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亚的末子继嗣制
我们从卢谢人(the Lushais)开始,这是居住在阿萨姆邦(Assam)山区广阔地域中的一个部落。他们是身材短小、肌肉发达的强悍民族,长着宽阔的、几乎无毛发的脸,颧骨突出,鼻子短平,眼睛呈小杏仁状,肤色介于黄色与棕色之间,他们的蒙古人种来源因此而确凿无疑。他们的身体相貌显示的证据又从他们的语言上得到确证,他们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他们是农业民族,以大米为固定食物。不过,从他们的耕作方式来看,他们被迫处于流动迁徙之中,很少在一个区域居住多年。他们的农耕系统在写印度题材的英语作家那里通常叫做jhuming或jooming。他们在一片森林或灌木丛中砍伐木材或竹子,等到木材或竹子放干了,就烧掉它们,以灰烬为肥料,再将获得灰肥的土地表层轻微锄过。当天上聚集的乌云告诉农夫们旱季将过去、雨季将要来临时,每个人都用一只篮子背上种子出发了,手中拿着长柄宽刃的刀。如此装备之下,全家下地播种,用长刀在地里挖出浅坑,每个坑中放入几颗种子。主要的作物是大米,不过也种玉米、小米、药玉米、豌豆、黄豆、烟草和棉花。这一耕种方式是非常浪费的,因为很少有两种以上的作物可以连续几年从同一块土地中收获,那土地随后即处于休耕状态,直到再度长满杂草和灌木。如果开垦的是一片竹子地,那就要经过三四年才适合重新耕种;如果开垦的是森林地,那就需要经过七到十年的时间才能重新开始伐树的过程。据说,森林地比灌木地能生产更好的作物,但开垦和除草的工作也要繁重许多。按这样的方式,一个大山谷中可以利用的所有可耕地都依次被用尽了,所以必须迁往他处。选择新的居住地是一件颇费思量的事情。先要派出一个由长老组成的代表团,睡在新土地上,从雄鸡的鸣叫中获取征兆,雄鸡是为此目的特意带去的。如果雄鸡在破晓之前奋力啼叫一个小时,那块地就被认可了。一个村子要在那里占据四到五年。在古时候,新建的村子要距离老村子有两到三天的路程。村民们必须携带他们所有的物质财富,从一个地方辗转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经常的、繁重的搬迁活动,自然地阻碍了人们增加财物,从而有效地抑制了财富与生产的增长。在这样一种游耕体制下,农民对土地不需要占有权,即便是酋长也不要求拥有土地和森林。在这个地区的大多数山地部落中,这样的游耕体制很常见。一位酋长只向他的部落成员保持他的权威,决定他们要到何处游耕,到何处临时定居。在某些未开化的部落,开垦和耕种土地的工作习惯上大多由奴隶们去做。这些奴隶是部落成员在袭击中俘获的,而抓获奴隶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把自身从艰苦劳动中解放出来。
卢谢人的村庄一般坐落在山脊顶端并延伸到山坡陡峭的一边,它们很大,常常包括数以百计的房屋。但是,由于英国政府带到这个国家的生命与财产安全条例的作用,在巨大的加强型村庄中聚集人口的需求也就相应停止了,所以村庄的规模也就相应缩小了,人们越来越四散到小村子中,甚至到远离村落的孤立的丛林小屋中。卢谢人的村庄的另一个突出特征是叫做zawbbuk的单身小屋。未婚男子与过了青春期的青年在那种小屋里过夜,因为不允许他们睡在父母亲的屋里。外来的旅行者也往往住在这些小屋里。一个大村子里有许多这样的小屋。在阿萨姆邦的山地部落中,这样的习俗很常见。
卢谢人的每一个村庄都是一个独立的政治单位,由它自己的首领统治。“酋长的每个儿子在长到结婚年龄时,由父亲出钱为他找一个妻子,并从父亲的村里获得一定数量的家庭,再送往属于他自己的村子。从那以后,他像一个独立的酋长那样实施统治,他的成败取决于他个人的治理才能。他不必以物质回报父亲,但当他父亲与邻村的酋长发生争执时,父亲希望他给予援助。不过,有时候父亲们活得很久,儿子们也就自然会忘却他们应承担的这份下属义务。末子一直留在父亲的村子里,他继承的不光是该村子,还有所有的财产。”[21]由此看来,卢谢人的这种习俗有力地证实了布莱克斯通对末子继嗣制的理论解释。因为可以看出,末子之所以继承,仅仅是由于他们留在父亲的家中,而他所有的哥哥们都已离去并到外地建立自己的新家了。如果这一观点还需进一步证实,那就可以举出现在发生在这个部落的一种变化为证据。据最近的阿萨姆邦人口普查报告,我们看到,卢谢人“村庄规模的缩小对末子继承父亲的村庄与财产的习俗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继承体制的理由就是长子们在结婚时建立了自己的村子。为了让他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一些村长或乌帕斯(Upas),还有一些普通村民也被请出来陪伴这位年轻的村长,以便形成他的新村子的核心。当所有年长的儿子都按这种方式建立了基业时,末子继承父亲的村子和财产也就顺理成章了,他还承担着供养母亲的责任。但是,如果村长的家庭没有缩小的趋势,而村庄的平均规模却缩小了一半,就没有足够的房屋供每一个儿子居住了。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没有一个儿子能够去建立一个独立的村子。很清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继承权就转到了长子那里。当地人已经接受了这个变化”[22]。
如此看来,在这些人中,末子继嗣制其实正在转变成长子继嗣制,因为导致采用末子继嗣制的社会因素已不复存在。的确,迄今只讲到了村长家里的继承规则。不过,实际上,普通人也采纳了私有财产继承的同样规则。按照某种解释,“财产在儿子们中间分配,不过,小儿子获得最大的一份,其余的由哥哥们平分”。按后来的一种说法,“普遍的规则是末子继承,不过偶尔也会有长子要求分享的”。这种习俗在普通人家庭中流行的原因,也许与村长家一样。我们已经看到,当村长的儿子被派出去建立另一个村子时,他要带去一定数量的普通村民,作为他的侍从和新家庭中的成员。我们有理由认为,在所有这些实例中,开拓新家园的人来自普通家庭中的较大的儿子们,而小儿子们仍留在旧家中的父亲身边,继承家庭的财产。
在阿萨姆邦的另一个蒙古人种部落安加米人(the Angamis)中,我们看到的末子继嗣习俗表现为一种有限的形式。“在男人活着时,他的儿子们在结婚时便获取一份他的地产。然而,如果男人死去时留下几个未结婚的儿子,他们每人得到相等的一份。若儿子们结了婚,他们就离开父亲的房屋,建造自己的房子。”因此,我们再次看到,末子继承父亲的房子只取决于他碰巧在他的众哥哥们结婚并建立独立的新家之后仍留在家里。假如当父亲死去时,或许有几个未结婚的儿子留在家中,那么末子相对于他的哥哥们就无甚优先继承权了。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阿萨姆邦最大的那加人[23]部落,安加米人并不像同一地区的大多数山地部落那样,他们不迁移,也不用原始的、浪费的方式耕种土地。也就是说,他们不去开垦森林和灌木地,耕作上几年再让土地抛荒,回复原初的荒野自然状态。相反,安加米人以巨大的劳动力和技巧在山坡上的永久的可灌溉梯田中耕种作物。这些梯田由人工修筑的水渠灌溉,水渠绕山而行,以舒缓的坡度绵延甚远。他们巨大的坚固村庄也是永久性的,因为安加米人顽强执著地依附于他们的家园,不愿改变它们。
在阿萨姆邦的曼尼普尔(Manipur),主要的种族梅泰人(the Meitheis)是讲藏缅语的蒙古人种。虽然在血缘和语言上接近于他们周围的野蛮山地部落,但他们却发展出更高级别的社会文化,在一大片野蛮的原始人中形成了一个相对文明和有高度社会组织的非凡的“绿洲”。他们居住在固定的村庄中,主要依靠在永久性田地中耕种的大米为生。他们就这样跨越了周期性迁移的阶段。在他们的邻近部落中,这样的迁移是由于可耕地的耗竭而引起的。至于说到梅泰人的财产继承法,我们听到了如下说法:“在探明私人财产继承法则方面,曼尼普尔的编年史不能给我们太多帮助。由于新的政治和社会思想的压力,在目前阶段,该邦的经济处于变革之中。土地被认为由该邦的统治阶层掌控,至于动产,一般的习惯是由父亲在生前传给儿子们。如果父亲去世时末子仍住在祖屋之内,他一般就成为继承人。假如他搬走了,不和他父亲住在一起,财产就会在众儿子之间平分。结婚当然是儿子离开祖屋的原因,也是为他们自己谋得一份遗产的理由。对于女儿们来说,也是如此。”就这样,在阿萨姆邦的梅泰人中,如同在安加米人中一样,末子的继承权只取决于在他的哥哥们结婚并到别处定居之后他最后依然留在父亲家的偶然事件。如果他像哥哥们那样结了婚并建立了自己的家室,他就没有优先的继承权了,他只能和哥哥们一起平分财产。还有,我在阿萨姆邦看到如同在英格兰的情况,即末子继嗣制在人口流动停止并且定居到由耕地围绕的永久性村庄时,只能以有限的形式残存下来,这时的耕地已经固定下来并且代代相传了。
在上缅甸北部地区居住的一个蒙古人种克钦人(the Kachins),自称景颇人(the Chingpaws)或辛颇人(the Singphos)。他们古老的定居地在伊洛瓦底江(the Irrawaddy River)的源头之处,后来向东扩散分布到中国的云南省,向西拓展到印度的阿萨姆邦。景颇人或辛颇人这个名称,是他们自己加上的,意思就是“男人”。缅甸人叫他们克钦人(the Kachins)或喀健人(the Kakhyens)。他们是野蛮的山地民族,分散为一些微小的社群或部落,每个部落有自己的酋长。在英国占领该国以前,他们对爱和平的缅甸人和掸人的袭击是非常可怕的。他们也耕种土地,实际上还是耕作专家。他们的耕地通常深入山谷之中,他们的村庄却高高地位于山坡顶上。有记载说,克钦人具有鞑靼人的血统,对此不应有太多疑问。他们的传说指示的第一家园在戈壁沙漠以南的某个地方,他们的运动方向则总是朝南。不过,即使在掸人和缅甸人的影响显然不十分严重的广阔地域,也可看出其文化中流行的多元性复杂特征,这似乎暗示着一种融合,那是克钦人和他们排挤的当地土著人种的融合。
正如通常所说,克钦人的继承法结合了长子继嗣制与末子继嗣制的原则。有记载说,“祖传的财产在长子和末子之间划分。尽管每个孩子都可以插足其间,但长子和末子还是尽可能多地留给他们自己。由长子继承名号与地产,末子则带走所有私人动产,去给自己寻找一个定居处”[24]。确实有几个写到克钦人的作者都反复提到了这种说法。按这种说法,是长子留在家中拥有祖传的不动产,而末子带上个人财物迁出去,另谋生路。这种情形与这一地区同属蒙古人种的部落中通常发生的情况恰好相反。因此,我们可以怀疑,这个1828年最先由纽维尔(J.B.Neufvill)上尉提出的说法是基于某种误解。无论如何,采取多种方法了解克钦人习俗的乔治·司各特爵士已对他们的继承法作出了不同的解释。他说:“就像在泰人(the Tai)中那样,在克钦人中也有一种不断分解的倾向,他们所处环境的山地特征使群体的细分越臻细小。这种分化在过去时代里也无疑同迁移的必要性有关。由于人口膨胀,山地耕种的浪费,迁移也就发生了。它成了一种习俗,在村长死去时,由末子继承财产,兄长们带着部下搬迁出去,以便重新集结建立新的定居点。如果他们成功地建立了新家园,那就要按创建者之名命名为独立的部落。末子继嗣制的肯特郡法无疑是对盎格鲁部落中的类似习俗的一种追忆。”[25]
乔治·司各特爵士在另外的场合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不同所有权体制的有教益的解释。那是相应地流行在山地和谷地的集体所有权与个人所有权,所有权之差别取决于在山地和谷地实施的游耕的或永久性的农耕体制。他说:“至于‘统雅’(taungya)或山地耕作,并不承认什么个人财产。土地被视为属于以杜瓦(Duwa,即村长)为代表的全公社。那种耕作模式不允许对小块土地的持续使用。在耕地位于山谷之中并且耕种雨季水稻的地方,情况就不同了。允许个人拥有土地,但要受到如下限制,即土地不得分割给外人。杜瓦每年从每家收取一两篮子稻米,作为他在理论上拥有所有土地的一种象征。由家庭传承的土地是一个整体,土地的使用也是公共的,利于全家的成员。那些离开家庭的人就失去了所有的参与权。当家庭自愿解体时,分家并没有固定的法则可依,但末子必须得到便雅悯的那一份额和祖传的家园。”[26]
上述解说似乎对实行游耕制的高地和实行永久性耕种的低地作了明显的区分。同样是种稻子,在山丘上是在旱季,在山谷里则是在雨季。旱季体制与游耕的巧合,雨季体制与永久性耕种的巧合,其实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当旱季体制与土地的临时使用相对应时,雨季体制则对应土地的永久性使用。比如,在爪哇,那里的水稻耕种已经发展到极高的程度,靠的是人工灌溉。有些土地有史以来就每年生产两种作物。在克钦人中十分重要的一点是,在临时耕作制下使用的土地是公有的,在永久耕作制下使用的土地则由个人占有。同样,我们在卢谢人中也看到了这种情形,实行游耕体制的人们没有作为私有财产的土地。理由很明确:永久地占有土地在实质上就是私人拥有,实质上已不是公有和部落所有。在人类历史上,狩猎者和放牧者的游动生活方式以及游耕的农民都要先于农夫的定居生活。后者建立在更为先进的耕作体制之上。看来根据同样的原则可知,个人拥有土地要晚于公共的或部落拥有土地。直到土地开始进入永久性的耕作体制,才能由法律来确认其归属。简而言之,共有的土地早于私有的土地。土地从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变与耕作方式的重大改进有关,它就如同一切经济变革那样,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普遍发展。
中国的克钦人像他们的缅甸同胞一样也实行游耕和永久性耕作两种模式。从一座高山顶上向下望去,他们的家园从两边延伸下去,就好像丘陵的海洋,一眼望不到边。其峰顶和山坡绝大部分被森林覆盖,唯有一些被开辟的地方标记着村庄的所在。或是在山间的开口处显出一条河水,淌过远在下方的狭长山谷。村庄总是选址在一条长流不断的山涧附近,一般位于阴凉的幽谷,或是以其蜿蜒的篱笆伸展到舒缓的山坡上,占地大约方圆一英里。房屋通常是朝东的,均按同样的样式建造。盖房用的材料通常是竹子,房子长度一般在150至200英尺之间,宽约40至50英尺。这样的公共大屋的第一间房子留作接待客人之用,其余房间为几个家庭的公寓。这些家庭彼此之间由血缘或姻亲关系联系在一起,由此构成家园共同体。伸出的屋檐由立柱支撑着,形成一个走廊,男男女女白天在那里工作或闲坐休息,晚上则让水牛、骡子、马驹、猪和家禽栖居。
房屋附近有小围篱,那里种着开白花的罂粟、大蕉和靛蓝植物。水稻和玉米则合种在邻近的山坡和小丘上,那是一片精心修筑的梯田,其外观看上去好像露天剧场。水渠被修筑在接近最高的地方,以便能够浇灌梯田并在下面的山谷处再加入循环。有时将水引入大竹管,通向水稻田或远处的房屋。每年要在山坡上通过砍伐与焚烧林木来开垦新耕地。在每个村庄附近可以看到废弃的小路,那是先前开荒用过的,沿着路边还有小的水渠。开垦土地用的是粗陋的锄头,但在耕种梯田的时候用的则是木犁。对于这些蒙昧的农夫来说,过多的雨水是比干旱更为可怕的恶魔。不过,土地的自然丰产逐渐超额回报了他们的劳动,产出丰富的农作物,如大米、玉米、棉花和烟草,全都是优良的品质。在村庄附近是果园,那里种植的是桃树、石榴树和番石榴树。森林里则有大量的栗子树、李子树、樱桃树和各种野生的灌木。在较高的山坡上,橡树与桦树十分茂盛,还有大片的地面被肉桂丛林和桂皮林覆盖,所产的油通常作为肉桂油出售。为了开垦新的耕地,每年要砍伐数以千计的树木,其树干与树枝就在它们倒下的地方被焚烧。
从身体特征上可以清楚地判断,这些中国的克钦人具有蒙古人种的血缘。不过,他们中又可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中更为普通的类型是:拥有短而圆的脸形,低前额,突出的颧骨,宽鼻子,厚而突出的嘴唇,宽而方的下巴,微呈斜角的眼睛,双眼分开很宽。面孔的丑陋只能由其十分幽默的表情得到补偿。他们的头发和眼睛都是深棕色的,一种由暗黄色组合而成的颜色。另一种类型表现出精巧一些的特征,令人想起锡金[27]的卡查里人(the Kachairs)和雷布查人(the Lepchas)的女性化面容。其非常突出的特征是呈斜角的眼睛,脸孔稍长,是相当紧凑的椭圆形,尖下巴,鹰钩鼻,颧骨突出。这样的面孔在某些情况下几乎要被当做欧洲人。这种类型表明了与掸人或缅甸人血统的融合。克钦人的体形相当矮小,四肢细小,但形状还好,只是腿有些不相称的短。虽然他们的肌肉不发达,却也匀称和灵活。他们从山上带下来木柴和枞木板,这些东西给普通欧洲人的搬运造成很大麻烦。年轻的姑娘像小鹿一样在山路间跳跃,她们披散的黑发在身后随风飘荡。
这些山民迄今仍普遍盛行族长管理制。每个氏族都由一位世袭的酋长管理,有几位副手协助他,他们的职位也是世袭的。但奇怪的是,副手们的职位应该严格地由家中的长子一人来接管。“酋长职位则传给末子,或者是在没有儿子的情况下传给还活着的最小的弟弟。土地也依照这样的继承法来传承,末子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继承祖产,而长子则外出开荒,重建自己的家园。”[28]在克钦人中,如同在卢谢人中一样,末子继嗣制似乎是建立在一种习俗之上的,那就是将大儿子们派出去自谋天下,末子则留在父母的旧家之中。
约翰·安德森博士发现,在中国的掸人(the Shans)中流行着一种以类似习俗为基础的类似的继承法则。掸人在云南省与克钦人比邻而居。安德森告诉我们,掸人的酋长由一个头人委员会辅佐,在整个群体中行使族长的权力,并裁决所有的案件,包括民事争端与犯罪行为。他这样记述:酋长(tsawbwa)“是所有土地的名义上的拥有者,但每个家庭也都拥有一定的份额,他们在其中耕种,给酋长交付一些收成,作为什一税。这些让渡办法很少变化,而土地则可以传承,由末子来继承。如果农田的规模太小,兄长们要另谋耕地,或者改为经商。这样,掸人很愿意移居,到肥沃的土地上去定居,比如去英属的缅甸”[29]。中国的大部分掸人从事农业生产,作为农民,他们可与比利时人相比,寸土必耕,主要的作物是稻子,播种在小方块形的田地里,由低矮的土堤围住,有灌溉用的水渠连通。在旱季里,邻近的河水被引出,流入无数的管道之中,以便使每一小块地都能得到灌溉。在5月初的时候,整个山谷从这头到那头,展现出一大片的水稻田盛景,在阳光下闪闪发亮,而那时的河床都几乎要裸露出来了,因为大量的河水都被抽去浇地了。[30]
掸人更愿被称为泰人(the Tai),他们是整个中南半岛(the Indo-Chinese peninsula)上数量最多而且分布最广的人种,从阿萨姆邦一直延展到中国的广西,从曼谷直到云南的内地。暹罗(Siam)是现今唯一独立的掸人行政区。他们在身体特征和语言方面都与汉人十分接近。实际上,在语法结构和词汇方面,汉语与掸语是姐妹语言,同缅甸语和藏语则相去甚远,不过它们还是属于同一个语系,也就是如今语言学家说的汉藏语系。虽然他们居住的大部分地方是山区,掸人却不以山地居民自居,他们更愿坚守在山谷间平缓的冲积土地或宽阔的河谷,这些地形都位于大山之间。不论在哪里,他们都是勤勉精心的土地耕种者,凡是稍大一些的平地都布满了灌溉用水渠,面积小的土地则用水坝引河水入渠,使坡地也得到灌溉,或是用竹轮水车引水至高地上,这也应用于河岸较高的地方。虽然为了灌溉颇费周折,却有足够的平地来补充这些花费与麻烦。然而,当小块土地不能从平坦的地方获取时,年轻人有时也到远离村庄的山丘地区开发利用灌木地。这样的灌木地不会匮乏,但无法用来耕种稻米,只能用作果园或香蕉园。[31]看到在相对如此发达的掸人这样的民族中间仍残存着末子继嗣制的古老习俗,真是有趣的事。
有报告说,居住在印度阿萨姆邦与缅甸交界处的山地中的钦人,也实行末子继嗣制。他们的种族亲缘关系目前尚不能确知,但他们显然属于蒙古人种大家族,说藏缅语方言。大部分钦人目前仍处在较野蛮的状态,与所有的近邻为敌。他们分化为无数的小氏族,彼此之间经常互相攻击,或是攻击邻邦的缅甸村庄。他们的食物来源主要靠农耕,种植大米、小米、豌豆、黄豆、芝麻和烟草。不过,他们的家园不是特别适宜耕种,因为山坡地上长满了丛林和矮树,并且被峡谷分割为碎片。尽管这样,这些小碎片般的邻近村落的土地,仍然要被开垦出来,用来耕种。他们奇特的婚姻法与遗产法中有这样的习俗,即男人有权优先娶他的表妹为妻,还有这样的条文:小儿子是钦人家庭的继承人,他要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和姐妹们。[32]不过,在哈卡钦人(the Haka Chins)中,这种末子继嗣习俗似乎已荡然无存或者正在转变为长子继嗣制。只有两个家族或氏族——肯罗特人(the Kenlawt)和克拉色松人(the Klarseowung),仍然让最小的儿子继承家业,除非他自己主动放弃,或者他曾和父亲发生争吵,或者他是一个麻风病人或精神病人。先前,在所有哈卡人的氏族中,末子应该继承产业是一条不变的法则。后来有一位叫莱恩农(Lyen Non)的桑提(Sangte)人,把他的房舍传给了大儿子,没给小儿子。从那时起,继承方式的变革就被氏族之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至于哈卡人地区的田产(lai ram),有三分之二的家庭传给长子,有三分之一的传给末子。”[33]
缅甸边界的若开山脉[34]中的一支山地部落卡米人(the Kamees或the Hkamies)实行的继承法则是这样的——如果某个男人死后留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儿子,那么财产按下列原则划分:有两个儿子的话就平分;有两个以上儿子的话,就给长子和末子每人两份,其他儿子每人一份。[35]这个继承法则显然是长子继嗣制原则与末子继嗣制原则的一种调和。长子和末子对介于他们之间的其他兄弟都有优先权,两人优先的程度却相同。也许这种调和标志着从末子继嗣制向长子继嗣制的转变。(https://www.daowen.com)
中国云南省内的一个重要而且分布广泛的土著种族倮倮(the Lolos)据说也流行末子继嗣制。倮倮属于蒙古人种大家族,讲的语言属于藏缅语中的一个分支。据一位英国旅行者的记述,“由长子继承财产和权利的情况是少见的,一般是由末子来继承,长子排在他之后”[36]。
以上讨论了主要的财产继承人为末子的一些蒙古人种部落。现在我们要考察两个以最小的女儿为主要继承人的部落,它们是阿萨姆邦的卡西人(the Khasis)和加罗人(the Garos)。卡西人的起源和种族关系问题,目前还有待探讨。他们讲的语言肯定不同于他们周围所有部落,不属于蒙古语族,显然与印度支那的孟高棉(Mon-Kmer)语有关。该语言在现今学界被认为构成了庞大的南方大语族(a great Austric family oflanguages)中的一支。南方大语族的覆盖范围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复活节岛,南起新西兰,北至旁遮普。不过,卡西人使用一种非蒙古族的语言,这不能证明他们属于非蒙古人种。因为当一种语言还没有被书写文字固定下来时,讲该语言的人很容易失去它,并用另一种从占支配地位的种族借来的语言取代它,只要他们开始与该种族有了实际的接触。这样一种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既容易又快速的变更情况,在现代缅甸的部落之中有一些记录在案并且富有指导性的实例。这些部落成员讲着多种语言和方言。卡西人的外貌特征与性格似乎暗示着他们的蒙古人种来源。实际上,按威廉·亨特爵士(Sir William Hunter)的看法,他们的蒙古人种相貌是确凿无疑的。他们是身材矮小而肌肉发达的民族,小腿肚子健壮,宽而高的颧骨,扁平鼻子,少胡须,黑色直发,黑色或棕色眼球,眼皮呈斜状。虽然不完全像汉人和其他蒙古人种,却是一种复合型,肤色按地域不同而在浅黄、棕色至深棕色之间变化。在性情方面,他们轻松开朗,脾气好,能被笑话陶醉。这样的性格特点有助于判断他们属于蒙古人种,而不是南方的热带人种。他们只不过在语言上与后者同源而已。
这样看来,卡西人在生活态度和一般文化水平上并没有明显地区别于东南亚的那些实行末子继嗣制的蒙古人种部落。他们居住在固定的村庄中,很少迁移,主要以农业为生,是勤劳的种植者,虽然他们的耕作方式略显原始。如同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山地部落一样,他们靠开垦森林来获取新的耕地,砍伐树木,焚烧落木。他们较为稳定的食物是大米和干鱼。
卡西人社会体制的基础是母系制,即只能通过妇女单传的那种习俗。每个氏族都宣称自己源出于同一女祖先,而不是一个共同的男祖先。每个男人都要从他的母亲、祖母等等来推算他的世系,而不是从父亲、祖父等等来推算。至于血统、遗产等,也是只能通过女性来继承,不通过男人。由最小的女儿充当继承人,不是大女儿。如果小女儿在母亲生年之内就先去世了,接替她充当继承人的是次一个小女儿,依此类推。假如没有女儿的话,一位妇女的财产要传给她的姐妹的最小的女儿,这个女儿的财产也要由她本人最小的女儿来继承。在母亲死时,其他的女儿也有权分享她的财产,但最小的女儿获得最大的份额,包括家庭的珠宝首饰和房屋,还有财物的较大部分。不过,在没有得到姐姐们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她也无权处置家庭的房子。另一方面,姐姐们还要自己花费财力为她维修住房。至于土地的产权,只归属于最小的女儿一人。但是,众姐姐们有权从土地的收获中得到供养。几乎没有例外的是,祖母,她的女儿,还有女儿们的女儿,一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或是住在同一院内相互连通的房屋里。在她一生的时间里,祖母一直是该房屋的头人。在这样的女性家庭中,一个男人什么也不是。如果他是一个儿子或兄弟,他显然就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当他结婚时,他要离家去和妻子一家住在一起。如果他是家中某个妇女的丈夫,那么他也同样无足轻重,不属于该家庭的成员,也无权继承一份家产,他只是被看做一个生育者。他通过自己的努力挣来的任何财产都会在他死时归于妻子,妻子之后就是她的孩子们,最小的女儿通常得到最大的一份。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他妻子家庭中的一个外人。他死后,甚至连他的骨灰都不得在家庭的墓地中安放在妻子的骨灰旁边。
在未开化的诸民族之中,追溯家世和传承财产只通过妇女而不通过男人的风俗是很普遍的。这种习俗起源于以母系的确定性与父系的不确定性为基础的那种社会形态,这种社会为两性关系提供了极大的自由。但那是一个难解的大问题,讨论该问题会把我们引到太远的地方。在当今时代的卡西人中,不论其来源多么久远,这种习俗显然与一种规则相联系,那就是让所有的女儿住在家中,让所有的儿子出去和妻子一家住在一起。在这样一种规则制约下,只有女性才是家庭的终身成员,因此,房屋及屋内的财物自然应该归她们所有,而不是归男人们所有,他们只有在成婚时才离开或进入家庭,因而也就只能在家室之内度过他们的一部分生命时光。同样的理由也一样可以应用在地产方面。如果土地在自己家附近,儿子们结婚时住到了他们妻子的家庭所在的遥远村庄去,情况的变化使他们无法继承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是女儿们而不是儿子们继承家庭财产,不论是动产还是不动产。
不过,如果女儿们优先于儿子们作为继承人的权利可以这样理解,那么为什么是最小的女儿优先于她的姐姐们作为继承者,这个问题还有待解答。卡西人自己的解释是,最小的女儿之所以拥有特权地位,是因为她必须承担宗教义务。用卡西人的话来说,她掌握着宗教,也就是说,她应当举行家庭的仪式,祭拜家庭的祖先。由此可知,承担着如此重要的家庭职责的最小女儿,理所当然地要接受最大份额的家产。依据同样的理由,如果她改变了宗教信仰或者由于冒犯了禁忌而犯下渎神罪过,她就失去了继承权,由次一个小女儿来接替她,权当她已经死了。当地人对最小女儿在继承人优先地位方面的解释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我们还是要问:为什么最小的女儿注定要比姐姐们更适合承担崇拜祖先的义务呢?对这个疑问,看来不会有现成的答案。在其他部落中,让末子优先继承的原因是,他在哥哥们离开家庭外出谋生以后,依然留在家中,侍奉父母亲。这个理由看起来不能应用在卡西人的末女这里。在卡西人的部落中所有的女儿其实都终其一生留在父母的家中,而且也就在那里获得她们的丈夫。可是,我们还会自然地期望将末女继承权的理由同末子继承权的理由相类比。与此相应,一种理论解释了一种情况却不能解释另一种情况,我们就很难认为它是正确的。
阿萨姆邦还有一个部落遵循母系制和幼女继嗣制的习俗,那就是加罗人(the Garos)。他们住在林木茂盛但不很高的山丘上,这些山丘也依部落的名字而命名。他们无疑属于蒙古人种,因为他们身材不高,四肢粗壮,活泼好动,有汉人的明显面部特征。他们讲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的藏缅语族。实际上,他们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故事讲述他们从西藏移居的历程,他们如何到达喜马拉雅山脚下的平地上,如何向东流浪在布拉马普特拉河谷(the Brahmaputra valley),随后又如何原途折返,直至来到他们如今居住的这块介于河流与山丘之间的平原上。在发起最后一次迁徙来到构成该部落家园的山区之前,他们已在那平原上居住了一段时间”[37]。过去曾经覆盖着加罗山的巨大原始森林,如今已被砍伐殆尽,为的是开辟耕地,大森林的地盘如今被竹子和小树取代。由大量降雨培育出的大片丛林几乎覆盖了整个山区,只剩下已被开垦还未耕种的小块地方。加罗人实质上是农民,耕种土地是他们毕生工作的开始与终结,他们为此付出了所有能量。他们的耕种方式很粗陋。一块地,一般是在山坡上,被选中后要在旱季砍平其丛林,寒冷的旱季从12月延续至次年2月。被伐的丛林或竹子——因为山上多数丛林就是竹子——就地堆积在那里,直到3月底时被就地焚烧。在4月和5月的第一场雨降临之后,就开始进行庄稼的播种。那土地是不用翻松的,更少用犁去耕,只不过用一根尖头棒在地里挖小坑,每个小坑里撒上几粒稻谷种,而小米则简单地播撒在焚烧过的丛林灰土中。这样开垦过的土地要耕种上两年时间,然后就弃置不用了,至少要休耕七年。村庄通常都建在山谷中或山坡的凹处,那里只要有充足的流水就行。村庄的四周全是丛林,延伸得似乎没有尽头。房屋建在木桩之上,屋子很长,一般在100英尺以上,没有窗户,里面黑暗而阴沉。家庭的共用房间占据整个建筑的大部分。未婚女性睡在房间的地面上,屋里另外留有隔开的一部分空间给已婚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家长和他的妻子有他们自己的一间卧室。单身汉不睡在父母亲的房里,在外面有另外建起的房舍,专门安置村里的所有未婚男人。在这个单身屋中还要接待外来客人,村中的长老们也在此开会。给未婚男性建这种单身房舍是阿萨姆邦的那加人部落的惯例,在卡西人高地住民中没有发现这种情况。
在加罗人中,如同在卡西人中一样,依然流行母系制,妻子是一家之长,所有家庭财产通过她来传承。部落被划分成许多家庭群或“母邦”,称之为machongs。一个“母邦”之内的所有成员都认为彼此来自一个共同的女祖先。一个家庭的所有孩子都属于其母亲的“母邦”,不属于父亲,因为父亲的家很少得到承认。遗产传承也要按同样的程序,限制在女性世系一边。没有男人拥有财产,除非是他靠自己努力挣来的东西。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男人都不能继承遗产。“遗产法可以简略地表述如下:‘母邦’内的财产不得离开‘母邦’。女人的孩子都属于她的母邦,因此首先要明白她的儿子应遵循‘母邦’的规则,他必须同一个外族的女人结婚,他的孩子要具有他母亲的族属。这样,如果他继承了母亲的财产,在下一代时这财产就不属于他母亲的‘母邦’了。因此女儿必须继承财产,女儿的女儿也依次继承。如果没有女儿,那就由氏族成员们指定族内的另外一位女性来继承。”[38]然而,虽然从法律角度看,家庭的土地与财产属于女性,但实际上她的丈夫在她有生之年内完全使用这两者,尽管他不能带走它们,但他的使用权不成问题。例如,严格地说,一个村庄的土地属于村庄头人的妻子,不过他总是被认为和说成是土地所有者。尽管他只是通过他的妻子才获得这个权利,人们在涉及土地权的时候不用考虑他的妻子,唯有在诉讼一类场合出于方便才提到他的妻子的名字。如此看来,女性实际上只是财产代际传承的媒介,主要的受益人还是男性。
至此,我们了解了加罗人中女儿相对于儿子的法律优先权,但是,还没有说到最小的女儿优先于所有其他女儿的优先权问题。事实上,普莱费尔少校虽然给我们提供了记述该部落的专论,却对这种优先权没有留下什么提示。我们从中或许可以推论,末子继嗣制在如今的加罗人中是已经作废或行将作废的制度。不过,至少到18世纪末期,它依然存在于该部落之中。因为有一个英国人在1788年访问并研究了加罗人,而且记载了他们的习俗。在描述了他目睹的一次加罗人的婚礼之后,他接着写道:“通过参加这场婚礼,我发现了这些加罗人婚礼仪式的细节。新娘郎格莉是村长奥达西(Oodassy)的女儿,只有7岁;新郎布格伦,23岁,是一个普通加罗人的儿子。我在现场观察到,这个在年龄和地位上都不相称的婚姻对于布格伦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他将继承村长的职位(Booneahship)和地产。在所有加罗人中,最小的女儿总是继承人。即使郎格莉家中还有在她之前出生的孩子,他们在村长去世时也得不到任何东西。更为奇特的是,假如布格伦死了,郎格莉就要同他的一位兄弟结婚,假如他所有的兄弟都死了,她就要和他父亲成婚。如果这位父亲日后显得过于衰老,那她就休掉他,再选择另外一个男人。”[39]
因此,我们已经发现,在中国西南部和相邻的缅甸与印度阿萨姆邦的一些部落都有实行末子继嗣制的习俗。除了可疑的例外——卡西人,所有这些部落均属于蒙古人种。人们确信他们的发源地在中国的西北部,介于长江与黄河的源头之间。就是从那一地区,他们向四处分布开来。他们的迁移路线沿河谷地带展开,先后走过了亲敦江、伊洛瓦底江和萨尔温江,进入缅甸,又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进入阿萨姆邦。已经有人考证,这些蒙古人种曾经历了三次连续的迁移浪潮,其中最后一次就是克钦人(the Kachins)或辛颇人(the Singphos)的迁移。他们正在行程之中时,受阻于英国征服上缅甸。布拉马普特拉河和伊洛瓦底江这两条大河的河谷实际上成了这些吃苦耐劳的北方入侵者进入富饶南方的通道。他们从他们在中亚的寒冷而阴沉的老家倾巢而出,就这样经过长途跋涉来到温暖的南方山地。正是凭借这条天然的高速路,他们才得以从两侧迂回,跨越喜马拉雅山给直接从北面进入印度的入侵者设置了几乎难以逾越的障碍。不过,他们在南下的行程中,其团队似乎没有走出阿萨姆邦崎岖不平、林木茂盛、雨水丰润的山区。他们到此似乎停止了脚步,滞留下来一直到今天,就像一支伟大的军队的先头部队从劲风吹面的山顶上和险峻的高原的边上向下张望,下面是湿热的山谷和闷热的平原,覆盖着绿丝绒般的植被,一直延伸到数千英尺之外,直至融入天际或同远方的苍翠山峦相连接。印度的酷热也许在南面充当了更好的盾牌,比那边不尚武的住民的虚弱无力的臂膀更为有效地挡住了北方入侵者。他们可以在这些群山的橡树、栗树和冷杉林中自由地呼吸,但他们害怕下面深谷之中的仙人掌、葛藤和羊齿植物丛,不敢贸然前行。
无论如何,末子继嗣的习俗或者是最年幼的孩子优先继承权,不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并没有限制在这一地区的蒙古人种部落中。例如,在若开山脉与吉大港(Chittagong)之间的山区,有一个小部落名叫姆鲁人(the Mrus),在他们那里,“如果男人有儿子和女儿,当大孩子们结了婚时,他就和他最年幼的孩子一起住,这个孩子在父亲去世时继承所有家产”[40]。姆鲁人是身材高大、强壮有力、深肤色的人种,面部特征看不出蒙古人种的痕迹。他们种稻米、喝牛奶、吃牛肉和其他动物的肉。在性格上,他们平和、胆怯而且天真质朴。发生争执的时候,他们祈求神灵来加以调节,而不是诉诸武力。在他们之中,一个年轻男人要服侍妻子三年,待在她父亲家里。不过,如果他富有的话,也可以交付200或300卢比的钱来抵偿三年的服侍。
另外,末子继嗣制习俗还流行于荷人(the Hos)或拉尔卡科尔人(the Larka Kols或the Lurka Coles)之中。他们居住在孟加拉西南部的辛伯宏(Singbhum)地区。荷人属于深肤色的印度原住民族。在身体特征上与达罗毗荼人[41]近似,虽然他们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被认为是大南方语系的一个分支,阿萨姆邦的卡西人的语言也属于这一语系。科尔人(the Kols或Coles)所属的种族习惯上称为柯莱亚人(Kolarians),不过现在一般根据其部落名称叫做蒙达人(the Mundas)。荷人或拉尔卡科尔人是一个纯粹的农业民族,其生产技术发展到使用带铁尖的木犁。他们原初的家园是现在居住地以北的孤立大高原——焦达那格浦尔(Chota Nagpur)高原,那里至今仍住着与他们同宗同源的蒙达人。荷人承认他们与蒙达人的亲属关系,还保留了一个传说讲述他们从焦达那格浦尔高原迁徙出来的历程。据住在焦达那格浦尔的一个更原始的部落奥朗人(the Oraons)的说法,是他们入侵那个高原,赶跑了荷人,使其沿着向南的方向寻找新的家园。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像奥朗人这样一个技术低劣又不尚武的民族,怎么会让荷人轻易让出地盘呢?不管迁徙的原因是什么,荷人如今栖息的这个山区地方要比焦达那格浦尔高原富有浪漫气息的山峰和山谷更为荒凉和险峻,而他们的祖先竟在很久前放弃了原来较好的环境。他们如今的领地叫做科汉(Kolhan)或科勒汉(Kolehan),那里到处起伏不平,随处都会碰到高低不平的碎石堆。不管从哪个方向看去,都是3000英尺高的山峰景观。这个地区最肥沃、人口稠密而开垦较好的部分是围绕着柴巴萨(Chaibasa)军营的低地。向西延伸出一个丘陵区,茂密的丛林散布在一些野果众多的山谷里。最西南端的地方耸立着一组高峻而林木茂盛的群山,被人们称作“七百座山丘的萨兰达”(Saranda of the Seven Hundred Hills)。那里仅有的几个贫穷荒凉的小村中,有一些可怜的村民,栖居在深深的峡谷里,他们根本无法同那些潜行在厚密丛林中的老虎抗争。荷人作为与世隔绝的高原住民,比他们在低地的同胞要更加野蛮和狂暴。他们的农业也更为原始,他们在小村子周边的森林或灌木丛中开垦出小块土地。虽然那肥沃的黑土壤在起初时也能使作物获得丰收,但很快就被荷人粗陋的耕作方式耗尽了地力。于是在三四年之内他们就要重新开垦荒地,在广阔的荒野之中另建他们的小屋。有饥荒时,这些土地资源不能给他们产出粮食,这些野蛮的高原住民通常就去袭击他们的邻人,把能掠夺到的东西带回他们的山寨。住在更加开阔和肥沃的北部区域的同胞们的情况要好一些,那里的村庄常常精巧地坐落在山坡上,俯视着平缓的水稻梯田和起伏的高地。非常古老而高贵的罗望子树成为该地的标志,夹杂着芒果树和面包树,还有竹林,给一片令人愉悦的风景增添了动人的特征。房屋建造得宽敞而坚固,带有草屋顶和整洁的走廊,每个房子都占据着自己的一块地,并有附属建筑,合起来形成一个方形,中央是一个巨大的鸽子窝。村落的草地上覆盖着草皮和巨大的罗望子树的树荫,还有巨大的石板,那下面长眠着本村的始祖们。那地方在庄严的大树树荫之下,每当一天的劳作和闷热结束时,长老们喜欢聚在一起,坐在石板上享受闲聊和吸烟的乐趣。也就在那个地方,他们将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与他们的先祖们一起长眠在大石板之下。
每一个荷人村庄都由一个叫做蒙达(Munda)的头人掌管。一组村庄,大约由六至十二个村子构成,由一位叫做曼基(Mankie)的酋长当总首领。十分奇特的是,酋长地位继承规则与私人财产的继承规则不同。酋长的继承实行长子继嗣制,而财产的继承则实行末子继嗣制。这个差别是由威廉·丹巴博士(Dr.Willian Dunbar)看出来的,他告诉我们:“科尔人关于财产继承的习俗很独特。我第一次弄清楚它是在一位酋长那里,人们称酋长为曼基。他统辖的村庄位于柴巴萨地方军营附近。虽然他掌管了相当数量的村子,也被认为是一位在他的阶层中有权势的人物,但我惊讶地看到他的房屋又小又破,他的弟弟却住在当地最大的房子里,那房子原先属于已去世的酋长,即他的父亲。经过询问,我才知道,在父亲去世之际,一律由最小的儿子一个人接受财产的最大份额。这样一来,新酋长虽然继任父亲之职,成为当地的族长,却必须把所有财物和牲畜交给他弟弟。”尽管丹巴博士没有意识到,在荷人或拉尔卡科尔人(鲁卡·科尔人)中,同样的私人财产继承法则早在许多年以前就被陆军中尉蒂克尔(Tickell)用下面的话记录下来:“最小的男性是父亲财产的法定继承人,当父亲去世时他的借口是因为小而难以自立,这是相对于他的哥哥们而言。哥哥们在父亲生前就得到帮助,到外面去谋生了。”造成这两种继承法则不同的原因,也许不用远求,因为当酋长去世时,他的私人财产的享有权留给最小的儿子,或许是足够安全的,即使他是未成年人,也不要紧,而审慎的态度将会决定他的公共权力的实施应当交给更富有经验的长子。
此外,也有报告说,印度中部一个野蛮的土著种族比尔人(the Bhils)也实行有限形式的末子继嗣制。他们是身材矮小、肤色发黑的人种,瘦而有力,通常极为迟钝,耐久力却出奇的好。他们的名字据说来源于达罗毗荼人语言中的“弓”这个词,那是该部落特有的武器。他们自己原初的语言失落了,不过它或是属于蒙达(柯莱亚)语族,或是属于达罗毗荼语族。起初,他们作为狩猎者流浪于家乡的群山密林之中。然而,现在他们已放弃了乱杀猎物和乱砍林木的生活方式,那样的行为导致了毁灭性的大破坏。如今,他们中的很多人住在开阔地带,已转变为农民和土地劳动者,其中一些人是佃户,但很少有自己的村庄。例如,在印度中部的伯尔瓦尼(Barwani)地区,据说他们很少受到文明的影响,过着一种最原始的生活。他们没有固定的村落可住,一些小屋群被当成他们的村子,但稍有警报,他们就弃之而去。如果有警报说一个白人正在到来,那全体居民就会吓得落荒而逃。即使在可以称作村庄的地方,小屋建造得也互相远隔,因为每个人都害怕邻居的奸诈以及他们对自己妻子的不轨图谋。比尔人是一个杰出的森林民族,他们知道如何以最短的路线翻山越岭,能行进在最恶劣的路径中,能攀上最陡峭的山岩而不打滑,也不以为苦。在古代梵语著作中,比尔人被称作Venaputra,意思是“森林之子”,或是Pal Indra,意为“穿越之王”,这些名称很好地表现了他们的特征。他们的家园位于深山,到达那里只有经过羊肠小道(pāl)。在过去,没有他们的许可,谁也无法通过这些崎岖小道。对于旅行者,他们总要强收买路钱。即使在如今,当地人在路途中也善于维护他们自认为是正当的那些事情。作为狩猎者,比尔人胆大心细。他们知道老虎、豹子和熊出没的所有地方,他们能巧妙地追踪它们,然后杀死它们。只配备短剑的一队比尔人能攻击豹子,把它砍成碎块。
在印度中部沿纳巴达(Narbada)峡谷的马尔瓦(Malwa)西部和温迪亚-萨特普拉(Vindhyan-Satpura)山脉一带居住的比尔人中,部落的习俗决定着继承权。家产中的一半归于最小的儿子,他必须支付父亲葬礼宴会的所有开销。该宴会通常在父亲去世后第十二天举行。他还要供养他的姐妹们。另一半财产在其他儿子们之间平分。但是,如果所有的儿子都住在一起,那就由大家共享这份财产,不过此种情况很少见。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看到,末子在继承财产方面的优先权明显取决于他能够独自留在父亲的家里,直到父亲去世之时。如果所有的儿子都同父亲住在一起,直到父亲去世,末子就不能享受他的特权了,他只能和哥哥们一样平分遗产。
此外,巴达加人(the Badagas)也以有限的形式流行着末子继嗣制。他们是农业民族,与务农的科达人(Kodas)以及纯粹游牧的托达人(the Todas)一起居住在印度南部的尼赫里(Neilgherry)山区。关于这一主题,里弗斯(Rivers)博士有如下报告:“布里克斯(Breeks)曾说,托达人的风俗是把房屋传给末子。看来这个说法是明显错误的,托达人中根本没有这种风俗。然而,这是巴达加人的一种风俗。我在他们中间听说,由于一个家庭中的大儿子们长大、结婚,就离开了父母的住处,自己另建了房子,这个事实是末子继承的原因。与父母住在一起是末子的责任,只要他们活一天,末子就要侍奉他们一天。他们去世后,他继续住在旧家之中,成为这个家的拥有者。”[42]
在马来人的地区,很少有关于末子继嗣制痕迹的报道。在马来半岛的林茂(Rembau)州,所有的祖先财产都要给予女性。如果家里有几个女儿,母亲的房子通常由最小的女儿继承,作为报偿,她要承担起供养老母亲的责任。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的巴塔克人(the Bataks)是一个住在定居村庄中的农业民族。在他们之中,当一个男人死去并留下几个儿子或兄弟时,习俗规定由他们划分财产,给予长子和末子较大的份额,其余人要少一些,一般的比例大概是二比一。在格鲁吉亚(Georgia)的外高加索省,一部未发表却书写成文的法典的条款有这样的规定,亲王或贵族去世时,其末子应该获得父亲的房屋以及附属的建筑物和花园。如果那里有一座教堂之塔,末子也要获得它,不过要将那塔进行估价,他要把塔所值的一部分钱支付给他的哥哥们。如果是一个农民去世了,他的房舍和牧场由他的长子来继承,他的粮仓则归末子所有。