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则神话甚至所有神话的终结
令人惊奇者,一个人既是秃鹰又是普罗米修斯,二者集于一身,折磨者也是被折磨者。
——毕加索
绝非偶然,整个19世纪宣称,千流归海,万法归宗,均在普罗米修斯身上获得了自我认识。而随着这个神话的破相变形,荒诞故事应运而生,这个世纪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安德烈·纪德的《无羁的普罗米修斯》(Prométhée mal enchaîné)问世于1899年。这部作品充满了暴力行为,将这则神话的整体轮廓推向了荒诞不经的程度,而仅当它的理念内容仍然得以担保却再也不需郑重对待的时候,人们才可能擅作推论。不到三十年时间,人们进入了尼采理论语境,通过酒神杖而感受到对普罗米修斯的强烈激情,其中每一个人都必定感觉到自己被嘲弄了一番,而且一定乐意受到嘲弄。一个终点随着这个形象而被众人追寻——而这个终点必然标志着另一个终点。因为,在这一个世纪之中,人们如此断然默认这则神话正在被耗尽而走向枯竭,好像惟其如此,新开端的未知而又无限的可能性才能开启。
甚至在弗洛伊德向同时代人昭示这种事件的涵义之前,纪德就用一桌图腾宴终结了这则神话:普罗米修斯最后为朋友们准备了一道晚宴,向他们端上了烧烤的食肉鸟,而这只鸟曾经以腐肉为食而变成天上的霹雳神鹰,靠吞食他的“良心”(道德良知与自我意识)而增肥添重。自远古以来连续被啄食的痛苦,在反向的烹调过程的快乐中被化为乌有。惟有审美才能构成一切痛苦的精髓,这一点被推得更远:保护普罗米修斯道德良知和自我意识的经籍,乃是用天鹰之羽写成的,现在却成为口中美味,腹中营养,而天鹰却成了道德良知和自我意识。故而,普罗米修斯神话不仅完全融化为诗,而且以最平庸的方式即技术化的方式增益于诗歌创作。
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于,普罗米修斯来到巴黎之后,必然更加怪诞。在概念的崇高意义上说,他绝非“无羁之士”。因为,如果担保普罗米修斯以亵渎神圣的方式向人类传递的警示意义与启蒙精神,那么任何人都摆脱不了另一种狂暴操纵。仿佛这种控告早已无效而被忘怀,而除去他身上的锁链也好像是一种附随的自明过程。“在高加索山巅,普罗米修斯完全意识到,他的锁链、镣铐、囚衣、深牢大狱,以及其他的痛苦之物,他一一将它们揽在身上,全身瘫痪,一跛一拐,顽强挺住,力图改变姿势,从左侧立起身来,伸出右臂,在一个秋日下午的四五点钟,走下巴黎林荫大道,从马德兰到达歌剧院。”[1]这就是纪德的美学观念的典型代表,即“无偿行动”(acte gratuit)观念,它起源于上帝的恩典行为不可强求也不可理性地解释的神学概念,在此构成了“荒诞剧”(sotie)[2]的结构原则,它永恒示威,顽强抵制一切对动机和行为的探寻。我们不妨说,它并没有穷尽神话的潜能,相反是对神话发起了最后的挑战,因此一个赫尔克勒斯的存在就在所难免。普罗米修斯自我解放的附加条件仍然有深度涵义:究竟问题的症结何在,人们却再也无从知晓。
部分事实在于,宙斯早已离开了他的职位。他与时俱进而成为银行家,以此表现自己的威权,这就让他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手段推进他一手制造的“无偿行动”,使之产生效力。在神话当中,对火的抑制歧义丛生,问题在于:它是不是那种邪恶意志,专门针对另一个神祇备受蔑视的造物?或者说,它是不是保护了天上的财富,使之免于毫无价值之人的染指?这种巨大的歧义性则成为无根意志观念之中的纯粹讽刺性画面。宙斯让人类纠缠于一个他们无法理解的故事,这个故事又呈现在诡异狂想层面,其无可理喻的开端消磨在不可理喻的行为及其毫无价值的结果之中。[3]这就提前预示着纪德往后的见解。几乎三十多年后,在《伪币制造者》(Faux-Monnayeurs)当中,纪德让爱德华在日记中记载着老拉佩鲁斯(La Pérouse)的一句格言:“上帝玩弄我,而他自己取乐,在我看来,上帝戏弄我们就像猫戏弄老鼠一样。”最后,个中意味无非是说,从外观之,无偿行动是无法以审美的方式接受的,因为它根本就毫无道德承担。甚至就审美立场而言,道德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没有道德,审美立场也无从谈起。仅当不需要任何行动,仅当行动作为对一种自然事件的滑稽模仿,才会什么都不必理所当然。
把神话带向终结曾经被认为是逻各斯的使命。同哲学的自觉相反,〔或者更准确地说〕同历史哲学的自觉相反的事实在于,终结神话的使命一再以神话隐喻的方式完成。为了用“无偿行动”把“非充足理由律”[4]转化为美学的核心观念,就必须将美学变成神话,恰恰就像“天才”观念把美学变成了神话一样。世界自身已经变成了世界之上最没有根据的存在物,因而它无法容忍世界旁边、世界之内以及世界之对立面那些无根的世界。惟有在一个完全免于压制理性的宇宙之中,审美对象才能成为宇宙万物之旗鼓相当的对手。
世界是一种赤裸裸的偶然性,最终根本就不可能给它以理由,而面对享受快乐的要求,这种偶然性却出乎意料地给予万物以平等。如果所知甚微以至于一切皆无,那么,确定无疑者,恰恰是“已有”等于“全无”(ist es immerhin schon etwas,wenn nicht nichtsist)。在《伪币制造者》当中,纪德让笔下人物阿尔曼(Armand)如是说:“微乎其微,全然不在,上帝不会创造世界,世间万物尽数虚无……”因此,所谓“美”,或者在特定时间可能如此给出的一切,不仅在宇宙的自然机制当中纯属子虚乌有,而且其本身已经成为不可能性——存在的一切,事实上发生的一切,都是不可能性。所以,我们可能“低估”了这么一种情形:大千世界,宇宙万象,它们的最低限度必然出现。普罗米修斯必须稍微改变一下他的立场。
仅在缺乏充足律的地方,才存在一个点,让微末之事与芥末之物突然获得充足性。仅仅在这条界线之上,纪德的荒诞剧才适得其所;它将荒诞之理变成含蓄之词。神话不再发生,因为所发生者尽皆“微末之事”与“芥末之物”,而非“浩淼的虚无”。这幕荒诞剧显示,让终结发生,让不存在的事件成为一个事件,是何等必要。为了宣告它的终结,纪德赋予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就是“纯粹小说”(roman pur),但是在1899年的版本之中,他还没有宣告这种文体的诞生。巴黎旅馆的侍者向科克勒斯先生(Kocles)和达摩克勒斯先生(Damokles)引荐“普罗米修斯”,他们便一同纠缠在宙斯所引起的事件链条当中。
“普罗米修斯,”达摩克勒斯重复说,——“等等,先生,我觉得这个名字已经……”
“啊!”普罗米修斯立即打断他:“无论是什么,这一点也不重要。”
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正是普罗米修斯?我们不妨说,在现代都市里,神话人物遁迹无形,这就是神话的末世(Eschaton),而这末世景象只能展示在强度极其巨大的典型形象之中,但为了确定这个形象,我们只需请教尼采,在那些年头纪德究竟开始化用何种形象。或许,我们可以用如下方式开始回答:如果同神话紧密相关的,是无名者被给予名字,无形者获得了形式,兽性转化为人性,以及已经获得人形者被人性化,那么,万神庙的中心恰恰就在于纷争之地:冲突不仅是人类形象的起源,而且是人类绵延不朽的动力。即便这个聚焦之所渐渐淡灭,万神庙花果飘零,某种毁灭的开端必然可以被察觉。
在其神话终结之处(同时也是纪德为他设计的终结之处),制造人的陶匠普罗米修斯再次卷入人类人化的过程之中。这是因为,无偿行为的附随性也是一种“人类学的根据”:它把那个从来就不求对“虚无”有所作为的造物转化为人类存在。上帝隐秘地决定恩典,“因信称义”的恐怖,这一特征却不期而至,表现出自我豁免的倾向,那就是免于人际盘算,免于功利指涉,免于获取结果的严肃心态。银行家宙斯的行动始于五百法郎的纸币,对于人性化过程他一点也不迟钝缓慢,而是肥大异常——因而成为尼采式超人的漫画像。
宙斯的游戏不只是权力游戏。这种游戏还假定,只要人们难拒诱惑而落入权力的陷阱,他们就可能会受到作弄。无偿行动赖以延续的,是这么一个事实:别人守望着代表他们的偶然。在此,普罗米修斯仍然是宙斯的对立形象,因为对他而言这种卷入能力仅仅是人化过程的初始条件而已。甚至渐渐获得这种无偿行动的能力,也让我们免于陋见,而不只是从外在特征将之看作另一个人的怪念奇想。巴黎旅馆的侍者向普罗米修斯确认了这一点;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正是这一点让人与野兽区别开来。但经验却给予他相反的道理。人类往往是惟一没有能力从事无偿行为的造物。普罗米修斯将自己的历史理解为自我意识的历史,因而他就成为一个“解释者”。无根行为乃是对于这种地位的考验——考验主体是否有纯粹能力拒绝消耗在他的行为之中,是否能够成为自己行为的旁观者。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为了获得意识,就必须认出自己的秃鹰,而进入“亦此亦彼”状态,既作为被啄食者,又作为啄食者。普罗米修斯安排的图腾宴,乃是一场神圣的仪式,表明他不再被啄食。
被宙斯纠缠在其“行动”之中的两个人的故事,像一场思想实验,表明无根据的行动和这种行动不可能产生的影响之间具有趋同性,也就是说,远离道德领域和趋近审美王国,这两种倾向趋向于同一。科克勒斯在街上拾得了宙斯的手绢,但他对自己的身世及其存在的理由一无所知,而且还别无所求,只需“某些苟且偷生的理由”。他说,他之所以要上街,是为了找到那么一种决定性的影响力量。“我想,我的命运取决于偶然降临到我头上的第一件事情;因为,长恨此生非我有……”长恨此生,身不由己,这就决定了自我意识的阙如,而这一如既往,源自认识论的一项公理:我们所拥有的洞察力,最终仅仅是看透了自己的造物——我们自己。在此,存在先于本质,自我创造的观念尚属遥远。在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戏剧里,这种观念驱使宙斯和俄瑞斯特斯,使他们走到了彼此冷漠、毫无同情的极境。宙斯和科克勒斯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偶然的微小过失。科克勒斯生存无根,却必须持久地探寻“生存理据”,为了免于这份痛苦,他必须依赖于这种偶然的过失。
身不由己,无法自我做主,这种艰难处境将人类驱进了宙斯的陷阱,而预先确立了普罗米修斯行为对于造物的可能意义:在神话中作为人的制造者,普罗米修斯赐予造物以天赋,从中创造出人类。仅仅是在高加索山崖殉难之后,他才不仅能够从黏土中创造出人形造物,而且能够将这些赋得人形的造物真正变成“人”。神话开端的逻辑同神话结局的仪式巧合,天衣无缝:图腾宴成为一种行动,标志着他们之间缔结了联盟,因为对他们而言,仅仅到神话的终结时刻,他们才能赋予其无拘无束状态以一种自我意识,而再也无需寻求宙斯的无偿行动,它自身就有能力实施这么一种无偿行动。
普罗米修斯,既是人的制造者,也成为其造物之自我意识的唤醒者,是他为神话提供了回忆的食粮。这个特征第一次启示了终端的微妙转折,普罗米修斯用秃鹰的羽毛写下了他自己的故事,这个故事也是最后的故事。一部艺术作品以一种危机四伏的“实在论”方式源自这个最后的故事,这时神话就第一次被改造为审美的神话。审美快乐,就在于面对那种像不可能之物一样地隐藏其后的东西保持一种距离。
当神话变成一场闹剧,或者更准确地说,当神话可能归结为一个故事,神话就被带向终结了吗?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这个事实也具有意义;不论是威胁还是安逸,这种意义的惟一来源,是神话服从于这种〔由神话研究所呈现的〕结局。终结已经发生,这一点不证自明;但是,仅仅指出先在之物展示的空虚场所,永远不足以显示终结已经发生的证据。神话研究还蕴含着一种疑惑:成功的神话研究是否同时隐含着一种确定性的失落。除了神话研究,即无任何方式去回忆神话;然而,除了展示处置神话的终极可能方式,就没有任何成功的研究;而这就可能遭遇一种风险,即另一种可能方式的出现反驳了这种方式,而相信一种尚未实现的诉求。
在全部历史上,时代前后相继,兴衰沉浮,自然而然地伴随着这么一种意识,即当今事态最后日趋严峻,以至于在极端挥霍人类最高的潜能之后,现在一切终于陷入了难解的迷茫。与整个历史相对立,神话研究的每一部都在拆解古老的严肃性。甚至艺术终结或者上帝死亡,诸如此类的艺术神话也应运而生。紧随这种终结或者死亡而来,神话却不打算作出什么许诺。如果哲学家们坚信,尽管如此,还有更好的事物确然会发生在他们身上,神话会不会将这样的许诺留给他们?神话研究不知安息日(即上帝创世的第七日)。在这一天里,神话以回顾既往的方式确认神话之神已经死亡。“伟大的牧神死了!”[5]神话研究知道,这个基督教化的哀叹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它本身就成为一则神话研究,而为主张绝对实在论的教义提供了一个神话对立物——恰如古老神谕陷入沉默一样。虽然审美力量的丰碑一次又一次地以终结神话为目标,可是神话没有终结。当我们正在处理绵延的传统模式时,我们就遭遇了审美事件的类似物。戏剧作品追逐不可超越的东西,为宇宙提供一个终局游戏,这么一个断言成为妇孺皆知的老生常谈。他必须追问自己,在终局之后还有何等可能性?这种追问甚至也成为旁观者经验的组成部分。
1918年之后,卡夫卡对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调校矫正”[6]构成了神话终末论的一部分。这个篇幅不足一页的文本,令读者不胜迷惘,总是在不断地自我追问,神话究竟还留下了什么,有待我们去做。几乎自不待言,读者感到自己已经卷入一个行动,并存在于这个行动之中。症结之所,不独在于语言。这种感受已经典型地体现了这个古老的格言。问题不只是这个短小的篇章属于众多文本之一,而是它和原型相关,而成为终极之物。如果我们追思尼采的“调校矫正”,那么它就会将神话转换为对历史的再现,同时又把神话转换为历史的整体,让历史将自己特有的时期整合到自身之内。卡夫卡将多元化的阐释变成了对历史主义的模拟,同时事实上将其过去的现实存在方式(wie es denn wirklich gewesen)[7]相对化了,使之成为他的“调校矫正”的反讽形式。他的“缩略版”[8]神话仅仅是将这些版本并置在一起,好像是两相比较,为读者提供选择,反过来验证他对于不同版本的亲切感。但是,对多元性的反讽反而通过不言而喻的完善性而排斥和克服了相对主义: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多的东西要说吗?在这些版本之外,还可以补充什么版本呢?(https://www.daowen.com)
卡夫卡开宗明义地指出,四个版本的传奇故事都向我们呈现了普罗米修斯神话,但这四个传奇故事却不能随意地互换。相反,它们构成一个过程系列,以其独特的形式展现通向终结的过程。诸种版本的解释也不是平起平坐,而是彼此竞争,互相超越。因此,绝非偶然,最后它用语言终结了一切。一方面,殚思竭虑地模拟文献学,这构成了公开展现的多元意义,而像历史主义者那样自我表白;另一方面,任何一个版本也不会否定或者丧失一项“真理根基”的渊源。卡夫卡说,四个传奇都向我们“讲述”(berichten)了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位于文本开篇的这个表述,无论如何都不能修正。实在的保证不在于那些讲述神话的人全体赞同,不在于他们排除自己的主体性,而恰恰在于这些差异颇大的报道甚至不可否认地具有同样的意旨(dasselbe meinen),而说的却不是同一件事情。意义多元性对立于科学客观性,也不会将实在的强大权力还原为可以系统地记录的内容(Protokoliert)[9]。
第一个版本的传说多少对应于流传下来的神话,但它强调了普罗米修斯“为了人背叛了诸神”而被禁锢在高加索山崖。至于哪个神祇被背叛了,传说之中不着一词。普罗米修斯确实也是一位神祇,显然不在其考虑之列。因此,也是一个匿名的神祇派遣众多的秃鹰——这一次是复数形式——去啄食他的肝胆。
在第二个版本的传说中,画面上只有那些秃鹰,它们在折磨普罗米修斯,他疼痛难忍,而把自己深深地嵌进岩石,以逃避秃鹰的利喙,最后“与岩石融为一体”。摆脱折磨的最后解放显然不再信靠不朽的神祇,而是与岩石融为一体。岩石五毒不侵,刀枪不入,而再次化作纯粹的自然,毫无感触。
第三个版本包含着同样存在于尼采的著作残篇里的一个要素:诸神改朝换代,子袭父权,致使高加索山崖上的文化缔造者完全被忘却了。这个过程如此强化了遗忘,以至于在时间的尽处,由于时间纯粹的流逝,再次出现了一种免于折磨的绝对自由形式。在这个过程之中,卡夫卡也让普罗米修斯被彻底地忘却了。首先,他的伟业丰功和背叛之举被遗忘了,然后,“神祇被忘却了,成群秃鹰被忘却了,他本人也被忘却了”。作为自动遗忘,身份支离破碎,这种同一性的破裂乃是一种纯粹的表象,再现了超越迫害范围的存在。
第四个版本类似于第三个,但它描述的不是渐渐遗忘的过程,而是渐渐疲惫的过程。这个过程被解释为无根性。它成为无根之物,却并无持久的意识,而且再次呈现了一条上行之路,从主罚之神上行到受罚之神的形象。“诸神疲惫了,秃鹰疲惫了,伤口也疲惫地愈合了。”这里留下的是岩石,因为它就是大地,无需根基。不需解释的是其不可争辩的大地。一个源始的根基隐喻决定了一切事件,它本身却无需辩护,无需因信称义,不再需要“神正论”。这个隐喻上起歌德的“花岗岩”,下至卡夫卡的“不可解释的荒凉岩石山”。卡夫卡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调校矫正”结束于两句话,以回顾的方式丰富了开端的含义,同样作出了纯粹的事实性陈述,将四个版本的传奇纳入一种表达的努力,而其特征显然是一种解释的努力,其难度在于去解释那不可解释者。“这个传说试图去解释那不可解释者。它的根据来自真理,它最终注定不可解释。”
我们不妨认为,卡夫卡这个显然比较传统的普罗米修斯故事,在形式上滑稽地摹仿了一种古典语文的校雠方式。可是,在意旨上,这些传说版本事实上更近乎尼采对神话的踵事增华:将历史浸润于或融铸在非历史之中。卡夫卡让“行动”消逝于自然宇宙,消逝于自然之寂然不动、坚不可摧,而且像巨大的岩石一样的非历史形式之中。我们几乎无法想像,卡夫卡的第三个版本以何种方式源自尼采的戏剧梗概,因此,它仍然更加深远地启示我们看到,对于这则神话,究竟还必须有何作为。不是神话与逻各斯、前历史与历史,以及野蛮状态与文化之间的对立,而是自然世界惟一而且无用,同时又骚动不安地运动向冷酷寒凝状态回归,向僧侣式的决然否定姿态回归。惟有“非经凝练者”(das Anorganische)[10]才比历史更加长久。为此,它必须付出的代价,必须是不可解释——对此而言,显然再也没有人逼索一个解释了。
如果在这个辉煌而且不安的想像景观之外,还想到别的源头寻找类似的命题,那么,19世纪下半叶,在进步乐观主义与物理学热寂这个对立原则之间,我们势必遭遇一个相似的论断。物理学热寂原则,即热力学第二定理,弗洛伊德依然按照这个伟大的模式将非经凝练的无机世界与心灵王国统一起来,1920年,他还把死亡本能安插在他的学说体系之中,而他的心理学永远趋近于神话性。
卡夫卡的文本不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一种流布方式,也不是在一段可以追踪的时间构架之中一切流布方式的总汇,而是流布历史本身的神话化,因此再次被讲述的不是别的,而是高加索山崖那道雕像一般的景观之前的故事。为了人类而背叛诸神,在这个透明的名分下,前此发生的一切都被吸收到这一景观之中。神话在流布之中被接受,接受创造了故事,就好像总是无中生有。而这就是神话情境偶然性的微型缩影,这种情境偶然性没有被记叙在神话之中,而是通过神话而被执行,完成于神话之上。我们再也无法感受到在形式上变更神话体系的自由,再也无法感受到神话素材的平易善处,因为它本身就宽容自由创造的特定立场。就像那密不透风的岩石所拥有的密度空间那样,这种没有任何活动空间的密度之存在的明证并非“自本自生的”(erzeugt)。只有一种时间上的逆转才是可以想像的:普罗米修斯再次从岩石上站立起来,顶天立地,以饱满的姿态面对苦难,威武而不屈。这广披宇宙万象的终末论忧伤,禁止我们哪怕片刻地放纵想像。如果再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世界为什么必须延续它的存在?
但是,如果毕竟还有什么东西非说不可,那又何为?
[1]纪德:《无羁的普罗米修斯》,见《小说、叙事与荒诞剧》(Romans,Récits et Soties),德文版,Franz Blei,莱比锡,1919年;Pierre Bonnard插图本。
[2]sotie,又译“傻剧”,是14—16世纪流行于法国的讽刺滑稽剧。
[3]在《无羁的普罗米修斯》的第一折戏中,银行家宙斯将手绢遗落在车马如流的林荫道上,他要那位偶尔拾到这块手绢的人送还给他,他希望给每一个拾到手绢的人寄去一个信封,里面藏有一张五百法郎的纸币,然后他掌掴那人几个耳光。这样一些毫无意义的行为的结果构成了这出戏其余的大部分内容。
[4]在《现代的正当性》中,布鲁门伯格论证说,“〔合〕理性概念既不属于一个救赎的代理,也不属于一种创造的源始”,而属于“充足理由律”。布鲁门伯格认为,这个概念足以胜任中世纪之后的“自我断言”,承担自我强固的紧迫性所带来的后果。在《修辞实在性的人类学研究》中,布鲁门伯格又论述了“非充足理由”(principium rationis insufficientis),认为它是一切修辞的通则。不论是“充足理由律”还是“非充足理由律”,布氏的阐述同莱布尼茨的类似性与对立性都是明显的。
[5]据彼特拉克记载,提伯忒里乌斯(Tibetrius)在位期间(公元14—37年),当船只经过帕克索斯(Paxos)岛附近,船上乘客听到有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呼唤:伟大的牧神死了。基督徒把这声哀叹解释为:基督的降临将异教神祇驱逐出神界,不让他们继续流通。
[6]卡夫卡:《普罗米修斯》,见Max Brod编《卡夫卡全集》,卷Ⅴ,第99页。
[7]wie es denn wirklich gewesen,这个短语提示我们联想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著名论题:历史学的目的在于描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字面意思是“过去事实上发生的方式”。
[8]卡夫卡文本的下一段文字表明,他的文本包含着各种不同的节略版和减缩版。
[9]Protokoliert,字面意思是收集观察、感性材料,维也纳学派实证主义者将这种活动称为“系统记录”。
[10]das Anorganische,字面意思是“有机”、“统一”、“纯然一体”,同Aorigsiche有字面上的关联,后者的意思是“沉寂”、“安静”、“无为”。戴晖女士在翻译荷尔德林“恩培多克勒的根据”一文时,颇有创意地将das Anorganische译为“凝练者”,而把Aorigsiche译为“淡泊者”,既有诗意,又准确地传达了这几个词语的意蕴。参见《荷尔德林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294—2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