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终结？
美国的五十年代是最强盛的时刻，我们始终能感受到对其的怀恋：对权力的迷醉，对权力的权力。七十年代，权力依然在，但符咒已被打破。那是狂欢的年代（战争，性，曼森，伍德斯托克）。今天，狂欢结束。美国也像所有人一样，不得不面对一种疲软的世界秩序，一种疲软的世界局势。权力已经变得无力。
但是，美国不再是世界权力的垄断中心，并不是因为它失去了权力，而仅仅因为中心不再存在。更确切地说，它成为了某种想象的权力的轨道，一切都要以它为参照。从竞赛、霸权和“帝国主义”的角度来看，它肯定已经失去了一些影响，从指数的角度来看，它却获得了一些东西：看看美圆令人不解的升值吧——这与经济的至尊地位不可相提并论，但同样令人着迷——，看看纽约地位的奇迹般上升，以及——为什么不呢？——《豪门恩怨》（Dallas）在全世界的成功吧。美国仍旧掌握着作为特殊效果的权力，不管这一权力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
以里根形象为代表，整个美国都变成加州式的了。曾经的演员，曾经的加州州长，他将西部人造天堂电影化的和愉悦的、外向性的和广告化的视角扩展到了全美维度。他建立了某种对舒适生活的敲诈勒索，更新了实现了的乌托邦在美国的原初协定。因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理想结合似乎已经失败了：如果说美国人保留了对个人利益的敏锐意识，他们似乎并没有保留另一重意识，即可以被集体地赋予他们共同事业的意识。这是当前危机产生的原因，这一危机是深刻的、现实的，它倾向于复兴一种集体理念，一种价值，后者将会看似自发地引导行为，并表现为某些力量的理想产物。这是里根的成功，在一种骗人的表象中，他令美国的原始场景起死回生。美国又回来了。美国被越战所削弱，越战对他们来说，就像连环画里小绿人的突然入侵一般令人难以理解，另外，他们也是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越战的，远远地，就像那是一场电视上的战争，不明白世界对他们的谴责，面对他们，只能想象恶的实现了的乌托邦——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是善的实现了的乌托邦。受越战削弱，他们逃到了舒适生活的庇护中，逃到了一种胜利的幻觉中。这也完全是加州式的，因为事实上，加州并不总是阳光灿烂，在这里，雾气常常与阳光嬉戏，或与洛杉矶的烟雾嬉戏。然而，对于这个地方，你会保留一个充满阳光的记忆，一个充满阳光的屏幕的记忆。这就是里根式的海市蜃楼。
美国人同其他人一样，并不愿意思考他们是否信任他们的领导人的功绩，甚至不愿意思考是否信任权力的实际存在。这会把他们带到太远的地方。他们更喜欢表现得充满信任，前提条件是别人得谨慎对待他们的信仰。今天，统治意味着给出一些代表可信度的可接受的符号。正如在广告中，而且获得的效果是相同的，融入某种剧情，不管是什么剧情，政治的或是广告的。里根的剧本两者兼有，这是个成功的剧本。
一切都在片头字幕中。既然社会已经被明确地等同于一个企业，一切都在表演和事业的提纲中，那么其领袖必须生产出广告造型（look）的所有符号。最轻微的缺陷都是不可原谅的，因为受到减损的是整个国家。疾病本身也能成为造型的一部分，正如里根的癌症。相比之下，政治上的软弱或愚蠢无足轻重。人们只根据形象做出评判。
这一对仿真的共识比人们想象的要薄弱得多，因为它很少受到政治真相的检测。我们现代的政府都应将一种政治的元稳定性归功于广告对舆论的控制。衰退、丑闻、失败不再导向灾祸。关键是它们获得了可信度，而且公众被调教得很能感受到这个方向上做出的努力。政府的“广告”免疫性同知名洗衣粉品牌的“广告”免疫性相似。
在所有国家，人们不再计算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从前，这些错误将会造成他们的垮台，而在一个建立于冷漠基础上的政府与共识的仿真体系内，大家都能很轻松地处理这些问题。人民不再为他们的领袖而骄傲，领袖们不再为他们的决定而骄傲。只需一丁点糊弄人的补偿，就可重建广告式的信任。因黎巴嫩三百人的死亡引发的格林纳达行动即是如此。无风险的剧情，精心策划的演出，人为的事件，确保的成功。另外，这两起事件——黎巴嫩和格林纳达——证明了同一个政治非真实性：一个是恐怖行径，完全不受意志控制；另一个完全是欺骗事件，则没能足够脱离意志的控制。从统治艺术角度看，两者都没有任何意义。它们在虚空中互相回应，这是对今日的政治舞台的定义。
在里根式的新一代人中，有着同样的自我宣传，对可信度的同样追求，对片头字幕的同样崇拜。活力四射，欢欣鼓舞，或者更确切地说，生产着活力，传播着愉悦。幸福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新理念，成功对他们来说不是一种中心观念，因为他们已经拥有这一切。因此他们不再是幸福和成功的斗士，而是其拥趸。这是些六十和七十年代人，但他们已经摆脱了对那些狂野年代的所有怀念、所有内疚，甚至所有潜意识。仿佛经受过整形美容手术一般，边缘化的最后痕迹也已被清除，新面孔，新指甲，抛光的脑细胞，乱纷纷的软件。这一代人既没有野心，也没有受压抑的能量，他们非常自我克制，充满对商业的爱，与其说是为了利益或声誉，不如说是将其当做了一种表演和技术证明。他们围着媒体、广告和信息打转。他们不再是商业怪物，而是娱乐业的长途跋涉者，因为商业本身已成为一种娱乐业。“清洁和完美。”雅皮士。这个名称本身听起来就充满愉快的反转。同上一代人相比，此时没有撕裂人的重新评价，仅仅是一种切除，一种健忘症，一种赦免——某个太难以承受的事件之后略显不真实的遗忘。雅皮士不是反叛阵营的背叛者，这是一个新的种族，自信，健忘，干净，在表演中自在地发展，除了对变化和促销（对一切事物的促销：产品，人，研究，职业，甚至生活方式！），对其余一切目标都保持着精神上的冷漠。我们本该以为，六七十年代的狂欢会让位于一个流动的、清醒的精英阶层，但是，不：这个精英阶层，至少在为自己所做的自我宣传中，希望将自己塑造成流动的，以及愉悦的形象。这一愉悦形象是温和的：他们冲锋陷阵，但不全力以赴，不管是在商业上、政治上，还是信息处理上；他们宣称自己具有温和的执行力。他们的口号可以是：
你不可能既拥有你的钱，还要花掉它！
你不可能既拥有你的蛋糕，还要吃掉它！
你不可能既吃你老婆，还要操了它！
你不可能既活着，还要拥有你的生活！(https://www.daowen.com)
但这种轻松是无情的。它的逻辑是一种无情的逻辑。如果乌托邦已被实现，那么不幸就不存在，穷人也不再可信。如果美国复活了，那么对印第安人的屠杀就不曾发生，越战也不曾发生。在频繁造访西部富裕的牧场主或制造商时，里根从不曾想到过会有穷人存在，甚至没有触及这个问题。他只看到财富不争的事实，权力的同义反复，并将其扩大到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穷人注定被遗忘，被抛弃，消失殆尽。这是“必须出去”的逻辑：“穷人必须出去。”财富和效率所发出的最后通牒将他们从地图上抹去。这样做合情合理，因为他们品味糟糕，偏离了普遍共识。
贫穷此前还能得到救济，还被维持在某种社会救助体系范围之内，现在这一切已在天意的（总统的）法令下陨落。仿佛最后审判已经产生。善人被认为是善的，其他人都被驱逐。善意的终结，负罪感的终结。给人留下不祥印象的第三世界被抹除。它只令富人感到内疚，而且拯救它的全部努力都已经以失败告终。结束了。第四世界万岁，人们对这个世界说：“乌托邦已经实现。那些没能参与其中的，都消失吧！”这个世界不再有权露面，失去了公民权（disenfranchised），失去了说话权利，注定被遗忘，他们遭到抛弃，并将死于某个二流的命运。
公民权的失却。
人们一个接一个地失去其权利，首先是工作，然后是汽车。驾驶执照没有了，身份也就没有了。大批人口就这样被遗忘，被完全抛弃。赋予公民权是一个历史事件：是农奴和奴隶的解放，是第三世界的去殖民化，在我们的社会，是各种特权：工作权，投票权，对性的权利，女性权利，囚犯权利，同性恋权利——今天，这些东西已在各地被赢得。权利已在各地被赢得。世界已经被假定是解放了的，无须再为什么事物而斗争。但是，与此同时，很多群体整个地受到内部沙漠化的侵袭（个体也是如此）。社会正在遗忘他们，他们正在遗忘自己。他们从视野中消失，他们是注定要被抹杀，注定要成为消失的数据弧线一部分的僵尸。这就是第四世界。我们现代社会的某些部门，第三世界的某些国家都整体地陷入了这一第四世界的沙漠化地带。当第三世界仍然拥有一种政治意义（即使这是一种振聋发聩的世界性的失败），第四世界则却连这一点也失去了。它是超政治的。这是我们这个社会不再关心政治的结果，是我们这个发达的社会不再关心社会性的结果，是被驱逐出交流网络的结果，它影响的，恰恰是一个交流社会。全世界都是如此。我们可以将其同为维持世界价格，在火车引擎里烧掉数千吨咖啡的事件相比较。或者原始部落中数量太众的团体，他们像旅鼠一样，在某位先知的带领下，走向地平线那端的海洋并消失其间。政府的政策本身变成否定性的了。它们不再那么注重实现社会化、一体化或创造新的权利。在社会化和参与度的表象下，政策所做的，是去社会化、去公民权和对人的驱逐。社会秩序正逐步收缩为只建立于经济交换、科学技术、尖端集团基础上的秩序，在如此强化自身的同时，这一秩序减弱了很多区域整体上的活动强度，令其变成保护区，甚至连保护区都不是：变成了垃圾场，荒凉的土地，新穷人的新沙漠，正如我们看到核电站或高速公路周围的土地日渐沙漠化。人们不会做任何事去挽救这片土地，或许也没什么可做的，因为公民权的给予、解放、扩张，这些都已发生。因此，这些不是未来革命的因素，而是一些无可降解的结果，既来自权力的狂欢，也来自扩张后的世界之不可逆转的集中。唯一的问题是：这一逐步完成的去公民权运动（这一运动已经在里根和撒切尔政府统治下愈演愈烈）将产生怎样的结果？
里根的受欢迎程度耐人寻味。但首先应该定义人们给与他的是怎样的信心。后者美好得几乎不真实：为什么在他面前任何抵抗都不攻自破？为什么任何错误、任何挫折都无法损害他的名望，而且这一声望甚至悖谬地得到加强（这激怒了我们法国的领导人，对他们来说，事情的发展完全是反方向的：他们越是表现出主动性和善意，受欢迎程度就越低）。但这恰恰因为，人们投注在里根身上的信心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信心。就像我们区别真实的睡眠和似是而非的睡眠，我们同样需要区分真实的信心和似是而非的信心。前者的基础是某个人或某个领导者的品质和成功。而似是而非的信心的基础是某个人的失败或其品质的缺乏。其原型是预言的失败——这是弥赛亚和千禧年历史中众所周知的过程，这一过程之后，集体不仅没有否定其领袖并且解散自己，反而紧密地团结在他的周围，并且创造了宗派的或教士的宗教机构，以确保信仰。这些机构之所以牢固，尤其因为它们是从预言的失败中获取能量的。这一“补足”的信心因此不会有任何减弱的危险，因为它来自对失败的否定。相比之下，包围着里根的信誉就是这样一种惊人的氛围，它迫使人想到，美国预言——即实现了的乌托邦同时又是世界强国的伟大前景——遭遇了挫折，这一本该为两百年历史加冕的想象的壮举恰恰没有实现，而里根就是这个预言失败的产物。通过里根，一套从前有效的价值体系变得理想化，成为想象的产物。美国形象成为了美国人想象的产物，而它实际上有可能深受扭曲。从自发的信心到似是而非的信心，从实现了的乌托邦到一种想象的夸张，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但是，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因为并没有任何言论表明美国形象在美国人自己眼中产生了深刻的变异。也没有言论表明里根时代的这一转折不是横生的枝节。谁知道呢？今天，决定和区别某个过程和对过程的仿真，飞行和对飞行的仿真，有着同样的困难。美国也进入了无法决定的时代：它仍然是真实的权力，还是仅仅是对权力的仿真？
里根能不能被认为是当前美国社会的象征——这个社会曾拥有权力的特征，如今已处在翻新门面的阶段？另一个假设是：美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美国，但它仍在往前冲，它已经进入权力的滞后阶段。滞后作用：事物因惯性而继续发展的过程，起因消失而作用仍在持续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谈论历史的滞后作用，社会主义的滞后作用，等等。事物像某个运动中的身体那样，因已经获得的速度，或出于惯性，继续运转着，或者像一个无意识的人，因平衡的力量，仍旧站立着。或者，以一种更滑稽的方式：就像雅里（Jarry）小说《超级男人》中的自行车手，在脚踩踏板横穿辽阔的西伯利亚时，他们已经因精疲力竭而死亡，但却还在继续踩着踏板，驱动着那“伟大的机器”，将死后的僵硬转换成了原动力。绝妙的假想：死人或许具有加速的能力，而且比起活人来，能够更好地令机器运转，因为他们不再有任何问题。美国像不像是雅里的五人自行车？但这里也是如此，如果说美国机器遭受电流中断或魔法失灵似乎是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谁又能说这一切是经济萧条还是机械过度冷却的产物呢？
美国肯定不像欧洲那样，深受某些伟大观念的复苏或历史激情的衰落的影响，因为这些都不是它的发展动力。但它所正遭受的，是曾质疑过它的意识形态的消失，是曾反对过它的一切力量的弱化。如果说二战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显得更为强势，那么揭露它的种种观念和激情也是如此。当时的美国体系能够遭受猛烈的攻击（在六七十年代，这一攻击甚至来自内部）。今日的美国已不再拥有同样的霸权，不再享有同样的垄断，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变得不受质疑，无可质疑。它曾是个世界强国，如今变成了一个典范（公司，市场，自主创新，绩效），这一典范甚至普及到了中国。国际风格就是美国风格。不再有任何真正反对它的事物，咄咄逼人的边界已经被重新吸收（中国，古巴，越南），伟大的反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被清空了本质。总而言之，围绕着美国，继而在整个世界，正在建立起一种共识效应，与里根时期在美国建立的共识效应相同。一种有关可信度、广告的效应，潜在对手身上抵抗力的消失。里根周围发生的一切就是这样的：渐渐地，反对他的、处于他对立面的事物都逐渐消失，然而我们却不能肯定他有任何特殊的政治天赋。因反对元素和边缘的溢出和融合导致产生的共识。政治的衰退趋势，广告的伟大地位。这与美国在整个星球范围内产生的效果是相同的。美国的权力似乎并不是受某种特殊的天赋所启发（它在一种空虚中通过惯性运转，具体问题具体对待，并且被它自己的力量所牵制）。另一方面，美国令自己置身于闪光灯下，置身于广告促销中。整个世界似乎都笼罩在某种神秘的、广告式的美国权力中，与里根周围产生的广告式的两极相类似。正是由此，通过这一附加价值，通过这一指数的、自指的但没有真正依据的可信性，整个社会在广告注射流中变得稳固。即使已在凝固点以下，但仍在世界市场上保持流动状态的美圆就是这一切的象征和最好的例子。
然而，这是一种脆弱的元稳定，不管是外部关系还是内部政治层面都是如此。因为归根到底，这一现象产生自一切真实的选择项的蒸发，产生自阻力和抗体的消失。这是美国权力的真正危机，即依靠惯性令稳定性成为可能，在真空中实现权力的提升。在很多方面，它就像是某个受过度保护的机体失去了免疫性防御功能。这就是为什么里根得癌症一事在我看来是一种诗意的讽刺。癌症的形象有点类似那种透明的可信性，或者某个身体的亢奋状态，这一身体不再产生抗体，遭受着因某种过度的功能性而毁灭的危险。世界第一强国的领袖患了癌症！权力受到病毒转移活动的控制！我们文明的两极在此会合。总统的免疫力的终结，马上将是艾滋病！这可能是一种普遍的内爆开始的标志（在东方，政治权力已经长时间处在坏疽的控制中）。
但是，我们的结论下得有些快，谈论绝经期也许更为合适。公众思想的平缓，七十年代的抽搐之后出现的全面的重心调整，一切“新边界”的结束，对事物保守的、广告式的管理，最低水平的、不计未来的表演性，苦行和训练，商业和慢跑，迷幻和狂欢状态的终结，企业的某种自然主义乌托邦的重建，和种族的某种生物社会学上的保存，所有这一切不正意味着权力的光彩终于黯淡，而绝经期歇斯底里的亢奋终于开始了吗？或者，再一次地，里根阶段只不过是暂时的康复期，是萧条之后的复苏，但它预示了其他的发展。然而，所有“新边界”、所有“肯尼迪哲学”在今天看来都无法想象。事实上，在美国时代潮流中发生深刻变化的正是它们：里根效应已经抽干了国家的空气。
尽管如此，绝经效应并不是美国特有的。在所有西方民主国家中都能感受得到它，它四处肆虐，既在文化中，也在政治中，既在个人情感中，也在意识形态化的激情中。只能希望在进入第三个阶段时，我们能够遭遇第三类接触（啊！我们已经有过壮年时期的魔鬼，即法西斯主义）。至于美国的现实，即便做了拉皮手术，它仍然保留了一种规模，一种超大的尺度，同时还保留了一种未经毁损的原生状态。一切社会最终都会戴上面具，既如此，为什么不能是里根的面具呢？但是，保持不变的，是最初就在那儿的东西：空间和虚构的天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