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了的乌托邦

实现了的乌托邦

对于欧洲人来说，直至今日，美国都代表着流放的某种深层形式，某种移民和流放的幻想，因此也代表着欧洲人对自己文化的内化形式。与此同时，它也代表了一种强烈的外向性，因此与上述文化的零度风格相一致。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美国一样，如此好地体现了这一灵肉分离的功能，如此好地从整体上体现了对我们欧洲文化元素的恶化和激进化功能……通过某一暴力行为，或非常事件——地理上的流放，加上十七世纪建国元勋们向自我意识的自愿流放——，欧洲具有批判力和宗教性的秘传哲学，在新大陆转变成了一种实用主义的公共哲学。美国的建立是对这一双重运动的回应，即道德法规在意识中的深化，和乌托邦需求——这一乌托邦需求始终是各个宗教团体的理想——的彻底化及其在工作、习俗和生活方式中的直接实现。即使今日，“在美国着陆”还意味着着陆于托克维尔所谈论的那种对生活方式的“宗教”之中。流放和移民运动令这一关于生活方式、成功和行动的物质乌托邦具体化为了对道德法规的深刻说明，并在某种程度上将其转变成了一种原初场景。对我们这些欧洲人来说，在我们身上烙下烙印的是1789年大革命，但不是同一种印章：是历史的、国家的、意识形态的印章。政治和历史是我们的原初场景，而不是乌托邦的、道德的领域。如果说这一欧洲式的“超验性”革命如今无论是对其结果还是对其手段都几乎丧失了自信，我们却不敢如此评价美国革命这一对生活方式的内在革命，也不敢如此评价他们的道德的、实用主义的主张，后者不论在当今还是在过去，都构成了新世界的悲怆调子。

美国是现代性的原始版本，而我们是配了音或加了字幕的版本。美国人驱除了起源问题，它对起源或神秘的真实性问题没有兴趣，它没有过去，也没有立国的真理。因为没有经历时间的原始积累，它就生活在一种永恒的当下中。因为没有经历真理法则缓慢的、数百年的积累，它就生活在永恒的仿真中，生活在符号永恒的当下性中。它没有祖传的土地，今天，印第安人的土地被局限在自然保护区中，就像美国人把伦勃朗和雷诺阿保存在博物馆里。但这不重要——美国没有身份问题。未来的权力将属于那些没有起源、没有真实性的民族，他们知道如何充分利用这种情况。看看日本，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比美国更好地赢得了这场赌博，并在某个我们无法理解的悖论之中，成功地把领地制和封建制的权力转变成了去领土化的、失重的权力。日本已经是地球这颗行星的卫星。但美国在它的时代已经是欧洲这颗行星的卫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未来已经向人造卫星转移。

美国是实现了的乌托邦。

我们不应该像评判我们自己的危机——古老的欧洲国家的危机——那样去评判他们的危机。我们的危机是历史的理想主义面对其实现的不可能性时的一种危机。他们的危机是已实现了的乌托邦面对其持续性和永久性时的危机。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世界的中心，是最高权力，是绝对的典范，这一牧歌式的信念并没有错。这一信念与其说是建立在资源、技术和武器的基础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某个奇迹般的前提之上的，这一前提认为乌托邦业已实现，认为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它带有可能会令人无法忍受的直率，建立于某个观念之上，即它是其他人一切梦想的实现，包括正义、富庶、法治、财产、自由：它知道这一点，并对此坚信不疑，最后，其他人也都相信了。

在当前的价值危机中，每个人最终都会转向那种文化：它敢于通过戏剧化的暴力手段，令价值转变成现实而不是踌躇不前；由于移民带来的地理和精神上的决裂，它能够想到用所有碎片去创造一个理想世界。不要忘记电影为这一幻想的成圣仪式所做的贡献。无论发生什么事，无论我们对美圆或跨国公司的傲慢作何感想，这种文化都在全世界范围内吸引着那些恰恰受其折磨的人，以及那些因上述深刻的、癫狂的信念而实现了所有梦想的人。

而且它并没有看起来那么癫狂：所有开拓性的社会都或多或少是个理想的社会。即使是巴拉圭的耶稣会士也是如此。即使巴西的葡萄牙人，也在某种程度上建立了一种家长制和奴隶制的理想社会，尽管它与北欧的、盎格鲁-撒克逊的、清教徒的模式有所区别。在现代世界，南方模式几乎没有任何得到普遍化的机会。通过自我输出，通过在海外被实体化，理想被清除了自身历史，被具体化，带着新的血液和一股实验性的能量得到发展。“新世界”的活力始终证明着其之于“故国”的优越性：其他人将理想作为一种终极目标，同时隐秘地认为这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他们则将其付诸了实施。

从这个意义上说，殖民行为是一起世界性的戏剧性转变，它在各处都留下了深刻的、怀旧的痕迹，即使当它正在崩溃时。对旧世界来说，它代表了一种独一无二的经验，涉及价值观的理想化更替，几乎就像科幻小说的情节（它时常保留小说的口吻，正如在美国），并直接超越了这些价值在发源国的命运。这些边缘社会的出现取消了历史社会的命运。在将它们的本质野蛮外推至海外时，这些历史社会失去了对自身发展的控制。它们被自己分泌的理想模型所根除。发展将永远不会再以线性进步的形式发生。对于这些至此为止还是超验的价值来说，当它们被实现，被投射进现实（美国），或在现实中遭遇崩溃时，这样的时刻是不可逆转的。无论如何，这就是把我们与美国人分开的东西。我们永远追不上他们，我们永远无法拥有他们的直率。我们只是隔着五十年的落后差距在照搬他们，拙劣地模仿他们，而且还不成功。我们缺少他们的灵魂和胆量，这种灵魂和胆量可以被称之为文化的零度，无文化的力量。我们或多或少去适应是没什么用的，我们永远无法把握他们的世界观，就像美国人永远无法把握欧洲先验的、历史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一样。就像第三世界国家永远无法将民主和技术进步的价值观内在化一样。根本性的裂痕是存在的，而且不可能被跨越。

我们将依然是怀旧的乌托邦主义者，被我们的理想所撕裂，但在内心深处却抵触它们的实现；我们宣称万事皆有可能，但从不认为一切均已实现。而这是美国所断言的东西。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古老目标——革命，进步，自由——将在它们被实现之前，在成为现实之前，就已经消失。我们的忧郁由此而来。我们将永远不会有机会拥有这一戏剧性转变。

我们生活在否定性和矛盾之中；他们生活在悖论之中（因为一个业已实现的乌托邦是一种悖论式的观念）。对很多人来说，美国生活方式的特质在于这一实用主义的、悖论式的幽默感，而我们的生活方式的特征（或曾经的特征？）是我们的批判性思维的精微。很多美国知识分子羡慕我们这一点，想给自己重新塑造一套理想的价值观，一个历史，重新体验老欧洲哲学的或马克思主义的美妙之处。这与构成他们特殊状态的一切都格格不入，因为美国（无）文化的魅力和力量恰好来自模型的突然的、史无前例的实现。

当我看到美国人，尤其是美国知识分子，带着忧伤贪婪地看着欧洲，看着它的历史、它的形而上学、它的美食、它的过去时，我对自己说，这是个不快乐的移情例子。历史和马克思主义像美酒和美食：它们并没有真正穿越大洋，尽管曾有激动人心的尝试试图令它们适应新环境。这是个正当的报复，因为我们欧洲人从来没能驯化现代性，它同样拒绝从另一个方向穿越大洋。有些产品无法容忍进出口。我们自认倒霉，他们也自认倒霉。如果对我们来说，社会是一种食肉的花朵，对他们来说，历史是一种异域的奇葩。它的芬芳不会比加州葡萄酒的酒香更具说服力（今天，人们想让我们相信事实正好相反，但无济于事）。

不仅历史无法补救，而且，在这个“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现实性本身似乎也永远无法得到补救。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追逐资本并没有错，但资本总是走在前面。当人们揭露资本的某个阶段时，它已经进入了另一阶段（恩斯特·曼德尔和他的世界资本的第三阶段）。资本很狡猾，它并不玩批评这一历史的真正游戏，它挫败了辩证法，后者只是在事后，通过一场迟来的革命，重新建构了它。甚至反资本主义的革命的作用也只是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它们相当于曼德尔所说的“外生事件”，例如战争或危机，或金矿的发现，它们在余下事物的基础上重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进程。归根到底，所有这些理论家们自己证明了自己的希望的虚幻。在政治经济学优先地位的基础上，他们在每个阶段重新发明了资本，并由此证实了作为历史事件的资本所享有的绝对主动性。因此，他们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并取消了任何超越它的机会。同时这也确保了——这或许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分析永远处于滞后状态。

美国从来不缺暴力，也不缺事件、人物或观念，但这一切并不构成历史。奥克塔维奥·帕斯是正确的，他断言美国是在逃脱历史、构建一个处于历史之外的乌托邦的意图中建立起来的，它已经部分地获得了成功，并且今天仍然对此坚持不懈。历史作为社会和政治理性的超验性，作为对社会的辩证、冲突的视角，这一观念不属于他们，同样地，作为与某一历史的原初断裂的现代性也永远不会属于我们。我们在对现代性的痛苦意识中已经生活足够长时间了，能够明白这一点。欧洲发明了某种封建主义、贵族政治、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革命类型：所有这些对我们都有意义，但在其他地方，它实际上都毫无意义。所有试图模仿这些东西的人，他们不是使自己成为了笑柄，就是戏剧化地迷了路（我们自己所做的，差不多也就是模仿自己，延续自己的生命）。而美国则置身于断裂和极端现代性的立场中，现代性正是在此处才具有原创性，而非别处。我们只能模仿它，却不能在它自己的领土上挑战它。一件事情一旦发生了，就发生了，仅此而已。而当我看到欧洲不惜一切代价，用贪婪的目光注视现代性时，我对自己说，这也是一种不快乐的移情。

我们仍然在中心，然而是旧世界的中心。他们曾是这一旧世界的边缘化的超验性，如今成了其新的、离心的中心。离心性是他们的出生证明。我们永远无法将其从他们身上夺走。我们永远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令自己中心外移，中心偏移，因此我们永远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永远享受不到同样的自由——不是我们认为已得到确保的形式上的自由，而是具体的、具有弹性的、功能性的、主动的自由，我们看到这一自由在美国制度和每个美国公民心中起着作用。我们的自由观永远不可能与他们那种空间的、移动的自由观相提并论，因为它得自一个事实，即某一天，他们已将自己从这一历史的向心性中解放了出来。

从“大西洋另一侧”这一充满力量的离心的现代性诞生之日起，欧洲开始消失。神话已经转移。今天，所有有关现代性的神话都是美国的。为此痛苦对我们来说毫无裨益。在洛杉矶，欧洲已经消失。就像伊萨贝拉·于佩尔（Isabelle Huppert）所言：“他们什么都有。他们不需要任何东西。诚然，他们羡慕并欣赏我们的过去和我们的文化，但归根到底，我们在他们眼中就是一个优雅的第三世界。”

最初的中心偏移永远保留下来的结果，在政治领域，是联邦制和中央集权的缺乏，在习俗和文化层面，是一种去中心化，一种离心性，这一去中心化和离心性正是新世界与欧洲的关系。合众国没有无法解决的联邦问题（当然，他们曾有过内战，但我们说的是目前的联邦制整体），因为他们从一开始，从他们历史的开端，就是一种掺杂的、混血的文化，民族和种族混合的文化，敌对性和异质性的文化。这在纽约清晰可见，在那里，每幢大楼都前后相继地确立过统治地位，每个民族都以自己的方式轮流统治过这座城市，然而，这里整体给人的感觉并不是不协调的，而是能量的汇聚，不是统一或多元，而是强烈的敌对，权力的对立，由此，这一切超越文化和政治，在生活方式的暴力或平庸之中创造了一种共谋关系，一种集体的吸引力。

同理，美国和法国在种族、人种问题上，存在基调上的深刻差异。在美国，多个欧洲民族的粗暴混合，随后是外生种族的混合，生产了一种特殊状态。这种多种族性改变了国家，赋予了它特有的复杂性。在法国，既没有最初的混合，也没有真正的溶解，也没有族群之间的挑战。殖民状态只是脱离原初背景，被移植到本土而已。实际上，所有移民都是阿尔基[1]，生活在他们的压迫者确立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对于后者，他们只能以贫穷或事实上的终身流放作出抵抗。移民问题可能是一个烫手的问题，但从事情本身来说，数百万移民的存在既没有影响法国的生活方式，也没有改变国家的面貌。这就是为什么回到法国时，我们尤其会有一种黏糊糊的印象，觉得这里有一种卑下的种族主义，觉得每个人都生活在一种虚假、可耻的状态中。这是殖民状态的后续，其中经久不散的，是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恶意。而在美国，每个民族、每个种族都发展出了一种有竞争性的语言和文化，有时甚至比“本土”语言和文化更加优越，每个集团都象征性地轮流占据着上风。这里涉及的不是形式上的平等或自由，而是事实上的自由，以对抗和竞争作为体现，而这赋予了种族之间的对峙以一种异常的生机，一种开放的基调。

我们欧洲的文化是这样一种文化，它将普遍性作为赌注，而窥伺着它的危险，是因普遍性而灭亡……这既是市场、货币交换或生产资料概念的拓展，也是文化理念的帝国主义。我们应该警惕这种观念，它只有在抽象中被形式化，才能具有普遍性，它同革命概念完全一样，在这个意义上，它会吞噬特殊性，正如革命吞噬了自己的孩子一样。

这一对普遍性的追求的结果，是产生了一种同等的不可能性，既不可能向下多样化，也不可能向上联邦化。一个国家或一种文化一旦根据一种可持续的历史进程得到了集中化，它就会在创造可存活的子单位，或在融入到某个和谐的高级整体时，遭遇无法克服的困难……在集中化进程中存在着某种宿命的灾难。这是当前我们难以找到一种欧洲的冲力、文化、活力的原因。无力生产一种联邦事件（欧洲统一体），一种本土事件（去中心化），一种种族或多种族事件（混合）。由于太过纠缠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只能生产出一种令人羞愧的中央集权制（一种格里希玛赫式的多元主义）和一种令人羞愧的杂乱状态（我们温和的种族主义）。

实现了的乌托邦的原则解释了在美国生活中形而上学和想象的缺席，另外也解释了它们的一无是处。它在美国人身上制造出了一种不同于我们的现实观。在这里，现实与不可能没有联系，没有哪种失败会让人对其提出质疑。在欧洲被思考的东西在美国变成了现实——在欧洲消失的一切都在三藩市重新出现！

然而，实现了的乌托邦，这一想法是自相矛盾的。如果说否定、讽刺、崇高支配着欧洲思想，那么支配美国思想的就是悖论，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幽默：关于某种实现了的物质性，关于某个始终在更新的常理，关于既成事实的合法性中的某种新鲜感——这一合法性始终令我们吃惊——，也是一种对事物的幼稚的可见性的幽默，而此时，我们则在过往经历令人担忧的异质性和历史阴森的超验性中发展着自身。

我们指责美国人既不会分析，也不会创造概念。但这是对他们的诬陷。我们认为一切在超验性中累积，认为任何存在的事物，其概念都被思考过。他们不仅对此不甚在意，而且他们的视角恰恰相反。不是把现实概念化，而是把概念现实化，把理念物质化。宗教理念和十八世纪的启蒙道德当然包括在内，但也包括梦、科学价值、性倒错。把自由物质化，同样也把无意识物质化。我们关于空间和虚构的幻想，同时还有关于真诚和美德的幻想，或者对技术的狂热。在大西洋这边被梦想的一切都有机会在另一侧被实现。他们从理念出发建造了现实，我们把现实转化成了理念，或者意识形态。这里，只有产生或出现的东西才有意义，对我们来说，只有思考自身或隐藏着的东西才有意义。在欧洲，即使唯物主义也只是一种观念，它是在美国，在事物的技术运作中，在把思考方式转换成生活方式的运作中，在生活的“运转”中——正如我们在拍摄电影时说：Action（开拍）！然后摄像机开始“运转”——，才成为了具体现实。因为事物的物质性，当然是它们的电影摄制术。

美国人相信事实，不相信人为的东西。他们不知道事实即是人为的，正如这个词的字面所暗示的那样[2]。正因他们信仰事实，完全信任正在发生或所看到的事物，同时轻视一切被称之为表象或表象游戏的东西，正因他们具有这种对事物的实用主义的理所当然心态，他们认为：面孔不具欺骗性，行为不具欺骗性，科学进程不具欺骗性，任何事物都不具欺骗性，没有什么事物是模棱两可的（从根本上说确实如此：任何事物都不具欺骗性，不存在谎言，只存在仿真，它恰恰是事实的人为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因其对既成事实的信仰，因其推理的幼稚性，因其对事物的邪灵的无知，因而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社会。必须是个乌托邦主义者，才能相信在某个人类领域内——无论何种领域——，事物有可能如此单纯。所有别的社会都被打上了各种烙印：某种异端，或某种分裂，或某种对现实的怀疑，或对一种邪恶意志及通过魔法扩展这一意志的迷信，或对表象的力量的信仰。这里则没有分裂，没有怀疑，皇帝没有新衣，事实就在那里。众所周知，美国人对黄种人很着迷，预感到他们身上有一种高级形式的诡计，和高级形式的真理的缺席，后者正是他们所害怕的。

对共同体的讽刺在这里的确是不存在的，正如社会生活的愉悦在这里不存在一样。内在于仪态举止的魅力，内在于社会关系各种戏码的魅力，都转向了外部，融入到对生活和生活方式的广告中。这是个不知疲倦地为自己辩护的社会，或永恒地为自己的存在寻找理由的社会。一切都必须被公之于众：你的价值，你的薪水，你的生活方式——这里容不下某种更为微妙的举动。这个社会的“外观”（look）带有自我宣扬的性质。美国国旗是最好的证人，它无所不在，它在种植园里，在聚居区，在加油站，在墓地的坟墓上飘扬，不是作为英雄主义的标志，而是作为某个名牌产品的首字母缩写。“美国”仅仅是这个获得成功的、最美好的国际公司的标签而已。正因如此，超真实主义者们能够天真地描绘它，既不带讽刺也不带抗议（六十年代的吉姆·迪恩［Jim Dine］），正如波普艺术以某种愉悦的心情将平庸得惊人的消费品搬到画布上一样。这与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对美国国歌的冷酷戏仿完全没有关系。我们能从中揭示出的，只是对平庸事物的轻微嘲讽和一种中性的幽默，是五米长的广告牌上的活动房屋和巨型汉堡的幽默，这一大众化和超级化的幽默是美国氛围所特有的，事物在其中都天生地能够宽容对待自身的平庸。它们同时也能宽容对待自身的疯狂。从更普遍的意义上看，它们并不追求标新立异，它们本身就是标新立异的。它们拥有某种怪诞色彩，构成了日常的非同寻常的美国，这一怪诞色彩不是超现实主义的（超现实主义仍然是美学上的怪诞，这一美学深受欧洲影响），不，在这里，怪诞已进入事物中。疯狂在我们身上是主观的，在这里已经变成客观的了。讽刺在我们身上是主观的，在这里也变得客观了。幻觉和极端在我们身上是属于精神和智力领域的，在这里已经进入了事物中。

无论多么枯燥——枯燥是美国或别处的日常生活形成的地狱——，美国的平庸总是比欧洲，尤其比法国的平庸要有趣一千倍。可能因为这里的平庸产生于极度辽阔的幅员，产生于四处延伸的单调性，产生于彻底的无文化状态。它土生土长于这里，正如其反面的极端：速度，垂直性，接近于放纵的过度，近乎不道德的冷漠。而法国的平庸是资产阶级日常生活的排泄物，产生自濒死的贵族文化中，最后蜕化成了小资产阶级的矫情，整个十九世纪，这一资产阶级就像驴皮那样，不停地缩小。一切都在于此：资产阶级的尸首分离了我们，它是平庸的染色体的携带者，而美国人则成功地在常理和财富的物质符号中保存了一种幽默感。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欧洲人会把所经历的与统计学有关的一切都看成是悲惨的命运，他们立即在其中读出了他们个体的失败，并逃避到对定量分析的愤怒挑战中。美国人则正好相反，他们把统计学视作一种乐观的刺激，视作衡量他们的机会，衡量他们是否幸福地融入大多数人的指标。这是唯一一个数量可以毫不负疚地赞美自身的国家。

事物在其平庸性中所表现出的宽容和幽默是美国人对待自己与他人的方式。他们具有一种甜蜜的智力行为，同时显得温柔亲切。他们并不渴望拥有被我们称为智慧的东西，也不会觉得受别人的智慧所威胁。对他们来说，这只是一种特殊的思想形式，人不应该过度将自己暴露于其中。因此，他们不会本能地想到去拒绝或澄清，他们的自然行为是赞同。当我们说“我赞同你”时，是为了接下来反对一切。而当一个美国人说他同意的时候，是因为，坦白地说，除此之外，他别无想法。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会通过事实、数据或经历来确认你的分析，并由此除去了后者所有的概念性价值。

这一并不乏幽默感的自我宽容见证了一个对自身财富和权力自信满满的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社会可能内化了汉娜·阿伦特的论断，根据这一论断，美国革命同欧洲所有的革命都不同，它是一次成功的革命。但即使是成功的革命，也有它的牺牲品和献祭般的象征。是肯尼迪谋杀案令里根最终确立了现在的统治。这起谋杀案一直没有得到报仇雪恨，也没有被调查清楚，原因自然不必说明！更不要提对印第安人的谋杀了，后者的能量还在辐射着当今的美国。说这些不仅为了解释宽容，也为了解释这个社会自我宣扬、自我辩解的暴力，这一趾高气扬的暴力是所有成功的革命的组成部分。

托克维尔热情地描述了民主和美国宪法的好处，赞扬了这种生活方式的自由灵感、风俗习惯的规律性（而不是地位的平等性）、社会道德（而不是政治）组织的至高无上地位。之后，他又同样清晰地描述了印第安人的灭绝和黑人的状况，却没有对比这两种现实。仿佛善和恶是分开来发展的。我们可不可能在敏锐地感觉到两者的同时，撇开它们的关系不谈呢？有可能的，而且今日我们正面对同样的悖论：我们永远无法解开某种关系的谜团，即伟大事物的否定性基础和伟大事物自身之间的关系。美国是强大的、特殊的，美国是暴力的、令人生厌的——我们既不应该寻求抹杀一方或另一方，也不应该寻求令它们和解。

但是，这一充满矛盾的伟大性，这一托克维尔所描绘的新世界的特殊状态如今怎样了？这一美国“革命”，它过去的宗旨在于充满活力地解决某种心知肚明的个人利益和某种温和的集体道德之间的矛盾，如今怎样了？这个问题在欧洲没有得到解决，因此在整个十九世纪，它一直在为某个关于历史、国家和国家消失的问题系提供话题，而美国人对此并不知情。那个在托克维尔笔下逐渐显露的挑战：国家能在每个个体平凡利益的基础上，定下一个伟大的契约吗？那个挑战如今怎样了？可不可能存在一个关于平等和平庸（在利益、权利和财富层面）的契约，后者仍然保留了一种英雄主义的、独特的维度呢？（因为，没有英雄主义维度的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简而言之，新世界信守它的承诺了吗？它坚持为自由的好处奋斗到底了吗？或者说它仅仅只是结束了不平等的坏处？(https://www.daowen.com)

人们常常将美国威力的爆发归功于自由和对自由的运用。但自由本身是不会产生力量的。自由被理解为公共行为，被理解为某个社会关于它自身事业和价值的集体话语，但这一自由事实上已消失在个体的作风解放和骚动中（骚动，众所周知，是美国人主要活动中的一种）。因此，促使产生力量的，更多的是平等和它的结果。也就是托克维尔曾在某句名言中提及的平等：“我指责平等，不是因为它驱使人们去追逐被禁止的享乐，而是因为它令他们全都陷入了对被许可的享乐的追逐中。”是它，令地位和价值得到现代意义上的平等化，是它，对特征和性质的一视同仁，由此保证并释放了力量。托克维尔的悖论正是围绕着它进行重新构建的：美国人的世界既趋向于绝对的无意义（一切事物都倾向于在无意义中，在力量中互相平等，彼此取消），也趋向于绝对的独特性——今天比一百五十年前更甚，因为地理上的扩展令效果得到翻倍增加。一个因平等、平庸和冷漠不可遏制的发展而变得绝妙的世界。

吸引人的是这一整体的动力，这一消灭差异的动力，用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它向人类社会的智力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此外，我们会很诧异地看到，美国人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变化，至少远远少于被卷入十九世纪政治革命的欧洲。美国人受海洋距离的保护，这保护类似某种时间上的隔绝，令其完好地保存了十八世纪人的乌托邦式的、道德的视野，甚至十七世纪清教徒宗派的视野，后者被移植后，得以避开历史的变迁兴衰而长盛不衰。这一清教徒的、道德的滞后，是流放式的滞后，是乌托邦式的滞后。我们为此指控他们：为什么革命没有在这里，在这个新国家，在这个自由的国家和资本主义的先进堡垒里发生？为什么“社会”和“政治”这两个为我们所偏爱的范畴在这里的影响力如此之小？答案是：社会的和哲学的十九世纪并没有跨越大西洋，而这里的事物始终生活在乌托邦和道德中，生活在对幸福和风俗习惯的具体观念中，在欧洲，这些事物已经被以马克思主义为首的政治意识形态清除，并走向了一种对历史变化的“客观”认识。我们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来指责美国人的历史天真性和道德伪善性的。但事实仅仅是，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他们更接近于十八世纪的思想模式，也就是乌托邦思想和实用主义，而不是那些被法国大革命所强加的意识形态和革命的东西。

宗教团体为何能够如此强大如此有活力？种族、机构和技术的混合，本该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把它们一扫而光了。原因在于这些宗教团体在这里保存了它们源头的鲜活形式和实用的天启论，以及它们在道德上的执著。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微观模型被拓展到了整个美国。从一开始，宗教团体在实现乌托邦的过程中——这一过程相当于付诸行动的过程——就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他们将乌托邦思想（天主教会将乌托邦视作某种虚拟的异端）作为支柱，努力促使上帝的王国尽快降临世间，而天主教会仅将自己局限于对救赎的希望和神学美德上。

美国仿佛完全赞同宗教团体的这一命运：所有救赎前景的即刻具体化。我们不应该对个别教派的激增晕头转向：重要的事实是，整个美国都同以下事物相关：教派的道德制度，它对赐福的即刻需求，它的物质功效，它的辩解冲动，或者还有它的疯狂和谵妄。

如果美国失去了对自身的这种道德视野，它将会崩溃。这对欧洲人来说可能并不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对他们来说，美国是一种玩世不恭的力量，它的道德是一种伪善的意识形态。我们不愿意相信美国人对他们自身的道德观念，但我们错了。当他们严肃思考为什么别的民族厌恶他们时，我们如果发笑那就错了，因为正是同一种询问，令各式各样的“水门事件”成为可能，也使电影和媒体上对社会腐败和缺陷的无情揭露成为可能——一种可能会令我们嫉妒的自由，我们才是真正伪善的社会，在其中，秘密和责任，资产阶级的矫揉造作始终是个人和公共事务的遮羞布。

托克维尔的核心理念是，美国精神在其生活方式中，在其风俗习惯革命中，在其道德革命中。这一革命不会创立一种新法律或一个新国家，但会创立一种实用的合法性，即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救赎不再与神或国家有关，而是与理想的、实用的组织有关。需要追溯到某个新教徒法令来解释这一切吗？这一法令涉及意识的世俗化，及日常秩序对神的法则的吸纳。事实是，宗教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就意味着它不能再受到质疑，它的根基不再能受到质询，因为它不再拥有超验的价值。这就是作为生活方式的宗教。同样地，政治作为实用主义机器，作为游戏，作为互动作用，作为景观，也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使得人们不能再从某个单纯政治的视角来评判它。不再有意识形态的或哲学的统治原则，这一方面显得更为幼稚，同时也更符合时局。这并不意味着没有策略，但策略是模式上的，而不是终极的。性本身已成为习俗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也不再拥有超验价值，既不能作为禁律，也不能作为分析、愉悦或越界的原则。它已经被“生态化”、心理化、世俗化，为日常生活所用。它已成为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习俗所占的主导位置和“生活方式”的霸权表明，法律抽象的一般性让位于交换的具体规则。法律不是约定俗成的：你被假定应该了解并服从它。但是，不服从也会给你增光添彩，而历史同时由对法律的赞美和违法者构成。相比之下，美国体系令人震惊的一面是，违法并不带来荣誉，越界或例外也不会带来威望。这就是著名的美国式的因循守旧做派，我们在其中看到的是社会和政治软弱性的标志。但这是因为，在这里，人们达成一致的基础，更多的是具体规则而不是抽象立法，更多的是不正式的方式而不是某个正式权威。脱离某种规则，反对某种机制，这意味着什么呢？必须理解美国习俗这一约定俗成的、实用主义的连带责任，它不是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某种道德协约之上，与其将它比作任何人都可以违反的交通法规，不如将它比作控制高速公路车辆驾驶的共识。这种一致性使美国社会接近于原始社会，在其中，通过违反集体仪式令自己在道德上区别于他人是荒谬的举动。因此，这一因循守旧特征并不“幼稚”，它源自某个习俗层面的协约，源自一整套规则和程序，后者作为运行原则，隐含了某种几乎自发的参与。而我们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对我们自己价值体系的同样仪式化的违抗。

这种“因循守旧”反映了某种自由：偏见和自负的缺席的自由。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人没有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判断力。这是不公平的，但全面考虑，为什么我们不选择这种轻盈的解决方法，而宁愿选择我们沉重的、自负的解决方法呢？看看这个在客房为你服务的女孩吧：她以完全自由的姿态在做事，她面带微笑，没有偏见，也不自负，仿佛她正与你面对面坐着。情势并不是平等的，但她并不追求平等，因为平等已经融入习俗中。与萨特的咖啡馆里的服务生恰好相反，后者已经同他的表征完全异化，只能通过使用一种戏剧化的元语言，通过用手势假装一种他不享有的自由或平等，来化解形势。他的行为的痛苦理智即由此而来，这一理智在我们这里几乎是所有社会阶层所共有的。这一习俗中的平等问题，这一习俗的自由问题在我们的文化中，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没有被真正提出过，得到提出的只有关于平等的政治或哲学问题，而且这一问题把我们锁在永恒的自负中。在美国——这是老生常谈了——，社会地位近乎自然地被遗忘，人际关系轻松、自由，这些都令我们吃惊。他们的轻松可能显得平庸或粗俗，但它永远不会是可笑的。可笑的是我们自己的矫揉造作。

只须看看一个法国家庭是如何在加利福尼亚海滨安营扎寨的，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文化惹人厌恶的重量。美国人的群体是开放的；法国人的集团则立即给自己制造了一种封闭空间；美国小孩在海里玩耍，法国小孩则围绕在父母周围。美国人关心是否总是有冰和啤酒，法国人则关心是否有优先权和戏剧化的舒适。很多人在美国的沙滩上四处走动，法国人则驻扎在他自己的沙土领土上。法国人表现出度假的神情，但他保留了小资产阶级空间的平庸状态。而对于美国人，你可以随意评价他们，却不能说他们是平庸的，或具有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他们的确没有贵族的优雅，但他们拥有对空间的自在感，拥有那些一直以来都占有空间的人的自在感，这对他们来说代替了礼仪或贵族族谱。对空间的支配权赋予了他们以身体上的自在感，补偿了他们在面孔和性格方面的缺陷。平庸，但是平易近人。我们是一种混杂的文化，它促使产生了礼仪和矫揉造作，他们拥有一种空间的民主的文化。我们在精神上是自由的，他们在行动上是自由的。在沙漠或国家公园里来往的美国人并不给人在度假的感觉。来来往往是他自然的活动，而自然是行动的边疆和场所。绝没有占据我们空闲时间的软弱的浪漫主义和高卢-罗马人的平静。绝没有这种由“人民阵线”发明的“假日”标签：从国家手里争夺来，并带着一种平民情感被消费的自由时间那种令人气馁的气氛，和对辛苦赢得的闲暇那种戏剧性的担忧。自由在这里没有静态或否定的定义，它的定义是空间的、移动的。

所有这一切的伟大教训就是，自由与平等，正如自在与优雅，它们都是事先给定的。这就是民主的戏剧性变化：平等是前提，而不是结果。这是造成民主和平等主义之间区别的因素：民主意味着以平等为出发点，而平等主义意味着以平等为终点。

然而，当没有人受评判或偏见困扰时，便产生了一种更大的宽容，以及一种更深的冷漠。因为不再寻求他者的目光，他们最终互相看不到对方。于是人们在街上相逢不相望，这看起来似乎是谨慎和礼貌的标志，但同样是冷漠的标志。至少冷漠不是假装出来的。这既是一种品质，也是品质的缺失。

我谈论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为了强调乌托邦主义、神秘的平庸性、梦想和伟大性。这种哲学不仅内在于技术的发展，也内在于技术在自身过度的嬉戏中的超越，不仅内在于现代性，也内在于现代形式的宏大规模（无论是纽约的垂直网络，还是洛杉矶的水平网络），不仅内在于平庸性，也内在于平庸性启示录式的形式，不仅内在于日常生活的现实性，也内在于这种生活的超真实性中，这种生活从它的表象来看，呈现出了虚构的所有特征。正是这种虚构性让人兴奋不已。但虚构不是想象。它是通过实现想象来预测想象。这与我们的行动截然相反，我们总是通过想象现实来预测现实，或通过理想化现实来逃避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永远不会置身于真正的虚构中的原因，我们注定只能拥有想象和对未来的怀念。美国的生活方式则是一种自发的虚构，因为它是在现实中对想象的一种超越。

虚构也不是一种抽象，如果说美国在抽象能力方面有所欠缺，这一能力上的缺陷则在普通美国人原始的现实中，在日常生活的神化中，在令我们如此吃惊的经验主义的天赋中，披上了一层荣耀的形式。可能这一成功的革命，它的成功已经不完全是托克维尔所理解的那种成功，即成功作为公共精神的自发运动，作为具有现代价值的习俗那自发、具体的组织形式。与其说应该在机构的运作之中寻找美国现实的辉煌形式，不如说应该在技术和影像的解放中，在影像不道德的活力中，在财产和服务的狂欢中，在权力和无用的能量（然而，谁能说出有用的能量的范畴呢？）的狂欢中寻找它，在这一切之中，广告精神远比公共精神耀眼夺目。但是，归根到底，这些是解放的特征，而这个社会的猥亵性本身是它的解放符号。所有效果的解放，其中某些是完全过分和卑鄙的，但是，解放的顶点，它的逻辑的结果，恰恰就在于壮观的狂欢之中，在速度之中，在变化的瞬时性中，在普遍的离心率中。政治在景观中，在不惜代价获得的广告效应中令自身得到解放；性在所有异常和倒错（包括对性的拒绝这一最新时尚，它本身只是性解放的一个过度冷却的结果）中得到了解放；风俗、习惯、身体和语言在时尚的加速发展中得到了解放。解放了的，不是获得了理想的现实、获得了内心真实或透明度的人，解放了的，是转换了空间、行动自如、根据时尚而不是道德改变性别、服饰和习俗的人，根据观念典范而不是自身意识改变观念的人。这才是实用的解放，不管我们喜不喜欢，也不管我们是否哀叹它的浪费和猥琐。此外，生活在“集权主义”国家的人非常清楚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他们梦想的只是这些：时尚，典范，偶像，影像游戏，为旅行而旅行，广告，广告的泛滥。说白了，就是狂欢。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是美国具体化、技术化地实现了这一解放的狂欢、冷漠的冷漠，分离的、炫耀的、流通的狂欢。我不知道托克维尔所提到的成功革命，即政治自由和公共精神品质（在这方面，今日美国同时提供了最好的和最坏的典型）的成功革命最后还剩下些什么，但美国肯定已实现了这种革命，与此同时，我们则在我们的历史性革命，我们的抽象性革命失败之后，现在即将错失这另一场革命。无论我们愿不愿意，对于这些现代性的合逻辑结果，这些生活方式革命的合逻辑结果——直至各种极端，我们都在着迷又怨恨的复杂情绪中，吸收了其顺势疗法的剂量。在欧洲，我们徘徊在对差异的崇拜中，因此同建立于无差异基础上的彻底的现代性相比，我们是有残疾的。我们不情愿地变得现代和无差异，这就是我们的现代性如此无精打采的原因，这就是我们的事业缺乏现代灵感的原因。我们甚至没有现代性的邪灵，后者会把革新推至荒谬的地步，并由此重新找到一种梦幻般的自由。

在革命和恐怖标志下在欧洲被英勇上演和摧毁的一切，都以最简单、最经验主义的形式（财富、权利、自由、社会契约、代表制的乌托邦），在大西洋另一边得到了实现。同样地，我们在反文化的、颠覆意义的、毁灭理性的、终结表征的激进标志下所梦想的一切，这一曾在欧洲引发了如此多理论与政治、美学与社会动乱，而事实上从未实现（68年五月风暴是最后一个例子）的反乌托邦，这一切都在这里，在美国，以最简单最彻底的方式得到了实现。人们在这里实现了乌托邦，而且正在实现反乌托邦：非理性的反乌托邦，去领土化的反乌托邦，语言、主体的不确定性的反乌托邦，一切价值的中立状态的反乌托邦，文化死亡的反乌托邦。美国实现了一切，而且是通过经验主义和原始的方式。我们所做的只是梦想，偶尔付诸行动，美国则从所有可能被构想的事物中获得了逻辑的、实用主义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天真的、原始的，它对概念的反讽一无所知，对诱惑的反讽也同样一无所知，它并不讽刺将来或命运，只是行动，制造物质现实。面对乌托邦式的激进性，它提出了经验的激进性加以反对，唯有它才能戏剧性地令这一经验的激进性成为具体现实。我们对诸多事物的终结进行着哲学上的探讨，但事物终结的场所却是这里。这里再也没有领土（只有一片非常神奇的空间），这里，真实和想象已经终结（由此令一切空间向仿真的可能性敞开了大门）。因此应该在这里寻找我们文化终结的理想类型。美国的生活方式，这一被我们认为天真或毫无任何文化价值的生活方式，将以一种乌托邦式的地理和精神维度所赋予的规模，为我们自己价值的终结——我们一直在徒劳无益地预言这一终结——提供一幅完整的分析图表。

那么，这就是实现了的乌托邦吗？这就是成功的革命吗？是的，就是这样！你认为“成功的”革命应该是什么样子呢？是天堂。圣巴巴拉是天堂，迪士尼乐园是天堂，美国是天堂。天堂就是它所呈现的样子，它也许是阴郁的，乏味的，肤浅的。但它就是天堂。不存在别的天堂。如果你愿意从你的梦想中获得结果——不仅是政治和感情的梦想，也包括理论和文化的梦想——，那么，你今天仍然应该带着与发现新世界的那几代人同样天真的热情来看待美国。美国人正是带着同一种热情来看待他们自己的成功、他们自己的野蛮和他们自己的权力的。否则，你根本无法理解这一情况，而且也将无法理解你们自身的历史，或你们自身历史的终结。因为欧洲已经无法从自身出发来理解自己。美国更为神秘：美国现实的神秘超越了我们的虚构和我们的阐释。某个社会的神秘性：这个社会并不寻求赋予自己一种意义或一种身份，既不为自己提供超验性也不为自己提供美学，而且恰恰出于这个原因，在自己的建筑中发明了唯一伟大的现代的垂直性，这些建筑在垂直秩序的范围内，是最宏伟的表现形式，但并不服从超验性法则，是最神奇的建筑，但并不服从美学法则，超级现代，超级功能化，但带有某种非思辨的、原始的和野蛮的东西——这样一种文化（或非文化）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内省，思考，概念观照下的意义的结果，我们对这一切都很熟悉。但是，去除概念的物体，自由地在一切结果的外向性和同等性中拓展自身的物体，这对我们来说完全是个谜。外向性对我们来说是个谜，恰如商品对马克思来说是个谜一样：这是现代世界的象形文字，它恰恰因为外向而神秘，是在纯粹的运作和纯粹的流通中实现自身的形式（Hello Karl！）。

从这个意义上说，整个美国对我们来说就是个沙漠。文化在这里处于原始状态：在原封不动地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它牺牲了智力和全部的美学。它可能是在最初偏离中心、走向处女地的过程中获得这种原始状态的，但也有可能是在走向被其消灭的印第安人的过程中——尽管这不是它的初衷——获得这种原始状态的。死去的印第安人仍然是这些原始机制的神秘保证人，直至影像和技术的现代性。美国人认为已经消灭了这些印第安人，但后者所做的，可能只是散播了他们的毒液？他们开拓了高速公路的沙漠，在其上打上了烙印并穿越了它们，因为某种神秘的互动，他们的城市呈现出了沙漠的结构和色调。他们没有消灭空间，只是通过消灭它的中心令它变得无限（因此存在一些可无限延展的城市）。由此，他们开启了一个真正的虚构空间。在“原始思维”中，没有自然的宇宙，也没有人类的或自然的或历史的超验性——文化是一切，或者什么都不是，取决于你如何看待它。这一无差异性在现代仿真中达到了顶峰。在这里，也没有自然的宇宙，你无法将沙漠和大都市区分开来。并不是说印第安人无限地接近自然，美国人也并非无限地远离它：这两者，一方与另一方都属于自然的理想，正如它们都属于文化的理想一样，同时两者都同等地与自然和文化的理想没有关联。

这里没有文化，没有文化话语。没有内阁，没有委员会，没有资助，没有促销。整个法国的文化颤音，对遗产的拜物教——这里没有我们那种多愁善感的祈祷，而且后者今天已经变成国家主义的、贸易保护主义的了。波布尔区（Beaubourg）在这里是不可能存在的，正如它不可能存在于意大利一样（因为别的理由）。不仅集中化不存在，而且关于某种精细文化的观念也不存在，也不必说神学上的、神圣的宗教了。没有关于文化的文化，没有关于宗教的宗教。谈论一种“人类学”的文化似乎更恰当，其内容在于对习俗和生活方式的创造。唯有这一文化是耐人寻味的，正如在纽约，耐人寻味的唯有它的街道，而非它的博物馆。甚至在舞蹈、电影、小说、故事、建筑中，为美国所特有的东西总是带有点原始的色彩，后者没有经历我们资产阶级文化的富丽堂皇和咬文嚼字、修辞化和戏剧性，也没有得到文化差异带来的缤纷色彩的精心装扮。

在这里，文化不是我们欧洲人在神圣的精神空间所消费的那种可口的灵丹妙药，在报纸上、在人们的思想中有权享有自己的专栏。文化是空间，是速度，是电影，是科技。这种文化是真实可信的，如果真有什么东西真实可信的话。不是附加的电影，附加的速度，附加的技术（在欧洲，我们到处都能感觉到这种被添油加醋的、异质的、时代错乱的现代性）。在美国，电影是真实的，因为被电影化的是整个空间，整个生活方式。我们所哀叹的断裂和抽象化并不存在：生活就是电影。

这就是为什么研究艺术作品或文化气息浓郁的演出在我看来，似乎总显得枯燥乏味、不合时宜。这是文化的种族中心主义的标志。如果无文化是独特的，那么应该抓住的就是这种无文化本身。如果“品味”一词有任何意义，那么它要求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美学要求输出到与它们毫不相干的地方。当美国人把我们的罗曼式修道院（cloîtres）迁移到纽约的科洛斯特（Cloysters）时，我们不会原谅这一不合情理的行为。那么就让我们不要做同样的事，把我们的文化价值移植到美国了吧。我们无权制造混乱。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有权这样做，因为他们拥有空间，而且他们的空间是其余一切事物的折射。当保罗·盖提（Paul Getty）在马利布，在太平洋海岸边一幢庞贝风格的别墅里，把伦勃朗、印象派画家和希腊雕像收集到一起时，他遵循的是美国的逻辑，是迪士尼乐园的纯粹的巴洛克逻辑，他是富有创意的，这是一个犬儒主义的、天真的、媚俗的和非有意为之的幽默的奇妙举动——某种因无意义而令人吃惊的东西。媚俗和超真实之中美学和高贵价值的消失是令人着迷的，正如电视节目中，历史和真实的消失令人着迷一样。应该从关于价值的野蛮实用主义中获得一点愉悦。如果你一心只关注想象中的博物馆，那么你就会与精髓失之交臂（它恰恰是无关紧要的）。

广告打断电视台播放的影片，这诚然有悖良好习俗，但它们也合情合理地强调，大部分电视节目甚至从来没有达到过“美学”水准，它们在本质上和广告是一丘之貉。大部分影片——而且为数还不少——都是以同样的日常生活罗曼史为题材的：汽车，电话，心理学，化妆品——生活方式的纯粹而简单的说明。广告所做的完全一样：它通过形象令生活方式神圣化，使其变成了真正的集成电路。如果电视上播放的一切不加区别地构成了低卡路里（或者甚至无卡路里）的节食方法，那么我们还能抱怨广告吗？广告因其一无是处，反而衬托出了其前后节目的文化水平。

这里的平庸、无文化和庸俗所具有的意义与欧洲不同。或者这只是欧洲人的一种感悟？对一个不真实的美国的迷恋？或许他们真的很庸俗，而这种元庸俗仅仅是我的想象？谁知道呢？我很想更新这一著名的打赌：如果我错了，你将不会有任何损失，如果我对了，你将赢得一切。事实是，某种平庸、某种庸俗在欧洲不被我们所接受，到了这里却不但很容易被接受，甚至是迷人的。事实是，我们依据异化、因循守旧、标准化、非人化所作的分析都自行坍塌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变得庸俗的，是我们的分析。

为什么类似下面的段落（G.法耶）既是正确的，同时又是绝对错误的呢？“加州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完全的神话而引人注目……种族多元主义，科技霸权，精神自恋，都市犯罪和视听盛宴：作为超级美国，加州以真实的欧洲的绝对对立面而引入注目……从好莱坞到甜腻的摇滚，从《ET》到《星球大战》，从校园里伪反叛的急切渴望到卡尔·萨根（Carl Sagan）的胡言乱语，从硅谷的新诺斯替教徒到帆板运动的神秘主义者，从新印度教的上师到有氧运动法，从慢跑到作为民主形式的精神分析，从作为精神分析形式的犯罪到作为专制工具的电视，加州已经奠定了自己的地位，它是拟像和不真实的世界根据地，是冷酷的斯大林主义的绝对综合。作为一块歇斯底里的土地，作为无根者聚集的焦点，加州是非历史、非事件之地，但同时也充满时尚的蠢动及其不间断的节奏，也就是静止之中的颤动，这一颤动困扰纠缠着它，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受到地震的威胁。”

“加州没有发明任何东西：它从欧洲拿来一切，再将其歪曲，剥夺其意义，为其涂上一层迪士尼乐园的光环之后再将其呈现出来。甜蜜的疯狂的世界中心，我们的排泄物和我们的颓废的镜子，加州病（Californitis）这一美国主义的狂热变种，今天正在年轻人身上释放着自己，表现得像艾滋病的精神形式……为了抵御欧洲人的革命焦虑，加州抛出了一长串假象：在无仪式的校园中对知识的戏仿，在洛杉矶星云中对城市和都市化的戏仿，在硅谷中对技术的戏仿，用萨克拉门托温吞吞的葡萄酒来戏仿酿酒学，用上师和教派来戏仿宗教，用“沙滩男孩”（beach-boys）来戏仿色情，用迷幻药（？）来戏仿毒品，用“社区”（communities）来戏仿社会性……没有一样东西——甚至包括加州的自然——不是对古老的地中海风景的好莱坞式戏仿：海水太蓝（！？），山岭太荒芜，气候太温和或太干旱，无人居住的、失去魔力的、被神所遗弃的自然：太过白亮的阳光下那不祥的土地，我们的死亡那一动不动的脸，因为欧洲死亡时，必将是在假日的阳光下，被晒成了古铜色，面带微笑，皮肤温润，这是千真万确的。”

里面所说的都是真的（如果你愿意这么认为），因为文本本身正是它赋予加州的歇斯底里的陈词滥调的写照。另外，这段话可能隐藏了对其描述对象的某种迷恋。但是，如果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话语说出正好相反的意思，那只是因为G.法耶本人没能实现这一逆转。他没有明白，在这无意义的边缘，在这无意义的“甜蜜的疯狂”的边缘，在这软绵绵的、装了空调的地狱边缘，事物是如何颠倒的。他没有理解这一“边缘的超越性”的挑战，恰是在其中，每个世界都处于与其边缘、与其“歇斯底里”的仿真相对峙的局面——为什么不呢？为什么不能用洛杉矶来戏仿城市呢？为什么不能用硅谷来戏仿技术呢？为什么不能有对社会性、色情和毒品，乃至对大海（太蓝！）和太阳（太白！）的戏仿呢？更不必说博物馆和文化了。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戏仿！如果这些价值无法承受被戏仿的命运，那么它们就不再具有任何重要性。是的，加州（以及美国）是我们自己的颓废的镜子，但它一点都不颓废，它拥有超真实的活力，它拥有拟像的全部能量。“它是不真实的世界根据地”，当然了，正是这一点赋予了它独特性和力量。拟像的力量上升，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感觉到这一点。他来过这里吗？如果来过，他会知道，欧洲的关键不在它过去的历史中，而在这种戏仿的、谵妄的预期中，后者构成了新世界。他没有认识到，美国的每个细节都可以是可鄙或无足轻重的，但它的整体超越了想象——由此观之，他的描述的每个细节都可能是正确的，但它的整体超越了愚蠢的界限。

美国的新颖之处，在于第一层次（原始的和狂野的）和第三类（绝对的拟像）的冲击。没有第二个等级。这对我们来说是难以把握的局面，因为我们一直偏爱第二层次：自反性，双重性，痛苦意识。然而，如果没有意识到这种颠覆，任何对美国的观念都无法得到解释：迪士尼乐园是真实的！电影，电视，这些都是现实！高速公路，西夫韦，天际线，速度，沙漠——这才是美国，不是画廊，不是教堂，不是文化……让我们把应得的赞美给予这个国家，将目光转向我们自己的风俗的荒谬之处，这是旅行的益处和愉悦。为了看到和感受美国，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在某个市区的丛林中，在多彩沙漠（Painted Desert）中或在某条高速公路的弯道上感觉到欧洲消失了。必须至少有那么一瞬间，你曾问过自己：“我们怎么能够是欧洲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