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大政党的垄断
在美国建国初期，美国的公共生活就已经被两个几乎同样强大的政党主宰了。如今这两大政党的名称已经发生了变化，19世纪20年代以前，这两大政党被称为联邦党联邦党（Federalist Party或Federal Party）是在1792年到1816年期间存在的一个美国政党，由美国首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创立。该党主要的支持者来自新英格兰和一些南方较富有的农民，其竞争对手为民主共和党。联邦党是后来辉格党和共和党的前身。——译者注和共和党（民主共和党），随后，又改名为全国共和党（后来又改为辉格党辉格党（Whig Party）为美国在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时代的一个政党，在 1832年至 1835年间持续运作，反对安德鲁·杰克逊总统及其创建的民主党所定立的政策。具体来说，辉格党拥护国会立法权高于总统内阁的执行权，赞同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纲领。该党自选“辉格”为名，附和反对英国王室君主专权的英国辉格党，反对总统专断。——译者注）和民主党。到了 1856年以后，这两大政党被称为共和党与民主党。我将会在后文中阐述这些意味着什么，而且试着解释美国为什么总是仅有两个主要政党的原因。在这里，我暂时只想论述一下这两大政党形成垄断的原因，并解释他们是怎样有力地控制政治的。
第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就是这两大政党拥有用来维持巨大的选举集团正常运行的充足资金。前一章所描述的事实足以证明选举集团的运作有多么复杂。
美国政党用于运转的资金主要有以下三大来源。
第一，由一部分富有的政党成员和普通公众自愿捐助。这一点与德国的政党一样，但唯一不同的是，美国的资本家由于注重可以直接看得到的即时结果，所以非常愿意对许诺最多的政党提供大量的赞助资金。正像我们即将所讨论的，美国政党组织有一个最基本特征，那就是同一个资本家在资助一个政党的同时，也会资助另外一个政党。大型托拉斯会为各地的政党组织提供资助，像标准石油公司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是1863年由约翰·D·洛克菲勒建立的石油提炼公司。1870年1月10日，他成立了俄亥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 of Ohio），并开始并购其他公司。到了 1878年，标准石油垄断了全美国 90%的炼油业。到了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垄断法（Sherman Antitrust Act）。1911年5 月 15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标准石油违法垄断，将其支解为大约 37家新公司。——译者注（Standard Oil Company）这样的大公司，不仅会将资金捐助给纽约州的民主党，还会同样将资金捐助给宾夕法尼亚州的共和党，他们所资助的政党均是在各自州内已经获得或即将获得控制权的。换句话说，各个政党组织一直处于能够从这个国家富人的手里获得大量资金的地位。这往往涉及大笔资金。例如，在纽约，19世纪90年代有2，100家公司，共有资本200万美元。大部分资金抵押给执政党以支付他们的“和平费”，每一家企业大概要付 5万美元。参见 Joseph Bishop，“The Price of Peace”，引自The Century，XLVIII（1894）。——原注
第二，官员们所缴纳的工资税为各个政党组织提供了第二个稳固且充足的资金来源。官员工资中的一部分固定比例被各个政党征收使用。根据布赖斯的统计，19世纪80年代末期，纽约市政府官员们的总年薪为1，100万美元，而隶属于某个党派的联邦官员有 2，500名，将会有 250万美元的工资。而对这些工资征收2%的工资税就可以有 27.5万美元（约合 125万马克），这些被纳入政党财政。甚至警察、邮差及政府机构中最普通的工人也会被他们的政党以相同的方式征收工资税。Bryce，American Commonwealth，II p.112-113。他写道：“就像封建时代的佃户除了要服他的兵役以外，还要不定期地向地主付费，现在的美国臣民也必须在初选、拉票和投票过程中出钱、出力。他们的义务甚至比封建佃农还要繁重，因为后者可以通过交纳免服兵役税而逃避服务，而在一个货币支付的机制之下，没有人可以免去在‘工人’大军中服务的职责。”——原注
第三，对竞选官职候选人收费也会带来更多的收入。按照选举的惯例，假如一个人选中了某个官职并希望被政党提名为候选人，那么就必须要向这个政党交纳一笔非常可观的“费用”。一般情况下，这笔“费用”大概等于其一年的收入，这要远远高于领薪官员的收入。事实上，在大部分情况下，这笔“费用”要比这个官职在任期间的正常收入还要多。当时，纽约的民主竞选团（Democratic Ring）对一个审计官员的提名收费 2.5万美金，一个州参议员的提名费是 5，000美金。任职 3年的审计官的年收入为1万美元，任期两年的州参议员的年薪为1，500美金。同上书，II，p.113。——原注这笔交纳给政党财政部门的资金数是各不相同的，这里有一张人们常常引用的价格表。参见 Frederick W.Whitridge，“Assessments， Political”，引自Cyclop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Political Economy，and of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ed.John J，Lalor（Chicago，1882）I p.154；Bryce，American Commonwealth，II p.113，pp.139-142；Ostrogorski，Democracy，Il，pp.147-148，p.
425。——原注在纽约，所需费用的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法官的官职，费用为1.5万美元；一个国会议员的席位，费用为4，000美元；一个市议员，费用为1，500美元；参加参议院竞选，费用为600～1，500美元等。以坦慕尼协会为例，其每年的收入大概为 12.5万美元，而坦慕尼协会反对党每年也大概会收入 10万美元。
为参加选举而征收资金的目的无非就是为了拉选票。大部分黑人的选票、很多来自半开化国家没接受过民主教育的移民的选票，以及大都市里那些失业流浪者的选票，都由于能够被收买而声名狼藉，并且这些选票确实是被收买了，其价格还常常出现波动，例如，一张黑人选票的均价大约为3.00美元。
当然，大部分选票，即便是那些底层阶级的选票也不应该用这样卑鄙的手段获得。那些政党领导人们非常了解应该通过怎样的方法救济困境中的穷人来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他们或者借给某个穷人 1美元，或者给另外一个人一张免费的火车票，或者在冬季给某个地方提供一些免费的煤炭，或者在圣诞节时给另一个地方提供一只火鸡，或者提供一些药物给患病的人，或者为去世的人提供一个廉价的棺材，如此等等。他们的拉票方法可不止日常生活中的小恩小惠，还有开沙龙时的慷慨宴请，或许在整个选举过程中最关键的部分就要在这样的地方完成了。在沙龙上，政党的工作人员——他们总是出现在沙龙中，一般来说，他们本身就是沙龙的老板——也会想尽办法去说服那些没办法用金钱和以上小恩小惠的手段赢得的选民。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奥斯特罗果尔斯基（M.Y.Ostrogorsky，1854～1919）是俄国政治学家，他曾游历英美考察两国的政治制度，所著《民主制度与政党组织》1902年在伦敦由麦克米伦公司出版。该书将英国和美国分为两卷，详细论述了政党通过精心组织操纵选举对真正民意的侵蚀作用，被誉为现代政党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译者注曾经说过一句十分恰当的话，他说：任何一个投票者都曾经被那些政党工作人员“击中了软肋并加以利用”。有人希望得到警察的允许以使自己街边小店的生意得以继续，或者是想办一间沙龙；有人则违反了建筑管理条例，或者做了类似的良心上受到谴责的事。于是，政党组织就会对法院施加压力，让其作出对他们的被保护人有利的裁决。在一般情况下，法院的法官就是通过选举所产生的官员，他们也恰恰是政党组织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事情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还可以通过相反的方法进行处理。政党组织可以对那些不容易驾驭的选举人进行惩罚，以便争取他们的选票，即使不惩罚那些人起码也要吓吓他们。假如他是这个州或当地政府的雇员，那么政党组织就会将其开除；假如他是一家工厂的厂主，那么工厂巡查员就会牢牢地盯住他；税务官也会每年两次认真地检查那些反对他们的商人的账本，而且一旦发现有偷税现象就会处以重罚；没有按照营业执照所规定的营业时间经营的沙龙老板也会被马上罚款，如此等等。参见奥斯特罗果尔斯基的精彩论述，Democracy，II，pp.367-440，esp.pp.376-381。——原注
以上事实已经清楚地表明了同美国的政党组织打交道的实际情况到底是怎样的。由于两大政党拥有雄厚的资金，所以他们不仅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拉选票和雇用大批工作人员，而且还可以举办影响其他选民的选举活动。同时，他们还会利用各种手段为他们的支持者牟取利润并打击他们的反对者。因此，无论他们是处于执政期还是处于即将再次当选的时候，都会拥有一批固定的支持者，他们的政治垄断地位也始终得以维持。不但如此，由于他们手中掌握着权力，所以他们可以为所欲为，不管是通过一些善举还是通过一些恶行，他们都能够拥有充足的资金让选举活动得以维持。
但是，他们作为一个封闭的群体，对那些群体以外的人都意味着灾难性的影响，在其他背景下甚至影响力更大。
首先，作为官员分配者的执政党能够提供给其支持者各种好处。这一点尤其表现在所有经过选举而产生的官职上。无论是谁，只要想为自己或为朋友争取到一个这样的官职，就自然要尽最大努力成为最大的政党，或者至少成为有机会赢得竞选的政党中的一员。对一个渴望获得官职的人来说，呆在一个仅能获得 10%或 5%的选票、在 10年或 20年后才能有机会成为多数党的政党里是没有任何前途的。这个道理不但对于那些选举官员适用，而且对于大多数任命的职位也同样适用，因为这些官职也是分配给统治党的支持者的。
从 1829年到 1833年，安德鲁·杰克逊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1767.3.15～1845.6.8）为第七任美国总统（1829～1837）、首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纽奥良之役战争英雄、民主党创建者之一。杰克逊式民主因他而得名。——译者注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开始，所谓的政党分赃制政党分赃制（spoils system）又称政党分肥制，是指竞争获胜的政党将行政职位分配给本党主要骨干的做法。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确的：第一，它是对本党干部作出贡献的赏赐，否则党务人员将没有动力为政党服务；第二，政党通过让本党主要领导成员占据主要行政职位，达到了控制行政体系和国家机关的目的；第三，本党干部占据国家机关的重要职位，在政党执政期间，极大地加强了本党的各方面实力，更加巩固了政党的合法统治地位。——译者注就在美国蔓延开来。实际上这种制度很早就已经在某些州内出现了，如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这种制度是以“胜者收赃”此处“分赃”的用法最早是在19世纪 20年代由 Marcy参议员发明使用的。——原注的原则为基础的，也就是说，分配官职时，不是依据候选人的能力，而是主要看候选人对政党的忠实程度。假如考虑到这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从联邦、州、县和地区政府里最高到最低的官职，从副国务卿到邮递员到办事员或警察，那么就可以非常容易地估计出这两大埋头于分赃制的政党对大众有多大的影响了。今天，美国的分赃制已经不再受限制了。所谓的行政事务改革在 1883年伴随立法首次获得了成功，它的目标是用人唯贤（通过形式上的考试）或唯资历任命。依据此法，起码一些联邦官员应该以任命的方式进行补充，这就构成了“事务分类”，其权责由总统决定。事实上，在分赃制之下，只有极少的联邦职位是如此分配的。就我所知，只有两个州，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理解了行政事务改革的观点。同样，只有几个城市（大城市中包括芝加哥、新奥尔良、圣地亚哥和费城）建立了任人唯贤的制度；虽然在其他城市，如芝加哥，据说行政事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然而并没有多大效用，如费城，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参见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Report of the United States Civil Service Commission（Washington D.C.，1884）。所有的那些州和城市，到目前为止很明显地只是采取了废除分赃制的最初步骤。这些只是减少了分赃制对美国政治生活的些许不良影响。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一次更广泛的行政事务改革将对公共生活，特别是对两大政党的地位起到决定性的影响。——原注
美国政党与官职分配所存在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但是它对其政党政治发展所造成的影响也不能被过高地估计。不过，在一些特殊时期是值得关注的，就像我们现在想找到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缓慢的合理原因时，因为这一执政党体系的主要受害者就是社会主义。
一般情况下，如果一个工人的认识是非常明确的，那么他非常容易成为一名社会民主党派人士，但即使他隶属于一个执政党，他也不可能会成为贸易委员会的成员、博览会专员、帝国保险局或帝国统计局主席。对一个邮递员或警察来说，只要自己的职位可以保住，那么就能够在私下里却也非常自信地沉溺于自己的社会民主主义理想了。
可是，美国的情况却未必如此。根据我们的观察，即使是美国最普通的官职，也是由政党成员进行操控的。对一个想要获得州内或社区公务官职的人来说，不管这个官职有多小，他必须先要将自己完整地奉献给这个政党，不但要在选举期间奉献自己，而且要在选举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样做，那些有抱负的候选人就必须要积极地为政党做事。而且，他们对政党的忠心程度还要经过严格的考验，事实上，在这样重重的试炼之下大部分人都难以如愿以偿。对工会的领导人来说，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因为他们作为工人阶级的领袖，假如他们发誓要效忠于所隶属的政党，那么就会获得额外的丰富酬劳，还会提供给他们一个收入比较高的职位，或许是工厂的监督员，或许是州政府的副秘书，但官职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他本人的影响力有多大。通过给予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一个利益丰厚的职位从而扫除障碍的这种手段早就有了，统治政党多年以来始终成功地运用这种手段。我们可以在这个阉割的过程中找到许多著名的工人领袖。据说，目前美国工人联合会的主席——相当于德国卡尔·雷杰恩（Karl Legien）的角色——已经被劳工部专员卡罗尔·赖特（Carroll D.Wright）继任了，而矿工领袖约翰·米歇尔（John Mitchell）——相当于德国赫尔曼·萨克塞（Hermann Sachse）或奥托·于埃（Otto Hué）的角色——也即将担任下一届华盛顿的副国务卿的职位。
马萨诸塞州的 13名工人领导人仅在几年时间里就通过这种方式得到了政治地位，而在芝加哥，已经有 30名工人领导人获得稳固的政治地位了。这些都是有确切证据的。(https://www.daowen.com)
如今，类似的情况还是有很多的：在那些坚持推翻现有社会秩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面前，总是有许多诱人的官职在晃动。这样的人要有非常无私的品格，才能够在夜里向自己的追随者们控诉如今虚伪的政治秩序及大力发展社会主义运动的必要性，然而就在几个小时前的下午，两大政党当中的某个政党领导已经提供给他一个具有诱惑力的候选资格，或者承诺分给他下次竞选成功后的丰厚利润！
但是，当那些有影响力的工人领袖每次都以这样的方式获得了权力与尊敬，从而违背了真正具有对抗性的工人运动时，对那些政党来说，他们不但争取到了工人领袖本人，而且间接获得了这一领袖的工人阶级的信任。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间接地获得了巩固，因为如果这些工人领袖面对利诱选择了妥协，那么这对一个可能保持独立的工人政党来说，无疑是一次破坏性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政党每当开始形成之时，两大政党就从他们中间挖走了他们的领袖。
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领袖几乎全都被两大政党笼络了过去，或者是出于个人利益，或者是想为自己或好友争取到一些特权。
尽管如此，但却并不是仅依靠个人动机就可以将大众与传统政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强烈的理想主义倾向了。
首先，正是普遍的“政治利益”或是要在公共生活建设中发挥作用的愿望，会让美国人将自己与两大政党之一联系在一起。他之所以会追随这个政党，就是因为唯有靠这个政党的帮助，自己理想中的政策才有被推行的可能，让他感到烦恼的障碍才有被马上扫清的可能。为了弄明白这一点，我们就必须先了解一下欧洲国家瑞士是一个例外，其情况和美国类似。——原注的政府体系与美国政府体系之间的本质区别。在欧洲国家里，即使组织结构非常完美，人们要想对公共生活过程产生影响力也必须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努力，以便争取在议会中形成多数。人们选举代表们去参加议会，无非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议会中形成一个多数派以引起政府的关注。显然，这个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并且从来不会出现激进的发展。
当这个转变过程实现以后，代表们会在议会上作精彩的演说，以阐明自己政党的原则，这些精彩演说与它对国家事务产生实际影响之间构成一种反比的关系。所以，必须要选举出几个不属于多数派的代表，可是他们又可以借助精彩的演说将对政党的忠诚表达出来。对那些无权力、无影响力的人们来说，这些精彩的演说无疑可以让他们得到一些安慰。就这样，德意志国民议会成为最适合拥有精彩演说家的少数派政党的舞台，但是议会所作出的决定，几乎对德国公共生活没有丝毫影响可言。每个人都很清楚，阿图尔·施塔德沙根（Arthur Stadthagen）说过的话就等于不曾说过，因为他的话不会让任何一个重要的政治举措有所改变。可是，那些社会民主党的投票人却非常愿意看到他以异常兴奋得意的笑容在他自己的报纸和自语中高声朗读那些嗜血的谩骂。“他赋予了他们善良与正义！”正是因为缺乏“政治愿望”，或者说缺乏直接获得影响力和权力的愿望，才会导致这样的反应。假如客气些说的话，有人会认为这里所表达的是一种理想主义。实际上，这一切在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表现得最为明显，基于这个原因，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已经成为少数派的政治家了。
而在美国，情况则正好与之相反。完全奉行民主政策的政府通常先将大众纳入进来，然后再引导他们关注哪些东西可以获得所追求的利益。因为在美国，立法代表、法官及行政官员全部都是经过民众选举而产生的，所以利益主要集中于官员的选举上面，而不是集中于立法机构的选举上面。出于尚需论述的其他原因，美国立法机构，特别是华盛顿众议院，与欧洲国家的议会比起来，所扮演着角色非常不起眼，甚至还比不上德国国民议会的角色。另外，在选举过程中，官员获得的利益非常高，原因非常简单，一旦获得了这些官职，便可以离理想中的成功更近一步了。对美国人来说，花大力气撤换掉一个不受欢迎的地方长官，远比向华盛顿立法机构派出一名精彩的演说家更重要。即使是对德国人来说也是这样的。设想一下：在进行社会主义立法的过程中，柏林的工人阶级可能会把国家检察官赫尔曼·特森多夫（Hermann Tessendorf）拉下台吗？或者，今天他们可能撤换掉任何残酷惩罚罢工工人及其他罪犯的刑事法院吗？再或者，他们可能利用在下次选举中进行攻击的手段对某一个法官——如那个作出“逻布滔判决”（Lbtau Judgement）的法官——实行报复吗？
像这样的事，美国工人就能够办到。当然，这对许多人来说所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大的。事实上，他们必须要将自己与某个多数党密切联系起来，因为只有有了多数党的帮助，才可以成功地影响选举。
类似这种行动的案例，我们非常容易找到。让我们一起看一下，那些本意是要反对多数党的工人阶级是怎样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多数党的吧！以科罗拉多州的上一届选举为例，社会主义政党候选人早在 1902年就已经为自己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投票者。然后，在 1903年爆发了大罢工，而且这次罢工演变为（正像在美国常常发生的那种）一场形式上的内战。人们扔炸弹，烧房子，召集民兵，政府官员对著名的工人领袖下达了驱逐令。美国大大小小的报纸上都刊载着“科罗拉多内战”的消息，但工人们却并没有因此陷入困境。
当看到这样的情况时，也许德国的评论家们会说，这个州的社会民主党的选票将会急剧增加，可实际情况呢？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于 1904年所得到的选票仅占1902年的一半多。对我们来说，出现这种结果真是令人不可思议，可假如你对美国的政治背景有所了解的话，那么导致这个现象发生的原因就会十分清楚了。现在，那些曾支持过社会民主党的投票人都转到了民主党这一边，因为这个政党打败他们憎恶的州长皮博迪（Peabody），这位州长在工人罢工期间，是一位在政府内部持反对工人立场的首脑人物，所以他们才会对民主党持积极支持的态度。这一策略非常成功，共和党州长未能获得大选的胜利，而是被民主党所取代了。在新政府的统治之下，尽管工人们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改变，可是却达到了报仇的目的，并且沉重地打击了自己的仇敌，这种复仇的痛快感觉总是非常好，甚至比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的那首诗还要好。
这些充满理性且具有策略性的考虑产生了一系列模糊的情绪，这让美国人进一步倾向于两大政党，而且与他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我在前言中曾经提及，美国人对重要地位和一些巨大数字往往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觉，而且在这样的强烈感觉之下，他们也许会对所谓的成功过高估计。正是这种情绪让两大政党的政治得到了保证。对美国人来说，他们没办法让自己隶属于一个永远仅有那么一丁点儿选票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必然不会在将来取得任何成功，而且反过来，还会被人奚落和耻笑。每当到了选举的日子，少数党就会带着一副痛苦的表情恭恭敬敬地站到一边，但与此同时，人们的情绪在两大政党的选票数量竞争下正达到了顶点，美国的所有报纸都用大号字体通报他们所支持的多数党的胜利消息。在总统竞选日上，一些比较大的报馆还会竖起大屏幕，用来显示电话那边不断变更的投票数据。对爱激动的美国人来说，将自己置身于所有这些活动以外是让人无法忍受的事情。
对巨大数量的强烈感觉，再加上宪法中极其民主的原则，让美国人们对多数党怀着一种盲目的崇拜。在他们的眼里，多数党注定是正确的，否则他们就不会成为多数党。大部分民众怎么可能会错呢？对此，布赖斯将其生动地描述为“多数宿命论”。
与这种对大部分投票者的崇敬同时存在的还有一种倾向，对于许多人共同参加的行动，美国人是一定要参加的，这种行为被称为聚群性。Bryce，American Commonwealth，II，p.48，他写道：“他们喜爱社交，每个人都更倾向于大多数，随波逐流，而不愿意走自己的路。”——原注实际上，人们的这种倾向（其本身会促使一些党派形成，或者是较大的政党，或者是较小的政党）对多数党是非常有利的，因为这种倾向连接着对先前当选者的一种忠诚感和归属感。奥斯特罗果尔斯基将这种倾向称为一种“狂热的党派忠诚”。但是，为了让党派成员的狂热得到满足，这样的忠诚必须体现在一个能够引以为荣的大群体里。我觉得奥斯特罗果尔斯基非常恰当地用这些情绪产生的原因，对美国人缺乏可供参加的初级群体进行了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人便只能带着一个孤独者的所有希望，加入了两大政党。以下这段文字包含了许多真理。
就像古希腊人能够在最遥远的地方建立起他们民族之神和他们城邦的圣炉之火一样，在美国人游牧式生活的所到之处，由大西洋到太平洋，由缅因州到佛罗里达州，都能看到共和党和民主党的身影。这样，他们就会唤起自我意识，并从中得到一种鼓舞，就可以不断回顾纽约政治家高喊“我是民主党人”或“我是共和党人”时的那种自豪。Ostrogorski,Democracy,Ⅱ，p.591.——原注
因此，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不乏一些想象中的因素，聚集到一起就形成了一个相同的结果：两大政党始终处于庞大且有权力的地位，所以其垄断地位才能一直延续。他们因为是两大政党而获得了这样的垄断地位，又因为这种垄断地位而继续成为两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