼德斯,遭遇到了“造物的巨大紊乱”,但他是不是仍然宁肯相信天上的彗星所呈现的可怕预兆,也不相信这个修辞雄辩的预言?因为,他显然不仅记住了先前长眠于神殿之时流水般消逝在他面前的那些代表实在的形象,而且还把握了现在打着火把的众精灵为他照亮的那些代表“充满焦虑的梦幻”的形象。仅仅当他走得更近之时,他才在火把之光的照耀下认识到,在他长眠期间,“一个神灵摇撼了大地,这里已经是废墟堆着废墟……”他认识到实在有其独特的历史,而现在,一切于他却是这么陌生:“我所建造的一切,以及从孩提时代就一直伴我成长的一切,都荡然无存。我多么希望它们失而复得啊!不会了,哎,永远不会了。”[67]
甚至在庆祝德国战胜拿破仑时,这部戏剧也能让人们体会到歌德的悲哀:他希望化身为神殿里的牧师,通过长眠来度过神魔统治的岁月,避免巨大的创伤危及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同一性,他的这么一种愿望仍然没有得到满足。他明显是为了自我慰藉,才让厄庇米尼德斯遭遇到自我困境的同一性镜像,也就是说,在事后再来处理为枯燥呆板的植物性生活所中断的个体历史,是非常困难的。古老的碑铭支离破碎,不堪判读,只有记忆失败的哀歌在吟唱。只有一首歌还能将它保留,一首必须由看不见的合唱队反复吟唱的哀歌——它就像一道反抗一切地震的符咒:“你若是有一间坚固的房子,那你就哀求诸神,在你搬出这间房子之前,不要把它夷为废墟……”
厄庇米尼德斯满心狐疑,他想:这些举着火把伴随着他的精灵是否也是神魔。但是,正当无法逾越失落的时间而黯然神伤之时,正在临近的联合部队高亢的军乐驱散了这位老者的绝望之情。痛苦的戏剧场景只不过说明它的作者无所作为而已。朝着舞台方向反复高喊“向上——向前——向上”的口号,废墟再次隆起,漫天荒草无限蔓延,罗马记忆如潮涌动,一切都有待于美化和安抚——面对此情此景,诗人必须让鞠躬尽瘁的爱国志士的苦难呻吟和豪言壮语响彻万国万邦,非此就不能草草收场。最后,厄庇米尼德斯必须宣告,他为沉睡之中度过的闲暇时日感到愧疚,与其他人一起受难可以增益己所不能,而那些受难者所得到的回报,则比他自己伟大万分。诗人向他凯旋的同胞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同时也对自己的梦想表示了应有的肯定,因为他让仆人们来谴责和纠正厄庇米尼德斯;他们并不认为,保持安详宁静和寂寞无为就能获得一份更纯粹的感觉,一份类似于别人在遥远的将来才能得到的纯粹感觉。因此,诗人的那个为时代所拒绝的一场希望之梦,毕竟已经是好梦成真:认识到他自己在趋向同一目标的渴望中,至少也置身于与世界同行、与时间同流之列,而且在此之前他度过了深渊与地震之间的痛苦岁月。
附记
《厄庇米尼德斯》剧中充满了许多精灵,可是还没有真正达到具有那种特定意义的“神魔”境界。歌德也仅仅是循序渐进,渐渐确切地把握这种现象的基本色调。他所说的蕴含于拿破仑身上的“神魔之力”(他时常提到这个概念仅仅是模糊的理论对应物),理当归属于神话范畴。我的意思仅仅是说,这个概念是限制不是解释,只是命名了一种尚未经过历史洗礼的潜在权力。也许,个别幻想家的弱势判断可能备受谴责。可是,以史学为工具分析和描述现象的整个世纪无法容忍神话性,因而把只有诗人才去命名的那些事情留作抵制理论化的残余。歌德面对那些他认为神秘的事物油然而生的困惑之情,被转化为理论上的幻灭之态:现象之中心,源始的统治力量,派生的能量与幻觉,最终都还被笼罩在一派神秘之中,未被触及,也未被发现。
正值科学本身不仅不打算接受而且也不准备让人们接受这种逼仄的可能性之时,消化这种幻灭感的使命再次落到了神话描述之上。但是,理论自以为压制和吸收了神话,但神话还是在理论中秘密存在:在那种渺茫无稽的“类型性”轮廓中,无法澄清的独特性至少失去了陌生性。熟悉性其实说明不了什么,但它为解释这个特殊的事实提供了可能性。历史不能说明远古仪式的熟悉性。当理论化过程失败,而无言地建构可以理解的关系脉络,以至于对它的蔑视终于成为一种定局,神话化的过程常常就显得硕果仅存。不然的话,我们就要追问,理论的理性本身能不能使用一种基本神话模式——同一者永恒回归的模式?因此,这当然还不是概念的努力(die Anstrengung des Begriffs),而是类型的努力(die Anstrengung des Typus)。[68]这篇附记打算涉足一下这种半真半假、嬉笑怒骂的研究情形,这种情形将会昭示这些道法自然的理性化过程——但这些过程极易混淆于神话化。
弗洛伊德在写给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一封信中,有一段简洁的文字,描述了1936年6月他80岁日子里所发生的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托马斯·曼在五六个地方作关于我的讲演,而他是如此善意,在本月14日那个星期天,到我在戈林茨因(Grinzing)寓所,单独对我复述了他的那些讲演。”[69]在那么一个恐怖的时代,不管是说者还是听者,都在极为危险的处境下,而今我们已经不可能充分地再现现场及其丰富的意蕴了。部分看来,这只不过是偶然的事实而已:托马斯·曼正在撰写他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动笔的史诗巨著《约瑟夫三部曲》(Joseph-Tetralogie),而弗洛伊德正在写作他最后的著作,一部让同侪万分惊讶的著作《摩西与一神教》(Mann Moses)(由三篇独立的论文构成的专著)。他们两个都在以各自的方式探索一个非神话的上帝的神话,这个上帝不能容忍为他造像或者讲述关于他的故事。
这幕无与伦比的时代精神的伟大戏剧得以上演的前提之一,是弗洛伊德和托马斯·曼都与尼采有关系。尼采反对一切历史“精神”(Geschichtsgeist)而提出“同一者轮回”的思想,认为这是实在性发生的独一无二的方式,而据说这种实在性能够独立产生意义。尼采的这种思想隐含在人类历史过程的思想背景之中。毫无疑问,弗洛伊德从这一立场出发拒绝同尼采有任何关系,但正是因为他知道在某种程度上尼采已经预示着他的思想了。“在随后若干年内,我怀着一种有意识的抵触情绪,坚决否认从阅读尼采的书中能得的巨大快乐,因为在我建构精神分析学说之时,要极力排除来自先前观念的影响。”所以,他必须准备放弃一切先行的主张,比如说,哲学家的直觉早就预知了后学艰辛探索的结果。[70]
事实上,托马斯·曼只是在1925年才开始读弗洛伊德的著作,但有更早的材料证实这一方向,而且《魔山》(Zauberberg)也表现出抵制自然科学浪漫化的非理性倾向。他自己的观点以及在其藏书中弗洛伊德作品被使用的痕迹证实,他认为《图腾与禁忌》(Totem und Tabu)是弗洛伊德最重要的著作。1929年他读到了奥斯卡·戈尔德贝格(Oskar Goldberg)的《希伯来人的实在性》(Wirklichkeit der Hebräer),他所作的边注已经表达了一种基本看法,那就是要把已经明显地派定给政治地位的神话解救出来,令其获得新生:“弗洛伊德义无反顾,强调了原始性/无意识/前理智。但是,他告诉我们:一定不能将它用于邪恶的意图。”[71]同年,他在慕尼黑大学第一次登台亮相,作了关于弗洛伊德的公开讲演,题目是“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Die Stellung Freuds in der modernen Geistesgeschichte),他以阿尔弗雷德·贝优穆勒(Alfred Baeumler)关于巴霍芬的论文为例,作为典型的反面教材,说那是“大倒退,大倒退”[72]!
弗洛伊德的《摩西》和托马斯·曼的《约瑟夫》,最终都必须溯源于前者在《图腾与禁忌》里第一次表达出来的个体和民族心灵生活之关系的见解与学说。一如寻常,正是因为同时发生在世界范围内的思想历史的普遍分裂,才能明显地把1936年维也纳会议这个环节作为事实本身从偶然王国分离出来,从而赋予其神话性。1911年,几乎在《图腾与禁忌》问世的同时,托马斯·曼也在其《魂断威尼斯》(Todin Venedig)之中首次演示了一种通过“暗喻”展开神话化的程式。
现在我们看到,也有一出“自我献祭的羊神剧”,紧接着维也纳戏剧场景而来——弗洛伊德对其结果的自我戏仿。同年,弗洛伊德致书托马斯·曼,谈到维也纳之行的愉快记忆,谈到他阅读新一册《约瑟夫》故事。他说,他认为美好的经历属于过去,因为他再也不能读到续集了。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有种不妨称为一种“结构”的东西在他心中成型。他在这么说的时候还是漫不经心,但它却对他构成了“某种刺激”,像“过去的马车夫手上唰唰作响的皮鞭”。
不言而喻,这种反思结构可以表述如下:如果说,埃及的约瑟夫以一种前文字的神话模式为父权制的过去时代缔造了引领生命的原则,那么,在其独特的隐伏时代之后,对谁来说,约瑟夫才可能是神话的原型,才是“神秘的神魔驱动力”呢?答曰:对拿破仑而言是这样。
使用这么一种只是用来治疗历史与文学病人的简约程序,弗洛伊德在拿破仑身上发现了一种专门为这一个案发明出来的“约瑟夫情结”。通过无意识的“驱动力”,重复原则作为那种已经体验并一次性地被塑造的生命力驱动了〔拿破仑〕,这是一种不息涌动、充满危险而又无法制服、总是在伺机爆发的至高无上的强大权力。对于1936年出席维也纳会议的旁观者,如弗洛伊德之流,它就再也不只是一个历史人物的动机、思虑与谋划,而首先是从无底的深渊获取作为历史中心问题而出现的能量了。
当约瑟夫幻想之中神秘的驱动力“神圣化”在拿破仑身上,神魔的标志也就显山露水了。但它现在仅仅是作为一套文学术语之中的一个概念,即作为歌德读者的弗洛伊德心中的一道记忆的剪影。重要的是,一方面,这种粗略模糊的现象分类必定还是打上了中性的痕迹,就此把陌生性提升为一种定义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鲁道夫·奥托[Rudolf Otto]也同样使用了描述性的中性词汇,比如“样子神奇”[numinosum]、“力量强大”[augustum]、“行迹可怕”[tremendum]与“眼光邪恶”[fascinans]),另一方面,又只有给予一个名字才能描述这种如此陌生之物的轮廓,以及呈现一种应对这种陌生之物的基本可能性。我们再次清楚地看到,那些与名称唇齿相依并且源自这些名称的神话故事,曾经可能居功甚伟,因为当我们遭遇到那些尚未征服之物而陷入到新的困境时,比如说,在科学缜密地探究过的领域又发现了未知事物时,这些神话故事仍然必须再建奇功。在这个意义上,以其晚年特有的戏仿策略,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精确地把握了一个已经破晓的世纪,业已开始的最高志业,以及必须继续为之奋斗的最高使命,因为它已经敞开了一个全然神秘的“绝对从属”(schlechthinniger Abhängigkeit)的维度。
弗洛伊德提出了四项类比,以一种神秘黑暗的方式,或者可以说以一种与时间无关的方式,将拿破仑第一和《圣经》中的约瑟夫联系起来。拿破仑·波拿巴的童年时代所遇到的问题是,在他众多的兄弟姐妹中间,他不是头生子。但最年长的兄弟,即头生子也叫约瑟夫(弗洛伊德拼写为“Josef”)。科西嘉人的传统是赋予长子的特权以特别强烈的神圣意味。因此,最难以解决的问题,也就是永远困扰人类的难题:并非每一个人都是第一。这个问题甚至在拿破仑身上强化和恶化了;“长兄生来就是势不两立的对手;年幼的弟弟对他总是有一种根本的居心叵测的深深敌意,因而在往后的岁月中,‘死亡愿望’和‘谋杀意图’可能被认为是合适的说法。除掉约瑟夫自己取而代之,让自己跃居第一,必定是拿破仑少年时代就萌发的最强烈的情感。”[73]
于是,精神分析的缔造者带来了伟大的谋略,即他在《歇斯底里研究》(Studien über Hysterie)里发现的“换位”诡计。如果一个人已经如此落寞绝望,以至于只能希望对手死亡,但又无力达成此愿,那么,从心理学角度看来,最现实的做法是倒转矛头,反戈一击。因为他不能成为长兄,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跳出兄弟姐妹之列而占据父亲的地位,而要实施这项谋略,需要的就不是恨而是爱。由此焕发的能量之流不仅要以不同方式得到运用,而且必须说一套完全不同的话语。我们只是在更加晚近的语言之中才见证兄弟之间的浓情挚爱,因此,这种归之于天性的权谋就完全成为一种解释的策略。如此不值得去爱的人反而被爱,这不是任其自然就能做到的,这又必然反过来产生致命的后果。“因而,源始的怨恨已经得到了过度补偿,而早期释放出来的攻击性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而转移到其他对象身上。千百个无名无姓的个体,必须因为这个小暴君对其第一个对手的宽宥而付出沉重的代价。”
如果他在小学所读的文学并没有“催开”解释艺术的奇葩异蕊,那么,在这个程度上我们情不自禁地建议,我们已经见证了大师的自我戏仿。但只有进一步将科西嘉人与约瑟夫原型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冰释疑窦。那个也取名为“约瑟芬妮”的孀居女人,让精神分析家欣喜若狂,她确实风韵犹存,略为年长于拿破仑,将军认为娶她为妻实在有利无害。不管她如何待他,如何欺骗他,他却仅仅根据她的芳名而强行把他与长兄的关系扣在她身上,即使是这么一个羸弱无能的人物也能保证他无限的放纵和如火的激情。哀哉,必然!悲乎,命运!
尽管精神分析学说的创始人也以历史人物自命,但是,当他从“约瑟夫情结”推测拿破仑在埃及的种种恶行时,他却必然成为一个眼光向后的先知。就思辨结构形态而言,弗洛伊德同康德近之,后者甚至在用餐时分也乐于激励朋友对当时的事态作最大胆的预言。按照康德的传记作者瓦西安斯基(Ehregott Andreas Wasianski)的说法,康德对于法国革命战争之间的军事行动所作的“猜想与悖论”都灵验地实现了,正如“他的伟大猜想——在行星系统中火星和木星之间没有间隙”一样。康德听到拿破仑在埃及登陆的消息时,认为这只不过是他所敬佩的波拿巴的一项计谋而已,意在声东击西,掩盖他进军葡萄牙的真正意图。[74]
聪明反被聪明误,伟大哲人康德的错误,只有通过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的解释才能为人理解。这就是说,在那个时代,人们根本就不可能以理性的方式窥透“那个卑鄙下流无恶不作的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他一心执迷于少年幻象,却有幸被赐予了难以置信的幸运,能约束他的惟有家庭纽带,像一个梦游者那样开辟生活之路,直至最后因为狂妄自大而铸成大错,以致‘大海沉船’。”[75]不言而喻,正是因为这一点,拿破仑的那些最不好理解的行为可能就隐藏在这些说法之中,甚至可以根据这些说法而推演出来。拿破仑必须进军埃及。但《约瑟夫三部曲》的作者认为,这种说法绝不是对一种方便易行的赞誉之词的解释:“如果你是约瑟夫,你也想在兄弟面前表现得显赫高大,除了埃及之外,你还能去哪里呢?”为这种事业进行辩护的千言万语,“都只不过是勉为其难地赋予一种头脑发热的念头以难以置信的合理性”。
戏至高潮,但棋逢残局。约瑟夫兵败埃及,因而必须重整乾坤,以便在那种处境下他仍然可能像胜利者那样在埃及耀武扬威。而要实现这种愿望,只须再次取用“换位诡计”就足矣。为了能够抚养他的兄弟,他就必须把欧洲当作埃及。“他封兄弟们为王侯将相,从而悉心呵护他们。百无一用的杰罗姆,也许就是他的便雅悯。”
最后,拿破仑还是背叛了神话。他拒绝为古老的仪式忠实服役。他变成了一个“实在论者”。他摆脱约瑟芬妮之日,就是他开始衰败之时。“伟大的毁灭者现在忙乎自我毁灭。”以无所用心的态度去做他胸无把握的事情——比如远征俄罗斯,就“好像是对背叛约瑟芬妮的自我惩罚”。伟大的虚拟源自无意识动机——把埃及“虚拟”(Als-Ob)为欧洲,把自己“虚拟”(Als-Ob)为众兄弟之父,这一切都脱胎于它们对心灵前史的顽强依恋(Verankerung)。
笔者有言在先,这些读来都如同自我戏仿(Selbstparodie)。但是,这同时是对托马斯·曼的反讽语调(der Ironie des Tones)的回击,后者用这种语调描述了约瑟夫所重演的源始历史。重演,浸润在源始历史所提供的稳靠性之中,因而轻易地放弃了那些源始故事的严肃性,因为它们同样“不知自己之原型”。尽管承认拿破仑“置身伟人之列”,弗洛伊德也没有用他的独特概念严肃地论述拿破仑这一“反对儒雅的典型”(klassischen Anti-gentleman Napoleon)[76],因为他是一个仿效者,他固执于一己之私念,正是因为如此,至少在字面意义上,他难逃覆灭之命运。
但是,歌德徘徊在迷恋与谴责之间,则别有一番异趣。他认为,毋庸置疑,神魔人物自有其独一无二的品质,这种品质也并非古代泰坦神祇在他身上的投影。因为,拿破仑变成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变成拿破仑,二者彼此趋近而塑造了一个在美学上和传记学上都已经褪去了神话色彩的形象。歌德必须预先放弃的,就是自己与这个形象合一的梦想。
[1]尼采:《善恶的彼岸》(Jenseits von Gut und Böse),Ⅷ,第244节。尼采把拿破仑看作文艺复兴的伟大继承者(参见《快乐的知识》[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Ⅴ,第362节)。
[2]卡西尔的封笔之作,还十分具有反讽意味地冠之以《国家的神话》这个书名,这不啻是一种辛辣的嘲讽。梅耶:《歌德》,斯图加特,1967年,第22页。
[3]《语言与神话》(Spracheund Mythos.Ein Beitrag zum Problem der Götternamen,Studien der Bibliothek Warburg 6,Leipzig,1925)是《象征形式的哲学》之一卷,其中卡西尔对神话作了一个精致的定义。即便如此,他也还是没有注意到神话的接受维度。该书的第2版以《象征概念的本质与功能》(Wesen und Wirkung des Symbolbegriffs.Darmstadt,1956)问世。1829年4月5日与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339—340页。
[4]耀斯:《中世纪文学的古与今》(H.Robert Jauss,Alterität und Modernität der mittelalterlichen Literatur.München,1977),第17页。耀斯对于这个主题的第一次探讨,参见《中世纪动物诗歌研究》(Untersuchungen zur mittelalterlichen Tierdichtung.Tübingen,1959)。摘自苏雷特日记(1830年1月18日),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657页:Je lui ai dit qu'il s'y trouvait des passages de mémoires de Talleyrand où il était question de lui et de son entrevue avec Napoléon,cela l'a gait rougir。
[5]1822年8月8日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226页。
[6]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560页。就是在写给策尔特的信中,他也只是点到为止:“法兰西皇帝对我表示出非常谦和的姿态。”(见1808年10月30日的信,《歌德全集》,卷ⅩⅨ,第567页)稍微多一点的内容则可能出自他写给戈塔(Johann Friedrich von Cotta)的信:“我乐于承认,在我的一生中,最崇高和最得意的事情,也许莫过于朝觐法国皇帝了,尤其是还以我特有的姿态站在他面前。”(见1808年12月2日的信,《歌德全集》,卷ⅩⅨ,第572页)
[7]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35页。
[8]1827年8月30日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500页。
[9]布鲁门伯格:《隐喻学范式》(Paradigmen zu einer Metaphorologie.Bonn,1960),第85—87页。海涅:《论浪漫派》(Die Romantische Schule),Ⅰ,见《海涅全集》,Briegleb编,卷Ⅲ,第405页。
[10]尼采:《瞧,这个人!》,见《全集》(Musarion-Ausg.1920— ),ⅩⅪ,第264页。《瞧,这个人!》初版(Insel Verlag,1908)中,重点强化了“在每第七个工作日”(an jedem siebenten Tage)上,而这显然比“在这第七个工作日”(an jenem siebenten Tage)更具有哲学意味,也更矫揉造作,这就是全部问题所在。但编者是否正确地理解了这个句子呢?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205—206页。
[11]布鲁门伯格还在其他论文中继续探讨了歌德—拿破仑的关系,明确地解释了“托命”这个关键概念的内涵,请参见布鲁门伯格“我的浮士德在埃尔福特”,载于Akzente,1983年2月号,第42—57页。
[12]我在伽达默尔(H.G.Gadamer)的《哲学生涯》(Philosophische Lehrjahre.Frankfurt,1977,p.104)当中找到了麦克斯·科默雷尔(Max Kommerell)的诗篇《有人说,瞬息之间……》(Sagt jemand:ein Nu...),原诗本无题,乃被置于名为《回到开端》(Rückkehr zum Anfang.Frankfurt,1956)之首,作为开篇之作。哈纳克(Adolf von Hamack)反对那些古代世界依然不甚了了的结果,而为马克安的“幻影论”辩解;从中我们可知,在何种程度上,道成肉身教义必将变为一种依然不为人知的实在论。哈纳克指出,马克安绝对不能让他的基督与造物神同流合污,分享邪恶的世界,参与无耻的再创造过程;即便基督决无肉体凡胎,但他也能给予自己以人情味。参见哈纳克:《马克安:来自异乡神的福音》(A.von Harnack,Marcion.Das Evangelium vom fremden Gott.Leipzig,1924,第2版),第124—125页(以下简称《马克安》)。但是,避免这种并非其自讨的耻辱和有限的苦难,就清楚地表明一种实在论的道成肉身究竟有什么样的标记。如果它被当做一种救赎的确定结局而被“严肃地对待”,那么这种道成肉身就必定是自暴自弃,彻底地玷污了一种尚未被物质世界冲淡的纯洁性。德尔图良在《论基督的肉身》(Decarne,p.3)中,以一个简洁的命题概括了这种实在:“基督充足的爱,就是快乐的知识”,但仅有这种实在是不够的。如果说,哈纳克强调人们接受“幻影论”,以此作为远离世界之神的手段,因而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性,那么,他就不可能同时也证明,“幻影论”表现了一种要把“创世之神的行迹”从时代的一致信念之中清除出去的意向。“在那个时代,幻影论也表达了基督并非时代产物这么一个事实,被赋予了天才素质的人,以及神圣的存在者,并非源于自然的演化。”此乃“时代精神”的无稽之谈,而仅仅是靠语言(“赋予天才”!“演化”)揭示了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如其表达的时代。据此,我们不难理解,即使只是为尼采所能表达的矛盾鸣锣开道,幻影论对道成肉身的辩解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99页。歌德甚至还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条与拿破仑有关的预兆。在法兰克福庆典中,焰火的云雾遮盖了拿破仑的名字,以至于最后消失不见了。“许多人都认为那是不祥之兆。”(参见歌德日记,1806年8月22日)
[13]《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170—171页。
[14]《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29—431页。
[15]歌德潜心研究颜色理论多年,为的是纠正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正统牛顿理论的致命错误。他于1810年出版了《颜色论》。
[16]《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69页。
[17]“概念性劳作”(Arbeit des Begriffs),或者概念的产物、概念的活动,布鲁门伯格在这里使用了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原则,把“世界历史”看做概念推演的产物。u-topia源自希腊语,意思是“乌有之乡”,“没有地方”。
[18]1829年12月6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373—374页。
[19]《歌德全集》,卷ⅩⅫ,第802页。
[20]1831年2月28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743页。
[21]1824年2月29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100—101页。
[22]1831年3月21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84—485页。
[23]克莱门特:《西奥多托精粹》(Clemens Alexandrinus,Excerpta ex Theodoto),第78页。尼采:《偶像的黄昏,或者如何用锤子来作哲学思考?》(Götzen-Dämmerung oder Wie man mit dem Hammer philosophient,1888),第48节,见《尼采全集》(穆萨里昂版),卷ⅩⅦ,第149页。
[24]在《灵知与晚古精神》之第1卷第261页,汉斯·约纳斯将西奥多托命题的指导性价值描述如下:“头两组主题是指下行运动,后两组主题则是指回转与上行运动,它们之间互为对应,而显示了整个救赎的结局。它们互成对偶,这个事实反映了灵知存在图景的二元张力,两极对峙,以及必然动力。在四个概念对子之每一个对偶项,都清楚地展现出相关要素在一个事件中的前后相续。而神话就必须展开这种前后相续的运动。”同上书,第49节,见《尼采全集》,卷ⅩⅦ,第149—150页。
[25]关于“颠转”过程以及奥古斯丁在这个过程中的地位,布鲁门伯格在《现代正当性》之第二部分第一章中作了非常详细的论述。尼采:《偶像的黄昏》,第49节,参见卫茂平译《偶像的黄昏》,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26]《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508页—509页。
[27]《歌德日记》,1807年5月23日。
[28]1832年3月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510页。
[29]1831年8月4日致弗尔斯特(F.Förster)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761页。
[30]这是众所周知的路德赞美诗的第一行,音乐家巴赫改编为其合唱曲“BWV140”的颂歌序曲。当时,在反抗拿破仑的解放战争中,大量的志愿军在阿道夫·巴兰·冯·吕措的领导下作战。——英译者注
[31]阿恩特:《歌德回忆录:从外在生活看》(Erinnerungen aus demäuβeren Leben),F.M.Kircheisen编,慕尼黑,1913年,第193页。
[32]《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19页。
[33]1830年2月28日致法恩哈根的信,见F.Hirth编《海涅书信集》,卷Ⅰ,第426页。
[34]哈纳克:《马克安》(Leipzig,1924,第2版),第94、118页。缪勒:《战时回忆录:1806—1813》(Erinnerungen aus den Kriegszeiten von 1806—1813),莱比锡,1911年,第172页及以下。
[35]《歌德全集》,卷ⅩⅫ,第508—509页。
[36]见德林(G.Delling)所撰的“掌权者”(archōns)条目,参见基托主编:《〈新约〉神学词典》(G.Kittle,ed.,Theologi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Ⅰ,第476—488页。马克安从保罗的思想之中截取了“反神性天使与灵性权力”,“将之夸张地发展为二神教义,而教会神学则千方百计地削弱这种观念”。这样的议题在维尔纳的《基督教义之兴起》(M.Werner,Die Entstehung des christlichen Dogmas.Bern,1953,第2版),第211页A.60中随处可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531页。
[37]法尔克:《近观歌德》(Goethe aus nähcrem persönlichem Umgang dargestellt),莱比锡,1832年,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512—513页。法尔克也于1803年尝试创作一部《普罗米修斯》。
[38]在歌德面前,这位女性也无所畏惧地直视科西嘉人的眼睛。当她于1830年辞世,歌德感到这个历史事件的结果是改变了他在同辈人中间的实在性。在1830年2月14日致燕妮·冯·帕彭海姆(Jenny von Pappenheim)的信中,歌德写道:“我自己显得像是出神入化,神话一般,而今我如此孤独,遗留于世,孤独伤怀。”(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664页)
[39]梅耶:《歌德传》,斯图塔特,1967年,第14页。这位头脑最清明的歌德传记作者,对于歌德拒不认同克里斯蒂安娜之合法性建议的后果,作了如下描述:“他如此一意孤行,刚愎自用,而直落持久对立的绝境,与整个社会孤立绝缘,败坏了家庭友善,把一种悲剧性的灾难生活加给了惟一的儿子,而这样的做法却使得他一无所获,无论是同前还是同后比较,他再也没有什么创造力了。”
[40]克内贝尔:《文学遗稿与往来书信》(Literarischer Nachlaβund Briefwechsel),K.A.法恩哈根·冯·恩策和蒙特(Th.Mundt)编,莱比锡,1835—1836年,卷Ⅰ,第ⅩⅩⅨ页。
[41]H.S.莱马鲁斯:《为上帝的理性崇拜辩护》(Apologie oder Schutzschrift für vernünftigen Verehrer Gottes.Ed.G.Alexander,Frankfurt,1972),Ⅱ,3.3,第16节,第247页;3.2,第7节,第202页:“他必须遮蔽自己,隐名埋姓地生活,隐名埋姓地走向天堂,以至于他的全部后代对于复活的消息都永远不得而知,而一切信仰均属徒劳吗?”《人格化的歌德》,H.Amelung编,Ⅰ,第139页。
[42]波提格尔编:《波提格尔遗稿当中所描绘的文学态势与同时代人物》,莱比锡,1938年,第51页及以下。其中还有这样一段描述:“在那些日子里,每一个人都必须身着维特式的上衣,公爵也是如此,如果弄不到这么一件上衣,公爵就想办法给他弄到。只有维兰德一个人认为,公爵本人制造了一个例外。”(同上书,Ⅰ,第203—204页)
[43]1806年12月6日小福斯致泽肯多夫(Franz Karl von Seckendorff)的信,参见《人格化的歌德》,Ⅱ,第72页。
[44]1774年5月11日,克斯特纳第一个儿子诞生,歌德致克斯特纳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222页。
[45]1802年12月1日亨丽埃特致卡尔的信,见H.Düntzer编:《K.L.克内贝尔兄妹往来书信选》(K.L.v.Knebels Briefwechsel mit seiner Schwester Henriette),耶拿,1858年,第157—158页。在歌德看来,诗歌是一种手段,与其说是转移,不如说是回避日常实在的负担与烦恼。他还说,“他要通过把负担与烦恼写成诗歌,从而摆脱他们。”(1815年8月8日致布瓦斯莱的信)
[46]1815年8月8日致布瓦斯莱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814—815页。艾克曼最后想知道拿破仑的反对意见是针对《维特》中哪一个段落,歌德却先是让他猜猜,然后他就猜了猜,歌德不无慧黠地让他勉强接受这么一种答案:拿破仑的反对意见究竟是针对小说的哪个段落,我想还是不要挑明为好。(1824年1月2日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546页)海因里希·梅耶则言简意赅地表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怀疑是否能够窥透这个秘密:“在我看来,在歌德对于他的这个读者的估价上,惟一真正值得相信的是,拿破仑逃离.俄罗斯时便想到了歌德;至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知道了。”(见《讲故事的艺术》)[Die Kunst des Erzählens],波恩,1972年,第118页)
[47]《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27页。
[48]S.韦伯编:《亚美尼亚教父学精选》(S.Weber,Ausgewählte Schri ften der amenischen Kirchenväter.München,1927),Ⅰ,第152—180页。我从威廉·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转引自伊兹尼克:《灵知,马克安和他的学派》,见《狄尔泰全集》(Die Gnosis Marcion und seine Schule,In:Gesammelte Schriften),ⅩⅤ,第290页。哈纳克《马克安》讲述如下:“世界创造者沦为死亡权力的牺牲,因而亲自向基督进言,要求以信仰换取生命。而这种要求注定是无用的,因为信仰早已被开释,信仰只不过事关救赎代价不可墨守的结果而已。缪勒:《战时回忆录:1806—1813》,莱比锡,1911年,第172页及以下。缪勒的记述基于歌德“渐渐地向他透露的谈话细节”,以及在去世之前不久歌德留下的“一些仍然非常简约的书面记录”。根据歌德自己于1824年的记述概要,拿破仑当时是在谈别的事情,跟他打招呼而不是在他转身离去之后说他。“皇帝示意我靠近他,我却仍然站在合适的距离外,面他而立。他体贴地注视着我,然后说:‘你是一位大丈夫!’我鞠躬示意……”皇帝马上问他:“你多大?”整个仿佛就是在调查他的个人情况。(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36页)缪勒的话可谓一语中的,但也并非每一件事情都让人深信不疑。当皇帝用“那里有更广阔的世界观”(Dort gibtes grössere Weltanschauung)这样一种语句来邀请歌德去巴黎时,我们可以猜想,这个科西嘉人可能想说什么呢?因为他几乎不用这么熟悉而又这么不得体的外来词,也许这仅仅是歌德在1815年杜撰的词,也就是说,自1797年之后,浪漫主义非常偏爱的术语就是“世界景观”(Weltansicht),受其影响,歌德从中重构了“世界观”这个词语。(相关研究参见格策[A.Götze]:“世界观”,载于Euphorion,25,1924)
[49]哈纳克:《马克安》,第4—5页;爱任纽:《反异教》(Irenäus,Adversus haereses),Ⅲ,第3、4页;尤瑟庇乌斯:《教会史》,Ⅳ,第14、7页。1826年2月16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175页。这个意见必须稍作改动才能复述出来,因为它是逐字逐句地表现在话语脉络中。(艾克曼的原话是:“Er war es antwortete Goethe,Und man sah ihm an,dass er es war;das war alles.”——可以理解为“歌德答曰:‘他非同小可,一望便知,仅此而已。”吴象婴等人将这句话翻译为:“他的确了不起,他表里如一,仅此而已。”见艾克曼:《歌德谈话录》,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84页。——译注)
[50]《马克安》1920年第1版前言。《日记与年鉴:1815》,见《歌德全集》,卷Ⅺ,第873—874页。
[51]汉斯·约纳斯:《哲学论集》(Philosophical Essays.Englewood Cliffs,1974),第285页;《灵知与晚古精神》,第3版,Ⅰ,第377—424页(补充了《论灵知》的新文本,1963);W.C.梯利:《贝洛林尼西斯莎草科普特文灵知经典》(W.C.Till,Die gnostischen Schriften des koptischen Papyrus Berolinensis.8,502,Berlin,1972,第2版);M.克劳泽,P.拉比波:《约翰密传》第3版(M.Krause/P.Labib,Die drei Versionen des Apokryphon des Johannes.Wiesbaden,1962)。
在描述这个灵知经典文本时,梯利为神话当中问答逻辑关系的通行构想提供了一个特别明确的范例:“展开在《约翰密传》中的世界图景,意在回答两个重大问题:邪恶如何进入了世界?人如何可能免于邪恶?这些问题并未直接表述在文本中,但它构成了一个未曾明言的基础,世界图景的发展就依赖于这个基础。”见《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第35页。
英文译者插注:关于《约翰密传》之科普特文第2卷,英语世界可以找到的版本,载于《拿戈·哈玛第灵知经典馆藏文集》(The Nag Hammadi Library:In English),英语译者为J.罗宾逊(J.Robinson)主持的“古代基督教研究所科普特灵知藏经计划”(the Coptic Gnostic Library Project of the Institute for Antiquity and Christianity)的专家成员,参见该书第99—116页。当英语译文与克劳泽、拉比波的译文一致,译者就直接使用英语译文;如果译文不一致,就从原作者的权威,而依据克、拉二人的译文。为了避免过多地提到现代版本的页码,译者仅仅给出作者本人出示的那些页码,主要是梯利的《贝洛林尼斯灵知经典》,克、拉二人的《约翰密传》,并在科普特文数字后插入括号,表明被引用的原始莎草纸上文字的页码和行数。布瓦斯莱用括号补充了1815年8月8日与歌德谈话的记录,特别是关于埃尔福特的观众:“像我所解释的那样,歌德显然没有注意到,或者说根本就不想注意到,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强化他的印象而人为安排的。”参见菲尔梅尼希-里夏茨(E.Firmenich-Richartz):《布瓦斯莱兄弟》(Die Brüder Boisserée),耶拿,1916年,第400—410页。
[52]1823年12月7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536页。
[53]1830年2月10日同艾克曼的谈话,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392页。
[54]根据格尔斯多夫(Ernst Christian August Gersdorff)回忆,1815年7月8日,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从法兰克福写给他妻子拉荷尔(Rahel)的信中,也有关于这场对话的记载(参见L.Assing编:《法恩哈根夫妇往返书信》(Briefwechsel Rahel and August Varnhagen),Ⅳ,第188—189页)。从法恩哈根那里我们也得到了一个关于1825年7月8日下午和晚上同歌德在一起的记录。谈话开始于法恩哈根1824年出版的《生平大事记》(Biographischen Denkwalen),特别是其中记载德尔福林格(Derfflinger)和利奥波尔德·冯·安哈尔特-德绍(Leopold von Anhalt-Dessau)这些专门从事“实在打击”的司令官们的章节。在谈话间,歌德注意到那些“意在描述拿破仑的言辞”;他耸耸肩,然后说:“是的,这也是我尝试做的事情,我们必须看看这么写他行不行。”(《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393页)“意在描述的言辞”究竟是指什么?仍然不得而知。1827年1月4日,歌德在和艾克曼谈话时,提到了雨果关于拿破仑的诗篇:“写得多好!因为形象非常真实……”艾克曼回答说:“我最佩服法国诗人的是,他们的诗从未废弃坚实的实在基础。”
[55]《日记与年鉴:1806》,见《歌德全集》,卷Ⅺ,第803—804页。
[56]德语中的“反思”、“反射”是同一个词语,即“reflexion”。这个词没有区别地表示:(1)“自我思考的思想”的逻辑自反和自我指涉;(2)一个形象在镜子中的视觉反映。“理性的诡计”,是黑格尔历史哲学的重要概念之一。
[57]哈多特:“那喀索斯神话以及普罗丁对它的解释”,《精神分析新刊》(Le Mythe de Narcisse et son interprétation par Plotin.In:NouvelleRevue de Psychanalyse),13(1976),第81—108页。抄本古卷,Ⅱ(《约翰密传》,第119—120页):“他是在环绕着他的光之中见着他的惟一者——这光,乃是生命之水源。他创造了所有的永恒者,在一切形式之中创造。当他在灵泉之井中看到它时,他就熟悉了他的形象。”1826年3月6日致里默尔的信,见《基蓬堡年鉴收藏》(Jb.Slg.Kippenberg),卷Ⅳ,莱比锡,1932年,第44页。这个命题“Das Napoleon einen jeden aufmerksam auf sich gemachl habe”不能解读为“拿破仑自我拔高”,而显然应该解读为“他为每个人指点迷津,而自我注意”。
[58]《日记与年鉴:1807》,见《歌德全集》,卷Ⅺ,第821页。现存手稿不止一种,而是好几种,其中一份手稿上还提供了另外一种读法:“神话环节永远为我而活着,并且已经成为一个持续激荡生命的执念。”(见G.Gräf:《歌德论他的文学作品》(Goethe über seine Dichtungen),法兰克福,1908年,Ⅱ,4,第50页,注释7)发表在《缪斯年鉴》上的作品题为《潘多拉》,已经和歌德本人的另一部作品混为一谈,所以歌德提到他自己的《潘多拉》时,反而是用《普罗米修斯》。(见《歌德论他的文学作品》,第3657、3659号)
[59]“口误”,也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主要概念。按照精神分析学说,口误源自一个人的无意识,因而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某种被压制的愿望的隐秘表现。
[60]1807年1月7日费尔瑙致波提格尔的信,见《人格化的歌德》,Ⅱ,第77页。
[61]《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Ⅲ,第76—77页。《贝洛林尼西斯灵知经典》对应的段落是:“让我们按照上帝的肖像(eikon)与面目造一个人。”(第137页)在这个语境中,抄本古卷文字的不同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关联着光的隐喻,并将人变成了低级世界的光源。第一位掌权者,亚达巴多,对侍奉着他的诸位权柄掌握者说:“来吧,让我们按照上帝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好让他们的形象成为我们的光。”(第150页)在“浸礼仪式”中,这种对于光的指涉一再重复:“我们称他为亚当,好让这名称为我们光明的权力。”(第153—159页)同肉体创造相联系,为各自对器官负责的权能之名亦开具了一个目录,随后还开具了另一些对器官功能负责的“鬼魔”之名的目录。这个冗长的叙述必然以巫术疗法为背景,但整个看来确是一种由名称构成的人类学,属于一种无须解释只须确认有无所不为能力的思想。当我们得知造人的天数等于365时,一个宇宙论上的点终于完成了一个整体。歌德独创了菲勒鲁斯的新娘“爱庇美蕾娅”(Epimeleia,希腊语中这个词意味着“忧愁”)这个形象,而这多少和赫尔德于1787年创作的普罗米修斯戏剧和诗歌《忧愁之子》(Das Kind der Sorge)有一些关联。赫尔德从海基诺斯(Hyginus)的寓言(220号)中取得了素材。“库拉”(Cura,即忧愁女神)是一位女性的人类创造者,她同普罗米修斯的反向对应关系说明这个神话与普罗米修斯神话有联系。关于赫尔德诗歌的原型,参见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赫尔德与海基诺斯”,见《莱茵美术馆》(Rheinisches Museum),15,1860年,第158—163页(参见《赫尔德全集·附录》,柏林,卷Ⅱ,第316—321页)。在无意之中,也就是说丝毫没有反抗一创造的意图,库拉用黏土塑造了一个人形,请求宙斯赋予这个泥人以生命,随后马上宣称它就是人。经过讨价还价之后宙斯终于妥协,忧愁女神(库拉)获得了统治活人的权利。这个寓言没有神话背景。(布鲁门伯格在其一则寓言注疏之中对海基诺斯的寓言及其流变展开了详尽的讨论,见《符号》,1981年8月号,第340—344页。——译注)
[62]关于火成论,参见本书第二部第一章及其译注。
[63]《约翰密传》,抄本古卷,Ⅱ,第169—173页。关于诸种元素的隐喻意义,参见迪纳(G.Diener)的《潘多拉》,巴德洪堡,1968年,第173—187页。火和水同样危及大地的稳固性;但是,追求永恒稳定的代价可能同样是绝对的贫瘠。稳靠与富饶是对立的二极;锻工是个极端的形象,因为他用最不稳定的元素将最坚固的东西变成有弹性的东西,因此他超越了农业的活动模式。
[64]这句诗有意戏仿了《圣经·创世记》中的“任其自然”(Let there be!)。
[65]科尔蒂乌斯:《德国和古代世界》(Deutsche und antike Welt.Stuttgart,1950,第375—376页。1815年8月11日致布瓦斯莱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816页。
[66]1828年初致艾克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672页。
[67]瓦恩哈根·冯·埃恩泽:《日记》(Ed.Ludmilla Assing,Leipzig,1861—1870),Ⅱ,第25页。可惜享年有限,歌德有所不知,政治动荡之年的沉睡者——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笔下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式的人物事实上不乏其人,而且命运眷注于他,让他心安理得地长时间与世隔绝。1838年5月20日《法庭日报》(Gazette des Tribunaux)报道,在第一民事法庭有一场对圣P侯爵的审判,“罪状是对玛丽-安托瓦内特皇后有非礼之举”。“关公战秦琼”,年代上的错误稀奇古怪,因为在1790年法院宣布他缺乏责任能力之后,被告消失不见,躲进了一家私人医院,那是一些有头有脸的家庭以心智障碍为由专门保护有犯罪嫌疑的家庭成员免遭处罚的秘密之地。1787年,在歌剧院恭迎皇后大驾的时刻,这位年轻的“智者”忽然吹起了口哨,虽然这并未如其所愿地诱发别人同样的犯上之举,我们还是应该说这是革命话语的首次亮相。G.勒诺特尔(G.Lenôtre)发掘了这次偶然事件,他还评论说,“如果他不是在当时而是在两年之后吹口哨,他一定会成为民族偶像。”当他纯粹是走过场地被带上法庭,这位侯爵“已经长眠”了半个世纪,他一点也意识不到外面的世界早已天翻地覆,今非昔比了。
[68]保罗·海泽(1830—1914),德国杰出的小说家,不太成功的戏剧家。“概念的努力”,显然类似于黑格尔《逻辑学》中的“概念劳作”(Arbeit des Begriffs)。
[69]贝尔奈斯1853年3月21日于波恩致海泽的信,见迈克尔·贝尔奈斯(Michael Bernays)编:《贝尔奈斯:书信见生平》(Jacob Bernays.EinLebensbild in Briefen.Breslau,1932),第62—63页。又见巴赫(H.I.Bach):《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T übingen,1974),第90—91页。按照这封信里说,歌德曾就叔本华评论道,一神论一点也没有戏剧意味可言,“原因在于对任何一个人都毫无意义,无所作为”。参见Beutler编:《著作集》,ⅩⅫ,第744页。1936年6月17日弗洛伊德致阿诺德·茨威格的信,见《弗洛伊德书信集》,法兰克福,1968年,第141页。安排这次秘密讲座的人,是弗洛伊德的最后一位私人医生舒尔(Max Schur),他在《弗洛伊德的生与死》(Sigmund Freud Leben und Sterben,法兰克福,1973年,第566—567页)里记述了这个事件的原委。
[70]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发展史》(Zur Geschichte derpsychoanalytischen Bewegung),1914年,见《弗洛伊德全集》,卷Ⅹ,第44页及以下。又见《弗洛伊德自画像》(Selbstdarstellung),Ⅰ.Grubrich-Simitis编:《精神分析式大纲》(Schriften zur Geschichte der Psychoanalyse),法兰克福,1971年,第152页。
[71]莱纳特(H.Lehnert):“托马斯·曼《约瑟夫三部曲》的准备资料”,载于《席勒学会研究年鉴》(Schillergesellschaft),7,1963年,第479页及以下。
[72]这一禁忌的典型是摩西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偶像……”托马斯·曼:“弗洛伊德在现代思想史上的地位”,收入他的《怀念大师》(1933年初版,1968年再版)。贝优穆勒的《巴霍芬论》,是《东西方神话:古代世界的形而上学,论巴霍芬的学说》一书的长篇导言(M.Schröter编,慕尼黑,1926年)。
[73]1936年11月29日致托马斯·曼的信,见《弗洛伊德书信集》。
[74]克斯特纳:《冥王的头盔》,参见《诗歌与散文美文著作全编》(Des Pluto Helm.In:Gesammelte poetische und prosaische schönwissenschaftliche Werke.Berlin,1841),Ⅱ,第121页。克斯特纳与芒特福康的关联,参见《解释古代》(Antiquité expliquée),第1卷,第2部分,第9章。瓦西安斯基:《晚年康德》(Immanuel Kant in seinen letzten Lebensjahren),F.Groβ编,柏林,1912年,第224页。
[75]“《出埃及记》注释”,见基托编《〈新约〉神学词典》,Ⅱ,第371页。1934年7月15日致阿诺德·茨威格的信,见《弗洛伊德书信集》,第96页。这封信首先表明,甚至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都没有公开他的锦囊妙计——“约瑟夫情结”。即便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能够表明拿破仑自己接触过约瑟夫原型,但弗洛伊德在拿破仑的无意识世界所勘测和解释的程式还是十分合乎拿破仑的实际心态。拿破仑几乎是顺乎自然地建立了同《圣经》人物约瑟夫的联系。那是1798年5月,他扬帆远航,朝埃及进发,随军登船的还有165名学者,他们的使命据说是要穷尽东方的智慧宝库,晚间拿破仑还和这些学者一起争论,议题包括行星的惯性、梦境,以及约瑟夫埃及之梦的解释(见普雷瑟[J.Presser]:《拿破仑生平与传说》[Napoleon.Das Leben und die Legende],斯图加特,1977年,第55页)。
[76]1934年7月15日致阿诺德·茨威格的信。茨威格在写给弗洛伊德的回信中,也提到了他自己创作的历史剧《波拿巴在雅法》(Bonaparte in Jaffa)中呈现了三千土耳其战俘惨遭屠杀。弗洛伊德的回信说明,在他写信给托马斯·曼之前两年,他如何已经被导向了拿破仑这个主题,却没有展示出“约瑟夫情结”这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