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谈怪论”疏解种种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第四章 “奇谈怪论”疏解种种

谁要是像克内贝尔那样,把蜡烛剪得太短,或者干脆把烛光扑灭,那么,歌德就再也不会让他插手任何事务了。

——卡尔·埃伯魏因(Karl Eberwein)手记

歌德对艾克曼说,拿破仑充当了一个典范,说明“自我提升以至于绝对化有多么危险”。这说明他深知,这种说法也非常适合于他本人的青春之梦。[1]拿破仑最终大胆地化身为普罗米修斯,将歌德自认为能实现的梦想变成了现实:即便有一个现存的世界,也要创造出一个新世界。一个基于一种思想以及用一个模式来铸造的世界,在某种程度上差不多已经功德圆满,天助人愿。这么一个事实常常构成了一条充足理由,让我们一点也不关心这个世界是否已经再次分崩离析,同时也促使我们思考创造这个世界所付出的代价。虽然这种立场在煽风点火,为恐怖摇旗呐喊,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而感觉到它的存在。

拿破仑现在真正变成了普罗米修斯,以至于被囚禁在圣赫娜岛上,甚至变成了歌德自我隐退而诀别世界的神圣模型。因而,歌德的记忆就和《诗与真》第四部中的那句奇谈怪论紧密相连。“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这句奇异的箴言并不是第一次出现在那个段落中,但歌德自己同拿破仑的比较在其中已经登峰造极,并以神话的方式总括了他们之间那种绝无仅有的关系,以及他们独一无二的生命诉求。

之所以会这样,还别有缘由。在歌德仙逝之前不久才杀青的《诗与真》的最后部分里,“奇谈怪论”几乎构成了“神魔”概念发展的顶点和终极命题。在这段回忆录之中,歌德可能是借爱格蒙特伯爵(Count Egmont)来证明那种特殊的经验——“像是只喜欢不可能性,而不屑一顾地拒绝可能性”,因而他没有提到拿破仑的名字。歌德只是指出,他的一生中就有好多次看到神魔就出现在他身边,“时远时近”。

当艾克曼手里拿着这部分手稿,他逼着歌德作最后的阐发。他觉得最后几章在整部回忆录中有与众不同的特殊地位:这几章文字中充满对未来生活的预兆,而不只是记录在特定时间发生的事件;在这些文字中,人们能觉察到“一种隐秘运行的力量,一种命运感,它将纷纭迷乱的线索紧凑地连接为一件只有假以时日直到未来才能完成的缜密结构”[2]。两天之后,在陪歌德用餐时,艾克曼把谈话的主题导向了“神魔之力”——这一“世界与生命的难解之谜”上。歌德承认,那些无法用理智和理性来分析的事情同他的天性格格不入,但他仍然必须受到它们的摆布。相反,拿破仑就不一样,他天生就有神魔之力,“在无以复加的程度上,拿破仑举世无匹,前无古人后无来者”[3]。艾克曼打破沙锅问到底,提到了许多名字,但这些名字丝毫不能说明“神魔之力”与“奇谈怪论”之间的关系。他迷恋不已而又困惑不解的问题是:神魔人物对其他人,对普通大众,甚至对整个自然都实施了影响力。但艾克曼轻易地略过了他手上这份草稿中所包含的命题,因为这个命题关系到如何克服这些神魔人物。歌德写道,举世滔滔,无物与之抗衡,一切元素,“甚至一切道德力量的联合”,对他们也无计可施。但他们最后会败在“他们拼命反抗和全力竞争的宇宙”手下。[4]

这个陈述句突然转向了罗列句,紧接着枚举了那些神魔人物所克服的种种事情,而这些事情本身也显示出克服的可能性。但这个陈述句马上被一个分号隔开,为的是立即引入终结全篇的“奇谈怪论”——一句“奇异的不可思议的箴言”:“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同刚刚表述的意见紧密相连,歌德用词极为考究:这样的箴言之所以会出现,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观察吧!”如果我们不希望像往常那样,一方面表现出思辨的严峻性,另一方面又把这句箴言孤立出来,认为它只是《诗与真》整个第四部的题词,那么就必须认为上述语境关联极为重要。但是,歌德既没有将这句箴言用在自己身上,也没有对它怀有肯定之意。

考虑到文本的逻辑脉络,我们会惊讶地发现,这句箴言既非纯而又纯的一神论(反抗上帝,将对立的地位描述为幻觉),也非罢黜百家的多神论(让一个神反对其他的神),而是蕴含着一种深刻的泛神论:惟有整个宇宙才能反抗一个神圣魔力的自然,惟其如此才能击败宇宙之中强大的个体力量。宇宙是绝对,任何发生于其中的事件都无法动摇它的权力。从这个角度看来,不言而喻的是,这句“奇谈怪论”呈现了种种等价关系:它们在类型上只能存在于异教世界的万神庙,但同时又能用一个限定理念,即把斯宾诺莎的绝对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广延引入到神话语境中,借此来超越这些异教世界。

不管这种奇谈怪论的最初涵义以及它后来在歌德创造的生命史上发展的涵义是什么,歌德用这句格言来终结《诗与真》全书,这就决定着它同一神论、多神论和泛神论构成了三重关联。通观普罗米修斯的命运之后,歌德以一种意在和解而非模糊冲突的姿态,将最后的结论推上形而上学的最高境界。由此看来,我们可以确切而且谨慎地回顾这句箴言的渊源——歌德明确地谈到了它的渊源;然而,如果歌德是从一切源头获取这句箴言,并把它当作一种牢固的基础固定下来,那么,他就会对其渊源三缄其口。这么一种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当问及这句箴言的遥远外来渊源时,无论是灵知主义还是虔诚主义,无论是神话还是斯宾诺莎主义,一切回答都不仅离题万里,而且无法理解其合法性。如果像歌德本人所言,这句箴言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观察吧!”——也就是说,在歌德自我表白时,这些观察先于这句引语而存在,那么,究竟还有谁能作出这些观察,并且准确无误地用这些观察来描述歌德生活经历的独特性呢?

《诗与真》最后部分的完整手稿并未明示歌德本人所提供的题词。但可以肯定的是,选择用这句奇谈怪论为题词,是歌德文学遗著的三位守护人的共识。这三位是艾克曼、里默尔和缪勒。三位守护人都知道,就题词而言歌德未置一词,否则的话,艾克曼就不会在1833年1月19日致书缪勒表示:“我在这卷前面加上了一句题词,以表现神魔的力量,里默尔完全赞同,并认为在他寄给你的那些格言中,这一条是最好的。”[5]

里默尔的《歌德之秘密报告》(Mittheilungen über Goethe)于1841年在柏林刊行。该书证实,在为歌德自传第三部寻找题词期间,他也建议这条箴言,歌德也欣然接受。[6]对此,我们作何感想呢?里默尔有一个错误值得纠正,他们不是在为第三部,而是为第四部寻找合适的题词。根据这些遗产守护人所确定的题词出处,我们应该全盘否定这个报告么?我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的假设是:在此之前,“奇谈怪论”可能一度酝酿成熟,实际上就是作为第三部的题词。在那里我们读到这样的文字:“人们忧心忡忡,担心大树无法与天齐高(Es ist dafür gesorgt,dass die Bäume nicht in den Himmel wachsen)。”显然,这句话并非那句不可思议的箴言在德语中的对等说法,但是如果我们把箴言中被省略的动词看作一种“与事实相反的猜测”,那么,它可能是对于这句箴言的一种解释。也许,里默尔为第四部建议的题词虽然不是很令人满意,但他希望能作为第四部的题词。虽然没有更加可靠的证据来支持这一假设,但笔者以为,由于里默尔的记忆略有失误,就无论如何要排除这种可能性。也许,歌德本人并没有决定用那句箴言作为第四部的题词,但他可能已经将里默尔的建议包括在为第三部确定题词的诸种可能备选方案之中。在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奇谈怪论”之于里默尔依然是那么富有召唤力和持久性,以至于我们无法释然,让他背负轻浮草率、记忆有误的罪责。

但正好不是别人,而是里默尔,第一次在不折不扣的源始场景中听到歌德亲口说出了这句格言。那是1807年5月16日,在巡视耶拿战场后,歌德情绪低落,政治令其烦恼,狗叫令其不快。在和艾克曼共同进膳之后,他们沿着大街闲逛,其间说到了“青克格列夫的那些笑话”(Spässe aus dem Zinkgräf)[7]。然后,笔记内容又重复了一遍,或者说,在同一天的不同时刻第二次提到了青克格列夫:“与歌德闲谈。谈论青克格列夫的《格言集锦》。”在谈话中间,究竟是谁从《格言集锦》之中信口引用了那句关于上帝的定义——“上帝是人类灵台底部一声无言的叹息”?对此,在里默尔的记录里无可稽查。也许,正是里默尔用诗歌一般的语言道出了这句引文。不然的话,他就不会继续写道:“歌德引用了另一句格言……”笔者以为,里默尔日记的编者误解了这段谈话的转折。因为,歌德没有引用(anführen)什么格言,而是在刚才里默尔所引的那句格言上“加上了”(anfügen)另一句。里默尔后来把歌德所说的“奇谈怪论”归之于青克格列夫,据此可以推断出,歌德可能只是在引用而不是在创造一句格言。这一点似乎是不言而喻的。无论如何,文献学家都会不假思索地认为,这些格言只能是前人创造后人“引用”的。然而,我们在此所面对的不是文献,而是一个纯粹用口语来交流的场景,几乎不可能说“引用”。因而,这毕竟可以精确地解释,里默尔在许久之后写作《歌德之秘密报告》时,为何要把一次散步(Ambulando)谈话转换为一个读书场景,说他们读到了“几百条格言和警句”。这个虚构的读书场景确实假设了一种和原始记录迥然异趣的情境。

因而,转向“奇谈怪论”的第一次展示,并非必定要求歌德也有意引用青克格列夫的《格言集锦》来表达他现在的看法——“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当然,这只是里默尔的写法。那么,漫游者里默尔知不知道正确地记录这句格言呢?歌德是否对他解释过?确实没有。自从歌德本人将这句格言收入他的著作之后,他以不同的拼写形式将之流传于世。

仅仅是在1841年,里默尔才明确地把这句格言归在了青克格列夫名下,而不考虑其日记记载中那种不确定的语境。现在,他首先说到,在所读的几百条格言警句之中,这条奇谈怪论让他印象深刻:“我马上预感到,它的用法是无穷无尽的……”他主张用这条格言作为歌德自传第三部的题词,理由尽在这种印象之中。如果说,将这条记录追溯到1807年可能并不可靠,那么,这一提议也并非毫无道理。沙伊贝指出,这条记录必定是“在歌德仙逝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才以成文形式流传下来。”[8]然而,沙伊贝对于这条“奇谈怪论”之重要性的看法,却显得有点古怪。他要求这条作为《诗与真》第三部题词的奇谈怪论必须从考订版中删去。这一要求确实有其充分的理据。但是,他从中得出结论说,这句格言“随后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可有可无”,这就非常令人不解了。[9]这句格言的重要性毕竟确实取决于它在文本之中的地位,如果歌德本人果真也选择它作为题词,那么它就绝非可有可无了。

即便这句格言别有所源,其事实上更加重大的意义必须同这么一个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到底是什么样的倾向促使歌德在几百条格言之中惟独选择了这么一条?绝无仅有,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当他第一次引用这句格言时,他自己如何理解它,并希望别人如何理解它,以至于我们可以探究他的解释是固定的还是变化的。根据这么一种涵义模糊的符码,同时又考虑到他对这句格言的理解历经了这么漫长的生命时日,因而我们无法想像,自从他发现或者创造这条格言以来,对它的解释一成不变,永远如旧。

如果我们认为理解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里默尔的日记比他在歌德逝世十多年后写作的《歌德之秘密报告》更加真实可靠,那么,一条有年代而无日期但包含着歌德自己意见的记录就特别值得注意了。其中,歌德本人表示:“这条记录应该是在5月16日左右。”[10]当日他说:“一个神只能为另一个神制衡。说一种强力必须自我约束,乃是无稽之谈。这个出类拔萃的特殊化存在物不能自我约束;整体存在物却不一样,它恰恰如此作为,一方面自我特殊化,另一方面又自我约束,而个体存在物却不能如此。”[11]如果我们假设,歌德在为这里所表达的内容寻找一个更有意蕴或者说具有最高意蕴的命题形式,那么,随之脱颖而出的最后思想形式的解释就受到了那个同实质名词“神”相联系的不定冠词“一个”的制约。但是,在里默尔通常的写法中,这句“奇谈怪论”同歌德独一无二的版本即《诗与真》手稿里的写法全然不同。里默尔把“神”(Deus)大写,从而去掉了不定冠词。将Deus当作上帝的名字,因而表达人格同一性,这么一种理解被视为理所当然,其结果是必然走上一条通往一神论神秘主义的道路:“反对上帝,只有上帝自己(Gegen Gott nur Gott selbst)。”一种神性内在的纷争,一种像波默(Jakob Böhme)所描述的神性奠基处的分裂,可能已经尽在其中,否则在作出一个同事实相反的猜想时就无法形成一个表达断念的命题形式:仅有上帝自己能反对上帝——某种可能存在以及可能完成的境界(Gegen Gott〔könnte〕nur Gott selbst〔sein und etwas ausrichten〕)。然而,当歌德公然宣布一种自我约束的强力乃是无稽之谈时,上述理解被一笔勾销了。荒诞无稽,指明了为悖论设立的极限。

作为一个悖论,这句格言击中了歌德的要害:巡视耶拿战场那天的心灰意冷,以及他决心摆脱如此低迷的状态,因为第二天他要口授《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Wanderjahre)。[12]随着《漫游时代》创作过程的展开,他的萎靡不振时代即将结束——席勒去世之后,他本人生了一场大病,于是在1802—1803年间,他开始了人生的低迷时期。众所周知,歌德认为他自己可能江郎才尽。抑郁多疑的阶段,表明其普罗米修斯式的自我塑造走到了尽头。一切不仅指向而且预言了,他随时准备把普罗米修斯角色托命给另一个形象,而他在巡视耶拿战场时清楚地感觉到了这个形象的影响,然而,只是在一年之后,他才理解这个形象对他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

因而,格言警句标志着生命危机的化解。一旦化解了这种危机,他就可以用一种平衡观念来取代普罗米修斯的地位。同年,这种平衡观念也将以诗学的方式表现在《潘多拉》戏剧场面的独特对称关系之中。让我们牢记,在同《普罗米修斯》颂诗相似的语境中,他呈现了何等不对称的审美反抗:“茫茫世界,吾人无敌,因为上帝自为上帝,吾人自为吾人。”[13]为此,普罗米修斯自决失败,就可以通过理解这句格言来呈现——“惟有一个神,才能反抗一个神”(gegen einen Gott〔hätte sich〕nur ein Gott〔empören können〕)。度过了1802—1807年五个黑暗春秋之后,这就是默认:再也没有对泰坦神的诉求了。

《潘多拉》剧中的泰坦诸神代表了新的平衡原则。这种深刻的多神论基本思想是:约束的反向效果必然永远来源于一种不同的权力。此乃权力分配的神话原则。但是,其中也蕴含着泛神论和解的可能性,即反过来把一切个体的特殊权力看作自我实现之时又自我约束的整体的特殊化。斯宾诺莎主义没有为多神论取而代之,而是作为审美和历史自我呈现的方式而被联系于多神论。

歌德与拿破仑的关系发生了转折之后,平衡观念再次出现在同“奇谈怪论”相联系的语境中,以至于歌德现在可以如法炮制地将他的生命隐喻运用于这种关系。又一次记录歌德提到这句格言的,不是别人,还是里默尔。那是1810年7月3日黄昏,晚餐过后。“没有人反对上帝,惟有上帝本人(Nihil contra Deum,nisi Deus ipse)。一句华美的格言,用法无穷无尽。上帝总是同他自己冲突;人身上的上帝也同人身上的他自己冲突。”从“无穷无尽的用法”中单单挑选出这一用法,它显然是一神教版本,这种构想几乎就是一个人格化的神,远离了自然泛神论,但至少没有排除道成肉身观念。道德感油然而生,谁也没有理由同大人物相提并论而对自己敬重有加。但是,如果大人物落水而又不熟悉水性,“那么,只有靠可怜至极的哈洛雷人(Hallore)来救他了”[14]。从这里歌德迈出了一大步,应用这个原则来描述他和拿破仑的遭遇,描述呈现在这种关系之中的“平等”:征服了整个欧洲大陆的英雄“发现他自己无法同德国人讨论诗歌和悲剧艺术,因而只能去询问精于艺术的行家里手(artis peritum)”。

在耶拿命题中,这一情境仍然包含着与事实相反的虚幻制衡(Irrealität der Balance),而这恰恰构成了放弃普罗米修斯诉求的理由。但由于在埃尔福特遭遇到了拿破仑,不期而遇地同神魔之力构成了一种关联,这种情境又构成了一种平衡的实在性(Realität der Auswägung)。因而,歌德对拿破仑的个人体验就成了普遍世界原则的一项特例,一种特殊用法,以及一种出场方式。“世界秩序如此井井有条,如此神圣,以至于处在其特定立场、特定位置和特定时间的每一个人都能制衡(gleichwägt〔balanciert〕)身外的一切。”这就表达了一种产生于同科西嘉人的目光对视的新自我意识,从一种对应于多神论基本模式的处境出发,对一种权力分配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

于是,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最初被表述为命定失败的戏剧场景,而今被重演和转化为个体克服命运的抗争。歌德早期思想中的斯宾诺莎主义与审美多神论之间的隐秘契合关系,仍然延续在他对那句“奇谈怪论”的利用当中。因为,埃尔福特遭遇事件中,平等的合法化不复是个体神性的合法化,而是万物神圣性的合法化。这个命题之中蕴含的多神论仍旧朗然可见:存在着一个神祇,而且一切有意与他作对或者只是以坚定的目光与他对视的人,都必定已经成为“另一个神祇”。这就再也不是审美的自我授权,而是通过同全然异在者的遭遇而体验到一种〔自我〕启示。

不错,里默尔在他后来写作的《歌德之秘密报告》中再次描述了自己在1807年的所见所闻,并“预言这句格言有无穷无尽的用法”。但他1810年7月3日的记录却不容置疑地表明,这不是他的说法。按照这条记录,不是别人,而是歌德自己描述说:“华美的格言”却有“无穷无尽的用法”。这一点可能不是鸡毛蒜皮的小节。如果一眼看去,这句格言明显歧义丛生,晦涩难解,那么,它不仅会挫败一切解释的努力,而且还会将被探索的意义的对象化作一派虚空。除非这些“用法”不仅源自这句格言与歌德自己独特经历之间的共存关系,而且随着它在每一种情境下所能呈现的内容而充实其意义。这句格言获得意义丰富性的惟一条件是:人们不仅必须以完全不同于里默尔的方式来理解它,而且还必须将它从与之唇齿相依的意义明确而内在神性二重化的一神论神秘主义之中分离出来,将之安置在更加具有包容性的参照体系之中,同时接纳泛神论与多神论,而没有厚此薄彼之嫌。这就为歌德继续将这句格言用于1807—1830年间的拿破仑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尽管拿破仑已经从“神性”蜕变成了“神魔”。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这句箴言就“终无定解”。有待回答的问题是:在其含混模糊的众多意义之中,哪一项能够圆满地体现歌德在任何情况下的自我体验?知其所源,以及用清楚至极的证据推其变体之流,仍然可能不是“求得正解的重要前提”[15]。笔者窃以为,不言而喻的是,如果真的有这么一种来源的话,这一来源无疑尚在未知的迷暗之中。这种说法只不过是一种方便的说法而已。[16]歌德的阅读面绝非如此冷僻,以至于包含在所读文本之中的内容能逃过文献学无处不在的法眼。到那时为止,人们甚至从来就没有如此急切地研究过人文学的证据。但是,歌德十分熟悉种类悖论模式,形式仿效对他绝非难事。最为重要的是,歌德本人认为,在“神祇”之前加上不定冠词,乃是一种习惯成自然的用法。最后确定并展示出一种可靠的来源,也许让我们误入歧途,但这不是我们所期待的结果;相反,我们坚持认为,对这句格言之用法的全部研究应该产生一种毫无歧义的阐释。但与假设相反,与歌德的自白及其意图完全一致,每当他打算说出一些在他看来十分重要的话时,他总是让自己的言语受众——即广义的公众——置身于蒙昧状态,面对无穷的歧义而茫然失措。饱学之士里默尔便活生生地证明歌德善于使用保留策略。

仅当一种奇异的处境用“不可思议的奇谈怪论”毫无歧义地限定人们的旨趣,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样,这种难以驾驭的保留才会导致一种幻灭感。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毫不含糊地把这些复兴的学术影响追溯到这样一种事实:“在‘二战’期间(1939—1945年)无数次非公开的谈话中,那些熟悉歌德的人常常引用和阐释这句格言。”[17]对于这句格言的赞美几乎必然固定在时代氛围所决定的准确无误的涵义上,也就是说,它主张自我对抗上帝,从而有亵渎神圣的意味。那些熟悉歌德的人用读《诗与真》获得的隐秘快感聊以自慰,但这份安慰马上形象化为这么一种事实:在该书的第四部,歌德所呈现的是一个覆灭了的拿破仑,一个随时都可能以挑战姿态面对上帝的肉身化神魔,而且只有动员整个世界才能战胜他。让我们不要忘记,歌德认为,神魔范畴归根到底同正义要素之间存在着不可或缺的联系,因为惟其如此,才能保证他在拿破仑的注视下所发现的身份同一性,使之不至于成为无源之水,无果之花。即便在拿破仑终老于荒凉的圣赫娜岛之后,歌德依然不改初衷。

一切都可以发现,但并非随时可以发现一切。德国败落之后,人们满腔热情,尝试解读歌德的箴言,这种认知兴趣部分地意味着,在这条箴言的无限用法中间,仍然有一种备受质疑的新用法,而通过一种彻底的传统文献学的考察,也就是说通过追溯其来源,即可发现这种用法。我们至少可以假设,这条箴言还有转化为基督教精神的可能性。因而,如果施米特所言不虚,“歌德本人毫无疑义地用拉丁文表述”的箴言“源自基督学说”,那么,笔者认为,依据歌德所熟知的传统关联,在神圣自我异化的黑暗神秘主义之中,还可能发现一种“雅可比·波默式的思想”。因为,歌德对于这则神话的起源一无所知,因而首先在普罗米修斯身上看到了宙斯的儿子,而且总是在神话中见出他和自己的父亲之间的冲突。即使歌德认识到这句箴言与基督教传统之间的关联,但这种关联也不一定对这句箴言的用法构成严格的制约。前定的解释并不比“本源解释”更为重要。箴言没有文脉,只是在使用当中才获得一种文脉关联。

因此,施米特的发现只不过是增加了这句箴言的可能意蕴的存在境域而已。棱茨的戏剧《卡塔琳娜·冯·希爱娜》(Catharina von Siena)的梗概之中,有一个段落也为狂飙突进时代儿子反叛父亲提供了另一个文学版本。儿子们希望用审美天才,或者在隐喻意义上用圣洁之灵这么一些更崇高的献身行为和使命感,来赋予自己的反抗行为以合法性。在棱茨的戏剧残篇里,基本主题是卡塔琳娜逃脱父亲的霸道之爱,而献身于上帝。就卡塔林娜而言,要么放弃尘世的情人艺术家,要么献身于天国的挚爱对象——她的父亲依据自己的选择而坚决拒绝了前者,但他无论如何也拒绝不了后者。这就为神圣的逃亡展开了表现的舞台,那个她深爱的父亲,那个爱得过分霸道的父亲却一直在对她穷追不舍。意识到爱的暴君随时都可能会逮住她,她就不寒而栗,战战兢兢,因此她认为,自己并没有直接卷入诸神冲突,而无疑已经置身冲突之中:“父亲,像一个心怀爱意而又满腔悲情的神,直愣愣地盯着我。不过,他已经伸出了双手——神反对神。”按照作者的舞台指令,在说这些话的时刻,她从怀里取出一只小十字架,不住地亲吻,向另一个神祈祷:“我跟随的神啊!我主耶稣啊!救我,把我从他的双臂解救出来吧!”[18]因而,反抗父神的是上帝之子。卡塔琳娜紧紧抓住“驱邪”的十字架,在纯粹幻想之中保护自己,免受父亲伸出的双手的诱惑。因而,这就用一个夸张的神学隐喻将诸神冲突展现为一段独白,来表现那种不可能的拥抱。神与神的对峙,可能是一场不可思议的灾异。

不管是谁,只要他愿意,就可以如愿以偿,在卡塔琳娜的独白中找到可靠证据来证明:在狂飙突进时代的“天才”崇拜中,他已经看到了绝对恩典诉求、艺术灵感、对世界的蔑视之情,以及神圣的世俗化形式。棱茨本人就暗示了这么一种解释。戏景来自于四部修改稿的第一稿,棱茨最初将这个定稿本取名为“一部宗教剧”,然后只是删除其中的形容词“宗教的”,而代之以“一部艺术剧”。[19]该剧第三稿写于魏玛(1776年4—11月棱茨滞留此地),有证据表明他还打算将此作献给歌德,因此我们就不能排除这么一种可能性:歌德熟悉那段“神反对神”的感叹式独白。但是,早在歌德创作《普罗米修斯》戏剧之初,就已经写下了“一个反对一个”的感叹。[20]

我们权且不考虑,在独白段落中,棱茨只是从埃斯库罗斯的《奠酒人》(Choephoren)之中引出了“神反抗神”这一警句。[21]埃斯库罗斯用这个句子来描述公共律法之神与家庭血缘之神的冲突,这么一幕戏剧布景与权力分割无关,而同神界的改朝换代相连。[22]即便歌德可能熟知棱茨的戏剧残篇而仍然不知其异教背景,笔者还可以认为,浸润于基督学也许会玷污这句箴言,而让它无法服务于他自己独特的意图。让我们想像一下第66条威尼斯题记吧!用不定冠词限定的神,诗人可以忍受,但是那个用十字架象征的上帝则像毒药和毒蛇一样让他厌恶,仿佛这一切都属于社会低层,全是废铜烂铁,大蒜臭虫。一个隐名埋姓的神,对立于一个声名显赫的上帝,他服膺前者而嫌恶后者。

这就回到了卡尔·施米特的立场了。由于他在棱茨的作品之中别有发现,因而其说法最终言之成理:无论是棱茨还是施米特,所论主题都不是一个上帝及其可能的自我疏远化,而是两个神祇,即那种仅仅在基督教义史上被艰难地防范的二元论——创世者和救世者、造物神和人类神、约束的天父和解放的人子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

如果我们从这个假设推想,歌德的“奇谈怪论”根本就没有源出之处,因而不可能“引自”任何读物,或者从别的书上读来,那么,如果不是同拉丁学家里默尔交换意见,歌德就不可能在《诗与真》之中形成那么确定的说法。在《歌德之秘密报告》里,里默尔自鸣得意,因为是他建议歌德用这句箴言作为题词,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迹象表明他在形成这个确定说法的过程之中所起的作用。当歌德逝世时,其文学遗著的看护人仍然有能力为歌德自传第四部的首页标题物色一种最警策的题词。但是,另一个不同的问题是:读者准确无误地看到,歌德与拿破仑的关系必然从这个用爱格蒙特的名字掩盖了一切的文本之中,甚至从其隐而不显的宏大秩序之中浮现出来,这时是否每一位遗著守护人都想把这句近乎渎神的奇谈怪论归之于歌德本人呢?

里默尔同意遗著守护者为自传第四部物色题词的建议,但当时自己可能忘记了他在1810年日记中所载歌德的“华美格言”与其关于拿破仑和世界制衡的见解之间的紧密关联。从长期未见天日的证据之中,我们得知,最后的决定是在1833年初作出的。这次不是里默尔想起了“奇谈怪论”。相反,他决定用这句箴言作为题词,与丽莉有关[23]。1833年1月18日,他致书缪勒大臣说:“关于自传的题词,我还从丽莉提供的材料里获益良多,因而我顺手记下了几条诸如此类的建议……”[24]当时,艾克曼提议,在题词的选择上,主题应该表现出歌德同丽莉的关系,又要表现出神魔精神。里默尔上述说法就是对艾克曼的回答。次日,艾克曼和缪勒大臣交换意见,提出一个不同的最后决定,这一次更倾向于表现神魔精神:“我已经为此卷物色了一条表现神魔之力的题词,里默尔完全赞同,并认为这条题词比你所提议的那些都要好得多。”

如果我们留意到,直到1964年才第一次昭示人世但在战后围绕歌德箴言的讨论之中一直被扣押的事件,那么,早在1954年就从魏玛档案里发掘出来的同样出自1833年的另一条证据则更能说明问题。这是一条署名日期的记录——1833年5月7日下午,里默尔在阅读海涅的《论德国近代纯文学历史》(Zur Geschichte der neweren schönen Literatur in Deutschland,出版于巴黎和莱比锡,后改名为《论浪漫派》)。这条记录是这么写的:“‘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这是一条我常常私密地用来描述拿破仑的原则,但这条原则并不仅仅适合于他,而适合于一切只有靠对抗来结束的情境——参见海涅新著第59页,他虽然没有直接提到这句格言,但也是如法炮制地运用这种观念。‘事实上,除了上帝本人,就没有人能和拿破仑作对。’”[25]

这条记录非常珍贵,因为里默尔惟一一次用《诗与真》中同样的措辞和拼写方法呈现了这句箴言,并将它作为相应部分的题词(但“神名”的拼写除外)。在别处,无论是日记还是书信中,甚至还包括那些在时间上比这条记录晚出十年的文献中,里默尔都把这句格言写作“Nihil contra…”(“什么也无法对抗”),而不是“Nemo”(“无人能对抗”)。我们不妨称之为非个人化措辞的格言,它显然更适合于描述泛神论概念,而不是多神论概念。按照里默尔对于这句箴言的模糊理解,这种差异可能是次要的,但是对于这句箴言究竟是引用还是发明这个问题,这种细微差异至为关键。如果里默尔了解到,他自己在别处所偏爱的那种书写方式——“Nihil contra…”——同一切文献记载的用法完全一致,那么,他就不太可能认同歌德的书写方式了。古典学家和饱学之士不可能偏离青克格列夫的最初原文。但自由创造却更少约束。这就说明,为何只有歌德传流后世的文本才能决定这条题词的遣词造句,即便它同里默尔所记录的歌德所言以及里默尔本人的偏爱之言完全相反。

但是,在里默尔写法和〔已经作为题词的〕歌德写法之间的第二个差别在于,里默尔是用大写字母开始写出神名,而歌德是用小写字母。里默尔通过海涅的陈述再次发现,这句箴言可用在拿破仑身上,而他本人早就私下这么做了,这说明他不仅完全领会这句箴言,而且还以一种完全不同于歌德的方式将之运用在拿破仑身上,因为他一定把这句箴言读作“只有〔一个〕上帝本人才能反对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神祇”。如果海涅果真是在同里默尔所引述的相关陈述之中留意这句箴言,那么他一定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理解它的。里默尔以这种方式从箴言之中提取了一种附加的意义,一种完全不同于歌德所理解的意义。暂时忽略这么一个事实,他证明自己在一切情况下都坚持一神论解释的特殊倾向,因为这种解释源自他大写的神名——在这种情况下,只因悖论之故,才能也对拿破仑以神相称。

里默尔心里明白,歌德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确然用“神魔”范畴为之一锤定音。笔者说,至少在歌德去世之后,里默尔心里明白,远远不只是在这句箴言的丰富意义之中发现一种模糊的理解就感到心满意足。我们如何确认这种理解呢?在魏玛收藏的里默尔文学遗著里,人们发现了一张被密封在一个信封里的残余卡片,这个信封被贴上了“被删除的《反思与箴言》材料”的标签。这张卡片展示了歌德发现的材料,里默尔本人明确地将它描述为“奇特怪论”的“杰出解释”。[26]这张重见天日的卡片上面记下了如下诗句:“当一个神伤害你,总会有另一个神救助你。”(Saepe premente Deo fert Deus alter opem.)里默尔补充指出,这句诗出自奥维德,歌德用来说明其回忆录的主旨。[27]由于它再次证明了里默尔对于这句“奇谈怪论”的特殊书写方式的偏爱,因而他对于歌德所发现的诗句的评价就具有了独立的价值:“我认为,这是对‘除神自己之外,什么都不能反抗神’的杰出解释。”这是对“权力分配”的理解:如果一个神压迫你,另一个神会救助你——但它必须是一个神。

在里默尔的残余卡片上,还有一条更加具有决定性的记录。这条记录毫无疑问地表明,当他把奥维德的诗句理解为箴言的“杰出解释”时,他已经明确地意识到了隐含在其中的彻底多神论。因为他只不过表示,要把奥维德的诗句普遍化,使之成为神话体系的结构原则:“在希腊罗马神话体系之中,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常常是一个神给予救助,而反对另一个神。毫无疑问,在印度神话体系中也是这样。”最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只要把歌德的记录及其对于“奇谈怪论”的理解并置对观,歌德的记录显然就与里默尔的理解方式和书写方式相去甚远,根本不是一回事了。因为,在奥维德的诗句里,“神”必须被理解为由不定冠词所修饰的概念。这就是《威尼斯格言》所呈现的“神”:“像一个神命令的那样,我必须冷静超然,应对〔所有逆境〕。”(Duld ich mit ruhigem Mut,wie es ein Gott mir gebeut.)[28]

即使没有证据表明歌德依据这句“奇谈怪论”的可解性以及他自己独特的解释方式而引证和复制了奥维德的诗句,那种表达在其中的神话结构原则——诸种权力互相协调和分配的原则,同他〔在这句箴言的关联之中所表达的〕世界之内权力制衡的观点仍然十分适配,二者相得益彰,以至于达到了平衡的极限情境,看到只有宇宙自身才能征服神魔。神话从来就没有构想这种极限情境,因为它已经假定多神论与泛神论之间珠联璧合。因此,在《诗与真》的第四部,歌德最终作出了独一无二的表述,这种表述超越了先前由其他人所记录的一切。只有拿破仑的命运才可能让歌德得出最后的定论——以整个世界来终结神魔的命运。

在结束他早年宗教与形而上学观念发展的漫谈时,结束他对极端形式的虔诚主义与自然宗教的超感性探索时,歌德说他用这种“经验神魔学说”表述了远远超前于他正在讨论的生活阶段的内容(当时他为躲避丽莉而逃亡魏玛宫廷),而他只是在许久之后才“对这些东西深信不疑”。因为,在那时他“一门心思地集中于自身”,终于认识到“最好是挡开那些稀奇古怪和不可理喻的思想的侵扰”[29]。仅仅是在爱格蒙特伯爵身上,才有许久之后出自其生活经验而得到概念明晰性的东西。

笔者现在想把对于这句“奇谈怪论”的阐释学还原为一个可以从方法论上予以解决的议题。为此,笔者要运用歌德本人为理解其神性概念的模糊本质而提供的最重要的格言警句。他说,“我们在探索自然上是泛神论者,在诗歌创作上是多神论者,在伦理道德上是一神论者。”[30]这一核心的自我解释能否被用来解释这同一个主题的模糊悖论?

这可能已经非常明白地反映出如下事实了:这三种在本质上并非水火不相容的立场十分清楚地显示在歌德晚年《诗与真》的神魔学说之中——神魔之力所毁灭的道德世界秩序,以及惟有整个宇宙才能克服的神魔性质。

在这里,我们又回到了《普罗米修斯》颂诗场景之中出现的对于莱辛—雅可比关系的一种奇怪误解——据说歌德早期颂诗中表现的多神论激发莱辛表白了自己的斯宾诺莎主义立场。显然,歌德本人认为,那句“奇谈怪论”分疏为三个维度,而对应于三种“神论”。在这个文脉当中,语言形式的选择决非偶然,不是一种随意的外在补充,而是同箴言的内在渊源紧密相连。

至于那些认定歌德就是这句箴言的创造者或者起码也保留了这种可能性的阐释者,对于箴言的形式结构,他们作出了这样的假设:学富五车的里默尔老师确实在拉丁文的构型方面帮助过歌德。确定无疑的是,1807年5月,歌德从里默尔的文献收藏室借阅了一册青克格列夫的《格言集锦》,而且有日记为证,那时他在饭后的第一件事,常常就是阅读这本书。从当时广为流传的说法我们也得知,里默尔特别乐意将那些格言翻译为拉丁语,并告诉歌德说,他发现“美是难的”(difficilia quae pulchra)、“艺术源自艰难与良善”(ars est de difficili et bono)这么一些说法不仅特别具有表现力,而且还蕴藉丰富。[31]然而,在这个文脉当中,人们特别容易忽略,即便青克格列夫是这句箴言的最早作者,但将它翻译为拉丁语仍然有待完成,因为如其书名所示,这本选集包含着“德国智慧格言集锦,又称名言警句”(Teutsche Scharpfsinnige kluge Sprüch Apophthegmata genannt)。因而,简单地引用一句德文箴言可能远远不够,也无法满足歌德对于形式美的渴望,因为他曾经建议现代作家,当他们“必须无中生有地创造”[32],那就应该用拉丁文写作。

但是,里默尔比歌德年轻25岁,而且直到1803年才成为歌德的私人秘书和家庭教师。在此之前情形如何呢?1786年10月10日,在威尼斯,歌德在日记中写到,他多年来苦于找不到能够帮助他写作意大利回忆录以及描述那些令他神往的意象的拉丁文作家。“赫尔德总是取笑我,说我的那点拉丁文全是从斯宾诺莎学来的,他注意到我所读到的惟一拉丁文著作就是斯宾诺莎的书了。”但同年的另一条记载让这里的记录一钱不值。是年早些时候,即2月20日,歌德致书赫尔德,谈及关于莱辛的最后信仰之争,他说自己不能读完门德尔松的论战著作《致莱辛的朋友们》(An Die Freunde Lessings),于是就把这篇文字转给斯泰因夫人,也许她更加幸运,有能力理解它。然而,同争论之中的核心人物有关,他立即指出,“在一次晚祷时分”,他翻开斯宾诺莎的著作,读到其中几页,开篇就是这样的命题:“谁若是爱上帝,谁就不能指望上帝反过来也爱他(Qui Deum amat,conari non potest,ut Deus ipsum contra amet)。”[33]这一命题出自斯宾诺莎的《伦理学》(Ethik)第五部第19条论证,斯宾诺莎的论证方式确立一项矛盾:当人们爱上帝却又指望上帝反过来爱他时,上帝就不复是上帝。这是传统的形而上学:上帝只能被爱,因而感动万物,但他只能把自己变成他的思想与爱的完美对象,除此之外,任何人与一切物都不能如此。谁要是仍然希望以自己的名义感动上帝,谁就同上帝的本质相矛盾,也就是不想让上帝成其为上帝。

我们隔着这么遥远的时间去寻找证据,像是吹毛求疵。然而,它的真谛仅仅在于确立矛盾,而不在于得出结论。矛盾在于,爱上帝,同时指望上帝反过来爱他,这就致使他不可能指望上帝存在。相反,人又被认为能够享用上帝恩赐在他身上的无私之爱。这就直接对立于中世纪晚期和宗教改革神学的一个核心命题:人在本质上决不能指望上帝成为上帝;相反,正如路德所说,惟独因其本性,人就绝对必须指望上帝成为上帝(Non potest homo naturaliter velle deum esse deum,immo vellet se esse deum et deum non esse deum)。[34]泛神论的“上帝之爱”(amor dei)直接对立于这种表现在这则格言之中的反自然神学。因而,我们应该将这一命题同“奇谈怪论”的“与事实相反的理解方式”相提并论,对观见义:人不能对抗上帝,惟有本身也是神的人才能对抗上帝。隐含在路德教条之中,这种非恩典自然意志之神魔化就被排除在人类可能王国之外了。[35]

歌德根据父母家里使用《圣经》的典范方法,偶然地翻阅这些书籍,漫无目的地翻书,却偶然发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于是他认为,这样的发现印证了,生命以一种典型的自我呈现方式向他涌流,自由自在地展现给他的感觉。对于那次“晚祷”,我们亦可作如是观:也许是出于对斯宾诺莎之争的厌倦,他才去触摸《伦理学》,随意翻开其中一页,于是就发现了这条定理——上帝之爱不求回报,因而绝对无私。这条定理差不多涵盖了他自己关于上帝的箴言之中所出现的全部语言素材。也许,它们之间极少类似,以至于无法建立让它们彼此解释、互文见义的假设。然而,发现证据的逻辑却并未止步,对这条定理实施进一步的改造则在所难免。

期待上帝的互惠之爱,可能就是要求上帝本人放弃独特的存在本质——换言之,可能意味着把上帝变成憎恨的典型。但是,形而上学传统无一例外地断言,完美者只能是爱和欲望的对象,完美者的存在只能完全被满足。因而,依据斯宾诺莎的前一个命题,就根本不可能指望上帝不存在,以至于一个人取上帝本人而代之。“谁也不能憎恨上帝。”(Nemo potest Deum odio habere.)不爱上帝,就像对立于人的本质一样,也对立于上帝的本质,因为他以此为条件而爱人类。证据源自一个晚期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思想家都没有分享的前提:人类拥有一个关于上帝存在的充分概念。斯宾诺莎命题的重要性在于,没有人能对抗已经理解了其存在的上帝。因而,结论是——惟一能对抗上帝的人,他自己可能也就是一个神,而这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一个上帝已经是万物,万物已经是一个上帝。从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看,歌德的“奇谈怪论”是用斯宾诺莎的语言说:任何事与任何人都不能对抗上帝,否则的话,就隐含着第二个上帝。而这就是一个矛盾。

斯宾诺莎的上帝是一个“没有反题”的上帝,一个没有对手的上帝,这个上帝默认他的存在事实就是必然性:在反抗者看来,他是一个形销影息的上帝,但在爱恋者看来,他是一个纯然整一的上帝。神性,没有可能的对位物,因而只有神性本身才可能生成出自我憎恨,才可能以波默所描述的在斯宾诺莎看来十分荒谬的方式经历其深层根基的分裂。歌德认为,这是一种对立于基督教和路德式反经院教义之争命题的立场。[36]所有这一切,都被斯宾诺莎《伦理学》中早先更为抽象的命题排除在外:“除了上帝,任何实体都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被想像(Praeter Deum nulla dari,neque concipi potest substantia)。”[37]

在致赫尔德的信中,歌德说他自己是偶然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命题。但在《诗与真》的第14卷,他把自己对于斯宾诺莎哲学的偏爱大大地提前了。克勒敦堡小姐(Susanna Katharina von Klettenberg)的虔诚,巴西多的轻狂,拉法特在激情的驱遣下陷入僵局,面对这一切,斯宾诺莎提供了一种双料选择——“既是基督教,又是无神论”!这是一个上帝的儒雅对手,但无人能与之对抗;在挚爱他的同时,又无人陷入自私之心而渴望回答或者回报。对青年人来说,这个上帝可能就是纯粹友爱的化身,歌德在很久以后把这种友爱称为“至高无上的渴念”。“泛爱万物,无私无欲,乃是无私之爱和友爱的最高境界。”因而,我们必须注意,在歌德与拉法特、巴西多和雅可比的关系网络之中,歌德后来向赫尔德转述的命题如何成为一个引力中心,将一种基本形而上学倾向具体化,从而予万物以平等,兼爱而无分高下。

歌德与斯宾诺莎之间的中介是默尔克,歌德怀着一份得体的警觉屈服于梅菲斯特的诱惑。[38]1773年4月7日,歌德致书吉森(Giessen)法学家赫夫纳(Höpfner),信中写道:“默尔克把您的斯宾诺莎著作借给了我,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多留一段时间,可以么?我倒是要看看,在这些黑暗隧道与丰富矿脉之间,我能跟随这个人走多远。”十多年后,歌德和斯泰因夫人一起读《伦理学》。“今晚,我想和你在一起,我们共读《伦理学》,继续探索那些十分适合你口味的神秘。”[39]两天之后,他向克内贝尔报告了他们一起读书的情况:“我和斯泰因夫人一起读《伦理学》,我深切感到自己非常亲近斯宾诺莎,但他的精神比我更深邃更纯洁。”[40]但是,在这种情况下,“雅可比关于斯宾诺莎的那些形而上学扯淡”,也对歌德产生了影响。“在这个过程中,不幸的是,雅可比也让我权作让步。”[41]但这种影响在歌德看来实属偶然,不足挂齿。1784年11月19日,歌德致书斯泰因夫人,信中写道:“我想带一本拉丁语的斯宾诺莎著作,因为它更清晰更优美。”在这个时候,他手里依然只是借来的那册书。直到12月25日,赫尔德才把《伦理学》作为生日礼物献给斯泰因夫人,而这本书亦是格莱姆于1776年当作礼物送给赫尔德的。情感强度的高潮,便是向斯宾诺莎的揭秘者发出了先行呼唤,规定了未来使命:“我和斯宾诺莎同行,相依为命,我手不释卷,诵读再三,期望有朝一日在他的亡骨之上爆发一场战争。”[42]

在对于这个时期的自传回忆之中,歌德再也无法确知在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中“读出”了什么,又“读进”了什么。但他记得,这部书对于自私自利之心是一种挑战,对于他狂暴的激情是一副镇定剂,而且感到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歌德写道:“特别让我心醉神迷、不能自已的是,每一个命题都放射出彻底无私之心的光辉,而那句令人称奇的格言——‘真正爱上帝的人并不一定要求上帝反过来也爱他自己’,还有这个命题所依据的一切前提和从中得出的一切结论,都萦回于我的脑际。”如果我们拿这个断言当真,而且认为歌德选择《伦理学》拉丁版本这条信息在这个语境下绝非无关紧要,那么,提出下面的推断就不能算是异想天开的大跳跃:或许,他依据这个命题设计了一个变更的悖论;或许,他至少在《诗与真》的结束处已经接近了那一真理,他再也不只是将这一真理描述为一条“令人称奇的命题”,而是怀着越来越强烈的激情将它描述为一则“奇谈怪论”。一条深深扎根于生命历程的格言,早在其文字表达形式显山露水之前,就已经轮廓分明地彰显出来了。

我们不应该把歌德对斯宾诺莎命题的大幅度改造描绘为自由变更。因为,事实上有限的前提已经存在。重要的是,歌德对“令人称奇的命题”的赞美独一无二地将人类的“上帝之爱”呈现为无私之爱和友爱的原型,而非在这种人神关系之中的神性搭档——后者之所以被提及,显然只是为了让他不至于误入歧途,陷入自我指称的一曲之隅,而上帝自身始终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形象。歌德对那个形而上学的上帝毫无好感,因为那是一个不动的驱动者,但他却仍然隐身在斯宾诺莎的上帝概念之后。在歌德看来,《伦理学》的核心仅仅是人性的一个隐喻而已。然而,只要神性可感可触,又可能化作实在体验,那他就一定是复数的神。建立于普罗米修斯冲突体验之核心的,就是这么一个神性概念,通过使用“憎恨”概念,它已经尖锐地对立于斯宾诺莎的神性概念了:“我崇拜诸神,但是,假如他们要以人的姿态,用他们的影像来捉弄我们,那我也有足够的勇气,发誓永远憎恨他们。”[43]

任何一种更加远离斯宾诺莎的命题都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是这个知道自己也表示自己可以对抗“上帝”的人,可是此君并未排除自己成为一个神祇的可能性。因为,他的太古[44]信念(seine archaische Prämisse)是,不仅只能同类相知,而且也只有同类相抗(dass nicht nur Gleiches allein durch Gleiches erkannt werden,sondern auch nur der Gleich sich Seinesgleichen entgegenstellen kann)。毕竟,歌德不仅对抗牛顿,反对使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而提出一种离经叛道的色彩论;而且,尽管他本人对于这种历史成就并未具有清楚的自知之明,但他也对立于整个认识论进程。这一进程隐藏在现代科学之后,并呈现了主客体对等关系,甚至废黜了亚里士多德“灵魂即万物”(Anima quoddammodo omnia)的苍白命题形式。歌德实际上并没有发展出并且根本就不可能提出一套认识论。但当我们说“歌德的认识论”之时,无非是指普遍对应的世界原则的一个特殊个案而已。一般说来,按照普遍对应原则,只有同类事物才能进入一切类型的关系,包括对峙和敌对关系。当世界不是靠对应关系连接起来,那它就是纯粹的冷漠荒凉。

歌德的出发点就是这么一个神话的世界原则——其肯定的命题是,“只有同类相关”;而其否定表达是,“惟有同类相抗”。但就神性而言,古代世界将这一原则发展为这么一个命题:灵魂能知苍天以及苍天之上的神圣事物,仅仅是因为灵魂本身就是源自苍天的圣物。歌德熟知廊下学者马尼利乌斯(Manilius)的诗句,1784年9月4日,在布罗肯登山回忆录中他抄下了这些诗句:“若非直呼其名,谁能知天?若非属于神界,谁能觅得上帝?”(Quis coelum possit nisi coeli nomine nosse/Et reperire deum,nisi qui pars ipse deorum est?)1805年,歌德在读到普罗提诺的著作之后,欣然命笔,写下了一首名诗,诗中写道:“如果你的眼睛不像太阳,你就看不到阳光(Wär nich das Auge sonnenhaft)……”[45]由此可见,廊下学派的对等动力比柏拉图主义更加强大。然而,这恰恰就是对应原则所能找到的最为生动的表达。

惟有可用之神性,吾人方可识神;同理,惟有自为神祇,吾人方可抗神。然而,吾人要想成神,惟有属神者众,或曰神祇非定为一尊,而是为数者众。这一前提恰恰就被路德排斥在思虑之外,而转译为“一神论”的语言:意欲成神者(路德以为不正自明,人类必有此念),惟有取代一个神而自己代之。当不可能找到对应物之时,思想就采取了意欲灭绝的形式:惟有取代自然,借助恩典行为,从而灭绝作为欲念之必然对象的自然,才能真正摆脱谋杀上帝的可能性。只有在多神论的脉络之中,对于“奇谈怪论”的虚拟解释才能表达这么一种可能性。与斯宾诺莎相联系,这就表现为歌德的神话倾向,即改造斯宾诺莎的原理,呈现前基督教精神。这种倾向令人心醉神迷,浮想联翩,但从历史的角度看,它当然是年代错置,令人匪夷所思。

这种对等原则排除了抗命精神的道德严肃性:斯宾诺莎的上帝绝不回报我们的“上帝之爱”,但他从不捉弄我们,从而补偿了这份神圣爱意。让·保罗对神话的特殊性作了一个言简意赅的描述:“诸神嬉戏,而上帝肃杀。”[46]于是,歌德怀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直接情感,早在1773年初致书克尔纳,对那些惨遭作弄的人发出了由衷的喟叹:“诸神如此嬉戏吾人,可是上帝还会宽恕他们。”[47]但是,不久之后,歌德反对拉法特的狂暴激情,而提出了另一种比较:“你对基督的渴念让我深感怜悯,你们形容枯槁,比我们这些异教徒更糟糕,但当我们神情憔悴,诸神就出现在我们面前。”[48]

上帝化身为人,道成肉身,但这个上帝自我抑制。而这对于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异教诸神根本就没有构成威胁,诸神依然可能出场,获得低微的快乐——虽然同道成肉身的巨大严肃性相比,诸神出场一点也不严肃,但诸神身形万变,依然能够产生这种低微的快乐。最后,我们还应该补充那个辛辣的反讽,歌德借助于这种可怕的修辞,指出他自己确实不允许人们把这个主宰并审判他的人物命运的权威解释为一个异教神祇,从而抗辩那种异教精神的责难。按照法恩哈根的记录,歌德对吕勒将军(General von Rühle)说:“我,是异教徒?看看,我让甘泪卿悬梁自尽,让奥蒂莉绝食而死,这是基督徒有足够的胆量做到的吗?什么是他们所苛求的基督教精神呀?”[49]与他的造物相关,而又极其严肃地满足造物的必然性,决不让他们“逢场作戏”(Spiel),这么一位造物主权威就是他们的世界上惟一的上帝,一个除他自己之外绝不容忍异乡神的上帝。

笔者在此想再次清理一下,从里默尔1808年2月1日的谈话记录所限定的视野来看,我们究竟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这次偶然事件的起因,是歌德听说有人把他称为“像神一样(göttlich)的人”[50]。在狂飙突进时代的语言之中,这是一个流行的说法。甚至席勒也用类似的说法来描述歌德的人品和行为一开始给他带来的不快。“经常与歌德为伍令我不快……他总是像神那样宣称自己乐善好施,从不自私自利——在我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持之以恒的行为策略,一种矫揉造作的方式而已,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获得自私之爱的享受。人们不应该放纵这种行为方式,任其在自己身边泛滥。因此,他对我反目相待,但我打心眼里喜欢他的灵气,认为他卓尔不凡。在我看来,他傲慢如神,行若贱妇,人尽可夫,必须让她腹怀孽种,而无颜立身风尘。”[51]而今,二十年过去,歌德的“类神性”又被提起,他的矛盾更加尖锐,他的悖论也更加自觉:“我身上有神样的魔性(Ich habe den Teufel vom Göttlichen)!”他甚至不能想像,席勒曾经把他同斯宾诺莎的上帝相提并论,而他本人毕竟希望从这个沉默无言而且完全缺乏爱的能力的形象里提取一个完全不同的隐喻——无私友爱的隐喻。

现在,歌德终于大彻大悟:如果提供一个对抗的支点,自我确证而藐视他人,就能让神性修成正果,功德圆满。他说,人们仅仅是承认类似于神,让他们以一切可能的方式觅路前行,满足自己的欲望。如果一个神祇不会这样做,那他就成为造反的诱因,而挑起了对抗(contra)。按照里默尔的说法,歌德在另一个场合还作了这样的表述:“人们不能把每一个人都视为像神一样的人,除非他们想以一种敌对于神之律法的方式行动,因为他们想欺骗他,或者因为他勉强地接受世间万物,或者因为他放松他的绝对权力以至于芸芸众生也分享绝对性。”这已经是回首来路,而对从前那个普罗米修斯顿生蔑视之情,因为他一心想成为神祇而身陷囹圄。神话的支点,是神在绝对权力的诱惑下必然要生出另外一些神,另外一些头上长着反骨而注定犯上作乱的造物神。宙斯懦弱无能,无力阻止祭祀仪式上的盗火之举和欺诈之为,无精打采而口是心非,却必须满足于一种不彻底的惩罚,让罪犯受苦却又不能完全剥夺罪犯的权力而彻底消除其行为的后果。宙斯的软弱、普罗米修斯的自决,前者为普罗米修斯构成了一种更加重要的可能性条件。因而,我们只能在多神论意义上来理解歌德的格言,因为无论是泛神论(斯宾诺莎主义)之中,还是一神论(基督教)之中,都不可能有放松绝对权力这回事。最后,歌德以交换角色的方式避免了神性特征,以至于他再也不是普罗米修斯而是宙斯了。“我就像上帝,因为他让那些他自己并不希望发生的事情不断地发生。”[52]

那个除了自己之外就不容忍异乡神的神祇,独立自为地说服他们:他想成为一个神,这是一个事实,仅此而已。仅仅是对立于一个神,才有众多的神;泛神论希望把世界从这种状态下解放出来。早在1808年,歌德在谈话之中宣称他“避免了神性”,那时他事实上已经体验到了这么一个敌对于他而自我定位的神祇。前一年,也就是第一次发现“奇谈怪论”的那年,克莱斯特(Kleist)的戏剧《安菲特律翁》(Amphitryon)在德莱斯顿首演——戏中呈现了一个神和一个男人为争夺男人的妻子而展开的冲突。克莱斯特没有让朱庇特借变形术之助而隐身,不让回家的将军看到他的真正面目。尽管他无法确信,他不借隐身术之助就成功地占有了阿克曼尼(Alkmene),但事后他更加志得意满,一副犬儒嘴脸,认为自己战胜了凯旋的将军。克莱斯特的喜剧结束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之中,可谓皆大欢喜:毕竟宙斯已经为这位祈求神祇赐子的将军生下了儿子——赫尔克勒斯。他将完成“艰巨的使命”,并将成为神性的候选人。

卡瑟琳娜·莫姆森(Katharina Mommsen)得出结论说,克莱斯特在这出喜剧中不仅看到而且呈现了他自己与歌德之间那种惨烈的竞争关系,并且参照歌德而自我定位。[53]换句话说,他把歌德当成了朱庇特,而把自己当成了安菲特律翁么?莫姆森的解码方式,首先基于假托朱庇特之口对泛神论格言的反讽,而他一本正经的说话方式摹仿了浮士德向甘泪卿表白信仰的方式。“当他在《安菲特律翁》里看到那种冷嘲热讽而又轻浮放荡的泛神论诗句,就一定会激起歌德的愠怒。”在这出戏剧上演之后,1807年7月13日有一则记录表明,歌德真的马上就读到了这些诗句:“我读着读着,就大为惊讶,〔它们〕堪称这个时代里最为奇异的征象……”随后几天,他向里默尔和莱因哈特(Carl Friedrich Reinhard)的表白也证实了这出喜剧确实令他关注和让他愠怒,惟一的原因在于,他在这种异化的“福音禀报”(Verkündigung)的基督学说之中嗅到了浪漫主义的气息:“你的一个儿子即将诞生,他的名字叫赫尔克勒斯。”1807年5月25日,亚当·缪勒(Adam Müller)致书根茨(Friedrich Von Gentz),透露了人们从这部作品之中可能发现的时代精神。缪勒写道:“这出喜剧表现了圣母的‘圣灵感孕’(unbefleckten Empfängnis)。”如果缪勒为《安菲特律翁》写过序言,那歌德一定知道个中意味;因为,早在1806年,缪勒在其《关于德国学术与文学的讲演》(Vorlesungenüberdiedeutsche Wissenschaft undLiteratur)里就已经表达了这样一种期盼,那就是希望有更伟大的作家将古典精神和基督教精神统一起来,从而超越于歌德之上。这是一个引起矛盾的计划,正是在这一计划下,《安菲特律翁》得以广为流传。1807年8月28日,歌德同缪勒决裂,在绝交信中歌德明确将“有机”原理对立于“歪曲”原理,而他用后者来命名缪勒的渴念。卡瑟琳娜·莫姆森猜测,1800年歌德《浮士德》“海伦戏景”写作搁浅,1805年在《温克尔曼》(Winckelmann)中随之提出一种纯粹古典主义计划,这种体验让歌德容易对这种古典与基督教之综合感到愤怒。江山代有才人出,另一位伟大诗人是否已经接近歌德直到1827年才完成的“古典一浪漫的海伦梦幻戏景”的成就呢?

歌德的“奇谈怪论”终于化身为具体形象。道成肉身之年,奇谈怪论的意义也成倍增加。歌德自称“逃避神性”的那次谈话也明显地表现了这种意义增加的趋势。因而,人们可能把“奇谈怪论”理解为浪漫主义与昔日神祇之间的对立竞争。《安菲特律翁》生动地证明,它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一方面,荣归故土的忒拜城战士面对着一个和妻子阿克曼尼同床共枕的神祇而心灰意冷;另一方面,当他向这位神祇祈求一子而自己的世界声望威风扫地之时,那个神祇却志得意满,玩世不恭;这句“奇谈怪论”是不是同时表达了这种断念意识和犬儒主义?安菲特律翁主动断念,惟有一个神才能拒绝宽恕这个神的所作所为,因为从阿克曼尼的立场看,惟有一个人才能抵抗他。但是,克莱斯特也让朱庇特代表歌德宣告,克莱斯特的未来命运是:在席勒去世之后的德国诗坛,谁要想同奥林波斯桂冠诗人一争高下,谁就必须自己变成一个神祇。这绝对不是什么“与事实相反”的猜测,因为克莱斯特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克莱斯特死后,就没有人敢于当着其妹乌尔莉克(Ulrike von Kleist)的面提到宙斯(即歌德)的名字。

不是参照别人,而是参照自己,歌德获得了这种经验。普罗米修斯草案所体现的精神在于:若想实现吾人之世界意志(一如现存世界仍属阙如,遑论将“实在性”前提强加于艺人之上),吾人必须成神,身为天才,吾人亦能置身神祇之列。歌德垂垂老矣,从而颠倒了普罗米修斯构思,他晚年这种颠倒隐含的意味在于:倘若吾人不欲激发世间万物来对抗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说,像拿破仑的最后结局所证明的那样(尽管这一结局丝毫没有影响歌德将自己同拿破仑相提并论),激发整个世界之最后联合,来击败那个自我膨胀为神的神魔,那么,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神。斯宾诺莎的上帝的优势在于,他能获得无私之爱,而且让憎恨成为不可能之事。然而,正是因为他的邻近性近乎同一性,因而成为一个纯粹超然的典型,世间万物与芸芸众生都感觉不到他的爱意。其结果是,他没有给任何故事、任何意象和任何行动留下余地。在艺术家看来,斯宾诺莎主义的优势就是一种纯粹的失落。相反,多神论以审美的方式使一切成为可能,因而构成了纯粹的变形原则,它最后以权力分配取代了斯宾诺莎主义的冷漠超然,从而无止境地唤起神与神的敌对抗争。如果说,我们再也不能将这句“奇谈怪论”解释为斯宾诺莎主义,解释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假设,那么,在其全部引申义上,它便构成了神话的基本法则。

不是上帝的自我争执,而是人类借以化解焦虑的源始模式,才被认为是绝对性的极限情境,因而同时否定了反抗这个“仅仅自我反抗的神”的其他一切可能性。人类面对全部权力而茫然无措,当这些权力显然只是冲他而来时,他便无法理解,因而必须认为只有让它们彼此反对而克服这些权力。如果真有众神存在,那么他们便彼此竞争——在神祇体系之中有强者也有弱者。众神本来就是暴力与强力,因而一如暴力与强力一样,他们在本质上无法无天,除非有其他的暴力与强力来约束他们。因为,一个神只有靠另一个神来修理,否则便无法制服,此乃统治之神充满怨毒之情的理由。

鹿特丹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把这一古老的格言翻译为“谁也伤害不了一个神(上帝)”(Deo nemo potest nocere)[54]。这种含糊其辞的译文充满机智,从而将歌德的“奇谈怪论”的古典原型所蕴含的要义和精粹一扫而空。他改写了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安提戈涅》之中克瑞翁的台词,其本来的意思是:拒绝安葬城邦的逆子贰臣不会玷污神祇,因为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充分的力量来伤及诸神。伊拉斯谟认为,这是一个虔诚的告白,可是忒拜王者却以一种不敬的口吻说出:“此话虔诚,但克瑞翁出言不逊。”伊拉斯谟略过了神性的复数形式,而利用了拉丁文缺乏冠词而本来具有的歧义性。但重要的是,当他运用“伤害”一词的时候,他还是避免了将这一告白转化为否定——“可能会玷污神圣”,因为基督教义那一套原罪与必须救赎的学说恰恰建立在这种否定判断的基础上。

最后,伊拉斯谟认为,古典格言的基督教虔诚意蕴最终转化为这么一个事实:从圣母受孕到上帝成人的整个过程之中,它证实了神圣存在的圣洁性。最后作为一个命题,它却不幸被还原为〔一神教的〕老生常谈,断言一切其他的神祇都没有反抗“一神”的力量。仅仅因为无人为敌,所以上帝就是上帝。这就是斯宾诺莎的基本观念;但是,在他那里,这一思想之基础是万物存在之实体具有独一无二的性质,在此之外任何存在者都无法对抗它。斯宾诺莎主义的神秘潜能,在歌德的《诗与真》第四部中仍然隐约可见。这种神秘性意味着,只要诸神“出场亮相”,他就允许我们谈论诸神,一如谈论同这个最终实体相关的其他一切。所以,多神论可能是以透视的以人为中心的方式来表达泛神论教义,而且仍然可能作为泛神论的“修辞手法”。

但这么说仍然不够。普罗米修斯与朱庇特,他们谁也不能征服谁,但又谁也离不开谁,因而互相伤怀,痛苦不堪,因为他们互为对方存在的条件。将这种情形用来解释青年歌德的人生经验,这就意味着,这个美学天才并不是绝对的,因而只能通过对抗威胁者与限制者来展开挑战。反过来说也一样,美学天才有一种完全发自内心的叛逆需要,因为他的原创性只能表现为一种对立的立场。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说,我们不妨指出,美学本质上属于历史;对于其他的观察者而言,美学天才的原创性必须被“颠转”。这同时还意味着,严格意义上的“审美创造力”并不存在。作为一种永远无法宽恕的罪状,历史主义摧毁了德国观念论的首要特征——自我意识,而这便以迟到的方式赋予了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以系统性。

无论我们以什么方式来解读歌德的“奇谈怪论”,它都是一条异教的箴言。将它同17世纪路德的反经院神学命题或者伊拉斯谟把索福克勒斯变为基督教徒的方式作一比较,上述事实将不证自明。如果卡尔·施米特事实上并没有引进和辩护这种基督教的理解方式,那么,我们无须过分强调这一点。这种解释令人想起神圣三位一体的参照框架。如果这种理解能够有效地维持,那么,我们一定要清楚地认识到它的真实意味。当然,它不可能像棱茨的戏剧残篇中卡塔琳娜·冯·希爱娜的独白那样,意味着一道驱邪的魔咒。按照基督教义的前提,“上帝反抗上帝”,只能是指人类事业的托命之举——与圣父对立的人类将自己托命给作为救赎者的圣子。无论是一种灵知主义的传统,还是新柏拉图主义的产物,这类形而上学的二元论都被排斥在外了。

在其历史功能上,基督教三位一体教义之设立,是为了阻死通往二元论的道路,它要利用双方合力造就的第三动力最大限度地减弱圣子对三位一体之分裂所构成的威胁,从而将这种分裂同本源联系起来,但又不至于根据救赎而取消三位一体,或者摧毁它的意义。在这个意义上,三位一体教义成功地完成了新柏拉图主义的未竟之业,因为它仅靠反叛与背叛,仅靠存在的迷失以及对本源的遗忘,就足以从“太一”的源始根基创造出万物,而万物归根到底无非就是有形世界的单一表象而已,因而,惟一可能的建议则只能是将这种结果追溯到本源,随后再次废黜本源。世界的生成仅仅是诸种实在不断偏离本源的运动——这种形而上学的世界历史构成了我们传统之中一切的根基;是它把神圣的内在解体变成了本质上作为一种诱惑的人类世界赖以生成的前提。相反,〔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论”努力把世界的起源解释为本源之泉的漫溢,仍然是不够彻底的。因为,〔新柏拉图主义的〕这种构想同这种努力产生了冲突,它同时开始将“太一”描绘成“无限者”。隐喻与概念的冲突无法调和。不仅如此,内在分裂也在所难免——它不遗余力地保护完善者,使之抗拒外在事物的诱惑,而把自身变成一切对立的惟一可能的根源。为此,卡尔·施米特求证于格雷高里(Gregor von Nazianz)的命题:“太一”永远处在对其自身(pros heauton)的反叛(stasiaston)之中。[55](https://www.daowen.com)

早期基督教义发展的生命力,源自它摆脱了新柏拉图主义的堕落模式,而成就了不可逆转的三个位格——不仅不可逆转,而且也无须“还原”〔为本源〕。即便整个世界都被毁灭,从位格之中什么也得不到。不仅如此,要避开一切形式的幻影论,还必须让圣子永恒地保持人形——而这,对于一个神而言是不可宽恕的,因而永远负载着多种尚未解决的困难。当我们以思辨的方式在经院主义之中用概念表述上帝成人的永恒预定神论时,这些困难依然如故。不言而喻,虽然能够在三位一体之中呼唤圣爱与实现整体,古老二元论的诱惑依然不会烟消云散。人们在分配角色时尤其如此:创世归于圣父,救赎归于圣子,以“后—终末论”甚至以“反—终末论”的方式将储备的恩典制度化,将恩典归于圣灵——绝望的圣灵。如果我们不是去寻找折中的命题,而是去分析其中的微言大义,那么,一种对立的要素依然存在:普罗米修斯永远是以圣子的方式行事,站在失落天堂的人类一边,与人类荣辱与共。这不仅满足了必须把这种惨烈的牺牲看作为救助人类而付给圣父赎金的要求,而且还对应于争当世界末日审判者而展开的神性之内的竞争。如果仅凭救赎者自身的作用还不足以构成创世者及其对人类之爱的谴责和抗辩,那么,一种对《新约》的马克安式的灵知解释就不可能出现。当我们在探讨以基督学的方式来阐释歌德之“奇谈怪论”的可能性时,务必要记住这一点。这项提案触及了我们的传统结构之中最基本的张力。

对于“政治神学家”的热情,何妨一笑了之。然而,准确无误的是,在他引入讨论之中的可能来源和歌德的神话主题学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联系。棱茨的《卡塔琳娜》残篇同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残篇写于同一时期,前者同青年歌德所采纳的基本立场相去不远。歌德完全可能借用棱茨戏剧之中画家柯勒乔(Correggio)这个人物的某些特征。他是卡塔琳娜的父亲所禁止的天国之爱的对手。更为重要的是,歌德也把诸神之间的内讧理解为父子冲突。这不只是随着他前往魏玛而结束的一段人生插曲,相反却一直交织在他的人生计划之中。他的人生计划之酝酿成型,完全对立于他父亲冷峻的怀疑论,后者并不认为天才是稳固可靠的常量。当歌德本人成为刻板的书记员,煞费苦心地追求精确,管理自己的事务,他也可能批评自己同父亲的决裂。他可能说:只有真正成为人生计划当中所预想的艺术之神,他才能反抗神祇,自我断言。一条被安置在《诗与真》第三部的题记,在他当时以嘲讽之情从他父亲那里接受来的格言之中,同下面一句最为吻合:“人们忧心忡忡,担心大树无法与天齐高。”(Es ist dafür gesorgt,dass die Bäume nicht in den Himmel wachsen.)“奇谈怪论”不仅是形而上学。而且,如果它真是形而上学,那也一定是建立在一种人生体验的基本计划之上的形而上学。

鉴于在棱茨的戏剧残篇之中所找到的蛛丝马迹,卡尔·施米特写道,他拿得准“人们谈滥了的歌德格言之谜终于破解了”。我们能同意他的这种确定说法吗?如果我们将这句格言等同于歌德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为父子冲突的普罗米修斯神话,那么结果就把一种“神话素”还原为抽象命题了。但这种假设特别不允许一种基督教解释学。即使就假想的来源而言,棱茨戏剧残篇之中卡塔琳娜的呐喊也丝毫没有显示基督学的解释。圣子成为她的上帝,卡塔琳娜就成为圣徒。只是在“挚爱悲伤的神祇”的隐喻下,她的血肉之父,她的生身之父才进入画面。父亲的暴政之爱不能让卡塔琳娜回到他身边,因为她有自己的上帝,这个上帝的名字仅仅是暂时以隐喻的方式借自神灵的。如果父亲拥抱她,把她拽回到身边,从而中断了通往神圣的道路,那么,她全心全意地委身并以热吻告慰的上帝之子,以及她伸开双臂渴望拥抱的圣子形象,就可能成为父神心中势不两立的敌人。呼唤圣子出场,作为精神的权威,以便支持她同父亲的神性作最后的决裂——此情此景,绝对不可能有基督学的意味。[56]

卡尔·施米特对“神反抗神”这一命题的疏解可能会拉近歌德的“奇谈怪论”与谢林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解析之间的距离。一种附属传统中隐含着将普罗米修斯视为宙斯之子的倾向,从这一倾向中谢林得出了最后的结论。就神话而言,只有本身也能成为“神性”的东西,才能发展出“反神性”。按照观念论的自律命题,为人之子势必为人之敌。因而,正如人的精神本源地具有神性一样,神话的精神依据其自律性也一样可能驱使人类反叛众神。“我所谈论的普罗米修斯,一方面仅仅是宙斯本人的原则,但另一方面又与人对立,作为神性而存在,作为一种可发展为人类理智之源的神性要素,赋予人类某种权力,这种权力便是先存宇宙秩序不曾给予人类的……但是,与神性针锋相对的,是普罗米修斯百折不挠、九死不悔的意志,以及由此而具有的对抗神祇的能力。”[57]

基督教何以不是《旧约》的必然归宿呢?虽然谢林不会承认,一个充足的理由却在于:基督教隐秘地背叛了“摩西十诫”的第一诫律。谢林利用颠倒的原则来回避这一结论:如果一种同样神圣的东西能满足三位一体的前提,即用教义的单一性来限制神话的多元性,那么,这个神圣的东西就不至于成为神圣的对手。这便可以合理地说明,普罗米修斯“不是人类所发明的一个观念,相反他是众多的源始观念之一,不仅力争存在,而且还合乎逻辑地自我展开……”由于这种非发明的源始观念依然凸显了神话的外观,所以要避免诸神冲突的前提是:按照其内在的逻辑,间或发生的敌对意志与其所反抗的意志必须是同一的。因此,普罗米修斯捍卫独立于宙斯而“在本源上完全属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人类而展开的漫长抗争,以及普遍的历史意向,最后将与宙斯的意向合而为一,那就是“以新人类取代现存的人类”。救赎之神将要创造出同拒绝实际创造物的自然之神所渴望的同一种人性。

从他的故事终局以及本质历史之鹄的来看,普罗米修斯毕竟成为宙斯的化身之一,蕴含着他对世界的渴念。“因此,在宙斯身上也毕竟有某种东西存在,据此他并非绝对不喜悦普罗米修斯的所作所为。”再也不只是在廊下学派的天命神意上,而且在观念论整体精神上,普罗米修斯都是宙斯的私生子,宙斯仍然是他未知的父亲。他表现血缘孝道的方式,乃是完成人类历史意识,将工匠的造物统一在和解的宇宙之中。多神论并没有被三位一体的一神论废黜,甚至也没有被它纠正,而是被它破解了密码。因此,歌德的“奇谈怪论”也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图解:它把神话当作历史的插曲,而把这段插曲的可能性本身也当作神话,在三位一体的断裂与连续即“扬弃”(Aufhebung)中,它只不过显示了其隐秘的逻辑。

在青年歌德所塑造的普罗米修斯形象及其神话构型当中,根本就没有为如下的猜想提供避难所:造物神的忤逆作乱,以及人类的审美守护神也许首先有义务来实现父神宙斯的隐秘愿望。这位永生的泰坦神祇将是对他的反抗之意与挑战之举的坚固支持,正如儿童时代的歌德依据里斯本大地震思考永生不朽。当歌德对里斯本布道词进行孩子气的变更时,他确实没有想到神正论。相反,他的根本想法是,如果上帝确实心系人类,垂爱人间,那么,他一定会安排一个层次分明、差等毕见的世界。[58]这就说明,在“神反抗神”的格言之中,父与子之间根本就不存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神秘(heimliches Einverständnis)。

按照里默尔的预感,歌德的“奇谈怪论”不仅可以“无穷无尽地应用”,而且在这种不同的解释之中,它还十分契合歌德的自我争辩与自我发现。可是,这个事实始料不及地带来了一种令人绝望的认识:歌德的形而上学姿态根本上没有许诺任何一种可以从遥远的渊源或者从它所确立的惟一立场之中演绎出来的独特意义。但是,我们可能同这种歧义性和解,因为仅仅是通过这种歧义性,这种形而上学立场才能配称于那些让生命本身变形的力量。故此,它让我们走向了隐藏在歌德的悖论嗜好之中的极限危境——实在性的崩溃(Zerfall mit der Wirklichkeit)。《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完成之后,也就是1814年7月,策尔特前往拜访,文学皇帝歌德若有期待。莎乐特·冯·席勒(Charlotte von Schiller)看到,在这个状态下,他好像“在世界的构成元素之中找不到真正的自我”,甚至事实上还可以说,就像〔《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中〕那位神殿的祭司那样,他仿佛正在从安详宁静的历史睡梦中醒来。他公开表达的一切,都类似于登峰造极以至于无边无际的歧义性,而他必须以此为工具来保护他喜爱的悖论:“所以,他只用自相矛盾的句子讲话,以至于我们可以解释自己喜欢的一切。”[59]悖论之下,自相矛盾的句子之中,焉无“奇谈怪论”之词?

[1]1830年2月10日致艾克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393页:“拿破仑提供了一个典范,证明把自己提升到绝对,为了实现一种想法而牺牲一切,是何等危险。”

[2]索雷尔(G.Sorel):《暴力反思》(Réflexions sur la violence.1906);L.Oppenheimer编,1928年第1版,法兰克福1969版,第134—147页。1831年2月28日致艾克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65—466页:“因此,在这一册书中,讨论这种神秘而又可疑的力量,是十分适宜的;对于这种力量,每个人都觉察得到,但没有一个哲学家去说明它,而那些宗教人士借助于一种慰藉之词来予以回避。歌德把这种‘世界与生命的难解之谜’称为‘神魔之力’。当他描述这种力量的性质时,我们感到其言非妄,所言不虚,笼罩着生活之隐秘方面的帷幕仿佛被拉开了,我们感到豁然开朗。”

[3]1831年3月2日致艾克曼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469页。

[4]M.卡尔塔格纳:“希伯来语的基本结构”,载《通识杂志》(M.Kartagener,Zur Strucktur der hebräischen Sprache.In:Studium Generale),15(1962),第31—39页。(见詹姆斯钦定版《圣经·出埃及记》3:14。——译注)沙伊贝编:《诗与真》,第四部,第20卷,第642页。(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838页。——译注)

[5]海涅:《莎士比亚笔下的少女与少妇们》(1838),见K.Briegleb编《全集》,Ⅳ,第264—265页。海涅在威尼斯寻访夏洛克的蛛丝马迹,于同一天参观了桑卡罗(San Carlo)疯人院和犹太聚会堂。他发现:在犹太人的凝视之中,“有同样致命的眼光,半是凝视自己,半是躁动不安,半是羞怯,半是愚蠢”,就像那些疯子的目光,可能证实了“一个固执观念具有至高无上的威权”:“如果人们相信摩西所说的雷电之神超然世外,那么这个观念不就成了整个民族的一个固执观念么?……”沙伊贝:“‘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是《诗与真》第四部的题词吗?”,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Jahrbuch der Goethe-Gesellschaft),26,1964年,第320—324页。第323页引用了艾克曼的信。

[6]F.W.里默尔:《歌德之秘密报告》,A.Pollmer编,莱比锡,1921年,第188页。

[7]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50页。这种格言的拉丁文拼写,笔者依据M.莫姆森(M.Mommsen):“箴言‘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来源考”,载《歌德研究学会年鉴》,13,1951年,第87页。其中,他先提到了凯尔(R.Keil)的原始谈话记录(《德国研究杂志》,Ⅺ,1,第63页),然后引用了里默尔的日记,其中青克格列夫名字的拼法不同于博伊特勒编的《歌德全集》之中的拼法。尤里乌斯·青克格列夫(Julius Zinkgräf)的《格言集锦》(Apophthegmata)1626年第一次在斯特拉斯堡出版,后来版本众多,但无论哪个版本中都没有“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这句奇谈怪论。在《歌德全集》第一版中,“青克格列夫”被拼写为“Zinkegref”。

[8]沙伊贝:“‘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是《诗与真》第四部的题词吗?”,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26,1964年,第322页,注释11。

[9]同上书,第324页。在沙伊贝编辑的《诗与真》历史考订版中,没有包括这条题词。

[10]莫姆森:“箴言‘Nemo contra deum nisi deus ipse’来源考”,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13,1951年,第87页。

[11]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34—435页。在博伊特勒的版本中,这种说法归到了1807年初,无疑多少假设了它在逻辑上必定先于5月16日的“奇谈怪论”的创造。

[12]在存在主义哲学语境下,“eigentlich”常常被翻译为“本真的”,其实这个词语有更为普遍的意义,即“适度”、“真实”、“现实”,以及“本质地”、“严格地”说明“言说对象”的表层含义,这层含义同言语的比喻方式和引申含义是对立的。《威廉·迈斯特的漫游时代》最后完成于1829年,它是歌德自传体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写于1794—1796年间)的续篇。

[13]《羊神剧》(Satyros),第二戏段,见《歌德全集》,卷Ⅳ,第201页。

[14]哈洛雷人(Halloren)是哈勒盐场的工人,说一口特殊的方言,周围人完全听不懂,因而被目为斯拉夫或者凯尔特血统的孤独后裔。“可怜至极的哈洛雷人”因此可能是“陌生至极的人,他们从未知的领域漂流至此”。参见格拉博夫斯基(A.Grabowsky):“《诗与真》第四部的题词”,载Trivium,3,1945年,第247页。

[15]托马斯·曼:《一篇小说的故事:浮士德博士的起源》(Amsterdam,1949),第52页。这一论点是反莫姆森之意而述。

[16]如果说,在出版事业出现之后的时代,一切读者都已经能接触并理解这句格言,那么,歌德就不是第一个发现它值得注意和值得引用的人。然而,我们只需要想像一下,如果事实同我的假设相反,不是所有读者,而是某些读者,在某一天成功地提供了这样一句格言的话,这句格言之出处的一种可疑但有效的证据将对歌德研究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一个也许容易回答的〕问题——这句格言在其本来的出处可能意味着什么?它可能完全代替更重要的问题——歌德在这句格言中〔真正〕“发现”(gefunden)而非“发明”(erfunden)了什么?如果说是歌德发明了这句格言,那么,这无论如何都对我们更加有利,即便在某些程度上它必须随着真正的发现而被废黜,亦复如此。这就引出了一个核心问题:歌德是否可以合乎情理地认为,这句格言显得像是“奇谈怪论”呢?

[17]伏尔泰:《无知的哲学》(1766),问题ⅩⅩⅨ。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Ⅱ:关于终结所有政治神学的传说》(Politische TheologieⅡ.Die Legende vonder Erledigung jeder Politischen Theologie),柏林,1970年,第121—122页。

[18]伏尔泰:《无知的哲学》,问题IL。《棱茨著作集》,B.Titel和H.Haug编,卷Ⅱ,第435页。

[19]伏尔泰:《评帕斯卡的思想》(1738),也许这个片段早在1728年写成了,另参见《最后的评论》(1778)。参见伽列:《对于伏尔泰反帕斯卡的反思》(J.R.Carré,Réflexions sur l'Anti-Pascal de Voltaire.Paris,1935)。关于伏尔泰批判帕斯卡的意义,我只引证让·保尔的《泰坦的滑稽近亲》。在该书中,他说伏尔泰对帕斯卡的批判,不仅现在而且永远都维持着一切批判天才作品的模式。《棱茨著作集》,卷Ⅱ,第762页。

[20]《普罗米修斯》残篇是附加在颂诗之上的,参见本书第四部第二章中的相关文献学考证。

[21]《奠酒人》系埃斯库罗斯《奥瑞斯特亚》三联剧之二。

[22]参见布罗克尔(W.Bröcker):《埃斯库罗斯的神》(Der Gott des Sophokles),法兰克福,1971年,第18—19页。第36页论证说,在埃斯库罗斯那里可能存在的冲突,在索福克勒斯(Sophokles)那里就不复存在了。诸神反对诸神,这不仅是埃斯库罗斯悲剧的原则,而且也是神话谱系学的原则,即神话之中高下相倾的对立原则。关于此点,请特别参见J.J.巴霍芬(Bachofen):《母权时代》(Das Mutterrecht),Ⅰ,见《巴霍芬全集》,卷Ⅱ,巴塞尔,1948年,第190—206页。

[23]歌德同丽莉·舍娜曼的关系,构成了《诗与真》第四部的主题之一。在论述“神魔”对生活的影响时,在那句“奇谈怪论”之后,歌德这么描述他和丽莉的关系:“不过在我那时的生涯中,至少也像是披上魔神的外衣,而发生意外想的奇怪的事。我从瑞士的哥特哈德的顶峰,掉转身来,把意大利置于脑后,回到家里,那是因为我不能抛弃丽莉的缘故。男女的恋爱,既基于双方的互相据为己有,和长久的双宿双栖的希望,自不能马上消失。”歌德在讨论“神魔之力”的语境下追述自己同丽莉的关系,确乎意味深长。在描述恋爱之中男女不同的心态之后,他把“为潘多拉的苗裔的女性”称为“童话中魔术师的弟子”,说他们受本能和激情支配而陷于困境。即便是在晚年忆旧,只要一涉及情感问题,歌德还是显得自相矛盾,甚至表达起来语无伦次:“我深思的结果已决定抛弃丽莉,但是我爱丽莉的心使这种理性的裁断动摇。”(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838—839页)

[24]沙伊贝:“‘惟有神自己才能反抗神’是《诗与真》第四部的疑问吗?”,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26,1964年,第322—323页。

[25]菲舍尔-兰贝格(R.Fischer-Lamberg)引自《里默尔遗著》,见《歌德研究学会年鉴》,16,1954年,第346页。

[26]赫西俄德:《神谱》,第940—943行。可参考W.马尔格注疏,见《赫西俄德诗全编》(Hesiod:SämtlicheGedichte.Zürich,1970),第291—292页。《歌德研究学会年鉴》,16,1954年,第345—346页。据其在日记中的位置,我们得知歌德摘抄的诗句大约可追溯到1809年底,但还是无法确定它和箴言有何联系。文献学家也不可能提供更多的证据。

[27]G.von Rad和G.基托撰“doxa”条目,见《〈新约〉神学词典》,Ⅱ,第235—258页。用希腊语doxa来翻译希伯来语kabod,“开启了一种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语言学变化,同时又以一种可以想像的激进方式重新定义了希腊词汇”。主观的观点变成了“绝对客观的观点”,“即上帝存在的现实”,作者在这个事实当中看到了这种语言学的变化。将kabod,doxa一直延伸到gloria,更大范围的研究也许必须从相反的途径展开。这句诗出自奥维德的《悲情颂》(Tristien),Ⅰ,2,4。

[28]《威尼斯格言》,第66条,英译者指出,这条格言出自David Luke《歌德传》中的译文,《歌德传》为1964年版企鹅丛书。具体情形待考。

[29]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836页。

[30]《格言与反思》,第807条,见《歌德全集》,卷Ⅸ,第745页。关于三种“神论”及其同人类生活的关联,参见1813年1月6日致雅可比的信,这封信结束了他同后者就《论神性事物及其启示》(Von den göttlichen Dingen und ihrer Offenbarung)而展开的争论,这场争论始于歌德的诗作《伟大的以弗所人迪亚娜》(Gross ist die Diana der Epheser,1812年8月23日)所摆出的挑战姿态。致书雅可比三个月后,歌德第一次发现,在他十多年内(1774—1787)钟爱有加的爱格蒙特和神魔范畴之间还存在着联系(参见1813年4月4日日记);在写于1830—1831年间的《诗与真》第四部里,爱格蒙特遮蔽了拿破仑。

[31]《西奥多斯乌斯著作抄本》,ⅩⅥ,第1—2页。转引自哈纳克:《马克安》,第366—367页。但是,在公元412年赦令的第15条第5款,还是将异教团体称为“教会人士”。里默尔有一条记录,时间不太准确,约为1803—1814年间,参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746页。1807年6月2日,歌德又一次提到青克格列夫,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58页。

[32]Denzinger-Umberg:《象征符号手册》,第225号。公元553年,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宗教会议颁布这一法令。《格言与反思》,第1039条,见《歌德全集》,卷Ⅸ,第631页。

[33]M.埃尔策(M.Elze):“古代教会的教义概念”,见《神学与教会杂志》,61(1964),第421—438页。1786年2月20日致赫尔德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911页:“谁爱上帝,谁就不在乎上帝反过来是否爱他……”1819年,歌德还对阿黛勒·朔彭豪尔(Adele Schopenhauer说,他总是“很幸运地……把斯宾诺莎的书翻到了那个最重要的段落”(《歌德全集》,卷ⅩⅩⅢ,第44页)。

[34]尼采:《为哲学写作而准备》(1872),参见Musarion编:《尼采全集》,Ⅵ,第31页。路德:《反经院神学论争》(Disputatio contra scholasticam theologiam),1517,No.17:Non potest homo naturatiler velle deum esse deum,immo vellet se esse deum et deum non esse deum。

[35]宗教改革命题即上引路德命题。

[36]路德1517年发表了著名的第95条肯定命题,其基本要点是反对教会公开发行赎罪卷,否定教皇对炼狱的权力,以及考虑罪人的福祉。具体参见罗伦培登:《这是我的立场:改教先导马丁·路德传》,陆中石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3年,第55页。

[37]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2(见《布克哈特全集》,Ⅵ,第44—45页)。斯宾诺莎:《伦理学》,Ⅰ,第14命题。

[38]歌德曾经把他自己那位玩世不恭的犬儒朋友默尔克同梅菲斯特相提并论。

[39]尼采:《为哲学写作而准备》,参见Musarion编:《尼采全集》,Ⅵ,第29页。1784年11月9日致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11页。

[40]1784年11月11日致克内贝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11页。

[41]1785年11月18日致克内贝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89页。

[42]1785年1月12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34页。

[43]1778年5月19日致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94页。

[44]archaische可能有三层意思:过时的,古代的,以及〔同希腊语Archai相联系的〕“开端的”。汉语无法用一个词语同时传达这些意思,权且用“太古”一词勉强翻译。

[45]“如何用锤子来从事哲学思考?”,是尼采《偶像的黄昏》(1888)一书的副标题。参见David Luke《歌德传》中的英译,渊源待考。

[46]奥康:《章句论疏》(Wilhelm von Ockham,Sentenzenkommentar),Ⅰ,q.42,F:“Deus potest facere per plura quod potest fieri per pauciora.”从这个角度看,普遍性乃是教义论原则最纯粹的表达。奥康考虑的问题是:上帝是否直接体现他的行为效果,而不借助于派生的原因之干预。他认为这个问题在理性上是无法否定的,也就是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能从“绝对潜能”之中引申出来。至于这个原则对于清除中世纪“地心说”的重要性,参见布鲁门伯格:《哥白尼世界的起源》(Die Genesis der kopernikanischen Welt.Frankfurt,1975),第149—199页。让·保罗:《美学初阶》,Ⅲ,第3页。

[47]1773年4月25日致克尔纳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196页。

[48]1777年1月8日致拉法特的信,“附记”,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56页。后来,他还在写给拉法特的信中表示:“甚至,我还怀着比这些书信之中更多的快意来想像和赞美你的基督……对于你的这种快乐,我毫无妒意,因为如果没有这份快乐,你将无限悲哀……当你剥去苍穹之下千百只鸟儿的羽毛,好像它们惨遭暴力那样,而用它们来装饰你那惟一的天堂神鸟,我只能认为这样的做法极为不公正,而且简直是抢劫,完全不合乎你的善意。”(见1781年6月22日的信,《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99页)

[49]见1917年5月30日罗森茨威格致格特鲁德·奥本海姆(Gertrud Oppenheim)的信,载E.罗森茨威格编《书信集》(Berlin,1935),第210页。《K.A.法恩哈根·冯·恩策日记》,L.Assing编,卷Ⅱ,第194页;1843年6月26日:“吕勒将军告诉我,歌德曾经亲口对他说……”

[50]göttlich,略带嘲讽之意,指一个人轻浮,夸夸其谈,华而不实。在当今汉语口语之中,人们常说某人“神得很”,就近似于德国启蒙时代滥用“神性”、“天才”等字样的情形。

[51]1788—1789年席勒致C.G.克尔讷(Christian Gottfried Körner)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178页。席勒获悉歌德第二个“普罗米修斯计划”,他再也感觉不到,这个计划同他曾经以十分接近这种自我意识的方式在歌德那里所觉察到的东西之间还存在什么联系了:“他现在一头扎进了古希腊悲剧风格之中,主题是普罗米修斯的解放。”(1795年4月110日席勒致克尔讷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223页)

[52]1808年2月1日致里默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82页。

[53]K.莫姆森:《克莱斯特与歌德的斗争》(Kleists Kampf mit Goethe),海德堡,1974年。毋庸置疑,笔者大大地受益于该书,在下列论述之中不再一一注明。

[54]伊拉斯谟:《名言集》(Adagia),V,1,第95页,语出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第1044行(见《索福克勒斯著作精选》,W.Welzig编,卷Ⅶ,第596页)。

[55]安瑟伦:《上帝如何成人?》,“序言”:“ac necesse esse ut hoc fiat de homine propter quod factus est,sed non nisi per hominem-deum;atque ex necessitate omnia quae de Christo credimus fieri oportere.”蕴含在他的“人类救赎”教义之中的对等原则显然也已经被理解为审美(或者干性的)对称体,理解为“inenarrabilis nostrae redemptionis pulchri tudo”(Ⅰ,p.3)。在隐喻之中也同样如此,这种明确的审美成分对于安瑟伦反驳波索(Boso)在对话之中提出的质疑、辩护伟大模式的神话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波索的种种质疑可能被归结为这么一个简单的说法:当它本来可以简明地论证时,为什么又如此繁文缛节?或者,“Quomodo ergo indigebat deus,ut ad vincendum diabolum de caelo descenderet?”(Ⅰ,p.6)《哥罗西书》2:14的神话记录被上帝之死化为乌有,现在再也不是指那种把人的权利转让给魔鬼的契约,再也不是指因为原罪而得到的东西,而是指上帝对罪人的赦令:“Decretum enim illud non erat diaboli,sed dei”(Ⅰ,p.7)。安瑟伦如此轻而易举地宣告,他再度占有了基本神话。卡尔·施米特:《政治的神学Ⅱ》,柏林,1970年,第116页(格雷高里的命题引自《神学讲道》[Oratio Theologica],Ⅲ,第2页)。

[56]德语中每个名词的首字母都大写,当棱茨在戏剧中提到“父亲”时,有时是指女主人公的父亲,有时可能是指“圣父”,在此我们尚不清楚本书作者是在字面上理解棱茨笔下的“父亲”,还是以隐喻的方式指称一神教的“上帝”(圣父)。

[57]M.Dibelius:《保罗在亚略巴古》(Heidelberg,1939),参见《海德堡科学院会议报道》(Sitzungsberichte der Heide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hil.-hist.Kl.),1938—1939,No.2。谢林:《神话哲学》(Philosophie der Mythologie),1856年初版,达姆斯塔特,1957年再版,Ⅰ,第481页。

[58]这里本书作者转述了歌德的一句格言:“如果上帝在意人类按照真理生活与行事,那么,他就必须分别安置物质世界。”在其另一著作《现代的正当性》之第三部第一章“追溯苏格拉底的转向”开篇,他就引述了歌德的这句格言。这句格言出自《歌德与洪堡谈话录》,贝克编,柏林,1959年,第249页。

[59]维歇尔:《作品选集》(Ausgewählte Werke.Berlin,1918),Ⅲ,第23页。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段引文体现了19世纪德国自述作品的典型风格。席勒致卡罗列妮·冯·梅克伦堡(Karoline von Mecklenburg)储妃的信,魏玛,1814年7月2日,见《席勒与友人》(Charlotte von Schiller und ihre Freunde),斯图加特,1860—1862年,Ⅰ,第6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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