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诸神之争
对一个火成论者,我无话可说。
——“歌德与子书”,1822年7月29日
在歌德的意识中,普罗米修斯素材如何能发展为一种理解自我与世界的中枢心灵间架(zentralen Konfiguration)?歌德毕生锲而不舍地接近这一神话,并一再为之所动,一如他同样只对浮士德神话情有独钟。从这么一种心灵惯性(Disposition)当中,能否把握到某种隐秘之情?人们也可能将这种倾向称为“歌德与神话的亲和力”,笔者则想对这种倾向作某些方面的展示。
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不仅天生喜欢编故事,而且在她的想像世界里总是肆无忌惮地自为中心。然而,当她述说一宗她根本无法杜撰的故事时,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她。她说,歌德的母亲曾经告诉她,1755年里斯本大地震后,年仅6岁的歌德为这么一个难题深感困扰:里斯本地震有何正当性可言?歌德的母亲回答说:“里斯本地震掀起了革命的浪潮,二者之间的联系将再次显示在‘普罗米修斯’身上。”[1]这位母亲的回答极其颖慧,然而也蕴含着重大意义。
当然,正如在其他场合一样,一个儿童对于世界意义的信仰所蕴含的隐性反抗,只能是一种猜想而已。我们无从假设,早在他第一次构思“普罗米修斯”的计划时,歌德的母亲或许就已经有过某些探问。然而,即使是作为一个纯粹的猜想,我们仍然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不妨把深深地渗透到歌德生命根基的这种“普罗米修斯式的反抗”理解为往后一切事件的决定性力量。1809年,歌德亲口告诉里默尔(Friedrich Wilhelm Riemer):他在6岁时就沉思默想,但并不理解,在里斯本地震中,上帝何以不像《新约全书》所说的那样,对妇女与儿童一点也没有爱心。
首先,我们必须细致地研究一下:为了揭示母亲所探测到的那种特殊的关联,作为孩子的歌德究竟想说点什么。听完一场教堂布道,歌德和他的祖父一起回家。这场布道可能展开论述了一种自莱布尼茨之后流行的神正论,那就是在震惊欧洲大陆的灾难面前试图辩护造物主的智慧与善良。歌德的父亲试探孩子,他究竟从这场布道之中学到了什么。也许,孩子复述的内容仍然毫无新意,尽是那些大家都熟悉的陈词滥调,比如中间王国介入神学与形而上学之间。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用自己独特的解释方式寻求自己与众不同的独特逻辑:事情也许比牧师所想的要简单得多。因为,上帝既然允许地震发生,那他一定知道“厄运无伤不朽灵魂”。之所以说令人惊讶,是因为他是从受害者的神圣不可侵犯的角度来把握问题,而非认同上帝行为的神秘正义。我们马上想起《普罗米修斯》颂诗略带夸张的开篇:“可别动我的土地,我依然站立……”这个意象也许就是他的母亲从诗歌中认出的隐性思想原型。
固定这一思想取向的,正是这么一个事实:毫无疑问地对立于布道牧师的见解,作为孩子的歌德很少考虑如何辩护上帝的正义与善良。他所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上帝让地震发生了,那么他对那些为地震所害的人究竟做了什么?又从他们身上得到了什么好处?只要无法如同依据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那样地依据实践理性的绝对效用来假设上帝的道德和上帝的存在,那所有的“究元决疑之举”都必须以上帝权力之限度为中心运转。而上帝权力之限度只能存在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所否定的主体实存性的条件之中。灵魂不朽,作为形而上学的古老桂冠,也就只能被看作任何权力都不得侵越的一项常量。
这幅孩子气的心灵景象将上帝称义戏剧的最后一幕呈现在我们面前:柏拉图以灵魂选择命运开始了这个神话,而奥古斯丁仅仅是为了清除上帝,让人类为世间恶(die Übel in der Welt)自负其责,创造了人类的自由,从而为这个神话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解释。按照这个前提,降临到人类头上的厄运(malum,Übel)仅仅是平衡其所犯罪恶(malum,Bösen)的等价物。毫无疑问,这种被发现的自由同时确立了“自由之动因”[2],而这是无法通过自然因果律来把握的。归根到底,它正是通过世间恶(Weltübel)让自由之动因遥不可及,故此便把他造就出来作为责任的承担者。而这就是歌德在孩提时代就已经达到的境界:被神正论消融于智慧与正义的世间恶仍然伤及人类,但无损于他自己的实存。正是这么一个基本理念将决定《浮士德》一剧的终局——虽然合法地赢得了那场赌博,梅菲斯特还是无法占有浮士德不朽的灵魂。
不论是谁,只要他可能认为,人类在里斯本大地震中并不像他们所相信的那样幸福,那么他就没有理解他自己的那份永远无法磨灭的灵魂。而今,我们几乎无法断定,能否用康德的“误谬推理”(Paralogismen)[3]来说服歌德放弃人类存在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作为一个老人,他仍然还会说,用这种方式思考死亡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这样的想法一点也不会让我苦恼,因为我坚定不移地相信,我们的灵魂是绝对不会被自然摧毁的存在物……”[4]但是,用这么一种超强意志来解决神圣不可侵犯的问题,这样的说法不仅并非惟一的方法,而且还可能是一种极端空灵的方法。奥古斯丁的概念制序之中,为了克服灵知主义将存在的基础判然二分而呈现的善恶对峙的威胁,“自由”负载着罪孽世界的责任。令人得到慰藉的想法是:一个对人类更加友好的存在物可能救赎人类,使其免遭世事的折磨,使其从一条无法遵从的律法之下解脱出来,从此永不犯罪;但所有这一切慰藉,都随着一个无情的观念一起丧失了:世界的本质完全源自人类的自由以及他最初的堕落。在早熟儿童约翰·沃尔夫冈(歌德)的神正论中,人们可能已经觉察到了一种端倪:再一次将人类的严格责任构想为一个“人为中心”的神话复合体。
年仅6岁的孩童歌德指出,上帝确然“知道”人类灵魂不朽,因而不幸最终也不会主宰人类,但这严格说来并非“一神论”观念。这至少可能造就一种限制上帝可控权限的处境,而在这种处境下,人类是上帝的造物,但这个造物者同里斯本地震中那个残害世间生灵的上帝可能不是一回事。只要歌德从其早期记忆中发掘出人类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以最为粗略的方式辨认出其中的普罗米修斯神话,上述说法就构成了觉醒的前提。神话想像可以把一个不同的神祇变成人类的恩主,与之不同的另一个神祇能够制造恐怖与自然灾异,但永远不可能摧毁人类的想像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古典神正论之中严格的一神论教义即便没有被颠覆,起码也已经被削弱,那么《普罗米修斯》颂诗在逻辑上就可能源自歌德孩提时代的思想。
如果歌德本人在落笔于1813年的回忆录当中,并没有真诚地陈述他对于普罗米修斯素材的某些亲和关系,那么,架设在隐性深渊之上的桥梁就不堪一击,岌岌可危了。“一个美妙的思想,一种诗化的思想,就是把人类呈现为一种特殊的造物,其创造者不是主宰世界的最高掌权者,而是一位居间人物,他作为古老王朝的后嗣臣民,无论如何都配得上这个十分显赫地位……”[5]但是,只要人类的起源与世界的起源判然二分,灵知主义就必然出现。不过在这里,由于“居间人物”这个特殊表达,由于歌德放弃了对造物主形象的评判权,由于他使用不确定的多元构架来勾勒神圣王朝与诸神谱系,灵知主义就被规避了。一条通途得以敞开,通过压制以及消灭一个二元论玄学家,审美多神论者歌德便沿着这条道路成其所成。这就让他在《诗与真》中把这一美妙的诗化的基本思想同普遍化过程联系起来:“……正如,确定无疑的是,广义的希腊神话体系乃是神性与人性象征符号的不竭宝藏。”就在他以这种方式强化同普罗米修斯素材的关联的同时,他像一个体系建构者那样宣称(所以绝非偶然,他是在写给雅可比的信中作出这番表白的),他对一种“三元”神学情有独钟:“就在下本人而言,身上总有多种倾向并存,因而不能满足于一种思想方式;作为诗人和艺术家,我是一个多神论者,但作为一个自然探索者,我是一个泛神论者,这些都是我的坚固信念,难分彼此,无有高下。如果作为一个道德的人,我需要一个人格化的上帝,那么这种要求已经被同时顾及到了。”[6]
随着里斯本地震而烟消云散的神正论,在一个6岁儿童眼里已经面目全非。在这短暂的插曲之后,我们必须发掘歌德少年时代的另一段间接记录,这段记录呈现了歌德的父亲在拉丁语学校发生的故事。法兰克福档案馆收藏了歌德孩提时代的一个练习簿,其中除了其他一些材料之外,还包含一份德语到拉丁语的翻译练习,签署在上面的时间是1757年1月,要求翻译的文本显然是出自父亲的手笔,而口授给上课的一组学生,他们每个星期天轮流在不同父母家里集中上课。[7]显而易见,有一幕父子用拉丁语对话的场景发生在大希尔施格拉本的一个无忧无虑的市民家里。
父亲要去酒窖,儿子问是否可以同去。首先,为了语法上的工整简明,他必须说为什么要同去。孩子回答说:他希望想出一个可靠的办法,把挥发出来的酒再次灌进大酒桶里。像其他一切家长一样,歌德的父亲对于这么一个教学意图并不信以为真,甚至还怀疑他的儿子别有用意。然后,他的儿子承认,他想看看房子的奠基石(lapidem fundamentalem)和地窖的拱心石(lapidem clausularem)。我们无从得知,这么一种穷根究底的欲望是否得到了父亲的赞许。但是,当儿子面对通往地窖的黑暗台阶而犹豫不前时,父亲许诺说很快就会见到光亮,而这同他的时代及其对教育的信靠同出一辙:“儿子,小心往下走,再往下,你马上就能看到光亮。”儿子将这句话翻译成拉丁语:“descende mi fili provide et mox infra lucem invenies”。事实上,这是以教育方式颠倒了柏拉图的洞穴寓言,结果其中的涵义就变成了:通过地窖的入口,有一道微弱的光亮,就足以驱逐黑暗之中神秘的事物。
当找到奠基石和拱心石之后,父亲要求儿子回忆那次让他摆放奠基石头的仪式。对话的高潮部分是追问——看到奠基石的时刻,他想到了什么。在对话之中,尽管为了翻译练习而作了某些修饰,但绝非杜撰,父亲的意图是原原本本地再现儿子的回答,并予以指点和略作调整。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此所处理的,就是一份最早的源始文献片段,可惜在歌德谈话录的编辑过程中变成了沧海遗珠。
按照父亲的笔录,儿子的回答是:“我认为并希望,在世界末日,它(奠基石)马上就可被移开。”[8]然而,在父亲看来,如此漫长的时间简直是过分要求,但以委婉的方式提出警告,并加以限定:“……那我们只有把这活儿留给上帝……”从接下来的对话中,我们还得知儿子一意孤行,硬是坚持认为现存的房屋结构是稳定的。很明显,地下酒窖只是后来才建造的,因为儿子不无惊讶地发现,尽管在建造酒窖期间凿空地底和支起架构必然带来诸多危险,然而人们还是继续安全地住在屋里。我们不久还会发现,这位父亲是一个精于算计的管家,他以一个书记员的身份支持他儿子的美学探险;而在这次对话中,他对下一代的劝勉也极其富有个性:勤俭节约,不要过分享用陈年好酒,以便让芬芳美酒也能泽及后世。
整个对话情境几乎就构成了进入市民社会共同体的成年仪式。最后,一切都真相大白:父亲没有让回答问题的儿子空手离开,而是在黑暗的地窖里递给他一片从来没有见过天日的木块,这是他从一艘轮船的桅杆上砍来的——哥伦布曾经乘坐这艘轮船,发现了新大陆。儿子答应父亲,一定将它妥善保存。
如果我们就此认为,一个8岁的孩子坚持认为房屋的奠基是稳定的,同时将房屋的存在与世界本身联系起来,而且在整体上让人意识到一年之前里斯本地震情景给他造成的创伤,那么,这可能是一种言过其实的阐释。但是,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一下这种生命及其纹理,则可以看到,孩提时代的歌德对于奠基石和地基的立场构成了一个独特的隐喻,表征了主体对世界的立场——如果有一个词语还没有用旧,那么我们应该十分确定地将这种立场称为“生存论立场”(existentiell)。对此,我们还有更多的话要说。
1823年,一个美丽的秋日,艾克曼沿着通往埃尔富特的道路散步,碰到一个年迈的男人,在交谈中,我们得知他从前是歌德的贴身仆人,名叫苏托尔(Christoph Erhard Sutor)。艾克曼请求他回忆一下侍候歌德的二十年来发生的一些故事。苏托尔说,有一个午夜歌德叫醒他,当他走进歌德的卧室,发现他把屋子另一头的一张铁床推到了窗前,以便躺在床上夜观天象。歌德问他,是否注意到天上有何异样。苏托尔说,什么异样也没有,于是歌德就让他去问守夜更夫,是否看到天上有异样。苏托尔回来时,歌德依然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望着天空。苏托尔必定只能告诉他的主人说,天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异样的东西吸引住守夜更夫的注意力。然后歌德大声对他说:“听着,苏托尔,我们正在经历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在经受一场地震,或者将要经受一场地震。”然后,他又告诉苏托尔,他是依据什么征象得到这个结论的。天空乌云密布,十分闷热,根本就不可能看到一颗星。歌德究竟向他的男仆出示了什么样的征象?不得而知。然而正如在其他时刻一样,我们必须相信他。男仆苏托尔“坚信他的话,因为他的预见永远正确”。次日,宫廷内的公爵以及他的那些臣民都拿歌德的观察信以为真。几周之后,便有消息传来,“就在歌德观察天象的那个晚上,一场地震将意大利的墨西拿城化作断垣残墙。”[9]史载的这场灾难,应该发生在1783年2月。
同艾克曼记录的与苏托尔谈话的内容相关,歌德在1823年12月21日的日记里也记下了苏托尔“流传开来的天象故事”,但是我们却不能据此得出结论说:他自己的记忆没有保留,甚至没有包含地震遥感关系的现象。恰恰相反,只要他的记忆清晰而有意义,他可能就只是需要一条数据记录,否则他就可能像在其他场合下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对人所共知的“重大事件”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了。他一点也不喜欢提及自己对于神秘征兆的特殊兴趣。
事实究竟如何?1783年4月6日,歌德给施泰因夫人写了一封信,其中可能吐露了某些信息。他说:“今夜,我看到东南方的天空有一束北极光。但愿不会又是一场地震,因为这种光亮是极不正常的。”这个“今夜”无论如何不是指2月5日夜晚,那天夜里歌德已经知道地震摧毁了墨西拿;与那场地震而非天象相关,信中说到“又是一场”,恰好说明是两个而不是一个日子。作这么一种猜想,会不会得出在那一夜之间首先产生了地震与天象之间紧密相连的结论呢?如果在两个月之前就已经观察到了天象,歌德就无须证明这夜现象之反常性。然而,在苏托尔的记忆中,两个月前发生的事情同这次事件是判然两别,寅卯分明的。但是,他又不想看到,自己的明晰记忆玷污了巨人歌德所具有的未卜先知的非凡天赋,而惟有这种天赋才配得上歌德及其万物一体的观念,正是这种自然观激励人们总是以互相参照的方式来看待一切反常现象。因而,歌德本人也不会反对艾克曼记忆之中对苏托尔的转述——他同样认为,这些现象显然不是反常的。
两年之后,歌德从项链事件[10]中觉察出法国以至欧洲赖以存在的政治基础开始动摇,这种敏锐的感觉同样是一种遥感。同年,他又第一次感觉到了另一次震荡:那就是他的《普罗米修斯》在那些高贵的人之间引发了一场“潜伏在一个非常开明的社会中的分裂”,而这只不过是已经敞开在其邻邦的那个“深渊”的对应事件而已。或者说,只不过是一个隐喻,同支撑着在世生命的基础休戚相关。
对于自己脚下根基的忧虑绝非只是对于分裂与深渊的忧虑。害怕在昂首问天、瞩目苍穹和与日月齐高的过程中丧失根基,同样的忧虑也已经体现在《人性的限度》(Grenzen der Menschheit)当中:1780年,埃利希·施密特(Erich Schmidt)将这个概念描述为一种“对普罗米修斯的快乐戏仿”(getroste Parodie des Prometheus),因为宙斯已经成为旷古时代人类之神圣祖先,他将仁慈的闪电抛射于大地,从而激起造物心中孩子般的敬畏。在那里,我们发现了某种东西,而必须授予其更多的权能,称之为对普罗米修斯素材的“研究”。“不要让人类以自身为尺度去测度诸神。”(Denn mit Göttern/Soll sich nicht messen/Irgend ein Mensch.)早期普罗米修斯的立场与《人类的限度》互相对峙,势不两立,尽管《人类的限度》仅仅在数年之后才发表出来。渴望扎根于大地的人,就无法触摸到头顶上的星辰。与之相关的海难意象也出现了:人类漂浮在不息翻滚的河流上,巨浪将他高高抛起,又让他陷入灭顶之灾。立足于“稳靠而又持久的大地上”(Auf der wohlgegründeten/Dauernden Erde),却并非波澜不惊与高枕无忧——这就是普罗米修斯之伟大创举的代价。[11]1799年7月25日,歌德在日记中表示,他祈求旁观的神祇勿要嘲笑他的“奋争、抗争与苦痛”——“尽其所能地微笑,护佑我吧!”
在水成论与火成论的论争中,歌德所抉择的立场同样是基于一种基本的忧虑——忧虑脚下大地是否稳靠,这种忧虑由来已久,可以溯至其孩提时代里斯本地震给他造成的深刻印象。水成论与火成论之争源自启蒙大业,那就是要从《圣经·创世记》确定的世界起始禁令之中解放出来,追溯宇宙的内在构造力量,特别是地球表层的构造力量。在创世的第二日,神就命令将天空之下的水和水之上的天空分开;借着这道外来的命令,《圣经》就为人类生命确定了稳固的基础。反之,火成论者提出一种自内而外的暴力构成理论来解决世界起源问题,而这几乎是以一种栩栩如生的方式认可了纯粹的内在性。大地自在地赋予自身以最终的面相。启蒙论者无论如何颖慧,也仍然不知道沉淀过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才有可能让“水”获得一种和“土”同等的创造力量。在同《圣经》创世故事的竞争中,火成论者很快就逾越了其创造力理论。1790年,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在福斯特尔的指导下完成了其处女作《矿物学理论》(Mineralogischen Beobachtungen),并把这本书献给了福斯特尔。在这部书中,洪堡不仅系统地论说了玄武岩对人的性格及其可控程度的影响,而且还细致地批判了罗斯托克(Rostock)的维特(Samuel Simon Witte)教授。按照维特的说法,古代埃及的金字塔、黎巴嫩巴勒贝克(Baalbek)和古波斯珀塞波利斯(Persepolis)的废墟、南美印加人(Inka)的建筑,都是岩浆喷发和玄武岩自然形成的产物。火成论者尝试在每一个池塘里寻找环形湖模型,这种做法让洪堡对他们的理论成就不以为然,甚至敬而远之。直到1799年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滞留,1805年登上维苏威火山,他才开始注意火山现象。根据他在《宇宙秩序》(Kosmos)第15卷的记述,他是在1825—1826年之间下定决心,支持“火山起源于花岗岩”这一学说。但是,在另一方面,水成论与浪漫主义之间的隐秘关系被略过了:不仅有诺瓦利斯(Novalis)、巴德尔(Franz von Baader),还有西奥多·克尔讷(Theodor Körner),他们起码都是在隐喻的意义上,从维尔讷(Abraham Gottlob Werner)的“地灵说”(Geognosie)中引申出了对采矿活动的偏爱,以及对火的造物功能的厌恶。[12]
在歌德看来,问题不在于决断科学之争。相反,他徘徊在两个基本隐喻之间,必须选择一个来表示脚下基础之稳靠性,或者说我们生活世界的基础之稳靠性。在写给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中,他描述了其他几次地震的情形:“大地还在抖动。在克里特岛上,许多地方已经沉陷,但是我们正处在古代世界的海底,仍然感觉不到动荡,正像现在的海底一样。”[13]然而,我们却不能更准确地理解,花岗岩理论在什么程度上激荡了歌德的情感;在作于1784年1月的一篇论文中,他以文学方式描述了这种情感的结果,或许这种情感与其构思当中的《宇宙罗曼司》(Roman überdas Weltall)有关;根据波提格尔对于这种情感的描述,歌德发现“在花岗岩的组织结构之中包含着只能用神秘来解释的神圣三位一体”[14]。
《论花岗岩》(Abhandlungüber den Granit)和他的水成论地理学描述了多种地理形式。运用这些形式,歌德上承伏尔泰嘲笑莱布尼茨和蒲柏(Pope),静观已经上升的大地之基,进一步讨论了世界信仰的式微。最后,从这一点上看,项链丑闻引发的震荡已经过去了二十五年,此后便再也没有任何机会以同样的方式将歌德对拿破仑的看法理解为对一种牢固的新型政治基础的基本体验了,不管按照他后来的看法为获得这种稳定性将会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
1814年,当歌德回顾《普罗米修斯》的起源时,神话人物的审美反抗也被转化为一种努力获得稳固基础的壮举。歌德说:“当我寻求自己独立的保证时,我觉得我的创作才能是自立最稳固的基础。”这是一种完全由他所独具的自然天赋,因为“它不是外力所能助长或者妨碍的”。这就必定是歌德的想法:“于是我便想把我自己的一生建筑在这种才能之上”。“这个念头化成一种形象,古代神话中的人物普罗米修斯便惹起我的注目。据传普罗米修斯与众神绝缘,从他自己的作坊,造出人类。”[15]
如果我们向《普罗米修斯》残篇和颂诗投去一道新的目光,马上就会首先意识到,歌德以什么方式渐渐将同一性定位在他的生命形式与生命教规之间。“可别动我的土地,我依然站立……”这行颂歌突出地表达了对世界体验的最深切的忧虑。让我们再看一年前的戏剧残篇,其中也以一种更少直觉的方式表达了这种忧虑,不过这种方式也更加接近于6岁的歌德对于不可侵犯的灵魂所持的基本信念。现在看来,这种信念更接近于斯宾诺莎的永恒哲理(Bestandstheorem):
我们都是永恒。
我想不起自己的开端;
我拒不服从终结的召唤,
也看不到任何一种结局。
因此,我乃自有永有者。
歌德于1773年第一次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学说。但是,出乎意料的是,从影响的效果历史角度说,恰恰因为他的颂歌并非按照论证逻辑来展开,而是以隐喻的手法呈现,因此这首诗已经同他对斯宾诺莎学说的最初印象相去甚远。[16]
理所当然,我们获得安身立命之根基的方式乃是生活世界的必要构成部分,而我们同时只是把这一构成要素当作生活世界所受威胁的结果,也就是说,是否定生活世界的结果。在《浮士德》第二部第一幕的开端,浮士德从格蕾琴悲剧的阴影中浮现出来,“在快乐的芳邻之薄暮时分”,“躺在繁花似锦的草地上”,而突然醒觉,感悟到一种新生,他不仅惊讶地发现他仍然活着,昨夜依然如故,而且首先是他脚下的大地依然坚实,坚实地支撑着他。在《潘多拉》中,按照神话的基本学说,这幕被当作反对锻造、抵制造物神之利用而讴歌的场景——“大地依然稳固!”在浮士德看来,这不啻是对一种在灾难之中依然控制着他的稳靠性的经验:“你大地,昨夜依然如故。”在这两出戏中,本来可能有所不同的场景,却把几乎无法承受的巨大危险,转化为一种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而必须被取消的基本嫌疑。
然而,在读《潘多拉》和《浮士德》第二部之序曲“宜人的佳境”时,我们已经抢占先机,以至于追寻到了“地震遥感的经验”向“基础稳靠的隐喻”转化的轨迹。18世纪80年代上半叶,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表明,歌德及其存在前提借以维系的稳定基础,再也不复是理所当然地作为他的“生活世界”之构成部分的东西了。
1781年,歌德第一次提到《宇宙罗曼司》的写作计划。这份计划已经具有了浪漫情调,因为最适合于教谕诗的对象现在可能被认为是“小说”(罗曼司)。在这个关节点上,歌德警告天生轻信的拉法特提防卡格里奥斯特罗(Cagliostro)的“江湖骗术”。歌德说,“有迹象而没有确切信息表明,有大量的谎言潜藏在黑暗之中。”歌德试图用形象来触动不善怀疑的拉法特,这一形象肯定了地下实际发生的事件与地上可能发生的事件之间难解难分的谜团。
相信我,我们的道德政治基础正在为地下过道、地下暗室和地下阴沟侵蚀,正像许多大城市经常发生的事情那样,可是,对于这种整体居住环境,也许无人去想,无人有所感触,只有那些深知这些秘密的人才更能理解这种危境:在一个地方一个时刻,大地正在沉陷;在另一个时刻另一个地方,裂缝里正在冒烟;在第三个地方第三个时刻,人们听到一些奇怪的声响。[17]
在此,我们领会了何谓“塑造生命的情感”,领会了这种情感显现在隐喻之中的方式。
三年过去了,时间到了他写作《论花岗岩》的年头,歌德给正在瑞士旅行的卡尔·奥古斯特大公(Carl August Von Sachsen-Weimar)写信,报告国内事务的发展,说到也许一切努力可能终属徒劳,因为更大范围的政治构架都被动摇了。当歌德向大公报告这一切的时候,他显然影射了当时的政治情境以及大公国的衰微。“但是与此同时,我们还是一如既往,像蚂蚁一样地做事,好像根本就没有发生地震这样的事情。”[18]在这些年头,歌德基本心态的本质,是惟恐天下大乱,根基不稳,以及厌恶一切分裂的倾向。政治动荡之后一年,1788年8月9日,他在罗马给《行者安东》(Anton Reiser)和《诸神论》(Götterlehre)的作者莫里茨(Karl Philipp Moritz)写信,再次表达了这种心态:“当我临近裂缝,我听到了你的警告,而迫不及待地抽身而退……”[19]
我们有没有根据认为,歌德已经意识到,对大地震的遥感让他有十足的理由实实在在地把历史行程体验为世界的没落?再也不值得感到意外的是,在他为庆祝拿破仑的衰败而作的那个差强人意和矛盾百出的剧本《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Des Epimenides Erwachen)里面,立即呈现了两次地震灾难,象征着他的历史体验之中两次巨大的没落。万物赖以建基的大地缺乏安全感的意识被双重化了,但只有等到他在坚实的土地上遇到拿破仑以及这种稳靠根基坍陷之后,这种双重化的意识才进一步成型。在戏剧当中,与高贵的拿破仑之覆灭的对应关系恰恰在于,重建人间幸福依赖于同一原则——不复具有从前时代的稳靠感了,也就是说,基础被侵蚀了。在第二场戏中,希望的寓意形象表达了这一原则:
在地层之最深处,千疮百孔侵蚀着人间王国……
大地同样在沉陷,
折去这个狂妄帝国的寿命。[20]
曾几何时,还只是一条裂痕和一种潜在危险的事情,在戏剧中却成了未来历史的惟一前景。在这里,歌德公开陈述了这些启示录的主题,听起来可能像是成功地巩固了基础之后的慰藉之词,不过作为指点人们通往另一种未来的教谕,这些主题构成了一种宿命论的乌托邦终末论:“宇宙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毁灭,而且感到更惬意。”
部分对应关系还在于,歌德过去一度用觉醒的厄庇米尼德斯形象来夫子自道。[21]那是他从意大利归来不久,深深感到自己疏离于魏玛的现实之外,在一个特定的时间,莫里茨仍然认为他听到了警示之言,要他远离地上的裂缝:“现在我的体验就是觉醒的厄庇米尼德斯的体验。”[22]
这同时是他为1789年撰述《日记与年鉴》(Tag-und Jahreshefte)的时间。当时他指出,“法国革命如火如荼,举世瞩目”,他几乎没有时间沉潜于魏玛的环境与实务。但是,他又补充说,早在天崩地裂的历史事件之前四年,项链丑闻给他造成了“一种难以言喻的预感”。歌德曾经对拉法特报以警示,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影响直接把江湖骗术延伸到了政治事务之中,以至于不能完全分辨谁是骗子,谁是受害者。一桩可疑事件的阴影不可逆转地笼罩着皇后,而歌德对遥远事件的反应显然同这一重大事件不可相提并论;这是遥感,正如对墨西拿地震有所预感那样。“城市,宫廷,自存于此的国家,敞开了非道德的深渊,在我看来,这一深渊犹如幽灵出没,产生最可怕的结果,他们的出现让我久久不能释怀……”甚至对歌德而言,这种断言的强度显然动摇了其记忆的稳靠性,使之更加值得怀疑。但是,也有那么一些见证者,只有在四年之后才敢于表达对于当时怪异行为的看法,因为他们当时在不同的意义上认为一切都形迹可疑。真是一点也不正常啊!——“当这个事件的消息初次传来,在这个国家与我们朝夕相处的朋友们,却在很久之后,即法国革命已经爆发的时候,才向我坦然相告,那时他们认为我就像疯了一样。”[23]
我们再也不会拿天才时代的疯狂举动来责备这种行为。隐士般的孤独塑造了一种非常虚假的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生活只是因为“魏玛贫乏的生活”才成为可能。[24]这种虚假的生活完全依赖于那种通过一种迂阔的明哲保身的体制而得以维持的内在一致性。对于外在事件之委顿无力的感觉,歌德的反应过分强烈。他的人生境界指向了个体自律的权力,企图以本真的方式独自“谋生”。歌德与强权人士结盟,包括与魏玛公爵往来,其基本用意都永远在于不让那些强权人士位居他自己之上,不管他们对于剪除异己是何等必要。其中自有待人接物之道(方法)。就他和诗人席勒的关系而言,他曾经一言以蔽之,而这种自我表达构成了自我断言的精粹:“每一个人都自有局限,而仅仅是为了活命,必须渐渐养成为己之道(方法)。”[25]
为了完全进入内在自我塑造的主体性领域,就必须将“方法”一词排除在现代笛卡尔主义的客观性意向之外。然而,这一学说的意义构成,比如人际与代际之间毫无保留的交流,则完全被忽略了。所谓“方法”,非他,恰恰就是父辈们永远学不会而逆他们旨意而成长的东西。歌德对里默尔解释如下:“方法无论如何是主观的,因为客观对象毕竟不是什么陌生的东西。方法是无法传授的,一个需要同样方法的个体必须自为地找到方法。真正说来,诗人和艺术家有方法,因为对他们说来重要的是修理某些东西以及将它们呈现在自己面前。”[26]在项链事件发生的始末,歌德本人的言行也是一种征兆,预示着他在魏玛头一个十年所习得的“方法”一定会破产。就在这个秋天,歌德再次在雅可比的《斯宾诺莎》中找到了他自己创作的《普罗米修斯》颂诗片段。
春江水暖一般的敏感宣告了一个崭新纪元的降临,自此以往就再也无法辩护以及履行我们独一无二的生命构想了。仅当形式上的异己转而留意于歌德身上的独特性——仅当拿破仑留意于《少年维特的烦恼》,这一个新纪元才算开始。从他第一次强烈地震惊世界的角度来看,我们才能真正领会这样的事实:仅当歌德不只是以其独特的个人生命来体验他预言当中巨大动荡的继承人和执行者所造的致命后果,甚至还私下地把他面前的这个人物看作他的独特“方法”的演示者和证实人,还极力将《少年维特的烦恼》的作者同这次动荡结合起来——仅当这个时候,歌德才再次开始与现实相周旋。而且,歌德不得不创作一出戏来庆祝这个人的失败,尽管此君是他永无止境的稳靠性渴望的支持者!这出戏本身就表达了他再次在“为人之道”(方法)之中所发现的稳靠感,二十五年前,他就尝试用这种“方法”并以戏剧为手段,去克服在项链事件中第一次窥见深渊而产生的困局。最为令人难忘的是,歌德最初的意愿是将卡格里奥斯特罗这个人物与项链事件这个素材改造为谐趣歌剧——苏黎世作曲家凯泽尔(Philipp Christoph Kayser)还为之配上了音乐。
尔后,这个题材成为他萎靡不振阶段的剧作之一——《魔术大师》(Groβ-Kophta)。除了一个小小插曲用原话来表达最初的愤怒之外,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一点点最初的困惑了:“我听到了什么,我瞥见了何等背信弃义和低三下四的深渊!”[27]这些话出自骑士格列维勒(Greville)之口,他偷听到有人教唆和怂恿那位姑娘参与卡格里奥斯特罗的千里眼魔术,去表演致命的骗局。我想,我们不难看到后来的那个重要隐喻——“引爆炸药”,它直接导致了1785年的另一次大震荡;在一种想像的脉络中,我们不妨将它同这个时间点上所出现的形象世界联系起来,这些形象包括:地震,深渊,侵蚀,海难。
关于1793年,歌德记下了一条意见,事关他的内兄约翰·格奥尔格·施洛塞尔(Johann Georg Schlosser)的一种疑虑: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日耳曼世界,是否还有知识社会所能处理的难题?他,歌德继续对此深信不疑:“因此,至少我本人坚信这些科学研究,就像坚信海难时刻微弱的光亮,因为两年多来,我直接和私下地体验到,一切现存的稳定基础都已经可怕地坍陷了。”[28]因而,在他回溯既往的时刻,在法兰西征战期间所度过的时日显然都是“这个时代世界历史的象征”。“如果颠覆现存的一切着实令他恐惧,四顾茫然,一点也不知道这种可能更好或者确实略微有别的处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后果”,那么,人们还会宅心仁厚,宽以待物,依然将主动的创造精神归于他。1793年岁末,他看到他的剧本《普通市民》(Bürgergeneral)被搬上了舞台,并大获成功。但是,用戏剧来征服现实仍然捉襟见肘,实在令人疑虑重重:“……戏剧在不断重演,这些令人困惑的幽灵让人毛骨悚然,以至于这些幻影无不充满警示味道。”
1802年3月,歌德完成了剧作《自然之女》,这时就不仅有那份通过遮遮掩掩而求取政治上苟延残喘的智慧了。与以法国革命为题材的“流行事件”戏剧相对立,这个剧本乃是歌德个人体验的成熟表达:他用形象表达了大地的不稳定感、政治不稳定的自然迹象,以及种种交替出现的危险。自然的女儿,就是欧根妮,一个不折不扣的王朝阴谋的受害者。修士向她描述说,她即将踏上的流放地是机遇之乡,她不仅可能拯救自己,还可能帮助遥远的荒寒孤岛上苦难的居民。他还有意用如簧巧舌,滔滔不绝地述说现在、外邦以及土生土长的一切稳靠感都必将失落,以便让她默认那块流放地才是值得安居的地方。听到修士这番话,欧根妮终于领悟到,她自己是一个政治人物。这里,里斯本地震中令人恐惧的那一幕毁灭景象又一次呈现出来。当他们看到那令人自豪的港口,而欧根妮却必须从这里远走他乡,永无归途,他就已经呈现了毁灭的梦幻景象:她可能遭受的巨大失落,乃是人类签发的一纸驱逐令的结果,影响所及,只不过是自然在瞬息之间所毁灭之物而已。仿佛为永恒而设、直至海枯石烂都不可动摇的根基,在其根基处却被它的虚弱所侵蚀了,毁灭在所难免。只有在一种梦幻的预见之中,才有可能感受到,根基已经是何等岌岌可危,在光天化日之下显得宏伟壮丽的景观如何可能在瞬间化为废墟。
布道的修士深信自己的修辞形象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他却并不认为有必要特别地运用这些形象,来告慰身处逆境而向他寻求帮助的公主。他是让命运自为言说,并认为自己已经说服了这姑娘,现在要做的则只是敦促她尽快启程。但是,这些形象的对等物——一方面是自然的恐怖,另一方面是政治命运的恐怖,却阴险叵测,秘密地发生了作用。修辞形象可以逆转:形象之间可以互为隐喻。孤苦无助的欧根妮,自己却搜集到了一种绝然不同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结论:那个将她驱逐在外的政治结构也注定要坍塌,这一点确实无疑。在修士所见的地震异象里,她看到了某种力量让她没有片刻迟疑地拒绝启程——尽管修士的这项建议可能出乎意料地有用。她得出的结论是:到目前为止,让她退缩到被派定的市民婚姻的保护壳中,让她信任不仅危及着她而且本身也岌岌可危的国家,这一切是何等子虚乌有,何等不可忍受啊!这么一个决断绝对不会出自一种对政治根基的信仰,而是出自一种私密的权宜之计。
欧根妮触类旁通,在日常俗务和政治处境之间建立了同样的关系,正如歌德以其独特的方式体验到了里斯本—墨西拿地震与项链事件—法国革命之间的隐秘关联。在欧根妮心头,记忆突然如潮涌动,这些记忆既起提示作用,又有威胁力量,但总是表明政治环境危机四伏。她早期的记忆之中涌现而来的,同修士对她描述的,几乎毫厘不爽,一模一样,都是这个世界行将毁灭的梦魇,于是她只好安心上路,踏上通往彼岸世界的无归路。
一场突如其来的毁灭,
危及着这个王国。
顺乎伟大生命的
各种精萃不复以爱的力量
彼此拥抱,
来创造一个新的整体。[29]
欧根妮隐退到狭小的市民家庭世界,她就为万古长存的大地找到了一系列新颖的比喻。这片大地不再是国家赖以建基的岌岌可危的基础,而是顺乎自然、从不迷乱的家园根基,为隐性的生命提供绵延不朽的基础。
直到如今,你才第一次成为
父国的根基,我的圣所
直到如今,我才第一次感到
一种急切的呼唤——走向你,
与你同在,与你合一。
当歌德写下这么一些诗句之时,他尚不知道,当坚固的一切已经风雨飘摇,他仍然可能会发现另一种形式的稳固化力量,但这种力量不仅不在其意料之中,而且还对立于《自然之女》的结局:这种力量就是科西嘉皇帝(拿破仑)的政治权力本身。在十分藐视这种权力的伯尔纳(Ludwig Börne)眼里,歌德是一个“追求稳定性的傻瓜”。就他自己早期的转折论之,歌德本人在《诗与真》中作过详细的描述:在同虔诚派信仰的短期接触中,他认识到,所谓“信仰”,就是“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一种深挚的安全感……它源自对某一个无限大的、全能的,而又不可探究的实体的信赖”,而这份信仰的建议无法让他本人受益,惟一的原因在于,在拉法特和虔诚派上流妇女的对话以及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w)的争论当中蕴涵的教义内容特别令他反感。[30]
在半个世纪之后,里斯本地震中骇人的形象再次凸显在《自然之女》之中。但是,借以自我断言的方式却改变了。当年6岁儿童以保证灵魂不朽而打出的形而上学王牌,现在再也不能稳操胜券了,而只能靠挑战诸神的审美骄子来完成这项自我断言了:“不要动我的大地/我依然站立……”万法归宗,诗人表现的最高境界在于——“一种急切的呼唤——走向你/与你同在,与你合一。”生存必需的生命强度变成了隐退的能力,那就是收敛锋芒,以至于不要凸显前额,与现实直接冲撞。拿破仑的覆灭引发了第二场地震,并可能开辟继续自我断言的新空间,但一切都来得太迟。将普罗米修斯形象投射到拿破仑皇帝身上,便完全不可能从灾难之中自强自立,东山再起。相反,它让歌德心想事成,彻底隐退。甚至诗人以一己之力顽强抵御的魔力,也根本不敌上帝,不敌命运,反之,他想代之以政治,确实把他自己也当成了政治。
《厄庇米尼德斯》之中描述的两场地震,对孩提时代仍然寓于形象之中的神正论问题作出了最后的回答:毁灭已经潜在地充满了创造力。在大地沉陷过程中一直沉睡的殿堂牧师自己不复是创造世界的泰坦神祇,而仅仅是更高统治权力的旁观者,他不想让这些掌权者最终主宰大地上的废墟。像诗人一样,厄庇米尼德斯也是冷眼旁观。1806年,诗人致书策尔特说,他有惊无险地度过的那些糟糕的日子,对于他介入公众事务一点也没有造成麻烦:“以这种方式,我蛰居斗室,作我最内在的沉思。”[31]
比歌德年轻10岁的策尔特,乃是第一个身上带有某种普罗米修斯气息的他人。当歌德如释重负地摆脱了普罗米修斯,而今又希望通过他人来赞美这份气息之时,策尔特自然是首选的对话伙伴。歌德说:“在你的生存方式之中确实蕴含着普罗米修斯气质,对此我只能惊喜地注视和由衷地赞美。你不露声色而又泰然自若地担负着不堪承受的精神,自强不息地构想充满创造力量的人生境界。而我呢,却垂垂老矣,已经趟过了冥河,至少已经饮下了一口忘川之水。”[32]在歌德的日记里,还有更早的记载,他甚至用泰坦的角色来命名自己在“恶劣氛围下”所遭受的苦难——“像普罗米修斯一样痛苦”[33]。现在,出现在他眼前的,再也不是雕刻之神,而是(至少在这一时刻)高加索山岩上的受难者。同一个神祇身上,同时分有了雕刻之神与苦难之士的伟大。
随意使用“神性”一词的机缘开始于1808年岁初。根据里默尔的记录,当时歌德听说人们管他叫“神人”,歌德的回答故意模棱两可,自相矛盾:“我的神性是魔鬼的神性!”这样的回答岂不是自暴自弃?他是不是再也无法成为神明,或者再也不想成为神明?里默尔说,歌德明确出示的理由,不仅涉及那种虚弱无力的体验,而且涉及对于一个奥林波斯神祇的愤怒。他说,当人家叫他神人之时却仍然在率性妄为,甚至欺世盗名,因此管他叫“神”也无济于事。因为,人们只不过将这个称谓用在某个允许他们恣意妄为的人身上。他说,只有受骗的傻瓜才可能成为神明:他自己放弃了绝对,而别人为了成为神明而重操绝对。神明为了其他想成为神明的人创造了诱因。这就是一个徒劳无益的角色,一切都咎由自取。[34]
如果我们不记得,一年之前,在巡视耶拿战场的那个特别的日子,他们找到并确定了一个特别的说法,那么,我们就难以想像歌德和里默尔之间展开的这场辩证的游戏。1808年2月1日,歌德放弃神性称号很明显同一场危机紧密相关——在神话书写中,作者难以成为神明。这场危机就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审美的泰坦神祇之最初的激情,基于这么一种意涵:正如普罗米修斯能够对抗宙斯,一个神祇也能对抗另一个神祇。至于那句“奇谈怪论”,只要我们从中领悟出一种与事实相反的忧郁情绪,它是消极退隐忍辱负重的终极表达:惟有神自己才能对抗神。
也许,1808年,歌德以这句奇谈怪论来表白自我之时,并没有走到如此地步。歌德之所以反对别人称自己为神人,是因为别人只不过是为检验他们自己的意志提供一个机会而已。我们不必真的认为这种经验的范围有这么宽广。戏剧小世界,人生大舞台,这常常足以把歌德变成伟大世界的典型范本。1807年9月,魏玛剧院以上演追加写作的《浮士德》之“舞台序曲”再次开场。这个舞台片段创作于1800年之后,我们可以从中读出诗人决然放弃了普罗米修斯精神,而在世界的要求、自我的要求和素材的局限之间左顾右盼,觅路前行:“是谁保护了奥林波斯山,集合了众神?须知是人的力量体现在诗人之身。”这仅仅是一种反讽的激情,属于戏剧前奏的力量较量之中弱势的一方,而统治着这场较量的是戏剧从业者的“实在论”:“您在诗人的高座上又梦见了什么?果真您高兴看到戏棚爆满,观众如潮?瞧瞧左近的施主吧!他们一半冷淡,一半粗俗。”用荷马、赫西俄德和品达的语言说,牢不可破的诸神宝座与动荡不已的大地,在形象上正好互为对立;现在,如此华美的词句被反讽地使用,以至于将诗人的自高自大——诗人确信,人的力量体现在诗人身上,保护了奥林波斯山,集合了众神——化为无稽之谈。惟有丑角隔岸观火,知道合适的答案:“那么,就请运用这些美妙的力量,来经营诗人的业务吧!”[35]
1808年歌德反对“神人”这个称谓的举动,还可以追溯到整个狂飙突进时代的氛围。当时,像“神明”、“巨大精灵”、“魔力”以及“恶魔”这样一些词语极其廉价,几乎是漫天飞舞,不加区别而且彼此换用。肆无忌惮地强化语言之后,每一种手段都很快被用到极致,“神性”(Göttlichkeit)也无须像“魔性”(Dämonie)那样被严肃地对待了。1776年6月,施托尔贝格从魏玛报道说,歌德曾经把那些拒不服从基督教真理的人称为“巨大精灵”。“如果他进一步夸大其词的话,这种固执的蔑视也一定会让他心灰意冷。”[36]1775年11月26日,施托尔贝格与他的兄弟们一道见证了歌德初到魏玛的景象,而同时必须作出决断,是否作为侍从官亲自迁往魏玛,但是他在1776年12月表示赞同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对歌德在魏玛行为处事的几项严肃警告。信件几经易手,难以确切求证。克洛普施托克担心,歌德用其过分“天才般”的生活方式对公爵施加影响,从而使后者放荡不羁,据此他还认为,君主与学者缔结同盟的机会可能化为泡影。歌德的回话粗暴不堪,而克洛普施托克最后的答辞也让他们之间的友谊寿终正寝。[37]施托尔贝格写信告诉克洛普施托克说,失去这段友谊,歌德乃是罪有应得。举凡这一切,都与他自我意识的过分膨胀有关,与其角色的自我定位有关。关于这一切,施托尔贝格描述如下:“他的顽固已经登峰造极,他幸灾乐祸,尽其所能与上帝为敌,毫不通融,这已经令我难以忍受,常常为他发抖。上帝,这是一种怎样的混合啊!先带上泰坦神祇的头颅,反对自己的上帝,然后又疯狂地投合公爵的口味。”[38]对于那些见证歌德在魏玛初次亮相的人们而言,普罗米修斯之心,路人皆知,用于其自我构想与自我再现的语言要素已经不言自明了。不仅他本人如此,因为对于一个小世界而言,魏玛是一个事件的观赏台,克洛普施托克也并非惟一一位有识之士:他期待着一桩大事的发生——最后以权力来庇护精神。
至于应该如何描述魏玛政界的这位新人所产生的影响,莎乐特·冯·施泰因确实颇费思量。可是,在展开这种描述的一封首次用德文写的书信中,她还是承认自己受到了同一个歌德的影响。而他借以完成这种影响的事实却让她颇感不安,疑虑丛生:“……你还能设想他会对我另有所为么?”然而,她还难以得心应手地运用德语,当她说和歌德相处“感觉非常美妙”(wunderbar)时,我们应该理解为“感觉非常怪异”(wunderlich)。对一个人把握越多,这个人也就越是晦暗不明,越是不可思议,因而也越可能失去泰然自若的平常心。当我们把她写的德语翻译成地地道道的德语时,这差不多就是她想表达的意思。不仅如此,还有更深的意蕴呢!所有这一切都令她想到天使的堕落,“因为堕落的天使确实比别的精灵更加精明……”[39]她困惑不解的,正是这种在道德上无法把握的令人迷乱的模糊性,她甚至还言不由衷地把歌德称为“我的圣贤,但是我再也看不到他,几天之前在我眼前消失了,他生活在大地上,不过不在此处,而是在五里之外的矿脉深处。”
歌德知其不可为而为,强行验证自己的幸运,而促成显然不可能的事情以完全不可能的方式出现——此时,他对自己的看法也别无二致。这种不可能之事就是那年冬天攀登布罗肯山峰(Brocken)。仅仅是在1778年8月,他写信告诉默尔克(Johann Heinrich Merck)时,美化了他的粗鲁方式,委婉地告诉后者说:令人称奇的是,森林主管就在他自己身边,“因为在近处生活了多年,他永远认为这样的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他马上在现场给莎乐特写信,并告诉她说:“要我脱口而出,说我这里发生了什么,那毕竟是不可能的……上帝拿我和他的老圣徒同等对待,我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为何降临到我头上。”他已经接受了心仪既久的“依恋标志”,以便“让更加深邃的母性情怀来引领他的意愿”,他已经让他的生命更加体面而成为“存在的象征”,他已经到达了光辉的峰巅——“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现在每一个人都信誓旦旦地告诉我说,那是不可能的。”根据布罗肯山的古老传统,如果不是望而却步,而是知难而上,那就差不多是亵渎神明,因而上达山巅,他就“已经是在魔鬼的祭坛上向我的上帝致以最虔敬的感激”。一年之后,歌德还要纪念这个日子,并邀请莎乐特同往:“一年之前,就在同一时刻,我登上了布罗肯山峰,祈求更多的天上之灵,而今我已心满意足。”[40]
两年之后,歌德向斯泰因夫人报告他和公爵一起漫游,不过报告的内容再也不是检验他的幸运或者为获得一种标志而洋洋自得,但他仍然用世俗化的语言将自己和上帝等同起来:“……既没有魔鬼,也没有耶稣,我们向上攀登,直至极顶,一览而小天下,王国及其领土尽收眼底,同时也在一瞥之间意识到王国与领土沉陷的危险。”[41]在这封信的其余部分,对于《圣经》中变形故事的联想又加上了对诱惑故事的联想,于是就顺理成章地将亵渎神明的放肆举动转化为一种反讽的概念——纯粹是以言语犯禁而已(bloβ sprachlicher Grenzberührung)。
用时代语言说,或者更得体地说,用那个时代激愤的众人所熟知的语言说,他们还是在寻求一种对抗——对抗他们所超越的东西,甚至仅仅是对抗他们自以为已经超越的东西。在这个语境下,诱惑者和被诱惑者之间的区别微不足道:说某一个特殊的人物是神,说他像神一样,说他是圣徒,与说他是魔鬼,说他是邪灵,是堕落的天使,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启蒙运动通过消除这些概念的威严而确立了审美概念的自由,同时又试图赋予它们以无与伦比的反抗潜质。后来被赋予“老格莱姆”雅号的那个格莱姆,1777年6月底访问了魏玛。根据他的记录,在阿玛利亚夫人(Amalie Von Sachsen-Weimar)主持的晚间聚会上,他茅塞顿开,受益匪浅。人们大声朗读最新一期哥廷根版《缪斯年鉴》(Musen-Almanach),格莱姆开始并不认识歌德,但歌德也参与其中。在这里,格莱姆经历了一场明显的震惊:“但是,仿佛魔力无边的撒旦突然扼住了朗读者的脖颈,我想那是一个狂放的猎手活灵活现地站在我面前,他朗读的诗篇完全不是《缪斯年鉴》上面的,他尽其所能地改变语调和语式……‘他是歌德,还是魔鬼?’我向坐在对面的维兰德大声喊叫。‘是歌德也是魔鬼,’维兰德回答说。”[42]几乎就在同一时间,在其诗作《致灵魂》(An Psyche)之中,维兰德也将一切富有创造力的神祇的标志赋予了歌德:“他创造/以真切强大的创造力量/创造了人类,于是他们呼吸,他们抗争!/在他们内在的每一根血管里都活跃着生命。”[43]当魔鬼和神明以这样的方式彼此混合,这种生命的“执念”就必须切记:在作用上,普罗米修斯和鲁西飞完全同一。二者都是光明的携带者,而且拒不服从神的统治。
这种目空神祇的狂妄心境属于一种对于“幸运的验证”,非此就不足以理解后来他对于这一神话形象的遥遥瞩目和最后皈依。一切“犯上作乱”的挑衅之举都是为了确保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大地、小屋和火炉,这些就是颂诗之中的关键词,它们代表着普罗米修斯在宙斯面前出示的不可转让的所有物,从而让他心知肚明,他的权力有限,绝非万能。火的意义一望便知,无须解释;大地的意义,则可以根据地震造成的创伤来理解。只是小屋形象,仍然必须多说几句。我们马上就会知道,歌德何以会看到这么一个形象。因为,早在1772年11月,歌德就匿名出版了第一本名为《论德国建筑艺术》(Von deutscher Baukunst)的小册子,普罗米修斯的名字就出现在这本专著的末尾。在这本书中,歌德不仅将斯特拉斯堡教堂的建筑大师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Erwin Von Steinbach)与泰坦神祇相提并论,而且完全为大师所折服,因为他将诸神的快乐带到了人间,又用美架设了人与神交通的津梁。这是一个审美的普罗米修斯,但因此不是一个反叛的普罗米修斯,而接近于一个和解的普罗米修斯。(https://www.daowen.com)
这部建筑论著同两年后的颂诗之间的关系可以从这么一个事实见出:《普罗米修斯》颂诗之中的小屋呈现了哥特式教堂的原型。施泰因巴赫的建筑颂词是同法国詹森派学者洛热尔(Logier)的论战,后者在1753—1755年撰述了《论建筑》(Essai sur l'architecture),该书于1768年译成德文以《建筑艺术研究》(Versuchüber die Baukunst)行世,还收藏在歌德父亲的图书馆里。洛热尔辩护古典主义建筑的逻辑是这样的:它展示了原始的自然性——多根廊柱支撑起来的三角大厅这一古典建筑样式可能来源于最简单的结构形式,即源自树叶状的小屋,四根角柱和置于其上的树枝构成的三角屋顶。
当人们从源始状态来批评或者辩护某种文化时,就不能以蔑视的眼光看待这些结构。正如歌德所为,与他们的争辩一样。他说,源始的房子像帐篷一样,由彼此交叉和前后支撑的廊柱构成,用一根脊梁将它们连成一体。他还说,这就是哥特式尖顶和拱廊建筑风格的原型,其完美的典范是斯特拉斯堡教堂。
正如歌德本人略带轻蔑的口气所说的那样,这样的论证手段“形同古老的儿戏”(protoplastischen Märchen),如果它不能让我们借此推论,这种想像力将要引领歌德在颂诗当中指点普罗米修斯回到他的小屋,那么这场关于建筑的争论就很无聊。可是,非但不无聊,而且还很有趣,因为小屋是不可侵犯的,其神圣性在于自然兴现的形式(natürliche Wuchsform),源始而又简单。完全沉浸于自然,亲近这种模式,则可能在每一个恶劣天气之后于片刻之间重建自己的庇护所,更不要说,它不会轻易为地震所毁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火,盗取并拥有火种就意味着能够将它点燃。与种种因素结合起来,特别是与基本形式结合起来,就让一个人不受伤害。如果我们认为,哈雷彗星与闪电现象被解除了神秘性而为人类所把握是启蒙世纪自以为成功的标志,那么,这种成功所导致的反弹也日益显著: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还有某些对人类极不友好的不确定性也是难以对付的,比如基础的不确定性。归根到底,里斯本的自然灾难袒护了卢梭,他也隐藏在这一原型建筑物背后,也就是说,也躲在这座简易的山间小屋里面遮风避雨,而永远不受毁灭的威胁。故而,普罗米修斯在最低层次上,即在求生层次上支持了理性的挑战。这就是孩提时代的歌德在听完了关于里斯本地震的神学布道之后转而求助的灵魂不朽论,不过现在的思考则完全是建立在世俗的物质性基础上。
毫无疑问,在普罗米修斯的源始小屋和哥特式教堂之间还必须架设一道桥梁,因为小木屋是最严酷的必然性之产物,而大教堂则是创造力爆发的作品,新型审美原创性意识几乎不想承认二者之间有任何一种派生关系。但是,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赞美诗中的歌手严格地区分必要之物与审美之物,从而看到了艺术将被贬斥为纯粹的生命装饰的危险,因此也会失落其作为彼岸问题的地位。歌德用上帝之树的隐喻表达的就是这么一个占据重要地位的彼岸问题。“他们想让你相信,艺术源自我们必须美化周围事物的可能倾向,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天才本身就是创造性的自然,他绝对不会去装饰那些使用既久的事物;相反,他用以为生存工具,同时也创造了形式:建造第一间小木屋,他也就创造了教堂的尖顶与拱廊。他没有将一个彼岸世界和充满了忧惧的世界对立起来;相反,恰恰是从忧惧的可能产物之中,他获取了素材,并予以进一步塑形。“在成为美的艺术之前,艺术已经在造型了,然后才是真正伟大的艺术,而且常常比美的艺术本身更真实、更伟大。因为,人类具有一种塑造形式的天赋,只要他衣食无忧,这种能力就立即表现在行动之中。只要他无忧无虑,人类就成为半个神祇,无为而无不为,广取材料而赋予它们以灵性气息……”[44]如果在写下这段文字时,歌德已经更准确地理解了普罗米修斯神话,那么,在这种程度上他就会明确地意识到,普罗米修斯通过自我保存而赋予人类以自由,让他们进一步塑造出一个源自必然性的形式世界,也就是说,把小木屋建造为大教堂。然而,尽管其中蕴含着一种新的挑战姿态,《普罗米修斯》颂诗的基本观念仍然指向他的小木屋和家中火炉。在颂诗的第一阕里,普罗米修斯用他的土地、木屋和火炉来确证他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而在最后一阕中,普罗米修斯已经成为造人的陶匠,这是惟一合乎逻辑的结果。
当挖掘到最后层次而得以把握歌德的普罗米修斯的最初形象时,我们就毫不奇怪地发现,甚至仅在最后一行诗歌中体现出泰坦神祇与埃尔温·冯·施泰因巴赫之间昙花一现的联系之前,一种不同的关联也露出了端倪——与莎士比亚的联系。因为,如果说自然兴现(Naturwüchsigkeit)观念可能对立于哥特式教堂的古典主义建筑原型,那么,文学上与之对应的原型就是莎士比亚了。歌德竭尽全力地把目空一切的创造性统一在不言自明的自然性之中,于是,他就哥特式教堂印象所持之论,就同样适合于莎士比亚。不仅如此,他“和那个将山峰堆上云天的建筑大师具有同样的命运”,那就是在人间云消云散,完全被忘却的命运。歌德立即合情合理地将人类创造与自然造物等同起来,继续阐发这种观念:“可惜,它只给少数人把巴别塔建造在灵魂深处的想法,像神祇之树一般,上至完全、伟大和必然优美的部分,下至最小的部分。”
1771年10月14日,歌德从斯特拉斯堡回来,申请法兰克福律师职位,正逢“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他在聚会上发表了题为“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Zum Schäkespears Tag)的讲演。在讲演中,歌德将莎士比亚的自然风格同提倡“三一律”(Einheiten)的古典主义悲剧对立起来,正如在一年之前,他把施泰因巴赫的建筑颂诗同坚持哥特风格的廊柱大厅的古典主义理想对立起来。这种以对比为手段的认识如出一辙。普罗米修斯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这种对立的格局之中。
莎士比亚和施泰因巴赫都认为,艺术作品不是依据先天法则创作出来的,相反,倒是在创作过程之中,法则借助于它显示出来,就算事实上并不存在同一类型的其他作品也不例外。歌德说,莎士比亚为了让他的人物完全像自然一样出现,而追溯到了创世原理。当然,这并非普罗米修斯现身之地。因为神话揭示了普罗米修斯的作坊创造行为与业已存在的自然之先天条件及其规范之间的关系,因而在《普罗米修斯》颂诗中,歌德通过强化后奥林波斯亵渎神明的罪眚,而让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一个像我的种族……”远古神话假设,陶制的造物无法获得生命,因为他们被给予的生存方式与非其所属的自然为他们所设的前提条件并不一致。在命名纪念日演讲中,莎士比亚如同晚出的施泰因巴赫一样,成为普罗米修斯的审美对手,必须超越歌德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普罗米修斯的成就——在泰坦的制陶作坊里,制作一种以古代流传的模型为蓝本且由微型人物构成的形象。“他与普罗米修斯较劲,在一切细节上都模仿他所造的人,只不过他塑造的人物都巨大无匹,这就是我们不能把他们认作自己的骨肉同胞的原因,然后他用自己的灵性气息赋予他们以生命活力,并让他们代为说话,我们辨认出他们在血缘上是自己的近亲。”[45]
于是,普罗米修斯就不会陷入那种不借宙斯女儿之助就不能赋予其泥土造物以生命的困境了;在这里,他已经在用《圣经》中的造人方式,以自己的灵性赋予造物生命气息。歌德参照普罗米修斯这个不靠强制而具有原创性的形象,从而通过赞美莎士比亚而强化了目无纲纪的非规范行为,而这就与那个时代的趣味背道而驰,在歌德眼里,这个时代已经完全丧失了依据自然来评判自然的能力,因为“我们这些人从小在自己身上感到的和从别人身上看到的,都是些深受束缚和矫揉造作的东西”。莎士比亚对罗可可艺术作出了回答,而倾心呼唤作为生命之根的自然。因为,如果希望从时代的阴影之中解脱出来,一个世纪败坏的趣味差不多就需要“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
不仅普罗米修斯造人的时代及其可能的审美重演属于神话,而且不断接近这种原创性的经验也属于神话。诗人的贡献不仅在于预告启蒙运动必将流产,而且还通过其作品的翻译[46]而预示了浪漫主义可能达到的最高成就,并通过其光的隐喻而让歌德备感亲切。歌德在纪念演讲中说,他只读了莎士比亚作品的第一页就终生感动,像天生的盲人重见光明:“我认识到,并强烈地感受到,我的生命向无限扩展,我感到一切都新鲜,前所未见,那异乎寻常的光让我的眼睛受伤。”莎士比亚就这样成了普罗米修斯,他用诗体剧捍卫自然而反对古典主义的圭臬,关于古典主义,歌德断言法国模式的悲剧简直是“对他们自己的滑稽模仿”。然而,他并没有注意到,还可以认为莎士比亚与古典主义的对立早已隐含在普罗米修斯与宙斯的对立之中。总之,无论是歌德纪念演讲中的莎士比亚式普罗米修斯,还是施泰因巴赫的赞歌中的普罗米修斯,都别无二致,还不是诸神之争的形象,只是一个造物之神以审美的方式彼此征服、互相超越的可能性标记。
歌德以一种微型仪式授予了莎士比亚一种新型的审美自觉,而发现了一种从前几乎滴水不露的怨毒之情。1782年,伏尔泰从英国返回大陆,将作为禁运品的莎士比亚剧作偷运到欧洲,却不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能会以什么方式确实地终结戏剧诗人的伟大声望。即便在这时,那种怨毒还是藏而不露。值得注意的是,歌德对莎士比亚在德国的演出,以及他于青年时代的自我理解只字不提,同时也忘记了他早年所写的《普罗米修斯》片段。在他的回忆录中,他不仅没有提到这个文本,而且也没有提到纪念会上的讲演。他没有将演讲文本收入自己的作品集中,事实上再也没有保存它。对于歌德这么一位极重预兆的人而言,对这个事实毫无疑问进行过严肃的掂量:不是别人,而是那个保存并让《普罗米修斯》颂诗残篇重见天日的雅可比为后人收藏了莎士比亚纪念演讲,但并非像保留《普罗米修斯》那样,意在让公众批判审视。歌德文集的编者博伊特勒(E.Beutler)猜测,歌德于1774年亲自签名把讲演稿赠给了雅可比,毫无疑问是事出有因,至少是因为1773年赫尔德在《德国风格与艺术杂志》(Von deutscher Art und Kunst)上发表了莎士比亚论文。1854年,歌德的莎士比亚演讲才第一次刊行于世。
我们还从歌德父亲的账簿里得知,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庆典是一场真正的仪式,并非歌德为了写文章而杜撰出来的。在他的账簿中,有一条“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的记录,其中罗列了几种食物,还有几位音乐家。歌德父亲的收藏室里还藏有1762年维兰德翻译的莎士比亚作品第一卷,其中还夹有一份1769年12月《法兰西水星》(Mercure de France)手抄摘要,这份文件描述了同年在戏剧诗人故乡埃冯河畔的斯特拉特福德举行的第一届莎士比亚节。在这次庆典之后,莎士比亚身后留名,荣升为斯特拉特福德的荣誉市民。
歌德父亲的账簿中留下的这条关于命名纪念日仪式的记录,着实让我们大为惊讶。因为,正在申请法兰克福律师资格的儿子,可能用这么一篇讲词加深了其父的疑虑:举办宴会和音乐会的开支会不会产生误导,致使他儿子误入歧途。一个集中关注的疑点落到了被反射在普罗米修斯文本的诸神冲突中的对立关系上。因为,戏剧残篇与颂诗的作者认为,普罗米修斯同样是为人之子——宙斯的儿子。
从赫西俄德的《神谱》以来,更因神话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在这一传统之中占绝对优势的权威意见,〔人们一直认为,〕普罗米修斯之父是泰坦神祇伊阿佩托斯。但是,也有一种变相说法存在,说宙斯是他的父亲。然而,宙斯总归是劣迹斑斑,屡屡失误,以至于不止一次败在俄刻阿诺斯女儿的手下。采取这一谱系也有许多令人满意的寓意解释,而这些解释必定与“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有关。惟有在系统化的寓意解释当中,并且其“预言”成为宙斯“神圣旨意”的标志,而普罗米修斯成为他的后裔时,一个突出了“预言”的普罗米修斯故事才能被接受。不过,歌德对此一无所知,因为这个特殊版本的神话并没有收录在赫德里希的神话词典中。虽然在赫德里希词条的结尾也将“另外的解释”流传下来,以至于有些人以寓意的方式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理解为“据以创造最初人类和宇宙万物”的神圣旨意,但是我们在这里面看不到神圣谱系有任何移置。为了把握〔普罗米修斯故事〕布局的冲突,歌德惟一的需要,就是容许意涵的多重性。
当时,歌德最多也只能查阅培尔的词典当中的惟一条目,培尔在那里宣称,最好理解的传说是这样的:普罗米修斯是天后赫拉与巨人尤里墨顿(Eurymedon)私通所生,宙斯只不过是以他盗火为借口来废黜这个不体面的乱臣贼子而已。也许,晚年歌德可能在这么一种神界关系之中找到了灵感(Reize)。
想在歌德与他父亲的关系之中发现敌意,那可能是夸大其词。但是,审美的自我宣言常常倾向于二极对立——艺术隐而不显地反对艺术,神祇隐而不显地反对神祇。同样,歌德成为诗人的志向也在反抗中形成:反抗实在论,反抗生活谋划,反抗清醒的迂阔,以及反抗他父亲的会计职业(尽管有莎士比亚命名纪念日的记载为证)。尤其是他的父亲不想让他成为一个造反的天才,一个近乎神祇的艺术家,以及一个工匠一般的泰坦巨人。当他抵制诱惑,阻止蠢蠢欲动的儿子去效力魏玛宫廷,这一意图就更加明显了。
当在法兰克福同王位继承人有所接触时,这位父亲对于帝王宫廷种种事务的不信任感便彻底表现出来了。作为法兰克福市民,他手里有一张记忆的王牌:他清楚地记得,当伏尔泰逃离普鲁士王,城里的人是如何对待他的。无论以什么样的方式,亲近“大人物”都丝毫不会让歌德的父亲高兴,“因为按照他忠实继承的帝国信念[47]:伴君如伴虎,所以,他永远对‘大人物’敬而远之”。
现在,这位父亲毕生用以调教儿子的方法表明,他利用妇孺皆知的智慧格言来支持他自己对于宫廷事务的厌恶,其中隐含的“意蕴”确实无比深邃。比如,“惟有远离天神才能避开天神的闪电”(Procul a Jove procul a fulmine)。绝非偶然,这句格言也来自神话。同样,歌德也告诉我们,他如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反对他的父亲而自我辩护——那恰恰就是采用一种方法对这么一句熟知的格言予以自由变更,尽戏仿和颠覆之能事而将它予以引申。我们曾经假设,歌德杜撰了一种“奇谈怪论”——“惟有神自己才能反对神”(Nemo contra deum nisi dues ipse),但上述方法将构成这一假设的必要前提。
早在他启程奔赴魏玛之前就已经酝酿成型,歌德用以反抗其父而自我辩护的方法,显然随着他走向成熟而更显重要,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他自我发现,而且无疑构成了通往未来和收获果实的过程,在《诗与真》第15卷,歌德还用生动的例子说明,这句奇谈怪论具有怎样一种颠扑不破的意义。“想像比我们更强的强者,我们也必须取强者而代之”,因而这种“自下而上地”观看世界的方式也就遭遇到了对立的一极。理解这句“奇谈怪论”的种种方式(参见本书第四部第四章的论述)表明,这种说法不仅在风格上而且在其力举隐退的姿态上都非常接近于他父亲耿耿于怀的担忧。1813年12月13日,历史学家海因里希·鲁登(Heinrich Luden)拜访歌德,跟他讨论在《德国志》(Teuscher Journal)上作一个申讨拿破仑的计划,歌德几乎是用与他父亲完全一样的口吻奉劝对方:“一切顺势而为,千万不要掺和列王之争,因为无论你说什么,都绝对没有人听到你我的声音。”[48]
当维兰德被《诸神、英雄与维兰德》激怒而对《葛兹》(Götz)恶语相向[49],歌德以含蓄的方式表现出他父亲的忠告是如何让他左右为难的。按照法尔姆(Johanna Fahlmer)的记载,当时他让她看《水星》杂志上的文章,说这就是他对维兰德如此恼火和惹得他对维兰德发泄怨恨之情的原因:“因为这口气!没错,你看这说话的口气,这口气!这简直就是我父亲说话的口气……我父亲的口气!就是这个让我愤怒!”[50]他父亲的口气——1775年10月30日,歌德离开法兰克福那天(他记忆可能不是很清楚),他父亲向他下了最后通牒,以“诀别的未来警告”作为他老人家的遗嘱,也就是说,他父亲告诉他“虽然前程似锦”,但灾难也如影随形,这种警告之词出自《马太福音》——“祈祷你不要在冬天也不要在安息日逃跑”。略带几分恶意,正在逃跑的歌德还补充说,他父亲“仍然是躺在床上”说这话的。[51]
可是,令他苦恼的还不只是口气。他的父亲怀疑,“天才儿子”与强者周旋会干扰他过着完美的审美生活。这时,父亲与上帝混为一体,而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抗拒力量。当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种同处处拿他作对而不让他修成正果的神意相抗命的行为时,他就同虔诚派信仰一刀两断,而在这时,他就已经领教过这种抗拒力量了。1769年1月,他致书莱比锡学友朗格,让我再引用其中的言辞:“上帝显然不想让我成为作家。”他自作主张而抗命上帝,这个事实让他底气十足地认同于普罗米修斯,将他的境遇表现为“挑战上帝和人类”的戏剧。在《普罗米修斯》戏剧残篇中,儿子用令人震惊的语言拒绝父亲的意志:“我不想服从……你的意志!它与我的意志背道而驰!/一个意志对立于一个意志!/显然它会让我灰飞烟灭。”而这,不啻是那句“奇谈怪论”赖以建基的原则,也是它必然出现的第一个征兆。
父亲—上帝说话的这种口气属于一种预先规定生命形式和存在概念的语言,这是一个必须跻身其中而安身立命的现成世界,正如自然神宙斯的世界是一个完善的世界,如果另造一些生物加诸其上,那就必定是犯上作乱。造物之神普罗米修斯仅仅可能认为,这世界是一片荒漠,一堆原始物质,一个独一无二的怪物借以展示的舞台,而利用这一切就可以第一次无中生有地创造一个世界。于是,歌德感到他圆满地完成了对境遇的挑战:“在荒漠里打井取水,建造木屋,是值得的……”[52]
但是,荒漠中的造物之神在一片空白的王国白手起家,建造木屋和打井取水,这一切都是一种幻象,甚至都不可能成为歌德之现实人生的一个隐喻。他父亲执意否定的一切,奔走在帝王将相的鞍前马后,宫廷生活的庇护,以及魏玛氛围中的矫揉造作,这一切才决定着歌德的现实人生。因而不言而喻,在歌德晚年的回忆中,普罗米修斯境界同魏玛政治同盟并未平分秋色,而是从一个世界向另一个世界过渡的环节。惟有彼岸世界才能涵养和宽容这种必不可少的幻象尺度——不靠挑战姿态而成就普罗米修斯,没有诸神之间的冲突而成为造物主。最后,歌德遭遇到了身负魔性的拿破仑,这才真正彻底地否定了他父亲的资产阶级处世之道:“惟有远离天神才能避开天神的闪电”。
然而,直到后来在罗马的时日,歌德才正式表述他和天神(朱庇特)的关系。在开斯提的锥形墓畔(Cestius'Pyramid),他祈求谅解——祈求泰坦神祇虚灵飘渺、高高在上地施与善心:“留下我吧,天神,稍待信史之神(Hermes)会静谧地引领我/跨过开斯提的锥形坟墓,直达黄泉。”[53]《罗马哀歌》就这样结束于诗人对“崇尚客谊的天神”(Jupiter Xenius)的祈祷。由此看来,泰坦的犯上作乱本身就显得是北方世界特有的错误,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天神自己也不显得多么富足,而且他就像是一位节衣缩食的贫寒神祇,因而对于那种一心反抗的审美意志就不啻是一种挑战的姿态。但是在这里,只要无须在荒漠之乡打井取水,也就没有为泰坦神祇的挑战之举留下余地,他的犯上作乱之意则被转化为心灵的宁静沉思。眼前万象业已成为彼岸世界的自然;这个世界不是“无色无形”,再也不是“一个失意的心灵”必须用自己特有的一切来抗命的世界。这个好客的天神就是对他迎头棒喝的“父亲”,好像他一如既往,还在调教普罗米修斯的“心高气傲”——“诗人,你向哪儿攀登?”1788年2月,罗马狂欢节期间,歌德素描出“开斯提锥形坟墓”的草图,并希望身后安葬于此。因为他的儿子,歌德最后如愿以偿。
在开斯提墓地对好客天神的祈祷,重新焕发了歌德的普罗米修斯源始境界。但这仍然不是他最终的言辞。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歌德的人生,则不难理解他要把普罗米修斯神话重新纳入《潘多拉》的意图了。这是打从他和父亲的格言之战以来就终身痴迷的游戏之一——颠倒格言,戏仿隽句。普罗米修斯是一个泰坦神祇,但也仍然是一位父亲,具有父亲角色的普罗米修斯,没有挑战对手的普罗米修斯。因此,解铃还是系铃人,“巧合的对立”(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依然继续实施对神话的影响。仅仅是因为普罗米修斯是菲勒洛斯的父亲,所以他仍然是未来希望的一个象征,尽管他本来是一个蛰居洞穴和以火为生的工匠,而属于史前的荒寒世界。这个形象从诗人认同的可能性之中永远地消逝了。但它再现了先于一切审美解放而依赖于基本需要的条件与环境。普罗米修斯再也不是作为哥特式大教堂之蓝本的源始居所的创造者;他居住的空间变成了暮云空碛的大地,那些服务于他的工匠为历史锻造了工具。而在开斯提墓地祷告上苍之后,歌德越来越亲近这一历史的进程。而接近这一历史的捷径就铺展在他眼前。
[1]贝蒂娜·冯·阿尼姆:《歌德家书》(Goethes Briefwechsel mit einem Kinde),柏林,1835年。这并不是因为贝蒂娜对歌德心怀偏见,从来就不忠实于他,这种情形可能集中地表现在他对法恩哈根的誓言中:“他(歌德)真的这么做过!这就是他一贯的做法!”(见法恩哈根1857年7月10日的记录,L.Assing编《法恩哈根日记》,卷ⅩⅢ,第418—419页)贝蒂娜为什么发誓呢?因为法恩哈根问她,假如歌德“对一位年轻的女仆充满激情的爱恋作出了反应,假如他还从这种爱恋之中得到了好处,假如他还对她报以爱抚”,人们会作何种感想呢?然而,歌德本人对于他母亲编造故事的乐事并不完全相信。1810年10月25日,他在给贝蒂娜的信中写道:“现在,你已经和我亲爱的母亲在一起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你反复听到她的那些童话和轶事,你要把这一切都装进你清新而且活跃的记忆之中,并保存起来。”(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621页)
[2]布鲁门伯格这段话非常晦涩,该书英译者华莱士对于原文的句法亦感到万分无奈,认为它在英语中是无法理解的,他推测布氏强调在自然因果网络之外还有完整责任的一席之地,至于这种责任是什么,那完全是一片迷暗而已。所以,根据西方哲学中常见的二元对立——必然与自由、客体和主体、客观规律与自由意志,笔者参照英译本中“the free Agent”补上“自由之动因”。
[3]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编第二卷第一章。在那里,康德批判了将主体当作一种可能永存实体的观念,从而扬弃前此“实休形而上学”,为《实践理性批判》的价值形而上学埋下契机。
[4]本雅明·赫德里希:《神话学基础词典》(Benjamin Hederich,Gründliches mythologisches Lexikon,1724年初版;Leipzig,1770,第2版;Darmstadt,1967年再版),第2110页。1824年5月2日致艾克曼(Eckermann)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115页。
[5]参见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6]赫西俄德:《妇人志》残篇,见W.马尔格注疏,第522—523页。1813年1月6日致雅可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689页。《格言与反思》(Maximen und Reflexionen)第807号之中简短的表达于我们更为熟悉。很少有人将这种姿态描述为一系列立场,从《诗与真》中的自白来看,这些立场是并行不悖的:“因为我的个性和思想方式的缘故,一种倾向常常会吞没和驱逐其他倾向”。
[7]F.蒂尔迈尔:“《荷马史诗》中的鸟形诸神”,载《海德堡学术评论》(文献学与历史学专辑)(F.Dirlmeier,Die Vogelgestalt homerischer Götter.Heidelberg,1967.Abh.Akademie Heidelberg,Phil.-hist.Kl.1967),第2期。这份文献题为《少年练习:父子对话》(Labores Juveniles:Colloquium Pater et Filius),见《歌德全集》,卷ⅩⅤ,第20—27页。
[8]维拉莫维茨:《希腊人的信仰》,Ⅰ,第141页。父亲正在再现他对儿子回答问题的确凿记忆——如果笔者的这个假设不错,那么,儿子就会这样翻译他自己的话语:Cogito mecum et opto,ut iste haud prius,quam cum mundi ipsius interitu universali de loco suo moveatu。奠基石在歌德那里是一个反复出现的隐喻,比如在1784年3月27日致赫尔德的信中,他就提到了“中颔骨”(Os intermaxillare)的发现,并用了“人类之基石”一词(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761页)。
[9]艾克曼:《歌德谈话录》(Gespräche mit Goethe),1823年11月13日,见《歌德全集》,卷ⅩⅩⅣ,第69—71页。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伦道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在其《回忆录:1848—1914》里也记载了地震遥感(莱比锡,1928年版,“序言”,第152页):“一阵轻微的地动将天文学家施密特(W.Schmidt)从梦中惊醒,他当即记下并同历史上记录的数据进行比较。”
[10]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三章。
[11]《人性的限度》是歌德作于1781年前后的一首诗,见《歌德文集》,第8卷,第135—137页:“当元始的圣父,以稳重的手从隆隆作响的云层向大地播撒祝福的闪电时,我胸头虔诚地怀着幼稚的恐惧亲吻着他的袍服的下摆。因为与神匹敌非任何凡人之所能。即使他向上飞升让头顶接近星斗,也无处托住那摇晃不稳的脚跟,云和风还会把他戏弄。即使他以坚实的多髓的骨骼站在稳固的持久的大地上,他也难以哪怕同橡树或者葡萄树较量短长。是什么把神同人区别开来?神好比是一条永恒的河流,他面前流过许多波:波浮起我们,波吞没我们,我们于是下沉了。一个小小的圆圈圈住了我们一生,世世代代的人持久地排在他们生存之无尽的链条上。”(绿原译)
另外,歌德的这首诗明显地带有希腊诗人品达的风格。约公元前466年,品达写诗赞颂克里特公民埃格特勒斯(Ergoteles)在奥林匹亚运动会上夺冠,其《奥林匹亚凯歌》第12首中赞颂“狄刻”(正义女神):“人的希望颠簸摇荡,抬上浪尖又忽得跌落,只因不过空洞的幻想。”
[12]马克斯·韦伯:《古代犹太教》,见《宗教社会学论著全集》(Max Weber,GesammelteAufsätze zurReligionssoziologie.Dasantike Judentum.1920,初版;Tübingen,1923,第2版),第3卷,第148页:“一个更为重要的特殊性来自于神祇作为联合律法的捍卫者,以及作为通过特别的契约而被接纳的战争之神:尽管他都具备了人形,神祇过去是,将来也是不结婚、不生子的……但是,随着耶和华的出现,这种情境从一开始就在本质上赋予了他一种独一无二、遗世独立的外貌,而完全对立于其他神祇的形象。而这首先就妨碍了永远作为‘神谱子嗣’的真正神话的形成。”像马克斯·韦伯一样,托马斯·曼(Thomas Mann)也把耶和华缺乏神谱子嗣的特征描述为“典型的祭司阶层的成就”(《古代犹太教》,第241页),在创作《约瑟夫三部曲》过程中,他利用马克斯·韦伯的这段文字来表现同神话自由的对立立场。参见H.勒纳特:“托马斯·曼《约瑟夫》研究(1927—1939)”,见《席勒学会年鉴》(H.Lehnert,Thomas Manns Josephstudien 1927—1939.In:Jahrbuch der Schillergesellschaft,X,1966),第512—513页。贝克(H.Beck):《亚历山大·冯·洪堡》,威斯巴登,1959—1961,卷Ⅰ,第23—24页,第41—42页;卷Ⅱ,第247—248页。1839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从完全不同于火成论美学的“贵族精神”的视角来评价这场历时弥久的争论所达到的结论:“我们当时无法在场亲历这场争论,真是可惜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在场,我们的感官可能会受到一种极端不和谐、极端反常的震荡。你们为什么总要本源论者出示本来就无法出示的形象呢?”(见《基督教徒的责任及其文学成就》[Christian Kapp undseine literarischen Leistungen.Sämtl.],载W.Bolin和F.Jodl编《费尔巴哈全集》,卷Ⅱ,第153页及以下)
[13]1780年11月7日致莎乐特·冯·施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49页。
[14]《波提格尔遗稿当中所描绘的文学态势与同时代人物》,卷Ⅰ,第22页。波提格尔认为,花岗岩崇拜只不过是一种时尚而已,它来自于歌德对伊尔梅瑙(Ilmenau)矿业的持久兴趣。花岗岩崇拜乃是“整个狂飙突进时代‘最为荒谬的天才时期’的时尚之一”——“在那里没有人,而石头就是一切”。
[15]沙伊贝(S.Scheibe)编:《诗与真》,卷Ⅲ,第15节,第526页。(参见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682—683页。——译注)
[16]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Ⅲ,第2页(见《全集》,Ⅵ,第114页)。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也有一种十分接近于斯宾诺莎“永恒哲学”的论证:“不,绿蒂,不要问——我可能如何消逝,你可能如何消逝;我们毕竟活着。”但这个抽象的原理却并非独立存在的:“‘消逝’!什么意思?它的另一种说法是‘空虚’——一个没有意义的声音,冷漠淡然,对我的心毫无感应。”(见《歌德全集》,卷Ⅵ,第373页)在1783—1786年的第二版中,除了一些标点符号之外,这一切都没有变动(参见《歌德全集》,卷Ⅵ,第502页)。
[17]1781年6月22日致拉法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601页。
[18]克尔凯郭尔:《论反讽概念——以苏格拉底为永恒的参照》(Ueber den Begriff der Ironie mit ständiger Rücksicht auf Sokrates.Dt.v.H.H.Schaeder,München,1929),第55页A。1784年11月26日致卡尔·奥古斯特大公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815页。
[19]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107页。
[20]《厄庇米尼德斯的觉醒》,Ⅱ,第3页,见《歌德全集》,卷Ⅵ,第468页。
[21]厄庇米尼德斯,相传是沉睡了57年的克里特人。
[22]1788年10月25日致卡尔·冯·克内贝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124页。
[23]《日记与年鉴:1789》,见《歌德全集》,卷Ⅺ,第622页。
[24]梅耶:《歌德》,斯图加特,1967年,第330页。
[25]《谈我的人生:片段》(Aus meinem Leben.Fragmentarisches),见《歌德全集》,卷Ⅻ,第623页。
[26]1810年7月29日致里默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597页。
[27]《魔术大师》(1791),Ⅳ,第8页,见《歌德全集》,卷Ⅵ,第650页。
[28]《日记与年鉴:1793》,见《歌德全集》,卷Ⅺ,第631页。关于歌德的“海难隐喻”,参见布鲁门伯格:《与观众一起体验海难:一个存在隐喻的范式》(Schiffbruch mit Zuschauer.Paradigma einer Daseinsmetapher),法兰克福,1979年,第20—21,47—57页。
[29]转引自E.B.泰勒(E.B.Tylor):《原始文化》(1871,1958年纽约再版),Ⅰ,第16页:“持存者是为习惯力量所延续而转化为一种新型社会状态的诸种过程、习惯、观点之类的总称,而这显然不同于他们土生土长的源始状态……”关于这个概念,参见J.Stagl:《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社会学》(München,1974),第41页。《自然之女》,Ⅴ,第7页,见《歌德全集》,卷Ⅵ,第401—402页。
[30]沙伊贝编:《诗与真》,卷Ⅲ,第14页,第505页。(参见刘思慕译《诗与真》,见《歌德文集》,第5卷,第653页。——译注)
[31]1806年12月26日致策尔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506页。在1817年12月16日写给策尔特的另一封信中,歌德作出了一个更为放肆的自我比较:同《厄庇米尼德斯》相联系,歌德将自己同伊壁鸠鲁的神祇相提并论(见《歌德全集》,卷ⅩⅪ,第254页)。在《瓦尔特堡节日》(Wartburgfest)之后,他预见并且合乎时宜地猜想,“如果时局变得更坏,每一个人确实都可能有所作为。”这就证实了他冷眼旁观的立场:“这就是我之所以如此的理由:我像伊壁鸠鲁的神祇那样,全身而退,作茧自缚,躲进一片宁静的云里——我还可以让云层越来越厚,将我完全遮蔽,面目全无。”
[32]1807年8月30日致策尔特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525页。
[33]1780年4月底日记,参见阿尔忒弥斯版《歌德日记》,第101页。
[34]1808年2月1日致里默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81—482页。
[35]在《浮士德》“舞台序曲”中有三个人物——剧院经理,诗人和丑角。参见《歌德文集》,第1卷。
[36]塔西陀:《日耳曼尼亚》,2,2:“Celebrant carminibus antiquis,quod unum apud illos memoriae et annalium genus est,Tuistonem deum terra editum et filium Mannum originem gentis conditoresque...”扬森(J.Janssen):《弗里德里希·利奥波特致施托尔贝格》(Friedrich Leopold zu Stolberg),弗莱堡,1877年,Ⅰ,第70—71页:“歌德不仅是一位天才,而且还真正有一颗善意的心。但是,我滞留魏玛时期的某一天,他对我谈起那些‘巨大精灵’甚至拒不服从永恒启示的基督教真理,这时有一种恐惧感向我袭来。”施托尔贝格将歌德神魔化了。1780年,歌德作于1777年7月17日并由其妹托管的一首四行诗初次发表,之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确知这只不过是“一个开端”:“无限的神祇,将一切全都赐予深爱他们的人。”曾经被认为已经沧海遗珠的手稿重现于耶鲁图书馆,我们知道施托尔贝格将它读成了现代诗;原文应该是:“众神赐予万物。”(武尔皮乌斯[W.Vulpius],参见《歌德研究会年鉴》,29,1976年,第280—281页)在这里,歌德谈论的是一个遥远的神话时代。
[37]威廉·格林1811年6月18日于卡塞尔致歌德的书信,见曼德尔柯编:《格林一歌德通信集》,Ⅱ,第88页。1776年5月8日克洛普施托克致歌德的信,见Mandelkow编《致歌德书》,卷Ⅰ,第58页。又见1776年5月21日歌德致克洛普施托克的信:“关于这个话题,〔我〕再也无话可说!”(《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25页)1776年5月29日克洛普施托克致歌德的信:“友谊诚可贵,但是你太不珍惜,没有认可我的友谊的证据。”(《致歌德书》,卷Ⅰ,第59页)
[38]J.Behrens编:《克洛普施托克、克里斯蒂安、利奥波特与施托尔贝格往来书信》(Briefwechselzwischen Klopstock undden Grafen Christian undFriedrich Leopoldzu Stolberg),诺伊明斯特尔,1964年,第189—190页。按照歌德1776年8月30日写给奥古斯特·施托尔贝格的信中的说法,当时施托尔贝格并未去魏玛,而“可能已经非常厌倦宫廷生活了”。
[39]1776年5月10日莎乐特·冯·施泰因致齐默尔曼(Johann Georg Zimmermann)的信,见H.Amelung编《人格化的歌德》,Ⅰ,第164—165页。
[40]《奥德赛》,Ⅺ,第373—376行。1777年12月10—11日在托尔夫豪斯和克劳斯塔尔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83页。1778年8月5日致默尔克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399—400页。1778年12月10日下午2时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409页。关于歌德登山的历史地位与意义,参见布鲁门伯格:《理论好奇心的历程》(Der Prozeβder theoretischen Neugierde),法兰克福,1973年,第142—144页。
[41]《奥德赛》,ⅩⅩⅢ,第306—309行。1780年9月21日自奥斯特海姆(前鲁昂)致莎乐特·冯·斯泰因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530页;并见梅耶:《歌德》,斯图加特,1967年,第263页。
[42]“福斯与妻书”,1794年6月5日于魏玛,参见《书信集》,Ⅱ,第386—387页。格莱姆的话,参见歌德的转述,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110—111页。
[43]“福斯与妻书”,1794年6月6日于魏玛,歌德收藏室仅存福斯翻译的《荷马史诗》第2版(1802年)和第4版(1814年)。维兰德《致灵魂》:“……无人问及,此乃何人?/我们一眼看出,非他莫属!……在上帝的世界/凡夫俗子绝对不会以这样的方式现身在我们面前……”(载《德国水星杂志》[Teutscher Merkur],1776年1月号)维兰德并不同意将这篇诗作收入他的选集。在他看来,歌德确实富有神性:因而,他在描述格尔斯腾贝格(Heinrich Wilhelm von Gerstenberg)的悲剧《乌果里诺》(Ugolino,1768)时用了这么一个说法:“此剧实乃神力铸成”。这一说法已经非常接近于《普罗米修斯》颂诗了。丹麦外交官舍恩博恩伯爵(Graf von Schönborn)致格尔斯腾贝格(他也是一名丹麦民政官员)的一封信(1773年10月11日)记载了这件事,同时包含着这样一条消息:歌德正在“异常轻松地”创作一部名为《普罗米修斯》的戏剧,他还给舍恩博恩伯爵朗读了两场戏,其中“有非常精彩的源出自然深处的华美段落”(《歌德全集》,卷ⅩⅫ,第39—40页)。
[44]尼采认为“荷马一赫西俄德竞赛”是智者精神的产物,并把它归在高尔吉亚斯(Gorgias)的学生阿尔基达马斯(Alkidamas)的名下(见《尼采全集》,Musarion-Ausg.1920,Ⅱ,第160—181页)。这一观点可能不正确,但对于这位(1871年)青年古典学者未来世界观的形成,这仍然是出彩的一笔。特别是因为,包含着悲剧意蕴的希腊名言——“最好是不要出生”,在竞赛当中对于荷马回答赫西俄德的问题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参见沙德瓦尔特:《荷马传奇》,第46页);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这类赛事对于奥里斯王享受节日狂欢气息是多么无足轻重,那么,这样的希腊名言可能已经构成了决定性要素。这条格言足以让整个氛围同《荷马史诗》的素材格格不入吗?从神话角度看,这句格言同宙斯的审判有异曲同工之妙:以“人”相称的生灵活着而没有尊严。但宙斯以这种审判来裁决普罗米修斯的反抗,而最后获胜的又是普罗米修斯。但是,这种情形非常适合于高尔吉亚斯的虚无主义:“万事皆空,但假如万事不空……”,这简直就是给小学生做的例句!可是,作为智者精神的父执,作为即兴演唱艺术的鼻祖,荷马能不能成为竞赛的失败者?或者,这是不是对胜利者只取悦于王侯而非公众的平庸陋见的公然蔑视?如果他果真就是高尔吉亚斯的学生,而且果真说过这样的格言,那么这必定就是他想表达的意思。《论德国建筑艺术》(1772年11月),见《歌德全集》,卷ⅩⅢ,第16—26页。
[45]卡西尔:《象征形式的哲学》(Berlin,1923—1929,第1版),Ⅱ,第130—131页。“纪念莎士比亚命名日”,见《歌德全集》,卷Ⅳ,第122—126页。
[46]1797—1810年,施莱格尔和蒂克大规模地翻译了莎士比亚的作品,大约在1825—1833年刊行。
[47]帝国意识或者帝国主义(Reichsbürglich),是指忠实于神圣罗马帝国,而敌对于地方行省。
[48]鲁登:《回忆录》,耶拿,1847年(柏林,1916年再版),第89—90页。
[49]《葛兹》,全称为《铁手葛兹·冯·贝利欣根》,是歌德的早期剧作之一,见《歌德文集》,第7卷。《诸神、英雄与维兰德》是讽刺维兰德的,歌德认为后者搬弄了古希腊文学与神话。
[50]1774年5月初致法尔姆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Ⅻ,第44—45页。
[51]《斯特拉斯堡大学活页日志》(Loses Quartblatt in der Universitätsbibliothek Straβburg),参见《歌德全集》,卷Ⅳ,第988页。
[52]1773年7月中旬致克斯特纳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Ⅷ,第201页。
[53]《罗马哀歌》之七全文如下:
哦我在罗马觉得多快活!我想起那时
在北国后方灰暗的白昼环绕着我,
天空阴郁而沉重,垂落在我的头顶,
世界无色无形地躺在倦游者四周,而我宁静地沉湎于观察自我,探索
失意心灵的冥暗的途径。
而今明亮苍穹的光华环照着我的头额;
大神福玻斯唤出了形态和色彩。
黑夜有星光灿烂,响起了柔和的歌曲,
月亮照得比北国的白昼更亮。
我这凡夫俗子何等幸福!我在做梦?你的
仙宫可也招待宾客,朱庇特的天父?
啊呀!我躺在这里,向你的膝部伸手
祈求。听我说吧,朱庇特·克塞尼俄斯!
我也说不清,我是怎么进来的:是赫柏
收留流浪人,把我也引进了殿堂。
可曾吩咐她带领一位英雄上来?
难道美人失察了?请原谅!竟然我因错得福!
还请原谅你的女儿福尔图娜!恰好
她高兴,分给我这份最辉煌的赏赐。
你可是好客的大神?哦就别把我
这个宾客从你的奥林波斯撵回人间!
“诗人!你向哪儿攀登?”——原谅我;这高高的
卡皮托利诺山是你的第二座奥林波斯。
留下我吧,朱庇特,过些时赫尔墨斯会引我
经过开斯提的墓碑,悄悄下降到九泉。(绿原译)
参见《歌德文集》,第8卷,第172—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