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历史哲学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不可摧毁的存在表现得越是持久,打击它的力量也就越是强大。
——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策
19世纪没有从歌德与拿破仑的认同这一典范之中获得警示。这个世纪别具一格,前无先例,是以泰坦英雄普罗米修斯为模式来自我领悟的。但这种自我领悟不限于对普罗米修斯进行一种审美的寓意解释。直到尼采在普罗米修斯身上再度发现古代悲剧的核心形象,并在这个形象中发现苏格拉底典范的绝对反题,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19世纪以人的名义拿普罗米修斯下赌注,认为他是一位胜利的征服者,认为是他为人类指点迷津,创造各种手法来反抗诸神对人类命运的摆布,认为他是历史自我发现的始祖。因此,绝非偶然,布克哈特《希腊文化史》在其生前尚未问世,直到世纪之交才出版。在这部杰作当中,布克哈特比尼采走得更远,他断言希腊人对生命的那种悲观见解尽数反映在高加索山上被缚的泰坦英雄身上。不宁唯是,这个世纪还利用了泰坦英雄伟大的制序方式,把火种作为其独特成就的隐喻,然而它不仅不会在意而且也不在乎诸神对一切世俗幸福的怨毒之情。可是,布克哈特认为,这种神性的怨毒在神话之中比比皆是。在19世纪整整一百年间,神话观念与怀疑意识(或者恐惧意识)仍然各行其道,彼此互不相关:前者认为,世俗的圆满可能只是“侵犯诸神的幸福与完美的特权”[1];而后者表示,当人类在世界上寻找快乐之时,他可能必须作好准备,以便应对无可抗争的暴力强加给他的阻力、界限和对立。然而,布克哈特对希腊文化的描述同世纪末的终末论情感剧变十分契合。正是因为这个时代的自我意识如此坚固地维系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素材,因而像尼采和布克哈特那样,对这个神话素材的可能意蕴的任何一种增补,都将占有其已经获得的“意蕴”,并将这种“意蕴”强化到无以复加的清楚明白的程度。
在精神分析学方兴未艾的十多年间,那种所谓“非意愿的联想”成为一个新出的征兆,表明这个世纪对泰坦英雄情有独钟。弗兰齐斯卡·雷文特洛(Franziska Reventlow),即后来成为施瓦本“宇宙”学派[2]的波西米亚人的那位女士,在她青年时代一封写给伊曼纽尔·费林(Immanuel Fehling)的信中,记述了师范学院里一堂课上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在拜伦的《哈罗德游记》中读到,对于那个袒露胸膛让〔懊悔〕秃鹰无休止地啄食的人而言,仁慈的办法是让他沿着莱茵河流浪。恩斯特博士(Dr.Ernst)问我,诗人用这个形象来表示哪个人物?我神不守舍,思接千载,头脑里灵光乍现,脱口喊道:‘普罗米修斯。’整个课堂,甚至包括恩斯特博士在内,都爆发出荷马式的笑声,而我陷入深深的羞愧之中。”[3]在拜伦的叙事诗篇中,懊悔、秃鹰与莱茵河三者的联系出现在第三诗章。诗歌的第59节吟诵了莱茵河告别曲,诗中的行者极不情愿离去,而用对比手法描述了莱茵河的魅力。行者歌中唱道,即使一个人身受无以复加的自我折磨,也能在这里找到安息之地,并慰藉痛苦的创伤。毫无疑问,行者还是要远行,诗人还是描写了行者的离去,但是他以登峰造极的想像力强化了莱茵河风景对于一个遭受登峰造极的自我折磨的无名人士所产生的可能慰藉。因而,年轻的公爵夫人的回答并非傻气。诗人影射了普罗米修斯,但并没有把他的天路历程与普罗米修斯相提并论。
史诗《哈罗德游记》的第三诗章1816年写于瑞士,它不仅使拜伦成为当时英国文学沙龙的浪漫英雄,而且还以最为有效的方式——《哈罗德游记》是学校里的必读书——让他成为浪漫主义的代表。史诗中对普罗米修斯的影射在第四诗章第163节得到了明确的印证:普罗米修斯盗取霹雳之光,但艺术家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把上帝呈现为观景楼(Belvedere)的阿波罗而颂扬了人类,从而清偿了亏欠,赋予盗火者以合法性。泰坦英雄的神正论不是他所遭受的苦难,而是上帝可能呈现为人的血肉之躯这一事实。霹雳之火激活了艺术家创造作品的手。思想进程在诗篇里占据核心地位,因而对于诗人而言,莱茵河风景的浪漫效果,显然不可能仅仅描述为一种能够缓解普罗米修斯之苦难的画面。但这个受难者本人只对隐喻感兴趣。因此,再也不复是狂飙突进时代那些创造世界的艺术家的反抗姿态,而是艺术作品的神韵,让高加索的苦难被遗忘了。在这幕风景之中,悲剧性消逝了。直到浪漫主义退潮,人们才能再度发现悲剧精神。
到底是什么让这个世纪对普罗米修斯的挚爱如此深入人心呢?不是过分丰富的典范形象,而是强度激增的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研究活动(Arbeit an seinem Mythologem)。这种研究活动呈现出变形、修正、文体变革的程度,以及指向不可逾越的成就的登峰造极的渴望。而且,产生于这一语境之中的证据表明,也存在着一种扮演角色的压力:只要还没有人自命为“普罗米修斯”,别的人都可以扮演这个角色。1807年歌德许诺发表《潘多拉》的那份杂志,初次展出了一件巨大的展品,我们还把这推迟面世的样品称为“南非猿人普罗米修斯”(Australopithecus prometheus),他的发现者达尔特(R.A.Dart)于1948年证实,他也拥有火种。然而充满反讽意味的是,在马卡潘斯加特(Makapansgat)洞穴,这件样品出土的地方那些深褐色素可能有别的解释,从而必须否定这一发现。
寓意和象征的解释程序,以及把神话追溯到史前事件的本源论说明,已经不再被普遍接受,因而普罗米修斯神话素材所规定的位置已经空缺,在功能上更不确定,并且可能以种种不同的方式被再度占有。也许,揭开歧义之谜的钥匙早在1774年狄德罗反驳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的人类学时就发现了。[4]揭开谜语的方式可能简单之极:像伊克西翁、普罗米修斯之类的人为数众多;同样,啄食他们心肝的秃鹰也为数甚众。在这个语境下,这个简单命题就意味着,需要产生普罗米修斯的处境会持久发生,反复出现,事实上这种处境乃是人类历史的构成要素。也就是说,他不可能因为一次性的给予就止步不前,而是必须持久劳作。狄德罗说,这正是那些把自己摔碎在伊克西翁极端显眼的车轮上的人所干的事,饥饿的秃鹰一旦感觉到自己的匮乏,就会不停地朝他们出击。因此,普罗米修斯形象的多重化源自一种历史哲学:进步没有改变时刻准备推动历史的个体的境遇,因为啄食他的秃鹰乃是观念的瘟疫,以及强行施加在每一次进步之上的阻力。狄德罗认为,他在爱尔维修的人学中发现了微言大义:在其偶然性上,一种有价值的观念类似于一块从屋顶脱落、砸在某个人头上的瓦片。这就是灵感观念的残余,但取得了一个更加端庄的名字,而狄德罗认为普罗米修斯和秃鹰在历史中无处不在,从而将偶然性一扫而光。当然,历史让人类受难——这个事实并没有赋予卢梭的批判观念以合法性:人类不仅可能而且应该避免历史的苦难。
在狄德罗看来,卢梭抬高源始野蛮状态而反对社会状态,简直是白费心机。他完全没有看到,正是像折磨普罗米修斯的秃鹰一般的恐惧驱使着文化活动。如果卢梭勉为其难地想像一个半野蛮半开化的社会,那么,要回答他的论证就难上加难了。为了反抗永恒的自然这个敌人,人类必须团结起来。他们并不满足于打败自然,而且还要战胜自然。他们盖起了比洞穴更舒适的小屋,而当他们住进了一间小屋,他们又渴望一座宫殿。狄德罗认为,文明进步有其限度,这么一个限度配称于人类的幸福,因而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已经远离了自然状态。
问题仅仅在于,当我们超越这一界限时如何可能回到这一界限,以及当我们达到这一界限时如何可能维持这一界限。我们必须认为,《百科全书》翻天覆地的知识盘点部分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回答。但是,它几乎没有为乌托邦假设留下空间:如果在世界的某一角落,我们能够重新开始,那么,也许有可能“找到一种办法阻止普罗米修斯之子的前进步伐,保护他免遭秃鹰的折磨,从而把开化的人类固定在野性的童年与成熟的分裂之间”。人类必须被保护,不是为了避免普罗米修斯父子的侵扰,而是为了避免秃鹰对他们的折磨。在这种关系结构之中发生了一种微妙的变化,从普罗米修斯的子孙转向了众多的秃鹰。虽然这种变化十分自然,同狄德罗将普罗米修斯故事多元化的做法相得益彰,但随后一百年内还没有人注意到这种变化。
《百科全书》的缔造者狄德罗《反驳爱尔维修〈论人〉的著作》的写作,与其第十四卷中“普罗米修斯”条目的写作,在时间上差不多同步。当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时,一种历史哲学概念化的压力也就非常显著了,这种压力必然取消神话形象的审美特征。因此,绝非偶然,一个世纪之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在狄德罗本人身上看到了真正的普罗米修斯——一个创造了更多作品、取得了更多成就的普罗米修斯。他不仅创造了人,而且还给法兰西和德意志贯注了新生的气息。不仅如此,他还通过歌德,对德意志产生了比对法兰西更大的影响。[5]当然,歌德当时不可能知道狄德罗笔下那个创造历史的泰坦英雄,而是改造了他早期颂诗中的普罗米修斯,把他从开放的苍穹底下的艺术家作坊转移到了《潘多拉》里锻工的洞穴,因为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歌德及其同时代人尚不能读到狄德罗的《反驳爱尔维修〈论人〉的著作》。狄德罗的文本最早问世于1875年,见于阿塞扎主编的《狄德罗文集》。
几乎与此同时,尼采发现了普罗米修斯的一项新的审美功能。尼采认为,普罗米修斯不仅集中地体现了同苏格拉底文化的对立,因为后者偏离真正的悲剧意识;普罗米修斯还集中地体现了同一个世纪精神的对立,因为这个世纪已经黯淡衰微,其精神也是明日黄花。当狄德罗将历史创造者普罗米修斯诉之于笔端,这个苦难形象无可辩驳地表明,神话体现了一种永远超越于言默之外的思想,那就是人类必须为每一份收获和每一项成就付出高昂的代价,而这种思想与悲剧真实性的失而复得难以相容,也就是说,我们再也无法重建神话形象无与伦比的内在性了。狄德罗指出,是恐惧感将人类驱逐出假想的源始素朴的乐园;但他可能立即补充指出,也是恐惧让人类在对立的乐园无法容身,因为悲剧总是将自我构想为对历史的拒绝。因此毫无疑问,狄德罗指出了历史的动力,而这种历史动力的运动让卢梭的设计误入歧途。
从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变形到凯旋的普罗米修斯,从泰坦英雄到奥林波斯神祇,这种转型如期发生,如同雪落海面,悄无声息。马克斯·克林格(Max Klinger)以普罗米修斯形象来构思他的贝多芬彩色雕像,最后超越了其落成的时代,把贝多芬变成了一位端坐在岩石底座上的宙斯,秃鹰栖息在他脚下,用琥珀色的眼光向上凝望着音乐天才。这座雕像的创作历时十七年,经过了大量的预备性研究,问世之初首先大受赞誉,嗣后立即被贬低为“东拼西凑之作”,但它不仅描绘了天才的力量,而且本身就是“力量的丰碑”。这座于1885年落成于巴黎的塑像模型仍然呈现了音乐家与普罗米修斯之间的类似性。然而,早在1880年,卡斯帕尔·克莱门斯·冯·聪布施(Kaspar Clemens von Zumbusch)设计的维也纳纪念碑闪亮揭幕,这一构思立意就被经典化了。波恩“贝多芬之家协会”(Verein Beethovenhaus)于1937年获得克林格第一尊塑像模型,并马上在特别为这一意图而建造于纪念馆庭院并因此而得名的凉亭之中展出。时间流逝,情随时变,久而久之这座雕像最后仅仅根据特殊的要求而被展出,因为观光者疏于此等兴趣久矣,甚至还自以为他们比雕像更加崇高。时间依然在流逝,情怀继续在改变。1977年,莱比锡美术馆在“二战”之后第一次获得机会,再次集中展出这座雕像。这家欧洲的大博物馆争取权利,希望展示这件藏在深宫无人知晓但事实上惨遭贬低的艺术作品,并把一种神秘深邃的美学和一种紧张过度的天才崇拜投射在克林格作品展览中。
鉴于偏爱自我点染启示录的色彩,我们就应该从19世纪初本源呈现的方案来反复研究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的危机。鉴于法国百科全书渐渐流布,影响深远,笔者仍然特别地考虑到其独一无二的“实在论”,因为同其创始人的哲学计划的可能预见相比,这种“实在论”大大地推进了其工作进程。注意到这一点,与其说我们必须研究文本中的条目,倒不如说必须研究《百科全书》的书卷插图,因为它们不仅记载了一种崭新的视野,不仅有深邃的内涵,而且有宽阔的外延,利用清楚的视觉效果,将完美的图画融入现代百科全书风格中。《百科全书》图画部分纵横交错地展示了人类文化的成就,它以字母顺序为线索,生动地记载了人类自我持存的工具和自我呈现的手段之间的互相交织,从而让读者忘记了卢梭的难题——天火易燃,弄不好就被烫伤。正是因为如此,这种纵横交错的展示方式也将未来可能之事合法化了。在这样的展示方式之中,它也将对于不可转让的天赋的一切可能疑虑一扫而空,使之成为无稽之谈。从天上盗得的火种可能并不纯粹。这么一种记忆已经被归于启蒙自我超越的进程,这就把卢梭和康德统一起来了。至于具有微弱理性之光的人类为何并不满足于赤裸的自我持存状况,卢梭语焉不详,没有提供一套理论。但康德将证明,自我持存的原则已经蕴含着自我超越的原则,理性已经蕴含着其“纯粹实用”的原则。因而,确实存在卢梭主义的理性这么一种东西,康德对这种理性的批判不仅代表着启蒙思想的顶点,而且也是理性自我限定的最高境界。理性自我限定,防止其过度运用和僭越界限,反对成功的意识所滋长的总体性诉求。
1796年,康德在《柏林月刊》(Berlinischen Monatsschrift)上发表了绝笔作之一。文章的标题是“论近期哲学中出现的一种高贵的启示语调”(einen neuerdings erhobenen vornehmen Ton in der Philosophie)。康德并未像文章标题所显示的那样去反对这种“启示语调”,而是反对理性的这么一种倾向:只要理性以自身之光来烛照比其存在的必然性更多的东西,或者希望能看到更多的东西,它就会像盗贼一样行事。因此,不言而喻,理性批判必须担负起“科学王国的警察”的使命,这位警察一定不容许我们以无中介直觉和纯粹狂想的哲学之名来忽略只能通过劳作获得的成果。但是康德又作出让步,承认一切都可能作为手段,用最强烈的情感来丰富律法哲学的简约形式主义,但这只能是“后设命题”,而我们首先听到的是义务的“高调语音”。在此,我们再次与雅可比不期而遇。康德断言,雅可比所提供的那种将道德建立在情感之上的哲学必须被拒绝,不论他以一切方式首先为的确立的理性基础的活力是如何值得景仰。哲学多方努力将法律变为清晰的概念,“在其狂热的幻觉中”追求拟人化和神秘化的审美再现方式,将“发布道德命令的理性变成蒙面的伊西斯女神”,将逻辑上可以解释的“一种律法预言”变为歧义含糊的“一种神谕声音”——此时此刻,“哲学寿终正寝”。这个隐喻让康德回到了丰塔纳伊的论题:神谕沉默,启蒙方兹。
康德认为,只有那些新柏拉图主义者,如施洛塞尔、雅可比和施托尔贝格之流,才主张从柏拉图那里获得启蒙之光,然而他本人却不能说明何谓启蒙之光,“启蒙之光又究竟烛照了什么”。新的理性之光源自何处?在此成为一种奥秘,因而柏拉图毫不反对他的弟子们作出这样的断言:这种理性之光生于更高的光源。正是在这一点上,康德的思想从柏拉图跳向了普罗米修斯。康德让他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但是,越多越好!因为,不言而喻,正是普罗米修斯第二直接从天上攫取了星星点点的火光。”[6]是攫取(entwunden),还是盗取(entwendet)?[7]如果这个携带火种的“假想的柏拉图”不能限定光的启蒙效果,那么自然值得怀疑,理性之光并非来自一种更高的奥秘,而是源自对一种仅属众神的“直觉”的非法利用。
毫无疑问,在启蒙世纪的最后几个年头,康德这篇文章销声匿迹,如石沉大海。事实上,在“理性批判时代”[8]之后十多年,一种情感哲学不仅依然如故,而且还可能死灰复燃。但这个事实却被人们忽略了,因为他们认为康德通过限定启蒙的界限而把启蒙的成就带向了终结。在康德经历理性效果的终结处,这种情境反映在救世主普罗米修斯可疑的形象上。
康德晚年寂寞失望,并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来自陈心境。为这种情形追根溯源,几乎要跨越半个世纪,一直追溯到其最早的努力。他竭尽全力以求征服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之中赋予科学理性的那种伟大理想,然而这种理性因为里斯本地震而经历了一场危机。在《寇尼斯堡周报》(Königsberger Wochenzeitung)上,康德三次撰文论述那一激发少年歌德“神正论”的自然现象。康德说,“在我们脚下不堪重复的脆弱的大地上”,我们借以生活的世界之理所当然的恒常性,以及支撑着我们的脚下的地基,突然显得动荡不已,极不稳固。可以想见,巨大的警示唤来了拯救者,其中就有哥廷根大学教授和学术委员霍尔曼(Samuel Christian Hollmann),他甚至提议要在地球表面凿孔以便排泄地底运行的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康德对“一种自然科学的正确尝试”(gewissen richtigen Geschmack in der Naturwissenschaft)深信不疑,他认为引导着这种尝试的是这么一种信念——“人类无能”抵抗自然的基本力量。地震之后不久,莱玛鲁斯的儿子发明了避雷针,并立即安装在洪堡雅可比教堂,以此作为启蒙成功的象征,对此康德并不完全信以为真。康德认为,要剥夺像霹雳一样的地震的权力,这项天赋应该归在泰坦神祇名下。在那些伟大发明家和克服对未知力量的恐惧的伟大征服者之间,泰坦神祇位居首位,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与之可谓旗鼓相当,然而康德却很少怀疑被驯化的自然力量(即理性)在将来的有用性:“从希望击败雷霆的现代普罗米修斯富兰克林,到想在火神的作坊灭火的那一位,诸如此类的努力只不过证明了人类的鲁莽肆心,与之相连并相衬的是人类的能力非常渺小,最后让他谦卑地忆起,伴随着一帆风顺的开端的,却是他除了是一个人之外什么也不是!”[9]在人类的条件下,仅有理性是不够的。它痛苦挣扎,希望摆脱对它的约束,然而直到1780年前后的理性批判时期,这种约束依然如故,因为理性希望变得“纯粹”,不能选择其他的一切而毫无失落感,但它仍然是一种同自然相关的动力因素,用以确保生活的成功,或者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确保“在这种生活之中满怀信心地前行”(marcher avec assurance en cette vie)。在他反对理性以其纯粹性而妄自尊大之前,他对于那个复活普罗米修斯的划时代计划已经产生怀疑了。
如果不首先断言,在公开的断裂发生之前,落在一个必须开创新时代使命的主体身上的负担全无价值,那么,历史的休止与新的开端就无从呈现。如果理性将新开端的必然使命揽为己有,那么它就必须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其他什么东西、其他什么权威可能要为理性之前那种难以容忍的状态负责?当主体与理性断言他们彼此同一,公正对待历史整体的渴望就必然十分紧迫。只要真正的零点消逝,问题就必然成型:人类此前干了些什么?如果真是这样,人类如何自我剥夺了合理的装备而为了满足解放的要求?由此看来,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都不只是纯粹反抗启蒙时代的冷峻严酷(Ungemütlichkeit),而是回应被理性世纪恶化且属于现时代的偶然性紧迫危机,现时代无论如何都有更多的事情可做,以显得中世纪“一团黑暗”,以便赢得同古代世界的争论(Querelle)[10]。最终,法国革命只是在显性层面上执行了时代的诉求,同样,它也从两翼获得了必要的补充——它自身的浪漫人士拿破仑,以及反抗拿破仑的浪漫主义运动。
在浪漫主义时代,主体尚未建立在统一的“世界精神”之牢固基础上。而浪漫主义针对这种历史主体整体性而提出的问题之一,便是在变化了的语境下,最为古老的诗歌题材是否可能被保留和更新。而这个问题的提出,势必要利用古代神话的恒常性以及难以磨灭的品质展开进一步的实验。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在其《谈诗》(Gesprächüber die Poesie)中提出了浪漫主义的纲领,直接追问诸如古代悲剧之类是否可能被再度创造出来。这篇谈话的最后部分写于1800年,其中所提示的答案是:如果神秘戏剧与神话体系首先为“物理学精神所复活”,那就完全可能创作出那么一些悲剧,其中“不仅一切都具有彻头彻尾的高古风格,而且确实可能通过意义而把握时代意识”[11]。
以物理学精神来复兴古代神话,这不是要让诗歌服从于现代科学精神,相反,这更近乎一种不同的物理学前景,它不仅可能建立一种诗歌与物理互相影响的关系,而且这种前景还业已表达在诺瓦利斯的沉思之中。在那些据说能复活古代的神话主题之中,对话者卡米拉希望复活尼俄伯,安东尼奥主张复活阿波罗和玛尔绪亚斯(Marsyas)神话——在他看来,这些神话或者寓言显然不仅十分“合乎时代”,而且“在经典文学之中它们也许永远合乎时宜”,马尔库斯则得出了一个十分简洁的结论:“我更愿意求助于普罗米修斯。”理由不甚了了,但顺乎自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被遴选出来的主题有一个公分母,那就是它们都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了艺术家和艺术的命运,因为此乃惟一仍然可以获得悲剧之维的主题。
在施莱格尔作品集1823年版所辑的《谈诗》文本中,再也没有提到以物理学精神来复活神话了。关于普罗米修斯神话,我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这个精于思想的泰坦神祇,当他挑战诸神而创造人类时,便真正成为现代艺术家和诗人反抗乖戾命运或敌对环境的原型。”[12]谈话者路多维科知道如何立刻把神话转化为舞台比喻,在现实的处境中将普罗米修斯呈现为楷模。“你可能不是将这个新普罗米修斯钉在高加索山的岩石上,而是让他带上镣铐,束缚在我们的一切剧院里,在那里挫败他泰坦式的狂妄。”这种说法令人想起卡尔·默尔(Karl Moor)对一切泰坦式神性之命运所作出的轻蔑评论:“普罗米修斯的火焰闪亮,而人们却为此使用石松粉燃烧出的火焰——因为戏台上的火点不亮一支烟斗。”[13]
因为浪漫主义必须具备将神话变成自身整体性的一部分的能力,因而关键在于它必须在神话之上实施部分还原,再度发现单一历史主体的同一性,也就是说发现跨越一切时代为人所用和为人所理解的单一人类语言。《谈诗》的第一个版本之中物理学复活的地位已经由一种生命哲学的设定取而代之了:“如果古代诸神和英雄传奇的内在素朴意蕴以神奇的想像之流作为远古时代巨人的声音向我们诉说,如果这种意蕴更加亲近地向我们呈现,在我们面前返老还童,最后为一种哲学精神——其本身不仅生意盎然,而且清楚地理解了生命——所复活,那么,它就可能创作出那些悲剧,其中不仅一切都具有彻头彻尾的高古风格,而且确实可能通过意义而把握时代意识。”哲学成为整体同一性追求的代理,它把握了在历史流程之中预构成型而在一切时代不息传流的可能性。
在哲学观念论之中复活神话不是一种简单的使命,因为观念论本身就是一则神话。一个必须就精神而讲述的故事,一个只能依据观念的实在历史来凭着印象臆测的故事,同时也构成了克服偶然性的努力——这种偶然性压抑着现代自我意识。在这种努力当中,哲学上的“主义”(思想体系)活像一个经天纬地的故事之中的角色:“任何形式的哲学观念论,为了回归自身,为了维持其本己的存在,就必须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自我超越。因而,从观念论的母体当中,必然孕育和必将生产出一种同等无限的新实在论。作为其起源的类似物,观念论不仅是新神话的典范,而且还间接地成为这种新神话的渊源。”[14]这么一个故事所遵循的模式具有独立不依的价值:施莱格尔希望,在认识论上并不特殊的意义将“观念论”一词理解为时代精神的特征,而同与之“混淆的科学错误”毫无关联。因此,它首先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以反抗斯宾诺莎主义的责难。
在谈话的第二版本里显得如此突兀的纲领性著作段落的文脉当中,把普罗米修斯说成是一个观念论者,略有几分肆心僭妄之嫌:“因识之故,目前我并不指望像新普罗米修斯一样的观念论者单枪匹马地将神性的权力捞在他自己身上,因为无论他三头六臂,其狂妄与谬误都行之不远,一定会不由自主地招来他的对立面。”这么一种说法听起来就好像是对真实历史的陈述。这段历史跨越了早期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晚期的《潘多拉》,处在1773年和1806年之间,位于浪漫主义纲领制订时代的两端,几乎开启了它独特的进程,并马上要呈现出普罗米修斯和厄庇米修斯之间的对应关系。
最终失败的并非普罗米修斯挑战奥林波斯的举措,而是同一种志业中观念论的自我检测。反复以“实在论”自诩的东西乃是其先驱者自身理想幻灭的产物。同样,甚至为尼采津津乐道的虚无主义也必然仅仅是这种幻灭的极端形式,因为对于一种有坚实的现实性(Solidität)的不可超越的渴望必然导致幻灭。观念论对自己作出的审美化阐释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借以避免幻灭的先知先觉,因为逃往审美王国会创造出生命不败与灵魂不朽的最纯粹的形式。充满悖论意义的是,将世界“审美化”让宇宙间的现实变得多余,因为永远只有纯粹的想像之物才更加完美。当活生生的知觉本身获得了一种审美活动的特征,本质上不可能的存在物就迷失在万物一体的状态之中。1800—1801年耶拿《超验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Transzendentalphilosophie)中,世界被表述为“未完成的世界”,仅凭这个事实就阻死了通往最后结论的道路。世界未完成,这就为“人为性”留下了地盘,人为性又是自然性的等价物。“人类从来都是世界的创造者,只不过他并不自知而已。”[15]因为除了创造之外什么也没有留待他去完成,因此,在他身上就再也没有普罗米修斯的品格了。创造活动从容而又潇洒,因而反抗与苦难就毫无用处了。顺理成章的是,由于被还原到诸神恩泽之下的完满同一性,历史就把神话奠基行为的反抗与欺骗化作无稽之谈。
因而,神话便再次沦落到其起源无可查考而只能被猜想为谎言的层面。1828年维也纳《历史哲学》(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讲演录中,F.施莱格尔又把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仅仅看作一个关于希腊文化起源的神话,其中希腊人持续地从一个到处迁徙和备受压迫的高加索种族身上感受到他们模糊的血统,但并没有完全清除希腊半岛上源始的佩拉斯基(Pelasgian)居民。高加索山上的泰坦神祇就是一个种族的领袖人物。他的神话不复属于启蒙类型体系,因为他的理性概念使然,这种起源和迁徙的故事可能无关紧要。而今,“起源”意味着理性需要重申其历史背景,重申在时间中流逝的统一潮流具有共同的源头。历史哲学就是对这一种族记忆的解释:普罗米修斯,这位高加索种族的祖先,作为最遥远但可以接近的形象而引人瞩目。他不仅是一位先祖,而且首先是源始启示的接受者和承担者,接受并且承担了同一位盗火者针锋相对的形象。人类远古的“嫁妆(理性天赋)”为一种传统所保留,而这一脉传统却受到不可理解性的持久威胁,以一种隐秘的教义形式流传,以至于浪漫主义的再生之举最终不只是一种解释,而更是一种臆测。
在维也纳讲演录的第一部分里,人类种族的整体性被看作这一脉隐秘传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构成了历史哲学可能性的条件。因此,“一道永恒起源的隐秘之光”便隐含在所有人心中,而没有为原乡人的神话留下任何可能的地盘,据说原乡人是生于大地肥沃的泥土之中。普罗米修斯同这一形象正相反对。他是全体人类富有智慧的先祖,但同样是与众不同的希腊人之先祖。“即今,这种对于普罗米修斯之天光的普遍信仰(不管诸君想怎样称呼这种信仰),在吾人心中,事实上乃是在此所能作出的惟一假设,不管吾人位于何处,都必须以这一假设为出发点。”[16]这种思想模式的“超验性”一望便知:从对立的观点看,“历史和史学都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一切必然都聚焦于一点:将普罗米修斯的盗火行为当作对神话的巨大误解,当作对近乎神圣恩典之源始行为的茫昧无知。他并没有盗窃,因为作为人类历史属性的东西已经被托付于他。“故而,普罗米修斯神圣的火光闪烁在人之灵府。只要更恰切地摹状其形,更犀利地刻画其质,更以史家之胆识表述其义,就不妨说,这神圣的火光依赖于上帝本源地赐予、先天地给予、托付和传达给人类那种特殊的言辞,它同样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属灵尊严以及崇高使命之寓所和渊源。”[17]
绝非偶然,F.施莱格尔一再将这种建基于“人神类似原则”之上的历史哲学称为“合法的”世界观。在此,摧毁传统同一性者,绝非启蒙运动;理性之要务,必须是自我发现(finden)甚至自我发明(erfinden),这种观念在历史主体丧失其同一性的过程之中成为可能的惟一条件在于,它并不能现实地为其自身确立一个“真正的开端”以及一个“真正的目标”。它废黜了确定的外观。浪漫主义将大革命时代之后显得问题重重的合法性投射到了世界历史之维。历史内在设定的“实体”之多元性为一种单一的太古建制行为取而代之,这种建制乃是一座通过传统流传下来的宝库,类似于神学的“信念库藏”(depositum fidei),而那个领受神恩的(begnadeten)甚至蒙受神宠的(begnadigten)普罗米修斯之名为此带来了一种潜在的动力,这种动力属于一种未受洗礼的“意蕴”。在《历史哲学》第七讲中,普罗米修斯的作用是将人与上帝的本质类似性同神话外观中一种方便形式的纯粹外在发现区分开来。“然而,人身上的神圣形象并不在于一道悠忽即逝的闪光,〔比如说〕一道闪电,或者一些个别的想法,而在于普罗米修斯点燃的火光……”[18]
另一个施莱格尔,即奥古斯特·威廉·冯·施莱格尔(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早在他弟弟为浪漫主义制定纲领之前,就在1798年席勒主编的《缪斯年鉴》上发表作品,以诗化方式重写了普罗米修斯神话素材。坦率说来,这确实是对于这则神话的思考之中诞生的最为冗长和无聊至极的作品;但它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顺便深入探讨一下歌德沉默艺术的另一个变体。这首诗覆盖广博,让人们得以“观察”这则神话,而这则神话必须被认为是对狂飙突进时代流行的神话观念的矫正。在奥古斯特·威廉看来,我们从神话之中因袭而来的,已经是一种自由观念论的史前样式,而再也不是一种沾沾自喜的反抗形式:“哦,黄金时代,永远灰飞烟灭!追述古代歌手,追寻你遥远的足迹,那是何等甜美的惬意!”无论下文可能说到什么,这个开篇都必须提到浪漫的普罗米修斯,因为文献学的职责已经显得十分强大,以至于不容我们太多地破坏这幅因袭画面的形式。不是别的时代,而是泰坦诸神自己的时代在遥远的太古散发出金色的光辉,但它却不能向古典主义散发此等辉煌。宙斯掌权,突然颠覆了父神克洛诺斯的权力。被缚的泰坦神祇在同母亲——在此她意味深长地成了忒弥斯——的对话之中追思怀想,说这是人类的童年。随着泰坦王朝的陨落,人类的处境越来越严峻了:“可是,你们人类啊,我凌驾于你之上。在温馨的忘忧谷,你的金色童年悄然流逝,韶华不再。那么,请学会行动,学会创造,以及学会无为吧!”[19]
普罗米修斯必须担当的使命,是让人类“适应”后泰坦王朝时代。而这要求一种新型的自我持存;在隐喻意义上,“构型”乃是普罗米修斯的概念图式。对其他的创造活动的描述,并不比观念论哲学对于主体创造活动的描述更加清楚;根据康德的先验演绎的推论[20],主体创造活动必须将必要条件的创造同一种自由审美谋划的条件结合起来。但是,如果某些东西在这个自我体验的主体之后总是已经被给定与确定,因而绝对不能决定主体的内在体验与自我意识,那么,这些东西如何可能构成自由呢?“哦,我的儿子!你完全被创造的幻觉迷醉了!”此乃母亲忒弥斯的呼唤,当然是对1798年的普罗米修斯之同代人所信奉的观念论的微弱反抗。但创造的幻觉并不限于普罗米修斯这个形象;它愈演愈烈,在创造的自反性和自我创造之中达到高潮。普罗米修斯把自己之所好描述为“行动的狂喜”,而这就是这种自我创造体验的显现。他说,他的造物浮现于“迷误的黑夜”,因而是“仅为自我创造而被创造出来”的造物。宙斯选择了宇宙,而他——普罗米修斯则选择了人,这就以公式的形式表达了古今之争,以及宇宙中心论形而上学和人类中心论形而上学的冲突。
因此,这就可能彻底地成为一部人类自由史,即泰坦神祇的源始忧虑,当时他期望对他的责罚最后必然归为这么一个问题:随着宙斯显示自己的权力,人类是否会和他一起受伤。忒弥斯对这个问题的定夺仅仅基于如下事实:即便是权力都奈何不了命运,因此宙斯面对命运禁止的事,同样无能为力,百无一用:“宙斯神色严肃,再次为你的雕刻作品付出了代价,但他无论如何也阻挡不了它产生后果。”这是这首诗的中心语句,它也是败笔一处,因为对命运的呼吁无法转换为观念论自我创造的语言。我们不妨说,这种诗学的败笔同样有力地证明这种观念论根本无法令一个新世纪感到满意。它也让一种自我意识的内核沉沦于不可理解的深渊,而自我意识认为其最终的独特成就担保了其历史的不可争辩(geschichtlichen Unanfechtbarkeit)。因此,在A.W.施莱格尔的诗中,命运仅仅是信赖忒弥斯的许诺,而为权力设立界限,让普罗米修斯心甘情愿地接受责罚。
为了在席勒主编的《缪斯年鉴》上发表这首诗歌,A.W.施莱格尔把他的作品首先寄给了歌德,因为席勒当时是歌德的座上客。我们不妨假定,像席勒一样,A.W.施莱格尔也深知歌德对普罗米修斯神话题材的喜爱。1795年4月,席勒致书克尔讷,信中写道,歌德正着手写一部古代希腊风格的悲剧,其主题据说是普罗米修斯的解放;最迟也不过于1797年6月18日,也就是他魏玛之行一月之后,他又向歌德发出请求:“别忘了将《普罗米修斯》合唱歌寄给我。”除了这么一些只言片语的暗示,我们对于1790年左右的悲剧写作计划就一无所知了。我们可以想像,席勒怀着多大的好奇心期待歌德对另一个作家的《普罗米修斯》作出反应,歌德又是如何在别人身上意识到这么一种期待啊。
歌德的反应,要么是一言不发,要么是完全低估。他以一种极端冷漠而又高高在上的语气写信给A.W.施莱格尔,好像他自己根本就没有关心过这个神话题材:“你把大作《普罗米修斯》寄给我,让我以一种更友善的方式招待我的客人(席勒)……”他还告诉这首诗的作者说,他和他的客人反复读这首诗,从中获得了快感。A.W.施莱格尔成功地“赋予神话以深刻的意蕴,而用一种严肃崇高的方式予以表达……”此外,这些诗句确实非常成功,包含着令人惊异的崇高段落,整体上“也能为《缪斯》增添色彩”[21]。在此,歌德完全不记得他自己利用普罗米修斯题材进行的实验,对这个题材所能引起的爆炸性力量也毫无警觉之心——虽然这个题材被处理为韵文化形式而毫无伤害作用,但对它的那种“创造至上的”解释远远超出了歌德的预料。上述那些约定俗成而又四平八稳的评说之词所传达的冷漠心态,不可能归因于如下事实:那些确实必须知其所为者在处理同一题材时与歌德构成了竞争。相反,我们必须假定,歌德无法重构普罗米修斯题材,而只能在十多年后的《潘多拉》中予以表现,因此他已经心境若水,对关于创造者与创造物的那种高调谈论无动于衷——他再也不相信那个记在工匠神名下的故事了。A.W.施莱格尔的诗篇再也不可能是亦步亦趋地仿效而是检验歌德的创作。从这个角度看,这个事实恰恰保证了歌德的诗篇在历史上的独特地位。
直到19世纪中叶,普罗米修斯作为历史哲学的形象才算完全确立起来。这发生在1842—1845年间——谢林在柏林发表《神话哲学》讲演。
谢林探索的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的“积极的理智”(tätigen Intellekt)学说,而在基督教传统之中,这一学说被认为是一种惑乱的根源。亚里士多德以及一般希腊人,多少都认为“积极的理智”被赋予了神圣属性。但正是这一点抓住了谢林的注意力。他说,“积极的理智”(Nus poietikos)在认知能力上自外而内地并且在这种认知活动所由而来的地方发生作用,但亚里士多德并没有为其论题释义。这种意义模糊性给阿拉伯人以机会,赋予“积极的理智”(intellectus agens)整体相对于神圣性思虑的优先性。积极的理智整体仅仅代表了它为个别主体确立普遍有效真理的一项功能性必要条件,因此上述说法不是一个率性随意的决断。但这样的情形不可能引起谢林太大的兴趣。鉴于他使用这个术语的方式,我们自然可以假定:理智要具备神性,它就不可能是上帝,因此,惟有对抗上帝它才具有神性。所以,无需大步跳跃,就可以进一步指出,“反神性,也就是可以自我置于上帝的位置上。”[22]这种思想几乎无法与神话保持一致,相反却和路德的思想若合符节。在神话的多头制统治中,一个神可能反对另一些神,而没有下面那种致命的涵义:像在一切情况下独一无二的存在那样,神性惟有通过灭绝亦怀意欲成为神性的其余一切存在物。在多神论语境下,为了成为神祇而反抗神祇者也是一位神祇,但它绝不是“反神圣”。因而,形而上学二元论并非起因于“多神论”削弱而产生的危险;相反,它源自“一神论”的自我分裂,因为它无法解决这么一个难题:当人们谴责上帝的世界同上帝的概念名实两乖,我们如何奋起辩护上帝?
面对这种二元论的危险,谢林让怀藏“积极的理智”学说的亚里士多德望而却步。由于这个概念,他“抵达了他本人无法逾越的边界”。在谢林看来,同样毋庸置疑的是,他也“到达了古代哲学所能到达的边界”。凭借着“积极的理智”学说,亚里士多德说到了人类灵魂的终极状态,但这可能都是道听途说,因为他“无法摆脱的非常灵感,几乎就是柏拉图式的迷狂”。
哲学起源于与神话的分道扬镳,而且要想逾越边界再度进入可能的神话故事王国对它而言绝非易事。但更加重要的是,亚里士多德没有理由根据世界或者相关之物来辩护他的上帝,因为世界是永恒的,仅当在世界之运动方面世界才取决于上帝,但无论如何,它通过爱之欲望自为地提供了动因。仅当创世者上帝为其自我辩护的逻辑驱动到世界的一角,无可奈何地认可世界圆满无缺,他才能像布鲁诺所说的那样让世界成为他的替身。同时,世界也成为他的对手,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将全部神性据为己有,没有留下一点超验起源的残余,而是将这种超验起源淹没在自己的无限之中。
为了理解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这种冲突,就势必从本质上扭曲历史的视野。仅当产生普遍有效性的理论功能之上或者逾越这种功能的“积极的理智”被当作一种基本的意欲(Wollen),即一种“对自体的意欲”(Wollen seiner selbst),一种潜在的形而上冲突才显山露水。
谢林的“意志之意志”具有一种孩子气的反复无常,而这无非是指“它具有自己独特的意志”。反过来,这种“意志之意志”又无非是指一切意志行为的共同要素,即自由。所谓“自由”,就是控制率性妄为,绝不宽容卷入到与率性妄为的可能性行动相冲突的矛盾。同一个亚里士多德,这个不动的驱动者,免于一切需要,除了他自己之外就无思无虑,完全与自己同一,为什么这种“意志之意志”就不能以同样的方式满足于意志本身呢?我们几乎不敢向“思想之思想”提出诸如“思想究竟思想了什么”之类的问题,同样,我们也只能以一种有失尊严的方式向“意志之意志”提出诸如“意志究竟有何意欲”之类的问题。后一类问题更容易回答,理由在于:如果某物包含着一种同自我意欲的能力相矛盾的可能性,而意志在意欲这个某物的过程中隐而不显地产生了意欲,那么意志就只能是对自我的意欲。同理,仅当存在着一种“自我丧失”的可能性,谈论“自我持存”才有意义。世界,作为非自我的万物之总和,同时也作为意志的对象,并通过以偏差和危险的方式行动,而为“意志之意志”创造理性,成为万物之总和。因此,与所谓“思想之思想”相反,意志只能通过“世界之道”而通达自身。
这就构成了其本质的观念性。观念论哲学是一种沿着循环线路运行的哲学。绝对性不可能独立地维持,它必须凭借身外之物而通达自身。用谢林的话说,将它投射到亚里士多德“积极的理智”,在历史上是一种错失。而这就意味着:“精神因此必须开始认知诸物,它不存在,只能作为悟性而进入存在……”此乃“亚里士多德言论的应有之意”。
通过系统地阐释,谢林为他的听众铺就了通往普罗米修斯的道路。现在他让听众把普罗米修斯理解为一个仿佛是神秘而偶然地出现的形象,作为那种“恐怖的循环之道”(schrecklichen Umweg)的象征:为了成为完全彻底并且一劳永逸的存在物,神性首先必须借助于“反神性”,而遵循这一循环之道。观念论的循环之道与普罗米修斯形象之间的相似性并非马上突入眼帘,因为它要求我们首先从宙斯的视角来考虑这种关系构型。只是到现在,他才把普罗米修斯设定为一种反神性原则,将他驱遣到远方而遭受磨难,再让他的后裔来解放他,这就使宙斯的统治权力登峰造极,而达到了具有神性尊严的目的。宙斯的堂弟在同泰坦神族争权的斗争之中成为普罗米修斯的同谋,这个事实在神话的流布过程中几乎被忽略不计,然而谢林利用“精神”一词的歧义性(“精神”[Geist]在这里等于亚里士多德的“理智”[intellect])而展开的寓意解释则出乎意料地让它赢得了“告谕力量”(Aussagekraft)。仅仅因为普罗米修斯具有同样的神性渊源,他才能代表“宙斯本人敌对人类的原则”,将它当作某种外在于人类以及并非人类内在固有的东西,从而使之像亚里士多德“积极的理智”(Nus poietikos)那样“自外而内”地注入人类心中。按照谢林的责难之词,普罗米修斯代表了亚里士多德未能把握的东西:亚里士多德“承认神性,却并没有同等地承认反神性,但神性和反神性二者密不可分”。
普罗米修斯并不代表宙斯,而是代表宙斯的原则,因此他成为反神性而且无法为神性征服的自我意志。故此,他也就成为“人类的原则”。〔谢林的〕基本观念是:人与神之间的中保形象不能是居间之物,而必须是敌对于神性之物。
我们首先感到惊讶万分的是,这项功能并不存在于赫尔克勒斯身上。宙斯这位力挫千军的儿子,在射杀神鹰解除对普罗米修斯的严厉惩罚之时,他并不害怕宙斯的愠怒。在古代赫尔克勒斯神话中,反抗宙斯对抗神性的潜在能量从来就不可能近于枯竭。以获释为条件,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宣告一项秘密,说宙斯将生出一个会颠覆他的对手,而建议他以谨慎节制为妙,此时此刻宙斯还不可能有新的生育计划。惟有这位匿名的尚未出生的神祇才构成反神性原则的极限,他就是神祇自我去势的象征。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其代价不仅是无条件地释放普罗米修斯,而且还要以未受慈恩的人类全部历史来约束宙斯的权力。谢林不可能在这个意义上看待赫尔克勒斯和尚未出生的神祇,因为赫尔克勒斯是儿子,而且真正说来是最终最末的儿子。他必须被提升到远不只是拒绝服从父神的神祇的高度。
如果亚里士多德将“精神”(或者“理智”)称为“神性”——此乃观念论“历史”的反题,也就是说,它免除了对一个神话故事的偏好——那么,问题出现了:它又是如何从这种自足状态之中涌现出来的呢?谢林认为,哲学本身不能依靠自己的动力超越亚里士多德所止步的界限。因此我们首先必须“从外而内”地述说,世界仅仅是一种条件,而不是本质存在(ein“Seyn”);换言之,世界不是“我们无条件地遭遇的某种东西”,而是某种被事实分成段段插曲的东西——按照使徒的许诺,“宇宙样式终会烟消云散”。[23]所以,必然的逻辑结论是:只要宇宙成为上帝自我创造过程之中一个纯粹的间隙,这个宇宙就比斯塔基利亚人亚里士多德的永恒和谐的宇宙对这个创造而又毁灭的上帝要求更多,同时又比未创造的世界拥有更不真实和更不自主的稳固性。
将观念论建立在《新约》教义的基础上,是谢林神话学最为大胆的构想之一。这种神话学遵守《圣经》的言述方式,将有形世界命名为“此岸世界”,而通过它传递一种清楚的暗示,表明这个世界是“与现时人类意识一同被设置出来的,同其真实存在一样稍纵即逝,万化千变”。故此,观念论仅仅是一个后基督时代的概念;它“属于一个全新的时代,无须揭示任何秘密,前此被关闭的大门,基督教精神现在为之敞开”。
精神本身无能创造观念论体系,因而它是被迫将观念运用于古代世界——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前提,那么不言而喻,全部观念论的奇特使命就是力求唤回普罗米修斯,以此作为观念论循环之道的象征原型。当谢林重构这个神话之时,他就必须致力于在起源上拉近普罗米修斯和宙斯之间的距离,而且不仅要把他联合起来反抗泰坦神族的行为归结于一种未卜先知的深谋远虑,还要把这种行为解释为他在完满地履行一道契约——为了赋予它一种循环之道的确定性,这道契约必须早在他的未来历史之前被圆满地履行。如果普罗米修斯必须成为人类原则的先祖,他就必须同作为异在原则的人类正面遭遇;作为一个自外而内地灌输到理性之中的原则的隐喻形象,普罗米修斯同时必须放弃他的神性血缘。甚至在充当一个中保角色时,他也依然是一个悲剧形象,因为他双方不可剥夺的权利之不可和解的性质永世长存,还必须全力以赴地同一个矛盾相抗衡:“吾人不可回避而只能认命的〔矛盾〕——我们必须给这个矛盾一个正确的说法。”
谢林的《神话哲学》追寻古代精神而将基督教变成了神话。变成神话的,不是基督教义,不是基督教基本文献,而是基督教的纯净存在,谢林据此将一个神话展示为观念论所叙述的整体神话的神奇预构。这种做法的惟一可能性条件在于:历史不是一个偶然事件之维,而是执行了一种内在的目的论。这种目的论的涵义是,惟有在后续一切事件的打磨下显得锋芒毕露的历史哲学灵见才有能力感悟神话。历史哲学就是一种思辨的回眸。
宇宙存在绵延不朽并非被认为天经地义之事,故而普罗米修斯就可能通过统一他的反神性、他的矛盾和宇宙的持久存在,成为历史哲学的隐喻形象。如果说,“以神抗神”这项普罗米修斯式的原则纯属子虚乌有,那么,“此岸世界”或者尚未存在,或者不复存在,从而言之,面对无法抗拒的神性,它最终归本虚无。因此,身负一项不可超越的强大功能,普罗米修斯就再也不只是为生民立命,而是为宇宙代言,以及向内在虚无宣战。作为宇宙恩典之间的间隙,它就是世界时间本身,在这种时间的绵延中,普罗米修斯完全放弃了服从的想法。“他要通过漫长的千年时间去战斗,这种时间永无止息,直到当今世界的时代终结,这时,甚至在古代世界遭到驱遣的泰坦众神也会从塔尔塔罗斯迷暗地下再次获得自由。”
世界通过诸神的敌对关系,以及反神性的矛盾而维持平衡,这一切只能被忍受而不能被化解。一条出路只能来自外界,即通过一个世界新纪元来化解矛盾,这个纪元再也没有矛盾的迹象。仅当“新一代诸神之子构成的种族出现,他们都是天神宙斯与血肉凡胎的母亲所生,因而他们成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他们之中才有一位挺身而出,解放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神性与人性的实在联合体现在赫尔克勒斯身上,从而超越了矛盾对立,但同时这种联合就已经成为终末论的联合,而非历史的联合。自此之后,普罗米修斯“忍受万般痛苦,而成为人类自我惟一的崇高原型,在和上帝宁静的灵交之时突然现身,遭受同等的命运,铁的必然性之钳夹把他捆锁在一种偶然而不可避免的实在性的冷酷岩石上,他孤苦无告,独自面对这种不可修补至少也无法缓和的破裂,而这种破裂源自此在之前的行为,因而无法被撤销,也无法被免除”。
在此,它就不是一个被讲述的故事,而是特殊的历史故事(die Geschichte der Geschichte)。普罗米修斯的解放不可能是永远只有宙斯才能恩准的一种外力行为。宙斯同意解放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在后者身上认出了某种在同他的矛盾对立之中向他显示出来的可能性。显然,谢林并不认为,泰坦时代传给宙斯但他却认为全无存在价值的人类性同普罗米修斯的造物是一回事。相反,在谢林看来,宙斯终归没有切实地认识到普罗米修斯的造物就是他自己心有眷注的新种族。哲学家别出心裁的发明让他有理由认为,最终毕竟“有某些东西存在于宙斯身上,这就防止他简单粗暴地拒绝普罗米修斯的行为”。像谢林所理解的那样,普罗米修斯故事是宙斯神话的关键:其他造物按照各自的原则持续存在,便在他身上产生了一层新的敏感性,也就是说,他易于为同样的造物所感动。因此,宙斯必然要生出像赫尔克勒斯这种半人半神的造物,是他把奥林波斯山和高加索山之间的矛盾与敌对状态转化为一种最终的同质同体。如果普罗米修斯是反神性的隐喻形象,那么,赫尔克勒斯就是上帝化身为人(Gottmenschlichkeit)的隐喻形象。
如果神话先天就是历史的故事,那么,它就不可能纯粹是想像的产物或者漫长千年进化选择的结果。浪漫主义复活了这种“源始的启示”,从而非常明显地颠倒了“进步的逻辑”,而这是不可避免的。神话的内容并未从人类一切经验之中一去不返地退出,因而它显然也不可能永远是可以经验的东西,因为它仅仅是哲学的晚近历史经验(特别是其自身的历史经验)之构成要素而已。泰坦英雄预示着某种按照一切流行意见而无法予以同时描述,却只能以回溯既往的极端方式来把握的东西。“普罗米修斯是一种思想——在这种思想之中,人类首先从自身之内创造出整个神圣世界,然后转向自身,产生自我意识,并意识到自己独特的使命;在这种思想之中,人类认识到对诸神的信仰会导致不幸。”
谢林认为,这种意识发生的思想的神秘起源在于创造与灵感之间,正如浪漫主义放任地构想匿名创造过程的起源,同时又让这种起源变得不可思议。“普罗米修斯不是任何人所能发明的一个观念;相反,他是源始观念之一,这些观念不仅自己开辟存在之路,而且正如埃斯库罗斯悲剧当中的普罗米修斯那样,当在一种意蕴深刻的精神之中发现栖居之所和行为之地,它们就合乎逻辑地展开。”我们只需考虑,在此必须避免作出一种什么样的断言:谢林不仅将一种无意识的起源归之于希腊的诸神世界,而且将它再次归之于同时代“观念论者”的“自然世界”。[24]
如此看待普罗米修斯神话,它就不复属于诸种神话构成的分类体系,而成为终结所有神话的神话版本之一。历史的故事可以毫不费力地从这个原型形象上得到解释;与这个事实相协调,一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整体模式也否定了历史循环论与历史线性发展论;这么一种历史整体模式不仅对观念论的历史哲学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而且对观念论的竞争者,包括那些贬低它的人,具有同样浓烈的诱惑力。建构历史哲学的行为,本身也成为历史创造行为的构成部分。
遵循这个模式,一则神话就成为所有神话的镜像,不管神话的可重复性内在逻辑与这个现象是何等对立。在神话流布过程中发现“原型观念”,必定不可避免地成为万事万物之中的最后一次举措,以便让这个神话可能第一次被理解为口口相传之作。
25岁的歌德自我认同于普罗米修斯,认为他是审美造物神,以及奥林波斯天神的叛逆者。在他生前出版的《诗与真》最后一卷即第15卷之中,他把普罗米修斯以及神话之中其他受苦受难的形象,如坦塔罗斯、伊克西翁、西西弗斯,统统称为“我的圣徒”。同样,25岁的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导言的最后一个陈述之中,也对普罗米修斯顶礼膜拜,称之为幻想的“哲学日历中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25]如果说这里也有一种叛逆姿态,那么一篇哲学博士论文能轻而易举地让我们成为一名殉道者而展开叛逆的对手——诸神之父,那他就不是别人,而是十多年前就去世的黑格尔。然而,这场叛逆范围更加广大,几乎无所不包。不是别的,而是哲学本身,让其作者不费吹灰之力就占有了三位一体的一个位格,使普罗米修斯的叛逆变成了他自己的叛逆,“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箴言,借以表示反对天上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
这个普罗米修斯的结局显然是执意地逃脱一篇学术论文导言的迂阔风格,而体现论文作者所见证的“源始目的”。晚期的资产阶级(spätbürgerliche)读者[26]仍然没有看到,马克思清楚明白地转向了埃斯库罗斯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引述与追谥,至少可以说一个原因在于,博士论文的一项十分重要的附录遗失了。据说,在这项附录中,鉴于哲学被带向“宗教论坛之前”的特殊情境,马克思把普鲁塔克同伊壁鸠鲁神学的争论当作“神学化理智与哲学的关系”模式来研究。据说,德尔菲神圣祭司就是一个完整历史类型的原型。如果就此以更高的目的代替了博士论文的“源始目的”,那么,这篇论文几乎就不可能被直接提交,博士候选人就必须采取远距行动(actio per distans),将手稿和费用寄给耶拿大学,从而取得博士学位。马克思准确地引用了埃斯库罗斯,其中普罗米修斯以拒绝的口吻对信使赫尔墨斯说,他宁愿被缚于岩石为奴,也不想成为父神宙斯忠诚而真实的仆人。这里没有任何隐蔽的角色,表明马克思可能看到普鲁塔克与伊壁鸠鲁之间的对立。首先,这里确实没有为“马克思可能不自觉地认普鲁塔克为父……这么一种猜想提供任何根据”[27]。这种刻意的猜想在此显得不足挂齿,因为如果把一个由于青年时代的博士论文部分遗失而备受责难的作者当作一尊神秘的蜡像,以此来代表作者的作者——源始作者,那么,我们就再也不能认为此乃博士论文的原始目的了。然而,在当年博士候选人往后的许多征兆中间,肝病的痛苦是一种频繁出现的征兆,如果我们据此认为他认同了高加索山岩的神话受难者——宙斯的霹雳神鹰就每天在啄食他的肝,那么,上述猜想仍然可能有助于加深对这个分析的理解。
我们还没有完全屈服于此等轻浮之念,因此至少从中获得了一些激励,去探索马克思随后如何将自己同普罗米修斯联系起来。笔者以为,马克思与普罗米修斯的关系同博士论文导言最后一句话中的“哲学日历”有关,换言之,与哲学编年史有关。这个隐喻有必要再作一些解释。(https://www.daowen.com)
我们现在看不到这篇博士论文的附录,而其中就讨论到了普鲁塔克对伊壁鸠鲁的反驳;不仅如此,我们也读不到其导言所宣告的篇幅更长的论文——《论伊壁鸠鲁学派、廊下学派以及怀疑论哲学同整个希腊思辨哲学的关系》。它所展开的究竟是一种什么类型的“关系”?这只能费神猜想了;它的整个论题所涉的希腊文化体系同样是“理解真正希腊哲学史的关键”,如果这个猜测有理,那么它的许诺可能更多。每一个明显感到匪夷所思或者夸大其词的人,都应该考虑其方法论涵义:如果不充分利用那些生活在永远被看作衰败时代的后学们所提供的钥匙,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么一些古代哲学巨子可能都无法寻得正解,难以一锤定音。1841年,怀着这种希望而宣告要写下一部更长篇幅的作品,这个作者本人就是站在古代哲学后裔的处境之中著书立说的。他来得太迟,这一点在所难免,也让他身负重任:在黑格尔寿终正寝之后,他才姗姗来迟。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双峰对峙,已经成为不可超越的经典。在此之后,那些遥远时代的哲学同人几乎再也不能贸然发起寻觅真理的伟大行动。马克思与这些遥远时代的哲学同人并肩战斗,展开自我辩护,以及捍卫他的时代的可能性境域。
这就是马克思同普罗米修斯相联系的环节,以及呼唤一个普罗米修斯形象的时刻:异类已经统治了世界,时间已经圆满,历史已经终结——泰坦神祇仍然要制造他的生灵,并且让他们活下去。在获得博士学位的时候,马克思认为,普罗米修斯可能也是哲学日历上一位特立独行的圣者和殉道者,因为他作为一名造物之神也来得太迟,他不允许已经完美的自然和他的作品竞争高下;而这同样是在黑格尔之后为哲学另起炉灶的哲人所面对的境遇,他必须拒绝接受“只有在哲学功德圆满之后,人们才能踏实求生”[28]这个否定命题。从后古典希腊哲学范式之中取得的可能资源,就是一场叛逆革命,不仅要反抗蕴含在每一种古典境界之中的历史安宁状态,而且还要重新赢得一种借以审视可能走向终结的事物的历史视野。伊壁鸠鲁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不仅还有可能流芳百世,而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也第一次通过他而得以“现实化”,因为他的悠闲自在、无忧无虑的众神就是“不动的驱动者”的“生命形式”,自我呈现为免于忧虑的生命象征。
首先,我们从马克思为博士论文所写的准备材料之中读到,如论文导言里所引的悲剧所示,普罗米修斯不仅发誓痛恨一切神祇。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神话形象不仅同伊壁鸠鲁形象融为一体,而且只要它背负着迟来者的耻辱,这个神话形象还与一切后期哲学人物融为一体。在此,我们无须追随马克思的足迹,将始于阿那克萨哥拉中经智术师到苏格拉底、再始于苏格拉底中经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发展还原为黑格尔化的框架。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正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哲学如何在这个“节点”上以戏剧的方式人格化。因此,在这部历史上,有这么一些环节,“哲学将眼光转向外部世界却不能把握它,但作为实际的个人,他编织世界之网,与世界周旋打点,从阿曼特斯透明的王国现身出来,又一头扎进世俗塞壬的怀抱”[29]。马克思也完全主动地将这种人格化过程与面具化以及伪装隐喻联系起来——按照这样一些隐喻,一切都决非自然天成,而是暴露和揭示。希腊主义也成为“哲学智慧的狂欢”,因此“撕下人格面具”即为哲学之“本质”。故而可见,犬儒学派、亚历山大里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他们的哲学家都穿上了各自学派独特的衣装。正是在这个语境中,普罗米修斯在历史上登堂入室。
他作为一种以哲学干预世界的形象傲然于世,其中一个基本观念自我呈现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进入一种与世界构成竞争的关系中。丢卡利翁与普罗米修斯,这一对互为影像的神话人物(Doppelgänger)构成了一种复杂的语境:只要“目光向后而又一心想创造一个世界”,哲学就十分类似于造人,与〔丢卡利翁〕向后扔石头的造人之举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在这里是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来火种,开始建造房屋,准备安居于这个世界”;像他一样,“延伸为整个世界而经纬天地,哲学也转而反抗表象世界”。紧接着而毫无喘息之间隔,马克思用一个隽永的佳句言简意赅地描述了古今之间出乎意料的跳跃:“现在,黑格尔哲学也同出一辙。”(Sojetzt die Hegelsche.)
仅当哲学以这种方式“自我禁闭而造就一个圆融无碍的宇宙整体”,它才能满足“发展出一种实践的现实关系”的条件。如果我们不能从古代哲学的行程把这种情况理解为它的“历史必然性”,那么我们就无法避免否定性的逻辑结论:只有在哲学功德圆满之后,人们才能踏实求生。因为人类以及力求哲学化的人显然继续在踏实生活,所以他们必须逃避整体,逃避一种完美的世界哲学的后历史状态(das Posthistoire)当下仍然必须证实的情形也许早在伊壁鸠鲁的希腊化哲学形式之中被证明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位哲学的后裔努力呼唤,恳求我们在一个泰坦的王国傲然崛起,担负起巨大的使命。虽然没有直呼其名,但确实直接联想到宙斯之名,马克思向普罗米修斯发出了呼吁:“可是,紧随哲学自在整体及其主体发展形式而来的,就是泰坦时代,因为巨人精神恰恰就是造就整体的紊乱。因此,罗马紧随廊下学派、怀疑主义和伊壁鸠鲁哲学而来。”
哲学作为一个历史活动主体的人格化,随着一份典型的“个人简历”(Curriculum vitae)的构成而达到最高境界,它不仅知道诞生是一项奇迹,而且为其后期生命活动与最后阶段建树了丰碑,好像“从英雄的死亡人们即可推知他的生命历史”。一场可能的回转就仿佛是对迟到者的补偿,因为他绝对再也没有机缘去建构一个古典的整体了。博士论文的作者深知,伊壁鸠鲁不是他之前的哲学所能达到的结果,而是“哲学道成肉身”(Transsubstantiation in Fleisch und Blut)[30]的可能转折点,因此他就牢牢地把握住机会,在一个已经被占有和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einer schon besetzten und verteilten Welt)让泰坦英雄垂范于后世,作为后来者的楷模。
因而,先是深深地蕴含在准备材料之中,直到博士论文的导言行将结束时,马克思宣告要追封普罗米修斯为圣人。因为,在幸存下来的那一系列文本之中,这段文字无疑是最新出的一篇。在这个进程中,致思理路进入了一个逼仄的语境,一段文字尽染宗教批判的色彩,因此伊壁鸠鲁对诸神的反抗首先只是融合于悲剧中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挑战之举,产生了马克思所谓的“普罗米修斯的自白”[31],他仅仅引用希腊文说:“一言以蔽之,他憎恨所有的神。”如果我们必须说,这样的自白是被耽搁下来的哲学的独有自白,那就表达了一种怨毒之情,锋芒直指这么一种可能性:其他那些天上地下的神可能“不承认人类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的神性”。用《旧约》的话说,这种怨毒之情的最后表达,可以说就是“在它旁边一无所有”(Es soll keiner neben ihm sein)。因此,我们不能说是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而只能说是诸神的敌人,为神性所激励,超越权力分配,坚定不移地通往教义绝对主义,强行向哲学提出独一无二的诉求——因为普罗米修斯的反抗之举仅仅是针对另一个神,这个神不想让他留在身边。
当这个普罗米修斯用悲剧中的话语来拒绝奥林波斯神的信使时,在这段文字中,他不仅要反对那些“为哲学明显日益恶化的文雅地位”而欢欣鼓舞的人,而且还要证实从他母亲那里因袭的知识及伴随这种知识而来的自我意识,表明历史并不会终结于宙斯的权力,相反,有一种命运高悬在暴君的未来:那是下一朝代以儿子的姿态造成的威胁,可是还没有人警告宙斯不要生育这个叛逆之子。“他对众神的统治再也不会久长”,这是悲剧终结的声明。但是,从历史哲学看来,这却是一种令人感到宽慰的说法,因为历史哲学已经对整体感到厌倦了。作为一个历史整体的隐喻形象,将过去反抗泰坦神族争夺权力的斗争同后代充满恶意对同一权威构成的威胁联系起来,普罗米修斯就代表了未来哲学——这个形象依然隐而不显,但即将为博士论文作者揭示出来。
黑格尔的柏林宗教哲学讲演录,构成了这位哲人潜在影响力的一个本质要件。在他去世十多年后,人们可能会忆起泰坦神祇的名字,认为它担保人类生命如同哲学,可能东山再起,再领风骚。但在黑格尔的讲演之中,这位神祇之名却成为一个弱化启蒙的比喻:他是一个“举足轻重、妙趣横生的形象”,一种“自然力量”,一位“人类的保护者”,他教会人类第一流的技艺,从天上为他们带来圣火。点燃火种已经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教化之功”,因此,这项教化之功并不是发生在全部人类文化的最初最早的黎明,也没有构成全部人类文化的前提条件。相反,在这个环节上,“人类已经从原初的野性自然之中脱颖而出”。不言而喻,普罗米修斯已经揖别了创造行为,作为创造行为之一段重大插曲,而非作为源始奠基行为而被载入了史册。神话不复崇高,而是被平均化了,同其他事物构成了一种全景式的复杂关系,而那些与它对等的事物不仅必须铭刻于心,备受景仰,而且还通过神话研究为这种情形铺开了道路:“因而,文化伊始,充满了感恩的记忆,一切初始之物都被保存在神话之中”[32]。
只要普罗米修斯不再是延续赤裸生命的基本装备的承载者,而已经开始推进“摆脱野蛮告别洪荒的行程”(Entrohung),他就进入了一切类型的卢梭主义所谴责的范围。如果他手上握有的天火已经代表了食物的精制、洞穴的照明以及铁器的使用,那么,天火就进入了人类需要无法遏制地增长的关系脉络之中。因为,自卢梭以降,人类的疑虑更加敏锐、更加犀利了:只要人类挣脱了最低限度的自我持存的束缚,其全部造物就是羸弱;呵护羸弱又会产生新的羸弱,为此就必须有更多的呵护人和更多的保护者继续提供救助。普罗米修斯依赖新的工具要素,同时又创造了两重依赖关系,在持续制造活动中依赖于行家里手,也依赖于照看各种产品的监护人——若非如此,他就不能用天火照亮洞穴。
如果马克思的描述是正确的,那么上述情形无论如何都只能如此。1844年,在巴黎《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他描述了所有制的起源与影响及其过剩需要的产生:“每一个人都在寻思在另一个人身上创造新的需要,驱使他寻找新的牺牲品,将他推入新的依赖关系中,诱惑他追寻新的满足方式,从而导致经济的崩溃。为了在他人身上满足自己自私的需要,每一个人都努力把一种异化的权力建立在别人身上。”[33]如果卢梭依然要用古代思想之中早已有之的模式,将文明进程解释为“匮乏”与成指数级增长的需要以及忧虑,那么在此恶意就悄悄地溜进来了,一个人的需要恰恰就是另一个人对他实施权力的作用点。仅从人类早期获得火种的假设出发,这一点是无法说明的,但它包含着一种进行人类学概括的可能:在那种卢梭所描述的从需要获得解放的阶段被超越之后,这种人类学的抽象见解可能被轻而易举地投射到太古洞穴和山中小屋的虚构情境中。“物质对象量的增长伴随着人类所服从的异化权力领域的扩大,每一件新的产品代表了一种新的可能——人们互相欺骗和互相掠夺的可能。”作为人类的朋友,普罗米修斯的品格就值得怀疑了。
从一种巨大的历史间距来看,从历史终结的视野来看,普罗米修斯更像一个恶意的精灵,他把天火作为礼物抛向人间,正像卢梭提示我们记住的羊神那样,天火烧焦了他们的胡子,还让他们第一次屈服于异化事物的外在强制,让他们纠缠在所有制的网络中。以火为技展开了制序化,随之连锁反应开始了:它把每一个人都变成每一个他人的潜在君王,因为需要与用来满足需要的手段彼此分裂了。从机械时代返身回望,一切都十分清楚了,随着第一部动力机的出现,主体融入客体的过程就开始了:“机器帮助人类克服匮乏,反过来将匮乏的人类变成了机器”。如果我们必须挑选出一种不会导致人与人彼此依赖的源始需要,那么我们就必须考虑呼吸的空气,而不是火。因此,空气也是极端的不可异化的需要,在日益走向悲苦世界的过程的描述中,它的出现就是回归洞穴的标准:“对工人而言,甚至这种对于新鲜空气的需要也停止了,人类回归到穴居状态,可是现在穴居之地也被文明社会的鼠疫之气污染了……”此时此刻,源始洞穴显然被盗火者的内在逻辑颠覆了,普罗米修斯之名再次以黑格尔所描述的方式出现,但不是出现在“感恩的记忆”之中,而是作为一个遥远而又闪光的记忆之名。“光照下的栖居地,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称之为一种最伟大的幸福,凭此他把野蛮人变成了人类,可是现在对于工人而言,它再也不复存在了。”
这种修辞学策略颇具对称性,它把伴随着洞穴照明而来的人化过程同私有制历史终结时刻的非人性化过程联系起来了:太古的洞穴避难所不堪忍受。他没有说到火在异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是让光明的承载者普罗米修斯免遭责难,他仅仅是自此以后就不再赐人以光。普罗米修斯仍然是历史哲学的隐喻形象,人类的引路人,甚至在人类失落本质和丧失同一性的时候,亦复如此。对于普罗米修斯,吾人可能魂牵梦系,牵肠挂肚。这个事实本身仍然是一种最低限度的同一性,是遥远太古时代的一道浪漫闪光,但是它同记忆残余之中呈现的世纪形象,可能没有任何关联。
最后,在《资本论》的最后篇章中,同样是在“资本积累的绝对普遍规律”相联系的第23章[34],我们再次在最偶然因而最短暂的一瞬间瞥见了普罗米修斯的身影——他最后成为无产阶级的原型,为自然规律禁锢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荒凉岩石上。将普罗米修斯认同于无产阶级,绝非马克思的杜撰。早在1846年,马克思在《通告克里格》(Zirkular gegen Kriege)之中提到,克里格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神话形象运用于无产阶级。在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印制(1972年再次在柏林展出)的反《莱茵报》禁令的传单上,马克思本人把自己描画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35]:被迫害的主编,被禁锢在新闻出版的高加索山岩,普鲁士神鹰胡乱地撕咬他的胸脯,在错误的一边寻找他的肝,但在解剖学上说,那不是肝而是心脏之所在,然后它飞入云天,接着宙斯的松鼠又来了,而松鼠(Eichhorn)就是普鲁士文化部长兼新闻检察官的名字;在这主体图案的下边,那些常见的裸体女性塑像平卧在大地上,然后艰难地站起来,这是普罗米修斯的造物,在这里就是为普罗米修斯之光启蒙的禁报订阅者,现在他们以一种悲伤的姿态示威,表明他们被剥夺了启蒙的权利。当时这位主编可能有所不知,他的一位柏林弟子几乎就在同时把某个人提升到普罗米修斯的地位,在一首依然是断简残片并题为《圣赫娜岛》的诗中对他顶礼膜拜,把他当作时代的圣者和殉道者。这名弟子不是别人,正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他礼赞那位怀着“一颗伟大的孤傲之心”的科西嘉人,通过这个形象把“普罗米修斯的苦难”和“燃烧的烛台”写成了韵律整齐的诗篇:“……上帝君临,天下一统,点亮蜡烛,照亮杰作。”[36]
从“资本主义的积累”来看,高加索山岩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就再也不是众神之父的暴政独裁的牺牲品,而是无情的“绝对普遍规律”的受害者。正是这种无情的绝对普遍规律迫使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同时服从于单一的历史行动,但这无疑是历史理性诡计所产生的结果,它作为手段驱使他们通往命运必然汇合之地。
这条新规律同自然法一样苛刻严厉,然而却具有历史规律性。因为,它的出发点是否定的:正如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所认为的那样,这条规律只起调节作用,人口数量与食物的数量之间的关系并非自然法则。人口数量的增长现在取决于资本积累的绝对变数。马尔萨斯将一种据说纯属历史的巨大意义归在一种可以用数学来表达的自然法则,这就是现代思想之科学的中立形式凯旋的标志之一。现在,到马克思这里,决定要素的尊严倾斜到经济驱动的历史力量一方。这里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种相对的人口过剩,而这又取决于资本的内在需要,它要靠储存劳动力来调节劳动力的价格。人类就这样被缚于面目全无而且阴沉灰暗的实体之上,令人想起被缚于高加索山岩上的普罗米修斯形象。
如果完全忽视了众神之父,这种探讨可能无功而返。在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导言当中,普罗米修斯的形象被伊壁鸠鲁的宗教批判否定了。惟其如此,宗教批判就成为造物工匠的自我臣服的附属产物,人类自己就成为历史需要的附庸。神不是实施暴力的根源;人类却屈服于诸神的虚构,诸神的虚构合乎同样的规律性,反过来人类又因此必须服从他创造的偶像:“在宗教中人被他头脑的产物所统治,同样,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他也被自己双手的产物所统治。”[37]因此,我们将有理由推论,在这里一定要提到普罗米修斯,因为他再也不是由于他的“宗教批判”和宙斯产生冲突而被缚于山岩,惨遭惩罚,而是他的行为产生了“经济学的”后果,人类如法炮制地把他禁锢在他们需要的断岩上,与任何震怒的天神无关。
“劳动力的再生产”只不过是“资本自身再生产的本质要素”之一。如果此言不虚,那么,锁链隐喻就让我们看清了这么一种关系:一方面,廉价的劳动力服从于共同的因果规律,资本具有扩张的力量;另一方面,普罗米修斯故事呈现出神话轮廓。这种关系暗示着奥林波斯铸造之神的楔子,他就是以此为器械将普罗米修斯禁锢在岩石上。如果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就是资本积累的后果,那么,从马克思整饬事物使之成为一体化理论的方式来看,它就仅仅意味着:“雇佣工人已经为自己铸造了金色锁链,其长度和重量只允许稍微调整其松紧程度。”[38]资本与人口,两个庞然大物交互作用,彼此相连,令人想起这么一个比喻——这条规律“将劳动力牢固地钉在资本之上,同火神用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相比,真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39]。
[1]参见本书第三部第三章中有关布克哈特的内容。
[2]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第一次欧战时期,雷文特洛公爵夫人在施瓦本举办文学沙龙,出席者包括慕尼黑的艺术家与知识分子。
[3]希波利托:《反异教大全》(Hippolyt,Refutatio omnium haeresium),Ⅶ,第21页,见W.Völker:《基督教灵知主义的历史渊源》(Quellen zur Geschichte der christlichen Gnosis.Tübingen,1932),第47页。(此处引文在细节方面同希波利托文本有出入。在这里,中译者找到了J.H.MacMahon翻译的英文版《反异教大全》[Refutation of All Heresies.Edinburg,1868,p.275],相关文字根据这个版本译出。——译注)《弗兰齐斯卡·雷文特洛公爵夫人书信集》,法兰克福,1977年,第2版,第217页(吕贝克,1891年1月30日)。
[4]E.司陶福:“论神”,见《〈新约〉神学词典》(E.Stauffer,“theos”,in Theologi sches Wörterbuch zum Neuen Testament),Ⅲ,第111页。这么一种观念可能来自于拉比经学思想,它对《圣经》之中上帝的两个名字作了如下解释:Elohim与争议有关(因为El这个词根意思是“权力”),而Jahwe与仁慈有关。(同上书,第90页,注113)狄德罗:《反驳爱尔维修〈论人〉的著作》(Réfutation suivie de l'ouvrage d'Helvétius intitulé L'homme),阿塞扎(Assezat)编,Ⅱ,第275—456页。又见Th.Lücke编:《狄德罗哲学文集》(Philosophische Schriften),卷Ⅱ,第7—193页。
[5]丰塔纳伊:《寓言的起源》(L'Origine des Fables,1724,ed.J.R.Carré),第35页:“宗教和常理使我们远离了希腊寓言,然而这些寓言依然通过诗歌和绘画在我们当中保留了下来,仿佛在它们那里有着使其自身的存在成为必要的秘密。”如果我们想确定丰塔纳伊神话论之中最严峻的矛盾所发生的时间,就不仅必须提到差不多同时代的维柯《新科学》,而且首先还应该提到赫尔德1769年的旅行日志:“总而言之,我们不能做得太多,以免毁掉神话学当中纯粹的传奇,如此看来,将它们当做迷信、错误和偏见而扫地出门,却也是难以容忍的。但是,作为诗歌、艺术、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人类精神现象:存在着伟大、神圣和指点迷津的[神话]!”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补充指出,席勒反对赫尔德偏爱北欧神话甚于希腊神话,这么一种对立意见导致了“散文在我们这个时代处境之中整个地取得了主导地位”,同时要求对诗学精神作“最严格的区分”;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先决条件则是“它构成我们的世界,借助希腊神话维系着我们同远古、异乡和理想时代的关系”。见1795年11月4日席勒致赫尔德的信。米什莱(Jules Michelet):《法兰西历史》(Histoire de France),卷ⅩⅦ,巴黎,1866年,第437—438页:C'est le vrai Prométhée.Il fit plus que des æuvres.Il fit surtout des hommes.Il souffla sur la France,souffla sur l'Allemagne.Celle-ci l'adopta plus que la France encore,par la voix solennelle de Goethe.
[6]“席勒致歌德的信”,1794年10月28日(Briefe an Goethe,ed.K.R.Mandelkow),Ⅰ,第172页。席勒补充写道:“按照这种逻辑,正像我们近来所期待的那样,他可能真的要申言他的神圣性。”康德:“论近期哲学中出现的一种高贵的启示语调”,见学术研究版《康德全集》,卷Ⅷ,第406页。
[7]“唯心主义”,在这里特指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与早期浪漫主义相关联的唯心主义。在德语中,entwandt比较罕见,可能是entwinden(常常被写作entwunden)或者entwenden(entwendet)之过去分词的异体形式。
[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分别在1781年和1787年出了两版。
[9]康德:“继续观察近期以来可以感觉得到的地震”(Fortgesetzte Betrachtung der Seit einiger Zeit wahrgenommenen Erderchütterungen,1756),见学术研究版《康德全集》,卷Ⅰ,第472页。
[10]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的“古今之争”,关键问题在于是模仿古代经典,还是超越古人的成就。
[11]叔本华:《遗稿》(HandschriftlicherNachlass,ed.A.Hübscher),Ⅱ,第60页。F.施莱格尔:《谈诗》,原刊于《雅典娜》(Athenäum,1800),见E.Behler编《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50—351页。1799年,在提出浪漫主义纲领之前,施莱格尔和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分道扬镳:“但是,在我看来,你的上帝不堪羸弱,难当重负。”他认为,施莱尔马赫《论宗教》(Über die Religion)谈话之中所表现的那种抽象无限性泛神论根本不可能复活“丰盈的”宇宙。正如他在《物理论》(Zur Physik)注释之中所构想的那样,与之相对应的平衡砝码在于一种“诗学的物理”(poetischen Physik),他致信施莱尔马赫说:“关于物理学,在下已经写了多本笔记,所以毋庸置疑,鄙人将在不远的将来构想出一种物性论。”追求阿拉伯式的精巧与怪异(Arabeske),他们的象征程式将产生一种指标,显示“无限的丰盈”(Indicazion auf unendliche Fülle)。参见《施莱尔马赫的生平·书信集》,L.Jonas和W.Dilthey编,卷Ⅲ,第88,104页。
[12]叔本华:《遗稿》,Ⅰ,第209页。《〈谈诗〉附录:两个稿本》,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52—362页。
[13]卡尔·默尔是席勒的名剧《强盗》的主角。石松粉是用这种植物孢子炼制出来的强效火药,用于戏剧舞台照明和烟花燃放。
[14]Anais Nin:《日记(1931—1934)》(Hamburg,1968),第276—277页。F.施莱格尔:《谈神话》(Rede über die Mythologie),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Ⅱ,第315—316页。
[15]列维-施特劳斯:《结构人类学》(Anthropologie Structurale.Paris,1958;Frankfurt,1967),第238—241页。对神话而言,重要的既不是一个原始神话的结构,也不是多个神话之间的类似,而是一个神话的“不同版本之总和及其不同的解释”,这一基本观念是库尔特·冯·弗里茨(Kurt von Fritz)在其论文“潘多拉、普罗米修斯和各个时代的神话”(Pandora,Prometheus,and den Weltaltermythos ausgesprochen)之中表达的,参见《宗教评论》(The Review of Religion),1947,Ⅺ,第227—260页(In:Wege der Forschung.Darmstadt,1966,ⅩLⅣ,p.399,408)。F.施莱格尔:《超验哲学》,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Ⅻ,第43,105页。
[16]F.施莱格尔:《历史哲学》,Ⅰ,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Ⅸ,第15页。
[17]F.施莱格尔:《历史哲学》,Ⅱ,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Ⅸ,第31页。
[18]F.施莱格尔:《历史哲学》,Ⅶ,见《F.施莱格尔文集(校勘版)》,卷Ⅸ,第157页。
[19]《A.W.施莱格尔全集》,E.Böcking编,卷Ⅰ,第49—60页。
[20]先验范畴演绎,是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重要概念,他用这个概念努力证明,为了通过知性和悟性来把握世界,一个意识整体就必然需要某些概念。像费希特这样的观念论者,从“主体”逻辑先天性演绎出实在的优先性就是那些必要条件的“本源”。这个概念还进一步导致了浪漫主义的审美化,并以此作为“创造实在”的主体观念。参见以赛亚·伯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五章,关于费希特的论述。
[21]Regeln fürden Schauspieler(1803),第27节,见《全集》,ⅩⅣ,第80页。1797年7月19日歌德在魏玛写给A.W.施莱格尔的信,见《歌德全集》,卷ⅩⅨ,第285页。
[22]谢林:《神话哲学导论》(Einleitung in die Philosoplie der Mythologie,1856),第20讲,达姆斯塔特,1957年版,第457—489页。
[23]布鲁门伯格在此引用《哥林多前书》第1章第7节,但出典有误。《圣经》原文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
[24]Beutler编:《歌德文集》,ⅩⅫ,第156页。谢林:《神话哲学导论》,Ⅰ,第482页,注释4:“正如自然对我们观念论者呈现一样,希腊人的诸神世界也不自觉地向他们呈现。”
[25]马克思博士论文:《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原子论的差别》,见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40卷,第190页。马恩经典原著,均参见这个版本,有时根据本书的论述语境,在文字上略有调整,不再一一说明。此外,参见《马恩选集》英文版,纽约,1975年版。
[26]spätbürgerliche,是德国新马克思主义者用来描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词语。
[27]莱辛:《论人类教育》(Die 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s,1777—1780),第90—100节。(见H.Chadwick编译的《莱辛神学文选》[Lessing's Theological Writings.London,1956],第97—98页。——译注)金茨利(A.Künzli):《马克思:一幅心灵肖像》(Karl Marx.Eine Psychographie),维也纳,1966年,第396页。
[28]英文版《马恩选集》,卷Ⅰ,第491页。
[29]耀斯:“歌德与瓦雷里的浮士德:解释学的问答逻辑”(Goethes und Valérys》Faust《:Zur Hermeneutik von Frage und Antwort),见《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28(1976),第201—232页。耀斯指出,花园戏中的独白以及剧中一系列反对“我思”的主题,都是将笛卡儿之梦现实化为一种风格。关于这个论点,我们还可以补充瓦雷里早在1894年8月25日写给纪德的信之中的文字作为证据:“我刚刚重读了笛卡儿的《方法谈》,多么像是一篇现代小说,只是从来就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而已。”见《纪德—瓦雷里通信集》(Andre Gide—Paul Valéry Correspondance),第213页。马克思:《博士论文准备材料》,第Ⅵ册,见H.J.Lieber与P.Furth编《马克思早期著作》,卷Ⅰ,第102—105页。
[30]英文版《马恩选集》,卷Ⅰ,第491—492页。
[31]英文版《马恩选集》,卷Ⅰ,第30—31页。
[32]黑格尔:《宗教哲学讲演录》(Vorlesungenüber die Philosophie der Religion),见《黑格尔全集》(纪念版),卷ⅩⅥ,第107页。
[33]《马克思早期著作》,卷Ⅰ,第608—611页。
[34]马克思:《资本论》,第23章,参见中文版第二编“资本积累过程”,第23章。
[35]这份传单的复制品,被印于英文版《马恩选集》第一卷第374页反面。在中文版《马恩选集》中未能见到。
[36]叔本华:《遗稿》(1817),Ⅰ,第479页。《恩格斯早期著作》,柏林,1920年,第131—132页。
[37]“灵魂不朽与现代精神”,“茵格索尔讲座”之一,发表于《哈佛神学评论》(Immortality and the Modern Temper,The Ingersoll Lecture,1961,in: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55(1962)。德文原版见于《机体与自由》(Organimus und Freiheit.Göttingen,1973),第331—338页。(为适合当前的论证语境,词语略作改动。——译注)马克思:《经济学手稿》,H.J.Lieber与B.Kautsky编,Ⅰ,第744页。
[38]“布尔特曼与约纳斯之间的通信”发表在H.约纳斯的《虚无与微末之间》(Zwischen Nichts und Zwigkeit.Göttingen,1963),第63—72页。马克思:《经济学手稿》,H.J.Lieber与B.Kautsky编,Ⅰ,第740页。
[39]同上书,第7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