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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活问题在四处被提上日程，仿佛是出于对生命的某种难解的恶心或对灾难的一种集体渴望（但不应该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这也是一种灾难游戏）。当然，生存的全套甲胄，包括节食，生态学，对美洲杉、海豹或人类的保护，都倾向于证实我们蓬勃的生命力（正如所有充满想象的童话故事都倾向于证实真实世界是非常真实的一样）。但这一切并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因为，不仅生活着的事实没有得到过确证，而且这个社会的悖论是，我们甚至不可能在其中死去，因为我们已然在其中死亡……这是真正的悬念。这一悬念不仅来自核能，还来自安逸的生活，后者将我们都变成了幸存者。如果发生核爆炸，我们将既没时间死亡，也不会有任何死亡的意识。从今往后，在这个受过度保护的社会，我们不会再有任何死亡的意识，因为我们已不易察觉地进入了一种太过安逸的生活。
大屠杀以一种预告的形式，已经呈现了上述情形。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剥夺的东西，是掌控他们自己死亡的可能性，是将死亡当做一种游戏、一种赌注、一种牺牲的可能性：他们被掠夺了死亡的能力。这是缓慢地、顺势地发生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事，原因恰恰是我们自己的制度的发展。爆炸和灭绝（奥斯威辛和广岛）仍然在继续，它们只是采用了一种地方病的、化脓性的形式，但连锁反应仍然在继续，通过毗邻产生的复制，病毒和细菌学的进程。历史的终结，恰是这种连锁反应的开幕式。
对继续生存（而不是对生存）的狂热是这种情势的一个征兆，而且可能是物种退化最令人忧心的信号。因为如果观察这一狂热在当前所呈现的形式——防核子避难所，低温保存，高压治疗——，我们会明白这正是灭绝的形式。为了避免死亡，人们选择被引渡到某种保护罩中，不管这保护罩是何种模样。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该将某个事实当做一种令人心安的信号，即人们很快就对核防护用品失去了兴趣（避难所市场已经变成一种纯粹的声望市场，就像名画或高级游艇市场一样）。因核威胁而烦不胜烦的人们似乎已下定决心，不再向它屈服，让这毁灭的威胁飘浮于空中，或许还隐晦地意识到它不太可能成为现实。这是妥协外表下进行根本性反抗的好例子。“如果我们不得不死，宁可死在野外，也不要死在地下的石棺中。”由此，对生存的勒索被终止，生活又开始继续。
核爆炸威胁的宏大剧情，戏剧化的谈判，“星球大战”，每个人都对如此多的世界末日说感到厌倦，在内心深处，他们用一种想象力的缺乏来回避此类话题。甚至当有人想用类似《最后审判日》（The Last Day）的电影来唤醒这种想象力时，所起的作用也不大，什么都无法令这一场景或这一核能猥亵变得可信。在这类微妙的事情上（就像癌症），对死亡的想象会招致致命事件的发生。因此，大众在夸大其词的核问题上表现的沉默的冷漠（不管它来自核能大国还是反核能运动者），是一个伟大的希望，和一个极度重要的政治事实。
有部科幻小说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某个早上，在某个山间豪华别墅区中，几名特权者发现自己被一个透明的、无法跨越的障碍物包围，一道一夜之间出现的玻璃墙。从被玻璃笼罩的舒适环境深处，他们仍然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他们被切断了和这个真实世界的联系，后者于是突然之间变成了理想的世界，但一切都太晚了。这些特权者将像金鱼一样，在他们的玻璃缸里慢慢死去。一些大学校园也会给我同样的印象。
隐藏于松树、田野、河流之间（这原本是个古老农场，后来被捐赠给了大学），内部布满一栋栋楼房，楼房与楼房之间互相看不到对方，正如生活在其中的人们：这就是圣克鲁兹（San Cruz）。这里有点像百慕大三角区（Bermuda Triangle），或者圣巴巴拉：一切都在此消失，一切都被吸收。完全的中心偏离，完全的社区。在理想的城市之后，是理想的家园。没有什么事物会汇聚在一起，交通、建筑、权威都不会。但与此同时，游行示威也变得不可能：在哪里集合呢？游行只能在森林里打转，只有游行者自己才能看到。在加州所有以开阔和休闲著称的校园中，这一所是最理想化的，最贴近自然的。它浓缩了所有的美。享有盛名的建筑师们设计了建筑，卡迈尔（Carmel）和蒙特瑞（Monterey）海湾在其四周伸展开来。如果有什么地方能代表未来的社交生活，就是这里了。可是正是因此，这一受令人愉悦的植被和学术开放气氛保护的自由再度成为了自己的囚徒，被监禁于一种自然和社会的过度保护之中，后者最终制造了某个监狱式的世界所能制造的痛苦（监狱系统正依靠其墙壁，能够在某种条件下，比开放的社会系统更快地走向乌托邦）。在这里，社会已获得解放，世界上还没有其他地方能够像这里一样。精神病医院得到建立，公共交通是免费的，矛盾的是，这一理想国是自我封闭的，就像是在一堵玻璃墙之后。
这面水晶墙是一个天堂般的、向内伸展的幻象，用利奥塔的话来说是“太平洋围墙”，它把加州禁锢在自己的至福中。但是，尽管幸福的要求过去常常是海洋一般的、解放一切的，此处它却被包裹在一种胎儿式的宁静中。在这个奇特的、静谧的、长满树木的、和平温馨的共和国里，是否仍然有激情、谋杀和暴力行为？有，但暴力是朝向自我的、反应式的。没有激情犯罪，但有强奸案，或连环谋杀案，在凶手落网之前，两年内有十来个妇女被谋杀。胎儿式的暴力，同“自动写作”一样非理性，它触及到的与其说是真实的侵犯，不如说是对古老禁令的怀念（为什么强奸案的数量随着性自由度的增加而增加了？）。
这些朝森林开放的杂居宿舍是多愁善感的，仿佛自然本身可以是温馨的、充满母性的，是对性成熟和风俗生态学的保障，仿佛无论对什么社会，自然都可以投以同情的目光，仿佛一旦走出魔法的残酷世界，人们就能同自然形成一种禁欲主义以外的关系，这关系不同于禁欲主义者所定义的关系，即具有无法预见、严厉无情的必要性，需要用挑战和一种更大的自由来对抗它。在这里，充满英雄主义的命运的一切迹象都已消失。一切都沉浸在某种同自然、性、疯狂以及历史（从一种细心修正重订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相和解的感伤氛围中。
同当代美国很多别的方面一样，圣克鲁兹放纵狂欢过后的世界，是社会性和性抽搐过后的世界。狂欢后的幸存者——性，政治暴力，越战，伍德斯托克音乐节，以及种族和反资本主义斗争，与此同时，还有对金钱的热情，对成功的热情，工程技术，等等，这一切都是整个现代性的狂欢——，幸存者们到达了这里，在自己的小部落中慢跑，他们的部落毗邻硅谷的电子部落。放慢布调，去中心化，空调系统，管理技术。天堂。然而某种极其微小的改变，或者换句话说，轻微转过几度，就足以将其想象成地狱。
性领域的突变事件。放纵狂欢结束了，解放运动结束了，人们不再寻找性，而是开始寻找其“性别”（gender），也就是说，既包括“外貌”（look），也包括遗传公式。令人们摇摆不定的，不再是对欲望或享乐的选择，而是对遗传公式或性别认同（有待发现的）的选择。这是另一种色情文化，出现在以禁令为基础的色情文化之后（“你做爱的前提条件是什么？”“门得上锁，灯得关掉，我的母亲得在另外一个州”），这是一种叩问自身定义的色情文化：“我有性别吗？我是什么性别？从根本上来说，性别是必需的吗？性别差异体现在哪里？”解放运动将每个人都置于一种定义未明的状态（事情总是如此：一旦被解放，你就会被迫询问你是谁）。在扬扬得意的阶段过后，女性性欲的主张已经变得和男性一样虚弱。没有人知道现在究竟是什么状况。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做了那么多爱，或者生了那么多孩子：至少还有这件事证明需要两个人一起努力，因此也证明差异仍然存在。但是不会长久。已经有“肌肉女”，仅仅通过锻炼阴道肌肉，就能成功制造与男性插入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个自我指涉和节省差别的好例子——至少她发现了自己的种属。
然而更为普遍的问题，是与性征衰落相关联的差异的缺席。男性特征正趋向于零度，而女性特征也同样如此。正是在这一形势下，我们看到新偶像开始浮现，这些偶像开始向不确定性发起挑战，开始玩起性别混同的游戏。“性别扭曲者”（Gender benders）。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但也不是同性恋。乔治男孩（Boy George），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大卫·鲍依（David Bowie）……上一代偶像代表着性和愉悦的爆炸性面孔，而新偶像则向每个人提出了有关差异游戏及他们自身定义不明的问题。这些新偶像是例外。因身份的缺失，他们中大部分人都在寻找一种“性别模型”，一种一般公式。必须找到某种特殊的鉴别度。为什么不在时尚中……或在遗传学中寻找呢？某种服饰“造型”，或细胞“外观”。任何蠢事都可以，任何方言都可以。差异问题比愉悦问题更为关键。这里涉及的是就此完结的性解放运动（无论如何，这一运动已不再是潮流）的后现代流行版本，抑或是对自我感知的某种生物社会学上的突变？这一突变建立在性别优先权消失的基础之上，而这种优先权曾是整个现代时期的特征。“性别研究：一个新的边界？”
在极端情况下，将不再有男性和女性，而是一种个体性别的散播，其中每个个体只和自己有关，每个个体都将自己当做一个独立的企业来管理。诱惑的终结，差异的终结，向另一种价值体系的滑移。令人诧异的悖论是：性征有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次要问题——正如它在过去大部分社会中的地位，并且无法与其他更为强大的符号系统（出身，等级，禁欲主义，光荣，死亡）相提并论。可能会有证据表明，性征归根到底只是众多可能性模式中的一个，而不是最关键的。然而，当今的新模式可能呈现什么特征呢（因为在此期间，其余所有模式都已消失）？隐约可见的，是一种完美理想的类型，一种在基因上完成自身公式的类型。在商业、感情、公司或愉悦中，每个人都将努力开发自身的最佳程序。人人都有自己的密码，自己的公式。不仅如此，人人还有自己的“外貌”，自己的形象。这是不是就是所谓的基因“外貌”呢？
厄湾（Irvine）：一个新的硅谷。不对外开放的电子工厂，正如集成电路。贡献给离子和电子的沙漠地带，超人的地区，某个非人性化决策的产物。讽刺的是，人们正是在这里，在厄湾的丘陵中，拍摄了《猿人星球》。然而，草地上的美国松鼠告诉我们一切都很好，告诉我们美国对动物、对自己、对世界其余部分都很友善，告诉我们在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昏昏欲睡的松鼠。沃尔特·迪士尼的全部哲学就在于：这些灰色毛皮、多情可爱的小动物在你的手掌心吃食。但我却相信，在每只小动物温柔的眼睛背后，潜藏着一只冷酷凶残的野兽，对它们的恐惧感正窥伺着我们……在这块松鼠奔跑的草地上，还立着一块牌子，不知道是哪个基督教团体的：“越南高棉黎巴嫩格林纳达——我们是暴力世界中的一个暴力社会！”
万圣节一点也不好笑。这个讽刺的节日所反映的，更多的是儿童欲报复成人世界的一种恶魔般的需要。这里有一股邪恶力量，它的威胁笼罩着这个世界，程度相当于它对孩子的爱慕。没什么比这种隐藏在伪装和礼物之后的孩子气的巫术更不健康的人——人们关了灯，躲藏起来，因为他们害怕被鬼魂侵扰。因此，他们中一些人把针或剃须刀刀片放进分给孩子们的苹果或蛋糕中，这一现象绝非偶然。
美国电视节目上的笑声取代了古希腊悲剧中的合唱。笑声是不屈不挠的，只有新闻、股市行情和天气预报幸免于难。但它那么难以摆脱，以至于人们在里根的声音或贝鲁特海难的背后，甚至在广告背后，仍可听到它。这是《异形》中在太空船所有通道里游荡的怪物。是一种清教徒文化冷嘲热讽的笑话。在别处，笑不笑是观众的权力。在这里，观众的笑声被搬到屏幕上，被融进表演中。发笑的是屏幕，嬉戏的是屏幕。留给你的只有沮丧。
电视上的越南（冗言赘语，因为它已经是一场电视里的战争）。美国人用两种基本的武器作战：空军力量和信息。也就是说，对敌人的真实轰炸和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电子轰炸。这些是与领土无关的武器，与此同时，越南人全部的武器，他们全部的战术来自人和领土。
这就是为什么说双方都赢得了战争的原因：越南人赢在地面上，美国人赢在电子的心理空间。如果说一方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政治上的胜利，另一方则制造了《现代启示录》，而且后者在世界上绕了一周。
美国人无法摆脱的恐惧，是灯的熄灭。灯火在屋子里彻夜长明。高楼大厦里，空荡荡的办公室仍亮着灯。高速公路上，大白天，路过的汽车都开着前灯。在加州威尼斯的棕榈大道，某个晚上七点过后就无人行走的街区，一家卖啤酒的小杂货店让它那橙绿两色的霓虹灯组成的广告牌在虚空中整夜闪烁。更不消说二十四小时都有节目播出的电视了。在屋子某些空荡荡的房间或无人居住的旅馆房间里，电视常常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运转着——例如在波特维尔旅馆，窗帘是破的，水停了，门在摆动着，但是，每个房间的荧光屏上，都有一个电视评论员描述着航天飞机起飞的情景。再没有什么比空房间里一台开着的电视机更神秘的了，比一个自言自语的男人或一个对着炉子发呆的女人更为奇怪的了。简直像是另一个星球在跟你说话。突然之间，电视揭露了自己的本质：它是另一个世界的视频，它事实上没有在和任何人说话，只是冷淡地传输着它的影像，却对自己传输的讯息漠不关心（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消失以后，电视仍会继续运转）。总之，在美国，人们拒绝看到夜晚或休息时间的来临，也拒绝看到技术进程的中断。一切都必须时刻运转着，人类的人造力量必须不能松懈，自然循环的间歇必须被消除（季节，昼和夜，热和冷），以让位于一种时常显得荒谬的功能性连续（从根本上说，对介于真和假之间的状态的拒绝是同一种拒绝：一切都是真的；对介于善和恶之间的状态的拒绝也是如此：一切都是善的）。你可以借口说这是出于恐惧或强迫症，并且说这一非生产性的消耗是一种吊唁。但是，荒谬的事物同样令人赞叹。深夜被照亮的地平线，沙漠中给空荡荡的汽车旅馆制冷的空调，白天的人造光，这些都具有某种既疯狂又令人赞叹的东西。富庶的文明那愚蠢的奢侈，它是不是像原始的黑夜中的猎人那样害怕灯光熄灭呢？都有可能。但令人震惊的，是对技艺、对能量、对空间的着迷，不仅仅是对自然空间：他们头脑中的空间同样是开阔的。
所有世界强国都曾在某一刻建造过他们的宏伟大道，这是帝国无限性的透视缩略图。但特奥蒂瓦坎的阿兹特克人、国王谷的埃及人或凡尔赛的路易十四，都依据他们自己的建筑学创造了这些综合体。在这里，在华盛顿，从林肯纪念堂到国会大厦的巨大全景是由博物馆组成的，它们鳞次栉比地呈现了我们的整个宇宙从石器时代到太空时代的概貌。这赋予了建筑整体以一种科幻感，仿佛人们想在此聚拢地球上所有的冒险和文化符号，好让外星人一探究竟。这一来，矗立在近旁并低调监视着这一切的白宫本身看起来也像个博物馆，世界强国博物馆，距离感和某种预防疾病的洁白是它的装饰。
没什么能与在夜里飞越洛杉矶相提并论。一种明亮的、几何学的、灿烂耀眼的辽阔之物，一眼望不到边，从云层的裂隙中突然显现。只有希热尼莫瑟·布斯（Hieronymus Bosch）的地狱能给人这种火盆的感觉。对角线上柔和的荧光：维尔希尔大道，林肯大道，日落大道，圣莫尼卡大道。飞越圣费尔南多谷地时，看到的已经是各个方向上无垠延伸的土地。然而，越过山脉之后，跃入眼帘的是一个比它大十倍的城市。可能目光从来不曾有机会遭遇如此的广度，甚至连大海都不会给人这种感觉，因为它没有得到几何学的分割。欧洲城市不规则的、分散的闪光也无法产生平行线、没影点和空间透视。它们是中世纪的城市。这个城市在夜里浓缩了人际关系网络的整个未来几何学，在抽象中若隐若现，在延展中闪闪发光，在无限的再生产中变得像星空一般。夜里的穆赫兰道是某个外星人对地球的看法，或者相反，是某个地球人对银河系大都市的看法。
洛杉矶的黎明，在好莱坞的丘陵上。能明显感觉到，太阳只是轻轻触摸了欧洲，最后却在这里，在这个平面几何图形之上升起。它的光仍然是沙漠边缘簇新的光线。
茎秆长长的棕榈树在电子广告牌前摇动，它是这个平面世界上唯一的垂直符号。
早上六点，已有一个男人在贝弗利山庄前的公共电话亭打电话。夜晚的广告渐渐消褪，白昼的广告亮了起来。无处不在的灯光揭示并照亮了建筑的缺席。是这一切令这座城市变得美丽，不管人们怎么说它，这座城市是亲切、热情的，因为它热爱自己无限的水平状态，正如纽约会热爱它的垂直性一样。
洛杉矶高速公路。
汽车交通庞大的、自发产生的景观。一种彻底的集体行为，被全部人口搬上舞台，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地上演。由于设施的规模和将这个循环网络联系起来的某种共谋性，交通在这里具有了一种富有戏剧性的吸引力，获得了某种象征性组织的地位。机器本身通过它们的流动性和自动变速装置，制造了一个同它们相似的环境，人们轻柔地滑入其中，人们切入这个环境，就像切入某个电视频道那样简单。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同我们欧洲不同，欧洲的高速公路都是定向的、特殊的干道，仍然是驱逐的场所（维利里奥），而美国高速公路系统则是一个归化的场所（甚至听说有些家庭驾驶着他们的“房车”，一直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从来不曾离开过）。它创造了一种不同的精神状态，欧洲的驾驶员在这里会很快放弃进攻性、自给自足的行为，放弃他的个人反应，转而采用这一集体游戏规则。人们在此又找回了在沙漠地带体会过的行驶自由，洛杉矶纵使有开阔的结构，仍然只是沙漠中有人居住的一部分。因而，高速公路没有令城市或风景变质，只是穿越了后者，分开了后者，却没有改变这个大都市的沙漠化特征，同时理想地回应了唯一的、深刻的愉悦，即行驶的愉悦。
对于熟悉美国高速公路的人来说，存在着一部由路标组成的连祷文。“右车道必须出去”。这个“必须出去”总是会像命运符号一般给我冲击。我必须出去，把我自己从这个天堂里驱逐出去，离开这个天意的公路，它不通往任何地方，然而在这里，我有所有人的陪伴。此地唯一真实的社会，唯一的温暖，是某种驱动的、某种受集体强迫的社会，是自杀一般集体向前猛冲的旅鼠的社会，为什么我要将自己从其中连根拔除，然后重新跌入个体的行程中，跌入一种无益的责任感中？“必须出去”：这是一项判决，对游戏者的判决，后者被人从集体存在的唯一形式——无用而光荣的形式——中驱逐了出来。“联运并入左道”：一切都被告知，一切都被宣布。仅仅是阅读这些对生存必不可少的标志，就已经制造了一种非凡感：反射的澄明，反射的“参与”，即刻而温和。功能性的参与，因为有某些精确的手势与之吻合。在文图拉高速和圣地亚哥高速上分道而驰的车流并没有彼此分开，它们只是暂时分离。每一个小时，都有数量相当的车辆驶向好莱坞，另一些则驶向圣莫尼卡。纯粹的、统计学的能量，仪式般的运动——车流量的规律性取消了个体的目的地。这是仪式的魅力：你面前有全部空间，正如宗教仪式面前有全部时间一样。(https://www.daowen.com)
重要的不是对汽车展开社会学或心理学的研究。重要的是通过驾驶，更多地了解社会，比所有学科合在一起所了解的还要多。
美国汽车这一一跃而起的方式，这一平稳启动的方式全仰仗它们的自动变速装置和动力方向盘。毫不费力地向前推进，无声无息地吞噬着空间，毫不颠簸地向前滑移（道路和高速公路路面令人赞叹，可与机械的流畅性相媲美），就算是急刹车也刹得很轻柔，像坐在气垫上一般前进，不再强迫自己注意前面的车，或超越你的车（这里，有一个关于集体驾驶的默认约定，而在欧洲，我们只有交通法规）：所有这一切制造了一种关乎空间的新经验，与此同时也制造了一种关乎整个社会系统的新经验。美国社会的全部智慧都体现在某种有关驾驶习惯的人类学中，这些驾驶习惯的教化意义比政治理念大得多。开一万英里车穿越美国，你对这个国家的了解肯定会比所有社会学和政治科学研究院加在一起还要多。
可能城市先于高速公路系统而存在，但现在看起来，大都市似乎是围绕着这种星形网络建立起来的。正如美国存在的事实先于屏幕，但从今天的情况来看，一切都让人联想到，美国是根据屏幕建造起来的，它是某个巨大屏幕的折光，不是作为柏拉图意义上的影子的游戏，而是说，一切都似乎被屏幕发出的光所承载，所笼罩。拥有流量和机动性的屏幕及其折射成了日常事件的根本性决定因素。动力学和电影学的融合产生了一种精神结构，一种不同于我们的整体知觉。因为这种活动性的旋进，这种屏幕对现实的旋进，你从没见过它在欧洲拥有如此地位，那里的事物时常保持着土地的静止形式和物质的可感知形式。
实际上，电影并不在你想象的地方，尤其不在人们成群结队参观的制片厂里，例如迪士尼、环球电影制片厂分公司、派拉蒙等等。如果我们认为美国是整个西方的具体化，加州是美国的具体化，米高梅公司和迪士尼公司是加州的具体化，那么这里就是整个西方的缩影。
其实，这里向你展现的，是电影幻觉的衰败和可笑之处，正如迪士尼乐园展现的，是对想象世界的一种拙劣模仿。影像和明星的豪华时代被缩减为一些人造的龙卷风效果、蹩脚的假建筑和孩子气的把戏，人群为了免受失望之苦，而装出被骗的模样。萧条的市镇，鬼魅般的人。一切都散发着与日落大道或好莱坞大道同样的陈腐气息。出来后，你会感觉到自己似乎经受了某个幼稚的仿真测试。电影院在哪里？它在外面每个角落，在城市各处，无穷尽的、精彩非凡的电影和剧本。除了这里，它无处不在。
出了电影院，整个国家都像是电影，这是美国最迷人的魅力之所在。你所穿越的沙漠像是西部片的布景，都市像是一个符号和程式的屏幕。当你从某个意大利或荷兰的博物馆出来，步入城市时，你会有同样的感受，仿佛城市是某一幅画的倒影，仿佛城市是从画中来的，而不是相反。美国城市似乎也是从电影中活生生走出来的。为了揭开它的秘密，就不应该从城市走向屏幕，而应该从屏幕走向城市。在那里，电影没有披覆上一种特殊的形式，而是将街道和整个城镇包裹在一种神秘的气氛中，这是电影真正吸引人的地方。这是为什么影星崇拜不是一种次要现象，而是电影的辉煌形式，是它神秘的变形，是我们的现代性最后的伟大神话。这恰恰因为偶像纯粹只是一种传染性的影像，一种被粗暴实现的理想。有人说，明星让人做梦，但做梦和被形象吸引不是一回事。然而，在以形象方式展开的生命中，荧屏偶像是内在于此的。他们是一个奢侈预制的系统，是生命和爱情的陈词滥调的辉煌综合体。他们只代表了唯一的激情：对影像的激情，以及对形象的欲望的内在性。他们并不让人做梦，他们就是梦本身，并且拥有梦的所有特征：他们制造了一种明显的凝缩效果（晶体化）、移置效果（他们会立即感染别人），尤其是，他们拥有令欲望即刻视觉化（Anschaulichkeit）的特征，这同样是梦的特征。因此，他们并不触及浪漫的或性的想象，他们是即时的可见性，即时的转录，物质的拼贴，欲望的沉淀。这是拜物教，这是拜物教所崇拜之物，与想象世界没有任何关系，却与影像的物质虚构密切相关。
1989年，在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之际，奥运会将在洛杉矶举办。历史的圣火传递到了西海岸，这是正常的，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重生。我们可以设想，以巨大的全息摄影，最全面的档案文件，一个完整的电影资料馆，最好的演员，最好的历史学家，对大革命的重要场景进行重构。一个世纪之后，将无法看出差别。似乎大革命是在这里发生的。如果马里布的盖提别墅突然被火山熔岩埋没，几百年之后，这个别墅同庞贝的废墟又会有什么差别呢？
如果在1989年到来前爆发一场新的革命，二百周年纪念的发起人会做些什么呢？不可能，不予考虑。然而我们忍不住希望真实事件会与拟像事件短路，或者拟像事件以灾难告终。因此，在环球电影制片厂，我们每时每刻都希望特技演变成真实的悲剧。但这是已被电影开发的最后一种怀旧情结（《西部世界》［Westworld］，《未来世界》［Future World］）。
奥运会——完全的行为艺术，对国家的自我庆典的集体参与。我们做到了！我们是最好的。里根风格。需要另一个莱妮·里芬斯塔尔，来拍摄这个新的1936年柏林奥运会。一切都受赞助，一切都情绪高涨，一切都很干净（Clean），百分之百的广告活动。没有事故，没有灾难，没有恐怖主义，高速公路没有封闭，没有恐慌，而且……没有苏维埃。一句话，一个呈现给全世界的理想世界的形象。然而，在全国性的性高潮之后，一种集体的忧郁占据了洛杉矶人的心灵。这是为什么说这个大都市仍然乡气未脱的原因。
在这个离心的大都市，如果你从汽车里出来，你就会变成罪犯，一旦你开始步行，你就威胁到了公共秩序，就像路上的流浪狗一样。只有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有权步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特权，同占据大都市空虚的心脏相关的特权。对其他人来说，步行、疲劳或肌肉活动已变成稀有财产，变成高价出售的“服务”。事物已经讽刺般地被颠倒了。同样地，在高级餐馆或当红的夜总会门前排起的队伍，常常比分发给民众的粥前排起的队伍要长。这就是民主，哪怕最贫穷的符号，也至少有一次成为流行的机会。
美国的一个特殊问题，是荣誉问题，一部分原因是当前它极为少见，同时还因为它的极端庸俗化。“在这个国家，每个人曾经或将会有十分钟的出名机会”（安迪·沃霍尔）。的确如此。例如有这么一个人，他上错了飞机，发现自己被运到新西兰的奥克兰（Auckland），而不是靠近三藩市的奥克兰（Oakland）。这一小波折让他成了当时的英雄，他到处接受采访，人们还拍摄了一部关于他的电影。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荣誉并不意味着最高的德行，也不意味着英雄举止，而是最平凡的命运之中的特殊性。因而，每个人绝对有机会获得荣誉，因为整个制度越是协调一致，就越会有成千上万的个人因某种极其微小的不正常而引人注目。某个统计学模型中最轻微的颤动，某台电脑最微不足道的冲动，都足以给某个反常行为笼罩上短暂荣誉的光环，无论这一行为是多么的平淡无奇。
正如威尼斯梅恩街头那个扛着沉重十字架的白种基督。天气非常热。你很想告诉他，两千年前，这个动作就已经完成了。但是，他恰恰不想创新。只是扛着他的十字架而已，就像其他人在他们的汽车上贴上“耶稣拯救世人”或“相信耶稣”的徽章，等等。你尽可以向他指出，没有人，真的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他经过之处，只有众人的冷漠和嘲讽。他会回答你，两千年，一切也是这样发生的。
邦拿温切尔旅馆的顶层。它的金属结构和落地玻璃窗围绕着鸡尾酒吧缓缓旋转。外面的摩天大楼的移动几乎感觉不到。然后，你意识到，移动的是酒吧的平台，建筑的其余部分是静止的。最后，我看到整个城市在围着静止的旅馆顶层旋转。到了旅馆内部，因空间迷宫似的回旋，这种头晕目眩的感觉还会持续。纯粹的幻觉建筑，时空纯粹的花招，这还是建筑吗？充满趣味，引起幻觉，这是所谓的后现代建筑吗？
没有内与外的接触面。玻璃外墙仅仅映照出环境，并向后者反射它自己的形象。因此它们比任何石墙都更加不可跨越。它们同戴墨镜的人十分相像。目光被隐藏在墨镜之后，对方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影子。无论何处，界面的透明性都以向内的折射而告终。随身听，墨镜，自动化家用电器，多重控制汽车，直至与计算机的永久对话，一切被夸大其辞地称为“沟通”和“互动”事件的结局，是每个单细胞体退入自身公式的阴影中，退入它自主管理的巢穴和人工免疫性中。类似邦拿温切尔的建筑声称自己是个完美的微型城市，能够自给自足。但是，与其说它们与城市之间有互动，不如说它们令自己从城市中脱离了出来。它们再也看不到城市。它们像一个黑色表面那样将城市折射。再也无法从建筑中走出来。另外，它的内部空间错综复杂，但没有秘密，就像在一些游戏中，必须把所有的点连起来，却不能令任意两条线相交。在这里也是如此，一切都在相互交流，却从来没有两道目光会相互交汇。
外面也是如此。
一个化过妆的男人，戴着长长的鸟嘴，披着羽毛，穿着一件黄色带帽风衣，一个乔妆打扮过的疯子在市区的人行道上向前走，然而没有人，没有人看他一眼。在这里，人们不会看别人。人们太害怕对方会扑到他们身上，提出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请求，性、钱或爱方面的请求。一切都充满了梦游症般的暴力，必须避免接触，以逃脱可能产生的失控状态。既然疯子都已被释放，那么每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都是潜在的疯子。一切都那么不正式，克制和礼貌如此少见（唯一的礼貌是表皮的永恒微笑，但它只能提供微乎其微的保护），以至于你会觉得任何时刻都有可能爆发任何事，觉得某种连锁反应可能会令这一潜在的歇斯底里症突然发作。纽约也给人同样的感觉，在那里，恐慌仿佛是城市街道的特有气息，有时，恐慌会演变成巨大的故障，例如1976年的故障。
在周围，彩色玻璃墙面像一张张面孔：都是毛玻璃表面。仿佛里面空无一人，仿佛面孔后面空无一人。的确空无一人。这就是理想城市的样子。
第一国际银行。克罗克银行。美国银行。五旬节储蓄银行（哦不，后者是个教堂）。所有银行都集中在市中心，周围是一些大的航空公司。金钱是流动的，就像神恩，它永远不是你的。来要钱，是对神的冒犯。你值得接受这种恩典吗？你是谁，准备用它做什么？你被怀疑想要把它用作某种用途，而且无疑是邪恶的用途，因为处于流动的、无时间性的金钱是如此美丽，正如放在银行里的、被用于投资而不是被用于花费的金钱。你太可耻了，亲吻那只把钱递给你的手吧。
对金钱的所有权就像权力，的确是很灼人的，需要有人为我们冒这个风险，而我们应该为此对他们永怀谢意。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下不了决心把钱存到银行的原因，因为我担心自己永远没有勇气把它取回来。当你前去忏悔，把你的罪孽寄存在牧师的良心中时，你曾把它们取回来过吗？另外，这里的气氛就像是忏悔室的气氛（再没有什么比银行更像一个卡夫卡式的场所）：承认你有钱，承认这是不正常的。是真的：有钱是一种骑墙状态，银行会将你从这种状态中解救出来：“我们对你的钱很感兴趣”——它对你敲诈勒索，它的贪婪没有边界。它厚颜无耻的目光揭露了你的私处，你被迫交出自己来安抚它。某天，我想清空我的账户，把所有钱以现金形式取出来。银行员工拒绝让我带着一笔数目如此巨大的钱离开：这是下作的、危险的、不道德的。我是不是至少愿意要旅行支票呢？不，都要现金。我疯了：在美国，如果你不信仰金钱和它神奇的流动性，还号称要随身携带现金，那么你肯定是完全疯了。金钱是肮脏的，千真万确。用所有这些混凝土和金属的避难所保护我们免受金钱之害，这样做并非多此一举。因此，银行履行了一种重要的社会功能，而它的建筑构成了每座城市纪念碑式的心脏是完全符合逻辑的。
黎明最美的景象之一：圣莫尼卡码头，翻飞的白色浪花，威尼斯地平线上灰色的天空，俯瞰着沙滩的淡绿色或绿松石色的旅馆，和破败的、鳞次栉比的汽车旅馆，这些汽车旅馆的灯都黏糊糊的，墙上涂满涂鸦。第一道波浪已被几个失眠的冲浪者占领，棕榈树还留有繁荣的二十年代的优雅，显得那么忧伤，还有旋转木马。向长滩延伸的海湾像里约热内卢的伊巴尼玛（Ipanema）海湾一样辽阔，唯有它可与后者相媲美。但是，里约热内卢的滨海地段是骄傲的，豪华的，自命不凡的（但还是很美），这里的城市与之不同，它们的尽头几乎像是伸入大海的一片荒地，就像一个洗海水浴的市郊，而城市保留了市郊那种朦胧的魅力。拂晓时分，这里是世界上最无足轻重的海岸，几乎像是渔人的海岸。西方世界终结于一个缺乏意义的海岸，正如某次旅行在抵达终点时就失去了意义一样。洛杉矶这个辽阔的大都市像沙漠一般，同样游手好闲地搁浅在大海上。
“生存或是死亡”：圣莫尼卡码头上神秘的涂鸦。因为归根到底，生与死，我们无法选择。你活着，就活着，你死了，就死了。正如我们说：“做你自己，或者不做！”这很愚蠢，却也神秘莫测。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应该紧张地生活，否则就消失，但这种理解很平庸。按照别的模式，“付账或死亡！”（Pay or die！），“要钱还是要命！”，它就变成了“生存还是生存！”还是很愚蠢，因为你不可能用生存交换它自身。然而，在这一无法调和的同义反复中，有一种诗意的力量，正如诗意存在于其他任何没什么需要得到理解的地方。最后，这一涂鸦的教训可能是：如果你比我更傻，你就会死亡！
别人把时间花在图书馆里，我把时间都花在了沙漠和公路上。别人从概念的发展史中汲取他们的材料，我则从时事，从街道活动，从自然美景中汲取我的材料。这个国家是天真的，所以你不得不天真。这里的每样东西都反映着原始社会的特征：技术、媒体、彻底的仿真（生物的，社会的，立体声的，视频的）都以一种原始的、原初的状态发展着。无意义规模巨大，甚至在大都市，沙漠仍然是原始舞台。空间的开阔，语言和性格的简单……
我的猎场是沙漠、山脉、高速公路、洛杉矶、西夫韦超市、萧条的市镇或市区，而不是在大学的报告厅。我对沙漠，对他们的沙漠的了解，比他们还要深入，因为他们向自己的空间转过了身，就像希腊人向大海转过了身一样。我从沙漠中学到的关于美国具体社会生活的知识，比从任何官方或知识界的聚会中学到的都要多。
美国文化是沙漠的继承人。沙漠并不是城市的对立面，它们指出了每种人类制度背后的空虚和根本的赤裸。由此，它们将人类制度视作空虚的隐喻，将人类成果视作沙漠的连续性，将文化视作一种海市蜃楼，和拟像的永恒性。
自然界的沙漠将我从符号的沙漠中解放了出来。它们教我同时去解读表面和运动，地质和静止。它们创造了一种被根除了其余一切——城市，关系，事件，媒体——的视野。它们诱发了一种将符号及人类沙漠化的令人兴奋的视野。它们构成了精神的边界，在这边界上，文明的所有举动都遭搁浅。它们处于欲望的领域及其周边之外。我们总是需要呼唤沙漠来抵御意义的过剩，抵御文化意图和追求的过剩。它们是我们神秘的操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