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人与监管层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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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中，许多西方金融机构因损失巨大纷纷陷入经营困境。出于“大而不能倒”的顾虑，大部分的金融机构均得到了财政部和央行的注资及挽救。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最终由政府和纳税人承担。危机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和监管层进行了深刻反思，大刀阔斧地对金融机构和金融监管进行了改革，颁布了诸如《多德-弗兰克法案》在内的众多监管法案，加强了对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监管。

中国金融机构虽然在次贷危机及其后的金融危机中未遭受较大损失，但是国外金融机构与金融体系监管不严所激起的金融风暴使得中国领导人和监管层开始非常重视国内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的安全。其重视程度从每年一次国家领导人与监管层领导参加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博鳌亚洲论坛”，以及各种重要场合、会议反复提及“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的讲话稿中可见一斑。领导人与监管层对风险和监管的高度重视在国内营造了相对谨慎和严格的金融监管环境，进而使得银行管理层对金融风险异常重视，在净稳定融资比率水平上设置了较高的目标值。因而，本书提出中国银行业净稳定融资比率目标水平过高的第一个假说：领导人与监管层的重视使得中国商业银行净稳定融资比率目标水平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