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一场爆炸的火药”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一章 “引发一场爆炸的火药”

相信我这样的人吧!整个世界只是为一个上帝而造。

——梅菲斯特(Mephisto)对浮士德说[1]

歌德借助于神话学词典草拟了《普罗米修斯》颂诗及戏剧片段的大纲,但他第一次接触这则神话又必须追溯到一次象征性的再现,那就是塑造一位“在坊间造人的陶工”。1830年,他同意将这部颂诗编入其作品的最后版本,并授意将它置于戏剧草案之中的第三场里面,但在他所写的舞台说明中,他仍然只是依据最早靠直觉所接触到的同一主题之同一形象——“作坊里的普罗米修斯”。在变成了一幕独白的颂诗之后,全部补充内容只是密涅瓦出场,而“引入了另一个中介过程”。一场终极和解的最后暗示在接受过程中尚未显山露水,但它毕竟映现了这首诗的整个历史。

本雅明·赫德里希的《神话学基本词汇全编》(Gründliche mythologische Lexikon)出版于1724年。而歌德所能得到的,则是1770年莱比锡版,这是施瓦布(Johann Joachim Schwabe)“竭尽劳苦地修订,予以大规模扩充和完善过的版本”。这部令人钦佩的博学之作,意在帮助“学者们以及广大艺术家和古代艺术作品的爱好者更好地理解艺术与科学”,然而它并没有特别强调同神话历史分类和道德评判相对立的人物和故事的审美意涵。赫德里希的前提是:“假如不想让这部作品在十分平庸的群氓之间流行,那每一个人都需要知道某些博学的雅致。”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施瓦布指出,赫德里希“有时还有心情开玩笑,而神话故事给予了充足的机会,然而他用一种适合于群氓的语言完成了这种平庸化”,这就一定已经为他修改这部词典的风格找到了合理的由头。另一方面,无论古代人如何顽固地坚持一则故事的特殊性,神话的修订者都强调,神话故事给予他们以幅度广阔的选择自由,“然而,他们确实没有画地为牢,永远被束缚于那种方式,奴隶一般地坚守惟一结构”,因此神话的修订者在一定程度上会偏离经典的律则。

现在我们要问,在这个因启蒙而博学的时代,古人尽其所能而取得的全部成就是否被一劳永逸地排除出局了呢?这里存在着这么一种可能:通过神话学词典阅读“普罗米修斯”条目,也许给予了狂飙突进时代的年轻诗人以一种决定性的激励。虽然像其他词条一样,“普罗米修斯”条目的结尾也暗示人们对神话展开寓意解释,然而它若不在十分痛苦的学究式缜密之后激发一种令人惊讶的解释兴致,那它一定无法产生有效的影响,这一点通过最后一个句子被暗示给了读者:“人人都可以为自己创造更多这样的解释。”在时代的博学氛围下,这种合法权能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可以想像,在渐渐接近这一终点时,歌德必定深切地感受到自己如何成为众望所归。

为了理解这一点,把握一个中心就足已——同父系问题相联系,赫德里希根本没有提到让宙斯成为普罗米修斯之父的晚古神话版本。与之相反,他一点也不含糊地把伊阿佩托斯之子普罗米修斯同泰坦诸神联系起来。为了把普罗米修斯神话改造为父子冲突的故事,尤其是在我们假定歌德对晚古神话的寓意解释之变体一无所知的情况下,一场可能最为严重的离经叛道就在所难免了。〔赫德里希所注意到的〕模糊性则可能造就一种依据狂飙突进时代的真正精神来展开的再度解释。神韵不复既往,偶像在隐隐绰绰之间,这就让歌德通过纯粹的暗示而提出自己独特的命题。1773年,歌德致信勒德雷尔(Johann Gottfried Röderer)说:“我正在努力将自己的境遇变成戏剧,而冒犯上帝与人类。”他的另一封信就已经有普罗米修斯的戏剧要素——雕塑家和山间小屋蕴含于其中了。1773年7月中旬,他致信克斯特纳(Johann Georg Kestner)说:“诸神送我一位雕塑家,还有让我在荒野掘井和建造山间小屋的必要工具。”

像祭祀欺诈和盗得火种这么一些神话的永恒核心要素,首先都被歌德彻底地忽略不计了。[2]赫德里希调和了神话的这两个要素,指出宙斯毕竟是万神之王,当然一眼就看穿了祭祀上的欺诈,一定会从普罗米修斯和他所关爱的人类手里夺去火种(而这火种毕竟已经被用于祭祀仪式啊)以示责罚,“让人类烤不熟他们那份生肉”。盗火本身并不能算是犯上作乱,因为他只不过是从天上取来某些东西,并第一次将这些东西赐予人类,但他确实冒犯和削弱了宙斯的惩罚之举。赫德里希当然有他独特的逻辑——他认为,万分不可容忍的事情,是万神之王宙斯最初就这么不讲道理,非得让人类过着悲苦的生活。也许,这个版本的神话难以兼容于赫德里希赋予人类的创造之神的特征:人类懵懵懂懂,无知无觉,直到普罗米修斯在密涅瓦的襄助下盗取火种,并将火种藏在怀里,从而“让人类得以活命”。因此不妨说,盗火可能有两次:一次只是为了赐人以生;第二次则是为了护人之命,因为祭祀欺诈行为,人类的缔造者已经丧失了生命。

也许,在祭祀欺诈和盗取火种之中,这种类型的犯上作乱丝毫没有让歌德心动,因为他对于普罗米修斯的角色有一个纯粹基于其多才多艺的设想:作为宙斯的对手,人类缔造者普罗米修斯在自己的作坊里创造出人类世界。不是诡计多端的骗子,也不是盗火之贼,这么一些形象充其量只不过是表现了其创造之举的副作用而已。1826年,歌德聆听了海顿(Haydn)的音乐圣剧《创世记》(Schöpfung),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了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意义。海顿本人也致信卡尔帕尼(Carpani),认为音乐剧中的日出景象同光明之父手中的燧石与钢刀敲击出的火星有异曲同工之妙。歌德在他修改过的由策尔特执笔的条目中写道,人们感到这个形象卑贱下流而且稚气未尽;但在他看来,这个形象让“年代古远的普罗米修斯传奇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而且除了星火的巨大光亮之外,我想不出更崇高的意象”[3]。早年歌德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接触点在于可以同美学天才相联系的作坊偶像。歌德也许从赫德里希那里得知,在种种寓意解释中间,也有一种解释,将这则神话变成一个范本,以示“上帝对于那些志得意满而升天入地并对他行欺诈之道的人们,绝不姑息,极尽惩罚”。这个事实也许预先表明,后来歌德难以完全认同于普罗米修斯。

歌德认为,他能够用普罗米修斯陶器作坊以及用泥土制作人类的看法来改造他自己的境遇。于是,冲突之出现,事实上并不是因为那种被夸张的叛逆姿态,这种姿态可能已经相关于作为神话叛逆之核心表现的盗火行为。然而,歌德仍然不仅谋划,而且接受这种源于纯粹形象创造的冲突,这一事实同克服他的虔诚主义立场毫无关系。显然,在他看来,他现在必须做的以及事实上正在做的,就是一种悖逆神性意志的行为。他十分清楚地表白道:“显而易见,上帝不希望我成为一名诗人。”[4]这只是对于他在同一封信之前两个月所描述的对立关系的简洁表述而已:“坦率说来,与时俱进地成为一名优秀诗人——我的这份狂热意念,这份机巧,这份努力,这份理由充分且根深实茂的愿望,之于我整个心境的改变,之于更加急切地回应恩典暗示的真正严肃态度,不啻是最为重大的障碍。”[5]这就是冲突之所在。用古老的教义语言说,此乃自然与恩典之间的冲突。为了能以蔑视上帝而为其不欲为者,就只有一个重大的决断:自己成为一个神祇。然而,其中隐而不显地假设了一个多神论的前提——“神祇”之名带不定冠词。

是虔诚地回应恩典的暗示,还是实现自己成为诗人的自然愿望?这就是冲突之所在。在歌德的传记中,这一冲突终结之处,就是他与普罗米修斯合一之时。这个认同的位置证实了形象与自我意识的关联;这一关联延伸所至,逾越了肯定与否定的界限,但仍然支配着歌德将《潘多拉》置于其全部作品之末的决定。[6]因此,容纳于这些作品之中的解释,就不仅是对神话的极端曲解,而且是对神话的终极救赎。

在达到这么一种程度之前,还有其他一些手段被用来处理和消化这个素材,特别是那些被遗忘在历史尘埃深处的素材。这部作品写成一两年后,歌德便把《普罗米修斯》颂诗初稿寄给了雅可比,很明显他没有留下底稿。然而,拥有这部作品的就不只是雅可比一人,尽管他必须同意原封不动地出版该作品,放弃一切支配权。福斯特尔(Georg Forster)在颂诗出版之前就曾多次引用过且这是他频繁引用的歌德作品。然而,他对这部作品的理解不仅毫无特别之处,而且不十分准确:“我感到,歌德有权这样,因为他笔下的人物完全脱胎于他自己。”[7]他再一次向雅可比提到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手稿,说他于1774年11月6日奉还了剧本残篇:“亲爱的歌德,在此我将《普罗米修斯》物归原主,对这部作品我表示由衷的感谢,但我几乎无法对你说这个剧本曾经给过我什么快乐,因为要说我是多么快乐,那是不可能的。”[8]当手稿被奉还之时,歌德差不多已经忘记了颂诗的存在,而在奉还剧本之时却没有奉还颂诗。但是半年之后,他提到了《斯特拉》(Stella)和《普罗米修斯》手稿,却只要求退还其中之一:“……把《斯特拉》还给我!如果你知道我是多么喜爱她……”[9]这种口气暗示,歌德似乎有意疏忽仍然在雅可比手上的《普罗米修斯》剧本的颂诗部分。直到1819年,《普罗米修斯》剧本残篇才第一次重见天日,它来源于狂飙突进时代歌德的过去同人棱茨(Jakob Michael Reinhold Lenz)的文学遗作。

因而,《普罗米修斯》颂诗重见天日之后,十多年内发生的事件就不足为奇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首颂诗可能秘密地完成,又不为人知地问世,既是一种表白又是一种馈赠,它本来的意图可能是要“引爆炸药”——这是歌德在《诗与真》中回顾既往时的夫子自道,正好表达了他本来预想的效果。这种意图与效果之间的背离,不仅可能是效果历史(Wirkungsgeschichten)所特有的现象,而且还总是难以对他们作出明确的解释。为此,我们起码也应该尝试作出一些说明。

在雅可比的公文包里,颂诗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份突发狂想之作,而绝非一包炸药。他携带着颂诗四处旅行,来证明自己和这位风云人物有密切接触,以此作为茶余饭后的奇特谈资。于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下,1780年7月,他到沃尔芬比特尔拜访了风烛残年、不久人世的莱辛(Lessing)。我们不得而知,雅可比此行是否怀着激怒莱辛的意图,或是怀着从他那里获得启迪的希望。果真如此,那么在此次造访之后,他就可能迫不及待地从中得出莱辛的生后启迪了。

就雅可比与歌德的关系而论,显然有一笔应该清算的旧账。二者在行为上互为镜像,难分伯仲。1799年,歌德背着雅可比,把后者的《沃尔德玛尔》(Woldemar)提交给埃特斯堡公园的一场嘲笑与侮辱的仪式,在对这部作品极尽谩骂之后,将一个副本钉在公园里的橡树上。同样,雅可比也背着歌德把《普罗米修斯》当作诱饵带给莱辛,展开一场形而上学对话,引诱莱辛说出那些从前无人知晓的思想。但是,二人行为的差别在于:歌德希望以超凡的勇气和拒绝伪装的场面来侮辱一部“气味”极坏以至于不堪忍受的作品,相反,雅可比就不是这样。如果在莱辛死后,他的朋友们还不打算将他描述为“神意的使徒和全心祀奉上帝的英烈”[10],那么,雅可比就不可能揭开莱辛的心灵秘密以及他最后忏悔的契机。

尽管在行为上存在着这么一种镜像关系,但所有迹象表明,雅可比并不想同歌德清算这笔旧账。同时,为了否定维兰德所谓的“孩子气的天真”(Büberey)[11],歌德也做了许多手脚,甚至可以说能做的都做了。歌德命达而立之年,而且在侮辱《沃尔德玛尔》仪式之后一个月就被任命为枢密顾问。由他策划的这场恶作剧也许完全不能算作“孩子气的”。事实也是如此,两年之后,他写信给拉法特(Johann Kasper Lavater)说:“关于我公开丑诋《沃尔德玛尔》一事——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不能对你说什么,它确实不堪陈腐,无聊之极,废话连篇,以至于见者无不蔑视,而蔑视乃是最为明智之举……至于我的粗暴疯狂的愤怒以及充满恶意的尖刻,你也了然于心,这是为了压制为善不周者,特别是针对其自命不凡的气味而发。”[12]一时间,传言四起,风雨满楼。1779年9月,雅可比已经知道此事,对歌德恶语相向,说这简直是“滥用私刑,既具有杀伤力,又毫无体面可言”。“传言四处散播,最后也传到我耳朵里。”[13]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在二人之间竟然维持着友谊:1794年,雅可比将修订版《沃尔德玛尔》献给歌德,其题词为,“我该如何抗拒你,我伟大的阁下!”

1784年9月,雅可比在魏玛做客于歌德家里,时间已逾一周。一些重要事情发生在这中间:他一定不会向歌德谈起他对莱辛的造访,以及他的颂诗手稿所起的作用。因为,他已经于1783年11月4日给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写了一封长信,报告了他造访莱辛的详情,以及《普罗米修斯》所引起的反响。这封长信于1785年同他研究斯宾诺莎的著作一起出版[14]。于是,当他做客于歌德家里,他确实已经置身于一种需要证据的处境下了,而这使他情不自禁地立即交还诗稿。在这个时刻把《普罗米修斯》引起的反响告诉歌德,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但也可能没有雅可比所担心的那么多事情。

事情如何走到了这一步呢?1783年3月,雅可比从德国启蒙运动的秘密缔造者的女儿——伊莉瑟·莱玛鲁斯(Elise Reimarus)[15]口里得知,摩西·门德尔松意欲发表一篇关于“莱辛品格”的回忆文字。雅可比相信,门德尔松绝对不会呼吁莱辛,以此见证他自己所支持的形而上学有神论。因而,我们要想辨明雅可比何以出于被动地反对这一学说,已经不再那么容易了。他是否只是惟凭传记的真实是尊,他是否不想让门德尔松得到他的亲眼见证,甚至还想保护这种有神论事业的亲眼见证(这对于他也绝非可有可无的),让这一见证不至于因为启迪来自第三方的文学遗著而“败露”(platzte)在公众眼前?雅可比向莱玛鲁斯和门德尔松发出的警告,包含着一条最早的关键支持线索,说明雅可比心有余悸,害怕莱辛学说的真正追随者中仍然有人健在,仍然可能拒绝门德尔松公开利用逝者的意图。如果他的本意是保护门德尔松及其事业,使之不至于曝露于光天化日之下,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将他日后的愤怒斥为有违公正。无论如何,他还是写信告诉莱玛鲁斯说:“或许您知道,您要是有所不知,我可以用友谊的玫瑰之名向您表白,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莱辛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斯宾诺莎主义者。”紧接着的一句话至关重要,是在估量雅可比的警告时必须认真考虑的:“因此,完全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或许,莱辛向许多人表达过这些情怀;因此,在门德尔松缅怀故人之际,十分有必要确立警觉意识,完全回避或者起码也要用最为谨慎的方式来处理某些素材。”[16]但是,门德尔松并没有理会雅可比向他发出的警告,而坚持写下自己所知道的一切,既不回避,也不谨慎地处理。门德尔松的这种做法激发雅可比在1783年11月4日作了全面的回答,两年之后,这封回信连同其研究斯宾诺莎的著作一起出版。但雅可比的答复并没有让门德尔松满意。他毫不犹豫地把雅可比看成是莱辛的一句玩笑话的牺牲品,并且撰写《晨课,或者关于上帝存在的讲座》(Morgenstunden oder Vorlesungenüber das Dasein Gottes)[17],力图全面“辩护莱辛”。这场不堪忍受的纷争也无须在此得以了结。真正重要的是,更加可靠地找到一位从神话学角度首倡用神话来进行自我启示的哲人(den mythologischen Erreger einer mythischen Selbstpreisgabe)。

雅可比报道自己造访莱辛和昭示自己好奇心的那封信,已经是沧海遗珠,不可再得。不过,从1780年6月13日莱辛的复信之中,我们得知他希望雅可比收敛一点书生意气:“毫无疑问,我们自然而然地展开了谈话,但如果显示出我们谈话的最佳可能出发点,那就再好不过了。”[18]尽管如此,莱辛对于这次造访还是“满怀热望”。从话题来看,他仅仅提到自己同时希望知道《沃尔德玛尔》写作的进展情况。后来,雅可比对门德尔松谈起过这封遗失的信,说在这封信中他表示需要“猜测”莱辛思想之中“自己无法获得灵感来独立表达的某些智者精神”[19]。雅可比向莱辛提议讨论一下《人类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的第73节,这种猜测仍然是一种主观妄念,意在寻求一个具有共同起点的“斯宾诺莎主义”,而这并不要求他赋予歌德的《普罗米修斯》以煽动力量。

这里出现了一种并非没有解释效力的事件巧合(Konstellationen),其中主要是歌德本人造访莱辛的计划,不过它来得太迟了。莱辛辞世5天之后,歌德致书莎乐特·冯·施泰因(Charlotte von Stein)说,当莱辛去世的噩耗传来,他恰巧心怀去拜访他的愿望。[20]对于一个尊重预兆的人,这份想法不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特别是因为,他曾经于1768年3月在莱比锡回避和莱辛见面。如果我们相信魏塞(Christian Felix Weiβe)的话,那么不妨说,歌德躲过了莱辛的一次严词厉色的批评,那是一种“纯粹的偶然”[21]。

1780年7月5日,雅可比抵达沃尔芬比特尔,在这个特别的日子,他同莱辛展开了一场关于“道德与非道德的人,无神论,有神论和基督徒”的谈话。次日,莱辛来到雅可比的寓所回访。雅可比没有发完早晨的信件,于是,顺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些材料给来访者打发时间。显然,莱辛对这些材料没有太大的兴趣,便把这些材料递还,并问是否有更多的东西可读。雅可比已经开始封缄信件,只有时间让他读一首诗——他让莱辛读歌德的《普罗米修斯》颂诗,而附加了一句不乏挑战意味的评论:“您已经引发了这么多的麻烦(Aergernis),现在可能索性让您再麻烦一下!”因而,在雅可比方面几乎不可能有一厢情愿的犹豫,而试探性地表示亲密,以便揭开那些讳莫如深的秘密。莱辛读完这首诗,说他一点也不感到烦恼,因为他“早已有过第一手的接触”,诗意与境界无不了然于心。雅可比误解了莱辛的说法,以为莱辛早已读过这首诗。但莱辛此前真的没有读过,他说“第一手接触”,却有完全不同的用意。“诗中所表达的观点正是我自己的观点……正统神性概念于我完全无效,我忍受不了。”这就预示着(Überleitung),他将要承认彻底的异端,然而这种异端显然没有被宣布为歌德诗中的教义,而是通过诗歌的立场与意境表现为一种心灵的间架。“诗歌也指向了这一境界,我必须承认,我很喜欢它。”这就是雅可比,第一次说出了斯宾诺莎的名字,他还猜想莱辛也服膺斯宾诺莎的学说。雅可比相信,“这就是我们在他的名下所发现的一种可悲的救赎(schlechtes Heil)。”

谈话中断了,但莱辛发现了访客的惊异反应,而在次日早晨的谈话中顺其自然地回到了这个话题。雅可比心照不宣地表示,他拜访莱辛事实上特别是为了“求助于他而反对斯宾诺莎主义”,于是情境就充满了紧张。这种情境一定已经非常令人惊异了,他说:“我的脸色可能是先泛红后转白,因为我感到无比困惑。但这并非恐惧。我恍然大悟:满怀期望地在您身上发现的,只不过是一个斯宾诺莎主义者,或者一个泛神论者。”接下来莱辛不复犹豫,说出了这么一句重要的话:“除了斯宾诺莎的哲学之外,就没有哲学。”后来,雅可比在一般的意义上将这句话据为己有,但显然颠转了从中所得结论的指向性。甚至,这个命题成为雅可比公然反对德意志观念论的工具:它展开了一切哲学的逻辑结论,从而指出一切哲学都必然不可避免地成为斯宾诺莎主义。

同样,我们也必须在莱辛的理论视野中来理解这么一个事实:在论及斯宾诺莎的书信的第一版中,雅可比甚至对康德也略有微词:虽然康德竭尽全力,谨之慎之,规避斯宾诺莎主义的逻辑,然而雅可比还是认为,《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感性论”就“完全是依据斯宾诺莎的精神”写出的。在这部书信集的第二版中,雅可比只是在字面上收回了这一断言:“对于精于这些义理者,自不待言,不能责备康德哲学为斯宾诺莎主义。”当然,雅可比显然也看到,这么一个标签可能产生的后果是,谴责启蒙思想的基本结构是无神论和自然虔诚论的混合物。然而,依然还是在其显白言辞而非其隐微意识之中,雅可比希望使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免遭斯宾诺莎主义的罪名。但是,从1797年的书信中仍然可以看出,雅可比没有收回对康德的责难。人们控告说,雅可比以其《斯宾诺莎》一书“实在地创造了”观念论体系。为回应这一控告,他能说的一切就只能是:他已经指出“为了保持前后一律和结论可靠,康德哲学必须加速通往观念论这一目标”,在这个意义上他不乏正当性。然而,对于支持这一结论的人的溢美之词,他“泰然自若”,心如止水。

雅可比将“斯宾诺莎主义”这个口头禅用于康德哲学,首先就给人造成了十分轻浮地运用一个危险字眼的印象。这就为怀疑主义的胡思乱想留下了空间:正如雅可比在谈话伊始就已经不打自招,他至少是让莱辛代为立言,表达斯宾诺莎主义毫不含糊的忏悔之情。雅可比归在莱辛名下的一切说法之中的核心语句是:除了斯宾诺莎的哲学之外,就没有别的哲学,因而一切真正的哲学最终都是斯宾诺莎主义。话虽这么说,意味却正好相反。在《斯宾诺莎》一书中,他描画了始于布鲁诺(Giordano Bruno)的谱系线索,以此为上述说法提供证据:泛神论,乃是将创造概念与永恒属性联系起来的必然结果。[22]覆水难收——这种联系一旦形成,就再也无法撤销。因而,创造概念是否已经转化为无限自我[23],或者仍然隐含在无限自然的源始动因概念之中,也完全无关紧要。在同莱辛谈话的过程中,雅可比不但接受了一种足以哗众取宠的亲密信息,而且还获得了一种借以评价整个哲学的标准,并已经用这一标准为工具来挑战德意志观念论,至少他本人不可能全然有效地将这一挑战之举还原成一句流行行话。

从这个角度看来,歌德在《诗与真》第15卷叙述《普罗米修斯》之起源和影响时,就有权说它“引爆了炸药,揭露并且探讨了当时知名人士之间最为隐秘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一个本来极度开明的社会中潜伏着,连他们自身也茫然不知”。歌德还进一步揭示了这场爆炸对于那些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卷入其中的人所造成的创伤至深的结果:“那次破裂如此猛烈,加上偶然发生了更多的变故,我们因此而失去了最可尊敬的朋友——门德尔松。”[24]

我们不禁要问,当歌德回首既往时,为了赋予当时连他自己也没有放在心上的颂诗《普罗米修斯》以相关于启蒙终结的划时代意义,他是否有意丑化了沃尔芬比特尔的戏剧性场面?只要我们读读伊莉瑟·莱玛鲁斯早在1785年10月24日写给雅可比的信中关于《斯宾诺莎》的说法,我们就可以肯定地说:确实没有!她写道:“不论我是否为偏见所累,我都深感恐惧:我看到我们的莱辛以这么一种姿态将自己暴露于世人面前,而世人既不理解他,也不能评判他,而且还以为不值得以真诚无伪的态度来审视他。”[25]雅可比所披露的,是“一些十分重要的细节,源自一次秘密的会谈,源自一种略微显得滑稽的言语,仅当推心置腹的密友在场时才作数,而在狭小圈子之外,这样的谈话将立即转变为亵渎神圣的言辞”。莱玛鲁斯还指出,她不能如其所愿那样十分愉快地接受雅可比的著作,除非他能说服她“这部作品所产生的结果并不像〔我〕所预料的那么恶劣”,否则她都不能心悦诚服地接受它。当她以自己父亲的《匿名文稿》(Schutzschrift)为例[26],而提到那些永远“只有莱辛最为亲近的朋友或最为强大的人物才能理解”的作品之时,她显然没有排除〔歌德的〕“诗篇”。当她想像真理的探索者和莱辛的朋友们可能因“真理之争”(Wettstreit)而卷入一场“惟有莱辛和真理的敌人获胜”的“私密之争”(Privatstreit)时,她便沉浸到一种忧郁的焦虑之中:“哦,亲爱的雅可比,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颤抖!千万不要,千万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伊莉瑟·莱玛鲁斯,莱辛的女友,德意志启蒙运动伟大遗产的监护人,根本没有觉察到,因为雅可比的轻率言行(Indiskretion),启蒙运动第一次呈现出衰败之相。在莱辛健在之时她就已经向他发出了呼吁;而在莱辛死后数日,她像往常一样,给哥本哈根法学家亨宁斯(August Hennings)写信,宣布她对百年理性的控告:“天昏地暗,永无尽期”(Es soll Finsternis bleiben)![27]这种对于可怕的启蒙衰败之相的描述,也隐含在莱玛鲁斯答复雅可比赠送《斯宾诺莎》一书的回信中。但是,至于对理性业绩的外在干预,黑暗力量的轮回发生,浪漫主义的隐秘谋划,在信中却只字未提;相反,沃尔芬比特尔戏剧事件本身堪为前车之鉴,它警告我们:理性之具体运作终结于“同一性专制主义”,而使其他一切专制主义黯然失色。

要说歌德的《普罗米修斯》颂诗在淹没十年之后倒成了蔑视诸神的“狂飙突进”与超验认同上帝的浪漫主义之间彼此联系的纽带,这并不足以确立一种历史因果关系。诗歌本身寂然无为,鲜有反响,然而它揭示了一种生命之终极平衡,或者说成为生命忏悔的契机。我们必须仔细地看看,歌德是如何描述诗歌效果的。事实上,在《诗与真》里,歌德预先设定,必须把这首颂诗放进1830年著作的权威版中,作为一个剧本残篇的构成部分:他预见,在计划中的戏剧里,这首诗将是一段独白。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在颂诗和剧本之间存在着一种文本的同一性,而诗歌文本至多只有四行,那这种想法就不足为训。事实上事情正好相反:仅仅在颂诗问世半年之后,它就融入了戏剧残篇之中。但这种马后炮一般的文本统一性,却让早期普罗米修斯文本的复杂性获得了一种意境统一性,好像它们是成型于同一时间,这么一种统一性同歌德对自己生平的自我解释相互映照。因而,诗歌可能描写了他试穿“古老泰坦衣装”的整体场景,其风格样式表现为他据以开始创作的一种程式:“没有更多的反思,我就开始创作一出戏剧。”当诗人仔细研究自己作品的效果时,至关重要的是:他本人将诗歌的效果当作一种单一境界的密集证据来体验。神话的接受本身就显示出神话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遗传学的重组不足以占有诗人自我意识之中瞬时的纯粹体验。

歌德蓦然回首,从普罗米修斯自我理解的“独一无二境界”中将一段独白呈现为一首诗,这在“德国文学史上堪称奇观,因为这首诗激发了莱辛,让他就某些重要的思想与情感对雅可比作了表白”[28]。但是,诗歌之中究竟有哪些方面能成为“激励”莱辛的酵素呢?歌德未具其详。就此而言,“引发一场爆炸的火药”这个隐喻说法也是一条线索,不过它至多只能说明这么一个事实:无论如何,它必定不只是点燃炸药的星星之火,但也不至于是烈性炸药。歌德的遣词造句极为考究,用心良苦,目的是为了断定:一方面,诗歌包含着事关莱辛的记忆之争的主题,另一方面诗歌又是这一争论的纯粹契机,二者之间也许有某种中介之物,甚至也不是没有模糊地带。那么,为什么要用一场“爆炸”这么一个暴力的隐喻?因为,有一些东西即将重见天日。

歌德为这个即将重见天日的秘密给出了一个措辞强烈的说法,指出它涉及“当时知名人士之间最为隐秘的关系”。然而,知名人士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一切形式的隐秘关系,也就是歌德的诗歌所揭示和探讨的这种关系,其奇特之处在于“连他们自身也茫然不知”。然而还远远不只如此:即将赋予整个事件以爆炸性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强度在于,那些被排斥在意识之外的隐秘关系“潜伏在一个本来极度开明的社会中”。换句话说,在这么一个社会中,据称理性过程已经大功告成,人们不仅开启而且推进了这一过程。歌德以隐喻的方式点到为止而言犹未尽的,正是他情不自禁和满怀忧惧地展开的一项实验,那就是检测启蒙运动的失败。他的措辞并没有明确地指证浪漫主义的开始,但他将这首取材于神话的诗歌所产生的效果描述为:于刹那之间拨云见日,从而朗现(Hervorbrechen)了一种深层背景(Untergrunds)——对此,一个世纪的理性依然茫然无知,理性的杰出代表不仅浑然不觉,而且凄然无望。蓦然回首,前尘若梦,歌德晚年视为生命形式之核心神话的东西,同这一历史事件真乃珠联璧合,天造地成。

同样重要的是,歌德毫不犹豫地以这首诗为这次争论画上了一个悲剧性的句号,从而让传闻成为真实:“分裂是如此猛烈,加上发生了更多的偶然变故,致使我们失去了一位最可尊敬的朋友——门德尔松。”许久之后,也就是在1819年12月29日,歌德写信给克内贝尔(Karl Ludwig von Knebel)时论及施托尔贝格之死,同样表明他对这种夸大其词的说法并不特别反感,他说施托尔贝格乃是因为福斯(Voβ)的谩骂而“受到了致命的伤害”[29]。当然,这种夸大其词之说也从属于一种基本模式——将最大可能的效果归结为精神的表现。死亡不复被视为真理的见证,而是被视为理智行为效果的见证。

有何根据说门德尔松之殁同莱辛的遗训之争有关?在为门德尔松身后出版的最后争辩文集所作的序言中,启蒙批评家恩格尔(Johann Jakob Engel)以没有商量的口气作出了一个绝对的断言:“〔门德尔松〕死得其所,天下尽殇,然而究其最直接的原因,正是〔歌德〕这部作品所引起的。”[30]

在这个过程中,删繁就简的歪曲变形(Prägnanzverformung)发生了作用。恩格尔引用了医生(康德的学生)赫尔茨(Markus Herz)的报告,这个报告表明,门德尔松之死同雅可比的争论只有一种间接和偶然的因果关系。病人告诉医生说,在给出版家福斯送去自己反击雅可比的书稿的路上,他感染了风寒。医生据此得出的结论是:“门德尔松之死十分不寻常,乃是一种因虚弱而至的中风猝死。”这是1786年的既成结论,每一个关心这场争论的人都看得到。然而,除了心甘情愿地进入一场巧合,将事态发展的受害者展示在旁观者面前,还有没有别的可行办法,在短短的数月中,更可靠地把握这些并发事件之尚无确定的“意义”(Bedeutsamkeit),从而把它们当作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当然,受害者本人至少知道,这场爆炸究竟可能有多大强度。否则,门德尔松就不会如此立竿见影,当即否定沃尔芬比特尔事件的严肃性,借此来保护对莱辛的记忆。他指出,雅可比“陷于大量睿智之说而不能自拔,而我们的莱辛想用这些说法来逗乐你罢了,仅凭这些你很难说这是‘搞笑’还是‘哲学’。在这么一种心境下,他有一个习惯,常常是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不难想像的观念并列在一起,以便看看它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但这些观念显然大多数并不是心血来潮的奇思怪想,起码在喝咖啡的时候仍然产生了足够的乐趣。”[31]

将雅可比描绘为莱辛搞笑之牺牲品者,门德尔松的辩护策略绝非独一无二。其同时代人中间,也不乏聪颖睿哲之士,洞若观火之徒,他们也把沃尔芬比特尔戏剧事件看作一场“骗局”。另外两位老谋深算的启蒙批评家,就是哥廷根大学教授克斯特纳(Abraham Gotthelf Kästner)和出版家尼古莱(Friedrich Nicolai),他们说“有人可能用白纸黑字告知雅可比先生,莱辛大大地耍了他一把,这是每一个了解莱辛的人都会认可的事实。”[32]事实上,尼古莱在他主编的文学期刊《泛德意志文献》(Allgemeine Deutsche Bibliothek)上还用了七个页面来讨论沃尔芬比特尔事件,并且质疑了雅可比所转述的谈话逻辑,特别是怀疑谈话之中提到的《普罗米修斯》颂诗应该上演的那部分:“我们必须承认,谈话当中从歌德的诗歌到斯宾诺莎主义的过渡来得太突兀,以至于我们不得不认为,莱辛为实现自己的哲学信念创造了一个机缘。”[33]早在1783年,默默无闻的F.L.施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Stolberg)在其讽刺诗《稚嫩诗人》(Die Dichterlinge)之中预先为“沃尔芬比特尔之谜”准备了一套解释方法。诗中写道,莱辛晚年嗜睡,但一位文学青年的来访将他从瞌睡状态惊醒,于是装模作样地称赞不久之前读过的一首诗。[34]说真的,施托尔贝格对《普罗米修斯》一无所知,但雅可比的叙述却令人情不自禁地想起施托尔贝格的诗句:“少年走向莱辛,对他大声朗读/伴随诵读之声,莱辛酣然入睡……”与此相联系的,还有一项最后将雅可比逼向绝境的挑战——他必须出示证据,必须公布能够支撑他的叙述的材料。

朔尔茨是专治“泛神论之争”的史学家,他认为门德尔松以“更为圆熟的”方式诠释了莱辛—雅可比之间的对话情境。但对于这么一种看法,笔者实在不敢苟同。不错,门德尔松深知,莱辛生性喜欢辩证的探索,但是对于他的朋友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受到《普罗米修斯》颂诗的影响,他却作出了错误的判断。门德尔松表示,产生这种后果的前提是:“在莱辛认为极不自然的坏诗之中找到快乐”,而这样的事实严格说来并不能归咎于他。将雅可比的报道当作其无法理解这种讽刺性换位的结果而弃之如敝屣,门德尔松就感到心满意足了。雅可比的报道缺乏美学的可信度,而必然暴露它同样缺乏理智的可信度:“莱辛竟然如此毫无保留地向朋友倾诉内心的秘密而忘乎所以吗?最后,请看看他如何评价雅可比所呈上的诗歌吧!雅可比绝对不是因为它的出类拔萃而是因为它的奇思怪想而向他呈上的。但莱辛认为,它是出类拔萃的。可悲呀,艺术批评家!您竟然沉沦到如此地步,还认真地将败絮当成了金玉!”[35]

其实,如此嘲讽雅可比玷污歌德诗歌的精明手腕算不得特别离谱。在《斯宾诺莎》一书之后,他附加了两页没有页码的松散内容,并且在一个脚注中提到了休谟、狄德罗、霍尔巴赫(Holbach)所代表的无神论以及卢奇安翻译的普罗米修斯,从而给这种精明的做法提供正当的理由。那时的具体环境也是这首诗赖以存在的“一项不可或缺的证据”,这促使雅可比毫不犹豫地将它从遗忘的深渊发掘出来并公之于众。然而,他不是“与人为善,毫无恶意地”将诗作附于文本之后,而是怀着让人忘记和怀疑的意图来公开展示这首诗,这就显得太不体面了。相反,似乎还有一种针对密谋主题的谨慎提示,这让雅可比还特别地附加了一页,插入了另一段称为“注意事项”的文字,其中宣称《普罗米修斯》颂诗是单独发表的,“以便让任何不想在手上书册里读到它的人也无须保留它”。还有另外一些考虑促使他采用这种手法:“有朝一日,我的著作完全会因为收录了《普罗米修斯》颂诗而被封禁,我希望到时候人们只要撕下遭罪的书页就可以了。”现在雅可比已经把握了其“投机取巧之作”的真谛,他当然为此自鸣得意。

在这里,儒雅的门德尔松抓住了一个攻击的机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雅可比先生的失误在于:将这些诗句同他自己的其他材料同时发表,而没有任何保护措施,因而他插入了几页不着文字的白纸,让心地善良的读者可以用充满魅力的诗句来填补空白。我想像,莱辛势必会感到这种警示比毒药更加歹毒。如果你因为这些歪诗而丧失了宗教信仰,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丧失了。”他确信,莱辛定会认为这是一首低劣的颂歌,而且正是因为其不堪低劣,而只能正话反说,因此,门德尔松完全没有考虑到将美学和哲学混为一谈所招致的危险。如果低劣的歪诗根本不可能危及宗教,那么,对这些诗歌的本质以及莱辛的趣味的误解,将不可避免地摧毁这么一种论证逻辑。

因此,在答复“门德尔松的责难”时,雅可比坚持认定,莱辛“喜爱歪诗”虽然从美学的观点来看可能十分令人惋惜,但事情本身确是不容争议的。雅可比用一种在法庭上作证的语言写道:“莱辛不止一次把歪诗当作杰作,还三番五次地求取歪诗,把歪诗叫作‘好诗’(ein Gedicht),称赞甚至是赞美它们[36]。”对于门德尔松的指控,雅可比无所畏惧,反而尽其所能地抬高莱辛对《普罗米修斯》颂诗的审美鉴赏水平,认为它远远高于他可能在诗中读出的斯宾诺莎主义。雅可比还说,1780年8月中旬,他和莱辛在哈尔伯施塔特(Halberstadt)作最后的话别,其间莱辛再一次把话题转到了歌德颂诗的主题:“在用早餐时,谈话再次回到了歌德的那首不算太坏的颂诗,莱辛又一次向我求取《普罗米修斯》,称赞它以及表达对它的敬意,因为它包含着在意蕴与形式上都是全新的、原汁原味的和生气远出的古典精神。”[37]

莱辛对《普罗米修斯》的最后一次评价,以一种尚未为人注意的方式诠释了他在第一次见面时所说的“早已有过第一手接触”的可能涵义。雅可比认为这个说法是指斯宾诺莎。然而,对于理解这场对话之前提,这无疑是一种顽固的误解;这最后的诠释则毫无疑问地说明,莱辛所说的,是指古典的渊源——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于是,他所悉心关注的,不是让狂飙突进时代的自我意识穿上“古代泰坦诸神的衣装”,而是古代悲剧的基本情调。当雅可比提到“斯宾诺莎”这个特别符号时,这也毕竟并非完全外在于这一哲学传统的源始脉络,因为多神论与泛神论、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宾诺莎主义之终极共同性,永远在于他们都一致否定神圣对人类的眷注。歌德的颂诗也适合这一总体范畴。赫赫神威,犹如父母,无罪无辜,乱如此怃。上帝对人类的无所眷注,便构成了创造性的诗人自我授权与自我确证的前提。所以,对于歌德这首诗的意蕴,“斯宾诺莎”这个符号即便不能算是特别贴切的提示,起码也可能有画龙点睛之效。

最后,尚有另外一种理由让雅可比深信他的解释是合适的:在《普罗米修斯》颂诗问世之初,在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的最初时刻,他就同歌德有过相当密切的交往经验。很久之后,雅可比致书歌德谈及此事,而这确实会埋下自相矛盾的由头,他当时翘首期待《诗与真》第三部的出版,同时也翘首期待他自己登台亮相:“我希望您记住,在本斯贝格城堡,在雅可比家,您度过了那段岁月;还有那座花园如此让人记忆犹新,您在园中坐而论道,谈论斯宾诺莎……那是何等的时辰、何等的日子!每到午夜时分,您不顾黑暗来找我——我的灵魂仿佛经历了一次再生。从此之后,您的影子总是挥之不去。”[38]茉莉园中的斯宾诺莎,这的确不是什么私密的谈话,而是一种激情的倾诉。不仅如此,这还是一场戏中戏,为他会晤莱辛预备了一种原型,同时还为他以解释学手法将《普罗米修斯》归咎于斯宾诺莎提供了一条引导经验。

雅可比相信,当埃特斯贝格的伤心事件过去,他们之间以这样令人难忘的方式开始的友谊最终会在一种信仰和思想的共同体之中臻于完美,但不料歌德冷若冰霜,首先就排除了这种可能性:“……我们互相喜悦,却互不理解。……我再也无法理解他的哲学语言……之于后来的活动,我们从未以一种友好的言辞交谈过。”[39]雅可比却不自量力,希望强行获得以这种方式被否定的结果。于是,他像玩魔术一样,拼命地重复他早期在茉莉园中亲近歌德的场景,他也曾经如法炮制地将这样的场景“运用于”同莱辛的会谈。

法恩哈根·冯·恩策(Varnhagen von Ense)告诉我们,1805年雅可比途经魏玛,顺道拜访歌德,在故交重逢的亲切氛围中提起并谈论了许多话题。“当他们各自离开时,雅可比突然问了一个私密的问题:他问歌德能不能当着他们两个人的面最后坦诚地告诉他,《自然之女》(Natürlichen Tochter)当中,欧根妮究竟有何涵义。这对于歌德来说,正如他事后公开承认的那样,不啻是向他迎头泼了冷水;他突然看到自己和雅可比之间有一道永远无法填平的鸿沟,一个永恒误解的深渊——不独如此,填平鸿沟和互相理解的愿望愚不可及,且荒谬可笑。但是,歌德自作镇定,目的是让他的朋友和这个夜晚显得不太沉重,从而好言劝慰说:亲爱的雅可比,我不谈这个,不然我们今天会扯得太远了。”[40]因而我们就看到了三种在一定程度上相似的情景,它们足以说明:雅可比无疑需要秘密的倾诉和个别的启示。他知道如何击中歌德的软肋。虽然歌德将这么多“私事、隐秘以及言而未尽之事”投射到戏剧之中,而且每当他提起“亲爱的欧根妮”时[41],无论如何也没有流露出他的个性,但雅可比凭什么怀疑,对《自然之女》之中的欧根妮的任何一种询问都会隐秘地激怒歌德呢?我们是否必须假定,歌德不会忘记雅可比对付莱辛的手段,因而会谨慎地拒绝,从而保守这份秘密呢?

1820年,歌德写了一份传记备忘录,记载着福斯与施托尔贝格这对自青年时代就情同手足的朋友之间的疏远。就在这个时候,歌德本人与雅可比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暴露真相。福斯谴责施托尔贝格对他隐瞒了真正的信仰,即他本来就怀有改宗背教之意,但歌德认为,福斯只不过是隐瞒了某些本来就不该公开的隐秘而已,一旦公开了这层隐秘,一定会让那些敏感之极而又坚定之极的人陷于绝望。正如他所记载的那样,那时雅可比的轻率言行一定已经表现得很充分了:“值得回想一下,雅可比轻率地暴露莱辛隐秘的斯宾诺莎主义倾向,结果显然导致了门德尔松的溘然长逝,这是何等的不幸啊!”这种说法比《诗与真》中的陈述更加直白。我们又一次理会到,歌德是如何坚定地相信莱辛所启示的斯宾诺莎主义的真理,而对于雅可比关于莱辛的报道又是如何坚信不疑。“对于生活在柏林的那些深信自己同莱辛来往密切和心有灵犀的朋友,要一下子接受这么一个事实——莱辛的整个生涯都对他们隐瞒着一层深刻的矛盾,这将是何等艰难啊!”[42]

拒绝雅可比的纠缠是否意味着,最终不是歌德本人,而是到沃尔芬比特尔造访莱辛的人,赋予了《普罗米修斯》颂诗在莱辛自我告白行为之中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显然难以同歌德赋予《普罗米修斯》创作的意义若合符节。他试图忘记这部作品,这种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子虚乌有的解释。歌德有超强的引用诗歌的能力,不论是他自己的还是别人的诗歌,只要他真的读过,真的写过,即便在半个世纪之后他都能信手拈来。[43]歌德将颂诗纳入1790年之后出版的文集之中,这个事实本身就证明了一种转变。尽管雅可比并没有明确提到歌德的名字,但歌德事后却对雅可比的专横武断之举表示感激,这表明他自己虽百般无奈,却只能认命。当戏剧片段的副本重现于棱茨的文学遗著,他马上写信给策尔特发出警告(虽然作曲家门德尔松在柏林度过余生,但歌德并不指望从策尔特那里获得门德尔松最后日子的点滴回忆):“连我本人都弃之和忘却的《普罗米修斯》现在竟然重见天日,这也够奇特的了。我的诗歌中包含的这段著名独白,可能是第三出戏的开场。你也许有所不知,善良的门德尔松之死,就是由于这同一部作品的草率发表。请不要让这部手稿在公众之中流传,不要让它有机会出版。”[44]直到1820年,早期《普罗米修斯》残篇、福斯—施托尔贝格事件,以及雅可比揭露莱辛的相关材料再一次被并置在一起了。

现在,歌德的忧虑同他青春之作的出版相关,而在内涵上同四十年前莱辛的实际作用不再有任何关系。可能的爆炸效果不一样,只有被引爆的“火药”是一样的。在致策尔特的信中,歌德还说过:“也许非常幸运的是,这部作品是我们革命的青春的福音书,这就让柏林和美因茨的‘高级枢密顾问’可能对我青春时代的奇思怪想投去责罚的一瞥。”在《诗与真》里,他为描述颂诗的作用已经用心良苦地选择措辞,其中的隐喻继续发生作用。现在,由于他更亲近地了解到了神话因素,这个隐喻明显地得到了发挥,恰恰是因为,传递普罗米修斯用空心的巨大茴香秆盗得的火种现在能够为长期受到遮蔽的危险事物塑造一个典型形象:“然而,令人难以释怀的是,这份桀骜难驯的火种已经在诗歌的灰烬下掩埋了半个世纪了,最后终于可能找到真正的可燃物质而燃烧出毁灭性的火光。”

但是,在这个最终的表白中确定无疑的,首先是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种迹象,毫无歧义地表明神话的型构附属于一种特殊的教义体系。这么一种兴奋感及相伴而存的危险恰恰在于,这种型构的解释效力及回答问题的能力具有歧义性,似乎它什么也没提示,反而索取一切。最适合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标签,不是斯宾诺莎主义,而是革命的青春。现在,普罗米修斯就可能成为革命的青春的福音书。

神话模式通过重复来显示它的明证性,而重复在于仪式与戏仿之间。因而,对于卷入这些历史事件的同时代人而言,难以抵御的欲望便是一再表演雅可比揭露莱辛的言行。利希腾贝格(Lichtenberg,舍此君之外,还会有谁如此呢?)便以戏仿形式重新上演了沃尔芬比特尔那一幕戏剧。绝非偶然,其“戏仿”姿态表现在:作为《观相术残篇》(Physionomische Fragmente)的作者,他在重演这出戏剧之时,站到了对立的位置上,而他所代表的立场不仅令其感到十分反感,而且在他看来简直是启蒙的绝对反题。魏玛文科中学校长波提格尔(Karl August Böttiger),同时也是歌德的那些热情崇拜者不乐意听命的人,他以一种并非全然出于偏爱之情的角度记述了拉法特的可疑活动与历史效果:“在‘天才辈出’的时代,一切循规蹈矩,视秩序和仪式为圭臬的人,都统统被称为‘市侩’(Spiessbürger)。每一个人都被描绘成黯淡的侧影,而被提交给拉法特来审判,他就对那些最伟大的义人作出了愚蠢之极的判决,恰如在各各他受难地,把耶稣基督放在两个强盗之间。整个看来,拉法特对‘天才时代’只有单面的影响。”[45]1786年7月3日,利希腾贝格致书汉诺威国防大臣拉姆贝格,信中记述说:他刚刚接受了这么一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客人的造访,他不仅有悖常理,还蔑视习俗。

如果说,《观相术残篇》体现了利希腾贝格所厌恶的一切,那么,更加令人困惑的是,当他说到拉法特时,又说他无法“充分地描述这是一个多么优秀的人”。他所说的一切都发自内心,但如果他言不由衷,欺世盗名,那么他就是“一个被骗的骗子”。他恳请收信人充分利用自己的理智作出谨慎的判断,因为他知道,人们“常常以最不光彩的方式利用”诸如此类的天性。毫无疑问,他在此是正话反说,交换了各自的角色,暗指沃尔芬比特尔戏剧事件所导致的结果,因为在这里,那个自我“表白”的人只关心散播他的“启示”。

在拉法特的造访中,利希腾贝格立即把谈话主题引到了门德尔松、莱辛和雅可比的关系上,引到了斯宾诺莎主义上。这是一种带有决断性的挑战。毫无疑问,他没有像莱辛那样,直接表白自己对斯宾诺莎主义的信仰,而是宣告斯宾诺莎主义作为他自己参与的自然探索之终极结论,构成了未来的一种精神形态。这一长时段的视野是充满讽刺意味的。它的基础是这么一种观念: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超自然力量与属灵存在物的假设范围越来越狭窄。“我们仍然承认的惟一幽灵,是萦绕着我们的肉体的幽灵,其所产生的结果恰恰是我们可以用幽灵来解释的,正如农夫以此来解释他家睡房里的响动——因为在他那里正如在我们这里一样,对其原因一无所知。”利希腾贝格说,身心二元论仅仅是建立在一个虚幻的假设上——认为物质乃是一种惰性的实体。从自然躯体方面看,理论发展将会超越这种形而上学的疏离与异化,一种实体一元论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最后的结论是——自然探索“延续千年之后终归服膺斯宾诺莎主义”。

利希腾贝格的挑战对拉法特毫无效果,莱辛对雅可比的挑战也一样。拉法特的回答真心实意,赤诚无伪,他说在利希腾贝格的言谈之间听到了“他自己的信念”。利希腾贝格对来访者说,他并不希望他的客人如此毫无偏见。可是,利希腾贝格正确地理解了他的客人么?从他这方面看,他是不是成了一个模糊的赞同态度的牺牲品?千年探索,必然走向斯宾诺莎主义,其间的空白间隔本来可以让拉法特更加轻松地放弃抵抗意志。在几千年间,我们也许心境轻松地让多个世界在眼前流逝。真实也许更切近地反映在这么一种猜想之中:利希腾贝格预言,必然有一场历史的灾难,它不仅是完全合法的,而且是启蒙的科学方法无论如何也无法回避的,更是作为科学探索逻辑的必然结果;这个预言也许已经使拉法特备感震惊,其本质是说——“理性”可能蜕变为它所宣称要超越的“神话”。

上述猜想同歌德在写给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中为拉法特所画的素描完全一致:“在我看来,他就像这么一个奇特的人物,不厌其详地对我说明地球不是精确的球体,而是被压在两极之间;他最确定无疑地证明了这一点,还说服我相信,他拥有最新颖、最翔实、最正确的天文学和宇宙结构概念;因此,如果这么一个人物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无疑就应该跟着他说:‘最终我还是必须提到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这个世界以及我们最为精确地证明了的世界形状,都是落实在一只乌龟的背上,否则的话它就会堕入深渊。”[46]在这个关节点上,歌德为拉法特描绘这么一幅性格肖像,就意味着他笼罩在这位魏玛天才的活动空间之上的影响网幕已经被打破了。

利希腾贝格与雅可比也曾一度相遇,不过极为短暂,同时还毫无私密色彩。这次遭遇以一种透明的方式明确地昭示了启蒙的绝境,而斯宾诺莎之争成为这一启蒙绝境的清晰指标。一望便知,对沃尔芬比特尔戏剧场景的戏仿既被解释为又被描绘为怀疑主义,在这个程度上,利希腾贝格借此以追寻理性成败的迹象。不论是解释还是描述,一切都昭然若揭,好像他志在检验启蒙成果的可靠性。

1793年初,一次不祥的彗星出现,利希腾贝格致书兄弟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Friedrich August Lichtenberg),说这个天文事件让他想起塔西陀史书之中的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表明,一般说来,彗星出现预示着政治制度的剧变。这种政治事件同当时彗星的出现有惊人的巧合,因此在另一些时代,诸如此类征兆的有效性也可能被认为绝非子虚乌有,而是应该被认可的。彗星出现之时也是法兰西王审判案临近结束之时,而法兰西王被斩首之后,彗星马上消逝了。“在更早的一些时代,人们会从这种天文现象与政治现象的巧合中得出什么样的启示呢?”然而,利希腾贝格认为,他本人并不在意天文事件与人间事件之间的惊人巧合,但这种想法并非顺乎自然。他所受的教育,以及他的出生地达姆斯塔特(而非慕尼黑,或者帕德博恩)的环境让他木讷迟钝。仿佛这就是对启蒙时代的极端考验,他现在将雅可比当成了试金石。他说,事实上他已经达到了能够“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程度,快乐地与佩穆培尔福特智者(Pempelfortischen Weisen)从游。利希腾贝格从而得出了不仅对他本人而且也对他的时代都有效的结论:忽略天上征象对于人间的意义,忽略彗星之于法兰西王、日蚀之于英格兰王的意义,则证明了哲学的影响与威力——“这的确是非常好的一个征象,说明哲学家的纸币开始升值了。”[47]像十几年前的莱辛一样,利希腾贝格也认为,正是雅可比无法打压和阻碍的思想证明了哲学的凯旋——正如在公众的意识中,彗星不会偏离轨道。

还是让我们回到歌德吧!不仅在《诗与真》中抚今追昔,歌德将斯宾诺莎之争定为启蒙遭受灾难的开端。而且,1785年初,就在他得到雅可比的著作《斯宾诺莎》之前数月,他同时掌握了《普罗米修斯》颂诗副本,并给雅可比写了一封信,语气既蕴含着挑战气息,又流露出焦虑情绪:“我在自学斯宾诺莎,我反复读他,预想有朝一日在圣贤遗骨上会爆发一场战斗……”[48]同年秋天,因为雅可比复制了另一首诗,歌德在复杂的事态中越陷越深,对此他一定有所表示:“雅可比拿我开了一个疯狂的玩笑。当然,在他和莱辛的谈话中,他唐突地提到了我的《普罗米修斯》,现在他又出版了他的神学原理,其中还包含了我的另一首诗《成人之高贵》( iEdel sey der Mensch),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让每一个人都认为《普罗米修斯》出自我的手笔。”[49]

即使在十分需要证据的处境下,歌德也从来没有质疑过雅可比公开出版《普罗米修斯》的权利。他所反感的是,雅可比竟然用这样一种不成体统的方式出版这个作品,用这么一种值得怀疑的方式将其作者之名告白于天下:“如果你只是发表我的《普罗米修斯》而不加一条注释,不作一页评论,那就最好也不过了,可是事实上并非如此:你加了注释,作了评论,并以此来引发焦虑,由焦虑而及于该作被封禁……”[50]在此,歌德兴许有所不知,雅可比做好了一套最坏的方案。他可能为该书配备了特殊的页面,在第11页和第12页之间做了手脚,插入了替换页,用露骨的词语描述了该书的风险,但同时又解除了风险警告:“这首诗以最强的语言反对一切天命神恩,因而出于善意而不能让它流传。”[51](https://www.daowen.com)

由于雅可比夸张的警示话语,呈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些历史事件就具有了神话性质。一切“作为”不仅具有了“意蕴”,而且还必须依据“意蕴”来体验和洞察。不论是根据现实还是根据猜想,证据的增多反而强化了其外观轮廓。最直接产生震惊效应的,确非所谓“因果倒错”(kausalen Missverhältnisse)莫属。按照猜想,那些不仅必须前后相随而且必须互相引生的事件,只能被看作服从于“非充足理由律”(principium rationis insufficientis)的产物,而这条原则一样适合于修辞发生作用的种种现实关联。[52]同样,我们也不能依据“原因渺小,结果巨大”的惯用法则来考虑如同自本自生的“意蕴”生产过程,因为就像《普罗米修斯》颂诗那样,这些原因本身也不失“巨大”。形象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有的调节原则。歌德将他人的欺骗手法反身自用,使之进入他自己的视野。首先,他几乎是把这种即使未被彻底遗忘、无论如何也是明日黄花的泰坦精神再次强加在自己身上,正像他在别处以同样的方式处理必然性那样,旨在独自承担起这种精神,将之接纳为自我理解的一种必要的补充。他再也不可能抛弃《普罗米修斯》,虽然认识到自己的最初抉择令他感到不快,但他不可能如其实在地放弃这种抉择。本来应该呈现为一个胜利的象征,以及一个自我确证的形象,但却不必永远如此。

[1]《浮士德》,第一部,第1780—1781行。

[2]歌德《普罗米修斯》颂诗参见本书第6—7页译注。

[3]丰塔纳伊:《神谕的历史》(L.Maigron编),第20页:Il y a je ne scay quoy de si heureux dans cette pensée,que je ne m'étonne pas qu'elle ait eu beauloup de cours...海顿:《创世记:1826年3月31日生日音乐会上演奏》,见《论艺术与古代》(Über Kunst und Altertum),收入E.Boutler编《海顿作品集》,卷ⅩⅣ,第135—136页。

[4]1769年1月17日致朗格(Ernst Theodor Langer)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113页。

[5]穆西尔:《日记》(Musil,Tagebücher.Ed.A.Frisé),Ⅰ,第754页。1768年11月24日致朗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108页。

[6]《潘多拉》被收入歌德生前作品全编之最后一卷(第40卷),成书于歌德生命的最后十年。参见60卷本《歌德作品全编(校订版)》,斯图加特和图宾根,1827—1843年。关于这个作品的讨论,参见卡西尔“歌德的潘多拉”,见《卢梭·康德·歌德》,刘东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7]“厄伦施莱格尔致歌德的信”,1808年9月4日,见《书信集》(Oehlenschläger an Goethe,Briefe an Goethe,ed.Mandelkow),Ⅰ,第547页。1778年12月福斯特尔致雅可比的信,见A.Leitzmann:《福斯特尔夫妇与洪堡兄弟》(Georg und Therese Forster und die Brüder Humboldt),波恩,1936年,第194—195页。

[8]德罗伊森:《历史学纲要》(Droysen,Grundriss der Historik,ed.R.Hübner),第45节,第345页。《致歌德书》(Briefe an Goethe),Mandelkow编,卷Ⅰ,第41页。

[9]拉特瑙:《书信集》(Briefe.Dresden,1926),Ⅱ,第348页。1775年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265页。

[1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Halle,1941,第5版),第18节,第87页。1785年12月13日雅可比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89页。

[11]不是别人,恰恰是维兰德把这桩事端当作一个幌子,来证明对确定无疑的事件的历史批判意识。这部作品受侮辱时,维兰德并不在场,但是他在写给拉罗什(Sophie La Roche)的信中说,他在魏玛马上从那些当时也不在场的人口里听到了不少详细的报道,以至于他在数日之后去埃特斯堡附近的树林散步时,还想去寻找这场闹剧的蛛丝马迹:“最后,我终于看到,一棵橡树上钉着一本蓝色纸张的小册子,就好像那些人曾经把猎得的鸟钉在租佃农庄或者绅士乡间别墅的大门口一样。没有人告诉我,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书;要作出明察秋毫的正确判断,那还有待于我敏锐的远视能力和理智了。”到这个份上,维兰德所做的一切亦是为了稳扎稳打地求证,以及眼见为实地调查。但是,维兰德现在笔锋一转,这很值得具有批判意识的史学家注意,人们也许怀疑,其中是否包含着作为启蒙思想家之一的维兰德,他对一份历史记录报以嘲笑的一瞥,集中表明了他对一切都不信任?他写道:“如果现在我说,我猜想这份小册子就是沃尔德玛尔的信,这等于什么也没说,因为对这类事情的猜想毫无意义;我不能说出任何一样肯定的事情,因为我不知道这本书是什么样的货色。”(1799年9月21日致拉罗什的信,见《雅可比遗著钩沉:雅可比未刊往来书信》[Aus F.H.Jacobis Nachlaβ.Ungedruckte Briefe von und an Jacobi],R.Zoeppritz编,莱比锡,1869年,卷Ⅱ,第175—176页)

[12]1781年5月7日致拉法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87页。

[13]1779年9月15日雅可比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63页。约翰娜·施洛塞尔(Johanna Schlosser)告诉雅可比说,歌德曾经对她表示,“他忍受不了的,仅仅是人们所说的这本书所特有的‘气味’(他不知道如何来表达这个意思)。”(1779年10月31日致雅可比的信,见H.Amelung编《人格化的歌德》[Goethe als Persönlichkeit],Ⅰ,第388页)虽然雅可比根据他对歌德的第一印象创作了《爱德华·奥尔维尔》(Eduard Allwill,1775),但他还是已经通过批评狂飙突进时代的天才崇拜而挑战了歌德的权威。从此之后,他们之间的通信中断了。显而易见,1779年夏天歌德对《沃尔德玛尔》的丑诋行为绝非晴天霹雳或者空穴来风。

[14]雅可比:《论斯宾诺莎学说》,见《雅可比作品与书信》,布雷斯劳,1785年。

[15]伊莉瑟·莱玛鲁斯是德国哲学家、神学家和东方学家赫尔曼·S.莱玛鲁斯的女儿。在其未刊著作《有理性的神的崇敬者的辩护书或保护书》中,赫尔曼·莱玛鲁斯认为,《新约全书》中关于耶稣升天的学说是其门徒杜撰,但对后学考证耶稣生平确实有启发意义。1774—1778年,莱辛以《沃尔芬比特尔所藏匿名文稿》为题将《保护书》发表出来。参见狄尔泰:《体验与诗》,胡其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9—82页。

[16]见P.Rilla编:《莱辛全集》,卷Ⅷ,第649页。

[17]相关资料参见刘新利:“门德尔松的生平和著作”,载《耶路撒冷》,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5页。

[18]维拉莫维茨:《未来古典学!》“第二章:一个驳难”(U.v.Wilamowitz-Moellendorff,Zukunftsphilologie!Zweites Stück.Eine Erwiderung.Berlin,1983),第9页。该文重刊于K.Gründer编:《尼采〈悲剧的诞生〉之争》(Der Streit um Nietzsches》Geburt der Tragödie《.Hildesheim,1969),第120页。《莱辛全集》,卷Ⅸ,第862页。

[19]《莱辛全集》,卷Ⅷ,第616页。

[20]1781年2月20日致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70页。

[21]《莱辛谈话录》,R.Daunicht编,第345—346页。

[22]《希腊人的信仰》是维拉莫维茨成熟的主要学术著作之一。请参见本书第145页注释[1]。永恒性、无限性(Unendlichkeit)概念与意大利思想家布鲁诺的哲学相关,布鲁门伯格在《现代的正当性》一书中有充分的探讨。

[23]“无限自我”是德国观念论的核心概念之一,同费希特的哲学相联系,参见本书第一部第四章。

[24]所引文字参见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译者略作改动。

[25]R.毕尔兹:“迷走死亡”,见《杳渺无稽的人类远古起源之谜》(R.Bilz,Der Vagus-Tod,In:Die unbewältigte Vergangenheit des Menschengeschlechts.Frankfurt:Suhrkamp,1967),第244页。见氏著《古人类学》(Paläoanthropologie.Frankurt:Suhrkamp,1971),第418—425页,第442—447页。《雅可比遗著钩沉》,R.Zoeppritz编,卷Ⅰ,第66—67页。

[26]参见本书第122页译注**。

[27]R.梅尔茨:“神秘混合形式:对古代埃及、冰河世纪和澳大利亚安兰达人兽同形面相的方法论批判研究”,见《宗教历史探索和文献汇编》(R.Merz,Die numinose Mischgestalt.Methodenkritische Untersuchungen zu tiermenschlichen Erscheinungen Altägyptens,der Eiszeit und der Aranda in Australien,Religionsgeschichtliche Versuche und Vorarbeiten,36,Berlin:DeGruyter,1978)。见R.Daunicht编:《莱辛谈话录》,第543页。1859年,在论述施莱尔马赫的文章里,狄尔泰(Wilhelm Dilthey)已经将“莱辛最后真理之争”的日期称作“一场哲学剧变的可见起点”,同时再次暗指启蒙时代“光的隐喻”。“在批判理性主义的光照时代,伟大泛神论者斯宾诺莎的阴影开始游弋流动……”(见《狄尔泰全集》,卷ⅩⅤ,第22—23页)

[28]参见本书第127页译注*。

[29]参见本书第137页注释[1]所关涉的福斯—施托尔贝格的故事。

[30]《致莱辛友人书》(An die Freunde Lessings),柏林,1786年。见朔尔茨(Heinrich Scholz)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Die Hauptschriften zum Pantheismusstreit zwischen Jacobi und Mendelssohn),柏林,1916年,第285页。

[31]希罗多德:《历史》,Ⅷ,第55页。“回忆雅可比先生”(Erinnerungen an Herm Jacobi),1784年8月1日门德尔松致雅可比书信的附录,见朔尔茨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第117—118页。

[32]1786年10月22日克斯特纳致尼古莱的信,见《克斯特纳书信集》,柏林,1912年,第154—155页。

[33]《泛德意志文献》,LⅩⅤⅢ,1786年,第2册,见朔尔茨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第LⅩⅩⅫ页。

[34]施托尔贝格:《稚嫩诗人》,德国博物馆藏,莱比锡,1783年,第3册,第195页;见R.Daunicht编《莱辛谈话录》,第542页。

[35]《致莱辛友人书》,见朔尔茨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第299页。

[36]这是一个双关语,在德语中,ein Gedicht既指一首诗,又可以指一种修辞手法。

[37]《伊利亚特》,ⅩⅪ,第385—390行;德文参见沙德瓦尔特(W.Schadewaldt)注疏版。(中译本参见罗念生、王焕生译:《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490页。——译注)F.Roth和F.Köppen编:《雅可比作品集》,卷Ⅳ/2,第215页。

[38]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第2页(参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112页)。1812年12月28日雅可比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Ⅱ,第131—132页。

[39]《莱顿纸草书》(Papyrus Leiden J.),第395卷;转引自H.施瓦布尔(H.Schwabl):“创世”,载《经典古代研究实证百科全书》(Weltschöpfung,in:Paulys Realencyclopädie der classischen Alterumswissenschaft.SD Stuttgart,1958),第126—127页。《传记的细节》(Biographische Einzelnheiten),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34页。但是,1824年,歌德在写给雅可比的侄儿奥古斯特·雅可比(Auguste Jacobi)的信中又指出,“我平生最美好、最重要的回忆都……围绕着您的名字聚结起来。”(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593页)

[40]《恩培多克勒著作残篇》,B115,见《前苏格拉底哲学残篇》,Ⅰ,第357—358页。《歌德全集》,卷ⅩⅫ,第376页。

[41]梅耶(Heinrich Meyer):《歌德:作品中的人生》(Goethe.Das Leben im Werk),斯图加特,1967年,第531页。(有关歌德的作品《自然之女》及其秘密,参见本书下一章的讨论。——译注)

[42]《福斯与施托尔贝格》(Voβund Stolberg),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47页。福斯(Johann Heinrich Voβ):“施托尔贝格何以成为一个不自由的人?”(Wie ward Fritz Stolberg ein Unfreier?),载Sophronizon,1819年,第3期。

[43]梅耶:《歌德:作品中的人生》,第175页。

[44]H.迪勒,F.肖克:“时段化研究”,见《美茵学术评论》(精神与社会科学专辑)(H.Diller und F.Schalk,Studien zur Periodisierung.Mainz,1972.Abh.Akademie Mainz,Geistes-und sozialwiss.Kl,1972,No.4),第6页。1820年5月11日致策尔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93页。1819年6月,关于“这部迷失的诗作”的消息第一次出自雷维尔(Reval)——今塔林(Tallin),爱沙尼亚共和国的首都——一位名叫维特斯朗德(Bernhard Gottlob Wetterstrand)的医生之口。柏林科学院院士泽贝克(Thomas Johann Seebeck)将这封信交给歌德,立即引发了这么一种猜想:“可能只有两出戏——而正是由于雅可比的轻率言行弄得满城风雨,《普罗米修斯》独白实际上并非它的组成部分,但也不可能被包含在棱茨遗著之中所发现的手稿里面。”(1819年6月5日致泽贝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36页)当他再次给泽贝克写信时,手稿残篇已经在他手上,但他只是在信的结尾漫不经心地谈到它:“《普罗米修斯》造成了一种十分奇特的印象,其情怀太现代,太具有无短裤主义色彩,所以我不敢贸然让他以此面目示人。”(1819年12月30日致泽贝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372页)1822年,歌德的秘书克劳特(Friedrich Theodor Kräuter)重新整理歌德的“秘籍”(Paralipomena),制作了一份《歌德档案材料索引》(Repertoriumüber die Goethesche Repositur),我们发现在“偶然”、“政见”、“爱欲”、“肉欲”和“创造”等词条中间,就有“普罗米修斯”(双份)的字样。(见《歌德全集(校订版)》,魏玛,附录Ⅲ,Ⅷ,第371—372页)

[45]K.W.Böttiger编:《波提格尔遗稿当中所描绘的文学态势与同时代人物》(Literarische Zustände undZeitgenossen in Schilderungen aus K.A.Böttigers handschriftlichen Nach Laβ),莱比锡,1838年,第1版;法兰克福,1972年再版,卷Ⅰ,第51页及以下。又见利希腾贝格致拉姆贝格(Johann Daniel Ramberg)的信,见W.Promies编《利希腾贝格作品与书信》,卷Ⅳ,第678—680页。

[46]维拉莫维茨:《希腊人的信仰》(Der Glaube der Hellenen,1931—1932,第1版;Darmstadt,1955,第2版),Ⅰ,第18页。1782年4月6日致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653页。

[47]叔本华:《遗稿》(Der handschriftliche Nachlass.Ed.A.Hübscher),Ⅰ,第151页。1793年2月6日利希腾贝格致雅可比的信,见《利希腾贝格作品与书信》,卷Ⅳ,第842—843页。

[48]H.约纳斯:《灵知宗教新文本》,参见《灵知与晚古精神》(Göttingen,1964,第3版),Ⅰ,第385—390页。1785年1月12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34页。

[49]1785年9月11日致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71页。

[50]1785年9月26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75页。

[51]参见朔尔茨编:《雅可比—门德尔松泛神论之争核心文献》,注释12。

[52]布鲁门伯格:“修辞现实性的人类学研究”(Approccio antropologico all'attualità della retorica),刊于Il Verri.Rivista di Letteratura,35/36(1971,Mailand):4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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