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访沉默荒凉的岩石
但施瓦本抒情诗歌蔚然成风,将是时代的不幸。……普罗米修斯,你在哪里?
——卡尔·古茨科(Karl Gutzkow):《近代文学史论集》
(Beiträge zur Geschichte der neuesten Literatur,1836)
如果说,启蒙时代从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之举,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为人类谋取光明,反抗自然及其古代诸神的意志,那么,直到它倒行逆施而宣告流产,这段历史也一定可以用普罗米修斯神话的语言表达出来。光明使者畏缩在一派朦胧的光影之中。
像歌德一样,启蒙流产之后,海涅也未能成功地把他自己构想的普罗米修斯境界传达给同时代的人士。也像歌德一样,他寄望于被流放到大西洋孤岛岩石山上的拿破仑,在拿破仑身上看到了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的剪影。虽然如此,他本人却不能因此而避免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拿破仑,这位法国革命的传人,就此成为流产的启蒙运动的核心意象。从雾月十八日政变开始,海涅就开始怀疑,光明使者再也无法满足这个世纪的要求了。
1811年11月的某个日子,拿破仑率领大军挺进杜塞尔多夫,但海涅在1827年的回忆录中,却把这一天写成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拿破仑皇帝现身于行宫花园的林荫道上,海涅用世俗化渎神的语言把这个场景描述为灵光乍现。灵光乍现是一种转瞬即逝的幻觉:“……挂在这幅颜面上的神性可以读作:‘除我之外,你不能信别的神。’”而当他回忆这个场面的时刻,拿破仑已经撒手人寰,诗人将大西洋中的孤岛描绘为“神圣的墓地,东西方各民族的人民来此朝圣,船上飘扬着快乐的旗帜,他们靠回忆这位世俗救世主的伟业丰功来提神壮胆,振作灵魂,而福音传教士拉斯·卡萨斯(Las Cases)、奥米厄拉(O'Meara)和安托马尔基(Antommarchi)的记录却显示,这位救世主在哈德孙·劳维手下受尽了苦难。”[1]
这里也有第一次飘忽即逝的自况自喻,而成了进入三角参照关系——诗人、拿破仑与普罗米修斯——的入口。1826年,海涅在诺德尼岛上写下了这样的记录:“而今,荒岛凄凉,万物萧杀,我感到自己就是圣赫娜岛上的拿破仑。”[2]
毫无疑问,由于法恩哈根的怀疑论的影响,海涅对于拿破仑的狂热仅仅限于政变之前那段时期。当人们不得不遭遇众神之时,他们难以将“彻头彻尾的独一无二之神”的特殊本质同它迅速衰败的神性协调起来。1811年杜塞尔多夫行宫花园里的那一位,再也不履行1799年的神性使命,不再作为启蒙的光明使者,他还可能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神吗?在落墨于1830年的第四部《游记》当中,当时的满楼风雨就已经使海涅的回忆暗淡无光:“这幅画面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永不消逝,我仍然看到他骑着战马,高高在上,盛气凌人,他那珠箔色的帝王面相上长着一双永恒的眼睛,以致命的镇静俯视正在行进的远征俄罗斯的士兵方阵,那些戎马生涯的战神仰望着他,充满敬畏却又如此忠诚,神色肃杀却如此彻悟,舍身赴死却又如此自豪……”[3]两年之前,在《游记:慕尼黑到热那亚》(Reise von München nach Genua)当中,海涅仍然表示他自己超然于事态之外:“亲爱的读者,我祈求你,莫要把鄙人当作一个无条件的波拿巴主义者。我只向他的神性表示敬意,而非向他的功业表示敬意。我对他的无条件之爱,到雾月十八日就烟消云散了——此后他成了自由的叛贼。”[4]海涅说,功业永远只是人类精神的衣装而已,因此历史也无非是人类精神的“藏衣室”而已。在这段历史上出场的每一个人都欣喜若狂,陶醉万分,而那个被荣誉的桂冠冲昏了头脑,“直到流放于圣赫娜岛才如梦初醒的人”,也跟他们一起欣喜陶醉。
对经验现实的怀疑和对形象的神话改造互相交织,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侧面。“有一种隐秘的疑虑不知不觉地向我袭来:我是否把他当成了自己?我和他是否属于同一个时代?仿佛他的形象从当前的小相框上脱落下来,更加高傲、更加狂妄地隐退于往昔的暮色之中。”[5]我们深知,时间不可能抹去这么一个形象,而是把他包容在传奇的朦胧雾霭之中,“他传奇的一生最后成为一个神话”。神话化不会消弭历史事实及各种人物的身份,而是用典型和形象的手法将他们统一起来,使之趋向于完美。因此,普罗米修斯,我们再也不能用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来指称和理解那位终老于圣赫娜岛上的巨人怪物了,因为他确实是个难以理喻的对象。显然只有遥远的未来才让当前已经发生于诗人眼前的事件在其记忆之中产生效用,因而只有从这种远距离来看,拿破仑和普罗米修斯才合为一体,密不可分。只有迂阔之士才会提出诸如此类的问题,并且以这样的方式作答:“也许,在未来数千年后,才会有一位吹毛求疵的学长,在其博大精深的学位论文中,无可辩驳地证明:拿破仑·波拿巴完全等同于另一位泰坦巨人——他从诸神盗得光明而触犯天条,被缚于大洋中的一座孤岛,裸露胸脯,任神鹰每日啄食他的心肝。”[6]
这是对一种透视幻觉的反讽,因为人们仍然不可能把这样的幻觉推诿到当下和不久的将来,而是把它推给了对历史的记忆或者对历史的盘查。但在这里,只要他仍然是那个伟大的受难者,他就再也不可能是光明使者普罗米修斯。因为,“普罗米修斯成功地把第一根光明的火炬扔向了黑暗的中世纪,照亮了宗教的邪灵,成功地燃起了世界之火,将冰封雪压和外壳坚韧的一切铸造为崭新的人性。”[7]但是不然!海涅并没有停留于描述行宫花园那位马背上的神祇,没有停留于他自己准确无误的记忆。他把神话化的过程投射到了千年之后的未来。首先,必须充分地将真实的历史事件抛到脑后,才能让形象的轮廓获得独一无二的有效性。神话化并非近在目前的事务。海涅的程序是颠转——只有拿破仑成为普罗米修斯之后,普罗米修斯才最后变成拿破仑。这种程序看上去就好像是为了反对歌德的神话程序而蓄意地创造出来的一样。
对普罗米修斯神话的第二度颠转同路易·菲利普(Louis Philippe)政治制度有关。海涅认为,这位“市民国王”(Bürgerkönig)的大臣卡齐米尔·佩里埃(Casimir Périer)滥用了盗来的火种,从而犯下了弥天大罪。在王政复辟时期,此君是反派的代言人,因此海涅认为他是行为端庄和品格尊严的楷模,不仅逻辑最为严谨,而且心怀严格的先验规范。然而,他低估了自己的能力,而拜倒在那些他本来可能颠覆的有权有势者脚下,向他们摇尾乞怜,乞求只有自己寻求恩典才能获取的和平。现在,此君被誉为“中庸时代的赫尔克勒斯”(Herkules der Juste Milieu-Zeit)。在这个“具有优良市民教养”的人身上,海涅看到了人性堕落的本质,认为他要为神话程式的颠转负责:“一个头顶着地的普罗米修斯,他从人类手上掠夺了火种,把它再次交还给诸神。”[8]
所以,海涅必须耐心等待魏玛那位奥林波斯神祇寿考归天。这一尊天神以审美的方式认同并“占据”了普罗米修斯的位置,继而导致了自我体验的隐退。狂妄肆心,犯上作乱,再也不可能具有轻松愉快的气息了。1825—1826年,海涅在其《诗歌之卷》(Buch der Lieder)的“北海组诗”第二组《海洋女神之歌》(Gesang der Okeaniden)里,就已经努力更新这种神话认同了。个中差异明白如画。在埃斯库罗斯悲剧中,俄刻阿诺斯和忒提斯的女儿们,组成了合唱队,她们不仅必须为普罗米修斯的苦难而且必须为他反抗众神之举伤心涕泪。现在呢?诗人坐在大海岸边,笑看飞翔的海鸥,而夸耀自己的幸运,说他有幸成了远在天边的爱侣的梦中情人。他再次努力抓住诗人的巨大幻象,而这种幻象源自狂飙突进时代的英雄化的天才——源自歌德的普罗米修斯,而一直流传到海边观景的诗人。从这名后裔诗人的虚空自信来看,俄刻阿尼得斯的合唱让这种自欺欺人的幻象化作云烟。在他自我夸耀的深渊,她们只看到了苦痛。
然后,他们追怀过去一度安慰过的普罗米修斯,劝慰海边浪人延续理性,崇敬诸神,直到另一个泰坦神阿特拉斯“冲冠一怒,用双肩扛起苍天,把苍天投往永夜”。海洋女儿们却说,他——这个海边浪人像他的祖辈一样愚顽:“从诸神盗来天火,赐予人类,霹雳神鹰终日折磨,镣铐加身,被缚于荒凉山崖,这就是他反抗奥林波斯天神的结果。”直到诗歌的最后一行,海涅才放弃第三人称,直接用第一人称说话:“在灾难之后,我在黑夜里停驻良久,然后放声呐喊。”直到这一时刻,诗人才向我们道明,俄刻阿尼得斯们是在向谁倾诉。诗人再也不是造人陶工,在他的作坊里反抗宙斯,酝酿冲突。他蓦然回首,追怀审美主体的自我升华,从噩梦之中醒来,他现在只能对自然宇宙尽犀利之嘲讽,然而却无法以自己的实在形象来反抗黑暗的威胁,抵制俄刻阿尼得斯们的劝勉。
现在,歌德已经长眠地下,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他的普罗米修斯似乎一直在喋喋不休,甚至在他犯上作乱之时,也过分渴望得到辩护。1833—1834年,海涅重访普罗米修斯神话题材,当时他应巴黎圣西蒙主义者普罗斯珀·昂方坦(Prosper Enfantin)之邀请,为法国公众描述当代德国观念历史的发展。以沃尔夫(Christian Wolff)的形而上学形式,海涅描述哲学如何导致了新教神学之争,而正统神学求助于哲学来反对虔诚主义者。海涅说,宗教求助于哲学,而不可避免地导致哲学的堕落,因为它的自我辩护却是自我毁灭。这使海涅不禁想到,神话哑默,神话的权力也一样哑默:“像一切专制主义一样,宗教无法自我辩解。沉默的暴力神将普罗米修斯钉上山岩。不错,埃斯库罗斯没有让人格化的暴力神一言不发,他一定是个哑巴……”[9]
太古时代[10]泰坦神祇被缚山崖之场面不可重演,恰恰是因为它沉默无言,既没有控诉亦没有辩解。神话恰恰并非神学,因为主罚之神并不解释,他拒绝一切为神圣辩护的机会,他没有神正论。最后,神话作为一种纯粹的匮乏,而远离了缔结一种圣约的可能性,远离了对于语言的一切对话式探索。普罗米修斯亲眼目击,而亲证了那种恐怖之物(tremendum)[11],它对人猛然一击,使人哑然失语,只能沉默地逆来顺受,仅当它发而为声,仅当语言诞生,才算是第一次战胜了这一恐怖之物。海涅就此认为,将之同政治类比,那是极其自然的事情:“宗教的推理性教义问答,此时也非常合乎政治专制主义,因为它也要求出版一种‘官方的报纸’。哲学家认为,不论是在宗教还是在哲学中,我们都是胜利者,因为我们诱导对手开口说话了。”神话绝非人们无能掌握而只能为“逻各斯”作准备的阶段,相反,它完全排斥和毫不宽容“逻各斯”。无论多么备受蔑视,无论多么远离同对话活动一同发展的论证负担,修辞学的诞生都仍然标志着对期待的认可,人们必须呈现和反复呈现这种期待,必须“以观相术的方式”自我呈现这种期待。
海涅的目光牢牢地盯着泰坦被拘禁而沉默无言的场面,同时也牢牢地注视着“太古时代”本质上令人恐惧的完全缺乏自由的状态,因此我们不难看到,这个狭隘的中心同时也排斥了一切历史哲学的寓意解释。正如歌德在作坊里寻求那个造人陶工的静止形象,海涅也再一次将受难的普罗米修斯看作一个无历史的场景。由此看来,神话的展开就是讲述种种故事,因而日益变得喋喋不休,而这在本质上已经成为神正论。从沉默的暴力主宰之下,它强行突破,分身而出。
笔者想探索诗人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Wintermärchen)之中以新的方式对受难者普罗米修斯的认同,但必须首先看看他如何以论辩—讽刺手法利用前此神话。在《法兰西状况》之中,他修正了这个神话。《令人尊敬的普罗米修斯教士》(Kirchenrat Prometheus)后来被收入《新诗集》(Neue Gedichte),但首次于1844年6月12日发表于《前进!》(Vorwärts!)。可是,一名神职人员如何赢得了泰坦神的名字?
1843年,保卢斯(Heinrich Eberhard Gottlob Paulus)以《最后启示的实在论天启哲学:告所有研究者书》(Die endlich offenbargewordenepositive 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der allgemeinen Prüfung dargelegt),全书八百多页,是对谢林《天启哲学》(Philosophie der offenbarung)讲演的改写,其注疏完备,包括从评判到争论。但是,在海涅看来,要成为普罗米修斯,仅仅从新教理性主义出发来理解谢林是远远不够的。几乎不用多说,从源头处无光可盗,即便是以慧黠机心去改写谢林讲座也无济于事。这首讽刺诗(《令人尊敬的普罗米修斯教士》)所表达的是:“高贵的盗贼保卢斯先生”同“震怒至极的奥林波斯神”讨价还价,反而换来了纯粹的剽窃,他窃取了“谢林的笔记本”,但没有“启明人类”,只为人类揽来了“光明的反题——明白无误的黑暗”。海涅建议他考虑一下,为什么这个被欺骗的盗贼害怕普罗米修斯的命运重演。
这段插曲的背景是:作为柏林大学的黑格尔的前任,谢林成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家,海涅管他叫“宫廷智者”,向他发起战争,而唤起所有人强烈的怨恨之情。同保卢斯针锋相对,普鲁士《官方报纸》(Staatszeitung)一再肯定谢林讲演的所有权。然而,正如法恩哈根1843年10月9日在其日记里所描述的那样,问题根本就不在这里,而在于,“谢林到底是不是一个江湖骗子,一个破落的哲人,剽窃别人的思想,却反戈一击,控告那些挑明他剽窃的人剽窃了他自己!”[12]当然,法恩哈根不会否认,他自己去海德堡拜访过令人尊敬的保卢斯。在那里,他没有找到普罗米修斯,而是找到了一个“老迈羸弱的男人,但他的感觉仍然犀利,目光咄咄逼人,言谈平易近人”。因此,他嘲笑官方对其著作的封禁,嘲笑哲学家的愤怒。他在其他的时候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如果他成功地得到了一部谢林神话哲学的可靠改写本,那么他就会毫不迟疑地拿去出版。而且他还认为,谢林是个有意识的流氓无赖,常常恬不知耻地撒谎和吹牛……”[13]
海涅并没有从一个旁观者的安全立场上以普罗米修斯的命运来警告海德堡牧师。他自认为近乎这种命运。无论如何,在冬天神话之旅途上,他在普鲁士明登城堡(Minden)过夜,梦想自己就是普罗米修斯。首先,在这种情形下,他重演的神话参照场面是奥德修斯在普吕斐摩斯(Polyphem)洞穴入口堵上巨大的石块。像奥德修斯走向独眼巨人,漫游的诗人也认同于城门口的下等哨兵,取名为“小人物”,认为他的使命就是眼科医生的使命,给巨人做白内障手术。稽查官和宪兵队,这两种形象压制了做梦人。他们用铁链将他铐在石头墙上,无需指名道姓,他认为自己就是普罗米修斯。因为,也有长着利爪和黑色羽毛的神鹰,十分类似于普鲁士鹰爪,在他身上啄食心肝。
在他的梦中,海涅就要变成普鲁士鹰爪之下的普罗米修斯。海涅确实是在扮演一个对他而言过分巨大的角色,但至少不是扮演渎神的造人陶工的角色。第二天一早醒来,他终于发现,这场噩梦的原因仅仅是明登客栈他的客床被盖上肮脏的流苏:“我睡在明登客栈的一张汗迹斑斑的客床上,鹰爪再次化作肮脏的流苏。”[14]
一个梦中的普罗米修斯。此刻,在一个噩梦中。早在1824年,海涅就在《哈茨山游记》(Harzreise)里,以一种不同的略带强制的参照取向,预先表示了这种关联。“在一个月黑天高的夜晚,我到达奥斯特罗德(Osterode)。我胃口全无,一头倒在床上。像狗一样疲惫不堪,又像神一样安眠入梦。梦里边,我回到了哥廷根……”在他的梦里,他拼命逃避读书写作,却完全失败了;梦中人觉得他进入了法学研究大厅的藏书室,在那里为撰写学位论文而翻腾搜索。午夜钟声敲响,泰坦女神忒弥斯出现了,紧跟着一群法学家,他们立刻开始了博学的争辩和雄辩的讲演。最后,泰坦女神怒火中烧,突然爆发出哭喊,“声音里充满巨人的恐怖忧伤”,她说听到了“她的宠儿普罗米修斯的声音”。显然,法学家之间激烈争辩的声音湍流与海洋的巨浪声之间的类比,唤起了人们对于埃斯库罗斯悲剧场景中俄刻阿尼得斯合唱的联想,又把这幕场景转变为一种逆来顺受、放弃反抗的形象。面临现实的苦难,一切人为的正义都百无一用,因为“目空一切的威力神和沉默不语的暴力神将这清白无罪者钉上岩石,恣意折磨,不论你是喃喃细语,还是声色俱厉,都无法缓和他的伤痛,砸不断他身上的锁链!”[15]在这里,梦境成为一幕末日景象,呈现了可恨可恶的特权。女神恸哭流泪,整个合唱队都和她一起哀号不已,好像全都被死亡的恐惧攫住了。大厅的天花板碎裂,书籍从书架上散落——大厅里出现了一幕世界末日景象。梦中人逃到另一间屋子,那是古代艺术作品收藏室,在那里,他看到了阿波罗和维纳斯雕像。梦境之中,这就是法学学者转化为诗人的戏剧底本。
但是,在1858年出版的法文第二版《哈茨山游记》当中,梦中的普罗米修斯甚至也和拿破仑关联起来了:通过一种微妙的延伸,德语“痛苦的岩石”(Marterfelsen)被转化为“海中的岩石”(rocher dans l'océan),而这将对法国读者产生一种准确无误的联想,——以一种投其所好的方式歪曲了源始的观念脉络。经过这度歪曲,迂阔的法理与让泰坦神遭受不义的最高威权之间的不平衡性才得以成型,人们一望便知。
同样,普罗米修斯之梦在《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之中的地位,也早在十多年前就预构成型了。在这期间,诗人心中怀着一种难解的情结,将美梦与噩梦混为一体,而攀上了泰坦的岩石。这么一种姿态无论如何也避免不了同时代人的观察与怀疑。1838年,维尔(Ludwig Wihl)在《德意志讯报》(Telegraph für Deutschland)上撰文评论海涅在巴黎的活动,他指出:“在我看来,他所渲染的深刻的世界痛苦简直是一种诗学的杜撰;我在海涅身上没有觉察到多少痛苦。当普罗米修斯哀怨诉说秃鹰啄食他的心肝时,海涅却诱惑秃鹰来啄食他自己,以便饶有兴味地哀怨诉苦。”海涅的立场引起的争论也发生在另一位旅居巴黎的犹太作家伯尔纳身上:“普罗米修斯的苦难也在伯尔纳身上燃烧……”[16]
但是,在梦醒时分,在最恐怖的现实中,海涅心中还有一个神,“在我度过的痛苦中,好让我自己产生一些渎神的恶意”[17],因此他毫无保留地认同于普罗米修斯。[18]现在,海涅通过黑格尔的恩典而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所看到的,就不是神话中的宙斯——宙斯确实不是一个脾气好的善意之神。在致劳贝的信中,他以恐怖的语言描写这位神祇:“这个巨大的折磨者是野兽,它的爪子沉重地压在我心头。”[19]在此,这种思想仿佛是自然而然地转变为神话的肖像,他是一个启示了意义却不为人知的先知,如此接近于海涅的整个生命:“我遭受了难以置信的苦难,我真正忍受了普罗米修斯的痛苦,这一切都源自诸神对我的恶意报复,因为我给了人类几盏微弱的夜光灯,几支廉价的蜡烛。我不想对上帝说点什么,所以只说‘诸神’。我现在领教了他的神鹰,而且对他们怀着巨大的敬意。”[20]
在这些说法中,遣词造句的变化令人惊讶。海涅用启蒙的田园诗风格将自己描述为光明使者,但这么一次卑微的启蒙足以让他被无情地击倒。据说,他谈到了神话中的诸神,但仅仅是为了马上转向“他的霹雳神鹰”,并使用了单数物主代词,然后仅仅赋予新神——上帝——一项拷打罪犯的使命,从而毕竟将新的上帝变成了古老的宙斯。在明登客栈,负责折磨罪犯的是普鲁士鹰爪;当他最后用神话来描摹濒临死亡的受难者之奄奄一息和屈辱卑微之时,以腐肉为食的鸟担负了折磨的使命。面对苦痛而“自我去势”,此乃对启蒙时代“自我授权”的反拨;个体的苦难是其失败的祭礼。而这就说明,神话可能再一次从诗人的认同之中剥离出来,而被投射到人类,在历史上看,人类也因为反抗被缚于地球的山崖而惨遭惩罚:“大地,是一块巨大岩石,人类就是真正的普罗米修斯,被禁锢在岩石上,任霹雳神鹰(即怀疑精神)将他撕成碎片——他盗取光明,而惨遭折磨……”[21]
我们不妨这么说,海涅用他华彩的颂诗鼓起勇气去逾越古老的“为神辩护”的难题。而尼采却仍然正视这个难题,可不是为了解决它。在尼采的早期,他就感觉到这个难题的存在,也像康德克服纯粹理性的辩证法[22]那样,用外观概念去克服它:正如实在一样,不可辩护者仍然像一种审美外观,由于“一切事件之后隐藏着意义”,而可以轻易地忍受。1886年,他为新版《悲剧的诞生》写作序言,以切身的回忆来理解这个难题。作为整体艺术品[23],这个世界可以得到辩护。过去曾经同假想为实在性的一切紧密相关的终极严肃性,现在可以忽略不计。在上帝死亡之前,这就是神正论的最后形式。
一切知识都可能落到一个更强大的骗子手里而成为牺牲品,连笛卡尔也无法克服他那深不可测的怀疑。据此,尼采得出一条新的结论:如果上帝是骗子,而我们又无法拒绝他,那么,这个上帝就成为一种艺术形而上学的上帝。如果世界基础的可靠性尚能得到保护,那么,艺术就仍然一定是且确定无疑地是一个谎言。[24]笛卡尔及其后学在知识理论上的惨败,让人们对之重估,建构出一种世界的美学。由于缺乏同真实的关系,这种美学破天荒第一次可以诉之于享乐。甚至在悲剧诞生之前,或者在这种世界的美学诞生之前,旁观者的立场使快乐成为可能。
如果这么一个上帝不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位思想艺术家,那么,他就完全应该领受这样的命运,即瓦格纳所谓的“诸神的黄昏”。结果,我们还可以认为,尼采惊呼“上帝之死”,恰恰就是一个历史必然遭致的悲剧事件。早在1870年,尼采在为《悲剧的诞生》准备的材料中写道:“我相信一句古老的日耳曼箴言:诸神必将悉数死亡。”[25]出于同一时期的《恩培多克勒》戏剧梗概之中,“伟大的牧羊神死了”,在第五折戏景中成为哲人之作的代表。虽然这部戏剧是严格按照改朝换代的原则创作的,但希腊神话总是难以让堕落的神祇淡出戏景;他们不能死亡,因为除了灵魂不朽之外,希腊人就想不出更好的东西来维系“一神”概念。但是,世代繁衍的思想却同这一标志不相容。灵魂不朽本来就不完全存在于神话之中。更具体地说,只有复活一个已经支离破碎的神,或者让凤凰涅槃,才能达至灵魂不朽。当历史的神话化包括了那些迄今为止统治着这一历史纪元的诸神之死,这就是十分合乎逻辑的结论。通过“调校”普罗米修斯故事,尼采努力维持这种逻辑而抵抗流传过程。
普罗米修斯只有以预言为手段,宣告宙斯将有一个更强大的儿子,以此勒索那个已经对忒提斯痴迷不已的爱神,从而拯救他自己。这个事实在尼采的构想中必定显得不合时宜。因为人类的最后机会恰恰就在于诸神的堕落。人类既善良而又愚鲁,所以只有当诸神“步入最后的黄昏”,人类才能获得幸福。无论如何,在19世纪70年代末期,尼采以这种方式构想了瓦格纳以艺术形式呈现的“通往日耳曼异教主义的道路”[26]。如果普罗米修斯知道诸神堕落的命运,那么,他就必须保守这种消息,以便让宙斯放松警觉,生育那个将来要颠覆他的神祇。诸神堕落构成了人类上升的可能性条件。
尼采的神话观第一次令人信服地揭示,宙斯与普罗米修斯的冲突不是一种改朝换代的事件。宙斯受到了致命的挑战,因为只有一只手主宰世界,这个世界才能成功地作为整体艺术品被创作出来。尼采对神话的兴趣免于任何道德思量。在他眼前,有两个整体艺术大师彼此竞争,有两个“不讲道德的艺术神”意义上的“骗子”互相较量,而他们各自展示了世界整体构想。如果他对普罗米修斯倾注了全部同情,那么,普罗米修斯已经通过祭祀欺诈之举证明了他有能力涉及艺术骗局。
当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的目光落到《悲剧的诞生》扉页那幅由雕塑家劳(Leopold Rau)所绘制的画像上,尼采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关注所在。画上是获释的普罗米修斯,一只脚踩着被赫尔克勒斯射伤的秃鹰,仍然摆出挑战者的架势,肩头还带着被砸断的锁链。在序言中,作者描述了这么一个时刻:该书献词的接受者敏锐觉察到这种相互参照关系,因而将会联想到作者的认识——在该书所述一切之中,他都意识到他的对手(瓦格纳)乃是艺术的化身,而艺术又是“生命的最高使命以及真正的形而上活动”。[27]
悲剧起源论基于一种更普遍的文化本质命题。根据这一命题,艺术成就的高度假设了它赖以提升的对人类敌意的最初根基的深度。普罗米修斯故事成为神话,与其说表现了宙斯对人类的敌意如何被高加索受难者克服,不如说表现了这种敌意如何被削弱和制衡。我们知道,希腊人绝没有完全忘记他们的文化之澄明与快乐所赖的根基:“首先作为一种真正的艺术需要,文化依赖于一种恐怖的基础:但是这一基础本身显示在朦胧的罪感之中而为人所知。”[28]耳熟能详的普罗米修斯形象本身就符合这个基本观念。文化与苦难之间的关联具有一种残酷的扣人心弦的真理,这种真理不至于引起对生命价值的怀疑;这种价值是由秃鹰来代表的:“秃鹰,持久地啃噬普罗米修斯式的文化先驱的心肝”。
如果我们要问,这个形象到底有何具体内容,那么,不妨回答说:普罗米修斯的苦难同其遭受惩罚的伟业丰功相关。通过盗火,他为人类活动创造了前提条件,特别是为人类的奴性形式创造了前提条件——让多数人为少数人的生命形式忠实地服役。因为,尼采从希腊文化获得启示而提出的基本理论通过这么一个断言而被说明了:奴性意识是一种文化的本质构成部分。为了“能够为凤毛麟角的少数奥林波斯人创造艺术的世界”,就必须强化“为生存而斗争的众人之苦难”。即便尼采本人并没有将白纸黑字的历史记载变成一种规范,从粗线条的梗概发展为公开发表的文本形式,但这仍然可以对普罗米修斯故事展开独一无二的反思,而其重点绝不可能是普罗米修斯的被缚,如《悲剧的诞生》扉页上的画像所呈现的那样。神话的内在倾向呈现在这么一个事实之中:正是因为他创建了文化,所以神话进一步强化了人类的朋友的苦难。《悲剧的诞生》第二部的梗概提到了这一点。据说,这部分梗概论述的内容是,“为了实现它的目标,亲近神圣天才,希腊式的意志到底采用了什么手段?”
尼采承认,他关于文化基础的命题蕴含着“愤怒之源”——现代各种社会思潮永远会养育出这种反艺术和反古典风格的愤怒情绪。而他们希望化解这种张力的惟一手段是〔在字面上〕“以破除偶像的方式废黜艺术诉求”。尼采无法用这种理论回答如下问题:蔑视文化和“赞美精神的贫困”何以永远无法获得成功?他含糊其辞地求助于“作为一种律法和个体界限的……必然强力”,这种强力以特许的方式保护文化的优先权利。此外,它就是“以悲天悯人的呼喊来拆毁文化的围墙”。如果普罗米修斯不仅象征了文化所固有的伟大与人性之间的失衡,而且象征了保护这种失衡状态的权威,那么,他可能就是那些“必然强力”的一个名字。只要他仍然被禁锢在高加索山岩,这一神圣区域周边的防护就不会被风暴夷为平地。但是与此同时,他仍然体现了这种对文化涵义的意识——他防止我们忘记,希腊人如何远离存在必然性的压力,如何站在遥远的距离上克服这些压力。普罗米修斯是“盲目的文化鼹鼠”[29]—般的奴隶的反面典型。他心知肚明地忍受着它的前提条件。
这么一种关于文化的反人类基础的认识可能潜在地危及文化的永存性,因而尼采将国家变成了担保者。只有那些从奴隶的苦役下解放出来并在国家那里获利的人,才有能力创造和欣赏艺术,而国家就是这些人的意志的体现。同时,国家不仅是暴力强制而且也是欺骗创造的完美体现,防止其暴露功能,“使之比被欺骗者的理性洞见更加强大”[30]。我们看到,尼采从柏拉图那里知道了智术主义的本质,但他并没有追随前者而对后者作出否定的评价。他倾向于一种新高尔吉亚斯(Gorgias)的立场,在欺骗意志之中将一种善良意志人格化。这种立场构成了他敌对智术主义的叛徒苏格拉底的源始基础,也构成了他敌对这种背叛的集大成者柏拉图的源始基础。尼采并没有把智术主义看作一种衰落的现象。他认为,由于城邦的衰落,以及柏拉图以转化的手法来“拯救”理念超验性的式微,伟业丰功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如果笛卡尔的邪恶精灵不能被否定,那么,惟一要做的,就是通过“强力意志”直接变成这个精灵。
从太古时代的自我理解之中,尼采并没有获得知识与享乐彼此联系的看法。他倒是将它称为“〔我的〕信仰告白”,说它让“一切深刻的认识变得阴森可怖”。[31]快乐之自我显现与其说经得住盘根问底的审查,不如说更适合于它的真实。相反,惟其导致恐怖与痛苦,知识才成为知觉所能把握的对象。这项发现并不表明,人类建制具有一种纯属偶然和仅起补充作用的环境。反之,“当自然本身竭尽全力去创造至美境界,它也就成为可怖之物”[32]。这只不过是“人类最好不要出生”[33]这一命题的不同表述形式,而通过文化创造能力,人类又为他毕竟已经出生这个事实提供了合法性。在《伊利亚特》主题框架的支持下,尼采描述了如下情境:特洛伊战争对人类生命的一切可怕摧残,恰恰是因为海伦之美。[34]美不是真理,但它赋予了人以躲避可怕真理的权利,而这至少让他九死其犹未悔,默默为有价值的真理而忍受苦难。
因而,“奥林波斯圣山仿佛在我们眼前敞开,显示出它的根脉。”在悲剧中,人的存在理由问题是以否定的方式回答的。恰恰因为如此,人们仍然需要那些尚未明了的东西,“以便获得生存的能力”。“无底的深渊”(Abgrund der Grundlosigkeit),那是诸神彼此相连而又彼此敌对的神话网幕,尼采把呈现在这个深渊面前的东西描述为“奥林波斯神辉煌的诞生之梦”。在此,统治万有的观念是:在神话中,老的神祇被推翻,但被推翻的神祇仍然活着,“因为有一种怪异的对于泰坦自然强力的不信任”[35]。虽然普罗米修斯就是一位泰坦神祇,但尼采并没有直呼其名,而是把这种不信任同众多的神祇之名联系起来。我们听到,“贪婪的秃鹰在折磨人类的伟大朋友”,“俄狄浦斯的悲惨命运”,“阿特里德亚的诅咒”,以及“森林之神的全部智慧”。只有在怪异的恐怖者那里,才有快乐的宁静。但是,意识何以确信它在“此岸”存在?一切都逼迫神话把自己的历史讲述为一个终归不可逆转的过去的故事。但这不就提示我们把它当作仍然存在的事物吗?改朝换代,兴衰沉浮,在时间之中,甚至在全然不确定的时间中废旧立新,这一切现在都被妥帖地安置在各个层面,而成为一个压抑与强制遗忘的整体。尼采所谓“阿波罗文化”必须“永远以颠覆泰坦王朝和杀死怪物为要务”。
《悲剧的诞生》是乌托邦之书。它的主题不是过去而是未来。它借助于一个论证逻辑展示未来:当下的真实,便是未来的可能。这是他在1870年元月《希腊音乐剧》(Das griechische Musikdrama)讲演之中提出的论断,但他并没有直接将它贯注到《悲剧的诞生》中,而是置于该书之末。这个命题尚且未构成“同一者的轮回”教义,但已经成为这个教义的预示性命题之一。依然再度可能存在之保证,本身就是神话的保证,对立于作为单个现象系列的线性历史概念,而属于只对记忆绵延的不可逆转的事物。“问题之书”的超历史重负凝聚为音乐剧讲演之中的一句箴言:“我们从未来出发的瞩望,就已经把希望变成曾经存在的现实。”[36]
在《瞧!这个人》中,在思想生涯的尽头,尼采表示他早期的著作应该被冠以“希腊文化与悲观主义”的标题。因此,将这个命题“实际应用于瓦格纳主义”,同瓦格纳作为一个“昂扬向上的征兆”的暗示没有关系。[37]所有一切都被修正了:他告诉我们,希腊人的悲剧恰恰证明他们并不是悲观主义者。叔本华处处迷途,在这一点上也不例外。然而,出尔反尔,收回明显的涵义结果却更加凸显而绝未影响其基本论调;也许尼采希望看到,“同瓦格纳的名字相连的希望”已经从作品之中剥离开来,并且被忘却了,因此他把“以远古辩护未来的做法”提升到一个既广大至极而又无法确定的维度。“一种令人恐惧的希望从这篇文章里涌流而出”,但它仍然以“酒神音乐的未来”为目标吗?除了一部尚未成文的歌剧《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Zarathustra)之外,确实别无他者。尼采说,我们应该毫不迟疑地将查拉图斯特拉的名字放在《悲剧的诞生》中瓦格纳名字所在的地方。“酒神剧艺术家的全幅画面,就是存在之前的诗人查拉图斯特拉的肖像……瓦格纳本人就有这样的想法;只不过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己不承认罢了。”[38]
在那次轰动一时的争论中,青年维拉莫维茨反对尼采的神话学说。他说,尼采否定了泰坦王朝的统治地位,而对整个时代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在这个时代,“黑暗的自然势力在征服者尚未出现之前就压倒了亲善人类的自然力量”[39]。健全的常识以及对神话的研究确实都能说明这一点。但是,无论健全常识和神话研究可能说明什么,我们都不难辨别出古典文献学家的一种渴望,他要拒绝那种黑暗的源始统治权力的思想,而要用一个面相更加亲善的王朝来取而代之。只有在减少焦虑而推动进步行程时,这个王朝才真正具有慈眉善目。如果神话故事的总体也必然背叛神话本身的“历史”,那么,维拉莫维茨就充满忧患,担心那些神话“故事”的发明者们与日俱增的声望。
这不是一个事关评价的问题。尼采同样认为,之所以赋予迪奥尼索斯以优先地位,并不是因为它属于绝对的“太古”。不然的话,从中我们就无法获得关于未来的一切。但是,按照尼采的命题,必须被废黜的,是那种预构的古典安详境界。据此,对快乐的宁静和壮美的宏丽趋之若鹜,这种倾向从一开始便在整体上与希腊人的性情有关。然而,这种品格现在必须作为一个简短的插曲而出现:在它之前,有阴郁的遗产重见光明的漫长过程;在它之后,有诸神衰落的过程,他们不是蜕化为寓言,就是拜倒在哲学之下,或者惨遭嘲讽。
对古典文献学家而言,这里的问题绝不只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青年维拉莫维茨的基本问题必定是这么一个问题:从哪些“先天所予”,希腊人得到了或者创造了他们的诸神?获得诸神和创造诸神的过程,是不是珍禽异兽、怪诞神魔以及一切非人的恐怖之物渐渐转化的过程?希腊人有没有能力做他们之后的基督教徒的上帝所做的事,有没有能力做他们之前的审美精灵所做的事,也就是说,他们有没有能力无中生有地创造,或者创造出虚无?维拉莫维茨无论如何都相信,希腊精神都能够像希腊人那样从远古祖先的家园带来那种力量,从无形无迹的自然力量之中创造出人类形象,也创造出富有人类情感的神祇。没有任何过渡环节,这种创造活动是一种艺术行为,它赋予迄今为止尚未成型的东西以一种形象。仅仅在这个意义上,希腊艺术也成了“希腊精神的圣洁光流”,它为自己创造的不是印度鬼魅,不是埃及怪物,不是闪族偶像,“而仅仅是赋予超绝尘寰的形象以升华为永恒之美的人性形式——对于这些形象,我们惟有顶礼膜拜,才能略知一二”。
在希腊文化发轫的地域,希腊人必须应对的是那些源始的无形无迹的洪荒自然力量。这些源始力量让他们在迁徙流浪的过程之中怀着虔敬的信仰之心散播诸神形象。希腊人亦如优秀的古典文献学家那样去见证,并以见证为基础而极力通往创造之途。因此,神话之中的神谱同他们的真实起源毫无关系。归根到底,他们是赫西俄德以系统和谐的方式予以编撰的结果。神话没有讲述它自己的故事(历史)。它没有展露自己从仪式到游吟形式转化的地层,以及筚路蓝缕通往从容潇洒的流传之路。维拉莫维茨认为,诸神成人,并非宗教历史的主题。果真如此的话,普拉克斯特勒斯时代(Praxiteles)的希腊艺术就无法完成它的赋形使命——赋予那种无形无迹同时只能靠命名来认识的东西以生动的形象。
尼采也是从派生的古典文献学出发来质疑德国古典主义的遗产。但维拉莫维茨的全部不满在于:“在这里,我看到几千年发展的文化全都被一笔勾销了;在这里,哲学和宗教的启示被抹杀了,以至于悲观主义形容枯槁,把苦乐参半的面孔埋在浩渺的荒原;在这里,诗歌和造型艺术栖居于我们的天国,而诸神的形象被化成粉末,以至于我们在满目尘埃的世界除了理查德·瓦格纳这个偶像之外,就再也没有好崇拜的了;在这里,辛辛苦苦奋斗千年而建构的大厦,以及其中光芒四射的神灵,都化作乌有,以至于一个醉醺醺的缀梦人向迪奥尼索斯的深渊投去痛苦的深深一瞥;这一切,都是鄙人无法容忍的……”更确切地说,如果希腊人至美的素质完美地体现在荷马文化的黎明时分,在往后以及更加晚近的阶段上,这种高不可及的典范就衰败为低俗形式,不仅令人不快,而且兴味索然——古典文献学家似乎更能容忍这种情形。希腊文化的神奇魅力应当源自其本源性的表现,而非源自他们的自我控制以及为获得距离而展开的抗争。惟有本源性方可代表有效性。
随着维拉莫维茨而偶然兴盛的对于古典文献学的学术兴趣并非完全对立于尼采的悲剧学说。也许,极少有人注意到,像贝尔奈斯(Jacob Bernays)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对古代悲剧理论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人,尼采尽管略嫌夸张,但他还是信奉他自己通过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而提出的那些观点。1857年,贝尔奈斯出版了《亚里士多德论悲剧效果的轶文之要义》(Grundzüge der verlorenen Abhandlung des Aristoteles über Wirkung der Tragödie)。柯西玛·瓦格纳(Cosima Wagner)于1872年12月4日致书尼采,转述了贝尔奈斯的评论。尼采在回信中指出,此乃“一个温文尔雅和过分聪明的犹太人神圣的厚颜无耻之作”,但同时也是“一个趣味盎然的标志,说明我们之中确有一些精明之士敏锐地嗅到了风向转换的气息”[40]。甚至在许久之后,尼采也不怀疑贝尔奈斯对于亚里士多德悲剧观所作评论的正确性,但他确实否定亚里士多德悲剧观本身的正确性:“亚里士多德错误地理解了悲剧效果——不是为了摆脱恐惧与怜悯,不是要通过狂暴的释放来净化一种危险的情感,而是要超越一切恐惧与怜悯,人们自己直接成为永恒变易的快乐——这种快乐甚至包含着毁灭的快乐。”[41]
对这场世纪大争论匆匆一瞥,便更清楚地看到,在尼采眼里,普罗米修斯的孤独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在诸神中间,而且在诸神的世界之间,他都是孤掌难鸣,超然峻拔。普罗米修斯保护了泰坦诸神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人类已经进入了奥林波斯时代,而奥林波斯诸神对人冷漠超然。当人类达至这一阶段,奥林波斯诸神已经存在,但由于改朝换代,诸神存在的权利已经令人怀疑。尼采希望如此看待泰坦英雄,他对人类的友善就是一种野蛮,他创建文化而改善生活处境之举也并非毫无歧义地成为一种恩典,同时也并非毫无歧义地增进他们的权力。尼采所赖者,是爱护人类的泰坦英雄,而非源远流长的普罗米修斯神话:“普罗米修斯对人类充满了巨人之爱,因而他必然被秃鹰撕成碎片……”[42]在这个句子中,尼采以语言学手法影射了被泰坦诸神解体的儿童迪奥尼索斯,从而以夸张的手法泄露了神话学家对苍白的远古恐怖景象的幻灭之情。无论如何,尼采对埃斯库罗斯悲剧把泰坦巨人形象归之于远古时代的方式感到不满。下述情形也别无二致:无论如何,尼采也认为,迪奥尼索斯和阿波罗并非处在一种独一无二且毫无歧义的前后相继的关系中,相反,“在前后相继和互相增进的新生之中,他们共同主宰着希腊精神”。
当然,埃斯库罗斯最为接近于尼采为悲剧设定的源始构架:合唱队不仅要形体整齐,而且要鼓乐吹笙,伴随着诸神登台亮相,正如他首先要评点迪奥尼索斯受难和复活的场景,它现在也必须评点普罗米修斯被缚和获释的场景。若非如此,受难英雄就再也不是被虚构的,而是随着合唱队通过疑似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而被呈现在现实层面上的。
在尼采的构想当中,富于启示意义的是:他引用歌德的《普罗米修斯》颂诗,却无视颂诗同神话之间的时代间距,因为在他看来,重要的是防止继续产生那种受难之神“不是人,而升上了泰坦宝座”的意识,认为他通过自为的努力而获得了文化,并以武力迫使诸神“与他结成同盟”。假如这一定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渎神赞歌”,那么在悲剧中无论如何都找不到这种言论的踪迹。悲剧的背景是自我依托的人类的可悲处境:人类确乎需要一个神祇之助,但这个神祇确乎不是一位奥林波斯神,他认为人类的存在是一场谬误。
悲剧“难以穷尽神话恐惧的惊人深度”。即便是特别地利用那种只有借助于歌德而反射到悲剧之中的“快乐”,情况依然如此。因为这种悲剧“快乐”属于“艺术创造,而挑战全部厄运”。[43]尼采摩拳擦掌,时刻准备搏击这一对立物。如果对于这种加深了《圣经》与神话之鸿沟的种族形而上学残余视而不见,那么,我们就必须面对这种典型的区分——原罪与渎神之间的分野。果真如此的话,这就势必排除古代的僭妄与《圣经》的堕落之间的一切类似性。尼采指出,普罗米修斯的盗火之举是让人类免于“堕落”的渎神之举,然而让人类提升到了自我确证的程度。但渎神与堕落之间的类比产生了何等结果呢?然后,人类是不是犯下了渎神之罪?是否以普罗米修斯的名义犯下了渎神之罪?这就是尼采左右摇摆举棋不定的原因:或者只是让悲剧之中的迪奥尼索斯与普罗米修斯互换角色,或者让泰坦与人类互换角色。这就剥夺了尼采继续宣称理解埃斯库罗斯的权力——埃斯库罗斯向人类呈现了一个神的故事,但不是人类自身的故事。只要普罗米修斯归属于诸神谱系,在那里也作为迪奥尼索斯的面具而非人类的寓言,那么在尼采有意表现的傲慢意义上,悲剧同样可能蕴含一个渎神的故事。
在埃斯库罗斯的悲剧中,普罗米修斯的故事是诸神之间的一场戏,其中只有伊俄这个人物是例外,虽然她确实没有体现对于诸神的亵渎之意,但她悲怆地忍受着诸神的暴戾与折磨。问其究竟,“强行加在奋斗不已的泰坦英雄个人身上的渎神命运”构成了“普罗米修斯故事的内核”,因为只有犯上作乱、亵渎诸神的人才会不朽,才敢于袒护人类,挑战新神。因而,我们必须在一种从本质上予以限定的意义上来理解尼采的如下命题:只有希腊人才能发明悲剧,因为“他们需要发明渎神的尊严,并把这种尊严融入渎神之中”[44]。
尼采迷失了渎神与原罪之间的本质差异。基督教神学将冒犯绝对威权归咎于原罪。与之相反,渎神之举不仅伟大而且漫长,仅仅是因为受到亵渎的诸神并非永远无条件地正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无所作为。在权力区分系统之中,也不会产生这么一种思想:只有彻底废黜犯罪者才能慰藉受伤的威权。将普罗米修斯禁锢在高加索山崖,秃鹰啄食他的肝胆,压制他的生命功能,这一切本来就不是侵害他的尊严,而是剥夺他的权力。让人类独立于新神的善良意志或者使人类疏远诸神,这位肇事者现在却无功而返,竭尽劳苦却不见其效。此乃掌权者之明智审慎,而非被冒犯的威权之忘乎逻辑。宙斯看到来自另一方向的危险日益迫近,于是便改弦易辙。罪人的对手是上帝,他永远无法被伤害,除非冒犯他的尊严,因为天上人间无不屈服于他的权力,但是这个犯罪者却不会像神话之中的渎神者那样丧失一切。为了图谋只有神学家的上帝自己才能提供的“满意结果”,几百年来的神学家就必须联合起来发挥想像力。
对尼采而言,《圣经》之中所描述的堕落太阴柔了。只有勾引者利欲熏心的许诺才会导致对神圣命令的侵犯。但是,普罗米修斯的故事也并不是说通过自发地放弃他的立场就让他变得自高自大,狂妄地与奥林波斯掌权者一比高下。泰坦之所以犯禁渎神,起因于宙斯的挑衅,后者藐视他的造物,残暴地抑制着他们生活的基本需要。因而,我们甚至不妨颠倒尼采的估价。在《圣经》所述的堕落故事中,诱惑者用于诱惑的全部诱饵都超越了生命的有用之物,而过分超量,数量之巨令人蒙昧——几乎等同于上帝而令人眩惑;相反,在希腊神话之中,宙斯并没有禁止人类接近诸神的天粮,天界的琼浆玉液,而是禁止人类得到烹饪、锻造、烧烤以及制陶的火。当然,《圣经》的上帝也禁止伊甸园里的人类获取某些东西,那就是对于人类来说价值非常可疑的而在伊甸园里成为多余之物的知识。我们无法推知伊甸园的主人是位僭主。对于生命的无用之物的那份自发的好奇心,完全只能属于人类。因此,在普罗米修斯渎神的“荣耀之举”里,绝对没有什么专断的东西;为此这个故事也成为一个过分悲惨而需要襄助的故事。最后,尼采毕竟没有赋予普罗米修斯帮助人类的仁慈之举及其效果以更高的价值:“人类并不代表超越动物的进步:文化的新生是一场流产。”[45]
这里的错误在于,尼采以形而上学的方式虚假地解放普罗米修斯。这就摧毁了作为人类历史之持续结构的痛苦与快乐的整体。从尼采的神话观看来,举足轻重的事情在于,为了能够继续存在,就必须超越或者起码必须忍受生命底层的恐怖与苦难,而所有这一切都决非绝对的,以至于人类仍然能够感受生命的权力。这就说明奥林波斯诸神的世界仅仅是“一个居间的艺术世界”;它从来就不打算成为更崇高更优越的世界(Oberwelt und Überwelt),而这个世界同柏拉图主义相伴而来,其灾难性的统一形式将是基督教世界。普罗米修斯不会成为一个中介形象。他自己,还有折磨他的秃鹰,都属于“生命底层的恐怖之物和惊骇之物”。他“对人类的巨人之爱”也侵犯了阿波罗的法则,体现了“过分自负的倨傲与过度,而成为非阿波罗世界的真正敌对的神灵”。在每一个方面他都代表了“道德苏格拉底主义”的反题,对立于“沉思人类的节制与快乐”,一言以蔽之,对立于“令悲剧寿终正寝的一切”。[46]
就人类而言,宙斯一口咬定他们不值得活着,而尼采显然是支持这一否定之论的。让人类苟且偷生,就仍然不是对人类存在理由问题的回答,而是一种不合情理的徇私舞弊。最终它变得虚弱无力,根本对付不了“那些被驱逐者”(Outcasts)[47]的阴谋。因此,当尼采重述弥达斯王(Midas)猎杀人身马面的希勒诺斯(Silenus,酒神迪奥尼索斯的伙伴)的古老故事时,我们就不仅要把它同悲剧主角而且还要把它同种族的存在权利联系起来。弥达斯王抓住希勒诺斯问道,在迪奥尼索斯的战车上他到底学得了怎样的智慧。弥达斯想知道的是,人类最高的善是什么。酒神的伴侣开始沉默不语,只是到最后在弥达斯王的催逼之下突然爆发出笑声,尽情嘲笑人类这个种族。他被迫无奈,说出了每一个人都不该听的话,而后说人类最高的善是人类力不能逮的:人类最好是不要出生,不要存在,归本虚无。[48]
《悲剧的诞生》的作者以“疯狂形象”和“迷乱形象”自况,以一种逆溯外推的方式看待悲剧,认为欧里庇得斯标志着悲剧的没落。关于酒神的伴侣,尼采必须说出的,多半来自欧里庇得斯的《奠酒人》。但它只有被延宕的过度意义。在欧里庇得斯的戏剧中,苏格拉底乔装打扮,作为戏剧家出场,又像是被表演的史诗诗人,又像是对话小说的作者。苏格拉底将美德限定为知识,并认为完全可以认识所为之事和所为之因,这就彻底地终结了作为悲剧原则的“幻觉”(Verblendung),这种幻觉曾经妨碍人们认识行为的意义和受难者苦难的原因。这就表明,苏格拉底是柏拉图对话的主角,对话之中关键在于论辩的胜利,而非至高无上的命运权力。在悲剧之中达到最高境界的戏剧形式的显著特征,是赋予对话相对于合唱的优先性,同时筚路蓝缕,开拓一种乐观的辩证法,征服受难者的孤寂苦寒。从字面上说,“对话之乐”(Redseligkeit)取代了形单影孑的主角的孤寂无言的处境。
尼采的“问题之书”得到了反市民社会情感的支持。它反对一种“舒适的”生命风格,对此而言,悲剧性显得就像一种毫无节制的异国情调。这就是为什么普罗米修斯必须轻浮放荡,梦中起舞,亵渎神灵,弑父骂祖,必须成为溺爱人类而不知分寸的野蛮人。在这里,被忽略的是:以其祭祀上的欺骗和盗窃圣火的行为给其他人提供了保障,而对这些人而言,他恰恰只是在最低限度内成为规范生命状态的范本。例外处境(Ausnahmezustand)[49]仅仅是保证了这种规范处境,允许而且在实际上要求这种备受蔑视的“对于田园的质朴渴望”[50]。反市民情感却导致了市民的生活方式。泰坦神逼迫别人成为他肆无忌惮地蔑视的对象。尼采认为,从主宰生命存在的充足理由律[51]看来,不仅宙斯,而且还有他的普罗米修斯,对人类而言都更加放纵无度。从严思之,人类只不过是普罗米修斯在众多的悲剧角色中间出场的引子而已。如果像在神话之中那样,他可以保持沉默,那么,一切都集中到了他受难的表情上。
面对百无聊赖而不可救药的处境,尼采写出的悲剧史乃是一部没落史,但绝不是一部隐退史。因为历史可以逆转:从亚历山大里亚经过苏格拉底,而逆转到埃斯库罗斯。[52]历史的逆转是没有吟诵之辞的歌剧,蔑视一切对于理智的要求。歌剧,就是不可承受者之危险的代表。“悲剧的诞生”仅仅是一段序曲,预示着悲剧性的再生,预示着审美的“例外处境”,预示着对美德即知识以及意识即道德的蔑视。瓦格纳重演了赫尔克勒斯拯救普罗米修斯的那一幕,从而用“一种新颖的极为深刻的意蕴”充实了神话。[53]他回答了“普罗米修斯何以被解放”的问题,却没有将这出戏剧转化为一个平庸猥琐的结局,而近乎市民阶层对其造物的满足感。“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把普罗米修斯从秃鹰之喙下解放出来,并把神话转化为酒神智慧的载体?……那是赫尔克勒斯的音乐的力量……”尼采将会意识到,赫尔克勒斯射杀了死亡之鸟,但没有除去普罗米修斯身上的锁链,没有缓和终有一殁者渴望死亡时所体验到的深沉痛苦——而这一切同尼采置于《悲剧的诞生》扉页上让瓦格纳看的图画正好相反。音乐阻止神话变成寓言,防止它把具有优先地位的“青春之梦”转化为柔情之水,转化为一部“历史实用的青春史诗”。有没有一种和瓦格纳的音乐不相上下的力量,来阻挡普罗米修斯的还乡之旅,让他永远也回不到学苑阿波罗的灌木林中阿提卡制陶神的安逸处境?
历史可以逆转,却不会导致早期历史与晚期历史的简单对称。歌剧的“终末论”(Eschatologie)有条件超越悲剧的“原生论”(Protologie)。尼采认为,埃斯库罗斯还是没有探得神话之根。因此,不难想像,尼采自然探得了神话之根。[54]不要探得神话之根——1874年左右,这对尼采而言就意味着:不要把神话叙述到它的终结。赫尔克勒斯解救普罗米修斯,疑似呈现同“机械降神”的周旋,而这是没落悲剧的产物。尼采在他的纲要之中力避这种情形,他一开始就传递了古代世界神祇死亡而普罗米修斯和秃鹰都被“遗忘”的信息。他们必须被遗忘——这就是一个终有一殁的存在物之可能的最后悲剧,因为毕竟是尼采本人破天荒地向诸神显示出可悲的命运:诸神一定熬不过他们的历史黄昏。
为神话矫枉过正,因而这个纲要属于文学范畴:普罗米修斯之母知道,世界将要改朝换代,宙斯将要落入命运的陷阱,最后“毁于他的儿子手上”,普罗米修斯却没有向宙斯吐露这些秘密。只要人们毫无疑问地认定,让最高的神祇陷于悲苦之灾的儿子就是耶稣基督,艺术的神话就成为神话的历史。普罗米修斯让命运自行其道;他本人却因宙斯的堕落而被驱逐到“遥远的太古”;当古代世界黯然谢幕,他和全体众神一起被世人遗忘了。再也没有一个像赫尔克勒斯的人能解救他了。能够解救他的,惟有人类,因为他们同时也在创造历史。
新生神子以一种全然不同于普罗米修斯所意想的方式救助人类于毁灭之灾。宙斯想用希腊文化本身来毁灭人类。它是通过摹仿的重负和怨毒之情来败坏后来者的全部生活。新生神子通过“对希腊性的憎恨”,通过愚蠢的自负以及对死亡的恐惧,一言以蔽之,通过中世纪来保护人类的生活,使之不至于被彻底败坏。从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源始构成来看,这个时代是一种重复:对人类而言,诸神毁灭之后,在新生神子的统治下,现在就只能将这些结果“同普罗米修斯的伟业丰功之前以及他授人类以火之时的处境相比较了”。但新生统治者亦想毁灭人类。我们不知道,他将如何毁灭人类,但毫无疑问,他将利用对生命的嫌恶。
希尔瓦普拉纳(Silvaplana)湖畔,永恒轮回的思想捉住了尼采。在此之前许久,尼采就酝酿出了这一思想的神话模型。诸神代际更替不在历史之前,而是作为掌权神祇更替的过程而自在地呈现在历史纪元之中。神祇权力的交接,往往以牺牲人类为代价。因而,文艺复兴也成为一个神话事件:普罗米修斯派遣他的兄弟厄庇米修斯,后者不仅刷新了历史,而且还利用潘多拉对希腊人追思怀想。然而,这个事件的涵义永远是模棱两可的。“连同宙斯一起,人类事实上再次复活,不过宙斯复活于一则体现为神话的寓言之中。”然而,古典文献学所复活的希腊文化精神却用对于生命的虚假友善迷惑着人类,一直到人们抵达和探得最底层面:“它的根基显然充满了恐怖,而又无法模拟。”
在此我们看到,《悲剧的诞生》的作者自己亲近了他的神话。尼采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作为泰坦之对手的形象,因为普罗米修斯“不许人类凝视深渊”。尼采的纲要假托厄庇米修斯为此而责备其兄,并让其兄甘心受罚——在文化的美丽面纱下,他让人类看不到死亡。因而,在戏剧上这就适得其所,恰恰因为普罗米修斯是一个终有一殁的存在物,而必须遭受苦难。生命潜力永不枯竭,甚至让秃鹰也感到疲惫不堪。对秃鹰而言,牺牲者的肝胆复原得太快!这也许是这则神话的一种可能的结局:行刑者无比厌倦——尼采认为,他永远是一只秃鹰(Geier),而不是一只神鹰(Adler)。现在,即便是最贪婪者也不再张开血口,而是让“生命”生长和散播开来。对于一个想以身试法而反抗深渊的人,这是一种多么精致的酷刑啊!
因为这么一种普罗米修斯一幻象之故,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之后短暂的时间里就放弃了他对于充满市民味结局的嫌恶之情。一切都归结为他曾经如此蔑视的对话!无名之子普罗米修斯和宙斯彼此对话,互诉情怀。他们甚至还达成了妥协,这项妥协以苏格拉底主义为根,而属于那些最可恨的方案之一。这项妥协是这样的:新神宙斯释放普罗米修斯,普罗米修斯将黏土塑像化为尘土,再次塑造他们。为了不让这些造物留意到他们如何被变成“未来个体”的物质材料,宙斯之子用音乐来给予他们以形而上学的慰藉。因而双方都各逐其愿:普罗米修斯的人类应该继续存在,宙斯的人类却必须死灭。甚至秃鹰也能说出心底话:“啊呀,一只厄运之鸟[55],我也已经成为一个神话。”
至于普罗米修斯再次造人是否成功,我们不得而知。普罗米修斯第一代王朝包含着这样一个必须被克服的矛盾:“人类的力量与认识在时间中分崩离析”,人类的智慧与年龄的软弱难解难分,而行为与理性正好处在生命过程对立的两极。如果他能化解这些矛盾,那么他就近乎超人。超人构成了生命的鹄的,但他永远像“新人”一样,如此公然地灭杀“初人”却难以具有正当理由。事实上,尼采的戏剧纲要最后以一个不完整的残句作结:“普罗米修斯陷入绝望……”
如果我们无法理解新的造物何以可能免除先天的缺陷,那么,他为什么同意与宙斯及其儿子妥协?笔者认为,只要像德国古典主义那样,同审美天才作一比较,就不难得到答案:最终,普罗米修斯还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获得的机会的引诱,而再次回到原始的创造处境。野蛮人的模型与艺术家的模型便融为一体。有那么一些人“生性喜欢寻找物质材料来模塑形象”[56],普罗米修斯就是其中之一。宙斯引诱他去想像,将人类化为尘埃,将尘埃化为原始的泥浆。迪奥尼索斯/基督也让他更加轻信,赐给他美妙的音乐,让他受到诱惑,以为在音乐激起的陶醉之中就可以忍受毁灭。这个“普罗米修斯”便是“总体艺术作品”的对手。几乎在同一时间,尼采对瓦格纳作出了这样的评论:他是“悲剧诗人,生逢一切宗教之末,面临诸神的黄昏”,而且还“利用了全部历史”。[57]而这也是尼采的普罗米修斯故事残篇之中的思想:以一种显然不可超越的形式以及从神话终结的视野来叙述神话,而将他自己变成他所言述的终末之物。
在此,我们不难理解同一种观念的联系,而尼采只是在数年之后的《快乐的知识》里,将这种观念同普罗米修斯这个名字联系起来:泰坦堪称人类神性自我发现的原型。因此,一切宗教都只是预演与序曲,预示着人类个体有朝一日能够“享用一个神祇的全部自足性,享用他自我救赎的全部权力”。然而,对于这种可能性,人类却懵懂无知。对于普罗米修斯的新解释便从此处涌流而出:“如果普罗米修斯偷得了光而为此付出了代价,以至于最后发现他是靠遮蔽光亮而创造了光亮,不仅人类而且神祇都是他手中造物,甚至仅仅是他手上的黏土,那么,他首先要为此感到快乐吗,一切纯粹的制作者形象——同样还有快乐、盗窃、高加索山崖、秃鹰,以及一切求知者的整个普罗米修斯故事?”[58]在终极意义上,尼采的悲剧主角成为“逸韵升腾、真力弥满、怀藏宇宙的人类存在之最高境界,他们不仅接受过去和现在的一切,并且与之相安无恙,还想占有过去,将之永恒地重演,永不厌倦地呼喊‘再来一遍’(da capo),不仅向自己而且向整个舞台及其戏景呼喊,不仅向一折戏景而且归根到底向那个恰恰需要这折戏景的人呼喊——他使戏景成为必要,因为他一再需要自己,使自己成为必要——何者?这莫不是一个恶性循环的神?”[59]
这种“颠转”或者“重新占有”将前此基本神话模型本身转换为永恒轮回的驱动者。但是,它仍然对应于向尼采再现神话的形象么?能否想像普罗米修斯就是那个永久呼喊“再来一遍”的人物?永恒轮回思想确乎是一则神话,作为真正的神话形式;但正是因为纯粹的形式对立于神话素材,这则神话就丧失了携带这些名字以及占有这些故事的源始能力,而只能占有一种独特的“历史”了。毫无疑问,永恒轮回思想蕴含在尼采的普罗米修斯故事之中;但一旦将它表达出来,它就毁灭了一切作为可能本源的神话。对于一则关于同一者永恒轮回的神话确实吞没了众多的神话。在撰写“价值重估”(Umwertung)的那些年头,尼采写道:“我们不妨向往,人类可以上升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以至于他从前认为至高无上者——如对上帝的信仰——都显得如同儿戏,稚气十足,楚楚动人,而且他还以一切神话为事,将他们转化为儿童故事和童话。”[60]但是,这一切恰恰是希腊启蒙曾经必须禁止的,同时又必须构成往后一切启蒙的虚妄轻浮。
按照弗洛伊德1925年的《自传研究》,“长期以来,我避而不谈那些哲学家,因为他们的猜想与直觉总是令人惊讶地符合心理分析理论竭尽劳苦的发现。”[61]弗洛伊德没有提到尼采,尽管提一下倒更加合适。但恰恰在必须自然而然地提到尼采的地方,弗洛伊德顽固地忽略了尼采的同一性神话——以及普罗米修斯神话。他运用火的占有之制序化作为其文化起源理论的证明。不着一字,弗洛伊德所提示的,在此事实上是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反题。
火的场所被当成了与之紧密相关的化石富有灵性的有效指标。通过火的使用,人类就被定义为工具的制造者。因此,在其驯化的形式上,火的场所就已经成为人类与世界要素互动的场所。在火和第一件现存的或者粗糙制作出来的石头工具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石头,乃是文化活动赖以发生的被动要素,将石头用作工具是通过投掷行为才得以发现的。火,却是自然的力量,是对原始初民的威胁之一。火的驯化和保护经历了不同的阶段,而处在并非源始地预设的过程之中。
自不待言,正是因为如此,弗洛伊德才疏于承认普罗米修斯之名,同时也就不可能将他纳入精神分析的圣徒日历。普罗米修斯盗自天上的火,乃是文化之火,即用于熔炉和锻造的火。在这里,火的前史,即恐惧和规避的历史,就被忽略不计了。普罗米修斯既不是通过保护人类免遭自然强力的毁灭性蹂躏,也不是通过保护人类免遭其自身本质的戕害,而是通过减少人类可怕的匮乏,从而引领人类进入文化辉煌的门槛。
在其后期著作《文明及其不满》(Das Unbehagen in derKultur,1930)当中,弗洛伊德想像文化起源的推测性神话乃是一个断念过程的写照。根据他的定义,所谓“文化”[62],无非是指“将我们人类生命同动物先祖区分出来的全部成就和规则的总和,它服从于双重目的,即保护人类而反对自然,以及调节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63]。在这些反抗自然的成就之中,火的驯化卓然朗现,“作为一种异乎寻常而又前无范本的成就”。
只是在这段文字的一个脚注中,一项“对人类文化业绩的起源的猜想”才进入了起源的神话地平线,这项猜想的依据是精神分析的素材,可是弗洛伊德认为这个素材不仅不完备,而且还难以作出可靠的解释。文化起源的基本成就可能只是一项必须断念的成就,即必然放弃正在获得的快乐。因为可能引进这种断念,因此一种更加源始的侵犯行为就必须产生一种与之相连的快乐。用尿液浇灭自然之火的行为之中,弗洛伊德看到了这种断念之乐。按照弗洛伊德的看法,与这种行为相连的快乐的获得,是依据神话素材而通过本源的毫无疑义的知觉来解释的,那就是把火光当作菲勒斯的意象。只要我们接受这种以侵犯行为获取快乐的解释,那么对火的放弃就转化为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的抵牾,而这就产生了一种对火的保护与有效利用的自我强加的限制。“第一个了断这种欲望而放弃火的人,就能够携带走它,并且让它服务于自己。抑制自己的性亢奋与情欲之火,他就驯化为火的自然力量。”在弗洛伊德手上,普罗米修斯依然桀骜不驯,可是他并非一个满腔怨愤的挑战勇士,而是一个明哲保身的断念之人。满腔怨愤与断念自保,在现代科学的起源之中如此清楚地显示出来,二者之间的关系却可以追溯到人类文化之根。
接下来的步骤是说明,性别的解剖学差异预设了妇女的角色期盼,她们想充当家庭之火和庙宇之火的守护者。妇女们认为,逆转危机四伏的人性化过程,以及放弃文化成就而获取快乐,这样的诱惑却属子虚乌有。男性无法保障过程的可逆性。当他以不可靠的方式注定不必为之者,她却以可靠的方式无能为之。(https://www.daowen.com)
提出这一点也许远远不够。诸神如此关联着那些源始的断念行为,从而惩罚那些背叛他们的人和恩泽那些服从他们的人。也许,面对迷暗未知世界而无限焦虑,神话诸神脱颖而出,给未知者命名,因而他们成为人类文化的神圣保护者。而人类文化仅仅包括那些由人所造因而为人所知之物。只要人类无法借助于制序和恩宠来保护其源始的断念整体,他们就永远如此。掠夺这种天赐之能,人类“本身差不多就变成神”。可是,弗洛伊德补充指出,人类“永远是神的一个替身”。这样,上述命题就几乎丧失了前此的辉煌。
断念乃文化之根,当人类亲自保护这种断念,就势必将这种断念转化为一种可以反驳可以撤销的行为——这就让我们明确看到,弗洛伊德关于人的命题充满了亵渎神灵的意味。断念从前隐迹无名,现在给它一个命名,这本身就已经意味着同它潜在地决裂了。尽管他暴露了“神的替身”,而对之予以贬斥,但弗洛伊德还是草描了成功的守火者的美好未来愿景。然而,此时他也许想像不到:“将来的时代将给他们带来更新的也许想像不到的文明世界的巨大进步,而人类同上帝的类似也会与日俱增——但他们不会忽略,当今之世,人类在其类似于神的品格之中,从来就没有感到过快乐。”
成为一名神祇,仍然需要依据自律性而确立独有特征。然而,在古代世界,这种自律性同断念的快乐又有一种不可分割的关联,这种关联如此严谨以至于仍属未知。作为文化的创建者,普罗米修斯可能就是快乐的承载者,只不过他的宏伟计划被潘多拉弄得一塌糊涂。仅当人类文化服从于令人惊愕的断念要求,才可能出现上述情形。与弗洛伊德大唱反调,荣格主张,如果追根究底地思考,那弗洛伊德的假说将会对文化产生一种毁灭性的灭绝判断,文化仿佛是“一场纯粹的闹剧,仿佛是惨遭压制的性本能的病态结果”。弗洛伊德也心照不宣:“……正是如此,这恰恰就是命运的咒诅,我们无力反抗。”[64]
突然间云破日出,人们会大彻大悟:在弗洛伊德论及文化起源的文本之中,普罗米修斯何以只是出现在必须理解泰坦无名的时刻。火是不可能被带往人间的;咒诅落在与盗火行为紧密相关的神身上,因而在遥远的高加索既无法偿还又无法忍受。这种情形出现在一切文化行为之中。亵渎神灵的前提被扫荡一空。诸神的临时作用可能仅仅是守护火种。如果圣火熄灭,如果人类回去寻找快乐,那么他们马上就丧失了存在的权利。
在这条道路上的每一步,弗洛伊德都在想像一种解释,这种解释都成为普罗米修斯神话的反题。如果断念为文化之根,那么只有当神话记载了对一种行为的否定之时才能讲述这么一则神话。普罗米修斯从诸神那里盗得火种;弗洛伊德想像的初民仅仅必须放弃用尿液浇灭火种。在人类开化进程中妇女的地位基于她们的一种最偶然的无能。然而,如果自然确实起到了一种抽象主体的作用,那么,对自然而言,一个种族的百无一用,比一个种族纯粹百无一求,这种状况总是更加安全。
一则神话的最后变形版本之一结果成为对它的压抑,这种压抑准确无误。甚至当它未名的外观被显示为一种似是而非的回忆,揭开一种不可化解的断念,这则神话就被带向了终结。《文明及其不满》发表两年之后,弗洛伊德卷入到一场事关“随意偶然脚注”的争论之中,他就不得不指名道姓地提到泰坦神祇。
在题为《论圣火的获得》(Zur Gewinnung des Feuers)的答辩文章里,他充满感激地承认,从“蒙古人不准对灰烬撒尿的律法”之中获得了支持,但他为了确认他的断念在普罗米修斯神话中的变形而作了一种值得推究的曲解。不言而喻,“抵抗力量”已经在那里发生了作用,产生了“应该发生在事实到神话内容转化的过程之中的歪曲”。精神分析家熟悉这些歪曲解释,“同那些我们每日都遭遇的歪曲相比,它们属于同一类型,也坏不到哪里去”,而这就发生在从儿童经验到梦境的转换过程之中。[65]
[1]海涅:《游记Ⅱ:思绪·勒格朗集》(ReisebilderⅡ:Ideen.Das Buch Le Grand),第Ⅸ章,见K.Briegleb编《海涅全集》,卷Ⅱ,第276页。(福音传教士拉斯·卡萨斯,待考。奥米厄拉和安托马尔基是拿破仑的私人医生。奥米厄拉是英国医生,曾经请求改善被流放的拿破仑的生活待遇。英国医生回国后,拿破仑的家人请来意大利医生安托马尔基,传说此君医术低劣,拿破仑死因与他有关。哈德孙·劳维即理查德·格兰特将军,是英属圣赫娜岛的统治者。——译注)
[2]海涅:《游记Ⅱ:北海·第三部》(ReisebilderⅡ:Die Nordsee.Dritte Abteilung),见《海涅全集》,卷Ⅱ,第232页。
[3]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Ⅳ,第63节。海涅:《游记Ⅳ:英格兰片段Ⅹ·威灵顿》(ReisebildungⅣ:Englische FragmenteⅩ.Wellington),见《海涅全集》,卷Ⅱ,第593页。
[4]布洛赫(E.Bloch):“论死亡、不朽与持存——与西格弗里德·乌策尔德的谈话”(Ueber Tod,Unsterblichkeit,Fortdauer.Ein Gespräch mit Siegfried Unseld),见布洛赫:《乌托邦的趋向与潜能》(Tendenz-Lantez-Utopie.Frankfurt,1978),第308—336页。海涅:《游记Ⅲ:意大利Ⅰ·慕尼黑到热那亚》,第ⅩⅩⅨ章,见《海涅全集》,卷Ⅱ,第374—375页。
[5]海涅:《游记Ⅳ:英格兰片段Ⅹ》,见《海涅全集》,卷Ⅱ,第593页。
[6]叔本华:《遗稿》,Ⅰ,第479页。海涅:《游记Ⅲ:意大利Ⅰ·慕尼黑到热那亚》,第ⅩⅩⅧ章,见《海涅全集》,卷Ⅱ,第374页。
[7]赫尔曼德(J.Hermand):“拿破仑在比德迈尔”(Napoleon in Biedermeier),见《从美因茨到魏玛:德国文学研究》(VonMainznach Weimar.Studienzurdeutschen Literatur),斯图加特,1969年,第113页。
[8]海涅:《法兰西状况Ⅳ》(Französische Zustände,1832),见《海涅全集》,卷Ⅲ,第145页。
[9]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Ⅱ:从路德到康德》(Zur Geschichte der Religion und Philosophie in DeutschlandⅡ.Von Luther bis Kant),见《海涅全集》,卷Ⅲ,第578页。
[10]太古,archaische,从希腊语“αρχαι”可以推知,archaic不仅应该理解为古代,而且还应该同开端一起来理解。现在,这个词语被勉强地翻译为“太古时代”。
[11]这是鲁道夫·奥托用以描述“神秘者”的概念之一,现在勉为其难地译为“恐怖之物”。
[12]《K.A.法恩哈根·冯·恩策日记》,L.Assing编,卷Ⅱ,第220页。
[13]海德堡,1845年8月5日,见上书,卷Ⅲ,第152—153页。
[14]海涅:《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第18章。海涅也许真的梦见普鲁士鹰爪在啄食他的心肝,他在其他地方也表露过这一梦境。参见《自白》(Geständnissen,《海涅全集》,卷Ⅵ,第一部,第459页),《北海》第二部第5歌(《海涅全集》,卷Ⅰ,第202页及以下),《法兰西状况》序言(《海涅全集》,卷Ⅲ,第95页)。
[15]海涅:《游记Ⅰ:哈茨山》,见《海涅全集》,卷Ⅱ,第108—110页。
[16]M.Werner与H.H.Houben编:《遭遇海涅:来自同时代人的报道》(Begegnungen mit Heine.Berichte der zeitgenossen),洪堡,1973年,Ⅰ,第353页及以下。
[17]1850年2月7日致海因里希·劳贝(Heinrich Laube)的信,见F.Hirth编《海涅书信集》,卷Ⅲ,第197—198页。
[18]海涅在最后的年月转向了有神论,这至少具有某种讽刺意味。从1848年到他逝世的1856年,他受花柳病折磨,脊骨伤残,一直卧床不起。
[19]1850年10月12日致劳贝的信,见《海涅书信集》,卷Ⅲ,第232页。
[20]1851年8月21日致朱利乌斯·坎培(Julius Campe)的信,见《海涅书信集》,卷Ⅲ,第296页。他谴责歌德那种有风就是雨的架势,没有点燃火焰就自称是火焰的姿态,而他,海涅“丝毫不妒忌安详宁静的夜灯,平静地照耀着他们安宁的生活”(见《海涅全集》,卷Ⅵ,Ⅰ,第628页)。
[21]海涅:《札记》(Aufzeichnungen),见E.Loewenthal编《海涅散文遗著》,第135页及以下,《箴言与残篇》;见K.Briegleb编《海涅全集》,卷Ⅵ,Ⅰ,第640页。
[22]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先验辩证法涉及一种幻觉,当理性意识不到它的界限,特别是意识不到它仅仅局限于“现象”即局限于呈现出来的事物,理性就成为这种幻觉的牺牲品。
[23]整体艺术品(Gesamtkunstwerk)是音乐家瓦格纳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参见本书第一部第三章。
[24]尼采:“自我批判的尝试:《悲剧的诞生》新版序言”(Versuch einer Selbstkritik.Zur Neu-Auflage der》Geburt der Tragödie《,1866),见《尼采全集》,穆萨里昂版,卷ⅩⅪ,第111—124页。
[25]尼采:《反思〈悲剧与自由精神〉》(Gedanken zu》Die Tragödie und die Freigeister《),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59页。
[26]尼采:《对自己早期作品的个人批判意见》(Kritische persönliche Bemerkurgen zu den eigenen Schriften der Frühzeit),见《尼采全集》,卷ⅩⅪ,第68页。
[27]尼采:《悲剧的诞生》,李长俊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8页。
[28]尼采:《悲剧的起源与目标:〈悲剧的诞生〉之拓展形式的附录,对最初编排的第二部分所作的说明》(Ursprung und Ziel der Tragödie.Nachträge aus einer》erueiterten Form der Geburt der Tragödie《.Ausführung des zweiten Theils der ursprünglichen Disposition),第9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80—281页。尼采称之为“拓展形式”的章节没有包含在完成的文本之中。
[29]尼采:《悲剧的起源与目标》,第10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83页。
[30]同上书,第11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87页。
[31]尼采:《〈瓦格纳案件〉前言》(Vorwort an Richard Wagner),1871年2月22日稿本,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73页。出版的稿本日期被签署为1871年底,并没有包含“我的信仰告白”。
[32]尼采:《悲剧的起源与目标》,第8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77页。我们不妨回忆,这本书最初的命名是《希腊人的享乐意识》(Griechische Heiterkeit)。
[33]“人最好不要出生”,这是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在克罗诺斯》中长老合唱队的歌咏之词。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也引用了这个句子。在《哥白尼世界的起源》之“宇宙秩序与悲剧”中,布鲁门伯格将这一命题作为基本的命意。
[34]尼采:《悲剧的起源与目标》,第11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288页。
[35]尼采:《悲剧从音乐之灵中诞生》(Die Geburt der Tragödie aus dem Geiste der Musik),第3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32—33页。
[36]尼采:《希腊音乐剧》,见《尼采全集》,卷Ⅲ,第187页。
[37]尼采:《瞧!这个人》(1888),见《尼采全集》,卷ⅩⅪ,第223页。
[38]同上书,第228页。《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完成于1883年,恰恰就是瓦格纳在威尼斯逝世的时刻,尼采称之为“神圣时刻”。这就是神话意蕴之所在,因为“整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也许都被当作音乐”(同上书,第247页)。
[39]维拉莫维茨:《未来文献学:两篇文章,一个答复》(Zukunftsphilologie!Zweites Stück.Eine Erwiderung,柏林,1873年),见格林德尔(K.Gründer)编《围绕尼采〈悲剧的诞生〉的争论》(Der Streit um Nietzsches》Geburt der Tragödie《),希尔德斯海姆,1969年,第113—135页。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理由证明(文献学中几乎没有出现),维拉莫维茨是错的,而尼采是对的。“最早要到公元前8世纪”,迪奥尼索斯才到达希腊,因而酒神就不是希腊的本源之神;但是,在破译了克里特线性文字B之后,也能找到证据表明当时有迪奥尼索斯崇拜以及同他相关的名字,这就确证了至少早在公元前13世纪他就存在于伯罗奔尼撒半岛。
[40]《尼采书信集·史学评论》,魏玛,1940年,卷Ⅲ,第328页。在1970年格林德尔作序的修订版中,可以查到贝尔奈斯的论文。
[41]尼采《瞧!这个人》中,关于悲剧心理学,有一段引自《偶像的黄昏》(1888),见《尼采全集》,卷ⅩⅦ,第159页。
[42]尼采:《悲剧的诞生》,第4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37—39页。
[43]尼采:《悲剧的诞生》,第9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68页。
[44]尼采:《快乐的知识》,Ⅲ,第135页,见《尼采全集》,卷Ⅻ,第163页。
[45]尼采:《权力意志》(Der Wille zur Macht),“计划与纲要”,Ⅰ,第90页,见《尼采全集》,卷ⅩⅧ,第68页。
[46]尼采:《自我批判的尝试》,见《尼采全集》,卷Ⅲ,第4页。
[47]Outcasts,原文为英文。
[48]尼采:《悲剧的诞生》,第3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32页。
[49]“例外处境”,在政治哲学语境中常常被翻译为“紧迫处境”。在这么一种处境下,人们必须采取例外的措施。卡尔·施米特说“政治就是决断例外”,参见其所著《政治的概念》。
[50]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9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128页。
[51]充足理由律,是莱布尼茨的哲学概念,它强调任何事物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充分的根据。
[52]同上书,第133—135页。
[53]尼采:《悲剧的诞生》,第10节,见《尼采全集》,卷Ⅲ,第74—75页。
[54]尼采:《普罗米修斯·纲要》,见《尼采全集》,卷Ⅶ,第386—389页。
[55]“厄运之鸟”(Unglücksvogel),在德语中是那些持久陷入悲叹之中的人们的口头禅。
[56]尼采:《权力意志:纲要与计划》,Ⅳ,第900页,见《尼采全集》,卷ⅩⅨ,第285页。
[57]尼采:“《瓦格纳在拜鲁伊特》序言”,见《尼采全集》,卷Ⅶ,第366页。
[58]尼采:《快乐的知识》,Ⅳ,第300页,“知识的序曲”(Vorspiele der Wissenschaft),见《尼采全集》,卷Ⅻ,第220页。
[59]尼采:《善恶的彼岸》,Ⅲ,第56页,见《尼采全集》,卷ⅩⅤ,第75—76页。
[60]《尼采遗稿》(1882—1888),见《尼采全集》,卷ⅩⅥ,第337页。
[61]作者没有注明出处,参见英文版《弗洛伊德心理学文集》,伦敦:海牙出版社,1953年,第20卷,第60页。
[62]在其《一个幻觉的未来》中,弗洛伊德指出,“我不屑于去区分文化与文明”。因而,在弗洛伊德标准版文集之中,“文化”大多数被转换为“文明”。但是,严格区分“文化”与“文明”是德国哲学的传统,弗洛伊德的用法堪称例外,为了不至于模糊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别,译者有义务提醒读者注意这两个概念的用法。
[63]作者没有注明出处,参见英文版《弗洛伊德心理学文集》,伦敦:海牙出版社,1953年,第21卷,第89页。
[64]C.G.荣格:《回忆·梦境·思想》(Erinnerungen—Träume—Gedanken),A.Jaffé编,苏黎世,1962年,第154页。
[65]作者没有注明出处,参见英文版《弗洛伊德心理学文集》,伦敦:海牙出版社,1953年,第22卷,第18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